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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之于韓國國民精神探析

作者：陸妍旭

來源：《道德與文明》2022年第3期

摘    要：儒家思想傳入朝鮮半島后，逐漸成為韓國國民精神的重要組成要素，在傳統(tǒng)社會中占據統(tǒng)治思想地位，對維持社會穩(wěn)定起著重要作用，即使在近代抗擊日本殖民統(tǒng)治時期也發(fā)揮著引領民眾恢復國權的精神指導作用。韓國光復后，治國理念變化和宗教信仰多樣化所帶來的價值危機造成了以儒家思想為根基的國民精神遭遇巨大挑戰(zhàn)，多元文化和自由主義思潮導致社會價值觀混亂，進而引發(fā)了一系列社會問題。韓國政府反思儒家思想與國民精神形成的內在聯系，把韓國傳統(tǒng)國民精神與現代社會價值理念相結合，探索傳統(tǒng)儒家價值理念與西方普遍價值取向的結合點，把儒家思想融入教育實踐之中，以儒家禮俗涵養(yǎng)國民精神，增加民族的凝聚力和國家認同的向心力，為現代化建設提供精神動力取得了積極效果，值得我們借鑒。

作者簡介：陸妍旭，天津職業(yè)技術師范大學講師，天津市普通高等學校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職業(yè)教育發(fā)展研究中心兼職研究人員

儒家文化在過去二千多年的歷史長河中對東亞社會產生了深遠影響，韓國的儒家思想不僅吸收了中國儒家思想精髓，還融合了朝鮮民族的土俗信仰，并逐漸形成了具有本民族性的、本土化特征的思想體系。儒家思想在韓國獲得了新的生命力，更具有廣泛的開放性和兼容性，在漫長歷史進程和現實實踐中演化為富有凝聚力的韓國國民精神。在多元價值理念共存的時代，儒家思想仍舊是韓國國民在思想意識、價值取向、道德水準、理想信仰等領域的主要價值取向，決定著韓國人的生活習慣、行為方式。韓國琴章泰教授指出：“作為朝鮮民族精神動力的儒家思想具有廣泛的功能，它不單純作為某個時代的社會制度或倫理規(guī)范發(fā)揮功能，而且通過傳統(tǒng)社會形成韓國人的意識結構，體現韓國人的文化方式的創(chuàng)造性源泉?！盵1]（121）即使在現代韓國社會國民價值觀遭遇了多元文化思潮和宗教的沖擊，儒家思想作為韓國人的核心價值觀仍發(fā)揮著巨大作用，甚至在處理現代化進程中所出現的社會問題時顯示出了強大智慧力量。

一、弘揚與詮釋：儒家思想內化于韓國國民精神

儒家思想已經根植于韓國文化之中，其與朝鮮半島原始民族信仰相互融合，兼顧了不同價值觀的共性、普遍性，在個人倫理觀念形成以及社會價值塑造方面影響深遠。儒家思想是韓國國民精神的靈魂，反映了韓國人的思維方式和行為規(guī)范，對于朝鮮半島政治體制、文化禮俗確立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儒家思想內化于韓國國民精神，經歷了長期歷史實踐的過程。

1.儒家思想內化國民精神

在理解韓國國民精神形成過程時離不開對韓國固有思想的考察，由于韓國的思想文化是從中國、印度、西歐傳來的，很難找到韓國思想固有的實體形式。三國時期儒釋道在朝鮮半島的傳播與融合，本土信仰中的祖先崇拜、對山川諸神敬畏思想得到了的強化，敬天祭神、懷念祖先的祭祀活動逐漸普及并融入了儒家的宇宙觀和自然觀，逐漸形成了韓國人的固有思想。因此，韓國國民精神的根源中固有的含義界定并不是指韓國土生土長的思想，而是指具有韓民族個性和韓民族主體性的思想。[2]（87）也就是說，韓國的固有思想是在長期的共同生活中形成的共同的價值觀和文化，它不局限于本民族的原始信仰，還包括維系民族特性的外來思想，這才是韓國國民精神構成的核心要素。

