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秀麗】孔子誅少正卯為實，而孔子殺少正卯是假——“子誅少正卯”案辨正
原標(biāo)題：“子誅少正卯”案辨正
作者：汪秀麗（南京工程學(xué)院人文與社會科學(xué)學(xué)院副教授，哲學(xué)博士）
來源：《原道》第33輯，陳明、朱漢民主編，湖南大學(xué)出版社，2017年
時間：孔子二五六八年歲次丁酉臘月十五日癸亥
耶穌2018年1月31日
內(nèi)容提要：“子誅少正卯”可謂儒學(xué)史上聚訟紛紜的千古懸案，由于版本較多，彼此相互印證又相互抵牾，究竟孰是孰非，孰真孰假，古往今來的學(xué)者們一直爭論不休，難以定讞。又由于時代的發(fā)展，一些關(guān)鍵詞匯的意涵以及一些社會制度已經(jīng)發(fā)生變化，但學(xué)術(shù)爭論卻常常陷入以今度古、以此度彼的慣性思維之中，特別是此案又牽涉政治的觀瞻和制度的評價，從而使得學(xué)術(shù)爭論與政治問題相互糾纏，令爭論變得更加錯綜復(fù)雜。要解開層層謎障，就不能局限于對“子誅少正卯”案做材料堆砌式的靜態(tài)、平面化、單一性研究，而應(yīng)該進行有機生成式的動態(tài)、歷時性、多角度分析。為此，我們有必要以時間為經(jīng)、以社會為緯，對“子誅少正卯”案進行深度還原，從“疊加生成”的角度，加以還原和探析。通過這種歷時性分析，我們發(fā)現(xiàn)：孔子誅少正卯為實，而孔子殺少正卯是假。
關(guān)鍵詞：孔子；少正卯；疊加生成；傳統(tǒng)文化；
眾所周知，孔子是中華文化繼往開來的最大貢獻者，也是有史以來蒙冤最多的人。時至今日，依然有人假借“子誅少正卯”之案，將孔子與“文化專制”“權(quán)力獨裁”直接劃上等號。其實，“子誅少正卯”案由于版本之多、內(nèi)容之錯綜復(fù)雜、解讀之多元，自古以來即是中國學(xué)術(shù)史和政治史上聚訟千年之一頑案，迄今尚無公論。為了正本清源，有必要對此案加以辨析，以還孔子一個公道。
一、“子誅少正卯”案的版本和素材
“子誅少正卯”案有多個版本，這些版本真假莫辨，既相互抵牾，又相互印證，既有一以貫之的本真材料，又有別有用心的附益和竄改，特別是經(jīng)過秦火項焚的文化屠戮、“六經(jīng)注我”式的文化篡權(quán)，此案更加撲朔迷離。長期以來，學(xué)者們對這些版本多做靜態(tài)、平面化的單一解讀，而乏動態(tài)、多元的生成探究。為此，我們將靜態(tài)的資料分析與動態(tài)的生成探究相結(jié)合，力求還原歷史的真相。
以下為“子誅少正卯”案的主要版本和素材，我們關(guān)于“子誅少正卯”案的一切聚訟，無不圍繞它們而展開。（《尹文子》由于公認(rèn)為是偽書，此不錄）。
材料1：孔子為魯攝相，朝七日而誅少正卯。門人進問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為政而始誅之，得無失乎？”孔子曰：“居，吾語女其故。人有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辟而堅；三曰言偽而辯；四曰記丑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于人，則不得免于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群，言談足以飾邪營眾，強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誅也。是以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止，周公誅管叔，太公誅華仕，管仲誅付里乙，子產(chǎn)誅鄧析、史付，此七子者，皆異世同心，不可不誅也。《詩》曰：‘憂心悄悄，慍于群小?！∪顺扇?，斯足憂矣。”——《荀子·宥坐》
