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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代對《論語》“禮之用，和為貴”的解讀

——以朱熹的詮釋為中心

作者：樂愛國

來源：作者授權(quán) 儒家網(wǎng) 發(fā)布

??????????原載于 《東南學術(shù)》 2020年第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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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論語》講“禮之用，和為貴”，對于其中的“和”的解讀，在古代，經(jīng)歷了自皇侃、邢昺從禮樂關(guān)系的角度講“和，即樂也”，“和，謂樂也”，到朱熹從禮有體用的角度講“和者，從容不迫之意”，再到王夫之講“‘和’者，以和順于人心之謂”，劉寶楠以《中庸》“發(fā)而皆中節(jié)謂之和”解“禮之用，和為貴”的過程。在現(xiàn)代，有學者繼承清儒的解讀而言“事之中節(jié)者皆謂之和”，也有學者解讀為“調(diào)和”、“和諧”。然而，朱熹從體用關(guān)系的角度，講“禮中自有和”，強調(diào)禮的自然和緩，內(nèi)涵自信與淡定，包含了復雜的理論結(jié)構(gòu)，具有豐富的心性意蘊，更為突出人的主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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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guān)鍵詞：朱熹；《論語》；和為貴；從容不迫；劉寶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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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樂愛國，上饒師范學院朱子學研究所特聘教授，廈門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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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lián)系地址：福建廈門大學哲學系郵編36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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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項目：2019年國家社科基金后期重點項目：朱熹《論語》學闡釋：問題與新意（19FZXA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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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語·學而》載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碑斀裼行W者多把其中的“和”解讀為“調(diào)和”而視之為糟粕，[①]或解讀為“和諧”而視之為精華。[②]然而事實上，自《論語》講“禮之用，和為貴”，歷代儒家學者似乎很少將“禮之用，和為貴”中的“和”解讀為“調(diào)和”或“和諧”。漢唐儒者多從禮樂關(guān)系的角度，講“和，即樂也”，“和，謂樂也”；宋代朱熹則從禮有體用的角度講“和者，從容不迫之意”，強調(diào)禮的自然和緩；此后，王夫之講“‘和’者，以和順于人心之謂”，清代劉寶楠以《中庸》“喜怒哀樂之未發(fā)，謂之中；發(fā)而皆中節(jié)，謂之和”解讀“禮之用，和為貴”，從而繼承發(fā)展了儒學。以下擬以朱熹對《論語》“禮之用，和為貴”的詮釋為中心，粗略展現(xiàn)歷代儒家學者解讀“禮之用，和為貴”的歷史變化和發(fā)展脈絡(luò)，以體現(xiàn)其深刻的思想意蘊。這對于今天的詮釋不至于偏離太遠，以便能夠更好地吸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無疑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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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和，即樂也”，“和，謂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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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論語》載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jié)之，亦不可行也”的解讀，可以追溯到三國何晏《論語集解》注引東漢馬融所說：“人知禮貴和，而每事從和，不以禮為節(jié)，亦不可行也?！睂Υ?，南北朝皇侃《論語義疏》疏曰：“此以下明人君行化，必禮樂相須。用樂和民心，以禮檢民跡。跡檢心和，故風化乃美。故云‘禮之用，和為貴’。和，即樂也。變樂言和，見樂功也。樂既言和，則禮宜云敬，但樂用在內(nèi)為隱，故言其功也?！盵③]馬融把“禮之用，和為貴”解讀為“知禮貴和”，但對什么是“和”，并未做出說明。與之不同，皇侃從禮樂關(guān)系入手，以“禮樂相須”，即“用樂和民心，以禮檢民跡”，解讀“禮之用，和為貴”，進而提出“和，即樂也”，明確把“禮之用，和為貴”中的“和”解為禮樂中的“樂”。至于“知和而和，不以禮節(jié)之，亦不可行也”，皇侃說：“上明行禮須樂，此明行樂須禮也。人若知禮用和，而每事從和，不復用禮為節(jié)者，則于事亦不得行也。”[④]也就是說，“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講的是“行禮須樂”；“知和而和，不以禮節(jié)之，亦不可行也”，講的是“行樂須禮”?；寿┱峭ㄟ^“禮樂相須”解讀《論語》“禮之用，和為貴”，并將其中的“和”解讀為“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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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字，古字為“龢”；在現(xiàn)代漢語中，“龢”通作“和”字。但是在《說文解字》中，“和”與“龢”分屬兩部?！昂汀睆目?，《說文解字》說：“和，相應(yīng)也。從口，禾聲?！倍斡癫谩墩f文解字注》說：“古唱和字，不讀去聲?！盵⑤]也就是說，“和”，有“唱和”之意。“龢”從龠，《說文解字》說：“龠，樂之竹管，三孔，以和眾聲也?！?，調(diào)也。從龠，禾聲。讀與和同?！倍斡癫米ⅰ昂捅娐暋保f：“‘和眾聲’，謂奏樂時也，萬舞時只用龠以節(jié)舞，無他聲?！庇肿ⅰ褒槪{(diào)也”，說：“此與口部‘和’，音同義別。經(jīng)傳多假‘和’為‘龢’?！盵⑥]也就是說，“龢”與“和”，二字“音同義別”，“龢，調(diào)也”，“和”為“唱和”之“和”。段玉裁還注《說文解字》“調(diào)，龢也”，說：“龢，各本作和。今正。龠部曰：‘龢，調(diào)也?！c此互訓。和，本系唱和字，故許云‘相應(yīng)也’?！盵⑦]還說：“‘龢，調(diào)也’，故調(diào)下曰龢也，不當作唱和之和?！盵⑧]也就是說，“龢，調(diào)也”與“調(diào)，龢也”，二者可以互訓，而“調(diào)龢”之“龢”，不同于“唱和”之“和”。據(jù)此，有學者認為，“龢之本義必當為樂器，由樂聲之諧和始能引出調(diào)義”[⑨]?；寿┙狻墩撜Z》“禮之用，和為貴”，言“和，即樂也”，概是由于“龢”與樂有關(guā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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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記·樂記》曰：“故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jié)，節(jié)奏合以成文?！睎|漢鄭玄注曰：“‘審一’，審其人聲也?！任铩^雜金、革、土、匏之屬也?！猿晌摹?，五聲八音，克諧相應(yīng)和。”唐代孔穎達疏曰：“‘故樂者，審一以定和’者，‘一’謂人聲，言作樂者詳審人聲，以定調(diào)和之音。但人聲雖一，其感有殊，或有哀樂之感，或有喜怒之感，當須詳審其聲，以定調(diào)和之曲矣?！