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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從近代學人對國學分類的探索看大學國學學科設置

作者：曾光光

來源：《安徽史學》2019年第2期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臘月初八日甲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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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國學與我國現(xiàn)行學科目錄體系雖然有著一定的沖突，但在我國現(xiàn)行的教育科研體制之下，國學要在我國高等教育科研體系中占有一席之地并取得長足發(fā)展，確有將其納入學科目錄的必要。若將國學納入現(xiàn)行學科目錄體系，國學如何分類分科就是一個必須回答的關鍵問題。自近代以來，諸多中國學人于此問題已有不少有益的思考與實踐。借鑒近代中國學人有關國學分類的思考，可嘗試將國學劃分為經(jīng)學、國史學、諸子學、文章學、小學、國學理論與國學史等具體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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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近代中國/國學/大學/學科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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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項目：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近代國學思潮與中國傳統(tǒng)學術文化創(chuàng)新研究”(18BZS101)的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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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曾光光，暨南大學歷史系教授，歷史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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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國大學開展國學教育及研究的途徑與方式大致有以下幾種：一是采取通識教育的方式，即在大學開設國學選修或通識課程；二是在大學設置專門研究國學的研究院所，國學研究院所的科研人員可根據(jù)自己的研究方向申報相關學科的職稱，若招收研究生，學生畢業(yè)時可按論文研究方向授予相關學科及專業(yè)的學位；三是設立國學專業(yè)，培養(yǎng)國學專門人才。前兩種方式與我國現(xiàn)行學科目錄體系并不沖突，是目前我國大學開展國學教育與研究的主要方式，但要在大學設置國學專業(yè)，就涉及將國學納入我國現(xiàn)行學科目錄體系的問題。在我國現(xiàn)行的教育科研體制之下，國學要在大學教育科研中占有一席之地并取得長足發(fā)展，確有將其列入學科目錄體系中的必要。國學教育目前在我國高校所面臨的種種困難，就與國學迄今還未被納入我國現(xiàn)行學科目錄體系密切相關。國學是否應該被納入我國現(xiàn)行的學科目錄體系中，是學術界近年來爭議較多的話題。①隨著國學熱在我國不斷升溫，國學在大學教育中日益受到重視，將國學納入學科目錄體系的呼聲也漸高。若將國學納入現(xiàn)行學科目錄體系，如何對國學進行分級分類是其中一個十分關鍵與具體的問題。關于這個問題，已有不少學者提出了各種不同的設想與方案，迄今也無較為統(tǒng)一的看法。②其實，自中國近代國學思潮興起以來，不少倡導國學的中國學人對于國學分類的問題已有不少有益的思考與實踐，他們關于國學分類劃分的種種探索可以為今天我國大學國學分級分科的設置提供借鑒與思路。本文擬對近代中國學人有關國學分類的種種思考進行系統(tǒng)梳理與對比分析，并嘗試在此基礎上提出有關國學學科分級分科的設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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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現(xiàn)行學科目錄體系分為學科門類、一級學科、二級學科三級，故若將國學納入學科目錄體系，就有三種可供選擇的方案，一是將國學列為一級學科；二是將國學列為二級學科；三是將國學列為學科門類。若將國學作為一級學科置于與之最為接近的歷史學學科門類之下與考古學、中國史、世界史三個一級學科并列，其優(yōu)點是不用增添調整現(xiàn)有學科門類，但弊病也很明顯：一是國學與中國史等學科之間在內容上存在重疊與交叉，二是使國學局限于歷史學一隅，這就與國學“無所不包”的特性相沖突了。③將國學列為一級學科尚面臨范圍受限的問題，遑論將其列為二級學科了。若將國學新列為學科門類與文學、歷史學等學科門類并列，其優(yōu)點在于：一是可以提高國學的地位。國學在取得獨立的學科門類的地位后將極大地促進國學的發(fā)展，這也是目前部分國學倡導者建議將國學設置為學科門類的主要原因。