材料2：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有喜色。門人曰：“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樂其以貴下人’乎？”于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涂；涂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妒酚洝た鬃邮兰摇?/p>
材料3：昔堯誅四兇以懲惡，周公殺管蔡以弭亂，子產(chǎn)殺鄧析以威侈，孔子斬少正卯以變眾，佞賊之人而不誅，亂之道也。易曰：“不威小，不懲大，此小人之福也?！薄鬃訛轸斔究?，七日而誅少正卯于東觀之下，門人聞之，趨而進，至者不言，其意皆一也。子貢后至，趨而進，曰：“夫少正卯者，魯國之聞人矣！夫子始為政，何以先誅之？”孔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夫王者之誅有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辨而險；二曰言偽而辯；三曰行辟而堅；四曰志愚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皆有辨知聰達之名，而非其真也。茍行以偽，則其知足以移眾，強足以獨立，此奸人之雄也，不可不誅。夫有五者之一，則不免于誅。今少正卯兼之，是以先誅之也。昔者湯誅蠋沐，太公誅潘址，管仲誅史附里，子產(chǎn)誅鄧析，此五子未有不誅也。所謂誅之者，非為其晝則功盜，暮則穿窬也，皆傾覆之徒也！此固君子之所疑，愚者之所惑也。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群小。’此之謂矣。”——《說苑·指武》
材料4：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仲由問曰：“由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今夫子得位而喜，何也？”孔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樂以貴下人乎？”于是朝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戮之于兩觀之下，尸于朝三日。子貢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為政，而始誅之，或者為失乎？”孔子曰：“居，吾語汝以其故．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竊盜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偽而辯，四曰記丑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于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皆兼有之。其居處足以撮徒成黨，其談?wù)f足以飾褒瑩眾，其強御足以反是獨立，此乃人之奸雄者也，不可以不除。夫殷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周公誅管蔡、太公誅華士、管仲誅付乙、子產(chǎn)誅史何，是此七子皆異世而同誅者，以七子異世而同惡，故不可赦也．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群小’，小人成群，斯足憂矣?！薄犊鬃蛹艺Z·始誅》