任镆燥椆?jié)’者，‘物’謂金、石、匏、土之屬，言須比八音之物，以飾音曲之節(jié)也?！?jié)奏合以成文’者，謂奏作其樂，或節(jié)止其樂，使音聲和合，成其五聲之文也?！盵⑩]應(yīng)當說，禮樂的“樂”與“和”有密切的關(guān)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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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出的是，《論語》講“禮”，多與“樂”聯(lián)系在一起?！墩撜Z·泰伯》曰：“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對此，包咸解為“禮者，所以立身也”，“樂所以成性”?；寿┱f：“人無禮則死，有禮則生，故學禮以自立身也?！瓕W禮若畢，次宜學樂也。所以然者，‘禮之用，和為貴’，行禮必須學樂，以和成己性也?！盵11]在皇侃看來，《論語》講“立于禮，成于樂”，就是由于“禮之用，和為貴”。這就把“禮之用，和為貴”中的“和”等同于“立于禮，成于樂”中的“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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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漢的鄭玄注《禮記·樂記》“樂者為同，禮者為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曰：“同，謂協(xié)好惡也；異，謂別貴賤也?！庇肿ⅰ皹穭賱t流，禮勝則離”曰：“流，謂合行不敬也；離，謂析居不和也?！睂Υ?，唐代的孔穎達疏曰：“‘樂者為同’者，此言樂論之事，謂上下同聽莫不和說也；‘禮者為異’者，謂尊卑各別、恭敬不等也?！畼穭賱t流，禮勝則離’者，此明雖有同異而又有相須也。勝，猶過也。若樂過和同而無禮，則流慢無復尊卑之敬；若禮過殊隔而無和樂，則親屬離析，無復骨肉之愛。唯須禮樂兼有所以為美。故《論語》云‘禮之用，和為貴’是也。”[12]顯然，孔穎達是用《禮記》“樂者為同，禮者為異”“樂勝則流，禮勝則離”以及“唯須禮樂兼有所以為美”的禮樂關(guān)系解讀《論語》“禮之用，和為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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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出的是，《禮記·儒行》有“禮之以和為貴”一句。對此，孔穎達疏曰：“‘禮之以和為貴’者，禮以體別為理，人用之，嘗患于貴賤有隔、尊卑不親。儒者用之，則貴賤有禮而無間隔，故云‘以和為貴’也?！盵13]這里對于《禮記》“禮之以和為貴”中的“和”的解讀，講“貴賤有禮而無間隔”，確有和諧之意，但是卻沒有與《論語》“禮之用，和為貴”相聯(lián)系，也就是說，孔穎達解《論語》“禮之用，和為貴”，依據(jù)的是《禮記》“唯須禮樂兼有所以為美”的禮樂關(guān)系，而不是《禮記》“禮之以和為貴”的和諧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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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代，除了孔穎達以禮樂關(guān)系解讀《論語》“禮之用，和為貴”，李翱曾說過：“‘禮之用，和為貴’，‘不以禮節(jié)之，亦不可行’，此言‘發(fā)而皆中節(jié)謂之和’也。”[14]這里把《論語》“禮之用，和為貴”中的“和”看作《中庸》“喜怒哀樂之未發(fā)，謂之中；發(fā)而皆中節(jié)，謂之和”中的“和”。這一觀點為后來清代劉寶楠《論語正義》所發(fā)揮，待后再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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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邢昺《論語注疏》接受皇侃從“禮樂相須”的角度，并結(jié)合《禮記》“樂勝則流，禮勝則離”，也將《論語》“禮之用，和為貴”中的“和”解讀為“樂”，說：“‘禮之用，和為貴’者，和，謂樂也，樂主和同，故謂樂為和。夫禮勝則離，謂所居不和也，故禮貴用和，使不至于離也。……先王治民之道，以此禮貴和美，‘禮節(jié)民心，樂和民聲’。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是先王之美道也?！盵15]顯然，這里講“和，謂樂也”，又講“謂樂為和”，與皇侃講“和，即樂也”是一致的。邢昺還認為，“每事小大皆用禮，而不以樂和之，則其政有所不行也”，反之，“人知禮貴和，而每事從和，不以禮為節(jié)，亦不可行也”。[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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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在中國古代對于《論語》解讀上，皇侃《論語義疏》、邢昺《論語注疏》都從禮樂關(guān)系的角度將“禮之用，和為貴”中的“和”解讀為“樂”，皇侃講“和，即樂也”，邢昺講“和，謂樂也”，并且認同包咸所謂“禮者，所以立身也”，“樂所以成性”，這就是“禮之用，和為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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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和者，從容不迫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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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程頤解《論語》“禮之用，和為貴”，仍然依據(jù)《禮記》“樂勝則流，禮勝則離”所言，說：“禮勝則離，故‘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樂勝則流，故‘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jié)之，亦不可行’。禮以和為貴，故先王之道以此為美，而小大由之。然卻有所不行者，以‘知和而和，不以禮節(jié)之’，故亦不可行也。”[17]可見，與邢昺一樣，程頤也是從禮樂關(guān)系的角度，結(jié)合《禮記》“樂勝則流，禮勝則離”，解讀《論語》“禮之用，和為貴”，強調(diào)“禮以和為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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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程頤同時的范祖禹，在解讀《論語》“禮之用，和為貴”時，既從《禮記》“樂勝則流，禮勝則離”所言禮樂關(guān)系入手，而且還與禮的體用關(guān)系相結(jié)合，說：“凡禮之體，主于敬；及其用，則以和為貴?！凑撸Y之所以立也；和者，樂之所由生也。有敬而無和，則禮勝；有和而無禮，則樂勝。樂勝則流，禮勝則離矣。知和之為美，而不以禮節(jié)之，則至于流，此其所以不可行也。故君子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動而有節(jié)則禮也，行而有和則樂也。有子可謂達禮樂之本矣?！盵18]認為禮之體主于敬，而禮之用則以和為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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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對于《論語》“禮之用，和為貴”的解讀，既贊同程頤從禮樂關(guān)系的角度所做出的解讀，也贊同范祖禹講禮的體用關(guān)系并結(jié)合禮樂關(guān)系所做出的解讀，尤其對禮的體用關(guān)系做了較多的發(fā)揮。朱熹《論語集注》注“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曰：“禮者，天理之節(jié)文，人事之儀則也。和者，從容不迫之意。蓋禮之為體雖嚴，然皆出于自然之理，故其為用，必從容而不迫，乃為可貴。先王之道，此其所以為美，而小事大事無不由之也?！庇肿ⅰ坝兴恍?，知和而和，不以禮節(jié)之，亦不可行也”曰：“如此而復有所不行者，以其徒知和之為貴而一于和，不復以禮節(jié)之，則亦非復理之本然矣，所以流蕩忘反，而亦不可行也?！