二是將國學直接設為學科門類與歷史、哲學、文學等學科門類并列，雖然也面臨將“無所不包”的國學與其他學科門類分割開來的問題，但正是因為將國學列為與歷史、哲學、文學等并列的獨立的學科門類，國學也就擺脫了歷史、哲學、文學等學科門類的局限而具有了廣闊的拓展空間，國學“無所不包”的特性也可在國學學科門類之下的一級學科、二級學科的設置上得以充分體現(xià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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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將國學列為學科門類，就涉及其下列一級、二級學科如何劃分與設置的問題。關于國學學科的層級劃分設置問題，可以參考哲學學科門類的劃分設置方式。在現(xiàn)行學科目錄體系中，哲學學科門類之下的一級學科就為哲學，二級學科再具體劃分為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哲學、外國哲學、邏輯學、倫理學、美學、宗教學、科學技術哲學。借鑒這種劃分法，在設定國學學科門類后，在國學學科門類下設國學一級學科，國學一級學科下再細分二級學科。二級學科如何細分，就涉及國學具體分類的問題了。近代以來，不少倡導國學的學人圍繞國學分類的這一問題展開了廣泛而深入的討論，他們所探討的國學分類問題與我們今天面臨的國學學科分級分科問題有諸多契合相通之處，正好可資借鑒。為說明問題，現(xiàn)將近代中國學人有關國學分類的思考分類梳理列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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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張從中國傳統(tǒng)學術的角度對國學進行分類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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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國學人以中國傳統(tǒng)學術為標準對國學進行分類的主張舉其要者大致有以下幾類：其一，從漢宋學的角度將國學分為漢學、宋學兩大類。如范皕誨將漢學視為“知”，將宋學視為“行”，兩者相加，正是“兼知兼行”、“即知即行”的知行合一。④其二，從四書五經(jīng)六藝的角度對國學進行劃分。如聞一多在《論振興國學》中就以《禮》《樂》《書》《詩》《易》《春秋》來概括國學：“顧《禮》以節(jié)人，《樂》以發(fā)和，《書》以道事，《詩》以違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江河行地，日月經(jīng)天，亙萬世而不渝，臚萬事而一理者，古學之為用，亦既廣且大矣。茍披天地之純，闡古人之真，俾內圣外王之道，昭然若日月之揭。且使天下咸知圣人之學在實行，而戒多言。葆吾國粹，揚吾菁華，則斯文不終喪，而五帝不足六矣?！雹萜淙瑥闹袊鴤鹘y(tǒng)圖書書目分類的角度將國學劃分為經(jīng)、史、子、集四個部分。近代學者持這種觀點的不少。其代表有吳汝綸、鄧實、顧實等人。吳汝綸曾任京師大學堂總教習，他于1902年赴日本考察教育，期間撰成《學堂書目》，為中國各級學堂學生開列學習書目。他在《學堂書目》中特別舉出“中國專門學”學習階段，從其設想來看，“中國專門學”為大學堂階段后研習中國學的專門階段。他為這一階段的學生開設的書目就分為經(jīng)、史、子、集四個部分。一些近代學人在按四部分類法即經(jīng)史子集的角度去概括、劃分國學的時候，常根據(jù)自己的理解有所增刪調整。如鄧實在《國學講習記》中將“國學”分為“一國之經(jīng)學”、“一國之史學”、“一國之子學”、“一國之理學”、“一國之掌故學”、“一國之文學”五類。⑥又如顧實在《國學叢刊》發(fā)刊辭中將國學分為：“小學類”、“經(jīng)學類”、“史學類”、“諸子類”、“佛典類”、“詩文類”六類。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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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以經(jīng)史子集四部法為主要標準來劃分國學，近代的一些學者并不表認同。聞宥對此還進行過系統(tǒng)的分析批判：其一，清代四部劃分為四十四類，今人若“以之為憑藉，終覺迷亂而無所措手”。其二，四部的分類法重形式而不重本質，這種分類法看似清晰實易引起混亂，如“經(jīng)類之《春秋》，其質實同于史類。史類之傳記，其質實混于小說。而其他子類中之術數(shù)，由經(jīng)類遞演而出，經(jīng)類之雜禮，與史類綜雜相關。釋道二家，獨立則不倫，入子則失所，此皆但依形式所無法貫通者”。其三，古今以來，四部之名、義已經(jīng)發(fā)生了諸多變化，四部之名，多有“無當”。以“經(jīng)”為例，“世所謂經(jīng)，乃指圣人述作之經(jīng)常法度而言，而不知其本義織也。古以竹簡成書，編絲綴屬，故得是名。即以轉義言之，經(jīng)亦古代典籍之通稱，故老子之書曰《道德經(jīng)》，《墨子》之書有經(jīng)上下。即更以狹義言之，如章學誠言經(jīng)皆官書，則《論語》《孝經(jīng)》何以與之同類，而后世官家典籍多矣，又何以反不得與。可知經(jīng)之一名，反復抵牾，百不一當”。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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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按照現(xiàn)代學科的分類方式對國學進行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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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來，西學在中國廣泛傳播，近代中國學人在研究方法上也深受西學影響，故在國學進行分類這一問題上，近代中國學人多采取現(xiàn)代學科的分類方式，這其中以胡適為代表。