一方面，韓國國民精神的形成與儒家思想在朝鮮半島傳入和本土化過程密切相關。儒家思想是與漢字一起傳入朝鮮半島的，據《三國史記》中記載高句麗自建立初期就利用漢字編撰歷史書籍，公元372年高句麗率先模仿中國的太學制度設立太學教授儒家經典，并以儒家治國理念作為管理國家的價值導向。歷史的實踐中韓國繼承和發(fā)展了中國儒家的孝思想和人間關愛等核心思想，形成了“弘益人間”的建國精神和開國理念，經過后世不斷地豐富，逐漸涵蓋了博愛、利他、平等，追求和平、光明、自由、為國奉獻等價值觀。弘益人間之所以能被百姓廣泛接受，因為它涵蓋了儒家思想的人本主義和人道主義思想精髓，并內化為韓國的國民精神內核，起著道德教化民眾，規(guī)范指引百姓生活行為的作用。

另一方面，儒家經典《論語》《孝經》中的忠孝思想在朝鮮半島傳播普及，成為韓國國民精神思想源泉，新羅時期根據儒教制度確立了國家的體制、教育制度、百姓禮儀，并在社會實踐中形成了“花郎精神”，“花郎精神”是以中國儒家思想為根基與韓國現實情況相結合而產生的典型的忠誠于國家政治共同體的愛國主義精神，它在新羅統(tǒng)一三國時期發(fā)揮了巨大作用。儒家倫理規(guī)范是培養(yǎng)花郎愛國思想的主要依據，“事君以忠、事親以孝、交友以信、臨戰(zhàn)無退、殺生有擇”[2]（199）成為主要行為準則?；ɡ傻牡赖滦叛觥⒗硐胱非?、行為規(guī)范也逐漸演繹成為一種社會價值，《三國遺事》中有這樣的記載：“自此使人悛惡更善，上敬下順，五常六藝，三師六正，廣行于代?！盵3]（22）忠、孝、信、勇、義等德目成為當時社會的普遍倫理和價值觀。儒家科目用以修身養(yǎng)德，內化為一種原始國民修養(yǎng)，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花郎精神”不僅僅是新羅時代的國民思想核心與精華，而且是未來韓國思想的中樞。隨著時代變遷，“花郎精神”的實質依然存在于韓國國民精神的發(fā)展脈絡中，是韓國民族精神在特定歷史環(huán)境中的鮮明體現，更是對儒家倫理道德的踐行與發(fā)展，對于后世有著深遠的影響，其愛國、愛家、篤信、守義的思想成為當代韓國愛國主義思想的重要來源，凸顯了韓民族主體意識，它成為一種隱性的凝聚力深植于韓國民眾的價值信仰之中，它是韓國國民精神的原點，對韓國的發(fā)展有著不容忽視的精神指導作用。

2.儒家思想豐富和發(fā)展了韓國民族精神

從儒教禮俗到儒教價值觀不斷豐富和發(fā)展韓國國民精神的內涵，朝鮮李朝是儒學發(fā)展的興盛時期，儒學在李朝500余年統(tǒng)治時期占據著“國教”的地位。政治上李朝與中國維持著朝貢關系，文化上產生了對中國法律規(guī)范、文化信仰認同與崇拜的“慕華思想”，以朱子學為中心的儒學處于學術正統(tǒng)地位，儒家思想已經滲透到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社會上冠、婚、喪、祭等儒家禮儀已經得到了普及，李朝時期文廟已經遍布全國各地，奉祀孔子已成為國家祀典，當時書院和鄉(xiāng)校對于韓國傳播儒學、培育國民精神起了重要作用。16世紀中葉朝鮮中宗后期，書院成為教育活動平民化的向心力，書院體制逐步完善，朝鮮時儒士把朱子《白鹿洞學規(guī)》作為藍本，制定了各自的院規(guī)，此時書院主要社會機能是傳播知識，教化鄉(xiāng)民，培育民風、民俗。朝鮮中宗12年（1517年）趙光祖希望通過儒教倫理為主體建立新的社會秩序，推行以儒家道德規(guī)范為準則的“鄉(xiāng)約運動”，并移植中國的《呂氏鄉(xiāng)約》在朝鮮全國頒行，在鄉(xiāng)約的社會化方面以孝為價值根本，規(guī)范人行為和日常生活態(tài)度，以孝強化社會共同體精神的價值指引，“孝者百行之源人子之本也，禮者萬理之會婦之和也，君子能體之者也”（《司憲府滕錄·丙戌二月朔》）。推廣《孝經》《小學》，還刊載了《孝行錄》《三綱行實圖》《五倫行實圖》等漢文典籍，在社會上形成崇尚孝道，嘉獎孝子、孝婦、孝女的風俗，此時孝的價值導向作用超越個人的修養(yǎng)，擴展到家庭生活，最后歸于整個國家層面，逐漸成為國民精神的底色。

