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陶宛毛片,在线欧美精品XXX,aaa成人电影视频,碰碰AV网

張栻與“湖湘文統(tǒng)”

作者：張申平（清華大學 重慶科技學院）

來源：原載于《斯文：張栻、儒學與家國建構》，周景耀主編，光明日報出版社2016年5月版

時間：孔子二五六八年歲次丁酉六月十五日丙甲

           耶穌2017年7月8日

一、何謂湖湘文統(tǒng)

宋代學派林立，學統(tǒng)四起，而湖湘學統(tǒng)以地域特色鮮明、學術師傳清晰等特色躋身其中。對于湖湘學統(tǒng)的學術淵源，南宋真德秀（1178-1235）有一個詳細的描述：

“方今學術源流之盛，未有出湖湘之右者。蓋前則有濂溪先生周元公，生于舂陵，以其心悟獨得之學，著為《通書》、《太極圖》，昭示來世。上承孔孟之統(tǒng)，下啟河洛之傳。中則有胡文定公，以所聞于程氏者，設教衡岳之下，其所為《春秋傳》，專以息邪說，距诐行，扶皇極，正人心為本。自熙寧以后，此學廢絕，公書一出，大義復明。其子致堂、五峰二先生，又以得于家庭者，進則施諸用，退則淑其徒，所著《論語詳說》、《讀史》、《知言》等書，皆有益于后學。近則有南軒先生張宣公，寓于茲土?；掴窒壬煳墓謬L臨鎮(zhèn)焉。二先生之學，源流實出于一，而其所以發(fā)明究極者，又皆集諸老之大成，理義之秘，至是無復余蘊。此邦之士，登門墻，承聲欬者甚眾，故人才輩出，有非它郡國所可及。”[1]真德秀之說影響很大，它大致樹立了湖湘之學的發(fā)展脈絡和學術源流，湖湘學統(tǒng)的基本框架和輪廓被確定下來并受到學界認可。如《宋元學案·五峰學案序錄》指出：“紹興諸儒，所造莫出五峰（胡宏）之上。其所做《知言》，東萊（呂祖謙）以為過于《正蒙》，卒開湖湘之學統(tǒng)?！盵2]再如黃宗羲（1610-1695）言：“湖南一派，在當時為最盛，然大端發(fā)露，無從容不迫氣象。自南軒出，而與考亭相講究，去短集長，其言語之過者裁之歸于平正?！凶?，考無咎’，其南軒之謂與。”[3]可見，湖湘學統(tǒng)、湖南一派等語詞，以及張栻（1133-1180）在湖湘學派中的地位已經(jīng)被學界認可并習以為常了。

在宋學研究領域，學界對湖湘學統(tǒng)與文學的關系，以及湖湘文學的特色等問題關注已久，但明確提出“湖湘文統(tǒng)”的概念，并關注湖湘學統(tǒng)與湖湘文統(tǒng)關系的，朱漢民可謂走在前列。他從地域性的文學傳統(tǒng)的研究視角，認為提出“湖湘文統(tǒng)”的依據(jù)是“湖湘文化前后相繼的‘文氣’，具體而言是‘文’對主體自我真實‘性’、‘情’的表達。‘學術旨趣’是‘學統(tǒng)’得以建立的依據(jù)，而‘文氣’則是‘文統(tǒng)’建立的依據(jù)?！彼赋鰪臐h唐到明清，湖湘文學“有一個貫穿歷史的文化現(xiàn)象，均充滿著一種真情至性的文氣，通過文學形式來表達、展現(xiàn)自己發(fā)自內心的真實情感，進而表達這種由情至性的精神氣質，這才是屈原所奠定的湖湘文統(tǒng)的核心。”[4]

朱漢民從文學的抒情性、審美性等本質屬性方面來把握湖湘文統(tǒng)的建構問題，從古代文論的一個核心范疇“文氣”著眼來體察湖湘文學的思想精神和氣質風格，可謂把握了文統(tǒng)研究的關鍵，很符合文學研究的基本規(guī)律，也很有啟發(fā)意義。從屈原到賈誼、劉禹錫、柳宗元、周敦頤、胡安國、胡宏、張栻、王夫之、魏源、曾國藩、譚嗣同等，在這些或流寓、或土生的學者文人的文學作品中，的確存在著一種獨特的湖湘文化精神氣質。

