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陶宛毛片,在线欧美精品XXX,aaa成人电影视频,碰碰AV网

儒生與科技：從納蘭性德《淥水亭雜識》看清初士人格物風尚

作者：劉溪

來源：《東岳論叢》2021年第11期

摘    要：清初文人納蘭性德以詩詞著稱，而其所著《淥水亭雜識》為學界所忽視。其實，該書作為一部專研格物的筆記，不僅包含諸多傳統(tǒng)格物門類，還涉及許多西方科技的內(nèi)容，對于研究明末清初科技發(fā)展與儒學內(nèi)在轉(zhuǎn)型等問題均具有重要參考價值。納蘭在《雜識》中所呈現(xiàn)的格物觀一方面極為清晰地體現(xiàn)了儒學在明末清初崇實黜虛、吸納西學的學風轉(zhuǎn)向，另一方面也展現(xiàn)了清初士人格物風尚相較于晚明的最大區(qū)別——受篤好科技的康熙皇帝影響甚深?；蕶?quán)對知識的干涉，雖極大提高了清初儒士的格物熱情，卻也造成學術(shù)思想為皇權(quán)所裹挾。另外，透過納蘭《雜識》可見，清初儒士對西方科學的認識有科學知識、科學方法、科學思想等不同層面的區(qū)別，并且存在形下學層面互通互融、形上學層面大相徑庭的矛盾。儒者雖付諸不同的努力，卻最終未能解決這一存在于知識與價值信仰當中的緊張與沖突。

關(guān)鍵詞：納蘭性德；《淥水亭雜識》；格物；西方科技；

作者簡介：劉溪（1986—），女，哲學博士，山東師范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哲學系講師，研究方向：儒家哲學、科技思想史

引 言

有“滿清第一詞人”之稱的納蘭性德近些年一直是文化界、學術(shù)界研究的熱點人物。王國維曾對其有極高贊譽，認為納蘭“以自然之眼觀物，以自然之舌言情”，“北宋以來，一人而已”【1】。因納蘭詞風“清麗婉約、幽艷哀斷”，加之乾隆皇帝曾言《紅樓夢》乃明珠家事，故納蘭一直被許多人視為賈寶玉的原型，其所著《飲水詞》中的滿篇愁緒也被當作是賈寶玉式的厭惡科舉官場、鄙夷儒家事功的表現(xiàn)。由是，關(guān)于納蘭的研究便極少呈現(xiàn)他積極入世、渴望濟世的另一面。實際上，納蘭很早即拜徐乾學等儒學名士為師，積極學習儒家文化，十八歲開始參與編校大型儒家經(jīng)學叢書《通志堂經(jīng)解》，收錄了先秦至元明經(jīng)解一百四十余種，為后世經(jīng)學研究提供了重要參考。由此可見，納蘭非但不是“初入中原，未染漢人風氣”【1】，反而對漢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著力甚深。

納蘭英年早逝后，其師友所書的誄詞中有一句稱頌頗令人矚目：“聰敏絕世，凡諸天文象緯，輿地山川，寶笈瑯函，蟲魚草木，靡不窮蒐廣采，考核精詳”【2】。納蘭既非疇人，又非博物專家，卻對天文歷法、地理器物等如此感興趣，以至于廣泛搜集、詳盡考證，還著有一部專研格物的筆記——《淥水亭雜識》（以下稱《雜識》），似乎令人費解。而實際上，這正是明清之際儒士崇實黜虛，追求格物風尚的體現(xiàn)。處于這一轉(zhuǎn)型時期的文人，正如顏元所言，認為“不獨《詩》《書》、六藝，凡威儀、辭說、兵、農(nóng)、水、火、錢、谷、工、虞，可以藻彩吾身、黼黻乾坤者，皆文也”【3】。

納蘭在《雜識》一書中所涉及的格物范疇，不僅包含傳統(tǒng)的天文、地理、水利、醫(yī)藥、機械等諸多門類，還涉及許多西方科技的內(nèi)容。另外，納蘭宮廷文人的身份又極能體現(xiàn)康熙朝儒士格物風尚的另一特點：受篤好科技的康熙皇帝影響甚深。所以，透過《雜識》而對納蘭格物觀的探討就可以成為詮釋如下問題的一個獨特視角：清初士人緣何普遍崇尚格物?此一時期的格物風尚對儒學的內(nèi)在轉(zhuǎn)型及隨后的科技發(fā)展產(chǎn)生了何種影響?儒士面對著西學的輸入，對西方科學的接受情況如何、與明末諸儒有何不同?

