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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耘、干春松等】中國崛起與儒家復興——第三期法意讀書會側記

欄目:演講訪談
發(fā)布時間:2015-07-16 13:2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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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話:“中國崛起與儒家復興”

——第三期法意讀書會側記

參與者:丁耘、干春松、張旭、舒煒

整理人:林子恒

來源:法意微信號

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年六月初一日癸巳

           耶穌2015年7月16日


 

導讀:2015年7月13日(周一)19:00-21:00,法意讀書會第三期“中國崛起與儒家復興”在三聯(lián)韜奮24小時書店海淀分店舉行。本次讀書會由三聯(lián)書店學術出版中心主任舒煒主持,復旦大學哲學系丁耘教授對話北京大學哲學系干春松教授,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張旭副教授同場交流。

 

在讀書會開始,主持人舒煒將本次讀書會劃分為三個部分:第一個部分是又三位學者暢談當下中國“儒家復興”的種種走向與情勢,第二部分側重探討近兩年儒家研究中的“康有為熱”,第三部分則是由在場讀者與三位學者進行交流。

 

第一部分:儒家的復興

 

在第一部分,舒煒表示,當下的文化界走勢應當被概括為“傳統(tǒng)文化復興”而非僅僅是“儒家復興”?!皞鹘y(tǒng)文化復興”是從上個世紀90年代開始初現(xiàn)端倪,如90年代大陸興起的“錢穆熱”現(xiàn)象。傳統(tǒng)文化的復興與90年代經濟高速發(fā)展帶來的人的異化與孤獨這一背景是有關的,傳統(tǒng)文化成為中國人現(xiàn)代生活的一個必要補充。

 

丁耘教授表示,傳統(tǒng)文化復興的希望是儒家文化的復興,而這與今天題目的前半段——“大國崛起”是密不可分的。隨后丁耘教授從時間維度闡述了他觀察到的中國“儒家復興”的四個階段:

 

  

 

丁耘教授

 

第一階段是上世紀末的學院階段/思想階段,這一時期也是保守主義的興起,那時儒家只是保守主義的一支,但現(xiàn)在卻變成了最強的一支;

 

在2005、06年之后,儒家復興進入了它的社會階段,儒家的普及工作,一般有教養(yǎng)的公眾對儒家的接受程度非常高,例如“于丹熱”現(xiàn)象;同時也有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和學院儒家的互動,從而轉向了儒家,例如秋風;

 

第三階段從13年開始:儒家進入了政治階段,這屆黨中央政府,釋放了對儒家非常好的信號;但黨內理論家并沒有做好理論準備,因此解釋權落入了儒家之手;

 

第四階段在,這一兩年,儒家進入了宗教階段,這也是丁耘教授最新的一個觀察,而代表就是“康有為復興”。龐大的儒家研究長期集中在政治儒學上,近年來一直推進的是經學、公羊學的復興,而現(xiàn)在從公羊學、今文經學走向了康有為的復興;康有為所處在的古今中西交界點,他的洞見對中國當下的困境的指引作用但是;但康有為的思考是多方面的,現(xiàn)在著重于康有為的“孔教思想”和“國教論”,這一路數越來越清晰,也意味著可能性越來越窄;康有為的這種方案深入地介入了日常生活,現(xiàn)代社會的制度、風俗、安排做出了全盤的反應,使得儒家的主張越來越宗教化,極端化。

 

干春松教授則從社會的橫切面分別截取了儒家復興的大中小三個社會面向:

 

大的方面在于中國大國崛起的背景;中國這樣的國家一旦崛起,就會碰到一個問題:這是一種什么樣的崛起?不僅是一個國家的崛起,而是一種文明的崛起,因此傳統(tǒng)文化成為定義崛起的最佳路徑:例如甘陽的通三統(tǒng),要解決的是五千年的中國和現(xiàn)代中國的重新彌合;儒家主張“以中國解釋中國”,儒家是有清楚所指的:強的是三綱派(三綱五常是不能變的);弱的是有常有變(但并不具體講什么是常,什么是變)這些都是為了告別新文化運動時期應激性地與傳統(tǒng)割裂這一問題。

 

小的方面是大家對于一種生活方式的向往和適應,包括日常生活和風俗;干教授隨后舉出山東省組建鄉(xiāng)村儒學的嘗試;儒家解決中國農村空心化的社會試驗;三字經、弟子規(guī)等方式傳播某種價值觀和生活方式;“新鄉(xiāng)賢”的建設,鄉(xiāng)村秩序的重建。應當說,儒家滿足了現(xiàn)代一部分,尤其是農村生活的需求。

 

中的方面就是學術層面,2004年中國哲學合法性的討論,中國以往以西方的模式討論中國哲學的方式存在很大問題;這種方式不是最好的傳達中國思想和中國文化的方式;很多學西學的人都轉向中學,就是一個儒學復興的明證。

 

  

 

干春松教授

 

張旭副教授指出,但凡國家復興,國家精英第二代就會主張本土化,主張國家復興的成就是由于自己傳統(tǒng)文化的某種因素所造成的;如果國家的形勢不好,會將不好的東西歸于自己的傳統(tǒng);但當國家好起來的時候,也會將國家的復興歸于自己的文化;總之,就是形勢比人強;歷史主義的命題:“命運總是高于智識的;”這是一種必然;

 

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的復興,只有到了最近這些年,才有了一個非常明確的方向,越來越收縮到一個集中的主題:儒學的復興→經學的復興→康有為復興→新康有為主義。為什么是康有為?這個收縮代表了一種非常明確的意識,大國崛起后,有對國家正當性的論證,用儒家的傳統(tǒng)來做這個工作。丁耘最喜歡的熊十力和梁漱溟,還有錢穆他們都是新儒家,但是是反對康有為的;丁耘雖然認為新康有為是一個現(xiàn)象,但一直不能肯定這個現(xiàn)象;為什么是康有為呢,我覺得可能是儒學中的政治儒學的復興有關系;