材料5：少正卯在魯，與孔子并?？鬃又T，三盈三虛，唯顏淵不去，顏淵獨知孔子圣也。夫門人去孔子歸少正卯，不徒不能知孔子之圣，又不能知少正卯，門人皆惑。子貢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子為政，何以先之？”孔子曰：“賜退！非爾所及?！狈虿拍苤糇迂暎胁荒苤?。世儒見圣自謂能知之，妄也?！墩摵狻ぶv瑞》
關(guān)于“子誅少正卯”案的版本真?zhèn)?，學(xué)術(shù)界基本分成兩派：實有論和偽造論。其內(nèi)部又有全部實有（偽造）和部分（偽造）實有之別。在南宋朱熹之前，實有論占壓倒性地位，在朱熹提出質(zhì)疑之后，兩派爭論不休，處于膠著狀態(tài)，迄今未休。通常偽造論處于攻勢，實有論處于守勢，雙方主要圍繞以下問題展開激辯：1.行為實施時間：魯定公十四年？七日誅？還是沒有作案時間？2.行為實施地點：魯國東觀？兩觀？還是沒有作案地點？3.行為主體身份：孔子為司寇？司寇攝相？還是既非司寇亦非攝相？4.行為客體身份：少正卯是聞人？法家人物？大夫？還是子虛烏有？5.行為實施理由：五惡？交惡？還是其他？6.行為具體內(nèi)容：誅？殺？滅族？責(zé)備？還是其他？7.行為實施具體過程：門人問？子由問？子貢問？還是其他？8.行為實施后果：好還是不好？
二、《荀子·宥坐》應(yīng)予以批判性吸收
眾所周知，“子誅少正卯”案的最早資料來源自《荀子·宥坐》，為此，偽造論者認(rèn)為此文完全由后人偽造，所以，關(guān)于本案的一切爭論，皆為無源之水，乃子虛烏有。最早提出此觀點的是唐朝楊倞，他認(rèn)為《荀子·宥坐》等六篇可能系后人偽造，朱熹支持此觀點，他在《晦庵集》中指出：“若少正卯之事，則予嘗竊疑之。蓋《論語》所不載，子思、孟子所不言，雖以《左氏春秋》內(nèi)外傳之誣且駁而猶不道也，乃獨荀況言之，是必齊魯陋儒，憤圣人之失職，故為此說以夸其權(quán)耳?！盵1]其后清朝崔述進一步肯定：“此蓋申、韓之徒言刑名者誣圣人以自飾，必非孔子之事”，[2]近代梁啟超、馮友蘭、郭沫若、張岱年等則進一步考證此文乃魏晉人所偽造。其實，在唐朝之前無人質(zhì)疑《荀子·宥坐》的真?zhèn)涡?，后儒如要通過否定此文的真實性進而否定此案的實在性，就面臨以下困難：
1.《荀子·宥坐》若純?yōu)槲簳x人士偽造，何以與荀子（前313-238年之后）年代相近的學(xué)者、史學(xué)家、政治家卻知曉此文，并用于自己的作品之中，從而形成一個持續(xù)的、接力的證據(jù)鏈呢？如陸賈（約前240年-前170年）《新語·輔政》稱：“故堯放驩兜，仲尼誅少正卯；甘言之所嘉，靡不為之傾，惟堯知其實，仲尼見其情。故干圣王者誅，遏賢君者刑，遭凡王者貴，觸亂世者榮?！表n嬰《韓詩內(nèi)傳》稱：“孔子為魯國司寇，先誅少正卯，謂佞道已行，敵國政也。佞道未行，章明遠(yuǎn)之而已?！被茨贤鮿病痘茨献印镎摗贩Q：“孔子誅少正卯而魯國之邪塞；子產(chǎn)誅鄧析，而鄭國之奸禁?！彼抉R遷之《史記》，劉向之《說苑》、劉歆之《七略》、王充之《論衡》、班固之《漢書》等，這個鏈條一直延續(xù)至今。特別是兩漢與荀子時代最為接近，卻無人質(zhì)疑《荀子·宥坐》，質(zhì)疑“子誅少正卯”的真實性，何以要遠(yuǎn)到唐朝楊倞和南宋朱熹來懷疑其真?zhèn)危?/p>
2.如果《荀子·宥坐》是申、韓之徒所捏造，那么為何申、韓之徒的書中不提此章，不以“子誅少正卯”為自己的主張背書？無論《韓非子》一書還是李斯的政論，皆不曾提及此案。而津津樂道此案的，恰恰是對儒家和孔子懷有溫情和敬意的學(xué)者，如勸劉邦讀《詩》《書》的陸賈、韓詩學(xué)的創(chuàng)始人韓嬰、對孔子“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司馬遷、被紀(jì)曉嵐稱為“儒宗”的劉向、出身儒學(xué)世家的班固。其中陸賈師從荀子以學(xué)《易》，[3]劉向與荀子后學(xué)世交（劉向的高祖劉交師從荀子高徒浮丘伯），司馬遷、劉向、劉歆、班固皆以博學(xué)碩儒著稱，博古通今，豈能輕易蒙騙？劉向劉歆親自整?！盾髯印?2篇，王充著《論衡》之《問孔》《刺孟》，繼承荀子思想。