一、納蘭性德格物觀與明末清初學風的轉(zhuǎn)向

明清之際之所以被稱為“天崩地解”的時期，更多的是暗喻一種思想、文化方面的動蕩與變遷。儒學自身的困境加之與西學的遭逢，使得這一時期的學風轉(zhuǎn)向有了更為復雜的呈現(xiàn)方式：一方面，王學末流積弊甚深，迫使儒學自身進行內(nèi)部的更新與改造；另一方面，西方科學陸續(xù)傳入，其引發(fā)的沖擊又使得儒學亟需不斷地自我調(diào)適。清初士人對格物風尚的追求，即是這一學風轉(zhuǎn)向的清晰寫照。

格物風尚的興起可追溯至程朱對“格物致知”這一儒學概念的重新詮釋。此前，張載講“德性所知，不萌于見聞”【4】，“物交而知”的見聞之知一直被排除在對性理的“德性之知”之外。而到了二程、尤其是朱熹不但強調(diào)了“格物”的必要性，還進一步拓展了格物的范圍。首先，“致知”必須經(jīng)過“格物”，并且這里的物不是“懸空底物”，而是“實體之物”【5】；其次，無論是“草木禽獸”這些“至微至賤”的物【5，還是“農(nóng)圃、醫(yī)卜、百工”這一類的“小道”皆有道理【5】，故而需要“物物上窮其至理”【5】。雖然此時對外物的探究依舊附庸在對天理的體認之下，但是畢竟使“格物”這一原本只強調(diào)道德修養(yǎng)論意義的儒學概念具有了認識論的蘊含。隨后，伴隨著晚明實學思潮的興起，這種知識論、認識論的傾向進一步發(fā)展，從此前朱熹的“律歷、刑法、天文、地理、軍旅、官職之類，都要理會。雖未能洞究其精微，然也要識個規(guī)模大概，道理方?jīng)亚⑼ㄍ浮薄?】，到顧炎武“凡文之不關(guān)于六經(jīng)之指、當世之務者，一切不為”【6】，這不僅僅代表一種程度的差異，還表達著一個觀念的轉(zhuǎn)變：對經(jīng)世實用之學的探究已不僅僅是道德修養(yǎng)的附屬品，而是有了相對獨立的地位，在特殊時期的價值甚至超越了純粹的“德性之知”。此種崇實的格物風尚的興起，也使得西方科學得以更順暢地為傳統(tǒng)儒學所接納，由此形成了“格物窮理之學”這一囊括中西方科學的新型學術(shù)樣式，此即梁啟超所說的“大反動的成功”【7】。

由于納蘭的恩師徐乾學與著名實學思想家顧炎武乃甥舅關(guān)系，故常有學者將《雜識》與顧炎武的《日知錄》進行比較研究，認為《雜識》的寫作或是受到《日知錄》的啟發(fā)，故而在寫作體例、涵蓋內(nèi)容等方面均有相似之處。實際上，在此一格物風尚的影響下，這類涉及天文、地理、醫(yī)藥、百工等領(lǐng)域的書籍很多，其中康熙皇帝的《幾暇格物編》、方以智的《物理小識》、劉獻廷的《廣陽雜記》等，都是筆記體的格物著作，其中均廣泛涉及中國古代科技以及西方科技的內(nèi)容。

在徐光啟給崇禎皇帝的奏折中，有一則“度數(shù)旁通十事”的規(guī)劃建議，詳盡列舉了以數(shù)學為基礎、對民生日用極為重要的十個領(lǐng)域：天文氣象、水利工程、音律、軍事、會計、建筑、機械、輿地測量、醫(yī)藥、鐘表制作【8】。后世學者多對徐光啟能做此列舉區(qū)分評價很高，認為“其思想傾向已具備了近代科學的一些特征”【9】。徐光啟所認為的這些“格物窮理”的重要領(lǐng)域，在納蘭《雜識》中幾乎均有涉及【10】：

