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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理學研究的新氣象

——“宋明理學國際論壇”綜述

來源：《光明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七月廿九日癸卯

           耶穌2018年9月8日

由復旦大學哲學學院、上海儒學院主辦的“宋明理學國際論壇暨上海儒學院第二屆年會”日前在復旦大學隆重舉行。來自海內(nèi)外的八十余位學者提交了論文。上海儒學院院長、清華大學教授陳來在大會總結中指出，宋明理學研究正逐漸展露出一種新的氣象。

理學、道學及新儒學關于宋明時代的思潮，向來有“理學”“道學”“新儒學”等不同的稱謂。陳來通過對朱子《太極解義》各主要文本的詳細考察，指出《太極解義》的理論貢獻在于，為乾道后期道學理論的形成奠定了基礎。田浩則力圖澄清“道學”等術語在歷史上的不同用法，認為應當更加具體地審視儒學內(nèi)部的差異性和復雜性。楊國榮認為，“新理學”是就其作為儒學新形態(tài)而言，“道學”是性與天道之學的簡稱，“理學”則從普遍之理與特殊之理的統(tǒng)一來討論性與天道之學。

理學與士大夫歷史上的理學，興起于士大夫的改革活動，源于士大夫的思想創(chuàng)造，表達了士大夫的主體意識。李存山認為，宋學的興起與范仲淹及慶歷新政有著密切的關系，“宋初三先生”是廣義的宋代“新儒學”的發(fā)端，周張二程則是“新儒中之新儒”。包弼德指出，理學家為士人教育建立了全面的計劃，并以一套完善的理論解釋了政治與文化如何幫助士人完善其道德本性，故而受到了士人群體的廣泛認同。朱漢民認為，宋儒通過詮釋《四書》學而建構的道統(tǒng)論，表達了宋代儒家士大夫的主體意識。鶴成久章考察了王守仁從祀孔廟的問題，指出其背后不僅有浙江輿論對鄉(xiāng)賢從祀的強烈期望，還有地方官員及王門士人的努力。

道德哲學與工夫修養(yǎng)道德哲學與工夫修養(yǎng)是理學之為理學的核心關切。關于理學的倫理學形態(tài)，黃勇認為，美德倫理學肯定美德在其倫理體系中的首要性，故亞里士多德的倫理學不是真正的美德倫理學，朱熹的倫理學才是純粹、徹底的美德倫理學。楊祖漢借用康德道德法則與自由意志互涵的講法會通朱陸，認為朱陸都合于儒門第一義的成德之教，且都屬于意志自律的倫理學。關于理學的工夫問題，林宏星考察了朱子對《孟子》“推恩”問題的詮釋，認為朱子在政治和道德問題上對孟子“推恩”思想的脈絡進行了義理上的重要“扭轉(zhuǎn)”。郭曉東認為，朱子的“小學”工夫?qū)斫馄洹洞髮W》工夫具有重要意義，《大學》工夫始于格物致知，而小學工夫為之培養(yǎng)“端緒”、提供“下手處”，知的問題與工夫修養(yǎng)直接相關。向世陵辨析了朱子、陽明的知論，指出朱子學與陽明學的主要爭議在于可否經(jīng)由聞見知識進入到內(nèi)在德性的自我覺醒和彰顯，從而打破自然生理與至善倫理之間的障壁。高海波認為，劉宗周反對陽明將“格物”的“物”解釋為“有善有惡”的意念，而將物向內(nèi)收縮到內(nèi)心深處成為良知的真條理，從而避免了朱子泛然窮外物之理的趨向。

理學的社會政治關懷許多人認為，理學只是心性之學，而不關心現(xiàn)實事務。這是對理學的極大誤解。理學家不但親身參與社會政治實踐，其思想亦有經(jīng)世的意義。土田健次郎認為，朱熹區(qū)分了道統(tǒng)論與正統(tǒng)論，進而要求皇帝致力于學問修養(yǎng)，實踐《大學》八條目，以促使皇帝實現(xiàn)理想的用人之道。辛正根認為，周濂溪“窗前草不除”作為儒家萬物一體思想的象征事件具有生態(tài)學的意義，它意味著人類不是世界的中心，人類和自然同呼吸共命運。朱承指出，陽明后學的道德信念體現(xiàn)在對陽明個人、對良知、對“萬物一體”“三代之治”的信念，其倫理實踐則表現(xiàn)為講學和鄉(xiāng)村社會教化活動。理學家從存有論、宇宙論的高度，表達對世界的整體關切。唐文明分析了朱熹關于天地以生物為心的思想，指出《太極圖》第四圈是指以八卦命名的家庭人倫，每相鄰兩層都有天地之心的作用，天地之心的理論功能是統(tǒng)合理氣。

思想史的視角理學是儒學史的一部分，自身也是一個發(fā)展的過程，故理學研究應當有思想史的視角。張學智考察了《周易》詮釋路向的演進過程，指出王弼注《周易》是靈動的詮釋性活動，程頤著重具體事物道理的闡發(fā)，朱熹則使《周易》返回卜筮之書的性質(zhì)，王夫之看重學易用易過程中人格修養(yǎng)對解釋的決定作用。何俊由《童溪易傳》對《伊川易傳》的延異，考察了洛學向心學轉(zhuǎn)化的內(nèi)在邏輯，以此重新審視理學的核心精神及理學自身的思想邊界。

現(xiàn)代新儒學今年是《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牟宗三、徐復觀、張君勱、唐君毅合撰）發(fā)表60周年。朱建民指出，《宣言》的原意是要糾正西方人看待中國文化的態(tài)度與研究中國文化的路數(shù)，但中國文化的興衰要靠中國人自己，應該把中國哲學當成活的哲學，把自己當作這個哲學創(chuàng)造與具體實踐的參與者。干春松認為，《宣言》力圖喚醒人們對儒家生命力的認可，但一來受制于“五四”以來民主和科學的強勢話語，將儒學發(fā)展的方向收束于民主建國和科學思維，二來以心性之學的超越性取代了儒家其他經(jīng)典在確立儒家價值時的基礎地位。倪培民對《宣言》作出了批判性反思，認為儒學的復興應該從工夫的角度來重新詮釋儒家文化中的心性論問題，而不是簡單重復宋明儒的說法。楊澤波認為，《宣言》在當時具有重要的意義，不過牟宗三的心性理論在活動問題、流弊問題、存有問題等方面存在諸多值得進一步深究的問題。鐘彩鈞梳理了唐君毅對宋明心性之學的理解，從周、張、二程到朱子，再從朱子的心理為二到陸王的心理為一，最后由劉蕺山完成了體用合一的理論建構。鄭宗義討論了唐君毅和牟宗三在朱子的成學歷程與存在困惑等方面的不同理解，力圖突顯唐君毅朱子詮釋不同于牟宗三的重要理論特色。

本次會議得到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多卷本《宋明理學史新編》”（17ZDA013）的支持。上海儒學院執(zhí)行副院長吳震主持了開幕式。復旦大學哲學學院院長孫向晨在致辭中指出，宋明理學是儒學思想發(fā)展的高峰，歷來是復旦中國哲學學科的發(fā)展重點，今后更要加大力度推動宋明理學的研究。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