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大學“學衡沙龍”第十五期：“‘成圣’與‘成功’——論現(xiàn)代青年的身份想象”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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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28日晚上七點，由清華大學院系支持計劃基金贊助、清華大學人文學院研究生會主辦的第十五期“學衡沙龍”活動在蒙民偉人文樓441會議室舉行。活動邀請了10位特邀嘉賓，圍繞“成圣與成功——論現(xiàn)代青年的身份想象”展開了熱烈討論；沙龍由清華大學法學院屠凱副教授主持。另外，由于疫情的影響，本次沙龍也設(shè)置了騰訊會議線上會場，有來自北京大學、南京大學等院校的七十余名師友參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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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與談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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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時：取義循理，不求利而自無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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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龍首先由來自北京大學哲學系2019級的碩博連讀研究生梁時進行“破題”，曾擔任北京大學儒行社社長、在北大哲學系受過良好中國哲學史訓練的梁時對儒學中的成圣與成功有以下認識：
儒學強調(diào)學問不是一種思辨游戲或觀念推演，它的誕生是在社會價值與秩序受到動搖時給出一種重建的方案并提供論證。儒學的思考與個人的身心實踐和生命息息相關(guān)。梁時認為題目中的“成圣”代表傳統(tǒng)儒家的思想，更準確地說是在現(xiàn)代社會條件下，更多地訴諸儒家思想資源，基本認同儒家主張的價值和秩序，并因時損益。如何以儒家對內(nèi)圣外王問題的思考來考量和解決現(xiàn)代社會中的問題？他的基本思路是從相關(guān)史料中梳理和分析儒家的義理體系，在繁雜的觀念系統(tǒng)中把握具有統(tǒng)攝性、普遍性的核心義理。
之所以強調(diào)這一點，是因為隨著社會時代變遷，比如君主制的瓦解、從家族式到小規(guī)模的家庭變遷，忠、孝等相對具體的儒學理念其內(nèi)涵和合理性都會受到某種動搖。過去是“百善孝為先”，現(xiàn)代性家庭已不再是基本的社會組織，因此“孝”不再成為最高觀念。哲學系前輩賀麟先生對“五倫觀念”新的詮釋，譬如“忠”，并不單單指忠君，還可以解釋為忠于自己現(xiàn)在的身份。這樣的詮釋就是突破社會條件限制的嘗試。忠恕、誠信等觀念似乎沒有社會條件限制，但我們?nèi)匀恍枰业狡鋬?nèi)在統(tǒng)一性，要超越時空找到“儒之所以為儒”的內(nèi)核。
基于此，梁時贊同楊立華教授對儒家的界定，即一種“合乎道理”的生活方式。他認為這種界定不僅是形式上的，我們需要給“合乎道理的生活”找到具體的內(nèi)涵，同時論證其為何是一種合理的生活。對于合理生活的論證，儒家自先秦起就有兩個基本思路，其一，訴諸人心或人情（自然情感）；其二，訴諸天道。訴諸人情，譬如論語中孔子對父母去世后不能吃很好食物和聽音樂給出的解釋，就開創(chuàng)了對“禮”之合理性的解釋思路；也正如我們看到小孩落井里會自然產(chǎn)生惻隱之心一樣。訴諸天道，則意味著一種整體秩序和規(guī)則，以解釋道德原則的普遍化。
因此，如果把“成功”理解成“利己”或“自我實現(xiàn)”，“成圣”理解成“利他‘’或“成就他人”。儒家代表性的義利觀，用朱熹之言“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殉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所謂毫厘之差，千里之繆”來概括，就是在安頓他人的同時實現(xiàn)自我價值，從而達到“成圣”與“成功”的統(tǒng)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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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舒墨：關(guān)于“聞道”的啟蒙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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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學者王舒墨一出場就談了自己與儒學的特殊情緣：17歲高中讀書時就聽到了內(nèi)心深處“成圣”的召喚，將傳播儒學作為自身使命。他在川大學哲學期間，曾反復思考一個問題：學儒家，是做研究者，還是做信仰者？