納蘭《雜識》不僅在格物門類上體現(xiàn)著儒學在明末清初崇尚實學、會通中西的學風轉(zhuǎn)向，書中對許多技藝、器具的推介也折射出清初儒士對“重道輕器”“道本技末”等傳統(tǒng)儒學價值觀念的顛覆?！峨s識》當中對西人龍尾車的介紹便是典型的一例：

中國用桔槔，大費人力。西人有龍尾車，妙絕。其制用一木柱，徑六七寸，分八分，橘囊如螺旋者圍于柱外，斜置水中而轉(zhuǎn)之，水被誘，則上行而登田。又以風車轉(zhuǎn)之，則數(shù)百畝田之水，一人足以致之，大有益于農(nóng)事。茍得百金，鳩工庀材，必相仿效，通行天下，為利無窮。【10】

實際上，傳統(tǒng)儒道皆對此類“技藝末務”多有批判，《莊子·天地》中提到這類灌溉所用的機械桔槔時，曾借拒絕使用機械的老農(nóng)的感嘆表達對機巧之物的貶抑：“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于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1老子也批判“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12】。傳統(tǒng)儒家更是如此，一直將這些機巧、技藝定義為“奇技淫巧”，認為儒士不應流連于此，而應該專心于道。因此，來華意大利傳教士熊三拔（Sabbatino de Ursis）在與徐光啟一同翻譯介紹西方水力學的著作《泰西水法》的時候，就曾十分擔心這些西方科技的內(nèi)容會被儒士用“百工藝事，非道民之本業(yè)”【13】來加以批評。

納蘭在《雜識》中對中國傳統(tǒng)所用的桔槔與西方新型灌溉機械龍尾車的比較，清晰地體現(xiàn)了追求格物風尚的清初士人相較于傳統(tǒng)觀點的一種重要的思想轉(zhuǎn)變：既不再執(zhí)著于“道本技末”，也不過分糾結(jié)中西之別，西方機械比中國傳統(tǒng)器具更為便利，更有利于生活、生產(chǎn)，就應當“通行天下”。正如王徵所言，凡是有益于“民生日用”“國家工作之所急需”，就是“最切要者”【14】。

總之，在明末清初崇實的格物風尚影響下，“理”與“物”“道”與“技”（“器”）之間固有的價值模式被打破了?！捌麟m形下，而切世用，茲事體不細已”【15】，清初士人對自然事物、技藝器具的重視，也為這一時期的科學發(fā)展開放了更多的可能性，明清之際也因此被譽為“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具有近代意義的科學啟蒙時期”。

二、納蘭性德格物觀與君王科技好尚的影響

格物風尚在清初的發(fā)展雖然只是明末的賡續(xù)，其中卻有一個極為重要的變化：此風尚最有影響力的推動者由崇尚實學、愛好西學的儒士，變成留心格物、好尚科學的康熙皇帝。《清史稿》曾贊美康熙皇帝“幾暇格物，豁貫天人，尤為古今所未觀”【16】，這一評價其實并不失實?？滴趸实蹖?shù)學、天文、地理、醫(yī)學等諸多格物門類都有深入研究，其在西方科學方面的造詣甚至遠勝于許多格物專家。由于康熙皇帝身份的獨特性，其學科學、用科學的過程又持續(xù)了數(shù)十年，可以說對清初科技發(fā)展產(chǎn)生了諸多重要影響，其中之一便是帶動格物風尚的進一步發(fā)展?？滴趸实鄞罅μ岢鲗W、廣泛搜羅科技人才、組織編纂大型科技典籍，極大促進了康熙朝士人崇實格物的主動性、積極性。

