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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天人三策”應在元光五年辨正

作者：趙秀金

來源：《衡水學院學報》2020年第6期

作者簡介：趙秀金（1964－），女，河北衡水人，衡水學院  圖書館，副研究員。

摘要：“天人三策”發(fā)生的時間，必須立足文本和史實進行考辨。漢武帝對董仲舒的策問，與元光五年對公孫弘的策問主旨一致，而且“天人三策”是同一主旨的問答系列；文本里的史實，放在元光五年理解也無障礙，所以董仲舒“天人三策”應在元光五年。董仲舒因言皇家災異天命而下獄，這個話題卻又是幾年后漢武帝三次策問的重點，“不敢復言災異”的董仲舒只能答非所問，文不對題，使“天人三策”變成“教化三策”。至于元光五年之外的對策時間都不妥當，有據(jù)可證。尊崇儒學的心態(tài)使班固曲意前置了對策時間，導致后代誤解。

關鍵詞：董仲舒；天人三策；元光五年；策問；儒學

董仲舒“天人三策”的對策時間，一直是學界爭論不休的難題。

這三策不出于司馬遷《史記》，最先引用的是班固的《漢書·董仲舒?zhèn)鳌贰０喙虘撉宄Σ邥r間，卻說得含糊：“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后數(shù)百，而仲舒以賢良對策焉?！狈彩俏涞鄢跫次粫r的對策，《漢書》都有“初”這樣的副詞限定[1]，班固只泛泛說“即位”，并沒有肯定在初年。

不在初年，在哪一年？因為漢武帝下詔對策和對個人問策有很多次，董仲舒參加了也不止一次，于是對策的具體年限就成了疑點。后代學者就有了諸多考論，如建元元年、建元五年、元光元年、元光五年、元朔五年諸說法[1-3]。本文立足“天人三策”文本和歷史旁證，確定其對策時間只在元光五年（前130年）。

一、第一策問“天命災異”主題，與武帝元光五年策問一致

確定董仲舒的對策時間，最權(quán)威證據(jù)應來自漢武帝的策問?？紤]到漢武帝大規(guī)模策問的主題應該很少重復，在“天人三策”時間不清的情況下，尋找《史記》或《漢書》里武帝的同主題策問很重要。

很巧，同主題策問就在《漢書·公孫弘傳》，時間在元光五年[4]。

敢問子大夫：天人之道，何所本始？吉兇之效，安所期焉？禹、湯水旱，厥咎何由？仁、義、禮、知四者之宜，當安設施？屬統(tǒng)垂業(yè)，物鬼變化，天命之符，廢興何如？

對比“天人三策”的第一策問：

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習聞其號，未燭厥理。伊欲風流而令行，刑輕而奸改，百姓和樂，政事宣昭，何修何飭而膏露降，百谷登，德潤四海，澤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靈，德澤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群生？[2]

顯然，二者大同小異，都是問天人感應、災異符瑞的?！疤烊酥?，何所本始？吉兇之效，安所期焉”就是“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詞異而意同?？梢酝贫?，元光五年董仲舒以博士身份參加了賢良對策[3]。但二者文辭差異較多又怎么解釋？能證明一定是同一次武帝策問嗎？

從地下史料的物證，今人已能確定班固引用詔書，有變通文辭的喜好。有文物考古學者對懸泉漢簡與《漢書》所引詔書文字比較，以鐵證判定“班固在編撰《漢書》時有對原有詔書文字的刪減和再編輯”，“增加了詔書的文學性，使詔書用詞華美、立意深遠，透視出皇帝用詞用語的恢宏壯觀”[4]。

因為詔書都是“制誥”，出自御用文人之手，班固對于皇帝詔書并沒有后代金口玉言的敬畏。而且，《漢書》只在董仲舒、公孫弘兩人的對策前用“制曰”，而非“詔曰”，不同尋常[5]?？梢酝贫ǎ偈妗疤烊巳摺钡谝徊卟邌柵c公孫弘元光五年策問的言辭差異，是局部性的而非整體性的。對比董仲舒和公孫弘兩人傳記的武帝策問全文，既有班固增加詔書文學性的可能，也有班固緊縮原文的可能。因為班固是史學大家，他的書稿還要經(jīng)皇帝審閱，對史料雖有修飾，但絕不會改變策問主旨。