3.說《荀子·宥坐》乃荀子所捏造，以絀孔子，這實乃宋儒門戶之見。荀子極其推崇孔子，認(rèn)為孔子“德與周公齊，名與三王并”。天下仁人，如果上則法舜禹之制，下則法仲尼子弓之義，那么天下之害除，圣王之跡著。荀子和孟子并為戰(zhàn)國儒學(xué)之巨擘，“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天下并爭于戰(zhàn)國，儒術(shù)既絀焉，然齊、魯之間，學(xué)者獨不廢也。于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yè)而潤色之，以學(xué)顯于當(dāng)世?！盵4]孟子主傳道，荀子主傳經(jīng)；孟子重內(nèi)圣，荀子重外王。根據(jù)清儒考證，漢初《詩》《書》《禮》《樂》《春秋》和《易》的傳授皆與荀子有關(guān)，如荀子傳《易》于陸賈和繆和，傳《詩》于毛亨和浮丘伯，故毛詩和魯詩（申公為浮丘伯弟子）源于荀子，韓嬰《韓詩外傳》取《荀子》文多達44條，以致汪中等學(xué)者都認(rèn)為《韓詩》是“荀卿子之別子”（汪中《述學(xué)·荀卿子通論》），荀子傳《春秋》（通過申公）于瑕丘江公，傳《左傳》于張蒼，再傳于賈誼，大戴小戴《禮記》很多篇章也出自荀子?；谲髯訉θ鍖W(xué)貢獻，司馬遷特作《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西漢儒宗董仲舒“作書美孫卿（即荀子）”，班固在《漢書·刑法志》中對荀子大加贊賞，“時唯孫卿（即荀子）明于王道”。
綜之，可見《荀子·宥坐》實有其篇，“子誅少正卯”言有其事。但是這并不是意味著今天我們所讀到的《荀子·宥坐》與陸賈等人所見到的《荀子·宥坐》完全相同，因為很多內(nèi)容已被后人所“潤色”，或有損或有益，為此我們應(yīng)加以鑒別，去其偽存其真，我們只能基于荀子、陸賈、淮南子、韓嬰論述的重疊共識，可以確定以下史實：孔子曾經(jīng)誅少正卯，少正卯是甘言惑眾的奸佞之人。
三、《史記·孔子世家》的記載大體可信
錢穆先生在《先秦諸子系年》中專辟一章，對材料2加以批判，指出其誤有四：1.誤以為孔子為攝相，其實春秋戰(zhàn)國無“相”。2.誤以為此時有誅士之行。3.誤以為大夫能殺大夫。4.是駟歂誅鄧析的訛傳，少正卯可能根本不存在，是荀子所批判的十二子的化身?；诖?，他認(rèn)為材料2“其事不可信”，并在自己所著的《孔子傳》中，將此部分直接刪去不提。錢先生雖為儒學(xué)大家，但是這四個理由卻有待商榷。下面逐一說明：
1.春秋其實有“相”的職位，這從《論語》（如“管仲相桓公”）、《左傳》（如“困獸猶斗，況國相乎”）、《國語》（如“今子常，先大夫之后也，而相楚君無令名于四方”）皆可證明，不僅齊國、魯國、晉國、鄭國、楚國皆有相，如魯穆公時，公儀休為相（《史記·循吏列傳》）。在孔子生活的時代，魯國的相一直由季氏擔(dān)任，如“季文子相宣、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保ā秶Z·魯語上》），此事《左傳·襄公五年》也有闡述。季文子之后，季武子、季平子、季桓子相繼為相。魯定公十二年（《史記》記載為魯定公十四年，其實應(yīng)為定公十二年），魯相季桓子任命孔子以大司寇兼3個月的“攝相”，即代國相，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厲行改革，誅少正卯，正風(fēng)矯俗，成果顯著。
2.少正卯實有其人，陸賈、韓嬰、劉安、浮丘伯等人皆可證實。少正是官名，卯是生日，少正卯以官職為氏，以生日為名，為魯國大夫。何以知其為大夫？孔子做了二年司寇，對他都無可奈何，直到代理國相以后，才有資格對付他，可見此人必為大夫級別?？鬃诱D一少正卯，魯國民風(fēng)即為之大正，可見少正卯必為有影響力的大夫，絕非士或庶民。
