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樸民】試說《春秋繁露》的幾個特征
試說《春秋繁露》的幾個特征
作者：黃樸民
來源：“董子與儒學研究”微信公眾號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六月十四日己未
耶穌2018年7月26日
注：黃樸民，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原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執(zhí)行院長，原圖書館館長。中國文化網絡傳播研究會會長，中華孔子學會董仲舒研究會副會長。文章為黃樸民教授在“2018中國?衡水董仲舒與儒家思想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的主旨演講。
要認識一位思想家的理論學說，最重要的前提，就是依據他的言論與著作進行考察與分析，否則就是無本之木，無源之水。所以，回歸經典，回歸文本，是我們研究思想家的基本前提。對漢代最著名思想家董仲舒的研究，同樣沒有例外。換言之，今天我們研究董仲舒，首先要解決的，就是有關史料的依據問題。董仲舒的著述，除了傳世的《春秋繁露》十七卷八十二篇中有闕篇之外，只有《漢書》本傳所收錄的“天人三策”以及《漢書?食貨志》所載的《限民名田說》等等。它們是董仲舒儒學思想的集中反映，也是我們在今天研究與評價董仲舒學說的根本依據。然而，這并不是學術界的一致共識，還是有學者對它們的重要性和真實性抱有懷疑，認為《漢書》中有關董仲舒的事跡記載應該打上折扣，而《春秋繁露》則是“一部存在疑問的著作，唯有《史記》才是研究董仲舒的可信史料（見張志康《董仲舒建立新儒學質疑》，刊《中國史研究》1991年第3期）。由此可見，對董仲舒思想文本進行深入的討論，仍有其必要。
一、《漢書》較《史記》在董仲舒研究中的史料優(yōu)勢
《史記》與《漢書》，均記載了董仲舒的有關事跡，但是，兩書在具體的處理上則呈現出很大的差異：一是立傳的規(guī)格不同，《漢書》為董仲舒單獨列傳，而《史記》則僅僅將其合載于《儒林列傳》。這種差異，反映了司馬遷與班固對董仲舒地位重要性存在著不同的認識。其次是兩書有關董仲舒事跡文字記載上詳略有別?！稘h書》詳盡記載了董仲舒的生平事跡、學術淵源以及“天人三策”、“限民名田說”等內容；而《史記》有關董氏學術活動與思想的記述卻十分簡略，主要只有《儒林列傳》的寥寥數語。
司馬遷《史記》在一代大儒董仲舒生平事跡記述上的過于簡略，在某種程度上為后人研究董仲舒以至整個漢代思想史設置了“障礙”。緣由很簡單，今天僅僅憑藉《史記》的簡略記載，是無法對董仲舒學術思想作出全面而真切的認識的。所幸的是，班固的《漢書》較好地彌補了這個缺憾。它為董仲舒單獨立傳，如實體現了董仲舒在歷史上應有的地位，并在本傳中全文照錄了著名的“天人三策”，對漢代學術思潮的重大轉折的來龍去脈做了真實的揭示，集中反映了董仲舒哲學、政治、經濟、教育思想的基本面貌。這對于研究董仲舒思想而言，乃是最可寶貴的一手文獻。南宋黃震有言：“漢世之儒，惟仲尼仁義《三策》炳炳萬世?！保ā饵S氏日抄?東發(fā)日抄》）這充分表明了“天人三策”的重要價值。至于《限民名田說》，也是通過《漢書?食貨志》而得以保存下來的，它對于我們了解漢武帝時代土地兼并的情況和階級矛盾發(fā)展的動向也有莫大的幫助。嚴格地說，倘若沒有《漢書》，我們就不能論定《春秋繁露》一書的真?zhèn)?，更無從談得上對董仲舒思想的系統(tǒng)研究。從這個意義上說，班固才是保存董仲舒學說的一大功臣。