既然董仲舒第一策的武帝策問與《漢書·公孫弘傳》的策問主題一致，關鍵文辭相似，可以確定董仲舒“天人三策”的第一策應在元光五年。

二、“天人三策”是元光五年的同一主題問答系列

僅確定了第一策時間，還不能肯定第二策、第三策一定隨在后面。應從班固編輯過的武帝策問和董仲舒對策的內(nèi)部關系，看是否前后連貫為整體，以確定三策進行時間。

第二策，是緊跟第一策的。班固說：“天子覽其對而異焉，乃復冊之曰?！笨磥矶偈娴牡谝淮螌Σ弑恢匾?，然后又被策問。但武帝對第一次賢良們的對策并不滿意，問是什么原因，并鼓勵直言：“今子大夫待詔百有余人，或道世務而未濟，稽諸上古之不同，考之于今而難行，毋乃牽于文系而不得騁與？將所繇異術(shù)，所聞殊方與？各悉對，著于篇，毋諱有司。”

這次策問的重點是，朕盡心盡力了，天下仍然一片亂象：“今朕親耕藉田以為農(nóng)先，勸孝弟，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孤獨，盡思極神，功烈休德未始云獲也。今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濟，廉恥貿(mào)亂，賢不肖渾淆，未得其真，故詳延特起之士，庶幾乎！”因此，漢武帝要詢問古今治理辦法怎么貫通起來。

第三策，是繼續(xù)追問天人感應的，照應前面兩次策問，這次，更明確天人感應和陰陽吉兇。

制曰：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驗于今”。故朕垂問乎天人之應，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寖微寖滅寖明寖昌之道，虛心以改。今子大夫明于陰陽所以造化，習于先圣之道業(yè)，然而文采未極，豈惑乎當世之務哉？條貫靡竟，統(tǒng)紀未終，意朕之不明與？聽若眩與？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復之?！对姟凡辉坪?，“嗟爾君子，毋常安息，神之聽之，介爾景?！?。朕將親覽焉，子大夫其茂明之。

班固解釋接著第二策“于是天子復冊之”引出第三策。三策環(huán)環(huán)相扣，都是圍繞天人感應、災異符瑞來展開的，漢武帝在追問他的天命，即權(quán)力合法性。謂之“天人三策”，恰如其分[6]。

因為主題一致，應是董仲舒和公孫弘一起參與了對策，之后漢武帝繼續(xù)策問，董仲舒作為《公羊傳》的資深博士繼續(xù)參與對策，直到第三策。由于問答連貫性強，時間緊湊，前后照應，可推知這是開始于元光五年在不長時間內(nèi)完成的系列對策[7]。

至于其他年份的漢武帝策問，比較重要的是元光元年五月，那次對策的結(jié)果是“董仲舒、公孫弘等出焉”，董仲舒正式受到漢武帝的賞識。不過那次策問的重點是：

嗚乎，何施而臻此與！今朕獲奉宗廟，夙興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淵水，未知所濟。猗與偉與！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業(yè)休德，上參堯、舜，下配三王！朕之不敏，不能遠德，此子大夫之所睹聞也，賢良明于古今王事之體，受策察問，咸以書對，著之于篇，朕親覽焉。（《漢書·武帝紀》）

核心問題是“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業(yè)休德，上參堯、舜，下配三王”。與“天人三策”第一策的問題，即天人感應的吉兇符瑞，沒什么相似度；與第二策問相比，缺少憂患意識；與第三策問更沒可比性。所以天人三策肯定不是在元光元年進行的。

從策問主題、詔書前后連貫性和班固的連接文字，可確定“天人三策”是在元光五年依次進行的。

三、“天人三策”幾處史實疑點，在元光五年都能解釋

三策文本提及的歷史事實，也支持元光五年對策的可能性。很多學者的質(zhì)疑，都可得到解釋。

第一策的“今子大夫褎然為舉首”。從班固善于修飾詔書文辭的特點來看，這“褎然為舉首”是溢美之詞，對董仲舒聲譽日隆的肯定，不證明這次問策被定為第一名。

第一策的“今臨政而愿治七十余歲矣”。如從秦亡，劉邦被封為“漢王”（前206年）到元光五年（前130年），是77虛歲，也就是漢朝建政“七十余歲矣”，與史實一致。

第一策屢次用“堤防”來比方教化。原文是：“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廢而奸邪并出，刑罰不能勝者，其堤防壞也。”考《漢書·武帝紀》元光三年（前132年），黃河決口，發(fā)卒十萬堵塞。兩年后的元光五年，董仲舒以黃河決堤為背景，勸說漢武帝重視教化，才順理成章。