對他而言，儒學不僅僅是一門學問，更是“信仰”。為了探索儒學信仰的真諦，他專門去哈佛大學神學院學習了三年，研究東亞宗教?；貒罄^續(xù)追隨老師，加入孔陽國學工作室，致力于對中學生進行儒家經(jīng)典和儒學思想的熏陶和傳播。
王舒墨特別強調(diào)孔子的一句話——“朝聞道夕死可矣”。聞道是超越生死的，一群弟子跟著孔子舍家撇業(yè)，死都不怕，他們是憑什么？孔門的學習和今日是不一樣的，孔門追求的東西在生死之上。而“成功”則在生死之下，沒有巋然不動的東西，因為人成功后會改變。
孔子還有一句話“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這實際上照亮了一條不同的人生道路，也就是面向“聞道”或“成圣”的道路。
儒家中處處講的都是現(xiàn)實做事嗎？其實，孔子也強調(diào)“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成就了2500年來中國儒者的道路。孟子指出：“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司馬遷也說“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于夫子，可謂至圣矣”，認定孔子是最偉大的圣人?？鬃拥膶W生并不是都去當官了，也有農(nóng)民，有陶器瓦匠，還有小商販，他們也要去“做圣人”。今天的我們并不能完全理解古人的狀態(tài)，那是一個朝向”成圣“的人生蔚然成風的時代。這樣的道路400年前還有，到清朝就少了，譬如曾國藩追求的只是成功，而不是成圣。
今天是開明時代，今天真正能講成圣，而且應(yīng)該大聲講，這是一場新的啟蒙運動；這是關(guān)于“聞道”的啟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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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雅琳：普通人能否“成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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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文學評論》編輯部的北京大學文學博士羅雅琳，是一位剛剛步入社會工作的“新鮮人”。她在吐槽自己上下班通勤有“社畜”之感后感嘆，還有一群年輕人沒有被社會現(xiàn)實吞沒，還在思考“成圣”與“成功”的問題。
她結(jié)合清華大學推薦給新生的必讀書《平凡的世界》談道，這本書里大哥孫少安和妹妹都被某些人視為農(nóng)村屌絲逆襲“成功”的代表，但路遙的本意并非如此。孫家三兄妹，一位成了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家，一位考上了大學；路遙為何還要安排并不“成功”的二哥孫少平？書中的孫少平喜歡讀名人傳記，認為自己可以不作出和偉人一樣的業(yè)績，但在精神上也能夠和偉人平等。只要不斷通過自身磨煉，普通人可以與偉人達到同樣的精神高度；對孫少平而言，這是與偉人在“成色”而非“斤兩”上達到同樣高度。他是為了“成圣”，而不是為了“成功”。
羅雅琳編輯坦承，在接到主持人這個話題時精神為之一振，也問了自己一天：我可以成為圣人嗎？在她看來，現(xiàn)代人之所以還有“人能成圣”的思想不能完全說是儒家文化耳濡目染的結(jié)果，更是來自于“革命工作不分高低貴賤”的時代遺產(chǎn)。而現(xiàn)代社會的分層和工作的科層制，讓人的工作分出了高低貴賤。在當下，一個人如果喪失了對于“成圣”的追求，并不是僅僅因為內(nèi)心的“工夫”不夠。但無論如何，她很贊同梁時的觀點：在生活中即使不能成為一個“圣人”，也要努力成為一個“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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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晨晨：青年在“成圣/成功”道路上存在的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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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剛參加工作半年的羅雅琳相比，來自“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學術(shù)分社的王晨晨編輯則已步入社會五年了。碩士畢業(yè)于北京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所的王晨晨對“成圣”與“成功”話題的解讀，重點放在了副標題“現(xiàn)代青年的身份想象”上。