3.子誅少正卯，既非誅士，也非大夫殺大夫?？鬃幼鳛榇笏究芗鏀z相，職級為卿，職務(wù)為上卿，高于大夫，故能領(lǐng)導(dǎo)墮三都、誅大夫、治國安民之改革。作為高階大夫，孔子有權(quán)管控低階大夫少正卯，刑不上大夫，這種管控不是殺，而是其他。錢先生把“誅”直接等同于“殺戮”，則是犯了望文生義的毛病。
4.錢先生認(rèn)為司馬遷錯把“駟歂誅鄧析”誤寫為“子誅少正卯”，這實為無稽之談。誠如是，且不說司馬遷作為漢武帝的太史公，豈敢在“獨尊儒術(shù)”的時代如此無中生有地誹謗自己的偶像，單單是陸賈、淮南子、韓嬰以及滿朝荀子的后學(xué)、孔子的信徒也決不會對此緘默不言，聽之任之。
其實，縱然沒有以上四點，我們也不應(yīng)對于一位史學(xué)家的心血之作，草率地加以否定?！妒酚洝范Ф嗄瓴谎谄涔饷ⅲ阋宰C明其高超的信實度。司馬遷世為太史公，太史的職業(yè)生命線即“信”，疾虛妄，尚信實。司馬遷以著信史為生命之寄托、家族之事業(yè)和人生之天命，豈敢誣也？《史記》字字句句，無不建立在堅實的調(diào)研基礎(chǔ)之上，力求信實無誤，雖然由于各種局限，不無失真之處，但是大體上是真實可靠的?！妒酚洝分尚?，可以史學(xué)家班固之言論之：“自劉向、揚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zhì)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5]不過，瑕不掩瑜，依據(jù)《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史記·衛(wèi)康叔世家》《史記·陳杞世家》《左傳》，材料2的時間存在錯訛（或許為后人所誤加），即此案應(yīng)發(fā)生于魯定公十二年，而非十四年，除此以外，其他內(nèi)容大體可信，也與《荀子·儒效》相為印證。
基于對材料1和材料2的檢審，我們可以肯定的史實有（到司馬遷為止）：魯定公十二年，孔子為大司寇攝相，誅魯大夫少正卯，少正卯以甘言、佞行、邪道而亂政?？鬃诱D少正卯之后，魯國民風(fēng)大正。
四、劉向劉歆是案情轉(zhuǎn)變的關(guān)鍵人物
在司馬遷之后，“子誅少正卯”日益轉(zhuǎn)變?yōu)椤白託⑸僬?，而且立場日益明朗，?xì)節(jié)愈加生動?！皻⒚卑?，最早出現(xiàn)于劉向所編撰的《說苑·指武》（材料3）。在此，材料3、材料4和材料1以及已經(jīng)證明為偽書的《尹文子·大道下》大同小異，高度重合，如出一人之手，從這些版本的細(xì)微差別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三者的內(nèi)在演化過程。那么，誰是“誅卯”版轉(zhuǎn)變?yōu)椤皻⒚卑娴氖甲髻刚吣?？我們認(rèn)為既有動機又有條件做到這點的，非劉向劉歆父子莫屬。
1.從動機上看，劉向是漢朝宗室，其生活的時代既是由“霸王道雜之”向“柔仁好儒”統(tǒng)治理念轉(zhuǎn)化的時代，也是由宗室內(nèi)爭向外戚宦官專權(quán)轉(zhuǎn)變的時期。劉向集學(xué)者與政治家于一身，其整校典籍，既為文化存亡絕續(xù)而兢兢業(yè)業(yè)，亦為挾所校典籍和儒圣言行，與宦官外戚（前有弘恭、石顯等人，后有王氏家族）政斗而孜孜以求。劉向的編校活動和政治活動常常合二為一，相輔相成。因此，我們既要看到劉向編?？陀^信實的一面，又要看到他有所損益、甚至加以竄改的方面。以本案為例，早在漢元帝六年，劉向在奏折中，寫到：“故《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群小?！∪顺扇?，誠足慍也?！