《漢書》對董仲舒的重視與褒揚，有其深厚的歷史背景。這首先是時代思潮的制約，自董仲舒推崇儒學的建議為武帝所采納后，儒學一躍而成為占統(tǒng)治地位的思想，朝廷廣設學校，推行教化，擴大儒學的影響。同時廣開仕途，重以利祿，以確保儒生參與政治。《漢書?儒林傳》所云：“自此之后，則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就是這一狀況的形象寫照，而這又進一步使得儒學精神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是時，上方鄉(xiāng)文學，張湯決大獄，欲付古義，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吏，平亭疑法?！保ā稘h書?張湯傳》）儒學的意義從而得到充分的肯定：“儒家者流……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經之中，留意于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為高！”（《漢書?藝文志》）
這一社會思潮的勃興與發(fā)展，使得漢代儒學的杰出代表董仲舒的歷史地位得到進一步的肯定，其聲望亦日益盛隆。司馬遷僅僅稱道董仲舒“為人廉直”，“學士皆師尊之”（《史記?儒林列傳》）。但西漢中后期起，對董仲舒的評價，乃是直線上升，幾無封頂了。如劉向稱道他“有王佐之才，雖伊、呂亡以加，筦、晏之屬，伯者之佐，殆不及也?！保ā稘h書?董仲舒?zhèn)?贊》）。其子劉歆則肯定董仲舒的歷史作用是“令后學者有所統(tǒng)一，為群儒首。”（同上）至于《漢書》作者班固本人也指出：“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為儒者宗?！保ā稘h書?五行志》）連拓磊不羈的“另類”學者，會稽人王充，也對董仲舒推崇備至，強調：“孔子終論，定于仲舒之言?！保ā墩摵?案書篇》）并聲稱“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保ā墩摵?超奇篇》）
董仲舒既然如此重要，那么為其單獨立傳，并詳盡記敘其言行，也就成為客觀的要求。這就是《漢書》處理董仲舒事跡問題上的歷史背景。而這樣做的客觀效果，就是為我們今天開展學術研究，提供了彌足珍貴的信史資料。
《漢書》詳盡迻錄《天人三策》、《限民名田議》等史料，也是其書體例使然?！稘h書》的重要學術價值之一，是它對當時重要文獻資料的搜集和保存。這一點，學者們都是充分加以肯定的，認為它“在搜集和保存重要文獻資料方面，有其特殊的作用和重大的貢獻。許多重要的學術、政治文獻，都是通過它而被保存到今天”的（參見倉修良、魏得良《中國古代史學史簡編》，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諸如賈誼的《治安策》、晁錯的《教太子疏》、《言兵事疏》、《募民徙塞下疏》，路溫舒的《尚德緩刑疏》，賈山的《至言》，鄒陽的《諷諫吳王濞邪謀書》，枚乘的《諫吳王謀逆》，公孫弘的《賢良策》等等，都全文分別載入了他們的本傳。其載錄董仲舒《天人三策》、《限民名田議》，也即是這種撰著體例的產物。
《漢書》這一撰著體例的設置和實施，無疑具有重要的史學價值。在這方面，《史記》顯然要略為遜色。因此，如果以“《史記》亦有董仲舒的事跡記載”為由，主張研究董仲舒只能主要以《史記》為依據，而否定《漢書》在董仲舒研究中的重要性，認為據《漢書》立論不盡妥當，那顯然是值得商榷的。恰恰相反，就董仲舒研究的單個案例而言，《漢書》記載的全面性和史料的翔實性，較之于《史記》的簡單敘述更有內涵、更有價值。
二、《春秋繁露》是更原始、更可信的董仲舒研究之基本史料
當然，較之于《漢書》，董仲舒本人的理論著作《春秋繁露》一書，才應該是更重要的研究其思想學說的第一手資料。這首先是具有時間上的明顯優(yōu)勢。班固作《漢書》，畢竟是東漢前中期的事情，距離董仲舒所處的漢武帝時代，已經相隔200余年，而這些年下來，董仲舒的著述無論是內容記載？還是文字表述，都十分難以完全避免有一定的改變和走樣的地方。其原始性、可靠性，是無法與漢武帝時代的現場實錄《春秋繁露》相提并論的。其次，與時間落差相呼應的，兩漢的社會政治生態(tài)、思想文化氛圍，都有了很大的改變，《漢書》中有關董仲舒學說的記敘與評述，自然帶有班固所處那個時代的立場選擇與價值取向，打上了特定的時代烙印，甚至在整理、闡釋董仲舒學說的過程中，有意或無意地加以修正和改造。反映了《春秋繁露》其書在長期流傳過程中所受特定歷史文化的影響與規(guī)范，顯示出兩漢不同時期文化精神在其書內容文字變遷上的折射、滲透。換言之，時過境遷，董仲舒的思想之原始性、本初性，能否原計原味地追敘，不能不成為一個問題。
