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念群:“大一統(tǒng)”從來都不只是思想而已
來源:“中山大學人文學部”微信公眾號
時間:孔子二五七五年歲次甲辰八月十八日丁亥
耶穌2024年9月20日
楊念群教授在講座中
昨天下午三時,“標識性概念”系列講座第十三講“大一統(tǒng)”在中山大學廣州校區(qū)南校園錫昌堂103講學廳舉行。本次講座由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楊念群教授主講,中山大學人文學部主任、哲學系陳少明教授主持。
楊念群教授在講解“大一統(tǒng)”的具體內容之前,首先對應該如何研究包括“大一統(tǒng)”在內的“標識性概念”做了一些方法論的說明。他認為,研究中國哲學和思想,都應該從兩個方面考慮:一是將概念歷史化、情境化,動態(tài)把握,而非靜態(tài)描述;二是將概念脈絡化,與其他概念關聯(lián)起來,而非孤立研究。他還強調,直接套用現代思維去理解歷史概念和古代觀念,非常容易產生理解上的偏差,這是需要特別注意的。
一 “大一統(tǒng)”是中國“正統(tǒng)論”的重要組成部分
進入正題?!按笠唤y(tǒng)”是什么?楊念群教授說,“大一統(tǒng)”不是簡單意義上的“大統(tǒng)一”,它蘊含著“元”“始”之義,具有“正”的意蘊。董仲舒將“大一統(tǒng)”解釋為“一元”,并認為“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為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一語道出“一”“元”“正”這幾個關鍵字的原初意義,最終落實于“正本”。由此可知,“大一統(tǒng)”是“正統(tǒng)”的核心概念,是中國“正統(tǒng)論”的重要組成部分。
楊念群教授在講座中
古代帝王始終關注政權的“正統(tǒng)性”(即“正當性”)問題,“大一統(tǒng)”即蘊藏著帝王在時間與空間上如何確立“正統(tǒng)”地位的深意。其中,“正統(tǒng)”的第一要義是時間的“一統(tǒng)”。《春秋》“隱公元年”開篇記魯隱公“元年春王正月?!薄洞呵锕騻鳌方忉屨f:“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跽呤胫^?謂文王也。曷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魯隱公作為魯國國君,其記載繼位年號需將“王”字冠于月份之前,“王”即指周文王,這是奉周王為天下之主,昭示自己為其諸侯之意。后面又解釋說:“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tǒng)也”,所有歷法歸周王統(tǒng)攝,這是從時間觀上闡釋“大一統(tǒng)”。
“正統(tǒng)”還包括空間的“一統(tǒng)”。帝王“改正朔,易服色,制禮樂,一統(tǒng)于天下”,其中“一統(tǒng)于天下”即是從空間觀上立論。空間的“一統(tǒng)”有大小之別,“正統(tǒng)”首先描摹出的是一個空間疆域不斷擴張延展的狀態(tài)。戰(zhàn)國時期孟子、荀子都表達過“天下”定于“一”的思想。當梁襄王問:“天下惡乎定”,孟子答:“定于一”?!盾髯印芬舱f“文王載百里地,而天下一”,明白指出“天下一”是地理空間的統(tǒng)一。秦始皇“議海內為郡縣,法令由一統(tǒng)”,李斯說“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tǒng),皆為郡縣”;王吉上漢宣帝《疏》:“《春秋》所以大一統(tǒng)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這些是從疆域治理的角度說。
此外,《春秋感精符》《春秋命歷序》《易緯乾鑿度》等漢代緯書,同樣把疆域歸屬作為“一統(tǒng)”的前提,帝王承天“秘符”,需以地理區(qū)域應驗。如《命歷序》云:“河圖,帝王之階圖,載江河山川州界之分野?!笨偠灾?,在先秦及漢代,空間上的“一統(tǒng)”是“正統(tǒng)”的重要表現形式。
除了“正”統(tǒng)時空,“正統(tǒng)觀”中的“元”“始”之義亦可從形而上形態(tài)擴展貫穿到世俗領域。東漢何休《春秋公羊傳解詁》說:
“一國之始政,莫大于正始。故《春秋》以元之氣,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即位,以諸侯之即位,正竟內之治?!?/span>
從西漢開始,“正統(tǒng)論”的主題和內涵發(fā)生了一個從依賴外力支配逐漸轉入內心自省的劇烈變化,深刻影響了中國傳統(tǒng)政治的特性。儒家在這個轉變中起著關鍵作用。楊念群教授認為,董仲舒把孔子打扮成有“德”卻無位的“素王”,擁有“受命之符”,承擔著“為漢制法”的使命,其實就是要賦予儒家辨析“正統(tǒng)”中“正”與“不正”的特權,為漢代“正統(tǒng)”思想譜系添加“正義”色彩。
二 “大一統(tǒng)”是一個從思想到實踐的歷史演進過程
上述內容主要是對“大一統(tǒng)”核心思想的解讀。然而,“大一統(tǒng)”從來都不只是思想而已,而是一個從思想到實踐的歷史演進過程。那么,“大一統(tǒng)”具體如何演進?