納蘭家族一直同皇室關(guān)系密切，世代聯(lián)姻，納蘭之父納蘭明珠即為康熙朝重臣。納蘭參加殿試，獲賜進士后，并未出仕，而是被康熙皇帝選授為三等侍衛(wèi)，后又升至一等侍衛(wèi)?！吧现液Ｗ?、沙河、西山湯泉及畿輔五臺、口外盛京、烏喇，及登東岳，幸闕里，省江南，未嘗不從?！?7康熙皇帝出巡多地，納蘭皆為隨扈人員，可以說君臣二人一直有較為密切的接觸?？滴趸实鄄粌H經(jīng)常賜予納蘭“金牌、彩緞、上尊、御饌、袍帽、鞍馬、弧矢、字帖、佩刀、香扇”【17】之類，還曾為其親筆題詩。納蘭對康熙皇帝的文德武功也十分欽佩，曾作詩文稱頌：“武功誕著，文德丕彰”“勛高乎千古，道冠乎百王”【18】。

“癸丑病起，披經(jīng)讀史，偶有管見，書之別簡?；蛄寂笊W臨，傳述異聞，客去輒錄而藏焉。逾三四年，遂成卷。”【18】由《雜識》序言可知，納蘭寫作該書始于康熙十二年（1673），此時正值“楊光先歷獄案”結(jié)束不久，這場由中西歷法之爭所引發(fā)的沖突無論是在中國學術(shù)思想史上，還是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都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面對著利瑪竇（Matteo Ricci）、湯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等西方傳教士日益擴大的影響，儒士楊光先一邊呼喊著“寧可使中夏無好歷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19】的口號，一邊寫成《摘謬十論》《辟邪論》《正國體呈》《請誅邪教狀》等文章，控訴西洋傳教士歷書編寫錯誤、教義悖理反道等問題。最終造成湯若望被判死刑，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等被判充軍，欽天監(jiān)李祖白等五名中國官員被處死的慘烈結(jié)局。然而，楊光先替代湯若望成為欽天監(jiān)監(jiān)正以后，歷法的推算運用卻屢屢出現(xiàn)問題。基于天文歷法在政權(quán)穩(wěn)固、國家統(tǒng)治中的重要地位，親政后的康熙皇帝決定重審此案，在觀象臺組織了多場公開測驗。在中西歷法的全面較量過程中，南懷仁依據(jù)西洋歷法的推測一直準確無誤，而楊光先、吳明烜等人的推算卻差謬頻出。最終，康熙皇帝果決翻案，將楊光先等人革職，任命南懷仁為欽天監(jiān)監(jiān)副，并恢復了湯若望“通微教師”的稱號。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中西歷法公開測驗的過程中，負責驗判的大臣之一正是納蘭明珠。此后，由于康熙皇帝對西方傳教士的重視，納蘭明珠也一直同傳教士保持著非常密切的關(guān)系。為康熙皇帝講授西方科學的傳教士白晉（Joachim Bouvet）在給法王路易十四的奏折中曾特地提及納蘭明珠：“他出于對天主教的滿腔熱忱，只要是能辦到的事情，不論什么事都給天主教以協(xié)助，并支持傳教士的布教計劃。”【20】可以說，有康熙皇帝與家庭環(huán)境的雙重影響，納蘭對西方科技持認同態(tài)度絲毫不足為奇。

“楊光先歷獄案”結(jié)束后，由于康熙皇帝的支持，再無人敢公開詆毀西方科學，西人、西學的地位大大提升。康熙帝大力敦促禮部選拔、培養(yǎng)天文歷法方面的人才，還諭令欽天監(jiān)的官員必須認真學習西洋新法，務必達到精熟掌握的程度，“向者新法舊法，是非爭論，今既深知新法為是，爾衙門習學天文歷法滿洲官員，務令加意精勤。此后習熟之人，方準升用，其未經(jīng)學習者，不準升用?！薄?1】納蘭在《雜識》當中對西方天文歷法的認識，與康熙皇帝“深知新法為是”的態(tài)度非常一致，他認為“西人歷法，實出郭守敬之上，中國曾未有也”【18】。而西洋歷法之所以能勝于中法，納蘭也提到了兩個方面的優(yōu)長之處：其一為測量方法，其二是觀測工具。例如，他列舉西方測木、水、金等五星之法，認為該法可很好地避免清濛氣對測量的干擾，“誠良法也”【18】。他還介紹了西方的天文觀測工具——望遠鏡。“中國天官家俱言天河是積氣，天主教人于萬歷年間至，始言氣無千古不動者，以望遠鏡窺之，皆小星也，歷歷分明”【18】。中國古代的天文學家一直都認為銀河是由云霧之氣積聚而成，但是通過望遠鏡觀測，會發(fā)現(xiàn)銀河是由密集的小星組成，由是糾正了傳統(tǒng)的錯誤看法。