除了充盈性情的“文氣”、“文風”等因素之外，應該還有很多可以成為傳統(tǒng)的東西進入“文統(tǒng)”的視野。譬如，對于“文學”概念的認識，文章主旨觀念和結構安排，以及文學表現(xiàn)手法等諸多方面。如目前，有研究者指出南宋湖湘學派因其理學追求的一致性，使其各階段大家的文學思想和作品主要內容呈現(xiàn)出一些共同特征，如“重道輕文的文學觀念”，“論道論學的本色追求”，以及“慷慨論政的經(jīng)世趨向”等。[5]這些南宋湖湘學派文學作品的整體特征，在一定意義上，也就成了當時的湖湘文統(tǒng)。

對于文統(tǒng)概念的不同理解，有時候會造成研究對象和重點的差異。朱漢民比較了歷史文獻中的“文統(tǒng)”概念，認為其是一個多義的概念。其一，“文統(tǒng)”是指文章的整體布局；其二，“文統(tǒng)”是強調政治意義上的文治；其三，是從文學傳統(tǒng)意義上使用“文統(tǒng)”?；蛑傅赜蛐晕膶W傳統(tǒng)，或有“文學正統(tǒng)”之義。[6]他比較全面羅列了文統(tǒng)的幾種涵義，其中“文學正統(tǒng)”的概念，呼應了文學史上如宋代文學觀念中存在的“文章正統(tǒng)”等理念。

概括而言，文學意義上的“文統(tǒng)”就是文學正統(tǒng)和文學傳統(tǒng)。前者大致包括了古人關于文學、文章的正統(tǒng)理念，以及對文學發(fā)展統(tǒng)續(xù)的理解和看法，也包括了各種文體的因革流變及其規(guī)律；后者包括理論方面的文學主張、批評觀念等的傳承，和文學創(chuàng)作實踐所呈現(xiàn)的思想傾向、表現(xiàn)方法和風格特征等方面內容。相比較于文學的外部因素，文統(tǒng)對文學發(fā)展的影響更直接、更顯著。

相比較于文統(tǒng)，道統(tǒng)的觀念產(chǎn)生更早，而且文與道的關系一直是古代文論領域中重要的論題，文統(tǒng)觀與道統(tǒng)觀也是分不開的。唐宋以后的文統(tǒng)觀，多強調文學對儒家倫理道德承載作用，甚至于把儒家思想視為文學的生命。古代文統(tǒng)觀因為對于正統(tǒng)、統(tǒng)續(xù)的強調，故而重視文學的復古精神，注重文學傳統(tǒng)的源流和因革。因此說，文統(tǒng)中會包含豐富的文學藝術規(guī)范和文章組織程式，以及這些規(guī)范和程式形成的過程，還有相關的理論批評和創(chuàng)作實踐。所有這些文統(tǒng)因素，既是文學自身的約束和軌范，也是其發(fā)展、變化的依據(jù)和動力。

那么，就湖湘文統(tǒng)而言，若對自先秦到明清兩千多年湖湘文學的發(fā)展傳統(tǒng)進行一個全面而準確的把握和界定，并非易事。就朱漢民先生所言的自屈原開始形成的湖湘文統(tǒng)“充滿著一種真情至性的文氣”，這種特點固然為湖湘文學所有，但如此概括未免有些籠統(tǒng)。因為在歷史的長時段中，每個時代的文化思潮和文學發(fā)展的規(guī)律都有所不同，因此各時代自有其個性特點。關鍵的歷史人物會為時代的文學色彩增輝，但只有和時代的脈搏相合拍，才能奏出或華美、或雄壯、或深沉的樂章來。

張立文認為，“張栻為湖湘學集成，系統(tǒng)闡述了湖湘學理論思維，以太極為核心范疇，圓融理、性、心等范疇，展開其邏輯結構，企圖將道學的核心范疇加以融突和合。”[7]張栻思想集湖湘學之大成，并對朱熹產(chǎn)生了很大影響；同時，張栻的文學成就也稱得上是南宋湖湘學派中最為突出的，故對其文學觀念和創(chuàng)作實踐的研究是探究湖湘文統(tǒng)的最佳捷徑。宋人有著強烈的正統(tǒng)、統(tǒng)續(xù)意識，宋學門派林立，學統(tǒng)紛紜，宋代文學也有著豐富而復雜的文統(tǒng)脈絡。張栻作為宋代湖湘之學建構和傳承的關鍵人物，他的理學家、教育家和文學家的獨特身份，以及文學創(chuàng)作的出色成就，是研究湖湘文統(tǒng)的典型標本，意義非凡。對張栻文學特色的研究，可以幫助我們比較具體清晰地認識湖湘文統(tǒng)在南宋時期的發(fā)展狀況。

