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建華】我是一個無“家”可歸的游子——回憶饒宗頤先生
原標題：綜文史于一途，辨道藝非兩歧
作者：沈建華（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副研究員，曾任饒宗頤學術助手）
來源：《光明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六八年歲次丁酉臘月廿二日庚午
耶穌2018年2月7日
去年11月18日，年逾100歲高齡的饒公在北京中國美術館舉辦了《蓮蓮吉慶》荷花書畫展。饒公冒著嚴寒親臨會場，我望著他，一個瘦弱矮小的身影，被人群簇擁著，看著他漸行漸遠的背影，不知怎么心里一陣難過，隱隱感到也許是我最后一次見到饒公。今晨（2月6日）我從微信中驚悉饒公謝世，一種難以抑制的悲痛久久不能平靜，回想自1982年與饒公相識以來，30年往事歷歷在目。
1991年10月我從日本東京應饒公邀請再次來到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繼續(xù)完成與饒公編寫的《甲骨文通檢》分冊的工作。對我來說在香港中文大學相隨在饒公身邊，這段日子恐怕是我一生中最難忘的。如果沒有編撰《甲骨文通檢》的機會，可能我會是另外一種命運，其實我并沒有任何學歷，沒有人相信我在日本東京大學三年、中文大學17年，現(xiàn)在又到了清華，也可以說是一個高校奇跡。我要感謝饒公對我的長期厚愛和信任，同時我也要感謝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原所長陳方正和清華大學的李學勤先生。除了父母之外，這三位對我生命構成特殊意義的人，自始至終給予我那份寬容和信任，為我提供了伸展學術的機遇。不是每個人都能獲得這個機遇展示自己，可以說在這個領域里沒有比我更幸運的。
自到中大后，我有幸近距離追隨饒公，在別人眼里他是一個學者、詩人、藝術家，在我眼里有著與普通人不一樣的智慧和學問，也有著與普通人一樣的喜、怒、哀、樂。最難得的是他對任何事物仍保持一顆好奇的童心，正因為每天持有這顆童心讓他每天筆耕不輟寫作。
2003年由臺灣新文豐出版的《饒宗頤20世紀學術文集》20卷，至今我們無法準確統(tǒng)計他的文章究竟有多少。文集給人撲面而來的就是饒公的博學，從遠古神話、甲骨學、敦煌學、簡帛學、楚辭、古代地理、文學、詩詞、藝術，幾乎包羅了中國經(jīng)典文化融會貫通，讓你震撼，很難相信，如此深奧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學問竟然集于一個人身上。由于饒先生長期生活在香港，從上世紀60年代初就與國際學術界有著廣泛頻繁的交流，這一特殊的條件是我們國內(nèi)學者很難具備的。饒先生不但了解西方的文化，而且也掌握了多種語言，在他的文集中足以顯示他的學術視野寬闊和深度，在此背景下，加上長期以來有著深厚底蘊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熏陶，饒先生對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的研究也可以說達到駕輕就熟的境界，其精深的博學功底，是現(xiàn)在很多學者難以達到的高度。
近二十年來隨著地下文物不斷發(fā)現(xiàn)，一改我們以往對古史的認識，不得不正視歷史的真實原貌，重新評估先秦學術史，重建古史“文藝復興”，所謂文藝復興就是我們的傳世經(jīng)典。1999年饒先生在《九州》發(fā)表了他著名的《古史重建與地域擴張問題》一文中提出重建古史采取的途徑有三：1.盡量運用出土文物上的文字記錄，作為我所說的三重證據(jù)的主要依據(jù)。2.充分利用各地區(qū)新出土的文物，詳細考察其歷史背景，作深入的探究。3.在可能范圍下，使用同時代的其他古國的事物進行比較研究，經(jīng)過互相比勘之后，取得同樣事物在不同空間的一種新的認識與理解。
2002年在《談三重證據(jù)法——十干與立主》中，饒先生在原三重證據(jù)基礎上又增加了兩項間接證據(jù)：民族學、異邦古史資料成為古史五重證，比原來三重證顯得更加完善和科學。饒先生之所以強調(diào)古史五重證據(jù)的方法，目的是從出土文獻中系統(tǒng)地整理“尋繹有規(guī)律的歷史條理。”站在文字背后揭示歷史演進的過程，還其真實原貌，幾乎體現(xiàn)了近年來饒先生文章的一大特色。
早在2001年，饒先生最早提出重建經(jīng)典。在北大百年紀念論壇演講《預期的文藝復興工作》中他說：“‘五四’以來把經(jīng)學納入史學，只作史料來看待，不免可惜！現(xiàn)在許多出土的簡帛記錄，把經(jīng)典在秦漢以前的本來面目，活現(xiàn)在我們的眼前，過去自宋迄清的學人千方百計去求索夢想不到的東西，現(xiàn)在正如蘇軾詩句：‘大千在掌握’之中，我們應該珍惜，再作一番整理功夫，重新制定我們新時代的經(jīng)典，什么是‘經(jīng)’？應該考慮不限十三經(jīng)？問題相當復雜，我所預期的文藝復興，不是一二個人的事，而是整個民族的事，新材料引發(fā)古舊的問題，這是時代的賜予。我們不要辜負地下的寶物和考古學家的恩惠。我的呼吁，可能不是我個人的想象，而是世界漢學家共同的期望?！?/p>
中國文化向來是文史哲不分家，翻開老一輩學者的著作，看到像王國維、陳寅恪、胡適等這些大家的著作，都讓人感受到一種融會貫通。他們在每一個領域中都留下了不朽的篇章。他們成長的環(huán)境與我們完全不同，幾乎每個學者的國學基礎都非常扎實，然后再來選擇自己的興趣和愛好，在他們的文章里都可以展現(xiàn)出來。饒公也是這樣，他最初的“童子功”就是熟讀中國的經(jīng)典，這里就包含了文史哲最經(jīng)典的作品，有了這份文化墊底，他將來選擇哪一個門類都可以勝任。我曾問饒公：“如果人生可以有第二次選擇的話，您會選擇什么呢？”“我還會選擇文學，當我一出世，就覺得自己身上帶著文學母體的深深烙印，我今天的一切，都源自于文學的根基，它給我生命的營養(yǎng)、靈感、智慧?！别埾壬鷼v時半生，成書六十幾種，論文近六百多篇，遍涉歷史、考古、古典文學、古文字、佛教、藝術，在這廣闊的文化領域，實在很難將他真正歸屬于哪家，他自己詼諧地說過：“我是一個無‘家’可歸的游子?！?/p>
21世紀，隨著國際潮流的影響，當下學術越來越像畫地為牢，專業(yè)分得越來越細，學術視野走得也越來越狹窄，現(xiàn)在的學者很難像饒先生那樣文史哲、詩詞、書法、繪畫都達到如此全面貫通。這里給我們提出值得思考的問題，我們現(xiàn)在的文化教育和環(huán)境條件比較以前，有哪些差別呢？饒公的離去，留給我們對中國文化更多的深思。
責任編輯：柳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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