徐乾學曾提到納蘭“間以意制器，多巧倕所不能”【22】。的確，從納蘭在《雜識》中介紹的自行車、風車等可以看出其對器械、尤其是西洋器械極為感興趣。而這也同康熙皇帝在此一時期的興趣點極為吻合。納蘭寫作《雜識》的那幾年，即康熙十二年（1673）至康熙十五、六年，康熙皇帝與西方傳教士的互動愈加密切，并開始正式同南懷仁學習西方科學。這一時期，康熙皇帝格物的重點主要在于西方的儀器、工具。他命南懷仁制作了種類繁多的器械，分別有：黃道經(jīng)緯儀、赤道經(jīng)緯儀、天體儀等天文儀器；用于民生運輸、灌溉的滑輪組、絞盤車、水平儀等機械；為平定三藩叛亂而設計制造的西洋火炮等武器。其實，在明末西方傳教士初入中土之時，就為了籠絡官員士大夫而傳入了大量的儀器、工具。到了清初，由于統(tǒng)治者對西方科學的喜好，士大夫們就有更多的機會接觸到西方的器械，例如康熙皇帝十分喜愛的自鳴鐘，就深受士大夫歡迎。納蘭曾寫作長篇《自鳴鐘賦》，贊嘆西方技藝之“巧”：“……余為轉(zhuǎn)輾思維，末由悟其蘊；低徊俯仰，惟有嘆其神……”【23】。這篇文章常被后人認為是應和康熙皇帝的《詠自鳴鐘》：“法自西洋始，巧心授受知。輪行隨刻轉(zhuǎn)，表指按分移。絳幘休催曉，金鐘預報時。清晨勤政務，數(shù)問奏章遲?！薄?4】不唯如此，納蘭的胞弟納蘭揆敘、十七阿哥允禮都寫作過應制詩《詠自鳴鐘》。南懷仁在提到中士對自鳴鐘的興趣時，也說：“所有的中國人，特別是他們的皇帝和達官顯貴們，總是對機件復雜的鐘表顯示出極大的偏愛。因此我們的神父們也總是搜尋這樣的鐘表，并調(diào)試完好?！薄?5】由此可見，對西方器械的喜好已經(jīng)成為一種代表社會地位的潮流，這也在一定意義上促進了儒士對西方科學的接受。

因納蘭去世時年僅三十歲，《雜識》又寫作于康熙皇帝學西學、用西學的早期階段，故其中所反映出的格物觀，尤其是納蘭對西方科學的認識與康熙皇帝深入掌握西學之后的觀點有一些不同之處。其中最為明顯的是他的觀點未曾體現(xiàn)康熙皇帝在1703年【26】之后開始大力倡導的“西學中源”說。納蘭在談到中國傳統(tǒng)歷法時，認為“后世言歷者，必宗元史，以歷書為郭守敬所作，高出古人故也”【23】；而在提及西洋歷法時，贊嘆“西人歷法，實出郭守敬之上，中國曾未有也”【23】，這是對西方天文歷法的徹底信服?？滴趸实垭m然前期十分肯定西方歷法，但其在倡導“西學中源”說之后，就開始常常提及西方歷法的謬誤，認為“西法大端不誤，但分刻度數(shù)之間，積久不能無差”【27】。并且，康熙皇帝還強調(diào)西方歷法的源頭是在中國，“歷原出自中國，傳及于極西，西人守之不失，測量不已，歲歲增修，所以得其差分之疏密，非有他術(shù)也”【24】。面對西方傳教士，康熙皇帝也不再如之前一般信任，“禮儀之爭”等問題逐漸發(fā)生后，他對西方傳教士也開始有提防之心：“現(xiàn)在西洋人所言，前后不相符，爾等理當防備”【28】。在康熙皇帝對西人、西學、西教的態(tài)度發(fā)生轉(zhuǎn)變之后，康熙朝儒士李光地、梅文鼎等人旋即跟隨其格物好尚，大力論證“西學中源”說，如“新歷以地為圓體，南北東西隨處轉(zhuǎn)移，……其說與《周髀》合”【29】，“西洋歷所言寒、暖五帶之說，與《周髀》七衡吻合，豈非舊有其法歟”【30】。