近代民族危機錘煉了韓國國民的愛國精神和獨立精神，特殊歷史造就了韓國人不畏強暴、堅毅的民族性格、國家意識，這種國民精神實際上就是韓國的民族精神的深化。進入19世紀，日本打開了朝鮮的門戶，朝鮮社會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機，日本為了使朝鮮半島“皇民化”極端歪曲和貶低朝鮮民族史，焚毀朝鮮民族歷史、地理和民族意識的書籍，企圖將天皇作為朝鮮人的精神支柱來進行殖民統(tǒng)治。與此同時日本在朝鮮半島傳播西方學技術，傳統(tǒng)儒家思想體系走向瓦解。西式教育的傳播導致了韓國儒教文化傳承上的斷裂，儒家思想的正統(tǒng)地位開始動搖，期間愛國知識分子開展維護儒教的正統(tǒng)地位的“衛(wèi)正斥邪”運動，希望達到抵制西學傳播、對抗日本殖民侵略的目的。與中國五四運動不同，韓國在抵抗日本殖民統(tǒng)治時沒有把國家的衰亡歸咎于儒家思想的封閉性所造成的社會落后，而是化儒家思想理念為武器反擊日本侵略，傳統(tǒng)儒家的“義理精神”和“民族精神”引領民眾進行了反侵略斗爭，儒學在韓國已經成為引領韓民族恢復國權、抵抗侵略的精神動力?！靶l(wèi)正斥邪”思想也逐步融入了愛國思想和民族獨立思想，其具有守護以儒家思想為根基的民族精神的目的，“衛(wèi)正斥邪”思想和東學思想在維護民族的主體性和國家的自主性方面起到了積極作用，從這點上看，以中國儒學思想為根基，并以韓民族共同生活和固有思想為土壤的韓國國民精神的發(fā)展也是持續(xù)變化發(fā)展、不斷豐富的，它詮釋了儒學思想在域外生命價值拓展的新樣態(tài)。我們可以發(fā)現儒家思想作為國民精神具有穩(wěn)定性和普遍性，李朝從正祖開始到高宗的100年間為強化封建王朝統(tǒng)治，維護儒學的純粹性與其他外來思想不同，韓國文化在固有思想基礎上對中國儒學的弘揚與發(fā)展，逐漸實現其普遍價值的，隨著社會發(fā)展和時代變遷，韓國的國民精神也隨之不斷深化，涵蓋了韓國政治信仰、道德規(guī)范、社會風尚、風俗習慣等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它不僅激勵著國民在民族危難之時挺身而出、保家衛(wèi)國，而且還是鼓舞民眾在和平發(fā)展時期經濟建設的精神動力。

二、危機與挑戰(zhàn)：韓國國民精神的理性思考

隨時代變遷在韓國現代化進程中，傳統(tǒng)的生活習慣和思考方式遭受了多元價值沖擊，批判和否定儒家思想成為一種社會思潮，韓國人對其民族精神的根源也產生了困惑，究其原因是現代性價值危機引發(fā)了信仰危機，加之西方社會思潮和價值體系中的功利主義、個人主義、工具理性主義影響所導致的。這里所說韓國人的思想世界與價值觀念更多地與一個民族的歷史文化聯系在一起，是對民族文化的傳承。儒家傳統(tǒng)已經成為韓國人“心靈的習慣”內化為國民精神，他直接反應人的內在要求，無形中支配著人們的心理、影響人們的價值觀。而在現實生活中，這種源于傳統(tǒng)的價值觀造就了韓國人既矛盾又復雜的思想狀態(tài)，導致了國民價值取向的非理化。這種困惑和挑戰(zhàn)主要源于政治制度變化所引發(fā)的治國理念的變化，還有就是宗教信仰多元化轉型所帶來價值危機。

