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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前二千紀是古代文明從歷史舞臺上消失，由古典文明取而代之的過渡時期。在中東地區(qū)，希伯來人攻取耶利哥城是這一時期的典型事件。斯時，摩西已逝，族群首領是約書亞。約書亞治軍治族嚴明，一舉攻下耶利哥城。這是希伯來人在迦南攻取的首座城池。這一事件在歷史上有著重大意義，而耶利哥人的最終結局也成了地中海文明發(fā)展過程中弱勢種族與文化的參照。按圣經約書亞記記載，城中所有人，無論男女老幼，全部被殺。只有妓女喇合一家獲生，因為在戰(zhàn)爭之前喇合容留希伯來人的兩個密探并保護他們安全出城。希伯來人的強大力量本已為耶利哥人所恐懼，間諜刺探情報并返回更令耶利哥人徹底無望。約書亞攻打耶利哥城的事件發(fā)生于何時，有不同說法，基督教認為是在公元前十五世紀，西方史學界的主流觀點則晚到公元前十二三世紀。如果從更宏大的歷史背景看，我們不必深究確切時間，事件發(fā)生的時代恰恰是地中海和中東地區(qū)以古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文明以及米諾斯文明為主的古代文明，向以古希臘為代表的古典文明過度的時期。

    在同一片大陸的東端－－中國，古代文明向古典文明的過渡發(fā)生得稍晚，在公元前十一世紀。這一巨變借武王伐紂而迅速完成。雖然同樣是一個民族取代另一個民族成為地域的宗主，但這一轉型與地中海的進路卻完全不同。不但時間短，沒有長期的殺伐征戰(zhàn)，而且原來的文明區(qū)域幾乎沒有遭到破壞，新的文明完全建立在舊文明的基礎上，而且文明的內容繼承了原有的優(yōu)勢，又綜合了新統(tǒng)治民族的優(yōu)良傳統(tǒng)。中國起步雖晚，其后的發(fā)展卻是驚人的，中國的古典文明與印度和地中海的古典文明幾乎同步，文化層次上毫無遜色，甚至可以說略微超前且更加出色。由此衍生的中國兩千年帝制則是世界公認的文明龍頭。而這一切都與武王伐紂所遵循的政治價值體系有密切關系。

    也許作為擁有華夏祖先的中國人不應該譏笑地中海文明歷史中的殘暴，因為社會環(huán)境使然。也許耶利哥對中東文明的意義與商朝對中華文明的意義沒有可比性，但事件背后為兩個文明所堅持的價值理念和這樣的典故在后世的影響，卻極具比較價值。周武王克商，其目的在于獲取天下共同承認的天命。戰(zhàn)爭勝利后，周人不但保留了中原原有文化和居民，而且在商朝原地封武庚以繼商祀，并向箕子請教治國之道。管蔡之亂后，周公鎮(zhèn)亂再封宋微子。這對后代有巨大的標榜作用。耶利哥人則不同，非但當時的命運悲慘，而且也沒有被后世給予一個應有的歷史位置，卻如木偶般地被視作歷史發(fā)展的道具。這造成基督教在傳播其教義的時候對原生文明的漠視，而不是將其作為一個對等的文化看待。美洲澳洲文明的湮滅，是人類永久的傷痛，西方學者可曾反思？而基督教神學家可曾愧疚？地中海文明對耶利哥的苦難與文化損失的漠視與遺忘，是導致日后許多弱勢文明被摧殘甚至毀滅的重要原因。前事不忘，后事之師。圣經中的這種民族自私，對日后基督教擴張中所造成的人類文明的損失，要負多大的責任，基督教世界應該深刻反省。

    勝利者在撰寫歷史的過程中，為了鞏固自己的政權與統(tǒng)治的合法性，往往會程度不同地使用春秋筆法。這樣的做法雖然模糊了歷史，往往卻準確而且詳備地凸顯了統(tǒng)治種族所崇尚的宗教價值取向。據此，我們可以推測，中國的武王伐紂可能沒有像史記等正統(tǒng)記載那樣商朝大軍臨陣倒戈，而更可能如同逸周書中所記載的曾經流血漂櫓。而在中東地區(qū)，神是否無視民族平等的天律，廢棄先來后到的法則，將迦南美地應許給希伯來人，也是頗可懷疑的事情。而且跟神有關的歷史遠比跟仁義道德有關的歷史更加難以考證，因為戰(zhàn)爭的失敗方與后人無從知道神跟勝利者說了什么。我們姑且將歷史真實的考證任務留給歷史學家，單從兩個文明所崇尚的不同價值來討論二者的差異和對后世的影響。