辈⑶疫€說：“愚謂嚴而泰，和而節(jié)，此理之自然，禮之全體也。毫厘有差，則失其中正，而各倚于一偏，其不可行均矣?！盵19]顯然，朱熹較多地從禮的體用關(guān)系解讀《論語》“禮之用，和為貴”，也就是說，“禮之用，和為貴”之“用”是體用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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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講體用，講本體與發(fā)用的關(guān)系，“見在底便是體，后來生底便是用。此身是體，動作處便是用。天是體，‘萬物資始’處便是用。地是體，‘萬物資生’處便是用?！薄绑w是這個道理，用是他用處。如耳聽目視，自然如此，是理也；開眼看物，著耳聽聲，便是用?！盵20]朱熹既講“道兼體用”，又講“心兼體用”，同時也講禮有體用。這就是所謂“禮之為體雖嚴，然皆出于自然之理，故其為用，必從容而不迫，乃為可貴”，也就是說，禮之體在于嚴，而禮之用則以和為貴。朱熹特別強調(diào)禮有體有用，禮之體用二者不可分離。這就是所謂“嚴而泰，和而節(jié)，此理之自然，禮之全體也。毫厘有差，則失其中正，而各倚于一偏，其不可行均矣”。也就是說，禮之體在于嚴與禮之用以和為貴，二者是不可分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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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特別強調(diào)“禮之用，和為貴”的“和”，是“禮中之和”，所謂“‘禮之用和’是禮中之和”，[21]并且講“禮中自有和”，說：“禮中自有和。須是知得當如此，則行之自然和，到和處方為美。”“禮如此之嚴，分明是分毫不可犯，卻何處有個和？須知道吾心安處便是和，如‘入公門，鞠躬如也’，須是如此，吾心方安。不如此，便不安，才不安，便是不和也。以此見得禮中本來有個和，不是外面物事也。”[22]也就是說，禮之體在于嚴，而禮之用在于“和”，在于讓人感到心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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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講“禮中自有和”，但又認為不可說“禮之中便有一個和”，他說：“禮雖主于嚴，其用則和。……也須看得各自為一物，又非判然二物。”[23]也就是說，雖然“禮中自有和”，但又不可將“和”與“禮”分為二物。為此，朱熹反對“和與禮成二物”，說：“須是見得禮便是和，乃可。如‘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可謂至嚴矣！然而自肯甘心為之，而無厭倦之意者，乃所以為和也。至嚴之中，便是至和處，不可分做兩截去看?！盵24]朱熹還說：“一向去求和，便是離了禮?！盵25]“和者，不是別討個和來，只就嚴敬之中順理而安泰者便是也?！盵26]也就是說，禮之體在于嚴敬，但嚴敬必須是“順理而安泰”，這就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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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是，《論語》“禮之用，和為貴”中的“和”指的是什么？朱熹反對以晏嬰所謂“和如羹”來解讀《論語》“禮之用，和為貴”中的“和”。朱熹內(nèi)弟程允夫說：“‘禮之用，和為貴’，禮之用，以和為貴也。和如和羹，可否相濟。先王制禮，所以節(jié)人情，抑其太過而濟其不及也。若知和而和，則有偏勝，如以水濟水，誰能食之？”對此，朱熹回應(yīng)說：“以和對同，則和字中已有禮字意思；以和對禮，則二者又不可不分，恐不必引和羹相濟之說?！盵27]也就是說，晏嬰所謂“和如羹”，強調(diào)“和”而反對“同”，而“禮之用，和為貴”講的就是“和字中已有禮字意思”；而且“禮之用，和為貴”又講“和”與“禮”二者不可不分，所以不必用“和如羹”來解讀“禮之用，和為貴”中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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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朱熹也反對儒者先前將“和”解說為“樂”。據(jù)《朱子語類》載，問：“諸先生以和為樂，未知是否？”曰：“和似未可便說樂，然亦有樂底意思?！盵28]朱熹門人滕璘有書信說：“璘近讀《論語》‘禮之用，和為貴’，觀諸家解多以和為樂。璘思之，和固是樂，然便以和為樂，恐未穩(wěn)當，須于禮中自求所謂和乃可。”對此，朱熹說：“和固不可便指為樂，然乃樂之所由生。……如《曲禮》之目皆禮也，然皆理義所宜、人情所安，行之而上下親疏各得其所，豈非和乎？”[29]認為“禮之用，和為貴”中的“和”是“樂之所由生”，但不等于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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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從禮的體用關(guān)系解《論語》“禮之用，和為貴”中的“和”，尤其從心性層面講“和”，將“和”與“敬”統(tǒng)一于心。他與門人討論謝上蔡所謂“禮樂之道，異用而同體”時，說：“禮主于敬，樂主于和，此異用也；皆本之于一心，是同體也。然敬與和，亦只一事?！盵30]據(jù)《朱子語類》載，問：“禮樂同體，是敬與和同出于一理否?”曰：“敬與和同出于一心?！痹唬骸爸^一理，如何？”曰：“理亦說得。然言心，卻親切。敬與和，皆是心做?！痹唬骸昂褪窃谑路?？”曰：“和亦不是在事，在心而見于事?！薄白孕亩裕瑒t心為體，敬和為用；以敬對和而言，則敬為體，和為用?！盵31]也就是說，朱熹講“和”，不只是就事而言，而是由心之本體而發(fā)用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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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禮之用，和為貴”中的“和”，朱熹有過多種表述。如前所述，朱熹說過“吾心安處便是和”，又認為“順理而安泰”就是“和”。他的《論語集注》曾注云：“和者，心以為安，而行之不迫?！盵32]后又修改為：“和者，從容不迫之意”。也就是說，禮之體在于嚴，但嚴必須是心安理得，這就是“和”，而心安理得就應(yīng)當“行之不迫”，就是“從容不迫”。朱熹后來又解釋說：“只是說行得自然如此，無那牽強底意思，便是從容不迫。那禮中自然個從容不迫，不是有禮后，更添個從容不迫。若離了禮說從容不迫，便是自恣?！盵33]朱熹認為，《論語集注》所言“和者，從容不迫之意”，實際上就是指“禮中自然個從容不迫”。朱熹還說：“禮主于敬，而其用以和為貴。然如何得他敬而和？著意做不得。才著意嚴敬，即拘迫而不安；要放寬些，又流蕩而無節(jié)。須是真?zhèn)€識得禮之自然處，則事事物物上都有自然之節(jié)文，雖欲不如此，不可得也。故雖嚴而未嘗不和，雖和而未嘗不嚴也?！盵34]所謂“從容不迫”就是指“禮之自然”，就是指自然和緩，而不能讓人感到“拘迫而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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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從《朱子語類》看，朱熹解《論語》“禮之用，和為貴”中的“和”，多就自然和緩而言。據(jù)《朱子語類》載，先生問學者：“今人行禮，多只是嚴，如何得他和？”答者皆不契。曰：“只是要知得禮合如此，所以行之則和緩而不迫。蓋圣人制禮，無一節(jié)是強人，皆是合如此。且如孔子與上大夫言時，自然誾誾；與下大夫言時，自然侃侃。在學者須知道與上大夫言合用誾誾，與下大夫言合用侃侃，便自然和。……禮之出于自然，無一節(jié)強人?！盵35]伯游問“禮之用，和為貴”，云：“禮之體雖截然而嚴，然自然有個撙節(jié)恭敬底道理，故其用從容和緩，所以為貴。茍徒知和而專一用和，必至于流蕩而失禮之本體。今人行事，莫是用先王禮之體，而后雍容和緩以行之否？”曰：“說固是恁地?！盵36]顯然，在朱熹那里，“禮之用，和為貴”之“和”，意在自然和緩、從容和緩。朱熹還說：“‘禮之用，和為貴’。見君父自然用嚴敬，皆是人情愿，非由抑勒矯拂，是人心固有之同然者，不待安排，便是和。才出勉強，便不是和。圣人品節(jié)裁限，使事事合于中正，這個當在這里，那個當在那里，更不得過。才過，便不是禮。若和而知限節(jié)，便是禮?！薄啊Y之用，和為貴’。和是自家合有底，發(fā)見出來，無非自然。”“禮是嚴敬之意。但不做作而順于自然，便是和?！