二、“發(fā)身文學”與文質彬彬的“至文”觀

（一）“發(fā)身文學”

南宋真德秀（1178-1235）評價張栻：“發(fā)身文學，師表俊才。著述經(jīng)史，儒道宏開?！闭娴滦闼浴拔膶W”是指文章博學的意思，和“孔門四科”德行、言語、政事、文學中的涵義相同。這雖然不是現(xiàn)代意義的“文學”概念，不過也包含了文學的因素在里面。

張栻在其短暫的四十八年人生中，留下了豐富的著述，大致有《癸巳論語解》十卷、《癸巳孟子說》七卷、《南軒易說》五卷、《南軒先生文集》四十四卷、《漢丞相諸葛忠武侯傳》一卷、《南岳唱酬集》一卷、《希顏錄》（佚）、《太極圖說》（佚）、《洙泗言仁說》（佚）等。張栻《南軒集》有詩歌六卷450首，其中古詩119，律詩331，此外《南軒集補遺》尚有40首?！赌宪幖纷髌奉}材包括：詞、賦、詩歌（七卷），表、啟（一卷），記（五卷），序（二卷），史論（二卷），書（十卷），答問（四卷），題跋（三卷），銘、箴、贊（一卷），墓志銘（五卷），祝文（一卷），祭文（二卷）。張栻作品集子目前有楊世文、王蓉貴編輯的《張栻全集》行世。張栻如此豐富的文學作品在南宋理學詩人、湖湘學者中都是屈指可數(shù)的，即便是在整個南宋文壇中也是為數(shù)不多的。但歷史上人們較多把張栻視為理學家，比較看重他的學術淵源和理學成就，以及其道德品性和事功建樹等。如宋人楊汝明《南軒先生張宣公復謚議》云：“宋興百年，濂溪二程發(fā)明于前，呂謝游楊扶持于后。義理貫徹，夐出前儒。公與晦庵朱氏，出而嗣之，相為師友，于是演迤溥博，丕闡于世。得其大者，足以名當世；得其小者，亦足善一身?？颊摐Y源所自，公力居多?！薄肮骼碇敧?，學精行成，是謂體和居中；公之德言俱立，君信民孚，是謂美聞周達?！盵8]

和張栻并稱“朱張”的朱熹（1130-1200）對張栻向來是贊不絕口，并常常不由自主地把自己和其比較。朱熹曾言：“己之學乃銖積寸累而成，如敬夫，則于大本卓然先有見者也。”（《宋史·道學傳》）。時人和后人也常習慣把朱熹、張栻相提并論。如陳亮（1143-1194）言：“乾道間東萊呂伯恭，新安朱元晦及荊州（張栻）鼎立，為一代學者宗師?！保ā蛾惲良肪矶唬耙淮鷮W者宗師”評價甚高，也恰切反映了張栻在書院教育和學術成就方面的地位。黃宗羲認為張栻“見識高，踐履又實”，“朱子生平相與切磋得力者，東萊、象山、南軒數(shù)人而已。東萊則言其雜，象山則言其禪，惟于南軒，為所佩服。一則曰：‘敬夫見識，卓然不可及。從游之久，反復開益為多?！粍t曰：‘敬夫學問愈高，所見卓然，議論出人表。近讀其語，不覺胸中灑然，誠可嘆服。’然南軒非與朱子反復辯難，亦焉取斯哉！”[9]可見無論是朱熹還是旁觀者，都看到了張栻對朱熹的巨大影響。誠如全祖望（1705-1755）所言，“向使南軒得永其年，所造更不知如何也。”[10]全祖望還認為：“宣公（張栻）身后，湖湘弟子有從止齋、岷隱游者。然如彭忠肅公之節(jié)概，吳文定公之勛名，二游、文清、莊簡公之德器，以至胡盤谷輩，岳麓之巨子也。再傳而得漫塘（劉宰）、實齋（王遂）。誰謂張氏之后弱于朱乎！”[11]全祖望充分肯定了張栻湖湘學在其身前死后的重大和久遠影響。

（二）文質彬彬的“至文”觀

張栻對文學的看法，首先見之于其提倡“至文”的文學標準論。張栻永州為官時期所作《雙鳳亭記》言：“古之所謂文者，非特言語之工、誦讀之博而己。蓋將以治其身，使動率于禮，在內者粹然，而在外者彬彬焉。故其本不過于治身而己，而其極可施用于天下，此之謂至文。使永之士益知斯之為文而進焉，則將燦然如鄒、魯之士，而無愧于古，斯其為祥也大矣”。[12]張栻所言之“文”是和“質”相對的治身、明禮之“至文”，其“至文”思想來源于先秦儒家所提倡的“文質彬彬”[13]的觀念，這是和“言語之工、誦讀之博”的文學才能有著根本區(qū)別。

