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嘉許】“子畏于匡”一說
“子畏于匡”一說
作者：陳嘉許
來源：作者賜稿
《論語》有兩處“子畏于匡”的記載，分別是這樣的：
9.5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后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
11.23子畏于匡，顏淵后。子曰：“吾以女為死矣?！?/span>
曰：“子在，回何敢死？”（《先進》）
孔子在匡被當?shù)厝苏`認成了陽虎，當?shù)厝税阉麌饋砹?，這件事情本身比較清楚，可棘手之處在于，編《論語》的人為什么要使用“畏”字呢？字面本來也很清楚，轉(zhuǎn)換成白話文，大意就是“孔子在匡地畏懼”，但這樣解釋的話，就有點尷尬了，孔子身為圣人，面對危險還恐懼嗎？這似乎有損他的形象。
那就在“畏”字上面好好研究研究，或許不應該是畏懼的意思。解釋史對《論語》這兩處“子畏于匡”的說法，主要參考最先出現(xiàn)的《子罕》部分的文本即可?！墩撜Z集釋》對諸家注解收錄得比較公允、全面，本文即以之為主要的解釋史參考文獻。其所引用俞樾《群經(jīng)平議》的有關(guān)考證，涉及早期解釋，讓我們先看一下：
《荀子·賦篇》：“比干見刳，孔子拘匡?！薄妒酚洝た鬃邮兰摇芬嘣疲骸翱锶擞谑撬熘箍鬃?，拘焉五日?！比粍t畏于匡者，拘于匡也?！抖Y記·檀弓篇》：“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编嵶⒓匆钥鬃游酚诳餅樽C。而《通典》引王肅注曰：“犯法獄死謂之畏。”是畏為拘囚之名。后人不達古義，曲為之說，蓋皆失之。（程樹德：《論語集釋》（二），中華書局，1990年，第577頁，標點有微小改動。）
這里解釋“畏”是拘囚，根據(jù)并不充分。首先，引用《荀子》和《史記》的文本，拿來證明“畏”即“拘”，頗有牽強附會之嫌，因為《荀子》和《史記》是說“事”，“拘”字能把事實表達清楚就夠了，而《論語》是借“事”說“理”，光事實清楚是不夠的，關(guān)鍵是還要能傳達跟夫子之道有關(guān)的更多信息(這跟《春秋》很像)，措辭的目的不一樣。其次，不管鄭注還是王肅注，“畏”的重點都在死亡上面，而不是拘囚。鄭玄注《禮記》，釋“畏”時引用了“子畏于匡”，以說明“畏”是被別人強加罪名百口莫辯因而冤死的情形（“人或時以非罪攻己，不能有以說之，死之者。孔子畏于匡?！薄稘h魏古注十三經(jīng)》上冊之《禮記》卷二，第20頁，中華書局，1998年）。鄭玄的這個注解本身就未必妥當，何況是更生枝蔓曲解其意。再次，畏的本義是畏懼，其甲骨文寫法即是鬼執(zhí)杖來罰的形象，繞上一大圈說是被別人囚禁甚至冤屈而死，太匪夷所思了。
解釋史還有一種代表性的觀點，是“戒心”。朱子《集注》云：“畏者，有戒心之謂?！保ā墩撜Z集釋》（二），第578頁）崔述《洙泗考信錄》云：“此必孔子聞匡人之將殺己而有戒心，或改道而行，或易服而去，倉卒避難，故與顏淵相失，故不曰圍于匡，而曰畏于匡。若已為所圍，生死系于其手，而猶曰‘其如予何’，圣人之言，不近迂乎？”（《論語集釋》（二），第576頁）這個解釋乍看有理，實則不然，因為那個時代是亂世，出門在外有戒心是常態(tài)，孟子在薛，“有戒心”，人家饋贈他錢財，理由是買兵器之用，他就接受了。如果非要把大難臨頭之際的戒心才叫“戒心”，那《論語》直接就寫成“子戒于匡”，豈不于圣人形象更為妥當？
《論語集釋》“唐以前古注”還有一種平實的解釋，就是解釋成畏懼，只不過給了貌似周全的理由：
皇《疏》引孫綽云：“畏匡之說，皆眾家之言，而不釋長名，解書之理為漫。夫體神知幾，元定安危者，雖兵圍百重，安若泰山，豈有畏哉？雖然，兵事阻險，常情所畏，圣人無心，故即以物畏為畏也。（《論語集釋》（二），第578頁）
這個解釋，首先承認了圣人的修為是不可能臨陣畏懼的，然后以“圣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人之所畏，不可不畏”（《道德經(jīng)》）之類道理為據(jù)，來說明當時大家都害怕，所以孔子也就跟著“表現(xiàn)”出了害怕。這個解釋也是乍看合理，實則不然。孔子到底有沒有畏懼？“圣人無心，故即以物畏為畏也”與其說是解釋，不如說是更讓人費解了，典型的玄學。就算是按照這種玄學邏輯來理解，那孔子內(nèi)在說到底還是“不畏”的，為什么還要故意說“畏于匡”呢？就算是不考慮“內(nèi)在”，就按照“圣人無心，故即以物畏為畏也”的字面邏輯，那孔子平時所“畏”的也肯定是非常多的，何必在匡地才這樣呢？