在此或可作一假設，若納蘭并非英年早逝，他的格物觀、尤其是對西方科學的態(tài)度，很難不受一直塑造自身“知識權(quán)威”形象的康熙皇帝的影響，他因此也將會像康熙朝其他儒士一樣，喪失學術(shù)思考的獨立性。所以，這即是清初士人格物風尚相較于明末的最大不同之處：一方面，康熙皇帝對格物的熱忱，極大地推動了康熙朝士人格物的熱潮，不但促進了清初科技的發(fā)展，也加速了儒學的內(nèi)在轉(zhuǎn)型；另一方面，康熙皇帝在知識、文化領(lǐng)域的強勢態(tài)度，又使得本朝士人的學術(shù)思想難逃為皇權(quán)裹挾的命運，從而喪失了良性的發(fā)展前景，這最終將是對儒家道統(tǒng)的侵害。

三、從納蘭性德格物觀看清初士人對西方科學的認識

第一，對西方科學的認識有科學知識、科學方法、科學思想等不同層面的區(qū)別

在明末清初崇實致用的格物風尚影響下，加之統(tǒng)治者的倡導，清初士人對西方科學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也可以說西方科學對此一時期的儒士產(chǎn)生了較為普遍的影響。然而，將他們對西方科學認知的程度作細致區(qū)分，又會發(fā)現(xiàn)他們處于科學知識、科學方法、科學思想等不同的理解層面。

一般士人接觸和接受的多是西方科學的知識層面、技藝層面。例如，他們會被地圓說等一些新的知識觀點所吸引，也會對望遠鏡、地球儀、鐘表、自行車等精巧的器械感興趣，但是基本未能深入到方法和思想的層面去理解西方科學。納蘭在《雜識》當中對西方科學的認識即屬于這個層面，他提到一些西方天文歷法的知識，也談及黃液、白液等西方醫(yī)學的知識，還介紹了自行車、風車、龍尾車等西方器械，但是都缺乏更進一步的探究。

第二個層面是對西方科學方法的認知。納蘭在《雜識》中雖也涉及到西方科學方法，如測五星良法，但是僅限于介紹，并未真正的運用到實踐當中。相較之下，康熙皇帝對實證、實測、實驗等西方科學方法的運用就很值得一提。從“楊光先歷獄案”中，康熙皇帝首次體會到了測驗的重要性，遂在以后數(shù)年學西學、用西學的過程當中經(jīng)常使用這一系列方法，如親自用天文儀器進行日影觀測實驗、用幾何方法測量山高與河寬，在外出巡行的時候安排傳教士用科學儀器探測大氣和土地的情況等。另外，納蘭在《雜識》當中提到明末傳教士金尼閣所編寫的用羅馬拼音標注漢字的《西儒耳目資》一書時，只簡單介紹此書：“西人之字，因人之語聲而作之，其書名曰《耳目資》，唯諧聲一門，非六書也”【31】，而并未思考此種注音方法有何種價值。然而，方以智、方中履父子在談到該法的時候，都將其同中國傳統(tǒng)音韻學注音方法進行了細致對比。方以智在《通雅》中認為西方的拼音標注法彌補了中國文字假借、通用的繁瑣紛亂，“若事屬一字，字各一義，如遠西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不重不共，不尤愈乎”【32】；方中履也在《古今釋疑》中認為《耳目資》中介紹的方法較之中國傳統(tǒng)注音方法更為便利，可以作為中法的借鑒，“泰西入中國，立字父母，即以父母為切響，而翻字無漏，何其便乎”【33】，真正點明了其價值所在。