她認為所謂“現(xiàn)代青年身份想象”，說到底就是你到底希望自己成為什么樣的人。“成圣”來自儒家文化的標準；而“成功”則來自現(xiàn)代世俗標準，這個命題體現(xiàn)了儒家和現(xiàn)代的張力及沖突。從另一個角度看，“成圣”與“成功”的分別也意味著你是想成為你自己認為有價值的人，還是別人認為有價值的人。其標準暗含著他人的目光。從自身社會閱歷出發(fā)，她認為青年在“成圣/成功”道路上存在的張力體現(xiàn)了自我想象和群體想象的裂痕，具體表現(xiàn)在：
第一，青年和家庭關(guān)系。傳統(tǒng)觀念認為年輕人只有成家立業(yè)，在組建自己家庭后接替父輩承擔更多責任和義務(wù)才算成熟；然而現(xiàn)代人則大大推遲，更多要依靠父母，譬如在北京買房需要靠父母，職業(yè)女性帶孩子還要靠父母等，這樣導致現(xiàn)代年輕人三十多歲，甚至四十多還離不開父母。這樣一來，青年很難成為一家之長，成熟的時間也大大延宕。
第二，青年與國家的張力。過去40年，特別是近20年，我國國力不斷提升，大多數(shù)年輕人對國力都有樂觀積極的期待；但談到自身的未來卻有更多的焦慮。國運上升的時代為何個體卻陷入焦慮和迷茫，值得深思。
第三，題目本身蘊含的問題。“青年的身份想象”這個問題為何值得去討論，正如三聯(lián)書社曾經(jīng)出過的《我們?yōu)楹文ぐ萸啻?？》一書所說：我們認為現(xiàn)代青年身份值得討論的出發(fā)點在哪里？是小鮮肉，還是青春文化背后對功成名就的傳統(tǒng)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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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正華：應(yīng)該如何理解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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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正華博士結(jié)合自己關(guān)于明清華北地區(qū)鄉(xiāng)村經(jīng)濟問題的研究，重點談了三個觀點。第一，不同時代不同個體對儒家“成圣”的理解是不一樣的。從歷史上看，成圣與成功對不同人有不同意義。在中國傳統(tǒng)鄉(xiāng)村，對于深受儒學熏陶的社會精英和鄉(xiāng)村知識分子，儒家是有獨特意義的；但對于普通百姓而言，成圣并沒有那么重要。因為普通百姓更多要解決的是生活實際問題。對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而言，有很多方面甚至在突破儒家的桎梏。并且在精神層面上，儒家也不是唯一選擇，甚至也可能不是主流選擇。劉永華先生最近關(guān)于福建閩西四堡的研究，揭示出鄉(xiāng)村社會中禮生、道士、和尚在多數(shù)情況下，各司其職、互有分工。
第二，在近代的歷史過程中，充滿了對傳統(tǒng)儒家的批判。個體生命與國家命運的的交織糾葛，家和國的分裂，很多儒家的思想在革命的炮火中被摧毀。我們今天再討論儒家的“成圣”思想，如何與歷史自洽？
第三，也是一個對儒家學者一直想問的問題：什么是儒家，儒家的核心含義究竟是什么？對于當代青年而言，公私關(guān)系的處理一定要通過儒家去訴諸人情，訴諸天道么？難道儒家是唯一的選擇么？其他宗教或知識體系不能幫助我們解決現(xiàn)實困境嗎？
他最后發(fā)出疑問。從國家治理方面而言，官和吏的分離使得儒家真正發(fā)揮多大作用值得存疑。從儒家本身而言，比如我們將“孝”當作儒家的核心概念之一，那么西方的“孝”和中國的“孝”有何區(qū)別？儒家的核心是什么？我們非要選擇一個體系嗎？對于王舒墨嘉賓而言，可以將儒家作為自己的信仰，當代青年也需要崇高的“成圣”理想。這對于某些個體是沒有問題的，但是有多少人希望自己成為圣人？圣人的標準是孔子個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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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朋翰：見理未明，立足于經(jīng)驗的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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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碩士到博士一直做社會田野調(diào)查的余朋翰首先對兩位引言人的觀點進行了概括總結(jié)。梁時的主要觀點：已經(jīng)發(fā)生了很大變化的今天，繼續(xù)為儒家五倫的合理性尋找合理性依據(jù)。王舒墨則把“道”視為儒家成圣的最高追求，所謂“朝聞道夕死可矣”。
