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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山東大學易學與中國古代哲學研究中心副主任張文智教授：努力推動《周易》文化普及社會、走向世界

受訪者：張文智（山東大學易學與中國古代哲學研究中心副主任）

采訪者：秦潔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庚子十月三十日辛卯

          耶穌2020年12月14日

在中國文化史上被視為“群經之首、大道之源”的《周易》，其中所蘊含的智慧指導著中國先民精神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推動《周易》文化的創(chuàng)造性轉化與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既需要深化在學理層面的探究與闡釋，也需要推動《周易》文化在社會層面的普及與在世界范圍的傳播，充分發(fā)掘其時代價值。為此，當代中國哲學工作者做出了一系列有益的探索。就《周易》在當下的研究、普及與傳播等問題，山東大學易學與中國古代哲學研究中心副主任張文智教授接受了筆者的采訪。

筆者：《周易》蘊涵著深厚而玄奧的哲學思想，歷經千年而歷久彌新。首先請您簡單談一談，《周易》熔鑄了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哪些精髓？《周易》對以儒釋道為代表的中國哲學的形成與發(fā)展發(fā)揮了怎樣的作用？

張文智：《周易》與其它經典最明顯的區(qū)別在于，它有一套由陰陽爻、八卦、六十四卦等組成的符號系統(tǒng)，其它經典只有文字系統(tǒng)，而沒有類似的符號系統(tǒng)。正是在探究其言辭系統(tǒng)與符號系統(tǒng)之內在關聯(lián)的過程中，才在易學發(fā)展史上形成象數(shù)與義理兩大流派；也正是在這一過程中，《周易》所蘊含的“自強不息”“厚德載物”“閑邪存誠”“進德修業(yè)”“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天人合一”“天地交泰”“陰陽互補”“物極必反”“致命遂志”“貞固不失”“積善成德”“德位相配”“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探賾索引，鉤深致遠”“精義入神”“開物成務”等品性與精神才逐步被熔鑄為整個中華民族的內在精神。在中國哲學史中，先秦時期的儒家和道家思想皆可以在《周易》中找到其源頭和影子；西漢中期之后，《周易》被儒家奉為“群經之首，大道之源”；而在魏晉玄學時期，《周易》則被尊為“三玄（《周易》《老子》《莊子》）之冠”；丹道學派則把《周易》作為其丹道修煉的圭臬；佛教傳入中國之后，《周易》與佛教亦逐步形成互詮互闡之局面；宋明理學家亦通過詮釋《周易》來建構其理論體系。故《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才總結說：“易道廣大，無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樂律、兵法、韻學、算術，以逮方外之爐火，皆可援易以為說?！币虼耍吨芤住芬褲B入到中國哲學與文化的各個層面，不了解《周易》，就不可能對中國思想與文化有深層次的了解。

筆者：請您談一談，近幾年您在《周易》學術研究方面主要做了哪些工作？未來又有什么研究計劃？

張文智：學術的發(fā)展需要“融舊鑄新”或“返本開新”，由此實現(xiàn)相關學科的創(chuàng)造性轉化和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對《周易》的研究亦應如此。就我自己的學術研究來講，近年來，通過整合儒、釋、道思想資源，進一步挖掘《周易》言、象、意之間的內在關聯(lián)，本人對《周易》中的“天人合一”及“保合太和”說進行了新的解讀（詳見張文智《從<易經證釋>看易辭、易象中的以人合天之道》，載《周易研究》2017年第6期）；對《周易》中的本體生成論進行了新的建構，并由此出發(fā)，對《周易》中的“繼善成性”說及“內圣外王”之道給予新的闡發(fā)（詳見《從<易經證釋>之本體生成論看“繼善成性”說》，載《周易研究》2018年第5期；《<周易>哲學視野下的“內圣外王”之道——兼論“內圣開出新外王”說之相關問題，載《中國哲學史》2019年第5期）；對《周易》中的“神道設教”觀做出了新的詮釋（詳見《<周易>神道思想與儒家宗教性的內在關聯(lián)，載《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2019年第1期；《從觀卦[]看<周易>中的“神道設教”觀——兼論儒學的宗教性問題》，載《東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4期）；對《周易》中的“感通”思想與運行機制給予了新的解讀（詳見《感而遂通、化成天下——<周易>中的感通思想探微》，載《孔子研究》2020年第2期；《<周易>的占筮理論及其旨歸》，載《南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4期）；最近，本人對《周易》中最根本的問題——陰陽關系問題——亦進行了新的解讀（擬以《“崇陽抑陰”為顯，“崇陰抑陽”為隱——<周易>中的陰陽觀新論》為題，待刊）。我在這些方面的努力，旨在完成對《周易》哲學的重建與轉化。在2-3年之內，本人計劃寫一部《周易》哲學方面的專著，擬將此書命名為《<周易>哲學的重建與轉化》，以進一步論證《周易》經傳之內在自洽性，并與當前西方流行的“現(xiàn)象學”等展開有效地對話，以推進中國哲學特別是《周易》哲學世界話語體系的建立。

