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文】龐樸：儒學有助于挺立中國主體性
龐樸：儒學有助于挺立中國主體性
來源：原載于 《《外灘畫報》》
整理者：王達三
時間：甲申年臘月初九
西歷2005年01月18日
就2004年中國文化保守主義崛起現(xiàn)象，《外灘畫報》(以下簡稱“外灘”)日前采訪了《甲申文化宣言》的簽名者之一，著名學者龐樸先生。
《外灘》：您是《甲申文化宣言》的簽名者之一，這是否意味著您對此宣言的主張全部接受并贊同？
龐樸：我基本同意，也很贊成。當然，宣言草稿是由他人起草的，我只就文字表述的技術(shù)性問題提了四五個建議，他們都接受了。
《外灘》：袁偉時先生在該“宣言”發(fā)布后不久曾寫了篇文章，批評該宣言的官方參與背景、吹噓“東方品格”，并提出了“中國文化出路到底何在”的問題。您對他的批評有什么看法？
龐樸：“宣言”出來之后，袁偉時很快就給我打了個電話，討論了其中的幾個問題。2004年的中國文化熱，和上個世紀80年代的中國文化熱有幾個不一樣的地方。那時，人們主要討論的是“文化現(xiàn)代化”，或者說是在“傳統(tǒng)／現(xiàn)代”的焦慮中，更關(guān)注傳統(tǒng)文化如何實現(xiàn)現(xiàn)代化。
而21世紀初，人們主要討論的不是“文化現(xiàn)代化”的問題，更主要的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實現(xiàn)“文化多樣化”的問題。進一步說，是在全球化大潮中中國人能否挺立住我們的民族主體性和文化主體性的問題，以便爭取中國文化成為全球多元化文化中的平等的一員。
香港人說，上個世紀80年代，在中國有三種思潮，一種是以《河殤》為代表的文化激進主義，一種是以“中國文化書院”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義，一種是以“走向未來叢書”為代表的科學主義。當時，這三種思潮似乎都處于“在野狀態(tài)”。而現(xiàn)在，有關(guān)部門似乎是有意地參與甚至是組織了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重建和弘揚。這沒有什么不好。相反，我認為這個力度還可以適當加大。
差異是多元化的前提；差異并不是差距。東西文化，確實有些差異，但并沒有高低優(yōu)劣之分。作為中國人，我們突出中國文化的“東方品格”，這有什么不好呢？
至于中國文化出路到底何在？我想，首先是要在全球化背景下“保守住中國文化”，保住中國文化的根，守住中華民族的魂。當然，傳統(tǒng)文化也有個發(fā)展的問題。但是你不首先保守住，何談發(fā)展呢？
《外灘》：余英時先生稱《甲申文化宣言》與清末張之洞提出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沒有什么區(qū)別，“就是中國的道德、政治體制要維持原來的，西方的科技要接受，那是用?！蹦鷮@個評論有什么看法？
龐樸：我一直就對“中體西用”有自己的看法。我想反問一下，像中國這樣一個歷史悠久、文化博大、思想精深、廣土眾民的國家和民族，不以“中學為體”，能以什么為“體”呢？出生在中國，是中國人，血管里就天然的會流淌著傳統(tǒng)的血液，它以各樣式的形式影響塑造著中國人的秉性和氣質(zhì)。甚至當你考慮不以“中學為體”的時候，你就已經(jīng)是以“中學為體” 了。怎么可能離開自己的根，離開自己的魂，“拔著自己的頭發(fā)離開地球呢”？所以，“中體西用”本身是個偽命題?；蛘哒f，“中體西用”，既是長期以來的現(xiàn)實，也是應該的立場。
當然，有人非要提出“西體中用”(指李澤厚，編者注)，他提好了。
《外灘》：有些學者認為“宣言”的實質(zhì)是一種“文化相對主義”，因此無視并抹殺了不同文化間的文明與野蠻、進步與落后的區(qū)別，從而否認了人類應有的普遍性的價值和原則。您對此怎么看？