第二策的“今朕親耕藉田以為農(nóng)先，勸孝悌，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武帝首次舉行藉田儀式，應在即位初期幾年[8]。勸孝悌，最早在建元元年[9]。崇有德，就是招攬人才，也是建元元年開始，后有多次舉孝廉、招賢良行動。到元光五年，登基十年的漢武帝這樣自述然后提問才正常。

第二策的“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誼”。夜郎歸附漢朝是在建元六年，到元光五年，已是事實。但康居國在漢成帝時才“遣子侍漢”，此處不排除班固增飾。

第二策的“今以一郡一國之眾，對亡應書者”，與元朔元年詔書“闔郡不薦一人”對應。但郡國很多，人才存量各異，朝廷征賢良時交白卷的郡國不一定就一個或一次，不能臆斷。

第三策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shù)”。董仲舒這個建議是在三策多次強調(diào)教化的基礎上所作的結(jié)論。若在武帝初期，聲望不高的董仲舒想都不敢[10]，只有建元六年（前135年）竇太后駕崩之后才可能。這一年，雖然新丞相田蚡上任就罷黜黃老之學，剛從監(jiān)獄被武帝赦免的董仲舒驚魂未定，不會再來一次“罷黜百家”的冒失建議。數(shù)年后的元光五年，在武帝壓制黃老之學成常態(tài)的時候，董仲舒進一步提出“獨尊儒術(shù)”才可能。

在元光五年的立足點上基本能正確解釋關于“天人三策”的史實疑問。

四、建元六年后董仲舒“不敢復言災異”，元光五年對策可證

董仲舒的專長是《公羊傳》，主要談論陰陽吉兇禍福、天人感應。沒料到被小人暗算并觸怒了漢武帝，遭了牢獄之災。董仲舒的弟子司馬遷這樣記載：

中廢為中大夫，居舍，著災異之記。是時遼東高廟災，主父偃疾之，取其書奏之天子。天子召諸生示其書，有刺譏。董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為下愚。于是下董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于是董仲舒竟不敢復言災異。（《史記·儒林列傳》）

“是時遼東高廟災”就發(fā)生在建元六年，主父偃盜稿，應在元光元年之后，也就是董仲舒“出焉”之后[11]，正得意的董仲舒突然禍從天降，從此“竟不敢復言災異”，司馬遷決不會說老師的假話。

如果把“天人三策”確定在之后的元光五年，“不敢復言災異”高度準確。公孫弘在漢武帝問到天人災異祥瑞的時候，直接地拍武帝的馬屁，只談祥瑞不談災異。《漢書·公孫弘傳》記載：：

臣聞之，氣同則從，聲比則應。今人主和德于上，百姓和合于下，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故陰陽和，風雨時，甘露降，五谷登，六畜蕃，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此和之至也。故形和則無疾，無疾則不夭，故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德配天地，明并日月，則麟鳳至，龜龍在郊，河出圖，洛出書，遠方之君莫不說義，奉幣而來朝，此和之極也。

而且，公孫弘提出了更實用的禮儀為主、賞罰為輔、任官親民的政治原則，所以被漢武帝親自“擢為第一”。作為老一輩公羊?qū)W大師的董仲舒，卻不敢正面回答最擅長的“天人之道，何所本始？吉兇之效，安所期焉”或“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的問題。在簡單搪塞了一些天人感應的套話之后，卻大談仁義教化。王者應該“任德教而不任刑”。要得到祥瑞，必須設立太學、庠序等教化機構(gòu)，以仁義禮教化人民。在政治實用性上比公孫弘更迂遠，在擅長的天人之應上卻言不及義。