筆者：請您談一談，在現(xiàn)代社會中，《周易》文化對于人們的精神文化需求，具有怎樣的時代價值？在《周易》文化面向社會大眾層面的創(chuàng)新轉化與普及領域，您開展了哪些工作，產生了哪些良好的效應以及社會反響？

張文智：《周易》是中國文化的源頭活水，自其成書之后，就一直在中國歷史上發(fā)揮著不可或缺的“人文化成”作用。本人認為，在當今社會人心非常浮躁，人們的價值觀易受工具理性影響、易受利益驅動。當下如何讓《周易》繼續(xù)發(fā)揮其“人文化成”作用，是擺在我們面前的重要課題。為此，除了利用各種機會做各種學術講座之外，我從2010年秋季學期開始，為我們易學研究中心的研究生及社會上對傳統(tǒng)文化感興趣的人士開辦起一個公益的讀經班。眾所周知，《大學》《中庸》被尊為儒門心法，而《周易》則被奉為儒家的密理，故該讀經班以詮解《大學》《中庸》《周易》之基本精神為中心，并融合佛家、道家、傳統(tǒng)中醫(yī)學中的核心思想，對傳統(tǒng)的儒、釋、道、醫(yī)之思想精華進行整合與融通，旨在推進傳統(tǒng)文化在大眾層面的普及與身體力行。在課堂上，我一直向大家強調，《大學》《中庸》《周易》所說的“內止至善，外明明德”“成己、成物”“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即由體達用之說法并不是空談，而可以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得到體悟與驗證。比如說，如果一個人不能“齊家”，則說明其“修身”的工夫仍有所不足；身不修則說明其“正心”的工夫尚有欠缺；心不正則由于意不誠；意不誠則由于知不致；知不致則由于物不格，并由此強調《孟子》所說“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在日常生活中之可推行性。再比如說，如果一個人有“憤懥”“恐懼”“好樂”“憂患”或“怒、恨、怨、惱、煩”等不良情緒，則說明他/她還沒有達到“內止至善”“寂然不動”之境界，亦說明他/她還沒有真正把握住道之本體，因此就不可能做到“外明明德”“感而遂通”即由體達用，由此可以進一步體會《中庸》所說的“唯天下至誠為能化”“聲色之于化民，末也”之深刻內涵。平時做到“不生氣，不發(fā)火，不怨人”，就是已把握住道體的一種體現(xiàn)。通過這種教育，參加過讀經班的研究生都深切地體會到，學習中國哲學并不僅僅是學會怎樣寫論文，在生活中踐行這些說法則更為重要。許多已在社會上工作或成家立業(yè)的讀經班的同學，經常反思自我，從而使許多面臨分裂的家庭又重新走向了合睦；許多父母與子女之間因教育問題而發(fā)生爭執(zhí)的家庭在教育理念上又達成了一致；許多在社會上在管理崗位任職的同學，則通過推行“至誠能化”之理，使整個單位形成一種和諧向上的氛圍，提高了他們運用中國傳統(tǒng)智慧進行管理的能力。