早在1922年，胡適就應清華學校學生之邀開列《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以使清華學校的學生學習“一點系統(tǒng)的國學知識”。⑨在此文中，他將所選國學書目分為工具之部、思想史之部、文學史之部。1923年，胡適在《國學季刊》的發(fā)刊宣言中對國學進行了更為細致的分類。他提出，國學研究的目的就是要“做成中國文化史”，“中國文化史”之下分有民族史、語言文字史、經(jīng)濟史、政治史、國際交通史、思想學術史、宗教史、文藝史、風俗史、制度史。⑩與胡適的分類法相類似，許嘯天提出，要將國學按“政治學、政治史、社會學、社會史、文學、文學史、哲學、哲學史，以及一切工業(yè)農(nóng)業(yè)數(shù)理格物，一樣一樣的整理出來，再一樣一樣的歸并在全世界的學術界里”。(11)胡適、許嘯天等人于此采用的就是西方現(xiàn)代學科的分科法，這種分類法在中國近代以來的國學研究中占有主流地位。在這種分類法之下，國學事實上被分解到文學、史學、哲學等現(xiàn)代學科中去了，經(jīng)學與諸子學由于在現(xiàn)代學科體系中沒有相應位置而逐漸邊緣化。國學事實上被分解到現(xiàn)代諸學科中又使國學于現(xiàn)代學科如政治學、政治史、社會學、社會史、文學、文學史、哲學、哲學史甚至“一切工業(yè)農(nóng)業(yè)數(shù)理格物”無所不包，這種于現(xiàn)代學科無所不包的特性正是將國學納入現(xiàn)行學科目錄體系的一個困擾與癥結所在。若按現(xiàn)代學術標準對國學進行分類分科，勢必與現(xiàn)行學科目錄有著諸多沖突重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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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將中國傳統(tǒng)圖書分類方式與現(xiàn)代學科分類方式混用對國學進行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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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統(tǒng)中國圖書分類方式與現(xiàn)代學科分類方式混用對國學進行分類也是近代以來的中國學人較常采用的一種分類方式。采用這種分類方式時涉及一個主次問題，即在分類時是以中國傳統(tǒng)圖書分類方式為主還是以現(xiàn)代學科分類方式為主。上舉如鄧實在《國學講習記》中將國學分為經(jīng)學、史學、子學、理學、掌故學、文學六類就是以中國傳統(tǒng)四部分類法為主，但又兼采了現(xiàn)代學科的分類方式。錢基博在《國學文選類纂》中也采取了類似的分類法，他在此書中將國學分為小學、經(jīng)學、子學、史學、文學、校讎目錄六部。(12)相較之下，近代中國學人在對國學分類時更傾向于以現(xiàn)代學科分類方式為主要標準，如章太炎在《國學概論》中將國學區(qū)分為經(jīng)學、哲學、文學三大類就是如此，又如梁啟超應《清華周刊》之邀所撰《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將國學書目分為修養(yǎng)應用及思想史關系書、政治史及其他文獻書、韻文書、小學書及文法書、隨意涉覽書五大類也是采取了此種分類方式。以上所舉章太炎、梁啟超等人的分類都較為粗疏，與之相較，一些近代學人對國學的分類則較為細致，如胡樸安將國學細分為以下七類：哲理類、禮教類、史地類、語言文字類、文章類、藝術類、博物類。與此類似，聞宥在《國學概論》中將國學分為以下八類：語言文字類、哲理類、史地類、文章類、美術類、博物類、禮教類、數(shù)技類。(13)總體來看，胡樸安、聞宥在對國學進行分類時主要采用的是現(xiàn)代學科的分類法，但他們其中所舉的“禮教類”又是出自經(jīng)史子集中的經(jīng)部，“數(shù)技類”則應是出自經(jīng)史子集中的子部，這些都是對中國傳統(tǒng)學術分類標準的兼采。除了以上所舉，中華圖書館協(xié)會及北京圖書館編纂出版的《國學論文索引》更具代表性。從1929年7月至1936年6月，中華圖書館協(xié)會連續(xù)出版了《國學論文索引》(1929年7月)、《國學論文索引續(xù)編》(1931年7月)、《國學論文索引三編》(1934年10月)、《國學論文索引四編》(1936年10月)?！秶鴮W論文索引》《國學論文索引續(xù)編》的扉頁書名為蔡元培題寫；《國學論文索引三編》《國學論文索引四編》的扉頁書名為錢玄同題寫。1955年，北京圖書館又出版了《國學論文索引五編》。該編由北京圖書館已故職員侯植忠抗戰(zhàn)前所編，所收期刊以1937年6月前出版者為限?！秶鴮W論文索引五編》扉頁印有一簡短說明：“我館以前曾陸續(xù)編印過國學論文索引一至四編?？箲?zhàn)前，已故職員侯植忠接著完成了第五編，但一直沒有付印。最近有好些單位知道我們有這部稿本，紛紛前來抄錄。為了免于大家抄錄的麻煩，特將全部稿本油印出來，以供有關單位內部參考?！?14)這套規(guī)模頗為宏大的國學書目索引在分類問題的處理上較為周密。就1929年7月出版的《國學論文索引》來看，其目錄分為總論、群經(jīng)、語言文字學、考古學、史學、地學、諸子學、文學、科學、政治法律學、經(jīng)濟學、社會學、教育學、宗教學、音樂、藝術、圖書目錄學等十七大類及若干小類。(15)除“群經(jīng)”、“諸子學”外，整個分類主要是采取了現(xiàn)代學科的分類法。隨后的續(xù)編、三編、四編、五編在國學目錄分類上只在類別稱呼上稍有不同，總體上大同小異。如經(jīng)學，在《國學論文索引》中名為“群經(jīng)”，在《國學論文索引五編》則稱為“經(jīng)學”。