余朋翰認為，“成功”與“成圣”并不是絕對矛盾的，而是相互促進的。儒家的成功在“己欲達而達人”，但儒家里的圣人沒有讓所有普通人都達到道德上的高標準。從儒家典籍對人倫關(guān)系的討論中可以看出，對于處于下層的普通人而言，人倫關(guān)系是支撐其默默無聞人生前行的動力。試想對于一個普通人而言，如果把父親、妻子、老公、孩子都拋棄了，那他還剩下什么？為何他們?nèi)绱岁P(guān)心家庭關(guān)系？因為在他們死了以后，記得他們的只有他們的親人。
“王道之外無坦途”，王道是看不到終點的一條路，而不是其他路。儒家并沒有像新教一樣在具體情境中有一個預定的行動準則，只能自己拷問自己，才能確信自己該如何做。比如對于普通人要孩子哪怕是不擇手段要的，只要有孩子生活就有意義，這種現(xiàn)象何以有因果上的合理性？這是因為如果把最普通的東西拿走，他們就會陷入無所可為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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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可佳：當代電影與傳統(tǒng)文化的另類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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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攻讀清華大學影視傳播方向博士的孫可佳，對“成圣”與“成功”話題的解讀，重點從中國電影界第五代導演的“文化自覺”視角出發(fā)，為今晚的話題做了一個獨特的詮釋。
她認為儒家思想從孔子起就強調(diào)“克己復禮”，它追求秩序（的和諧），而不是權(quán)力，這兩者或許指向成圣和成功背后的兩種價值追求。她以第五代導演為例，自第五代以《黃土地》、《紅高粱》等作品登上歷史舞臺起，就飽含著對中國文化的自覺意識、啟蒙意識和反思精神。然而電影本身就有商業(yè)化和功利化的屬性，第五代也迅速在商業(yè)大片的追逐中自覺或不自覺地展現(xiàn)出對權(quán)力的膜拜。從《英雄》開，到《滿城盡帶黃金甲》、《夜宴》，作品本身就把對功利和世俗的追求達到極致。相似的具有世俗“成功”指向的價值表達在許多宮廷、權(quán)謀題材的影視作品中屢見不鮮。而作為第五代登場之時所追求的具有成圣意義的藝術(shù)表達和藝術(shù)探索，一度趨于迷惘，但所幸并未消逝，在今年上映的《一秒鐘》里，依稀可見初衷。
孫可佳也注意到，“青年”“青春”概念本身具有建構(gòu)性。仍然以電影為例，從電影《青春殘酷物語》、《猜火車》這一類電影所塑造的“殘酷青春”，再到《情書》一類作品所呈現(xiàn)的“浪漫青春”，等，都展示了不同的青年主體。需要強調(diào)的是，文化價值體系不得不受到文化資本評價標準的制約。在處理青年主體對時候，也需要根據(jù)語境進行分析和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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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勇：社會學視角下的“成功”與“成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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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出場的與談人，是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研究生楊勇。他的專業(yè)方向是西方社會思想史，主要興趣點在韋伯和杜威的思想研究。2020年正值馬克斯·韋伯逝世100周年，他著重從韋伯的社會學視角談了“成功”與“成圣”的關(guān)系。
出生于富商家庭的韋伯，在年輕時也陷入了“身份焦慮”：基督徒與商人的矛盾。他的名著《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恰恰就是對基督徒“成圣”與商人“成功”外在矛盾與內(nèi)在關(guān)系深刻思考的結(jié)果。韋伯通過對新教倫理的深度剖析，在宗教的神圣與世俗的成功之間找到了一座橋梁。我們或許更為熟悉他的另一部作品《儒教與道教》，這本書盡管有很多錯誤，但對我們的啟發(fā)也很大。
過去100年來，儒家思想在中國已面臨崩潰的局面。“內(nèi)卷”、“打工人”、“后浪”等熱詞都反映了個體與社會的割裂和焦灼。我們已經(jīng)不可能回到以前的農(nóng)耕社會秩序，也意味著在今天簡單的回到儒家是非常困難的。
