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內(nèi)涵新方法——“禮學與中國傳統(tǒng)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
新內(nèi)涵新方法——“禮學與中國傳統(tǒng)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
來源：《光明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十一月廿三日乙未
? ? ? ? ? 耶穌2018年12月29日
△《孔子圣跡圖·太廟問禮》圖片來源于百度圖片
由武漢大學中國傳統(tǒng)文化研究中心主辦的“禮學與中國傳統(tǒng)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日前在武漢大學召開。來自海內(nèi)外的70余位專家學者，從文獻學、歷史學、哲學、法學、社會學等多種學科的多維視角，就禮學文獻、禮儀制度、禮學思想、禮法關系、禮樂文明的現(xiàn)實關懷等問題展開了深入討論。
傳統(tǒng)的禮學研究，多集中于“三禮”文獻，楊華（武漢大學）認為，廣義的禮學研究，應當包括更多禮義、禮儀、禮典、禮法等內(nèi)容。此次會議設置了禮學文獻研究、禮樂制度與古代國家治理、古代禮樂思想研究、禮儀實踐與古代日常生活等多個主題。會議討論分為禮學文獻研究、禮儀制度研究、禮學思想研究三組，便凸顯了跨學科、跨時段的特點。
禮學文獻的經(jīng)學注疏、訓詁釋義、文本流傳等問題，仍是禮學研究的基本話題。有學者考證古禮所見服飾、儀式問題。有的則關注禮學史的人物、著述、注疏源流，進而討論其與時代的互動關系。喪祭之禮，一直是傳統(tǒng)禮學的中心議題，也是學界研究的重點。多位學者從不同角度探討了古人喪禮、喪服的變遷與文化特征。禮儀制度的研究，特別關注國家禮制，包括郊祀、明堂、祖廟、鹵薄等，將歷史學與經(jīng)學史結合起來考察。
禮學思想的闡發(fā)，本來是中國哲學的研究內(nèi)容之一，此次會議中也多有討論。郭齊勇（武漢大學）《儒家禮樂文明的人文精神及其現(xiàn)代意義》、彭林（清華大學）《禮樂教化與儒家的修齊治平之道》、金秉駿（韓國首爾大學）《從權利概念看古代禮學》等，探討了禮的起源、本質及其對中國文明與中國人文精神的影響。曹建墩（河南大學）《禮、宗教與中國早期文明的生成模式》、黃懷信（曲阜師大）《說“禮”：以諸〈禮〉為例》、賈晉華（香港理工大學）《義和儀在早期禮文化發(fā)展中的合一和分離》等，從宏觀上論述了中華古禮的起源及其早期內(nèi)涵。
△《儀禮章句》書影圖片來源于百度圖片
很多學者特別關注儒家禮制與中國傳統(tǒng)社會民間教化的關系。趙克生（海南師大）《明清鄉(xiāng)賢祠祀的演化邏輯》、張煥君（山西師大）《孔廟祭祀與鄉(xiāng)村教化：以山西現(xiàn)存鄉(xiāng)村孔廟及方志碑刻為中心》、王振忠（復旦大學）《太平天國以后徽州祭祀禮儀的重整：以抄本〈祭神祀祖大例集記〉為例》、楊華《酬世文獻與中國傳統(tǒng)禮制的下移》等，均以民間資料對此問題作了新闡述。
禮制不只是中華文明的標志，它對東亞文化圈的形成也產(chǎn)生了根本影響。吾妻重二（日本關西大學）《日本近世的儒教喪祭禮儀：〈家禮〉與日本》、佐藤トゥイウェン（日本關西大學）《越南“家訓”文獻所見傳統(tǒng)倫理》等，便討論了禮制在日本、越南等地的傳播問題。
總之，本次會議討論的議題，從時段上涵蓋先秦至近世，在話題上涉及國家祭祀和民間禮儀，在地域上包括中國和域外，范圍相當廣泛。
此次禮學會議還體現(xiàn)出跨學科的研究特點，來自文獻學、歷史學、哲學、法學、社會學等多種學科的多維視角，為相關研究注入了豐富內(nèi)涵和研究活力。
不同學科的介入，提出了以往傳統(tǒng)禮學研究不太關注的一些新問題。例如，吳麗娛（中國社科院）特別注意到老子、九宮貴神祭祀在唐代禮制中的出現(xiàn)，由之說明儒、道禮制的沖突和融合。曾磊（中國社科院）《秦漢社會禮儀中的用色考察：以喪禮和降禮為例》，主要從顏色與信仰的角度，探究了白色與喪葬、投降禮儀的關系。吳飛（北京大學）引入人類學和民俗學方法，討論傳統(tǒng)禮學中聚訟千年的“三年之喪”起源問題，檢討了近代以來對上古族群的研究，從而支持東夷葬俗論。水野卓（日本愛媛大學）《春秋時代的“樂”：從音樂與國家統(tǒng)治的關系出發(fā)》，從音樂的角度研究禮制。馬小紅（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古代以禮為核心的“混合法”體系借鑒》，引入了法律學中的“混合法”觀念，用以分析古代禮法及其當代影響。禮圖之學也受到重視，丁鼎（山東師大）《中國禮圖學的歷史、現(xiàn)狀與發(fā)展趨勢》、馬延輝（清華大學）《論楊復〈儀禮圖〉之學術價值》二文，既運用了經(jīng)學研究方法，也反映出考古資料、影視技術為傳統(tǒng)禮學帶來的良性觸動。
△上博楚簡《民之父母》圖片來源于百度圖片
新材料對于禮學研究的推動，也是本次會議的一大亮點。大致可以分為三類：
一是對考古材料、出土文獻的關注。郭旭東（安陽師院）《“方帝”卜辭與殷人祭帝之禮》、劉源（中國社科院）《從“賜貝”到“冊命”：金文所見殷周文化制度的繼承與變革》、賈海生（浙江大學）《賜服制度與設官分職》、西山尚志（山東大學）《上博楚簡〈民之父母〉的儒道融合》、楊勇（湖南大學）《秦簡祠祀律令及相關問題》、朱紅林（吉林大學）《說“下酒”：〈周禮〉鄭注的考古學研究之二》、來國龍（美國佛羅里達大學）《馬王堆喪服圖考》、呂靜（復旦大學）《兩漢喪儀中的新元素：漆面罩及銅鏡功用之考察》、施宇莉（復旦大學）《樂浪漆篋圖像所見漢代禮俗》等文，都特別注意利用甲骨文、金文、簡帛、漆器、銅鏡等出土資料。
二是民間文獻的運用。熊術之（北京出版社）《嘉靖初期陳鳳梧的地方禮治：以山東、應天兩地的公文碑史料為中心》，以及張煥君、王振忠、楊華等人的研究，則披露了與后代禮制相關的碑刻、抄本等民間文獻。
三是域外文獻的發(fā)掘，如吾妻重二文中采用了大量日本文獻，佐藤トゥイウェン的研究則基本信賴越南的漢文資料。
正如老一輩禮學專家呂友仁（河南師范大學）在《觀察禮學對大學文科教材影響的一個視角》中所指出的那樣，完全用“封建性的糟粕”來給“三禮”文獻和禮學研究定性，已經(jīng)不能適應當今時代。采用多種視角、多種材料，來全面、客觀地研究傳統(tǒng)禮學，進而將其轉化為當今中國文化軟實力的有益資源，是與會學者的一致呼聲。
責任編輯：姚遠
【下一篇】【李玲】祠堂之禮：有秩序的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