龐樸：每個民族，在全球化、多元化的大背景下，都有把自己特殊性的文化貢獻給世界并獲得必要尊重的權(quán)利。這里存在兩個問題：第一，不能用自己民族的價值觀去評判別的民族的文化。價值和意義，總是相對一個民族和一種文化的自身而言的。比如，在美國的華爾街，一個市場規(guī)則的制定，可能需要很多律師、行業(yè)協(xié)會乃至政府機構(gòu)的參與和契約，而在非洲，一個類似的問題，可能憑當?shù)仡^人或酋長的一句話就可以解決了。在這里，怎么可以推出華爾街的道德、制度、效率、信用就比非洲的好呢？第二，任何民族的文化，有權(quán)利貢獻給世界，但是，這并不等于別人就會接受；別人不接受，也并不意味著這種文化就沒有存在的合法性了。多元化，首先是各文化的平等。
從上述角度看，我贊同“文化相對主義”。當然，并不是絕對的“文化相對主義”。后者可能導致頑固性保守，封閉起來，拒絕發(fā)展和革新。
《外灘》：在去年“讀經(jīng)問題大辯論”中，各方爭論的焦點是，讀經(jīng)是否能為中國社會和文化建設提供有益的資源。其中，蔣慶認為讓少兒誦讀儒家經(jīng)典，可以挽救中國目前“禮崩樂壞，學絕道喪”的嚴重道德危機。您是怎么看這個問題的？
龐樸：無論是從技術(shù)可行性層面，還是從價值信仰層面，兒童適當讀些經(jīng)典(當然，這個經(jīng)典并不一定非要是儒家的 )，都是應該的。不但兒童需要讀，中學生、大學生，乃至社會上的人，都可以適當讀些，都應該讀些。
“讀經(jīng)”并不等于“唯經(jīng)”，它確實可以陶冶人的情操和提升人的道德水準，可以作為解決道德失范、社會失序的一個方法。但我現(xiàn)在也常思考這樣一個問題，即“讀經(jīng)”在世俗化和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當代，是否能夠深入持久地堅持下去？我的看法是，除了“讀經(jīng)”之外，還應考慮其他的途徑，比如制度建設、禮儀教育，等等。
《外灘》：您曾自謂“反對政治上的保守主義，但支持文化上的保守主義”。這是否意味著您對傳統(tǒng)文化的親近和肯定，主要是限于文化層面的而非政治層面？如果是這樣，那么文化又如何影響政治呢？文化如何保持自己相對的獨立性？
龐樸：政治的實質(zhì)是利益博弈，而文化則是信仰傳承。政治可以根據(jù)利益的變動進行調(diào)整，甚至是大規(guī)模的變動。但文化是延續(xù)的，是有機的，不宜大幅度、快速度變化，更不能拋棄割裂。從這個意義上，我說我反對政治上的保守主義，而支持文化上的保守主義。
就我個人的看法，目前官方提出的“和諧社會”、“民本主義”、“和平崛起”，以及反對單邊主義、反對國際強權(quán)霸權(quán)的主張，這些既是中國傳統(tǒng)和儒學的主要的主張，也是當前形勢的必要，文化和政治在這里找到了結(jié)合點。
《外灘》：被稱為大陸新生代新儒家代表人物和中國文化保守主義領軍人物的《原道》主編陳明認為，從2004年開始，中國文化保守主義開始“從邊緣漸入中心”。您是否同意這個看法？中國文化保守主義在2004年陡然崛起的原因是什么？其前景如何？
龐樸：陳明是年輕人，他做得確實不錯。但我沒有他樂觀，充其量，中國保守主義是開始引起了人們的關(guān)注而已?；蛘哒f，是從“邊緣的邊緣”、或者“崩潰的邊緣”開始進入到了“中心的邊緣”。
中國文化保守主義，或者稱之為中國的傳統(tǒng)和儒學，在現(xiàn)代化的刺激下和全球化沖擊中，為我們中國人挺立民族主體性和文化主體性，提供了必須的、可行的維度和思想文化空間。人們對傳統(tǒng)和儒學的重視，表明了中國思想界的自覺和成熟。
至于前景，不容樂觀。我們批判打倒傳統(tǒng)和儒學，用了50年的時間。重新建設它，則恐怕需要更長的的時間。
責任編輯：姚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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