韋伯的《新教倫理》這本書的重要思想意義是：用一種觀念體系去解決社會現(xiàn)實問題，即新教徒用基督新教教義細則去解決具體問題。 這種做法會帶來一些危險：一種生活倫理越是觀念化或理性化，它與現(xiàn)實之間就可能越緊張，越?jīng)]有現(xiàn)實感。這就是韋伯所說的信念倫理與責任倫理之間的張力。 儒家思想體系中“成圣”體現(xiàn)了對意義的渴望，同時又面臨世俗的行動力和思考力的考驗。我們有沒有保持與現(xiàn)實社會足夠清醒的能力？在“成圣”與“成功”的思辨中，我們也必須接受這樣的事實：在現(xiàn)實社會中，許多讀書人既不成功也不成熟。
各種不同的社會都有共同的價值，都需要思想體系化建設(shè)。我們有必要找到某種核心東西，找到其本體論基礎(chǔ)，在現(xiàn)代學術(shù)語境中，對古代概念做出現(xiàn)代詮釋，譬如在對“關(guān)系”的理解上，各家就很不一樣：儒家和墨家對關(guān)系理解不一樣，而道教和佛教則不承認這種關(guān)系。從歷史看，作為某種特質(zhì)，在對“成圣”的討論中，對圣人的定義要有統(tǒng)一意識，以確保討論的有效性。對“圣”的概念，要從觀念體系角度做的抽象繼承工作，并用同情理解的態(tài)度進行古今辨析。但在進行觀念層面的梳理，更重要的是從沉思轉(zhuǎn)到踏實的行動，在新的社會條件下繼承或創(chuàng)生新的生活倫理。比如我們或許可以從自然情感出發(fā)，重新面對“關(guān)系”與“家庭”，尋找成功與成圣合并的新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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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沙龍總結(ji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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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場沙龍的特邀嘉賓趙金剛老師高度評價了本場沙龍的討論，他著重從三個方面講了自己的觀點：
第一，青年是一種邊緣狀態(tài)。在青年狀態(tài)下，人生還有無限可能性，可能展開也可能隨時喪失；這就是我們選擇“現(xiàn)代青年身份想象”的意義。我們還沒有把自己活成現(xiàn)成性，還在向自己敞開各種可能性。第二，成圣與成功，體現(xiàn)一種“在世”的狀態(tài)。為何兩者被對立且形成充足的張力？這與脫古入今有關(guān)，更與中國不斷現(xiàn)代化有關(guān)。在過去三、四十年不斷追逐現(xiàn)代化的境遇中，告別理想成了一種無奈。在理想與世俗面前，個體與社會存在的張力，其實是一個個獨特個體在境遇中的心態(tài)問題。在原有文化心理結(jié)構(gòu)面臨解體的今天，很多價值不那么“理所當然”。譬如，我們?yōu)槭裁匆Y(jié)婚？在陽明時代是不用考慮的，而在現(xiàn)代社會是需要argue的，所有的問題都需要被重新評估。這說明我們處在一個“上帝已死”的時代，我們何以過一種可能性的生活？我們?nèi)绾稳ミ^安頓我們的身心？這是一個恒久的問題。第三，生存境遇問題。陽明為何將佛老的“無善無惡”納入其理論體系，而不是講“至善”，恰恰與晚明的時代背景有關(guān)。在今天的“生存境遇”中，圍繞“成圣”與“成功”，我們?nèi)绾稳ド?，其實就是一個過日子的問題；我們每個人凸顯的“生存境遇”是不一樣的。針對王舒墨嘉賓提出的“朝聞道夕死可矣”，趙老師特別提出一句話“未知生焉知死”，如今體現(xiàn)的“生存境遇”與二程面臨的是不一樣的。在多元化的凸顯中，破解成功與成圣題目很有意義。這一問題本身是沒有答案，但在持續(xù)的“生存境遇”展開中，“成圣”與“成功”的問題會給我們的未來拓開一個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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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xiàn)場嘉賓觀眾熱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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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xiàn)場提問環(huán)節(jié)，現(xiàn)場觀眾、線上觀眾與嘉賓圍繞“成圣”與“成功”的標準問題，當代清華學子面臨的社會期待和現(xiàn)實生活壓力等問題進行了積極互動，氣氛非常熱烈。最后，人文研會按慣例向各位嘉賓與現(xiàn)場提問觀眾贈書，并一同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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