名稱雖異，所指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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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所述，可知近代中國學人劃分國學類別主要有以下幾種方式，一是主張完全從中國傳統(tǒng)學術的角度對國學進行劃分；二是完全按照現(xiàn)代學科的分類方式對國學進行分類；三是將傳統(tǒng)圖書分類方式與現(xiàn)代學科分類方式混用兼采對國學進行分類，這種混用分類法中又有主要采取中國傳統(tǒng)圖書的分類方式還是主要采取現(xiàn)代學科分類方式的區(qū)分。由以上分析，可知完全或主要按現(xiàn)代學科標準對國學進行分類，其分類結果多與現(xiàn)有學科目錄的各級分類特別是二級學科沖突重疊，皆不可取。如果要將國學列入現(xiàn)行學科目錄體系，其實質是將中國傳統(tǒng)學術體系融入到現(xiàn)代學術學科體系中。既然是將傳統(tǒng)中國學術融入現(xiàn)代學科目錄，為避免國學與現(xiàn)代學科目錄之間的沖突重疊，一種可行的思路就是完全或主要采取傳統(tǒng)學術分類標準對國學進行分科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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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完全采取傳統(tǒng)學術分類標準進行分科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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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個角度出發(fā)，其實有兩種思路，一種思路是單一的采取某一種傳統(tǒng)學術的分類標準。此種思路簡單清晰，但中國傳統(tǒng)學術涵括面廣，各家見解各異，采取一家之說為分類標準，其局限性也顯而易見。另一種思路是兼取中國傳統(tǒng)學術中的不同分類方式，以防分類的偏頗或不足，如毛澄宇在《國學》敘言中就把國學范圍定為以下幾個方面：經(jīng)、史、理學、百家、辭章。(16)這種分類法就兼取、混了用中國傳統(tǒng)學術中的多種分類法。兼取混用的分類思路雖易導致分類的交叉重疊，但其優(yōu)點是可以避免只取一種分類標準的局限與偏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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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采取傳統(tǒng)學術分類標準進行分科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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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主要采取”就是在對國學進行分科分類時以中國傳統(tǒng)學術分類方式為主要參照標準，同時兼采現(xiàn)代學科分類以補不足。前文已經(jīng)述及，將中國傳統(tǒng)圖書分類方式與現(xiàn)代學科分類方式混用對國學進行分類是近代以來的中國學人較常采用的一種分類方式。在具體采取這種分類方式對國學分類時，近代學人多以現(xiàn)代學科分類方式為標準。采取這種分類方式對國學進行分類，其分類結果勢必與現(xiàn)行的學科目錄體系多有沖突。若調整一下思路，即主要采取中國傳統(tǒng)學術分類標準而非主要采取現(xiàn)代學科的分類標準對國學進行分類，這種思路與方法的可取之處在于：既保持了國學的自有特征，又避免了與現(xiàn)行學科目錄的重疊沖突，還可兼采現(xiàn)代學科以補不足。章太炎在《國學概論》與《國學演講錄》中曾從不同角度對國學進行過分類，他在不同時期對國學分類的不同思考與嘗試對我們今天思考國學分類具有一定的啟發(fā)意義。章太炎寫作《國學概論》的時間是在1922年，在《國學概論》中，他將國學分為經(jīng)學、哲學、文學三大類?！秶鴮W講演錄》的講演時間在1935年至1936年間，在《國學講演錄》中，他將國學分為小學、經(jīng)學、史學、諸子、文學五類?！秶鴮W概論》中的分類顯然是主要采用了現(xiàn)代學科的分類標準，《國學講演錄》則主要是按中國傳統(tǒng)學術的分類標準進行分類，同時兼采了現(xiàn)代學科的分類。從時間上考察，章太炎的《國學概論》要晚于《國學講演錄》，后者的分類應該是對前者分類的修正，或者說章太炎應更傾向于后者的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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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于此將在借鑒近代中國學人有關國學分類思路的基礎上提出有關國學分類的設想。在提出具體的分類設想前，先強調以下三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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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在國學學科層級的劃分上，本文借鑒類似現(xiàn)行學科目錄體系中哲學學科的分層分類方式。在設定國學學科門類后，在國學學科門類下設國學一級學科，國學一級學科下再細分二級學科。對國學分類問題的探討有助于國學二級學科如何劃分這一關鍵問題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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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關于思路的借鑒與兼采問題。