對西方科學認知的一個更深入的層面是對西方科學思想、精神、觀念等方面的深入理解。例如，李之藻對西方科學嚴密的邏輯思想極為推崇，認為可借之補中法之不足，“緣彼中先圣、后圣所論天地萬物之理，探源窮委，步步推明，由有形入無形，由因性達超性，大抵有惑必開，無微不破”【34】。徐光啟對《幾何原本》一書極為推崇，認為“幾何之學，深有益于致知”【35】，并指出這種科學方法與《周髀算經(jīng)》《九章算術(shù)》等中國傳統(tǒng)數(shù)學相比最重要的優(yōu)長之處在于“貴其義也”【35】，深入了解這種科學思想，可以糾正中學的諸多錯誤，清楚“向所揣摩造作，而自詭為工巧者皆非也”“吾所已知不若吾所未知之多”“向所想像之理，多浮虛而不可挼”【35】，從而對儒學起到補偏救弊的作用。

第二，對待西方科學普遍存在科學知識與價值信仰的沖突

西人的格物窮理之學有一種清晰的“形下—形上”認識論模式：格物→窮理→知天主，即通過對自然知識的探求，來獲得自然事物之理，最終表達對天主榮光的贊美。中國傳統(tǒng)格物窮理觀也有一個完整的“形下-形上”模式：格物→窮理→知天理，只不過其最終指向的是萬事萬物“所當然者”的“天理”，即通過對“當然之象”的探究，來求得“所以然之故”，最終體認“不得不然之理”【36】。由此可見，二者在形下學層面可以互通互融，但在形上學層面卻大相徑庭。

“來于中西雙方的科學知識得以會通，但自然觀與本體論觀念未能會通，造成科學知識與自然觀和本體論的一定程度的脫節(jié)。”【37】這一矛盾普遍體現(xiàn)于清初士人的格物著作當中，如納蘭在《雜識》中一方面認為“西人歷法，實出郭守敬之上，中國曾未有也”【38】，另一方面又認為“西人長于象數(shù)而短于義理”【38】，并且“尊其天主為至極而謗佛，又全不知佛道”【38】。這里其實涉及到三個層面的問題：歷數(shù)、歷理、中國傳統(tǒng)儒釋道的天道觀，這也是前文談及的中西歷法之爭的矛盾關(guān)鍵點。在清初歷法之爭當中，楊光先、吳明烜等儒士對自己不精于歷法測算的解釋是“儒家但知歷之理，而不知歷之數(shù)；歷家但知歷之數(shù)，而不知歷之理”【39】，由此可見，在普通儒士心中，懂歷理、清晰儒家天道觀是最重要的，而歷數(shù)屬于技藝層面，并非為必須要掌握的內(nèi)容。即便是歷數(shù)的精確與否已經(jīng)極大的影響了對歷理的詮釋，清初士人的選擇依然是“節(jié)取其技能，禁傳其學術(shù)”，也就是將西人的質(zhì)測之學置于中土通幾之學下，一方面彌補“遠西學人，詳于質(zhì)測，而拙于言通幾”【40】的弱點，另一方面又可維護儒家道統(tǒng)不受侵犯。一直試圖實現(xiàn)“君師合一”，以儒家道統(tǒng)代言人身份自居的康熙皇帝之所以在其晚年大力提倡“西學中源”說，其用意之一也是解決這一存在于知識與價值當中的矛盾。

當然，不得不說，明末清初儒士解決這一矛盾所采取的方法，也并非簡單的“嫁接”，如徐光啟、王錫闡、薛鳳祚等人“镕彼方之材質(zhì)，入大統(tǒng)之型模”【41】的中西學會通模式，也極為有效地吸收了西方科學的知識、方法、觀念，用以改造中學?？梢哉f，“西方近代科學中所蘊含的實證精神及工具理性等對占主導地位的儒家價值體系形成了內(nèi)在的沖擊”【42】，只是這種沖擊最終沒有形成氣候，直到清末“中體西用”說興起時依然能夠體現(xiàn)出這種知識和價值的緊張與沖突。