一方面，政治制度變化改變了傳統(tǒng)文化發(fā)展脈絡，傳統(tǒng)國民精神備受考驗。1945年韓國光復后，采用了美式民主政體和多黨制，在發(fā)展資本主義經濟的同時，倡導西方所謂的普世價值觀。社會制度和教育體系發(fā)生了巨大變革，傳統(tǒng)儒家文化原有的社會基礎已經瓦解，加之韓國進步勢力和保守勢力之間對治國理念的沖突，導致傳統(tǒng)的儒家思想處于否定和排斥的狀態(tài)，社會輿論方面也出現了對儒家倫理及傳統(tǒng)價值觀質疑的傾向。這與韓國民族主義高漲，面對外來文化沖擊時韓民族心態(tài)中包含一種自卑和矛盾的心理有關，同時也與半島地理環(huán)境封閉長期處于周邊強國夾縫中有著密切關系，而且還與日本長期殖民統(tǒng)治期間為抹殺民族性而推行的“皇民化”教育有關，加之冷戰(zhàn)期間朝鮮半島分裂，朝鮮半島成為美蘇冷戰(zhàn)爭霸的焦點，朝鮮民族的憤恨、自卑心理直接影響其文化認同，儒家思想被視為“中華思想”代名詞和國家發(fā)展的精神枷鎖。

韓國光復后模仿歐美國家構建新的教育體制，曾經傳播儒家思想的書院、鄉(xiāng)校走向沒落，傳統(tǒng)思想教育處于停滯狀態(tài)，直到1960年代韓國施行倫理教育，才將傳統(tǒng)儒家思想納入教育課程之中。20世紀70年代，隨著韓國經濟的高速發(fā)展，韓國由一個傳統(tǒng)農業(yè)社會發(fā)展成為一個發(fā)達的工業(yè)社會，成為東亞迅速崛起的典范。商品經濟給人們帶來了高度的物質文明的同時，個人主義和物質主義思潮也隨之蔓延，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之間發(fā)展的不均衡也引發(fā)了許多社會問題，當時社會的主體基調是追求科學和物質文明，國民精神培育方面普遍處于急功近利狀態(tài)，越來越多的人對儒家思想的現代價值產生懷疑。加之韓國民族主義、民粹主義高漲，宣揚民族自我意識覺醒并與中國文化進行切割。“去漢化”、去儒教化政策便是韓國民族主義意識形態(tài)化的一大表現，這形成了對以儒家思想為根基的韓國國民精神的巨大挑戰(zhàn)。

另一方面，宗教信仰多元化，社會價值認同多樣化動搖著韓國國民精神的根基。在韓國社會儒學更像是一種宗教，在此基礎上形成了宗法制度、婚姻制度以及傳統(tǒng)生活方式。然而隨著基督教廣泛傳播以及它在民族獨立運動中表現出的激發(fā)國民愛國熱忱的作用，也使它在韓國民眾中樹立了較好的形象。信仰基督教的人數不斷增加，但一些基督教團體對儒教信仰和生活方式進行了批判，進而提出了基督教可以為韓國現代化和民主進程提供了精神上的指導的論調，傳統(tǒng)儒教信仰和儒家生活方式逐漸弱化，基督教借反對偶像崇拜來抨擊傳統(tǒng)儒家祖先崇拜的習俗，想從根本上摒棄儒教的象征——祭祀，這就造成了許多基督教家庭生活上困惑，基督教信仰與儒教傳統(tǒng)生活理念相沖突進而導致國民價值認同危機。宗教信仰差異產生了新價值理念與傳統(tǒng)價值體系的矛盾和沖突，進而影響了國民價值認同。