至于有學者否定《春秋繁露》的真實可靠性，認為《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均未見此書名，可證東漢時和唐初尚未發(fā)現此書”，“只是到了五代后晉的劉昀編撰《舊唐書》和北宋歐陽修編撰《新唐書》時，才出現了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張志康《董仲舒建立新儒學質疑》，刊《中國史研究》1991年第3期）似乎言之鑿鑿，但稍加推敲，我們可以發(fā)現，這個說法根本不能成立，因為至少在《隋書.經籍志一》中，就明確著錄了“《春秋繁露》十七卷，漢膠西相董仲舒撰”，卷數與今天我們所見的《春秋繁露》相吻合。這怎么能說《隋書?經籍志》“未見此書名”呢？那位論者很顯然是未曾翻檢覆核《隋書?經籍志》，是討論問題時所暴露的明顯“硬傷”。由此可見，輕易否定《春秋繁露》的真實可靠性，是不足為據的！
我的基本看法是：《春秋繁露》一書，不僅為董仲舒所自著，成為其闡發(fā)“公羊春秋”微言大義的經典著述，也是其儒學思想體系的全面反映，而且，由于它的內容和要義，經過董仲舒本人的審定與規(guī)整，因此，更能正確、系統(tǒng)地呈示其學說的整體面貌和本質屬性，乃是價值要高于《漢書》所載的董仲舒言行與思想觀點，而應該成為研究董仲舒學說的最核心、最原始、最關鍵的史料依據。
《春秋繁露》這種核心地位的確立，乃是與其書幾個特征密切相聯系的。
首先，《春秋繁露》所呈示的董仲舒學說思想內涵，更接近其本意，具有更為原始，更為質樸，同時也更為準確的顯著特點。這里可以拿其書與《漢書》記載的相關文字作比較，來加以說明：
《春秋繁露?對膠西王越大夫不得為仁》有云：
仁人者，正其道不謀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致無為，而習俗大化。
按，《漢書》本傳則作：
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值得引起注意的是，“致無為，而習俗大化”這一句，在本傳中被擯棄掉了。其原因很可能是與董仲舒所處的時代接近漢初，當時黃老之學在社會上還擁有相當大的勢力之現狀有關，按諸《史記》、《漢書》，可以看到，與董仲舒同時代的一批人士中，學黃老之術，信奉新道家者為數甚多，且不無社會影響力。如汲黯，“學黃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靜，擇丞史而任之。其治，責大指而已，不苛小。”(《史記?汲黯列傳》)。又如，鄭莊也“好黃老之言”(同上)。鄧章“以修黃老言，顯于諸公間”(《史記?袁盎晁錯列傳》)。楊王孫“孝武時人也，學黃老之術，家業(yè)千金，厚自奉養(yǎng)生，亡所不致”(《漢書?楊王孫傳》)。
這樣的社會文化氛圍，自然會在董仲舒撰著《春秋繁露》一書時，產生潛移默化的作用，使得其在著書的過程中有時不免偶爾透露出受新道家思想影響的痕跡，留下了“致無為”這樣一類文字，很顯然，這里的董仲舒思想，屬于原生的形態(tài)，更為本真。而到了東漢班固撰著《漢書》時，新道家的影響幾乎已近乎銷聲匿跡，為了突出董仲舒一代“醇儒”的形象，故有意將“致無為”這類文字刪去。這恰好反映了《春秋繁露》的確代表董仲舒原始的思想表述，班固《漢書》本傳所載雖然來源于董仲舒自己的著述，但是已有所修正，以符合當時的政治正確性之要求，乃是董氏思想的次生形態(tài)了。
又，在《漢書》本傳中，“修其理不急其功”一句，被改動為“明其道不計其功”?！凹薄迸c“計”雖然只有一字之差，但語意上卻起了很大的變化。所謂“不急”者，這僅僅表明，董仲舒主張在“功利”的追求上，不要太操之過急，別太急功近利，好大喜功而已，而并非從根本上拒絕“功利”，將“義”與“利”截然對立起來。而所謂不“計”者，則是意味著將“功利”徹底置之度外，決口不言。這實在太絕對化了。從當時的政治形勢來看，董仲舒對漢武帝所推行的那一套做法基本是持肯定和贊成態(tài)度的。漢武帝過分熱衷于“功利”，董仲舒只會諷勸其不要太急于求成，而要有所節(jié)制，讓“利”服從于“義”而已；不可能從根本上反對武帝追求功利。否則董仲舒的儒學思想就顯得太古板、太迂腐，也不會被武帝所接受、所尊崇了。畢竟，漢武帝對功利的追逐，是他的本性與嗜好，正如汲黯所言，是“內多欲而外施仁義”，董仲舒用若是以“不計其功”的高調去規(guī)諫漢武帝，等于是明擺著與漢武帝過不去，睿智如董仲舒，當然不至于如此去拂逆龍鱗，自覓死路。他雖然不像公孫弘那樣的“曲學阿世”，胡說些“人主病不廣大，人君病不儉節(jié)”之類的混帳話去奉承漢武帝，可到底也不至于將“功利”一罵到底，否則，西漢朝廷就不會將董仲舒倚恃為自己的思想庫了。