楊念群教授在講座中
首先,“大一統(tǒng)”是中國古代政教關系形成的起點。楊念群教授認為,何休解讀《春秋》的目的在于構造上下貫通、政教合一的治理體系:“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于天下。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蟲,莫不一一系于正月,故云政教之始?!焙涡菟f山川草木系于正月,指的就是時空的綰合。董仲舒概括“大一統(tǒng)”之義時也說:“春秋大一統(tǒng)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保ā稘h書·董仲舒?zhèn)鳌罚按笠唤y(tǒng)”包含了空間(“天地”)和時間(“古今”)兩個維度。帝王不但統(tǒng)領著廣大的自然地理疆域,同樣也統(tǒng)治著人間社會,通過規(guī)定時間起始及其運行準則建構出一套政教秩序。
其次,“大一統(tǒng)”倡言“王者無外”的理想,與“夷夏之辨”相對峙。何休創(chuàng)制“三世說”,以所傳聞世為據亂世,所聞世為升平世,所見世為太平世,把“諸夏”與“夷狄”置于一種動態(tài)演變的論說框架之中,突破了“中國”與“夷狄”二分的詮釋理路,抹掉了“夷夏之辯”涇渭分明的邊界。通過三世遞進演化,“諸夏”與“夷狄”開放交融,從“勢同水火”到“不分你我”,呈現統(tǒng)一而又多元的態(tài)勢。楊念群教授認為,“三世說”體現出的歷史規(guī)劃圖景,其宏闊深邃遠超“中國”論述的想象力。與此同時,凡是有關“中國”的政治文化構想也被納入“大一統(tǒng)”的闡釋框架,成為討論政教關系的前提。
再次,“大一統(tǒng)”與“夷夏之辨”相對立,此消彼長。在特殊時期,“夷夏之辨”有可能取代“大一統(tǒng)”而成為主流意識形態(tài)。例如,南宋偏安一隅,新儒學被迫放棄“大一統(tǒng)”這個建立“正統(tǒng)性”的要素,特別是弱化“大一統(tǒng)”的地理空間要求,依靠道德教化原則為帝王確立了新的“正統(tǒng)”標準,最終導致政治和社會逐漸“泛道德化”。最為重要的是,宋明新儒學大多建立在濃厚的“夷夏之辨”觀念基礎之上,特別強調漢人在“正統(tǒng)性”方面獨占優(yōu)越地位,極力否認非漢人異族入主中原的正當性。
最后,“大一統(tǒng)”不僅是思想意識的單純呈現和表達,同時也是復雜的政治踐履過程,是一整套統(tǒng)治經驗和治理技術的實施方式。清朝在實踐“大一統(tǒng)”的過程中,一方面破除“道統(tǒng)”與“治統(tǒng)”之間的截然對立關系,把本屬于儒家士人的“道統(tǒng)”收歸王權控制,實現了“道治合一”;另一方面糾正宋明新儒學排斥異族的思想謬誤,鼓勵知識界回歸漢代經學,重新發(fā)掘出古代“正統(tǒng)論”中的“大一統(tǒng)”思想意涵。
三 “大一統(tǒng)觀”與清朝對“中國”的再定義
演進至此,讓我們聚焦清朝。滿人入主中原,作為“夷狄”的“身份焦慮”,始終是清朝建立新的“正統(tǒng)性”所面臨的大問題。滿洲帝王必須尋找足夠的理由,證明本為“夷狄”的滿人與漢人一樣,具有建構“正統(tǒng)性”的能力,足以從全新角度對傳統(tǒng)“中國”重新進行定義,并理直氣壯地把滿洲傳統(tǒng)納入漢人的“正統(tǒng)”譜系之中,對其實行徹底改造。
楊念群教授在講座中
