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尚書》研究史亟待整理
近代中國《尚書》研究史亟待整理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wǎng)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臘月廿四日丙寅
??????????耶穌2019年1月29日
《尚書》是五經(jīng)之一，被歷代統(tǒng)治者奉為“治道之本”。中國古代的《尚書》研究起自兩漢遞至明清。近代以降，隨著歷史和學術語境的巨大轉(zhuǎn)變，《尚書》研究也發(fā)生了變化。一方面，清代樸學的研究方法得到繼承和發(fā)展，重視審音識字、考辨文義；另一方面，甲骨文、金文等新出土材料以及古文字學、考古學、歷史學、文學、地理學、天文學等學科被引入《尚書》研究領域?？傮w來說，至20世紀上半葉，《尚書》研究形成了三大派別——傳統(tǒng)派、新證派、古史辨派，各派皆有鮮明的治學特點和代表人物。
“傳統(tǒng)派”延續(xù)了清儒訓詁文字、考辨義理的研究方法?！皞鹘y(tǒng)派”又分為古文和今文兩大學派。古文學派以章太炎為宗，其兩部著作《太史公古文尚書說》《古文尚書拾遺》，上援先秦文獻，下攬漢魏馬融、鄭玄、王肅古文之說，融會貫通。弟子吳承仕、沈延國、諸祖耿等人多承章氏治學理念，以古文之說審識句意，辨認特殊文法結(jié)構(gòu)。總體而言，古文學派體現(xiàn)出“發(fā)揮文字訓詁之所長，充分運用《逸周書》材料與《尚書》相印證，又能以新發(fā)現(xiàn)的魏石經(jīng)《尚書》的古文材料闡發(fā)漢古文的義蘊”的治學特點。梁啟超作為今文學派的代表，“能夠超脫于門戶立場，對于今文、古文進行比較客觀的學術分析”。梁氏雖無《尚書》專著，卻有多篇文章涉及《尚書》的研究，如《禹貢九州考》和《又禹貢九州考》。
“新證派”又被稱為“新考據(jù)學派”，即利用新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等材料研究《尚書》。王國維作為“新證派”的代表人物，開啟了20世紀《尚書》研究的新范式，一方面將清代樸學的考據(jù)傳統(tǒng)發(fā)揚光大，另一方面不斷擴大學術視野，不僅重視傳世文獻的利用，更注重新出材料的學術價值。他在《古史新證》中提出了“二重證據(jù)法”，運用地下資料結(jié)合傳世文獻考證禹及殷之先公先王與商諸臣及都邑。王氏雖然沒有留下系統(tǒng)研究《尚書》的著作，但其成果和觀點在相關講義中都有所體現(xiàn)。比如，吳其昌《王觀堂先生尚書講授記》及劉盼遂《觀堂學書記》，二書互為補充，可見王說之全。于省吾是繼王國維之后通過甲金文資料研究《尚書》的巨匠，代表作有《雙劍誃諸子新證》《雙劍誃群經(jīng)新證》等，其中《尚書新證》旁征博引、搜羅宏富。于氏善于利用吳大澂開創(chuàng)的運用金文詞匯與《尚書》字詞比較的研究方法，在掌握豐富資料的基礎上，運用二重證據(jù)法對《尚書》各篇文句詞義進行了梳理，糾正了自漢以來的不少誤釋。
屈萬里亦以甲骨刻辭和金鼎銘文考證《尚書》聞名，代表作有《尚書釋義》《尚書今注今譯》《漢石經(jīng)尚書殘字集證》《尚書異文匯錄》等。屈氏治學集中在《尚書》注釋譯解及《尚書》異文研究兩個方面，表現(xiàn)出“以經(jīng)證經(jīng)”“以出土文獻證經(jīng)”“以古代典制及習俗證經(jīng)”的治學特點。陳夢家的代表作《尚書通論》分“通論”“專論”“講義”三部分，幾乎囊括了“尚書學”的所有重要問題?！爸v義”選取今文《尚書》中的《甘誓》《湯誓》《盤庚上》《大誥》四篇，結(jié)合西周金文，研究《書序》、傳本，并訓釋文字，進而考定各篇時代，方法頗可借鑒。
除此之外，楊樹達、郭沫若、丁山、唐蘭等亦是以古文字考證《尚書》的代表?！靶伦C派”學人為《尚書》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及研究思路，大大推動了《尚書》研究的學術傳播。
古史辨派側(cè)重辨?zhèn)螘c考偽史。顧頡剛在《尚書》訓釋及諸篇年代的考辨上作出了巨大貢獻，曾編寫《尚書研究講義》《尚書學參考資料》《尚書文字合編》（與顧廷龍合著）等。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顧頡剛的弟子劉起釪繼承師志，完成了《尚書校釋譯論》。該書分校釋、今譯、討論三部分，是對《尚書》學訓詁與考釋的重要總結(jié)。劉起釪在《尚書》方面貢獻卓越，先后著有《尚書源流及傳本考》《尚書學史》《古史續(xù)辨》《尚書研究要論》等。錢玄同也是古史辨派的代表學者之一。錢氏本出于章太炎之門，后轉(zhuǎn)向了今文學。他在《重論經(jīng)今古文學問題》中對《古文尚書》進行辨?zhèn)危J為六經(jīng)皆孔子托古而作，進而提出今文亦為偽作。錢玄同的弟子周予同著《經(jīng)今古文學》宣揚今文之學，態(tài)度比其師平實得多，對于了解《尚書》古文、今文的學派發(fā)展大有裨益。此外，古史辨派的其他學者也做過《尚書》的考辨與研究工作：余永梁辨析《費誓》、劉節(jié)作《〈洪范〉疏證》、何定生討論《尚書》文法。
在中國《尚書》學史的構(gòu)建中，20世紀上半葉的《尚書》學起到了承上啟下的作用。一方面，無論是傳統(tǒng)派、新證派還是古史辨派或其他從事《尚書》研究的學者，都在充分總結(jié)前人成果的基礎上展開討論，可以看到明顯的師承關系與傳播譜系，客觀總結(jié)各學派學者的傳承脈絡就顯得尤為重要。另一方面，20世紀上半葉的《尚書》學研究及相關著作在1949年以后仍有發(fā)現(xiàn)，如于省吾的《書簡詁》（稿本）、徐中舒在暨南大學所用《尚書講義》、顧頡剛在廈門大學所用《尚書講義》等，皆可用以研究此前的《尚書》學史。更為重要的是，20世紀上半葉開創(chuàng)的諸多學派在20世紀下半葉仍有傳承，它們在學脈、研究陣地以及理論主張上的承襲與拓展，為我們回溯其前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線索。
就目前而言，尚無一部全面梳理總結(jié)20世紀上半葉《尚書》學發(fā)展的著作，是當前《尚書》學術史研究的一個空白。對于周秦、兩漢、魏晉南北朝、隋唐、明清的《尚書》學研究，皆有專著或博士論文問世，這就使20世紀上半葉的《尚書》學研究顯得格外重要。筆者認為，相關研究可將派別、研究主題及思想主張、理論方法作為20世紀上半葉《尚書》學研究的關鍵節(jié)點，既有以“人”和“書”為中心的“點”的研究，亦有以時間為中心的“線”的研究，還有以“學派”為中心的“面”的研究。這不但有利于全面把握《尚書》學研究在這一時期的學術價值，也將為當下的相關研究如清華簡《尚書》的研究提供重要借鑒。
（本文系中國博士后面上資助項目“二十世紀上半葉《尚書》學研究史論（1900—1949）”（2017M623076）階段性成果）
責任編輯：近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