    商王帝辛摒除異己，一意強行。微子從謀士建議而逃亡。箕子認為逃亡是歸罪于君主而向民眾自邀名節(jié)，所以進諫。后來因為王子比干強諫殞命，箕子恐懼而詐瘋被囚。尚書中有洪范一篇，圣賢之氣直逼堯舜，傳為武王問政箕子時由箕子所做。在正史中，對商紂王的否定并沒有伴隨任何對其文化和種族否定，所以善良的孟子說：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戰(zhàn)爭中的死難難以避免，而征討的目標也僅限在商紂王一人，種族非但不問罪，反而因為其文化的發(fā)達而保留原有居住地和宗廟祭祀。這里既有對文化的尊重，也有對種族的尊重。或者從另一角度說，種族并不成為善惡與天命的評判標準。從這里我們可以明確地看出當時周人對此次戰(zhàn)爭的理想期待，他們對待異族的態(tài)度，和對廣泛的文化及原有政治體制的尊重。征服者的這種文化與種族原則，直接導致了后世政權更替過程中勝者對主體文化的尊從，從而使得中華文明成為世界上唯一五千年連續(xù)一貫的文明。

    同理，希伯來人的圣經所記述的歷史，最確鑿可信之處也在于其所崇尚的價值。希伯來人對一神論的堅守的確可貴，他們的上帝第一選民之說，體現出他們價值取向的執(zhí)著。同時這又是自私的民族主義，對其他民族和文化的貶低敵視，徹底拒絕了民族歸順融合與文化交互的道路。信仰的堅守和民族的自私二者共生，也許是歷史的無奈，而對于當地其他民族則是災難。占領耶利哥城的行動，對希伯來人不需要任何其他的理由，因為這是上帝的應許與意志。妓女喇合為保全自己和全家性命，出賣本城人而與希伯來密探私下媾和。為什么喇合做出出賣本城人的行為？是出于對城中腐敗的憎惡還是簡單地出于自私？約書亞記中幾乎沒有做任何交代，卻借此機會大肆宣揚希伯來人作為神所揀選與恩賜的民族的說法，耶利哥人的生命與文化不被理解也不被尊重。希伯來文化對這種普世公義的漠視，導致后世無法確定喇合是背信棄義的叛徒還是棄暗投明的義士。其中凸顯了猶太文化價值觀，就是超越一切利益和個人理解的善惡而對信仰的堅守，這的確是希伯來文化對人類的重大貢獻；同時，不去甄別善惡，不去思辯事理，只對片面的古代文獻徹底相信，歷史進程中為人類帶來的苦難與損失是不計其數的。在中國，無論什么朝代，什么利益方，棄暗投明者都會得到褒揚，而出賣民族者，都會被認為是道德敗壞。這種大是大非問題，在中國傳統(tǒng)中是斷不可模糊的，這是一個根本的文化差異。希伯來人的義完全建立在與神的距離和是否合于神的旨意上，當上帝的旨意不再是普世的，而是牢固地和民族利益綁在一起的時候，對一個民族為義的行為，往往會是對普世的罪惡。當代華人基督徒，在自己民族文化奄奄一息的時刻，依然津津樂道于耶利哥城的神跡，從希伯來人站在自己的利益上而確定的神命價值角度看待原生文明的毀滅，無疑是令祖先心碎，令上帝搖頭，令人類齒寒的事情。

    喇合的后代中有圣人耶穌，宋微子的后代中則有圣人孔子。也許這是二者最耐人尋味的共同點了。耶穌徹底粉碎了猶太人因為種族和生活習性而自以為圣潔的宗教意識，但是依然強調了完全不問來由的信的宗教地位。后代的耶穌信徒將舊約全書如數繼承，沒有人有能力與資格做出耶穌式的詮釋與鑒別，導致在民族平等上本來就分歧的舊約與新約的雜糅。兩千年基督教神學家的聰明才智則將簡單的民族自私拔高成深奧的對神稱義。人類于此的幸與不幸，依然需要總結。而前不久揭發(fā)出的孔廟附近欲建哥特式大教堂的本心根源，很可能也出于這種地中海文明給世界散布的毀滅原生文明的人文慣性。