再參照《春秋繁露》中其他談到“義利”問題的文字，也可知董仲舒的本意應該是不“急”，而不是什么不“計”。如《身之養(yǎng)重于義》篇云：“天治生人也，使之生義與利。利以養(yǎng)其體，義以養(yǎng)其心。心不得義不能樂，體不得利不能安。義者，心之養(yǎng)也；利者，體之養(yǎng)也。體莫貴于心，故養(yǎng)莫重于義，義之養(yǎng)生人大于利矣。”由此可見，董仲舒本人也認為“利”可以“養(yǎng)體”，“體不得利不能安”，并沒有完全排斥“利”而已?；谶@一認識，董仲舒提倡不要過分熱衷于對“利”的追求。換言之，董仲舒他是承認人們求“利”的正當性和合理性的，并將它歸結于“天意”使然：“天常以愛利為意，以養(yǎng)長為事，春夏秋冬皆其用也。王者亦常以愛利天下為意，安樂一世為事?！保ā洞呵锓甭?王道通三》）“量勢立權，因事制義，故圣人之為天下興利也。”（《春秋繁露?考功名》）應該說，這才是董仲舒“義利”觀的全面體現。班固所處的東漢時期，儒家孟子學派已全面占據思想界的主導地位，尤其強調所謂的“義利之辨”，因此，遂簡單而武斷地絕對擯斥“功利”，于是將“修其理不急其功”，悄悄地改成了“明其道不計其功”。但這么一改，反而露出破綻，表明“不急其功”，才是董仲舒的本意，而“不計其功”，乃是班固借用董仲舒之名，而自己偷偷夾帶的私貨。不過，班固對董氏原意雖然稍有歪曲，但無論在句式方面還是用意上，都顯然是對董仲舒原作的沿襲，這恰好從一個側面證實了《春秋繁露》一書的原始性與真實性。
三、《春秋繁露》所透露的董仲舒思想之進步屬性
其次，《春秋繁露》一書，作為研究董仲舒思想學說的最重要史料，延續(xù)了早期“公羊學”的進步性質，具有一定的積極進取、忠實于歷史，超越一般儒家的唯道德倫理窠臼的鮮明特色。其有關對“秦政”的評價，尤其是對秦取代周朝的歷史進程之肯定，充分體現了董仲舒思想體系中追求變革、理性觀察和評價歷史的現實意識。
《公羊》學作為儒家中比較接近法家的一派，其思想觀念中，許多的認識，與法家所倡導的原則相近似，如主張政治上的“大一統(tǒng)”，“一法度，尊天子”，如強調君權至上，“君親無將，將而必誅”。如提倡九世“大復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公羊學”承認歷史是進化的，變易與變革乃是歷史演進的普遍法則，認同制度與文化當隨著社會的發(fā)展而加以變革，提倡“改制”，強調“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據此而形成一整套的“三世說”歷史哲學理論體系，構劃了由“據亂世”進入“升平世”，再到“太平世”的社會進步理想模式。等等。董仲舒為西漢最著名的《公羊》學大師，所謂“漢興至于五世之間，唯董仲舒名為明于《春秋》，其傳公羊氏也?！?《史記?儒林列傳》)因此，其學說中，也自然充分體現了《公羊傳》中的積極進取、與時變遷的文化風貌。
這一點，在他肯定“秦政”的歷史合理性問題上有鮮明的反映。
在當時絕大多數的儒生眼里，秦代是政治殘暴、文化滅絕的代名詞，秦政就是黑暗，就是恐怖，是地獄，是絕望，“為無道，殘賊天下，殺術士，燔《詩》《書》，滅圣跡，棄禮義，任刑法?！?《漢書?蒯伍江息夫傳》)一無可取，應該加以徹底的否定。甚至在推論“漢德”時，張蒼等人也將“秦德”排斥在外，他們的漢為“水德”說，雖承認秦為水德，但只不過是“閏統(tǒng)”而已，即所謂“紫色蠅聲，余分閏位，圣王之驅除云爾。”(《漢書?王莽傳》)可以忽略不計。認為漢乃直接繼承周統(tǒng)，周為火德，五行相勝說下，水克火，故漢代當居有水德。