董仲舒應該回答的，應是建元六年災異的判斷“至于陛下時，天乃災之者，殆亦其時也”[12]的深化，要說出喜歡神仙和上帝恩賜的武帝應有的符瑞和避災秘訣。但是談君權(quán)神授，必然涉及天帝警告帝王的災異。董仲舒因言災異獲罪招致牢獄之災后，不敢展開這個話題，又不肯公孫弘那樣拍馬屁，于是只能敷衍塞責。漢武帝碰了釘子，所以第二次策問委婉一點，只問：為什么我勤苦治理，效果不明顯？他是希望董仲舒能主動轉(zhuǎn)到天人感應的話題。豈料得到的回答是：“帝王條貫（求賢誅奸）同，然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庇^點仍是辦學校，培養(yǎng)和選拔人才教化人民。

教化，還是教化！董仲舒不肯乖巧一點自動轉(zhuǎn)到天人感應、君權(quán)神授，武帝終于惱火了，第三次連珠炮責問。這次董仲舒一面誠惶誠恐謝罪解釋，一面仍然閃避陰陽天命，說什么“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用不會變天安慰武帝。而實際談的還是教化，不過提出帝王同時要積善，不與民爭利，用夏朝的“忠”德，最后還來了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shù)”的順水推舟建議。問心有愧的漢武帝遇到這樣的老頑固也就認栽了，這時指望董仲舒講出《春秋繁露》那樣的天人感應的道理都難[13]。

結(jié)果是，漢武帝三次“天人之問”，得到了“教化三對”。董仲舒對策的文不對題，被古今學者嚴重忽略和誤解[14]！這正是司馬遷轉(zhuǎn)述的“竟不敢復言災異”，不是不想而是不敢。由此反證了董仲舒對策在元光五年的最大可能性。

五、元光五年之外的對策時間都不妥當

上面證明了“天人三策”在元光五年可能，下面證明其他年份不可能[15]。

首先，建元元年不可能有“天人三策”。班固就沒注明“初即位”，這一年十六歲即位的漢武帝，也不具備親自對策的知識和心理準備。

《漢書·食貨志》：“十五入大學，學先圣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眲貏傔^孔子的“志于學”年齡倉促登基。這時策問肯定不會觸及“天人三策”那樣高深的權(quán)力合法性問題。

那次對策，公孫弘失敗，董仲舒則成功，應是漢武帝認可了他的“公羊?qū)W”價值[16]，所以被授官江都相。但這時候期待他高呼“罷黜百家，獨尊儒術(shù)”，給他個膽子都不敢。因為前兩年轅固生的壞運氣還籠罩著朝廷[17]。漢武帝的太傅趙綰和王臧，丞相竇嬰、太尉田蚡，力主儒學反對黃老之學，稍一激進就很快被竇太后殘酷打壓[18]。青年漢武帝必須聽太皇太后的，他還不能獨立擔當。

朝廷的動蕩，雖沒牽扯到董仲舒，但是他也清楚自己的公羊?qū)W會被厭惡，應該是主動辭官，從江都回到長安，這就是司馬遷說的“中廢為大夫”。

建元五年（前136年）也不可能有“天人三策”。這時竇太后已衰老病重，武帝20歲了，已具有理性思考能力。武帝這年設置了五經(jīng)博士，專治《公羊傳》的董仲舒應該被置為公羊?qū)W博士。不過這時武帝還難以從容探究權(quán)力合法性問題，一旦建元六年皇家祖廟火災，主父偃盜稿上奏，武帝沒多想就把董仲舒打入牢獄。雖然隨后赦免了他，但對董仲舒是致命的經(jīng)歷。隨著竇太后崩，武帝旋即復用田蚡為丞相，黜黃老，儒術(shù)反彈式報復?？墒嵌偈嫘幕乙饫淞?，不敢再談論天人感應的災異話題。

元光元年（前134年）也不可能有天人三策。這年武帝策問內(nèi)容不涉及陰陽符瑞，董仲舒正好不敢談天人感應。因為對策優(yōu)異，他恢復了名譽，和冤家對頭公孫弘一起被漢武帝賞識，并逐漸成為“舉首”。

更晚的元朔五年（前124年）更不可能。雖然這年設置太學容易和董仲舒的三策內(nèi)容聯(lián)系起來，康居國臣服也在這幾年，但是都很牽強。如果真的在執(zhí)政16年時對策，武帝還會對天人感應那么好奇嗎？肯定不會。