盵37]在朱熹看來，“禮之用，和為貴”中的“和”，就是指禮出自于自然，“不待安排”，“不做作而順于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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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朱熹并不贊同以《中庸》“喜怒哀樂之未發(fā)謂之中，發(fā)而皆中節(jié)謂之和”解“禮之用，和為貴”之“和”，因為在他看來，“禮尚或有不中節(jié)處”。據(jù)《朱子語類》載，問：“周子不言‘禮智’，而言‘中正’，如何？”曰：“禮智說得猶寬，中正則切而實矣。且謂之禮，尚或有不中節(jié)處。若謂之中，則無過不及，無非禮之禮，乃節(jié)文恰好處也。謂之智，尚或有有正不正，若謂之正，則是非端的分明，乃智之實也?！盵38]換言之，“發(fā)而皆中節(jié)謂之和”的“和”，講的是“中節(jié)”，而為“天下之達道”，“和便事事都要和，這里也恰好，這處也中節(jié)，那處也中節(jié)。若一處不和，便不是和矣”[39]，而“禮之用，和為貴”的“和”，講的是禮之用，尚有中節(jié)或不中節(jié)處，所以，二者不可混為一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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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朱熹對于《論語》“禮之用，和為貴”的詮釋，一方面，不同于先前只是從禮樂關(guān)系入手將“和”解說為“樂”，而是較多地從禮的體用關(guān)系的角度把“禮之用，和為貴”之“用”看作是體用之用，講“禮中自有和”；另一方面，又講“和”與“禮”的不可分離，而強調(diào)“和”就“禮之出于自然”而言，并進而從心性層面講“和”，提出“和者，從容不迫之意”，認為禮之用在于心之和，在于自然和緩；同時，又強調(diào)“禮尚或有不中節(jié)處”，不贊同以“發(fā)而皆中節(jié)謂之和”解“禮之用，和為貴”之“和”。顯然，朱熹把《論語》“禮之用，和為貴”之“和”解讀為“從容不迫”，其中包含了復雜的理論結(jié)構(gòu)，具有豐富的心性意蘊。重要的是，朱熹的解讀對后世產(chǎn)生很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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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和順于人心”與“發(fā)而皆中節(jié)謂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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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朱熹一樣，王夫之也講禮有體用。他說：“夫三綱五常者，禮之體也；忠、質(zhì)、文者，禮之用也。所損益者固在用，而用即體之用，要不可分。”[40]但是，他并不認為《論語》“禮之用，和為貴”中的“用”是體用之用。他說：“有子說‘禮之用，和為貴’，言‘為貴’，則非以其體言，而亦不即以用言也?！谩划敗小终f，故可云‘貴’。若‘和’竟是用，則不須揀出說‘貴’矣?！谩?，用之于天下也。故曰‘先王之道’，曰‘小大繇之’，全在以禮施之于人而人用之上立論。此‘用’字不與‘體’字對?！F’者，即所謂道之美而大小之所共繇也?！汀?，以和順于人心之謂也。用之中有和，而和非用禮者也?！盵41]在王夫之看來，“禮之用，和為貴”中的“用”，只能解讀為“行”，而“和”解讀為“以和順于人心”。[42]因此，他認為，《論語》“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應(yīng)當解讀為：“禮之行于天下而使人繇之以應(yīng)夫事者，唯和順于夫人之心而無所矯強之為貴；唯其然，斯先王之以禮為小大共繇之道者，以純粹而無滯也?！盵43]顯然，王夫之對于“禮之用，和為貴”的解讀，并不像朱熹那樣從禮之體用的角度講“禮中自有和”，而是講禮之行于天下以“和”為貴。至于王夫之講“‘和’者，以和順于人心之謂也”，“唯和順于夫人之心而無所矯強之為貴”，這里的“和”并不是指不同事物的調(diào)和、和諧，而是具有和緩、平和之意，是要和緩、平和人心，與朱熹講“和者，從容不迫之意”大同小異，如上所述，朱熹也曾講“吾心安處便是和”，“和者，心以為安，而行之不迫”，又多以“禮之出于自然”言“和”，意在自然和緩、從容和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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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出的，唐代李翱把《論語》“禮之用，和為貴”中的“和”看作《中庸》“喜怒哀樂之未發(fā)，謂之中；發(fā)而皆中節(jié)，謂之和”中的“和”，后來朱熹不贊同這樣的解讀，對此，王夫之說：“所云‘和’者，有以德言，則《中庸》發(fā)皆中節(jié)之和是也。此則為禮之本，而非禮之用。繇其有和，可使喜、怒、哀、樂之中節(jié)，則禮于是起焉。和，性情之德也。禮，天下之達道也。唯和乃中節(jié)而禮以達，斯和體而禮用，不得云‘禮之用，和為貴’矣。”[44]也就是說，《中庸》“發(fā)而皆中節(jié)謂之和”的“和”，屬于禮之體用問題，“禮于是起焉”，而“禮之用，和為貴”之“和”，屬于禮之行于天下問題，二者不可相互牽連。這與朱熹講“禮尚或有不中節(jié)處”，而不以“發(fā)而皆中節(jié)謂之和”解“禮之用，和為貴”之“和”，有某些關(guān)聯(lián)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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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劉寶楠《論語正義》把《中庸》“發(fā)而皆中節(jié)謂之和”的“和”與《論語》“禮之用，和為貴”聯(lián)系起來，而不同于朱熹、王夫之的解讀。劉寶楠注《論語》“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說：“夫子言《中庸》之旨，多箸《易傳》，所謂‘中行’，行即庸也。所謂‘時’，即時中也。時中則能和，和乃為人所可常行。故有子言：‘禮之用，和為貴。’而子思作《中庸》，益發(fā)明其說曰：‘喜怒哀樂之未發(fā)謂之中，發(fā)而皆中節(jié)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45]明確認為《中庸》“發(fā)而皆中節(jié)謂之和”是對《論語》“禮之用，和為貴”的發(fā)明。又在注“禮之用，和為貴”而案：“有子此章之旨，所以發(fā)明夫子中庸之義也?！盵46]顯然，對于《論語》“禮之用，和為貴”，劉寶楠以《中庸》“發(fā)而皆中節(jié)謂之和”進行解讀，既不同于朱熹講“禮尚或有不中節(jié)處”，把“發(fā)而皆中節(jié)謂之和”與“禮之用，和為貴”區(qū)別開來，也不同于王夫之把“禮之用，和為貴”的“用”只當“行”字說，不是體用之用，而與“發(fā)而皆中節(jié)謂之和”相區(qū)別，實際上是直承唐代李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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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望《戴氏注論語》，解“禮之用，和為貴”，曰：“和，調(diào)也，合也。天地合和其氣，故生陰陽，陶化萬物。禮本于天，亦宐上下合和，以陶化萬民?！洞呵镎f》曰：‘王者行禮，得天中和。’”[47]后來俞樾《群經(jīng)平議》說：“‘禮之用，和為貴’，與《禮記·儒行篇》曰‘禮之以和為貴’文義正同。”[48]如上所述，《禮記》“禮之以和為貴”中的“和”，經(jīng)孔穎達的解讀，確有和諧之意，但并沒有與《論語》“禮之用，和為貴”聯(lián)系起來?？梢姡魍?、俞樾解《論語》“禮之用，和為貴”，已經(jīng)開始把其中的“和”解讀為“調(diào)和”、“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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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為《論語注》對“禮之用，和為貴”的解讀，包含朱熹所言，但與朱熹的解讀并不相同，說：“禮者，天理之節(jié)文，人事之儀則也。用，施行也。和，調(diào)也。蓋禮之為體雖嚴，然皆出于人情之自然，故其為用，必剛?cè)嵯嗾{(diào)而不乖，乃免禮勝則離而可貴。”又說：“嚴而泰，和而節(jié)，此理之自然，禮之全體也。毫厘有差，則失其中正，而各倚于一偏，其不可行均矣。禮勝則離，必和之以樂；樂勝則流，必節(jié)之以禮。