筆者認為，把“畏”解釋成畏懼，本身是沒有問題的。解釋史不敢直說是畏懼，或者即使解釋成了畏懼，也要加個前提說圣人本無所懼，實在都是大可不必的。
關(guān)鍵的問題，是畏什么？
如果是怕死，或者高尚一點地說，怕身邊的人被自己連累而死，那的確在孔子這里有點說不過去，因為他是個信命的人，深知生死有命的道理，哪有這種怕死的情形，而且還是被記入《論語》傳諸千古的情形?！墩撜Z》惜墨如金，充滿微言大義，不當如此。
那是怕什么呢？夫子有言：“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保ā墩撜Z·季氏》）結(jié)合匡地實際情況，他所畏的，只能是天命。
孔子是君子，平時自然也畏天命，為什么要專門記載匡地之畏呢？因為匡地這里應該是由“畏天命”而“知天命”，屬于孔子人生的一大轉(zhuǎn)折。
這可以從周文王說起。根據(jù)《周易》的文本，文王早先一腔激情，為商朝立下汗馬功勞，九死一生效命疆場，結(jié)果換來的卻是羑里之難。在羑里，他是真的怕了，怕什么呢？不是怕死，而是怕天命。一個問心無愧的人，為什么老天要這樣對待？怕了之后，是反思，反思了之后，是明白。正是在羑里，文王完成了思想的轉(zhuǎn)變、定位的轉(zhuǎn)變，但這時還沒有足夠的底氣，或者說，還沒有得到卜筮上的確認，回到周國以后，通過正式的卜筮，確認了天命問題，肯定了自己該干什么。羑里期間的轉(zhuǎn)變，在數(shù)卦文辭里都有體現(xiàn)，這里沒法多說，回到周國的卜筮倒是可以說一下。《比》卦辭有“原筮，元永貞”，歷來比較費解，主要是“原”字不知道說的是什么?！霸弊制鋵嵃抵钢茉鞘侵車敃r的首都，文王在那里卜筮而確認天命，“元永貞”則是他知道結(jié)果以后的決心?！侗取窞槭最I(lǐng)之卦，當時天下，舍周其誰？
文王之畏，蒼生之福。
孔子亦然。相信正是在匡地，孔子完成了對自己天命的反思，終于確認了自己該干什么，這對一位圣人來說，是類似于羑里事件那樣，足以載入史冊的一件大事，所以《論語》才會兩見“子畏于匡”！他的天命是什么，或者說真正該干什么呢？不在當世，而在萬世。
上面還只是圍繞“子畏于匡”四個字展開的分析，現(xiàn)在讓我們從語境和結(jié)構(gòu)的角度，來看看是否能夠得到更多的佐證。
9.5章的前后文是這樣的：
9.4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9.5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后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9.6大宰問于子貢曰：“夫子圣者與？何其多能也？”
子貢曰：“固天縱之將圣，又多能也?！?/span>
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span>
《論語》每篇都是一篇完整的文章，章與章之間通常都有嚴密的邏輯關(guān)系，每一章都有全篇結(jié)構(gòu)上的弦外之音，或者說，都有服務于通篇全局的微言大義，而不是只有孤零松散的章句意義。在單獨一章完成一個意義片段（這是對《論語》最常見的理解層次）的同時，連續(xù)的數(shù)章也經(jīng)常共同完成一個意義片段。在連續(xù)的幾章里，有時候它們自己形成一個相對完整的意義片段，有時候是共同在全篇語境里形成另一個意義片段，有時候是二者兼有。這些都是很有意思的結(jié)構(gòu)現(xiàn)象，值得《論語》研究者重視。拿上面這幾章來說，9.4章表明孔子無可無不可的修為，沒有說自己一定要怎樣的固執(zhí)，9.5章明確點出了天命在茲的意旨，并且明確提到了孔子與文王的道脈傳承，9.6章進一步暗示他“天縱之將圣”的天命，不過他不以圣自居罷了。不是自己一定要怎樣，而是天命如此，是所以為天命也。尤其是9.5章，結(jié)合前面的分析不難發(fā)現(xiàn)，緊接著“子畏于匡”就談天命，夫子由“畏天命”而“知天命”的人生轉(zhuǎn)折躍然紙上。
11.23章的前后文比較特殊，因為它與前后文所共同形成的意義片段，意旨并不在“子畏于匡”上，而是在別處，這里不必討論了。不過單就本章內(nèi)部而言，也可以明顯地看出孔子的天命意味（顏回知夫子必在）。