怨琶魇?，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誅，然后圣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跡察兩觀之誅，……以揆當(dāng)世之變，放遠(yuǎn)佞邪之黨，壞散險诐之聚，杜閉群枉之門，廣開眾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眾祥并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盵6]這里的“小人”即劉向的死敵弘恭、石顯等人，此處所言，幾乎是《說苑·指武》的翻版，而后者，則于公元17年，被劉向獻給漢成帝，“以戒天子”。
2.從條件來說，劉向父子最為具備。其一，劉向家族與荀子高徒乃世交，有機會見識《荀子》原作。其二，漢武帝廣求天下之遺書，匯之于中府，這些書版本眾多，脫落錯訛甚眾，真?zhèn)坞y辨，故有機會加以損益。其三，劉向父子領(lǐng)命負(fù)責(zé)校對中府經(jīng)傳諸子詩賦，訂脫誤，刪復(fù)重，增軼文，權(quán)力很大。其四，荀子已死200年，陸賈、韓嬰、劉安、司馬遷、董仲舒等人皆已逝世，劉向為儒宗，無人能挑戰(zhàn)其權(quán)威。其五，有漢帝的堅定支持。漢本出身草莽，迫切需要從儒家及諸子典籍中尋找其政權(quán)存在合法性以及行政的法理依據(jù)。作為漢朝宗室，劉向的校書活動乃是一種國家政治行為，其政治性標(biāo)準(zhǔn)遠(yuǎn)高于學(xué)術(shù)性標(biāo)準(zhǔn)。
依據(jù)《漢書·藝文志》，《荀子》《尹文子》《說苑》《孔子家語》都經(jīng)過劉向父子編校，所以，我們今天看到的這些書皆非原初版本。結(jié)合劉向前后的版本變化，我們可以看出“七日誅”“門人問”“魯之聞人”“誅于兩觀”“五惡罪”“詩經(jīng)語”“五（六、七）子范本”極有可能由劉向父子所修訂和增益。原因如下：
首先，上面這些增添竄入的內(nèi)容在劉向之前無人論及，在劉向之后為人們所津津樂道，包括劉向本人以及其后的學(xué)者兼官員常常以此為據(jù)，要求皇帝對政敵“行兩觀之誅”。劉向早年已知“子誅少正卯”，在與弘恭、石顯等人的斗爭中，認(rèn)識到此案之妙，利用編校機會，不斷加以潤色、發(fā)揮、增益，以之為政斗利器。結(jié)合四篇材料的細(xì)微差異，我們大體可還原其竄改過程：首先，劉向編?！盾髯印窌r，增加了以上新因素，以表其“憂”；其后，因政斗形勢嚴(yán)峻，劉向編?！兑淖印窌r，收入此案，再加以修改，以表其“畏”，此版中增加“奸私”二字，以強調(diào)少正卯惡之甚，“潘止”改為“潘正”，“華仕”改為“華士”則是勘誤，將“周公誅管叔”刪除，更合乎事實。再其后，劉向?qū)⒅杖搿墩f苑》之中，并進一步提升，以“斬卯”取代“誅卯，將門人明確為子貢，將“君子之誅”提升為“王者之誅”，“小人”改為“奸人”，此書敬獻成帝，其用心昭然若揭。最后在編校《孔子家語》的時候，吸收前三版的精華，兼容司馬遷的版本，并提升為“戮—展”版，“戮之于兩觀之下，尸于朝三日”，活靈活現(xiàn)，進一步坐實子殺少正卯。這里不僅修正了《說苑》中的職務(wù)錯誤和人名錯誤，并修正前面三版中一個共同的錯誤：子產(chǎn)誅鄧析。所以，從劉向以來，“子誅少正卯”版實現(xiàn)了向“子殺少正卯”版的華麗轉(zhuǎn)身：有時間（孔子司寇攝相期間）、有地點（兩觀之下）、有情節(jié)（子由問喜，子貢問殺）、有情景（尸于朝三日）、有理由（五惡），“殺卯”劇本終于成型，劉向父子功不可沒。