我們可以看到在當今韓國，政治制度轉型與宗教信仰多元化對傳統(tǒng)國民精神的沖擊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傳統(tǒng)社會進入了一個近代轉型期，西方語境下的現代性與歷史傳統(tǒng)之間矛盾沖擊著社會價值觀。大量的西方制度被移植到韓國，這不僅導致了傳統(tǒng)儒家思想作為韓民族長期形成的國民精神的合法性的危機，甚至動搖了整個韓民族國民精神存在的合法性基礎?，F代的韓國國民精神建構合法性，需要在傳統(tǒng)儒家思想中尋找繼續(xù)發(fā)展的依據。由此可見，如果一個國家的國民精神離開了它所生存文化根基，就有可能喪失其合法性和實效性。我們還要看到現代韓國國民精神中所遭遇的“去漢化”政策、去儒教化政策，以及信仰危機正是儒家思想在現代化進程中所需要面對的挑戰(zhàn)。

三、探索與反思：現代韓國國民精神價值追尋

在探討韓國國民精神形成過程時，韓國學者從儒家思想中尋找其現代價值，也有一些學者根據韋伯的觀點，到新教中尋找資本主義精神發(fā)展的思路和方法，但是在隨后的韓國、日本、中國臺灣、新加坡儒家文化圈經濟飛速發(fā)展使韓國學者認識到，以儒家傳統(tǒng)思想為根基的國民精神與經濟發(fā)展有著密切關系。因而需要對儒學的普遍共識進行梳理和闡釋，尋求傳統(tǒng)文化的現代轉型，我們所說的轉型不僅是對一種文化精神的繼承與發(fā)展，還要對傳統(tǒng)文化進行形式上的改造。只有具備現代性的傳統(tǒng)文化才更具活力和生命力，韓國社會在接受多元文化價值的同時并沒有拋棄儒家倫理觀念，而是將民族文化與外來的多元價值相融合，這是因為儒家文化中的和諧基因起作用。發(fā)揮其人文關懷和人本倫理精神為現代韓國人提供持久的精神動力支持。

首先，探索將傳統(tǒng)價值理念轉化為現代社會所接受的國民精神。韓國作為單一民族國家，統(tǒng)一的語言、共同的祖先使得韓國人的“愛族”與“愛國”有著天然的統(tǒng)一性，共同的信仰為韓國國民精神做了良好的鋪墊。韓國人的愛國主義精神與民族意識，不僅與韓國的歷史和文化特質緊密相連，還與國家意識不斷覺醒緊密相連，它反映了一個韓國的國民在價值取向、道德水準、民族精神等方面的綜合素質。韓國學者認識到儒家思想在韓國社會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儒教不僅使社會構造、社會制度發(fā)生了巨大變化，而且對韓國人的性格塑造起到了決定作用。因而，樸正熙政府時期將傳統(tǒng)精神同西方價值觀、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以及管理方式相結合，把儒家思想中的“忠”的理念運用到企業(yè)生產經營與管理之中。國民受儒家權威觀影響，普遍地認同政府采用的主導型經濟發(fā)展模式，合理有效地配置有限的資源，從而有力地推動了韓國的現代化進程。韓政府在經濟發(fā)展取得成效時著重強化國民精神，把儒家倫理的重視道德修養(yǎng)與西方崇尚理性科學的精神相結合，重塑韓國人的國民性。20世紀70年代初，韓國以“勤奮、自立和合作”為口號開展社會新道德運動；到了80年代，韓國提出了“做健康、獨立、道德的韓國人”口號，其主要理念是弘揚傳統(tǒng)儒家的優(yōu)秀價值理念，并融合了西方自由主義價值觀。金大中政府時期試圖從儒家思想中探索執(zhí)政理念，發(fā)揮儒家倫理的人本思想，尋找國民精神的價值導向作用，提出了以傳統(tǒng)道德文化為根基，用儒家文化中的忠、孝、禮等價值理念培養(yǎng)韓國民眾的民族主義、愛國主義，又以開放的姿態(tài)吸收現代文明成果把民主、法治、人權、正義等價值理念作為社會共同的道德標準，這些舉措對于樹立民族自信心和自立、自強的民主意識起到了積極作用，由此韓國的國民精神、民族的主體性、民族復興的責任感得到了強化。