蓋禮以嚴為體，而以和為用；樂以和為體，而以嚴為用。二者皆不可偏，庶幾欣喜歡愛，中正無邪也?！盵49]這里依朱熹所言“嚴而泰，和而節(jié)，此理之自然，禮之全體也”而講“禮以嚴為體，而以和為用”，但是，康有為把“用”解讀為“施行”，把“和”解讀為“調(diào)”，“相調(diào)而不乖”，而不同于朱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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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朝亮《論語集注補正述疏》則堅持朱熹的觀點，認為“禮之用，和為貴”中的“用”是體用之用，并以從容不迫釋“和”之義，說：“夫從容不迫者，即其無所乖戾而和順于人心也。……《儒行》云：‘禮之以和為貴，忠信之美，優(yōu)游之法?！w‘優(yōu)游’猶‘從容’也。《鄭注》謂‘法和柔者也’，忠以發(fā)信。《易·序卦》所謂‘節(jié)而信之’也?！对姟ざ既耸啃颉吩啤路毁E，從容有?！苑卸Y也。《禮·緇衣》與《詩序》同。《楚辭》云：‘依前圣而節(jié)中兮，喟憑心而歷茲；濟沅湘以南征兮，就重華而敶詞?！衷疲骸厝室u義兮，謹厚以為豐；重華不可遌兮，孰知余之從容?！w屈子言從容于仁義，而節(jié)中之，即由禮也，故曰：‘保厥美以驕傲兮，曰康娛以淫游；雖信美而無禮兮，來違棄而改求?！郧蠖Y之美也?！夺屧b》云：‘斯，此也。’今謂禮貴此和焉。夫物之有禮者，若羊之跪乳也，鳥之反哺也，雎鳩之有別也，鴻雁之序列也，皆其性也，非迫之也，則先王制禮可知也?！盵50]應(yīng)當說，朱熹對于《論語》“禮之用，和為貴”的解讀直至清末仍具有重要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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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余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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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古代儒家對于《論語》“禮之用，和為貴”的詮釋，主要經(jīng)歷了從皇侃、邢昺講“和，即樂也”，“和，謂樂也”，到朱熹講“和者，從容不迫之意”，再到王夫之講“‘和’者，以和順于人心之謂”，劉寶楠以《中庸》“發(fā)而皆中節(jié)謂之和”解“禮之用，和為貴”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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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xiàn)代學者楊樹達于1942年所寫《論語疏證》，于1955年出版，其中對“禮之用，和為貴”的解讀，在劉寶楠《論語正義》把《中庸》“發(fā)而皆中節(jié)謂之和”與《論語》“禮之用，和為貴”聯(lián)系起來的基礎(chǔ)上又有所進步。他說：“事之中節(jié)者皆謂之和，不獨喜怒哀樂之發(fā)一事也?！墩f文》云：‘龢，調(diào)也?！B，調(diào)味也?！瘶氛{(diào)謂之龢，味調(diào)謂之盉，事之調(diào)適者謂之和，其義一也。和，今言適合，言恰當，言恰到好處。禮之為用固在乎適合，然若專求適合，而不以禮為之節(jié)，則終日舍己徇人，而亦不可行矣。朱子訓和為從容不迫，既與古訓相違，以之釋知和而和，尤不可通，恐未是也。”[51]在楊樹達看來，“事之中節(jié)者皆謂之和”；和，即適合、恰當，或恰到好處，因此，“禮之用，和為貴”，即“禮之為用固在乎適合”。楊伯峻《論語譯注》把“禮之用，和為貴”解說為：“禮的作用，以遇事都做得恰當為可貴。過去圣明君王的治理國家，可寶貴的地方就在這里；他們小事大事都做得恰當。但是，如有行不通的地方，便為恰當而求恰當，不用一定的規(guī)矩制度來加以節(jié)制，也是不可行的?！盵52]近年來，李澤厚《論語今讀》也解說為：“有子說：‘禮的作用，以恰到好處為珍貴。前代圣王的規(guī)矩，這樣算美；不管大小事情都如此。也有行不通的時候，即如果為恰當而恰當，不用禮來規(guī)范衡量，那也是行不通的?！盵53]于是，楊樹達把《論語》“禮之用，和為貴”解讀為“禮之為用固在乎適合”，成為一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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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不同，于1957年出版的侯外廬《中國思想通史》（第一卷）在論述“儒家是比較現(xiàn)實的”時，既講“孔子主要是對于周代先王企圖進行理論的維新，這就是他刪《詩》、《書》、定禮、樂的宗教改革”，又說：“儒者稱周道、先王的另一意義，是在于調(diào)和階級矛盾，所謂‘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論語·學而》）。因為‘禮’之本是別貴賤的，但其用則是‘和而不同’的，即是在不同的階級地位上而調(diào)和矛盾的?！盵54]這里把“禮之用，和為貴”之“和”等同于《論語·子路》孔子所言“君子和而不同”之“和”，并解讀為“調(diào)和”。當今不少學者實際上接受這一解讀。無論是那些熱衷于把傳統(tǒng)文化與現(xiàn)代文化建設(shè)結(jié)合起來的學者，把“禮之用，和為貴”中的“和”說成是“和諧”，與建設(shè)和諧社會的愿望聯(lián)系在一起，因而視之為精華，還是那些對傳統(tǒng)文化持批評態(tài)度的學者，從歷史的角度認為“‘禮之用，和為貴’是維護綱常禮教的理論命題”，朱熹為之所做的詮釋和維護所反映的是“專制主義和諧觀”，[55]因而視之為糟粕，實際上都接受了侯外廬《中國思想通史》對“禮之用，和為貴”的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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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語》講“禮之用，和為貴”，又講“君子和而不同”，但歷代學者大都不將“禮之用，和為貴”之“和”解讀為“君子和而不同”之“和”，解讀為“調(diào)和”、“和諧”。直到清代戴望講“和，調(diào)也，合也”，俞樾將“禮之用，和為貴”之“和”等同于《禮記》“禮之以和為貴”之“和”，而解讀為“調(diào)和”、“和諧”，但仍然沒有與“君子和而不同”聯(lián)系起來。侯外廬《中國思想通史》為批判儒學而依據(jù)孔子所言“君子和而不同”，把《論語》“禮之用，和為貴”中的“和”解讀為“調(diào)和”，為當今不少學者所接受，實際上尚須做更多的學術(shù)論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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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唐代李翱把《論語》“禮之用，和為貴”中的“和”解讀為《中庸》“喜怒哀樂之未發(fā)，謂之中；發(fā)而皆中節(jié)，謂之和”中的“和”以來，經(jīng)清代劉寶楠《論語正義》的發(fā)揮，直至現(xiàn)代，楊樹達進一步提出“事之中節(jié)者皆謂之和”，把“禮之用，和為貴”之“和”解讀為適合、恰當，或恰到好處，并且為不少學者所接受，顯然乃是有所根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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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中庸》“喜怒哀樂之未發(fā)，謂之中；發(fā)而皆中節(jié)，謂之和”中的“和”，講的是“天下之達道”，所謂“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而在李翱、劉寶楠那里，《論語》“禮之用，和為貴”中的“和”，講的是禮之用，如以上朱熹所言，“禮尚或有不中節(jié)處”；如果將“禮之用，和為貴”解讀為禮的施用必須以和之道為貴，固然可通，但是《論語》又講“知和而和，不以禮節(jié)之，亦不可行”，這里的“和”與禮是并列的，而且應(yīng)當以禮節(jié)之，不可能是“天下之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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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樹達、楊伯峻、李澤厚將“禮之用，和為貴”中的“和”解為適合、恰當，或恰到好處，但是，楊樹達講“然若專求適合，而不以禮為之節(jié)，則終日舍己徇人，而亦不可行矣”，楊伯峻講“為恰當而求恰當，不用一定的規(guī)矩制度來加以節(jié)制，也是不可行的”，李澤厚講“如果為恰當而恰當，不用禮來規(guī)范衡量，那也是行不通的”，實際上是將禮與適合、恰當分離開來。