“至文”一詞最初并不是就文學而言，它是指君子那種富于文飾、溫文爾雅的人文風度。如《荀子·不茍》言：“君子寬而不僈，廉而不劌，辯而不爭，察而不激，寡立而不勝，堅強而不暴，柔從而不流，恭敬謹慎而容，夫是之謂至文?！对姟吩唬骸疁販毓?，惟德之基?！酥^矣?！焙笕硕喟选爸廖摹庇脕硇稳菸膶W，大致是指最好品質、最高境界的文學作品。如宋代陳淳認為：“蓋理義明，則文字議論益有精神，光采耀然。從肺腑中流出，自切人情、當物理，為天下之至文，而非常情所及者。”[14]“若濓溪、關洛諸儒宗不為文，惟其道體昭明，間有著書遺言一二篇，實與圣經(jīng)相表里，為萬世之至文。歷考古今其文之粹者，未有不根本于道?！盵15]看得出宋人的“至文”觀，總是和“道理”分不開的。再如明代李贄認為“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盵16]明代袁宏道《聽朱生說水滸傳》也提到至文：“少年工諧謔，頗溺《滑稽傳》。乃來聽《水滸》，文字益奇變。六經(jīng)非至文，馬遷失組練。一雨快西風，聽君酣舌戰(zhàn)?！盵17]黃宗羲認為：“所謂‘文’者，未有不寫其心之所明者也。心茍未明，劬勞憔悴于章句之間，不過枝葉耳，無所附之而生。故古今來，不必文人始有至文，凡九流百家以其所明者，沛然隨地涌出，便是至文。”[18]可見，“至文”作為文學的最高評價標準，是被文人學者們廣泛使用和接受的，但具體語境中它的涵義是有所區(qū)別的。

張栻以儒家“中庸”、“中和”等標準看待“文”與“質”的關系，認為二者不可偏勝，名與實應相符。他指出：“文質偏勝，則事理不得其中，故必以彬彬為貴也。彬彬者，內外相濟之意，非涵養(yǎng)深厚者莫能然也。夫有質而后有文，質者本也。然質之勝則失于疏略而無序，故當修勉而進其文，是則文者所以行其質也。若文或勝焉，則失于繁冗而沒實，故當敦篤而反其質，是則質者所以約其文也。雖然，以二者論之，若未得中，而有所偏勝，與其失而為府史之史，無亦寧為野人之野乎？亦不可以不知也?！保ā墩撜Z解》）[19]張栻看到了“文”與“質”的互補效應，“文質彬彬”實質上是文學涵養(yǎng)深厚者內外相濟精神風貌的外化。質勝者“失于疏略而無序”，故當進其文；文勝者“失于繁冗而沒實”，“故當敦篤而反其質”。但張栻從根本上來言還是重視“質”的，看重“質者所以約其文”的功用。

張栻“至文”觀是建立在他對讀書人為學目的的看法之上的。他在多篇“學記”類文章中，都突出強調了儒家明人倫、修德行的為學目的，并特別強調士子入學讀書不能滿足于獲取修辭綴文的浮泛技巧。如其《邵州復舊學記》言：

“然嘗考先生（周敦頤）所以建學造士之本意，蓋將使士者講夫仁義禮智之彝，以明夫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以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事蓋甚大矣，而為之則有其序，教之則有其方。故必先使之從事于小學，習乎六藝之節(jié)，講乎為弟、為子之職，而躬乎灑掃應對進退之事，周旋乎俎豆羽龠之間，優(yōu)游于弦歌誦詩之際，有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齊其耳目，一其心志，所謂大學之道格物致知者，由是可以進焉?！薄昂笫乐畬W校，朝夕所講，不過綴緝文辭，以為規(guī)取利祿之計，亦與古之道大戾矣。上之人所以教養(yǎng)成就之者，夫豈端為是哉！”[20]