可能性只在元光五年（前130年）。證據(jù)就是公孫弘傳記里的武帝詔書主題，與三策里的第一策主

題相同。這年他的仕途熱情高漲了些，但是遇到了追問天人感應的苦差，只能給出一個文不對題的對策來。伴君如伴虎，他不敢拿性命再賭一把。

六、班固含糊前置三策時間，是尊儒的曲意回護

以上梳理論述，從公孫弘、董仲舒同一策問可確定“天人三策”是元光五年進行的一個系列對策，參與對策的還有其他博士，但董仲舒是后來的關鍵人物。其中涉及的事實都能在元光五年得到解釋，“不敢復言災異”在元光五年也符合司馬遷的記述，而且辨析元光五年之外的對策時間都不妥當。于是可以定論：“天人三策”就開始于元光五年。

也就是說，班固把三策時間置于董仲舒任江都相之前，是明顯的超前。但因為有司馬遷的明確記載，班固雖然有意從元光五年前置到做江都相之前，也不敢背離客觀真實具體到“武帝即位初年”，而是含糊地說“武帝即位”，并繞了一個彎子“舉賢良之士前后百數(shù)，而仲舒以賢良對策焉”，他的意愿是在武帝剛繼位的建元元年。

班固為什么有意誤導？因為他所處的東漢，儒學已成主導。班固想為儒家地位溯源，希望找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shù)”的一個全能學者，公孫弘學術(shù)不行，田蚡在儒學上又沒什么建樹，最佳人選就是董仲舒。于是含糊地把“天人三策”提到盡量早的時間，以顯示董仲舒的先知膽量和“群儒首”的地位。其實這樣做，忽略了武帝初期儒學的艱難處境，主觀拔高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shù)”的勇敢。

幸虧班固還沒違背史家良知，基本沒涂改內(nèi)文，否則后代很難還原真相。有人要問，對這一重要對策，董仲舒的學生司馬遷為何只字不提？這和司馬遷的尚黃老思想有關，他寫當今圣上漢武帝，只寫他怎樣迷信神鬼感應，不提他的功績，對天人感應的策問當然沒興趣。何況他的老師言災異惹禍，不敢復言災異，文不對題的對策有什么好炫耀的？所以有意缺失一筆。

很可惜，到了宋代儒學復興時期，司馬光要“鑒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更急功近利，把班固含糊的意愿挑明坐實了。在《資治通鑒·漢紀九》直接斷言董仲舒對策時間是武帝即位的建元元年，又在《通鑒考異》以《漢書》材料相互質(zhì)證，其貽害至今，給歷史還原帶來很大困難。

今天學者要做的，是根據(jù)《史記》和《漢書》史料盡量還原歷史。不但要考據(jù)，還要尊重文本主題進行總體研究，才能辨別出元光五年漢武帝、董仲舒之間問答的真相[19]。

參考文獻：
 
[1]郝建平.近30年來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shù)”問題研究綜述[J].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13(4):103-107.
 
[2]郭炳潔.近三十年“罷黜百家,獨尊儒術(shù)”研究綜述[J].史學月刊,2015(8):105-112.
 
[3]丁四新.近四十年“罷黜百家,獨尊儒術(shù)”問題研究的三個階段[J].衡水學院學報,2019(3):10-17
 
[4]李迎春.公孫弘第二次賢良對策時間考[J].湖南科技學院學報,2009(3):64-67.
 
[1]《漢書·公孫弘傳》就很明確：“武帝初即位，招賢良文學士，是時弘年六十，以賢良征為博士。”
 
[2]《漢書·董仲舒?zhèn)鳌?。凡本文引用“天人三策”原文均出自本傳?br> 
[3]《漢書·公孫弘傳》記載：“時對者百余人?！倍偈鎱⑴c其中理所當然。對策是略帶選拔性的政治咨詢活動。
 
[4]學者張俊民談到，懸泉作為漢代重要的郵驛機構(gòu)具有榜示詔書的職能。通過比較出土漢簡和《漢書》所記詔書文字的異同，發(fā)現(xiàn)班固在編撰《漢書》時進行了文學性加工。作者系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簡牘研究室專家，其言可信。班固對同一策問主題在不同人的傳記里措辭有異，也就容易理解。張俊民《懸泉漢簡與班固<漢書>所引詔書文字的異同》（《文獻》2013年第2期）。
 