這也是難以說通的。如前所述，朱熹對“和與禮成二物”有過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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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較而言，朱熹對《論語》“禮之用，和為貴”的解讀，繼漢唐儒家學者講“和，即樂也”，“和，謂樂也”而來，并由此做進一步分析，講“禮中自有和”，從心性層面講“和”，講“和者，從容不迫之意”，為后世所繼承，雖然在措辭上仍有可商榷之處，但是，講“禮者，天理之節(jié)文，人事之儀則也。和者，從容不迫之意”，既講禮之外在性，又講禮之內(nèi)在性，強調(diào)禮所內(nèi)在的自然和緩，可以使我們更多地看到從“于穆不已”[56]的天道中，從人之“虛靈不昧”[57]的心性中自然流出的禮，及其所內(nèi)涵的自信、淡定和從容不迫，而這恰恰正是儒學之特點，也是今天重構(gòu)人的主體性最為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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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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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侯外廬《中國思想通史》把“禮之用，和為貴”解讀為：“‘禮’之本是別貴賤的，但其用則是‘和而不同’的，即是在不同的階級地位上而調(diào)和矛盾的?！盵侯外廬：《中國思想通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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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楊逢彬《論語新注新譯》解“禮之用，和為貴”說：“禮的作用，以和諧為可貴。”[楊逢彬：《論語新注新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1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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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梁）皇侃：《論語義疏》，中華書局2013年版，第1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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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梁）皇侃：《論語義疏》，第1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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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中華書局2013年版，第5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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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第85-8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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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第9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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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第79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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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釋龢言》，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4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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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漢）鄭玄、（唐）孔穎達：《禮記正義》，（清）阮元?？獭妒?jīng)注疏》（3），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3348-334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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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梁）皇侃：《論語義疏》，第19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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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漢）鄭玄、（唐）孔穎達：《禮記正義》，（清）阮元校刻《十三經(jīng)注疏》（3），第331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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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漢）鄭玄、（唐）孔穎達：《禮記正義》，（清）阮元?？獭妒?jīng)注疏》（3），第362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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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唐）韓愈、李翱：《論語筆解》，中華書局1991年版，第1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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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魏）何晏、（宋）邢昺：《論語注疏》，（清）阮元校刻《十三經(jīng)注疏》（5），第533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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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魏）何晏、（宋）邢昺：《論語注疏》，（清）阮元?？