其次，為什么說“七日誅”等內(nèi)容是劉向等人添加的，而不可能出現(xiàn)在原初的《荀子·宥坐》呢？這不僅因為陸賈、司馬遷等人所不論，而且有三不合：一不合邏輯，如果作為攝相的孔子可依“五惡”殺大夫，則丞相李斯為何不能效孔以坑儒，何以遭天下儒士之詬??？如果犯“五惡”者皆可殺，那么荀子所批判的十二子及其徒子徒孫豈不人人皆可殺？如果孔子殺大夫，那么作為其反對者墨家、法家、道家之徒豈不據(jù)此群起而攻之，何以緘而不言？二不合事實。據(jù)“五惡”，七日而殺，這種事情在兩漢可行，在東周不可。依據(jù)漢文帝制定的《禮記·王制》，司寇對于“行偽而堅，言偽而辯，學(xué)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眾”之人可不聽而殺。[7]但在此之前，按照《周禮》，司寇必須要經(jīng)過三刺即訊群臣、訊群吏、訊萬民，才能決定是否實施刑罰。大夫以上犯罪受刑，絕不公開進行，因此，斷斷不會出現(xiàn)“七日殺”“尸于朝”的情景。另一方面，無論為公為私，孔子反對首先用暴力解決問題。就私而言，他反對以怨報怨，如對于公伯寮的背叛，孔子拒絕子服景伯誅殺公伯寮的建議。就公而言，“子為政，焉用殺”，他反對“為政以刑”，力主德治，“仁者愛人”，豈能一殺了事？三不合語意?！罢D，討也。凡殺戮糾責(zé)皆是”（《說文解字》），“殛竄放流，皆誅也?！保ā渡袝虻洹罚梢姟罢D”有多個義項，其本義為“聲討、譴責(zé)”，“誅”在漢朝以后，“殺戮”的義項用得較多，而在此之前，“責(zé)罰”之意更常見。
第三，那么，“子誅少正卯”中的“誅”到底是什么意思？“誅”在《論語》中僅出現(xiàn)一次，即孔子批評宰予晝寢，“于予與何誅？”此“誅”即“責(zé)備”；《國語》中：“小國傲，大國襲焉曰誅”，此處意為“討伐”。春秋時期禮崩樂壞，確實存在大夫殺大夫的現(xiàn)象，但是孔子不會，因為孔子之所以被授予大司寇攝相，就是季孫氏和魯君讓他實驗以周禮治國的，孔子必須按《周禮》行事。按《周禮》，大宰（即相）“以八法治官府”，即官屬、官職、官聯(lián)、官常、官成、官法、官刑、官計，用八柄來幫助國君馴群臣，即爵、祿、予、置、生、奪、廢、誅，“奪以馴其貧，廢以馴其罪，誅以馴其過”。《周禮注疏》解讀到：“凡是言馴者，所以驅(qū)之內(nèi)之于善”，[8]八柄旨在驅(qū)群臣入善，前五項都是善事，大善在前，小善在后，后三項都是惡事，大惡在前，小惡在后。所以，誅是對官員小惡的處罰?！皧Z”即沒收財產(chǎn)，“廢”即流放，“誅，責(zé)也，則以言語責(zé)讓之，故云以馴其過也”?？梢?，依據(jù)《周禮》，子誅少正卯，就是孔子依照《周禮》對大夫少正卯實施公開“責(zé)備”的處罰，類似于今天的“公開批判，嚴(yán)重警告，必要時予以開除”的行政處罰，這種處罰對當(dāng)事人的身體和財產(chǎn)沒有多少影響，但是對于其聲譽、尊嚴(yán)、形象和地位有很大影響。
經(jīng)過這樣解釋，我們就可以解答朱熹的疑問：攝相孔子責(zé)罰大夫少正卯，確實不值得《國語》《論語》《左傳》大書特書。我們也會理解為何孔子攝相會有喜色，因為少正卯之可惡，在于其德不配位，嘩眾取寵，以非為是，迷惑民眾，類似于今天某些媒體大V，孔子“惡利口之覆家邦者”，卻無可奈何，攝相以后，立誅少正卯，以正視聽，而后魯國風(fēng)氣大正。我們也會理解為何此案在荀子以后成為熱門話題：因為“誅”在戰(zhàn)國以后，其“責(zé)罰”意涵愈弱，而“殺”氣愈重，到兩漢尤甚，加上劉向劉歆等人移花接木，將《禮記·王制》與《荀子·非十二子》《荀子·非相》結(jié)合，對《荀子·宥坐》《孔子家語》等添油加醋，加以雕飾，上合乎帝王統(tǒng)治之需，中合乎儒者治國之愿，下符合漢代以來的社會實際，從而具有很大的欺騙性，被眾人接受，以對付政敵。
五、《論衡·講瑞》的論述純屬臆測
自劉向以來，“子誅少正卯”日益為“子殺少正卯”所取代，東漢王充在“五惡”之罪的基礎(chǔ)上提出“交惡”論（因爭奪學(xué)生而交惡），即材料5。此論雖前無古人，后乏來者，影響不大，但是畢竟為本案增添新材料，故有必要考察。