在多元價值融合的韓國社會，西方價值觀念逐漸被韓國國民所接受。因而韓國政府重新定位融合、沖突中的東西方文化，尋找東方傳統(tǒng)倫理觀念與西方普遍價值取向的結合點。此時的儒家思想也展示出前所未有的包容態(tài)勢，不僅融合了朝鮮民族固有的價值觀念，而且汲取西方價值體系中的民主成分，形成了具有開放包容特性的韓國國民精神。

其次，將儒家思想與教育實踐相結合培育國民精神。一方面發(fā)揮政府研究機構推進國民精神教育法制化、體系化、一般化、組織化。韓國政府在《國民精神教育教授指針書》中提出，為實現民族、民主、正義、福祉的國家理念，在弘益人間的國民精神基礎上培育民族·國家共同體意識，涵養(yǎng)愛國·愛族精神，培育踐行國民主人精神、協(xié)同精神、守法精神、名譽心、道德心、使命感等價值觀。[4]（56）韓國政府支持各類教育機構探究儒家思想與國民生活相關的價值理念，樹立韓國人的世界觀和倫理觀。韓國把傳統(tǒng)儒家倫理作為載體推行國民精神教育，通過傳播儒家思想來鑄造韓國的民族精神，在《國民教育憲章》中規(guī)定國民倫理教養(yǎng)課程設置“韓國傳統(tǒng)思想”為必修科目[4]（213），以培養(yǎng)具有創(chuàng)造精神、合作精神、愛國精神的國民為教育目標，在新教學大綱中把傳統(tǒng)禮儀作為主要教學內容，明確地規(guī)定日常生活中應該遵守的禮儀規(guī)范，把儒家思想具體化、生活化、實踐化，超越國家教育層面，滲透于韓國社會的各個領域，以便于民眾接受，擺脫以往理論說教形式，擴展到日常生活實踐之中，其中最重要的措施就是挖掘傳統(tǒng)思想資源的孝道文化，把孝這一傳統(tǒng)生活理念融入學校教育，在中小學階段把以善、愛、和、禮為代表的“四德”作為傳統(tǒng)道德教育的框架。在學校教育的每門課程教材中都要反映國民精神教育的內容，力圖從本民族的歷史文化、風土人情入手，強化民族意識、國家意識，愛國主義思想，豐富國民精神的內涵。

另一方面，發(fā)揮韓國傳統(tǒng)教育資源——文廟、鄉(xiāng)校、書院等民間教育團體在培育國民精神中的作用。據韓國文化體育觀光部2018年統(tǒng)計，大約有234所鄉(xiāng)校[5]（69）和581所書院[5]（256）參與其中，它們在教化民眾、推動地方儒教文化發(fā)展、塑造國民精神等方面起著重要作用。文廟被譽為韓國的道德與良心的發(fā)源地，韓國成均館文廟每年舉行“釋奠大祭”延續(xù)至今。韓國2005年4月成立書院聯合會，以“修齊治平”的儒教理念為基礎，致力于社會的道德文化建設和人文精神復興。同時，現代韓國社會鄉(xiāng)校仍然發(fā)揮著普及儒家道德規(guī)范和生活方式的作用，尤其在傳承傳統(tǒng)禮儀和傳播傳統(tǒng)價值觀方面發(fā)揮作用，韓國很多地方的鄉(xiāng)校定期舉辦成年禮和尊老宴，表彰善行義舉，引導國民社會價值觀。

最后，韓國發(fā)揮儒家思想的社會教化功能，以儒家禮俗涵養(yǎng)國民精神、構筑國民精神，以儒家禮俗規(guī)范國民的行為舉止。著名社會學家彼得·柏格也曾說：“真正影響經濟行為的并不是儒家理論中的教義，而是作為實際支配一般人的行為規(guī)范的儒家倫理，即儒家思想滲透到普通人日常生活層面所表現出來的一套道德規(guī)范?！盵6]（224）傳統(tǒng)儒家禮儀已經成為社會規(guī)范體系的一部分，對于培育家庭責任觀念、社會義務和擔當精神具有積極作用。