自2010年開設此讀經班以來，累計已有數(shù)千人參加過學習，在社會上產生了良好的影響。在新冠疫情發(fā)生之前，我們的公益讀經活動一直線下進行；新冠疫情發(fā)生之后，我們改在線上方式進行，引起了越來越多的人的關注與參與。我們希望通過這種形式教化更多的人，使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生根發(fā)芽、深入人心。

筆者：東西文化交通源遠流長，以儒釋道為代表的中國哲學受到西方不少哲學家、思想家的關注。請您介紹一下，自《周易》傳播至海外以來，對西方哲學產生了哪些影響？深度推進《周易》研究的中西交流，亟需開展哪些方面的工作？

張文智：《易經》從一部區(qū)域經典逐漸變成一部全球經典，始于明末耶穌會傳教士來華。此“西學東漸”之過程亦伴隨著“東學西漸”?！兑捉洝繁粋鞑サ胶Ｍ猓窃谶@一“東學西漸”的過程中逐步完成的。自《周易》傳播到海外以來，盡管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對《易經》贊賞有加，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亦對《易經》中的理智思想作出過評價，但《易經》對整個西方哲學界來講影響并不大，故至今西方對《周易》的研究仍多被安排在東亞系或歷史系，而不是在哲學系。且西方學術界對《周易》的研究，主要是在有數(shù)的一些漢學家中進行的，故在整個西方學術界的影響是有限的。

就《周易》在英語世界的傳播來看，由英國傳教士麥格基（Rev.Thomas McClatchie,1812-1885）翻譯的第一個《易經》全譯本于1876年在西方出版，他把《易經》視為有別于基督教典籍的異教經典；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翻譯的《易經》是在比較宗教學的視域下展開的，把《易經》視為儒教典籍，使其獲得“東方圣書”的地位；衛(wèi)禮賢（Richard Wilhelm，1873-1930）/貝恩斯（Cary F.Baynes）之譯本則把《易經》視為“智慧之書”，認為《易經》之象、數(shù)、理、占蘊含著豐富的可以跨越時空的人生智慧；亞瑟?韋利（Arthur Waley,1889-1966）、孔理靄（Richard Alan Kunst）、茹特（Richard Rutt,1925-2011）、閔福德（John Minford）、夏含夷（Edward Shanghnessy）等語境批評派學者則把《易經》作為歷史文獻來看待。至今在整個英語世界影響最廣泛、發(fā)行量最大的《易經》譯本一直是衛(wèi)禮賢/貝恩斯譯本，其主要原因乃是由于瑞士心理學家榮格（C.G.Jung,1875-1961）及其所創(chuàng)立的分析心理學派對此譯本的極力推揚。

盡管《周易》經傳的英文版本至今已多不勝數(shù)，但由歷代易學家的洞見所凝成的易學思想及其更深刻的象數(shù)、義理內涵卻鮮有英文版面世，這就從根本上影響了易學深層內涵及《周易》本身在西方學術界的影響。為了讓《周易》在西方產生更大的影響并與西方學界展開更有效的對話，并發(fā)揮本人本科英語專業(yè)畢業(yè)之特長，我于2002年碩士畢業(yè)留在山東大學易學研究中心工作之后，便主動請纓，以《周易研究》（中文版）增刊的形式，創(chuàng)辦《周易研究》（英文版）。英文版中的文章主要由兩部分組成，一部分來自海內外會用英語寫作的易學專家的稿件，另一部分則從《周易研究》（中文版）的文章中擇優(yōu)選出，并譯成英文。海外會用英文寫作的著名易學家成中英（Chung-ying Cheng）、司馬富（Richard J.Smith）、蘇德愷（Kidder Smith）、鄭吉雄（Dennis C.H.Cheng）等皆在《周易研究》（英文版）上發(fā)過文章；而從《周易研究》（中文版）擇優(yōu)選出的文章則主要由我自己來進行翻譯，著名易學家劉大鈞、湯一介、李學勤、張立文、郭齊勇、高瑞泉、歐陽康等教授的易學論文與識見亦隨《周易研究》（英文版）傳播到海外學術界。至今已由我編譯出版了9期《周易研究》（英文版），其中有40余篇文章是由我自己翻譯成英文的。在我們的不懈努力下，《周易研究》（英文版）在海外學術界特別是漢學界及易學界，正在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