清朝嘗試建立的“正統(tǒng)性”與宋明漢人政權有所不同。那么如何理解清朝的“正統(tǒng)性”建構?目前主要有兩種觀點:美國新清史學者認為,滿人入關后,為了克服“夷狄”身份帶來的焦慮,只能通過不斷強化和放大自身的“滿洲特性”來確立新型的“正統(tǒng)觀”,借此對抗?jié)h人王朝基于“夷夏之辨”構造的儒家式“正統(tǒng)性”。
與此相反,有學者主張清朝入主大統(tǒng)后,仍堅持以早期儒家發(fā)明的“禮儀”觀念來定義“什么是中國”,建立起了一套“王者無外”的解釋模式,借此削弱和改造了宋明新儒學蘊含的“夷夏之辨”思想,從而得到了漢人士大夫的支持。如今文學家劉逢祿即以“春秋大一統(tǒng)”和“三世”“三統(tǒng)說”來統(tǒng)合“內外”之別,凡符合禮儀規(guī)范者即為“中國”之一員,反之則淪為“夷狄”。
楊念群教授認為這兩種觀點都不準確,他主張“第三種觀點”。他始終覺得,清朝建立的并非是一種單純代表滿人意志的政權,而是包容不同族群文化價值在內的多元政治共同體。他說,如果僅僅通過發(fā)掘“滿人特性”或“內亞性”,把滿漢政權的性質對立起來,否認清朝的施政舉措與歷朝歷代漢人制度的聯(lián)系,或者僅僅承認清朝不過是以往漢人文明的繼承者,否認滿洲傳統(tǒng)對塑造清代政治體制所發(fā)揮的獨特作用,二者都無法全面精準地概括清朝“正統(tǒng)性”的特質。
“第三種觀點”的具體表現是清朝對漢代經學“大一統(tǒng)”觀念的重新審視和對“中國”概念的重新定義。楊念群教授說,清帝有意恢復漢代“正統(tǒng)觀”中與“大一統(tǒng)”相關聯(lián)的經典內容,使得清代“正統(tǒng)性”既不游離于儒家思想的傳承脈絡,又對宋明以來的“中國觀”進行了徹底改造,并賦予其嶄新的意義。乾隆年間引導士林回歸漢代經學,深掘其中被宋明理學忽視的“正統(tǒng)”因素,對公羊“三世說”的重新釋讀即是一個突出的例子。
滿人在入關前基本上仍然按照漢人的“夷夏之辨”模式,把明朝視為“中國”,而把自身當成“夷狄”。清帝入主大統(tǒng)后,用“籍貫”的方位概念消解宋明“中國”觀中的“夷夏之辨”色彩。雍正和乾隆帝都曾引述孟子的話說,舜是東夷之人,文王是西夷之人,在孟子處顯然沒有任何歧視成分,圣賢也不以此為忌諱。舜與文王皆為儒圣,又都是夷人,“夷夏之辨”也就無意義了。從“中國”與“夷狄”二分,到“夷狄”屬于“中國”,清朝完成了“中國”概念的再定義,最終解決了“身份焦慮”問題,形成新的“大一統(tǒng)觀”。
四 “大一統(tǒng)觀”與“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形成的關系
費孝通先生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系統(tǒng)提出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論”的主張,認為中華民族不是56個民族實體的簡單加總,而是56個民族結合成多元而統(tǒng)一的整體?!爸腥A民族多元一體論”延續(xù)了費孝通和吳文藻先生早年提出的“民族平等論”的若干見解,同時又吸納了顧頡剛先生在面對民族存亡危機時突出倡導“政治一體化”的合理訴求,形成一整套更為均衡合理的民族團結理論。
除此之外,費孝通先生還把“中華民族”觀念的形成分為“自在”與“自覺”兩個階段,并承認清朝運用“大一統(tǒng)觀”促成了中華民族“自在”意識的形成。現當代的“自覺”民族意識與清朝“大一統(tǒng)”規(guī)范之下的“自在”民族意識,乃是一種前后銜接的繼承關系。我們不妨說,“中華民族多元一體論”就是對清朝“大一統(tǒng)”多民族共存觀念的升級改造。