    不知道會有多少基督徒在這次事件中將曲阜視作中國的耶利哥城。當然作為物質實體，二者絕對沒有可比性，也不會有人昏聵到如此地步。但是從精神價值上思考，是否會有參與此事的基督徒甚至于牧師主教等人將曲阜比作耶利哥城，認為拿下曲阜后，就象當年摧毀耶利哥城一樣在中國儒教徒的心中摧毀了一道防線，而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就會勢如破竹了呢？基督徒們以此和現實的傳教過程相比，和自己的心路歷程相比，可能是順理成章的。在受侵犯方被視作罪惡的行為，在侵犯方看來，尤其是超越了個人利益，認同這種宗教傳播的主要結果是為所有人帶來福音的前提下，基督教內部能夠保持一個清醒的頭腦就不容易了。我不贊同大家以惡意揣測基督教徒，他們的目的也應該在人類的幸福，但事與愿違。如同耶穌所言：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做的，他們不曉得。

    籌建教堂者的出發(fā)點是什么？外人眼里的宗教擴張，在基督徒那里卻是拯救同胞。但是許多基督徒看中曲阜的地標性意義是最可能的。哥特式建筑，也許并不見得有意要力壓孔廟，但是注重外表的華麗以體現三一神的偉大當不假。這倒頗合當代的社會氛圍，而且對當代重外表輕內心的錯誤有推波助瀾的作用。本人只想提請他們從這樣的思路考慮建堂的事情：如何能真正實現曲阜人的福祉？如何能給中國同胞真實的宗教信仰？也許還有，如同他們所想象的，如何拿下曲阜？信與不信，到底是華麗教堂的功用，還是個人內心的反??？在曲阜建造哥特式教堂遭到十位儒學者聯(lián)名反對并征集簽名不久，在全國政協(xié)的某宗教問題座談會上，某位牧師發(fā)言，”強調宗教和諧必須以尊重和包容為前提、以交流和對話為途徑，切不能強調自身特點產生狹隘和排他” ，他認為“不能用此消彼長的傳統(tǒng)思維方式去應對全球化時代的文化交流與共融?！?nbsp;這恰恰是打著傳播福音的旗號，干著虧損基督的事情。耶穌在登山寶訓中說：別人要你的外衣，你就把內衣也給他。當下的基督徒卻是搶了別人的外衣后，在搶別人的內衣時抱怨別人為何如此不馴服。在這樣的位置建這種風格的教堂，直接導致尖銳的宗教沖突，辱沒了圣人的聲譽，虧損了基督的盛德。

    這次事件中儒教圈的很多朋友將基督教稱作耶教，對方沒有大作文章，但是內心肯定是不接受的。一些基督徒的確表現了不錯的涵養(yǎng)，而儒教中很多人則有著不同程度的怨恨。這種稱呼是否有必要，是否能夠體現宗教間的互相尊重，需要討論。正所謂：富而不驕易，貧而無怨難。

    信仰自由是個人的基本權利，這一價值取向是社會走向幸福的基本保證。文革時期將一切古典宗教都視作封建迷信的時代，和中世紀的歐洲極端歧視異教徒并且迫害異端的時代，是為人類永遠告別的歷史，沒有哪個國家政府愿意重蹈覆轍。但是，當我們中的任何一個人皈依了某種宗教后，對于其他的偉大文明和宗教卻應該存有敬意和溫情，絕對不能排斥與詆毀。當代華人基督徒對待自己傳統(tǒng)文化的態(tài)度，無論從文化多樣性的角度，還是從傳承文化上自己對人類的責任角度，都不能是蔑視甚至打壓?，F實的情況卻不然，有些人在儒道佛等傳統(tǒng)文化衰微的歷史時期趁火打劫，甚至牽強附會無中生有地侮辱抹黑自己的祖先與傳統(tǒng)，欲除之而后快。這種思路是人類歷史發(fā)展中的敵人。其實基督教或者說其母體猶太教的歷史傳承中也屢次遭遇到類似的困境，如果希伯來人當年對待自己的傳統(tǒng)象這些華人基督徒對待中華文化一樣，在伽勒底帝王尼布甲尼撒時代，猶太教就早已滅亡了，何待耶穌的誕生？信仰宗教不信仰其精神與靈魂，只?；笥谄浔硐笈c皮毛，既破壞了自己的傳統(tǒng)，也扭曲了那一強勢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