在上面的論述中，筆者分別論述了完全采取中國傳統(tǒng)學術分類標準及主要采取中國傳統(tǒng)學術分類標準對國學進行分科分類的各自優(yōu)勢。在思考將國學納入現(xiàn)行學科目錄體系及國學二級學科具體分科的問題時，可兼采這兩種國學分類的各自長處：一是借鑒對中國傳統(tǒng)學術各派有關學術分類方法混用兼采的思路；二是借鑒在主要采用中國傳統(tǒng)學術分類標準基礎上輔以現(xiàn)代學科分類標準對國學進行分類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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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本文在思考將國學納入現(xiàn)行學科目錄體系及其二級學科的具體分類時，將以經(jīng)史子集四部法作為分類的基本依據(jù)展開?？v觀近代學人從中國傳統(tǒng)學術分類標準對國學分類的思考，他們多采用中國傳統(tǒng)圖書經(jīng)史子集四部分類法為主要依據(jù)，如上舉鄧實、錢基博諸人的分類法都是以傳統(tǒng)四部分類法為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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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中國傳統(tǒng)圖書經(jīng)史子集四部分類法為國學分類的主要依據(jù)，問題也就具體化為如何圍繞“經(jīng)史子集”展開增刪調整。在增刪調整時，本著兼采的思路，筆者對中國傳統(tǒng)學術的其他分類法及現(xiàn)代學科的分類法均有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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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經(jīng)”的設置，應該是最無爭議。一是因為“經(jīng)學”與現(xiàn)行學科目錄體系中的各級門類、學科沒有任何沖突，且近代學人對此基本都持認同態(tài)度。錢基博就曾說：“國學一線，端系‘六經(jīng)’”(17)；何鍵也曾說：“國學應當包括經(jīng)史子集四部在內，并不以經(jīng)為限，但是中國的學問，無不以經(jīng)為根據(jù)。所以研究國學，當然要以經(jīng)為首?！?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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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為四部中的一部，在國學中也具有重要地位，被有的學者視為“國學之體”的重要組成部分。(19)從這個角度看，“史”在國學分類中須保留一席之地。問題在于，若將“史”學直接設為“國學”一級學科下的二級學科，顯然與現(xiàn)行學科目錄體系中“歷史學”學科門類相沖突，更與“歷史學”學科門類下的“中國史”一級學科沖突疊合。鑒于“史”在國學中的地位，自然不可將其從國學分類中剔除不顧。一種變通可行的方法是將“史”以“國史”名之作為二級學科置于國學一級學科之下。如此設置的理由與優(yōu)點在于：一是保留了“史”在國學中的位置；二是以“國史”名之，又使其與作為學科門類的“歷史學”及作為一級學科的“中國史”相區(qū)別。在現(xiàn)行學科目錄體系中，“歷史學”學科門類下的“中國史”一級學科下設歷史地理學、歷史文獻學、史學理論及中國史學史、中國古代史、中國近代史、中國現(xiàn)代史、專門史等七個二級學科。在此分類之下，作為整體的“中國史”事實上被分解割裂開來。在國學一級學科下設“國史”二級學科以作為整體的中國歷史為研究對象，在名稱上既與作為歷史學科門類下的一級學科“中國史”相區(qū)別，在內容上正可補歷史學科門類下的一級學科“中國史”下各二級學科相互分割之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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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學人在思考國學分類時都為“子”學留有空間，只是在名稱上稍有不同，如鄧實在《國學講習記》中將其稱為“一國之子學”；顧實在《國學叢刊》發(fā)刊辭中將其稱為“諸子類”；章太炎在《國學講演錄》中則稱之為“諸子”。稱呼方式雖略有不同，但其所指完全一樣。綜合比較，以“諸子學”名之顯得簡單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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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主要收錄詩文詞總集和專集等，包括楚辭、別集、總集、詩文、詞曲等5個大類。“集”應該與現(xiàn)行學科目錄體系中“文學”學科門類下的一級學科“中國語言文學”大致接近。縱觀近代學人有關國學分類的設計，直接以“集”列入國學分類中的幾乎沒有，但與“集”相對應的提法則有不少：如顧實在《國學叢刊》發(fā)刊辭及章太炎在《國學講演錄》中均有“文學”的提法；毛澄宇在《國學》敘言中有“辭章”的提法(20)；宋育仁在《國學學制改進聯(lián)合會宣言書》中則有“詞章”的提法。近代學人在思考國學分類時為何一般都把“集”項去除而代之以“文學”、“辭章”等提法?其主要原因就在于“集”的提法實為“書之分類，不得為學之分科”。(21)經(jīng)史子集中，經(jīng)、史、子三部既可作為圖書類別，也可作分科之用，分別對應經(jīng)學、史學、諸子學，唯獨“集”僅為圖書類別。故近代中國學人在借用四部法對國學分類時，多保留經(jīng)、史、子，而將“集”變更為“文學”、“中國文學”或“辭章”等。