講座現場
可以說,費孝通先生的解釋表面上似乎僅僅是對斯大林“民族理論”的改造發(fā)揮,實際上更多汲取了清朝“大一統(tǒng)”觀對少數族群治理的經驗。具體而言,“中華民族多元一體論”和與之相適應的民族區(qū)域自治政策,就是對清代“宗藩制”的傳承與改進。清朝通過建立理藩院,把內外蒙古及西藏、新疆地區(qū)納入王朝版圖,成功破解了此前郡縣制與宗藩制截然對立的尷尬困局,真正實現了多民族共享廣袤疆域的“大一統(tǒng)”局面。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新中國建立之初所展開的“民族識別”運動,采取的方法雖然多少源自西方人類學對“民族”的定義,但又不完全等同于西方學界對“民族”內涵與邊界的認識?!懊褡鍏^(qū)域自治”政策的實施,更像是對《禮記·王制》“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原則的變通改造。其中,“修其教”“齊其政”彰顯了中華民族政教融合的“一統(tǒng)”性,“不易其俗”“不易其宜”又體現了尊重少數民族習俗的“多元”發(fā)展態(tài)勢。
總之,楊念群教授主張,“大一統(tǒng)”觀的形成有一個從經典文本的構造到“經世”實踐的復雜過程。在不同的朝代,由于歷史語境的差異,“大一統(tǒng)觀”的命運亦有所不同。在近代中西沖突與融合的背景下,“大一統(tǒng)”逐漸成為現代“中華民族”觀念形成的傳統(tǒng)思想資源,至今仍發(fā)揮著重要作用。
五 提問互動環(huán)節(jié)
主持人陳少明教授首先對講座進行點評。他認為本次報告內容翔實,異彩紛呈,對于“大一統(tǒng)”概念的起承轉合的講解細致入微,刷新了我們對這一問題的認知。他說,倫理學中有學問研究的“厚”與“薄”之分:“薄”是相對抽象的研究,天馬行空;而“厚”是貼合文本的具體的研究,腳踏實地。楊念群教授的這一研究是很“厚”的,給我們帶來很多知識上的和方法上的啟發(fā)。
提問環(huán)節(jié)
現場的老師和同學們積極向楊老師發(fā)問,楊老師一一予以回應?;騿柤敖鹩^濤先生“超穩(wěn)定結構論”。楊老師答:不同意“超穩(wěn)定結構論”,因為這一說法忽視了制度的調適和變化?;騿枴按笠唤y(tǒng)”之“價值理性”。楊老師答:在人文學科領域,不建議一開始就使用“價值理性”去提出問題和分析問題。關于“大一統(tǒng)”研究只是就事論事,不談論價值層面。建議細讀文獻,然后自己判斷?;騿枴皣濉迸c“中華民族”稱謂之優(yōu)劣。楊老師答:“國族”容易產生誤解,并分析了原因。同學們又問了很多其他問題,此不贅。
陳少明教授總結
最后陳少明教授做了總結。他提到做學問的“實”與“虛”的處理,認為歷史研究應該“虛”一點,不能只是堆砌史料,要有“靈魂”;而哲學史研究應該“實”一點,不能只是堆砌觀念,要結合實際,做到“有血有肉”。如此“糾偏”,共同的追求在于學問的立體感。陳老師呼吁把學問“做活、做寬、做深”,做有生命力的學問……
講座合照
(報道:黃子鋒;攝影:施雨)
責任編輯:近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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