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蔚林 】新儒家肖像記：讀蔣慶《儒教憲政秩序》
新儒家肖像記：讀蔣慶《儒家憲政秩序》
作者：柏蔚林
來源：一五一十部落
時間：2013年12月7日
《儒教憲政秩序》，蔣慶著，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
迄今為止美國幾家著名大學出版社還沒有出版過多少現(xiàn)代中國大陸學者的著作，尤其是思想理論性的論著更是少見。據(jù)我所知，近些年的有哈佛大學出版社在2006年出版了汪暉的《中國新秩序》一書。而今年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出版的蔣慶著作《儒家憲政秩序》，則再一次引起讀者對于現(xiàn)代中國社會政治思潮起伏變化的關注。蔣慶編著的這本書還有一個很大的附標題：中國的過去將如何塑造它未來的政治，開宗明義地告訴讀者，這是一部關于中國未來體制設計的政治宣言。除此之外，該書的封面設計也耐人尋味：天安門城樓，世人再熟悉不過，但上面的毛澤東畫像卻被孔子所替代。那么新儒家到底是要以孔子代替毛澤東？孔子在表毛在里？還是毛既是孔，孔既是毛？要了解現(xiàn)在聲勢很大的新儒家，代表人物蔣慶的思想脈絡當然值得關注。
稍微關心時事的人可能都知道，新儒家的政治體制設計推出之后，的確在社會上引起了不少的關注，也引發(fā)了很多的討論。尤其在互聯(lián)網(wǎng)時代，通過網(wǎng)絡媒體，持各種不同觀點者都可以很容易地發(fā)表自己的見解。而對于來自各個方面批評和質(zhì)疑，新儒家擁躉一個常見的回應，就是質(zhì)問對方讀了多少儒家經(jīng)典，然后常常就是奚落對方根本不懂儒家思想，人云亦云而已，最后建議批評者先去讀幾年儒家著作再來。應該說，這一招還真的很靈，很多人的儒學知識大概也就是中學課本里的那些孔子語錄，外加上后來很流行的蔡志忠漫畫，結(jié)果真的就被問住了，不敢再搭腔了。然而讀了蔣慶先生的這部新書之后，不能不說很失望，蔣先生的理論推演也有著同樣的問題。
蔣慶的“王道”理論體系，是建立在對西方民主制的批判基礎上，他個人對中國政治走向最大的擔憂，就是中國會采用西方式的民主制度，而不是回歸中國自己的歷史傳統(tǒng)，也就是儒家的政治理念。但如果通讀書中蔣慶對于西方民主制度的總結(jié)和描述，馬上就可以看出他對于西方民主制度的理解非常片面和狹隘?；蛘哒f，雖然蔣慶先生對儒家經(jīng)典了如指掌，有著個人深刻的見解，但很明顯他對于西方社會的歷史和社會現(xiàn)實并沒有做過深入的考察，既沒有感性的經(jīng)驗，其批判也缺乏實證的有力支持，基本上就是一種基于想象的話語，因而顯得非常蒼白無力。
蔣慶認為，西式民主的主要弊端，在于過度強調(diào)社會大眾的意愿，也就是制度的合法性完全基于人民的認同。而對人民意愿的絕對認同則導致了政府和政策的世俗化、短視、急功近利、缺乏長遠的歷史觀和道德建設。他認為，“多數(shù)人的愿望不一定是道德的，它可能喜歡種族主義、帝國主義或者法西斯主義。希特勒就是通過民主程序當選的?！薄爱斆癖姷亩唐诶婧腿祟惖拈L期利益之間發(fā)生沖突時，正如全球變暖中表現(xiàn)出來的情況，民眾的短期利益成為政治上的優(yōu)先選擇。” 進而民主政治也就僅僅是一種世俗現(xiàn)世的“欲望政治”。對于西方的三權(quán)分立原則，蔣慶認為是僅僅對局限于世俗意志的層面，從政治角度而言，既無必要也無效率。
他對于西式民主最大的指責之一，是缺乏道德性。在他看來，西式民主制度僅僅顧及主流意見而不會考慮“意見的質(zhì)量”。進而他假設一旦民意主流是反道德的，那么選舉制度就會合理合法的導致法西斯主義、帝國主義和霸權(quán)主義等等。簡而言之，在蔣慶的眼中，人民是絕對不可信的，因為人民追求的僅僅是眼前的現(xiàn)實利益，因而以人民意志為唯一合法性的西式民主制度必定是以世俗利益和欲望為基礎的，從儒家理論的角度研判，必然是不完美的和不可持續(xù)的。然而蔣慶對西方民主制度缺乏道德性的指責，恰恰暴露了他對于西方政治歷史和現(xiàn)實的知識匱乏。