在設想將國學納入現(xiàn)行學科目錄體系這一問題時，顯然不能在國學學科門類下設置“文學”或“中國文學”，否則與現(xiàn)行學科目錄體系中的“文學”學科門類相沖突。但文學在國學中的地位又非常重要，時人論及此點時曾說：“中國國學之尤為可貴者，端推文學。”(22)蔡方忱在《振興文學以保存國粹說》中也曾說：“文學者，文字之學也。是以保存國粹，實以振興文學為惟一之主義焉!”(23)若要將“文學”納入國學學科門類之下又不至與現(xiàn)行學科目錄體系相沖突，一種變通的方法就是名之以“文章學”納入國學體系中。義理、考證、文章實為傳統(tǒng)中國學術研究的三種路徑，清代古文大家姚鼐曾說：“天下學問之事，有義理、文章、考證三分，異趣而同為不可廢?！?24)其中“文章”大致與“文學”相對。由于中國傳統(tǒng)學術中的“文章”之學對中國詩文詞賦的廣泛包含及其對文章之“法”的強調，故將“文章學”列于國學學科門類下，在名稱上既與現(xiàn)行學科目錄體系中的“文學”學科門類及其下的“中國語言文學”一級學科相區(qū)別，在內容上也正可補“中國語言文學”下二級學科分割之不足。需要強調的是，在國學學科之下所設的“文章學”并非是對“集”的別稱，而應視為是對中國傳統(tǒng)學術中“義理、文章、考證”三分法的兼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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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論，借鑒經(jīng)史子集四部分類法，可將國學劃分為經(jīng)學、國史學、諸子學、文章學。除此之外，似還可增添以下兩項：

一是增添“小學”一項。從圖書類別上，小學為經(jīng)學附庸，可分為訓詁、字書、韻書三屬。從研究方法上，小學是專指中國古代研究文字訓詁音韻方面的學問。小學是研究中國傳統(tǒng)學術的基礎功夫，聞宥曾說：“語言文字之研究，為一切國學之前提”，“故向來學者，每勉人以讀書先求小學”。(25)正是鑒于小學之于國學研究的基礎性與重要性，故近代學人在思考國學分類問題時，多有列入小學者。如王易在《國學概論》中提出：“經(jīng)學、小學、哲學、史學”四者為國學之體，而文學、“兵家數(shù)術方技之學”等反不在四體之內。(26)又如章太炎在《國學講演錄》中將國學分為小學、經(jīng)學、史學、諸子、文學五類，小學居于五類之首，可見章太炎對小學的重視。

二是增添“國學理論與國學史”一項。在我國現(xiàn)行學科目錄體系中，諸多一級學科在劃分二級學科時，大多為學科理論研究與學科發(fā)展史留有位置。如“中國史”一級學科下設的二級學科中設有“史學理論與史學史”；“教育學”一級學科下設的二級學科中設有“教育學原理”。由此，可借鑒現(xiàn)行學科目錄體系的分科法在國學二級學科中考慮設置“國學理論與國學史”。加之以上所設計的經(jīng)學、國史學、諸子學、文章學、小學等二級學科對國學有分割隔離之嫌，設置“國學理論與國學史”正好可以對國學進行綜合、縱向及理論上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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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近代中國國學思潮的萌生還是由此而引發(fā)的對國學分類問題的討論，都涉及中西文化交融兼采的問題。在歐風美雨日盛的近代中國，要實現(xiàn)這樣一種學術兼采并不容易。就近代中國學人對國學分類的相關思考與探索來看，“西”往往占到了主導的地位，而“中”在事實上成了陪襯或點綴。隨著時代的發(fā)展，中西文化之間的態(tài)勢也在悄然發(fā)生變化。如果說中國近代學人對國學的倡導及對國學分類的思考更多的是對西方文化的被動適應，今天的中國學人對設置國學學科的思考則更加重視中國傳統(tǒng)學術文化的地位，更加強調對中國傳統(tǒng)學術分類標準的堅守，是一種更加積極主動的文化態(tài)度。

客觀而言，將國學納入現(xiàn)代學科目錄體系雖有方枘圓鑿之感，但在現(xiàn)代學科體系主導我國高校教育科研的現(xiàn)實背景下要弘揚、發(fā)展國學，就必須為國學找到納入現(xiàn)代學科目錄體系的具體方式與路徑。筆者于此借鑒近代中國學人劃分國學的思路嘗試將國學劃分為經(jīng)學、國史學、諸子學、文章學、小學、國學理論與國學史六類并將此六類列為國學一級學科下的二級學科只是一種大致的設想。

國學究竟是否應該納入以及以何種形式納入到現(xiàn)行學科體系中?在將國學列為國學學科門類的前提下，究竟應如何劃分一、二級學科乃至三級學科?國學各學科對應專業(yè)的相關課程如何設置等具體問題都還有待進一步詳細分析論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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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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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關于國學是否應該被納入現(xiàn)行學科目錄，學界對此爭議較大。一些學者主要從國學與現(xiàn)代學術不相兼容的角度不贊同將國學納入學科名錄。如張分田認為：國學獨尊儒學，不適合現(xiàn)代，且其涵義混亂，無法界定學科，如果將“國學”列入一級學科目錄，會對中國現(xiàn)代學術產(chǎn)生負面影響(見張分田：《“國學”不宜用于命名一級學科》，《天津社會科學》2010年第3期)。一些學者從現(xiàn)實需要的角度主張將國學納入學科目錄，如吳根友：《傳統(tǒng)學問(知識)分類體系的演變與當代“國學”一級學科建設問題初探》，《學海》201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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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關于國學學科如何具體分層分科，多數(shù)學者主張將國學設為一級學科，然后再下設二級學科，一些學者還就二級學科的設置提出了具體方案。