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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在曲阜采訪中，我的感受是，在一般老百姓層面，基督教信仰的傳播程度遠大于儒學，呈現(xiàn)出越來越強大的傳播態(tài)勢，而儒學則日漸式微，在這樣一個號稱“東方圣城”的地方，人們生活對外來基督教的認知遠大于或者說清晰于對儒家文明的認知，您怎么理解和解釋，這種信仰領域的怪現(xiàn)象？


陳明：基督教的傳播或擴張可以說是人類文化史上最重大的現(xiàn)象或事件了。個中原因十分復雜；在中國，情況則尤其復雜。如果說宗教本身可以劃分為關于群體意義建構的宗教與關于個體生命救贖的宗教的話，以此岸和社會關注為重心的儒教顯然屬于前者，而基督教則是后者的典型。由于長期以來人們簡單以為只有后者才是宗教，實際是偏見和無知，從涂爾干和伊利亞德的著作我們可以獲得對這一類宗教的理解。從歷史上看，它不僅是人類更普遍的宗教形態(tài)，后面這一類型的宗教也是在一定條件下從中發(fā)展而來。由于種種原因，儒教的演變與此有所不同。董仲舒對策強化了它的社會關注及其與相關組織的聯(lián)結，佛教的傳入更弱化了它向個體生命問題發(fā)展的需要或動機。所以，當社會變遷制度改變，它也就很快衰落。康有為創(chuàng)辦孔教會，本質上就是試圖在變化了的條件下為儒教尋建新的社會基礎或支撐。遺憾的是因為種種原因，這事不成功。不僅康的努力不成功，五四時期它被要求為近代中國的落后挨打承擔責任，文革又被當局作為封建主義徹底批判、80年代又被當成西化的阻力加以否定。雪上加霜，其影響力跌落谷底也就沒什么可奇怪了?；浇痰膫鞑ビ凶陨淼睦碛桑鞣轿幕墓猸h(huán)、西方社會的推動以及有關方面應對的不高明也是其天時地利所在。

總之，這個問題不能在儒教和基督教的簡單對比之中作出結論。臺灣基督教總人數(shù)一直沒有超過60萬，無論是一般認同儒教價值的社會人群還是作為以儒教為內容的各種民間信眾，它的總數(shù)遠遠高出這個數(shù)字……


記者：有當?shù)貙W者這樣跟我解釋儒學跟基督教的差別，他說，儒學自從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后，就越來越官僚化了，越來越不親民，我個人的采訪和觀察也在部分層面印證著這一點，比如儒家的話語體系，建筑風格，無不官府氣十足，而基督教在中國能夠迅速傳播，很大程度上在于其有著親民取向，將信徒稱為兄弟姐妹。對于這些判斷，您是否認同？

陳明：這個學者看到了一些現(xiàn)象，但似乎沒有給出有效的解釋和分析。作為一個歷史事件，漢武帝的獨尊儒術不僅意味著儒教價值的被承認（要知道秦始皇是焚書坑儒的），也意味著漢民族的塑造成型——這難道有什么叫人難為情的么？當然，這也帶來一些問題，例如儒教越來越被工具化、衙門化。為什么會這樣？因為王權越來越強化；王權為什么會越來越強化？因為社會越來越弱，所謂“民主是古老的，專制是晚近的”。而社會力量的削弱，又與儒生的入仕取向，基層儒教精英的流失有一定關聯(lián)。當初正是因為儒教的社會根基深厚，才使武帝不得不接受董仲舒的建議。

現(xiàn)在，是儒教重回社會，形成論述，深耕基層的時候了。


記者：在我的采訪中，也有學者認為，對一座教堂如此敏感，這是文化上的自卑感在作祟？您怎么看待這個問題？在未來很多年，中國社會肯定會上演各種宗教文化的競爭，在競爭中，您對儒學保有信心嗎？您認為最大的優(yōu)勢和劣勢分別是什么？


陳明：任何有文化使命感的人，對自己的文化，對自己文化命運和影響力都多少會懷有一種責任感，孔子自然是以斯文自任，亨廷頓又何嘗不是？他提出“文明沖突論”，實際是擔心他所謂“美國性”的喪失。我未必贊成他的觀點，但理解他的情懷，崇敬他的人格。你這里說的所謂論者我不知道是誰？我可以肯定既不會是真正的儒者，也不會是真正的基督徒。有一篇發(fā)自海外的文章說“沒有某種程度都的文化焦慮，沒有文化建設上的緊迫感和責任感，不可能開啟重建和復興中華文化的進程，也不可能把中國建設成為真正的世界強國”，我很贊成。至于指責儒家文化的自信心或競爭力，首先我要承認，近百年來儒家文化內部沒有提出很好的論述根據(jù)變化了的時代作出調整回應，需要自我反省。但是，也必須指出，它所要競爭的對象，無論是基督教或別的什么，都是擁有各種有利位勢的，或具有“合法法律身份”、擁有各種力量支撐，或占有各種資源成為意識形態(tài)。

沒有開展活動的合法法律身份，是儒教進行文化競爭的最大劣勢。這次“意見書”的真正重點，我認為就是呼吁承認儒教的合法宗教身份。這不是什么過分要求，不過是要爭取與佛道耶回平等的法律身份或地位。至于優(yōu)勢，我從來不去想。

記者：宗教文化之間，除了競爭，當然還有對話，可是， 千百年來，似乎人類社會都沒有解決好文明之間的對話問題，今年，中國還搞了一個尼山論壇，試圖進行文明對話，您認為這種對話有效嗎？文明之間的對話在中國前景如何？

陳明：諸神之爭是與一神教來的內在本質相關的，理論上幾乎無解。佛道教并非如此，儒教這方面則更是最具理論彈性和社會包容性的，所謂“有來學，無往教”就是最好說明。文明之間真誠平等對話是解決所謂文明沖突的唯一法門。個人以為，文化本身應該無所謂沖突，只是與利益交織、被政治操控的時候它才成為悲劇發(fā)生。所以又可以審慎樂觀。至于尼山論壇，當時就有點像個笑話，現(xiàn)在，有關報道據(jù)此闡述建這個大教堂的理由造成如此困局，則顯然又像個悲劇。這與和諧社會建設的政策精神是相悖的。這里不僅是一個組織能力的問題，也是一個思想理念的問題。

記者：一直以來，公權力介入個人信仰，都是飽受批評的一個問題，在儒學圈里，訴諸公權力的呼聲也越來越高，對此您持怎樣的看法？基于中國目前的國情，您認為應該如何處理公權力與信仰的關系？

陳明：首先，文化之間的關系很復雜，不能還原成為個人信仰權利或自由的問題，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講的難道只是個人信仰問題么？其次，吁求公權力介入這個問題，在儒門內部也只是一部分人的聲音，我就不是。再次，這個問題，實際確實存在公權力因素入，它的解決清理，自然也是解鈴還須系鈴人。當然，法律建設、法治實施才是根本的解決之道。

來源：儒學聯(lián)合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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