蔣慶所不明白的，其一是西方民主政治正是以其道德倫理為基礎的特定制度安排，也就是說，沒有西方的道德倫理話語體系，就不會有現(xiàn)代西式的民主化政治體系。民主制度并不僅僅是選舉而已，它更體現(xiàn)著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而這一層關系的背后就是道德與倫理。毫無疑問，人民的意愿有著世俗的一面，但也會有著道德的一面。正如蔣慶指責的那樣，美國沒有批準京都協(xié)議，但同時美國在環(huán)保方面的努力和實踐同樣不可忽視。美國在一方面被一些人指為帝國主義戰(zhàn)爭販子，而另一方面，美國接受的國際難民已達數(shù)百萬，超過其他國家接受的總和，而且事實上這些人的多數(shù)最終都選擇留在了美國。其二，民主社會的批判精神，任何事情都會有多種聲音，因而也就不會像他想象的那樣一味短視和只顧眼前利益。其三，縱觀西方民主社會的歷史，廢除奴隸制，男女平等，種族膚色平等，公民權(quán)利，社會福利安全保障體系等等，幾百年來總體的進步性是無法發(fā)被簡單否認的。一言以蔽之，蔣慶對西方民主的錯誤判斷就在于從一個并不具備普遍性的假設出發(fā)，然后把“民”全盤否定，再下來虛構(gòu)出一個虛無縹緲的“圣王”理論，來構(gòu)造一個精英體制的政治框架。蔣慶對于西方民主極度形而下的理解使其理論破綻百出。
這本書的后半部分是幾位知名學者與蔣慶之間的對話，每個人都獨立成篇，詳細論述其對新儒家主張的見解。幾位學者中最后一位是同樣對西方民主制度持強烈反對態(tài)度并以此聞名的香港中文大學教授王紹光。很清楚，蔣慶之所以會邀請王紹光教授參加之前在香港城市大學的對話，并在書中收錄其反饋文章，其意就在于王紹光教授對西方民主制度的長期批判可以從側(cè)面來支持自己的觀點，即西方民主制度自身問題重重，并不合適中國社會。也就是說，雖然王紹光教授以階級斗爭為出發(fā)點的“左派”觀點與蔣慶的儒家憲政相去甚遠，大相徑庭，但在反對中國走西方式民主化道路這一點上，他們是高度一致的。
然而如果做一點稍微深入的思考，就可以看出，王紹光教授對西方民主制度的批判同樣是牽強附會，經(jīng)不起仔細推敲的。王紹光與蔣慶的主要區(qū)別在于后者認為中國政治今天面臨著嚴重的合法性危機，而前者則認為中國政治模式的合法性沒有問題，而且是深得民心。那么王紹光是怎么樣論證這個合法性呢？王文首先引用了“西方學者”的研究，也就是一些關于政治模式合法性的實證調(diào)查訪談，用數(shù)字來證明中國人對現(xiàn)有模式的支持度非常之高。當然，他也承認這種調(diào)查訪談的高度主觀性難免會引起爭議。以前曾有美國的研究人員在北京采訪過市民，結(jié)論認為中國人向往民主，而王教授則認為問卷設計有問題。最后問題被改成了一定要在吃飯和民主之間排先后，結(jié)果被采訪者紛紛選擇了吃飯在前，然后王教授就得出了中國人對民主不感興趣的結(jié)論。
然后王教授接著引用了一名西方學者的國際比較研究，用數(shù)字來證明中國人對于政府的支持程度遠遠高于民主國家。然而這里有一個很明顯的問題，即不同國家的人民有著可能完全不同的政治經(jīng)驗和哲學，這種對比能在多大意義上有效？比如在美國，政治的邏輯是人民納稅養(yǎng)活了政府，后者提供服務則是一種應盡的義務，因而納稅人對政府的態(tài)度總是挑剔和批評居多。而中國式的政治邏輯完全相反，即政府養(yǎng)活了人民，人民需要對政府感恩戴德。更重要的是，中國歷史幾千年從未經(jīng)歷過美國式的政權(quán)更迭，政治的主流至今仍然是“打天下，坐天下”，這種政治哲學對人的影響可想而知，人民也不知道還有別的政治模式可行。比如于建嶸教授曾經(jīng)注意到他的小區(qū)里有一位常常激烈批評政府的居民。而在京奧期間，于教授很驚訝的看見，這位居民戴上紅袖標，成了維穩(wěn)人員。這位居民解釋說，批評歸批評，但還是要維護它，否則天下亂了還是百姓遭殃。
接下來王紹光又質(zhì)疑了蔣慶關于西方民主是基于人民意志的看法，認為西方的代議民主并不是真實的。他舉證說，美國眾議院有435名成員，123名是百萬富翁，在參議院中，100名成員里至少50位是百萬富翁，而且很多人其實都是億萬富翁級別。據(jù)此他得出了富人在美國政治中占據(jù)不成比例的突出地位。他認為，美國的政治因此就是金錢政治，占有財富越多，參與意識越強，對政治的影響也越大，代表都是為背后的金權(quán)代言。在這里，王紹光對于美國政治過于簡化的階級斗爭思維方式就很明顯了。而事實上，美國政治遠非如此簡單。舉幾個簡單的例子。比如華人在美國是公認比較富有的種族，但是華人的政治參與率確實很低的，政治影響更是微乎其微。