獭妒?jīng)注疏》（5），第533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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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宋）程顥、程頤：《河南程氏遺書》卷19，《二程集》，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25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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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宋）朱熹：《論孟精義》，朱杰人等編《朱子全書》（7），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5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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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中華書局2012年版，第51-5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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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宋）黎靖德：《朱子語類》（1）卷6，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10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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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宋）黎靖德：《朱子語類》（2）卷22，第51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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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宋）黎靖德：《朱子語類》（2）卷22，第51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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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宋）黎靖德：《朱子語類》（2）卷22，第51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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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宋）黎靖德：《朱子語類》（2）卷22，第5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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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宋）黎靖德：《朱子語類》（2）卷22，第51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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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宋）黎靖德：《朱子語類》（2）卷22，第51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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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41《答程允夫》（4），朱杰人等編《朱子全書》，第22冊，第186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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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宋）黎靖德：《朱子語類》卷22，第2冊，第52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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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49《答滕德粹》（9），朱杰人等編《朱子全書》，第22冊，第227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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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宋）黎靖德：《朱子語類》（2）卷22，第51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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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宋）黎靖德：《朱子語類》（2）卷22，第51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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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宋）黎靖德：《朱子語類》（2）卷22，第51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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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宋）黎靖德：《朱子語類》（2）卷22，第51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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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宋）黎靖德：《朱子語類》（2）卷22，第51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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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宋）黎靖德：《朱子語類》（2）卷22，第51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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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宋）黎靖德：《朱子語類》（2）卷22，第5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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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宋）黎靖德：《朱子語類》（2）卷22，第51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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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宋）黎靖德：《朱子語類》（6）卷94，第238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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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宋）黎靖德：《朱子語類》（2）卷22，第51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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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明）王夫之：《讀四書大全說》，《船山全書》（6），岳麓書社1991年版，第61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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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明）王夫之：《讀四書大全說》，《船山全書》（6），第59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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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日本江戶時代的荻生徂徠《論語徵》注“禮之用和為貴”之“和”，曰：“蓋和者，和順也，謂和順于事情也?！