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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敦康先生與我

作者：陳明

來源：作者授權(quán) 儒家網(wǎng) 發(fā)布

??????????原載于 《博覽群書》2010年第1期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六月十二日壬子

??????????耶穌2019年7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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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敦康先生是我的博士研究生導師。老師70歲的時候一些朋友就有出個集子慶賀一下的意思，但終因得不到先生的認可而作罷。一晃10年過去，重提此事，先生態(tài)度依舊，但拗不過我們的堅持和師母的攛掇。于是我就給師友們發(fā)郵件，并最終編成了這本書。

也許我首先應該在這里給方方面面的朋友道聲感謝——確實應該，但我心里真正想到的卻不是這些，而是一種對文化和命運的陌生感。是的，陌生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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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記得開始時余先生的反應，“不要搞不要搞！說什么？有什么可說的？”我當時不是很理解，現(xiàn)在，在把集子編好交給出版社的時候，我有點理解了，就像理解古人的“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一樣。先生說完無語的那會，我就想到了這樣的詩句。

我感覺自己跟先生的關(guān)系比較特別。2008年社科院研究生院30年院慶晚會上，朱紹文和樊綱作為師生代表被邀請上臺。主持人朱軍問朱紹文：“您覺得您跟樊綱像是什么關(guān)系？”80多歲的老先生稍稍沉吟，說：“父子關(guān)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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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老話說“師父師父，一日為師，終生為父”，但現(xiàn)代社會是商品經(jīng)濟，知識是產(chǎn)品，學費是價格，也逐漸成為事實和共識。我現(xiàn)在在高校教書，就經(jīng)常在這兩種定位間困惑游移。但在余先生這里，沒有這個問題。

我跟先生初見是在1987年冬天的濟南。當時有個全國周易研討會，我作為碩士研究生幫忙會務。在參觀李苦禪故居萬竹園的時候，我跟先生碰到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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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當時人道主義是熱門話題，我對劉大杰、李澤厚等對魏晉玄學的一些論述比較有興趣，又因為記得這位先生大會發(fā)言說到王弼時氣勢很足，就攀談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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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當時他說自然和名教的矛盾是理想和現(xiàn)實的矛盾，而我則遵從流行的說法是感性與理性的矛盾。先生很認真但并不生氣。后來我就給他寫信繼續(xù)糾纏，他不僅不以為忤，還調(diào)侃說我們兩個書呆子談起學問來居然如此煞有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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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畢業(yè)的那年，我在光明日報上看到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的招生廣告，先生的名字赫然在列——我一直以為他是南京大學思想家研究中心的，于是就寫信說我想報考，而我此前是一直沒想過讀博士做學問的。先生很高興，說注意注意外語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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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jié)果我外語過線，而其他成績更是高得出奇。據(jù)孔繁老師女兒透露，閱卷的牟鐘鑒老師還曾專程到時任所長的孔老師家推薦我這個考生。我猜牟老師很可能僅僅是履行余先生的委托而已，因為專業(yè)課試題就兩個，其中一個就是我們煞有介事討論過的郭象。

師母不止一次地說起我像先生，像他年輕的時候。從每次去東單小平房請益時都給我做吃的，我感受到了這點；從有次在太湖學術(shù)會議上因我放言無忌惹惱了某教授，而某教授又是先生師兄并以此身份對先生嘖有煩言，因此先生在大庭廣眾對我大聲呵責，我也感受到了這點。