首先，“交惡”版毫無依據(jù)，完全不合事實。如果說少正卯與孔子一起在魯國講學(xué)，孔子之門，三盈三虛，唯顏回不去，那么《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應(yīng)有記載，因為顏回是孔子第一學(xué)生，是《仲尼弟子列傳》第一傳主，是孔子第一配享，如有“三盈三虛”偉跡，為何無人知曉，唯東漢王充言及？其次，孔子說：“自吾有回，門人益親”，何以“三盈三虛”？孔門事師如父，少正卯竟能“三盈三虛”，足見其魅力之大勢力之強，何以生前無載死后無名？最重要的是，“交惡”論完全不符合孔子的處事風(fēng)格?？鬃釉隰斎谓痰臅r候，曾去齊國，齊景公欲封以尼谿田，因晏子阻撓而不得，斷送孔子從政良機，較之三盈三虛，豈不更為可恨？但是17年后，晏子逝世，孔子卻對他高度評價：“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此事發(fā)生在誅卯之前二年，可見孔子決非睚眥必報、公報私仇之人。實質(zhì)上，縱有“三盈三虛”，孔子也“人不知而不慍”，不遷怒不貳過，而是“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nèi)自省也”，斷斷不會遷怒于少正卯?！捌堉居谌室樱瑹o惡也”。
其次，王充其人好狂狷，其行有莊子之氣，不顧細(xì)謹(jǐn)，言不足信。王充出身“孤門細(xì)族”，“博通眾流百家之言”，“好博覽而不守章句”，強調(diào)“舉大義而已”，特別瞧不起漢朝儒生尋章摘句、墨守教條的做法，所以其言其文，放言無忌，好作“離經(jīng)背道”“非圣無法”之論，缺乏“文章千古事”的科學(xué)嚴(yán)謹(jǐn)態(tài)度。這從《論衡》多處可見，他之編造孔子與少正卯“交惡”的故事，并非為了侮圣，而是強調(diào)知圣之難。
最后，“交惡”論也非空穴來風(fēng)，也有其疊加生成的依據(jù)。關(guān)于少正卯，陸賈稱之為“讒夫似賢，美言似信，聽之者惑，觀之者冥”“甘言之所嘉，靡不為之傾”，足見此人“善言”；《荀子》稱之為“魯之聞人”足見此人“著名”，《說苑》談到子誅少正卯之后，“門人聞之，趨而進，至者不言，其意皆一也”足見其人“得眾”，“子貢后至，趨而進”可見“子貢之惑”，王充將這些情節(jié)拼湊、加工、潤色，制造出誅卯5.0版。
以上將歷史上疊加生成的“子誅少正卯”案件，以逆向倒推的方式進行了真相還原，即：孔子誅少正卯，但是孔子沒有殺少正卯。
注釋：
[1]黎靖德：《朱子語類》卷93，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2352頁。
[2]崔述：《崔東壁遺書》卷2《洙泗考信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3]李學(xué)勤：《周易經(jīng)傳溯源》，長春出版社1992年版，第104頁。
[4]《史記·儒林列傳》，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700頁。
[5]《漢書·司馬遷傳》，中華書局1999年版，第2070頁。
[6]《漢書·司馬遷傳》，第1513頁。
[7]李學(xué)勤：《十三經(jīng)注疏·禮記正義》下，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1999年版，第412頁。
[8]李學(xué)勤：《十三經(jīng)注疏·周禮注疏》，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1999年版，第3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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