再比如，幾年前美國最高法院允許了公司、非營利團體和工會像普通公民個人一樣，擁有直接在選舉活動中表達意見的權(quán)力，并且不受資金管制。這一決定作出后影響巨大，很多人都認為美國民主已死，金權(quán)政治就要大行其道。但實際上經(jīng)過幾年的觀察，美國社會的政治格局并未發(fā)生質(zhì)的變化。前年加州三名富婆試圖選舉公職，結(jié)果耗資過億卻一無所獲，還成了媒體上的笑柄。最近的移民改革就更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眾多的CEO、財閥大佬紛紛組團游說眾議院，要求推動移民改革。而眾議院的共和黨就是充耳不聞，拒絕采取行動。至此王紹光對美國政治代表性的推論也就不能自圓其說了。
本書中另一位值得關注的人物，就是為書作序的清華大學哲學系教授、加拿大人 貝淡寧，一位近年來以大力“為中國政治模式辯護”和試圖從民主與專制之間找出第三條路，即儒家“王道”政治，而蜚聲海內(nèi)外的學者。毫無疑問，貝淡寧的加盟對于中國新儒家的憲政理論體系有著旁人無法替代的作用。貝淡寧可以以一個西方人和學者的身份，來批判西方的民主制，足以補充其他儒門學者如蔣慶沒有西方經(jīng)驗和缺乏西方知識的缺陷。
然而在通讀貝淡寧的一些關于民主制度和儒家憲政的文字和本書的導論部分之后，在一方面，我們并沒有看到什么強有力的證據(jù)來證明新儒家的政治體制主張相對于西方民主制有什么超越之處，而在另一方面，他的言論則提醒了中國讀者去認真思考一個大概很少有人想過的問題，即從寫《中國大趨勢》的納斯比特，到寫《鄧與中國轉(zhuǎn)型》的傅高義，再到大談儒家憲政優(yōu)于西方民主的貝淡寧，這些西方人究竟對他們自己的國家和政治制度有多少了解？或者更明確地說，當他們?yōu)橹袊F(xiàn)有秩序和某些歷史人物大唱贊歌的時候，他們使用的參照系究竟是什么？這在今天已經(jīng)是一個不能不問的問題。
貝淡寧并不了解中國，這一點從他對中式“賢能政治”推崇上表現(xiàn)得很清楚。他對“組織部”這種人才選拔的管理模式大加贊賞，認為是一種公平且行之有效的方式，可以通過嚴格的考核，把最優(yōu)秀的人才選拔到領導高位上去。但是在另一方面，他也不得不承認，權(quán)力階層內(nèi)部的腐敗蔓延十分嚴重，嚴重影響了政權(quán)的形象和合法性。很奇怪的是，他從沒有把腐敗的四處蔓延和他所推崇的“組織部”制度聯(lián)系起來進行思考。舉個簡單的例子，僅僅從十八大以來，就已經(jīng)有十多名省部級以上官員落馬。對于如此嚴重的貪腐局面，不知道貝氏有無想過他大力贊揚的“組織部”制度應該多少負責？進而如果讀一讀貝淡寧和李世默為《紐約時報》合寫的文章，可以說每一句話都體現(xiàn)著他對中國政治和社會的無知。
通過對其言論的分析，同時可以清晰地看出，貝淡寧甚至對于他生長的西方社會同樣缺乏基本的了解。在他對西方民主制度的批評中，民主制度被簡化為形式上的投票選舉，進而投票選舉制度可能有的一些弊端又被擴大為整個民主制度的問題。他認為，西方的民主制度只是一種幻想，美國的民主實際上是一美元一票的制度。而且投票者僅僅是為了自己的眼前利益，并不會慮及他人以及長遠的利益，而且投票者經(jīng)常做出不合理的決定。然而對于任何稍微熟悉美國歷史和社會的人而言，貝淡寧這些對對民主的抨擊都是空泛無力的。金錢資本當然是強有力的，但美國歷史從早期的“進步運動“，到后來的”民權(quán)運動“，從老羅斯福到約翰遜，美國社會的變化都顯示出民主的力量并不僅僅限于選票，而是滲透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西方受過完整教育的貝淡寧不應該不知道這些歷史。
最后簡單總結(jié)幾句，蔣慶對于西方民主制度的批判是蒼白無力的，原因之一，是他對于西方歷史文化的了解不夠。他試圖全盤否定“民”在政治歷史過程中的作用，并以虛無縹緲的所謂“圣王”和“天道”來取而代之，為已經(jīng)過氣的等級制度背書，為今天嚴重貧血的中國政治模式從古代神話中挖掘理論資源，在資訊發(fā)達民智漸開的今天，最終只能成為笑柄罷了。當然，這只是問題的一部分。而通過蔣慶對于西方民主制的批判，所折射出的，恰恰是新儒家思想的內(nèi)核部分，即他們反對的是什么，迎合期盼的又是什么?？梢院敛豢鋸埖卣f，這部《秩序》就是新儒家思想最好的白描肖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