近年來，也有學者主張將國學直接設為“國學門類”。如朱漢民就提出將國學增設為一個獨立的學科門類，儒學則是國學學科門類下最重要的一級學科(見朱漢民：《儒學應該是國學門類下的一級學科》，《孔子研究》2016年第4期)。關于國學學科如何細分的問題，學者們的看法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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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蔡尚思：《中國學術大綱》，上海啟智書局1931年版，第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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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范皕誨：《青年國學的需要》，《青年進步》第63冊，1923年5月，第2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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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聞一多：《論振興國學》，《清華周刊》第77期，1916年月17日，第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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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鄧實：《國學講習記》，《國粹學報》第19期，1906年8月9日，第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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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顧實：《〈國學叢刊〉發(fā)刊辭》，《國學叢刊》第1卷第1期，1923年3月，第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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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聞宥：《國學概論》，《國學》第1卷第3期，1926年，第2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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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胡適：《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3)，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8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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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胡適：《發(fā)刊宣言》，《國立北京大學〈國學季刊〉》第1卷第1號，1923年1月，第12-1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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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許嘯天：《〈國故學討論集〉新序》，許嘯天輯：《國故學討論集》上，上?？茖W技術文獻出版社2016年版，第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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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錢基博：《〈國學文選類纂〉總敘》，錢基博：《國學文選類纂》，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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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聞宥：《國學概論》，《國學》1926年第1卷第3期，第22-2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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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國學論文索引五編說明》，劉修業(yè)等編：《國學論文索引全編》(4)，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1年版，第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