盵（日）荻生徂徠：《論語徵》，（日）松平賴寬《論語徵集覽》，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8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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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明）王夫之：《讀四書大全說》，《船山全書》（6），第59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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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明）王夫之：《讀四書大全說》，《船山全書》（6），第59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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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清）劉寶楠：《論語正義》，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24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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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清）劉寶楠：《論語正義》，第29-3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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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清）戴望：《戴氏注論語》卷1，《續(xù)修四庫全書》（157），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6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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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清）俞樾：《群經(jīng)平議》卷30，《續(xù)修四庫全書》（178），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48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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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清）康有為：《論語注》，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1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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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清）簡朝亮：《論語集注補正述疏》，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7年版，第4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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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楊樹達：《論語疏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2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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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楊伯峻：《論語譯注》，中華書局2015年版，第1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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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李澤厚：《論語今讀》，中華書局2015年版，第1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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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侯外廬：《中國思想通史》第1卷，第50-5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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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張分田：《“禮之用，和為貴”是維護綱常禮教的理論命題——以朱熹的專制主義和諧觀為典型例證》，《天津師范大學學報》，2017年第1期，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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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中庸》說：“《詩》云：‘維天之命，于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诤醪伙@！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敝祆浣庠唬骸坝冢瑖@辭。穆，深遠也。不顯，猶言豈不顯也。純，純一不雜也。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于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后?！盵（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第35-3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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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朱熹《大學章句》解“明明德”曰：“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眾理而應(yīng)萬事者也?！盵（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第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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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近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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