除開那次罵我，我只能打落牙齒肚里吞，在平常我們師徒間不斷發(fā)生的爭論中我可是睚眥必報、未遑多讓的。我很愿意將此宏大敘事比作兩代思想者的相遇；這是我們關(guān)系的另一層面。相同的是氣質(zhì)、關(guān)切，不同的是經(jīng)歷、學術(shù)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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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文章給先生看，他總是青眼有加，而他老人家不恥下問地把稿子給我看時，我卻經(jīng)常是大言不慚提意見。他總是問我“你辦《原道》，原出個什么道了沒有？”好像道是個概念或命題。開始還有激勵的意思，后面就頗有些不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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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反問他：“您自己呢？”他開始是說馮友蘭的“極高明而道中庸”，后來又提出自己的“中和”二字。我想起李澤厚也問過我同樣的問題，不過他只是想引出自己的結(jié)論，我順桿子捧哏，他就抖出“巫史傳統(tǒng)”四個字的包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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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是一代人，對道的理解有一致之處。而我理解的道則是不可說的，只是一種追問和闡釋的對象。這是黑格爾與現(xiàn)代哲學的區(qū)別；知識論的與價值論的、理念論的與歷史主義的區(qū)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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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印象深刻的一次是他寫玄學，雖然他挺重視名教與自然的關(guān)系，但總脫不了有無本末的概念框架，我說這文章只是從湯用彤先生那里邁出了半步，“應該乾坤大挪移，從自然名教關(guān)系理解本末有無，政治而不是什么哲學才是玄學的主題”。先生有點生氣：“湯先生是我的老師，你以為我像你啊——欺師滅祖！”呵呵，喝酒喝酒。

這個問題實際跟我們1987年的討論聯(lián)系在一起。不過我已經(jīng)不再扯什么理性感性了。做博士論文的時候我實際是在先生的指引之下確立了玄學作為政治哲學的定位，但感覺理想與現(xiàn)實雖然可以把政治哲學內(nèi)涵很好地導引過去，但這種表述可能還是有點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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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這個詞本身不嚴密，不是描述而更像評價——所謂的理想具體是指什么呢？第二，如果是理想，那就隱含著一個更大的問題：政治是利益和權(quán)力的博弈，只有通過這個關(guān)系才能進入社會語境，才能獲得正義或道德的具體把握。而理想則意味著對這種關(guān)系的終極解決方案。這樣一種絕對的義和善，以對某種集團的絕對性預設為前提，而實際這不過是一種信念和幻覺。它可能導致理性主義，導致對某種執(zhí)政和行政的絕對正當性論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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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先生受黑格爾的《精神現(xiàn)象學》影響很深，對歷史和政治都是一種觀念論的思考方法。最近我把一篇寫王弼政治哲學的文章送呈先生，文章認為王弼是從現(xiàn)實出發(fā)追求一種更大的合理性和更好的操作機制，是一種基于自身政治文化背景的現(xiàn)實努力。先生對此不以為然。

再就是對儒教問題的態(tài)度。我認為相對于哲學，宗教是一個解讀儒家文化的更好的框架，因為它可以把天、仁這些儒家思想理念由知識的范疇轉(zhuǎn)換成存在的范疇，在生命和生活的具體情境中對其價值和意義進行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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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先生認為這是一個“偽問題”。我知道他的老師馮友蘭先生堅持哲學高于宗教，知道他是基于對任繼愈先生提出這個問題的背景的了解而做出如此判斷的。但我認為假戲真做、弄假成真的事也在在多有，所謂“理性的狡計”者是也。

大概也就是在這些議題上話不投機吧，我們這對性格、性情相似的師徒的聚首肉照吃，酒照喝，但談話卻不再那么書呆子，也不再那么電光火石，而是關(guān)于北大國學班講課的逸聞趣事等閑話似的云淡風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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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頗有興致，我也跟著樂呵，老有所樂??！不過我從很多渠道知道這實際只是一個商業(yè)操作的項目，它的廣告不僅短信發(fā)到我手機上，電話還直接打進來要我接收傳真，說導師中有余敦康等大師級學者！

黑格爾的話很好地解釋了一個人的作品就是這個人生命的全部。先生對紀念文集的默然態(tài)度，或許包含著對自己作品的不滿吧，而我借著酒勁又依稀看到了他那份不知老之將至的壯心不已。那么，我的陌生感又是什么呢？似乎因為這些，又不完全因為這些。

等先生90歲時再編一個集子的時候就專寫這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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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余敦康先生八十壽慶紀念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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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近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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