除此之外，我還利用在外國訪學的機會，極力擴大《周易》在西方世界的影響。我曾被選為2007——2008學年哈佛-燕京學社訪問學者，期間我利用各種機會對外傳播《周易》哲學與文化，特為哈佛大學華人學生學者聯(lián)誼會做系列講座，產生了良好效果與廣泛影響，從而使在波士頓的許多華人及部分外國人進一步加深了對以《周易》為源頭活水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了解與認同。2012—2013年，我又受邀到德國埃爾根-紐倫堡大學國際人文研究院做訪問學者，該研究院系歐洲的漢學研究重陣，由德國國家科學院院士、著名漢學家朗宓榭教授擔任院長，每年皆有30多人次的來自世界各地的著名學者來此訪學。期間，我為該研究院的訪問學者及博士研究生舉辦《周易》方面的系列講座，收到了良好效果。為此，當?shù)氐膱蠹堖€對我做了專門采訪與報道，稱我將中國古老的《易經》帶到法蘭肯（Franken）地區(qū)，并將由此推向世界各地。在德國期間，我還促成了易學中心與該研究院互設分支機構的工作，為《周易》哲學與文化在歐洲乃至全球的傳播奠定了更為堅實的基礎。

我們還注意到榮格分析心理學派在西方傳播《周易》哲學與文化的巨大潛能。正是受《易經》的啟發(fā)，榮格提出了“共時性原則”，作為建構其分析心理學的內在基石。該學派與其他心理學派最大的區(qū)別即在于，該學派的學員及心理分析師皆把《周易》作為其必讀課程，對《周易》在西方的傳播發(fā)揮了十分巨大的作用，因為該學派幾乎在歐美各大城市皆有其分支機構。

劉大鈞先生所著《周易概論》是其成名作和代表作，該書在中國大陸已再版10余次，發(fā)行量已達10余萬冊，是人們研究《周易》的必讀書籍之一。為了讓西方從根本上了解《周易》哲學與文化，我花費了數(shù)年的時間把劉先生的這部著作譯成英文?！吨芤赘耪摗罚ㄓ⑽陌妫┮延?019年由美國凱龍出版有限公司（Chiron Publications）出版發(fā)行。該出版社主要出版《周易》及榮格分析心理學方面的書籍，故借助該公司出版《周易概論》（英文版）將為該書在西方產生深刻而長久的影響奠定堅實的基礎。

澳門城市大學以榮格分析心理學研究著稱?，F(xiàn)任澳門城市大學心理分析研究院院長申荷永教授一直注重與我們山東大學易學與中國古代哲學研究中心的聯(lián)系，多次邀請我和劉大鈞先生赴榮格故居及榮格國際分析心理學院講學，并參加“心理分析與中國文化國際論壇”。鑒于我對《易經》及分析心理學有所研究，澳門城市大學于2018年特聘我為該校應用心理學專業(yè)兼職博士生導師；瑞士“愛諾思圓桌會議”（Eranos Round Table Conference）還特別邀請我于2019年10月份參加該圓桌會議，并作主題演講。“愛諾思圓桌會議”是國際上研討東西方文化的最重要的會議之一，每年都出版的《愛諾思年鑒》則是西方人研究東方文化的重要的參考文獻。另外，在本人的努力推動之下，山東大學與澳門城市大學簽署了“山東大學、澳門城市大學共建易學與中國古代哲學研究基地及其伙伴基地暨‘易學與心理分析研究中心’戰(zhàn)略合作框架協(xié)議”，為易學研究在海外的進一步傳播創(chuàng)造了良好的條件。

我們相信，通過持之以恒的努力，在不遠的將來，我們一定可以讓以《周易》為源頭活水的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更有效地傳播到世界各地，為提高中國哲學與思想的世界話語權，推進整個世界的和平與發(fā)展，貢獻其應有的力量。

責任編輯：近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