儒家思想中“家國一體”的理念為韓國社會發(fā)展提供了穩(wěn)定的價值觀和堅實的社會基礎。傳統(tǒng)社會里家是社會的原點，國家是家的集合和擴大，“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孟子·離婁上》）。受儒家思想影響韓國社會以家族為本位的觀念強烈，人們在傳統(tǒng)社會中注重私人關系中的孝、悌、忠、信。不僅如此，傳統(tǒng)韓國社會是以禮為本的禮治社會，“禮俗”和“天理人情”成為社會的重要道德規(guī)范。一方面，韓國注重尋找國民精神與社會風俗的結合點，把禮俗融入日常生活來塑造國民精神，以此改變國民日常生活和行為習慣，發(fā)揮傳統(tǒng)儒家“重禮”的優(yōu)秀文化傳統(tǒng)，在社會生活中培育國民禮風。韓國成立儒道會以宣傳儒家倫理道德和忠孝思想為己任，致力于儒家文化發(fā)展傳承、地方社會民眾教化、傳統(tǒng)禮俗文化的宣傳和發(fā)展。政府著重開展以家庭倫理為核心的社會教育運動，它以家庭內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為原點，提倡民眾之間相敬互愛和協(xié)作精神。另一方面，政府制定完善的法律制度保障傳統(tǒng)習俗，在中秋節(jié)和民俗日實行三日連休，鼓勵國民省親，開展尊老敬老活動。此外，用輿論和宣傳等方式在社會環(huán)境上弘揚優(yōu)秀的家風、家訓，共筑良好社會風氣、涵養(yǎng)國民精神。

由此可見，在現代社會中，韓國將儒家思想文化與現代生活方式相結合，賦予儒家思想以新的生機與活力，儒家思想在提升個人修養(yǎng)水平、塑造民族性格、促進社會進步、培育國民精神方面提供了思想資源，其為克服和抵制現代化進程中價值危機、信仰危機和各種社會思潮提供了精神滋養(yǎng)和哲學智慧。由此可見，無論是古代朝鮮半島還是現代韓國，儒家思想作為國民精神的根基是韓民族發(fā)展的精神動力，它在實踐中不斷豐富和發(fā)展并具備廣泛的社會功能，它已經超越了時間和空間的局限，融入韓國人的意識結構中，根植于韓國社會文化之中，并表現為具有韓國特色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習俗。

結 語

中國與朝鮮半島之間有著悠久的歷史淵源，在長期的交流互動過程中，中國的儒家思想對韓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產生了深遠影響，甚至已經影響到了韓國人的生活方式、思想意識和行為舉止，并成為韓國國民精神的重要組成要素?，F代韓國國民精神核心理念的確立，既體現了傳統(tǒng)儒家思想的繼承性，也體現了民族精神的時代性。當代韓國人的日常生活中，還奉守著儒教禮儀、習俗。我們可以看到，在韓國儒家思想已經成為韓國國民性格的底色，孕育國民精神的土壤。在韓國邁向現代社會的過程中，采用歐美政治和經濟模式，受西方價值觀念、新興文化的自由特質影響，韓國人的價值觀和道德判斷標準，以及傳統(tǒng)價值體系遭遇了巨大的挑戰(zhàn)，自由主義、消費主義等多元價值觀對國民精神形成了巨大消解作用，進而導致了國民信仰危機。韓國人在反思國民精神、尋找民族固有思想原型的過程中發(fā)現，儒家思想作為傳統(tǒng)社會韓國人價值觀核心因素仍發(fā)揮著巨大作用，儒家思想與真正意義上的宗教不同，它通過禮的實踐來實現人的現實生活與精神世界的統(tǒng)一，社會成員都可以通過努力而實現自我的生命價值，因而弘揚和發(fā)展儒家思想對于治愈因價值危機而導致的非理性價值判斷具有指導意義，儒家思想在塑造韓國國民精神和為現代化建設提供精神動力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我們可以看到，國民精神的培育離不開對傳統(tǒng)文化的再詮釋，只有這樣才能建設一個傳統(tǒng)與現代和諧發(fā)展的社會。韓國兼顧歷史文化傳統(tǒng)與制度創(chuàng)新，這對于我們認識傳統(tǒng)儒家文化及其精神內涵提供了一個他者視角，反思儒家文化對國民精神培育的價值具有啟發(fā)和借鑒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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