以上是從文本角度，對“子畏于匡”含義的分析。解釋至此，還要面臨的一個問題，就是歷史年代的對應問題。根據(jù)主流的孔子年譜，該事件發(fā)生的時間，應該是在孔子六十多歲，而這時的孔子已經(jīng)“耳順”了，早就過了他自述的“五十而知天命”的年紀，所以，把“子畏于匡”解釋成敬畏天命乃至“終于確認了自己該干什么”，是不是在時間上對不上號呢？他難道不應該是十年前就確認了嗎？
這里需要思考與“五十而知天命”直接相關(guān)的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這個“知天命”，是本文在前面解釋說過的“孔子完成了對自己天命的反思，終于確認了自己該干什么”嗎？解釋史一般要么解釋成“知命”，要么解釋成“知天”?！爸臁辈蝗绮唤忉?，因為沒有可以用語言表達出來的標準?！爸?，是說孔子五十歲時深刻地認識到了生死貴賤貧富壽夭等一切都是命?！爸苯忉屍鋵嵤钦f不通的，因為孔子說“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堯曰》），那他難道在五十歲前不知命嗎，那豈不是說他在五十歲前還不算君子？所以我們可以確信，“知天命”不是“知命”。
梳理了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又來了，有沒有一種可能，“子畏于匡”其實就是發(fā)生在五十多歲的時候，而不是六十多歲？
“子畏于匡”如果發(fā)生在五十多歲的時候，那么就是流行的孔子年譜有誤，要么是匡地事件的時間記載有誤，要么是孔子生年有誤。
匡地事件的時間記載有誤最有可能，因為直到現(xiàn)在，還有一些關(guān)于孔子生平大事時間的爭議?！妒酚洝た鬃邮兰摇芬驯还J沒那么可靠，將其理解為信史，倒不如理解為就是人物傳記更為恰當，雖然有很高的史學價值，但確實是有很多材料來自于傳聞和采訪，還要貫以太史公自己的“我覺得”。至于采信《韓非》《莊子》《墨子》《呂氏春秋》等書雜說，以湊編孔子年譜，問題就更大了。
孔子生年記載有誤，也是有可能的?！豆颉贰豆攘骸范鞫颊f孔子生于魯襄公二十一年，《史記》說是魯襄公二十二年，不過考慮到司馬遷的公羊?qū)W傳承，以及夏歷周歷的轉(zhuǎn)換問題，也許《史記》跟《公羊》說的是同一年（參見王維堤、唐書文《公羊?qū)W譯注》注釋部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423－424頁）?！豆颉肪_到了月和日，說“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有版本無此句，不排除人為刪除的可能性），阮元?？敝赋鲈撛聼o庚子日，所以應為十月（《春秋公羊傳注疏》，李學勤主編，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449頁），這個就很耐人尋味了。阮元的?？睅椭覀冎懒诉@條記載有問題，但如果改成“十月庚子”的話，到底是糾正了小誤、還原了真實呢，還是把瑕裂傅上了薄彩呢？無從得知。照理說《公羊》《谷梁》還是比較權(quán)威的，但有沒有必要上升到特別權(quán)威、特別可靠的角度，值得深思。筆者個人的看法，單從《春秋》“獲麟”這個問題，就可以看出某些問題。尤其是《公羊》，濃墨重彩地描述了孔子的無限凄愴，甚至悲嘆“吾道窮矣”，筆者不敢茍同，“西狩獲麟”者，文武之道播于八方，圣人薪火自有麟種是也，此乃可喜之事，何悲之有？也許孔子并不是“絕筆”于此，而是不需要再親自往下寫了?！洞呵铩肥加凇半[”而止于“麟”的邏輯，跟《論語》“憲問→衛(wèi)靈公→季氏→陽貨→微子→子張→堯曰”的邏輯進展(拙文《儒典三部目錄試解》對此有專門解釋)，是不是同一條線索呢？也值得深思。在“始隱”的問題上，《公羊》的解釋應該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當然了，這樣扯得有點遠了，意思還是為了說明一點，那就是考證孔子年譜所依據(jù)的文獻，不一定那么可靠。《公羊》和《谷梁》二傳對孔子生年的說法一致，這是不是可靠呢？其實也未必，因為《谷梁》有直接引用《公羊》的做法，那么在生年上也引用一下，是有可能的。
筆者認為，《論語》才是關(guān)于孔子生平、孔子見解最為可靠的文本。面對“子畏于匡”解釋與流行年譜的矛盾，也許流行年譜才是對的，也許不然。到底該怎么理解，本文聊備一說吧。
責任編輯：近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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