 

  

 

張旭副教授

 

舒煒總結第一部分討論,指出1840年近代以來,中國文化只能進行某種學院化的抵抗,從新儒家三圣:熊十力、馬一浮、梁漱溟到04年各個大學開始建“國學院”,都是在學院進行重建。真正對社會有刺激的思想性的東西,一個是蔣慶的研究;一個是對家庭文化的研究。儒家對家庭、親情和人情的強調,是否可以進行某種程度的家族重建,因此在第二部分開始前,就重建家族的問題請三位學者討論一下。

 

  

 

舒煒總結

 

丁耘指出,家族復興呼應的問題是農村空心化問題,這個不是五四帶來的,而是改革開放以后全球資本主義帶來的勞動力和生產資料分離。 

 

干春松也指出,現(xiàn)代農村的空心化,和重建宗族制度可能是兩個問題;農村問題可能是個現(xiàn)代化的問題,是城市化的后果,現(xiàn)在的問題的解決不是要通過宗族重建,而是某種社會組織的重建來解決這個問題;梁漱溟的鄉(xiāng)村建設也不是要重建宗族,而是在現(xiàn)有的制度框架里,建立起來一些互助組織;山東鄉(xiāng)建的組織資源很多,在黨和村的組織架構下面,在嘗試通過民間組織來幫助他們來重新組織鄉(xiāng)村。

 

張旭從學理上闡述儒家對家庭的看法,同時指出如果整個的經濟基礎和家庭基礎都不存在了,那么儒家所依賴的家庭和家庭價值是否就不存在了;但另一方面,正如梁漱溟對中國文化歸納為倫理本位這樣,倫理價值還在通過中國的家庭延續(xù),經濟基礎改變,抽象價值仍然得以延續(xù)。 

 

丁耘在農村問題上進一步指出,農村的集體生活原來中國共產黨搞得就很好,這一點梁漱溟也承認,承認自己的儒家思路輸給了共產黨的思路,而那一時期是建立在階級斗爭這一個根基之上的,問題是現(xiàn)在該怎么辦?是否像曾亦說的那樣,融合康有為和毛澤東兩個傳統(tǒng)。

 

第二部分:為什么是康有為?

 

  

 

對話現(xiàn)場

 

干春松教授首先介紹了自己接觸儒學的過程,那個時代大多數人都是港臺新儒家,牟宗三和錢穆,梁漱溟《中國文化要義》進入儒學的;大多數人進入儒家的方式是非常不正統(tǒng)的,研究儒學是在不斷的往前走的過程,有一個不斷被儒家經典吸引的過程。

 

而康有為的魅力在于,因為他有更深的經典的基礎。現(xiàn)在康有為的形象不夠正面有如下原因,首先是自黑,其次是現(xiàn)代中國的革命史觀不可能肯定?;实目涤袨椤?/p>

 

而現(xiàn)在學界開始研究康有為,意味著首先是儒學的轉向,從港臺儒學到大陸儒學,從心性儒學到政治儒學/制度儒學;第二是對經學的重視;第三是對現(xiàn)實問題的思考。最后,干春松教授肯定了丁耘關于康有為和毛澤東兩個傳統(tǒng)的說法,他認為康有為歷史哲學非常重要:他用三世說的歷史哲學,理解在世界中的中國;他的《大同書》可能成為社會主義的源頭,是對儒家自我的否定;大同書提供的世界主義的面向,也呼應了三世說;同時康有為提出儒家國教論的方案,從蔣慶、康曉光到現(xiàn)在的唐文明和干教授自己,都支持這一方案;

 

丁耘教授也肯定了康有為的復雜性:處在古今之間的康有為提供了很多資源,我們是選擇是大同書的康有為還是孔教會的康有為?同時丁耘教授指出,連政治儒學的代表人物蔣慶先生說心性儒學是本,政治儒家是末;只是有輕重緩急的差別,在心性與政治想通的儒家的大格局里面,康有為的儒學中沒有心性儒學的問題,所以必然是行之不遠。

 

張旭認為,康有為很復雜,甘陽老師對康有為的評價非常不好,因為中國需要一種健全的保守主義,而康有為不是一個好的選擇:康有為擁有古典儒家資源,但他是否能夠擔當得起保守主義或者新儒家的鼻祖的角色,是否能夠提供一種比較健康和穩(wěn)健的保守主義,是成疑的。康有為代表了一種“戰(zhàn)斗的保守主義”;康有為的思想都是出于某種論戰(zhàn)性的東西,而不是體系性的東西;現(xiàn)代我們對康有為的有些資源很重視比如家族、君主,保教立國。

 

舒煒總結,丁耘強調一個格局更大的儒家;張旭強調需要一個革命的儒家。同時康有為的復雜也形成了對康有為不同主張支持者間的分歧:是要大同書的康有為,公理學的還是孔教會/?;手鲝埖目涤袨?,這是當下康有為研究帶來的問題。

 

干春松指出,康有為不是一個完人,但康有為是一個問題的刺激點,要我們回應現(xiàn)代的問題;儒家整體的格局肯定是內圣外王,但康有為的政治化,是為了應對具體的時代;不能用完滿性來要求康有為,康有為為我們提供的是問題意識與角度,而不是他的具體方案。

 

  

 

現(xiàn)場聽眾

 

在隨后的第三環(huán)節(jié)中,各位讀者聽眾們紛紛舉手,向在座的三位老師提問,就康有為的政教觀、儒學在未來大國崛起中扮演的地位,以及儒學本身的重要性進行了熱烈的討論。


責任編輯:姚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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