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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參見徐有富：《論我國索引源流與近現(xiàn)代報刊資料的利用途徑(代序)》，劉修業(yè)等編：《國學論文索引全編》(1)，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1年版，第1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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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毛澄宇：《〈國學〉敘言》，《國學》第1期，1914年7月，第12-1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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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錢基博：《〈國學文選類纂〉總敘》，錢基博：《國學文選類纂》，第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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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何鍵：《要用最新的科學方法來研究國學》，《國光雜志》第17期，1936年5月16日，第4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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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王易：《國學概論·導言》，王四同編：《大家國學·王易卷》，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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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毛澄宇：《〈國學〉敘言》，《國學》第1期，1914年7月，第1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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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宋育仁：《國學學制改進聯(lián)合會宣言書》，桑兵等編：《國學的歷史》，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0年版，第29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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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高旭：《南社啟》，高長海、金菊貞編：《高旭集》，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49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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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蔡方忱：《振興文學以保存國粹說》，《藝文雜志》第1期，1917年4月，第1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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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姚鼐：《復秦小峴書》，《惜抱軒詩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0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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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聞宥：《國學概論(續(xù))》，《國學》1926年第1卷第4期，第7-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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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王易：《國學概論·導言》，王四同編：《大家國學·王易卷》，第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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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近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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