[5]《漢書·郊祀志》第五上：“高祖十年春，有司請令縣常以春二月及臘祠稷以羊彘，民里社各自裁以祠。制曰：‘可?！憋@示這“制曰”很隨便。帝王紀的各篇，下詔都是“詔曰”。只有《董仲舒?zhèn)鳌贰豆珜O弘傳》前面解釋“而仲舒以賢良對策焉”“上策詔諸儒”，后面卻都加一個“制曰”，而非“詔曰”，更顯示策問可以增飾。
 
[6]三次對策，被宋代之后學者稱為“天人三策”，是抓住了武帝策問的根本的。參見趙羽《“天人三策”篇名與文體考辨》（《青海社會科學》2017年第3期）
 
[7]認為三策順序有誤，或者班固強拉硬扯在一起的，不乏其人。余建平《“天人三策”文本順序考辨——兼論董仲舒賢良對策之年代》（《北京社會科學》2019年第6期）。
 
[8]漢武帝舉行藉田儀式，可考的是在很晚的征和四年春三月，耕于鉅定，是快駕崩的時候。應該是班固有漏載。因為文帝即位在第二年春正月就藉田親耕，文帝十三年又親耕勸農(nóng)。武帝的繼位者昭帝，在即位第一年就勤耕于鉤盾弄田。武帝在元光五年前也藉田親耕，是應有之事。參見《漢書》卷一至卷十二各個帝王紀。
 
[9]《漢書·武帝紀》：“建元元年，夏四月己巳，詔曰：‘……先耆艾，奉高年，古之道也。今天下孝子順孫愿自竭盡以承其親，外迫公事，內(nèi)乏資財，是以孝心闋焉，朕甚哀之?！?br> 
[10]當時董仲舒不過一個普通博士，在景帝時任命的，到武帝時代作為賢良對策后，才逐漸成為公羊?qū)W專家之一，另一個是老資格的胡毋生。參見《漢書·儒林傳》。
 
[11]建元六年六月發(fā)生的高廟災異，次年也就是元光元年主父偃入關進長安，晉見將軍衛(wèi)青。前后間隔時間不長，所以司馬遷用了一個“是時”。因為元光元年五月董仲舒對策成功，故竊稿下獄應在這之后。見《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
 
[12]董仲舒對皇家災異的推斷很大膽，甚至用“天災若語陛下”的神媒口氣教訓皇帝。見《漢書·五行志》卷27。
 
[13]感應學說是董仲舒建構(gòu)天道信念和天道哲學的神經(jīng)中樞。漢武帝問的就是這個核心問題。見余治平《天人感應的發(fā)生機理與運行過程——以《春秋繁露》、“天人三策”為文本依據(jù)》（《衡水學院學報》2018年第5期）。
 
[14]徐復觀認為，天人三策中，董仲舒“以現(xiàn)實政治問題為主，他的天的哲學，在力求概括中反居于不太重要的地位”是察覺了異常的。見徐復觀《兩漢思想史》（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260頁）。
 
[15]許多學者提出的觀點，不能自圓其說。郭炳潔《近三十年“罷黜百家,獨尊儒術(shù)”研究綜述》（《史學月刊》2015年第8期）。
 
[16]《史記·儒林列傳》：“及今上即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xiāng)之，于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后，言《春秋》于齊魯自胡毋生，于趙自董仲舒。”說明董仲舒的儒學地位，是在漢武帝建元元年逐漸被公認的。
 
[17]《史記·儒林列傳》：“今上初即位，復以賢良征固。”轅固生，這個被竇太后羞辱發(fā)配到清河國去的老頑固儒生，時年九十歲，也被武帝征召來了。標志著儒學的復興，但也是乍暖還寒時候。
 
[18]《史記·儒林列傳》：“上（武帝）因廢明堂事，盡下趙綰、王臧吏，后皆自殺?！?br> 
[19]也有學者猜到了最合適的時間是元光五年，但證據(jù)不足。李迎春《董仲舒上〈天人三策〉時間考》（《鄭州航空工業(yè)管理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4期）；劉國民《董仲舒對策之年辨兼考公孫弘對策之年》（《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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