注釋
 
1 王國維：《人間詞話》，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2頁，第22頁。
 
2 納蘭性德：《通志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803頁。
 
3 顏元：《顏元集》（上），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190頁。
 
4 張載：《張載集》，北京：中華書局，1978年版，第24頁。
 
5 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288頁，第295頁，第1200頁，第291頁，第2831頁。
 
6 顧炎武：《顧亭林詩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91頁。
 
7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shù)史》，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2008年版，第5頁。
 
8 徐光啟：《徐光啟集》，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版，第332-338頁。
 
9 汪建平，聞人軍：《中國科學技術(shù)史綱》（修訂版），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427頁。
 
10 納蘭性德：《通志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583-735頁，第689頁。
 
11 王先謙：《莊子集解》，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86年版，第75頁。
 
12 王弼注，樓宇烈校釋：《老子道德經(jīng)注校釋》，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版，第149頁。
 
13 徐光啟著，李天綱點校：《測量法義（外九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294頁。
 
14 王徵著，林樂昌編校：《王徵全集》，西安：三秦出版社，2011年版，第192頁。
 
15 徐光啟：《徐光啟集》，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版，第67頁。
 
16 趙爾巽等：《清史稿》（卷八），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1頁。
 
17 徐乾學：《憺園文集》，《清代詩文集匯編》（一二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602頁，第602頁。
 
18 納蘭性德：《通志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8頁，第583頁，第620頁，第619-620頁，第618-619頁。
 
19 楊光先等：《不得已（附二種）》，合肥：黃山書社，2000年版，第79頁。
 
20 [法]白晉：《康熙皇帝》，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8頁。
 
21 《圣祖仁皇帝實錄》（一）（卷六十二），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804頁。
 
22 徐乾學：《憺園文集》，《清代詩文集匯編》（一二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603頁。
 
23 納蘭性德：《通志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6-30頁，第621頁，第620頁。
 
24 愛新覺羅·玄燁：《康熙帝御制文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6年版，第2428頁，第1624頁。
 
25 南懷仁著，高華士英譯，余三樂中譯，林俊雄審校：《南懷仁的〈歐洲天文學〉》，鄭州：大象出版社，2016年版，第229頁。
 
26 康熙皇帝最早提出“西學中源”說是在其所著《御制三角形推算法論》一文中，對于該文的寫作時間，學界多認為是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經(jīng)韓琦考證，該文完成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本文采用此說法。參見：韓琦：《康熙帝之治術(shù)與“西學中源”說新論——〈御制三角形推算法論〉的成書及其背景》，《自然科學史研究》，2016年第1期。
 
27 趙爾巽等：《清史稿》（卷八），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01頁。
 
28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康熙朝滿文朱批奏折全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741頁。
 
29 李光地著，陳祖武點校：《榕村全書》（第八冊），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98頁。
 
30 梅文鼎：《歷學疑問補》，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1頁。
 
31 納蘭性德：《通志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620-621頁。
 
32 方以智：《通雅》（卷一），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25頁。
 
33 方中履：《古今釋疑》（卷十七），清康熙十八年楊霖刻本，第16頁。
 
34 徐宗澤：《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0年版，第148頁。
 
35 徐光啟：《徐光啟集》，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版，第77頁，第82頁，第77-78頁。
 
36 熊明遇著，徐光臺校釋：《函宇通校釋：格致草（附則草）》，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13頁。
 
37 尚智叢：《明末清初（1582-1687）的格物窮理之學——中國科學發(fā)展的前近代形態(tài)》，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47頁。
 
38 納蘭性德：《通志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620頁，第621頁，第621頁。
 
39 楊光先等：《不得已（附二種）》，合肥：黃山書社，2000年版，第82頁。
 
40 方以智：《物理小識》（上），北京：商務印書館，1937年版，第1頁。
 
41 徐光啟：《徐光啟集》，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版，第374-375頁。
 
42 楊國榮：《明清之際儒家價值觀的轉(zhuǎn)換》，《哲學研究》，199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