其實，秦朝的統(tǒng)治，固然有“任刑太過”，專制殘酷的一面，但是，這種負面的評價形成之原因，也與其國祚太短，后人不分青紅皂白往其身上潑臟水有關。這一點，魯迅先生早有指出：“年代長了，做史的是本朝人，當然恭維本朝人物；年代短了，做史的是別朝人，便于自由地貶斥其異朝人物。所以在秦朝，差不多在史的記載上半個好人也沒有?！?《而已集?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 實際上，秦朝政治本色，經那些漢朝代勝利者立言的儒生肆無忌憚的誣蔑抹黑，早已是面目全非了，我們今天所看到的已距離歷史的真相十分遙遠了。應該說，秦政在歷史上有一定的合理性，否則，所謂“漢承秦制”，就會陷入歷史邏輯的困境。換言之，秦的所作所為，終結了東周以來的混亂，重建天下秩序，開創(chuàng)“大一統(tǒng)”的千秋事業(yè)，自有其杰出的歷史貢獻。
因此，歷史上真正有卓識的人物，對秦政的評價，是能夠做到客觀公允，合情合理的。如顧炎武就指出：“秦始皇刻石凡六，皆鋪張其滅六王、并天下之事。其言黔首風俗，在《泰山》則云：男女禮順，慎遵職事。昭隔內外，靡不清靜。在《碣石門》則云；男樂其疇，女修其業(yè)。如此而已……然則秦之任刑雖過，而其坊民正俗之意，固未始異于三王也?！?《日知錄》卷十三)將秦始皇“坊民正俗”之功業(yè)，和堯、舜、禹三王之歷史貢獻相提并論，這評價不可不謂崇高。
至于秦王朝在治國理政過程中，大量借鑒和推行儒家的“德治”原則之做法，也隨著新的地下考古材料的發(fā)現，而可以得到參證，說明秦政并非像我們過去所認知的，是一味貫徹“無教化，去仁愛，專任刑法”的法家之說。湖北云夢睡虎地秦簡《為吏之道》就是這方面最有說服力的例證。其內容大力提倡和推行的，乃是儒家的道德倫理觀念和政治理性主張，即所謂“慈下勿凌”、“恭敬多讓，寬以治之”、“寬裕忠信，和平毋怨”、“君懷臣忠，父慈子孝，政之本也”，云云。所有這些主張與理念，與儒家所倡導的“主忠信”“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君使臣以義，臣事君以忠”，等等，可以說完全是若符契合，一無差跌！
《春秋繁露》一書中，董仲舒對秦政的得失也是持公允合理的觀點的，他既像漢代其他儒生一樣，對秦政的失誤與禍亂，予以嚴厲的批評與斥責，但是，與此同時，他還是保持了清醒的頭腦，并沒有一味對秦政發(fā)泄簡單的道德義憤，而是理性地肯定秦政的某些合理性，充分認可秦朝取代東周統(tǒng)治、開創(chuàng)煌煌帝業(yè)的歷史進步性質，認為這乃是合乎“天意”的“誅無道”“吊民伐罪”的壯舉，意義與“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相一致：“且天之生民，非為王也，而天立王以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樂民者，天予之；其惡足以賊害民者，天奪之……故夏無道而殷伐之，殷無道而周伐之，周無道而秦伐之，秦無道而漢伐之。有道伐無道，此天理也，所從來久矣！”(《堯舜不擅移，湯武不專殺》)
“周無道而秦伐之”，董仲舒這樣的認知，可謂是石破天驚，驚世駭俗。尋常儒生，也許是想都不敢這么想。在群儒心目中，秦是罪孽、殘暴的象征，秦之代周，豈能與湯、武革命等量齊觀！然而，董仲舒超越了儒家的一己之見，在歷史文明演進的大格局與制高點上，來認識秦代統(tǒng)治秩序建立與運行的歷史必然性與歷史合理性，這種魄力、這種氣象，才當得起“為群儒首”“為儒者宗”的崇高地位。其學說既立足于早期儒學，又超越于早期儒學，充滿進步的色彩，開創(chuàng)嶄新的局面，其意義不可不謂重大，其價值不可不謂優(yōu)秀，其影響不可不謂深遠，殆無疑義。班超等后學者，也許都不敢直面于董仲舒的大膽與果毅，因此，在其所選擇的敘錄董仲舒言辭中，對“周無道而秦伐之”這一類顛覆儒家正常思維與想象限度的文字，避之唯恐不及，沒有在《漢書》本傳中留下這方面的蛛絲馬跡，幸虧有了《春秋繁露》的存在，才讓我們能夠領略到董仲舒學說的本來面貌，分享其進步的歷史發(fā)展觀念。同時，這也有力地表明，董仲舒《春秋繁露》一書，才是董仲舒理論體系的最原始、最本真的第一手資料。對它的懷疑，顯然是無法成立的。
責任編輯：柳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