張栻認為學校教育之于學子，其教學內容無論是灑掃應對進退之舉，還是小學、六藝及俎豆之事，都是一種歷練、約束和熏陶，最終都是為了通向大學之道，如此方為進學。如果僅僅以“綴緝文辭”、杜撰高頭講章來博取科舉功名，那就和自古以來的儒家教育宗旨背道而馳了。張栻就古今教育的差異進行了比較，他認為三代以來，國家和鄉(xiāng)黨之學，可供學子“朝夕優(yōu)游于弦誦詠歌之中”，“士生其時，藏修游息于其間，誦其言而不知其味，玩其文而會其理，德業(yè)之進，日引月長，自宜然也?！盵21]然而如今，“國朝之學，視漢唐為盛，郡縣皆得置學。郡有教授以掌治之，部刺史、守令佐又得兼領其亊，亦既重矣；而士之居焉者大抵操筆習為文辭，以求應有司之程耳。嗟乎！是豈國家所望于多士之意哉！雖教養(yǎng)之法疑若未盡復古，然為士者豈可不思士之所以為士者果為何亊也哉？”[22]（《郴州學記》）針對宋朝雖大力辦學，校舍遍布，但士子為學目的不純正的現(xiàn)象，他疾首痛心地批判求學者“操筆習為文辭，以求應有司之程”的行徑，并發(fā)自肺腑地呼吁“為士者豈可不思士之所以為士者果為何事也哉”？再如《欽州學記》中，張栻同樣一針見血地指出：“今夫通都大邑，操觚習辭，發(fā)策決科，肩摩袂屬，必如是而后謂之多士乎哉？殆未然也。”[23]

三、斯文與斯道：“知道而健于文”

朱熹曾在《跋張敬夫為石子重作傳心閣銘》（《晦庵集》卷八一）稱贊南軒“知道而健于文”[24]，這作為對張栻的一個準確概括，突出了其文學創(chuàng)作活動中“道”與“文”的融洽關系。張栻自幼蒙受家學淵源，浸潤儒道甚早?！耳Q林玉露》“高宗眷紫巖條”記載：“宋高宗嘗問張魏公：‘卿兒想甚長成？’魏公對曰：‘臣子栻年十四，脫然可與語圣人之道?！盵25]難怪紹興三十一年（1161），胡宏見到前來拜師的二十九歲的張栻，情不自禁贊嘆說：“敬夫特訪陋居，一見真如故交，言氣契合，天下之英也。見其胸中甚正且大，日進不息，不可以淺局量也。河南之門，有人繼起，幸甚！幸甚！”[26]并向張栻傳授“孔門論仁親切之旨”。胡宏視張栻為二程洛學傳人，這和后來張栻成為湖湘學集大成者之情形相符，反映了張栻道學門徑之正，進學之深，難怪《宋史》把他列入《道學傳》。

張栻為文雖然也重視“道”，但并沒有像二程那樣旗幟鮮明地主張“作文害道”，且強烈地貶低“文”的作用。張栻的文學才華和寫作藝術得到了后人的推崇。如清代陳鐘祥《南軒全集·敘》曰：“先生為有宋一代巨儒，少從胡文定公學，朱子稱其聞道最早，生平與往還論辨最多。今讀其《全書》，其講義、表、疏，則開國承家，藹然忠孝之言，與富、范諸公相揖讓也；其學記、序、說，則發(fā)聾啟聵，毅然絕續(xù)自任，與歐、曾諸子相頡頏也；其古、近體詩，則能兼陶、韋之趣，說理而不流于腐，言情而最得其真；其史論則克綜馬、班之長，深明乎治亂之故，切究乎賢奸之跡。至其與當時友朋論學諸啟，及與元晦秘書，則又合周、程、張、邵性道之淵源，天人之精蘊，而獨探其奧、抉其微，與諸子相發(fā)明，六經(jīng)為羽翼。”[27]

這段評價較全面概括了張栻各種文體的藝術特點和巨大成就，認為他不僅在理學方面和周、程、邵、朱諸子相互發(fā)明，探奧抉微，而且在道德文章方面也是忠孝節(jié)義昭然若揭，言志抒情眾體兼善，講史論政獨樹一幟，可以稱得上和宋代諸位豪俊并駕齊驅。

張栻所作“學記”、“序跋”之類文章，除了弘揚三代以來的儒家教育理念之外，還特別強調學校教育要“傳斯道”、“濟斯民”，斯道就是“義理”。張栻在《潭州重修岳麓書院記》言：“侯（劉珙）之為是舉也，豈將使子群居族譚，但為決科利祿計乎？抑豈使子習為言語文詞之工而已乎？蓋欲成就人才，以傳斯道而濟斯民也?！盵28]他支持劉珙重修岳麓書院，親自執(zhí)教并實際主持了岳麓書院的日常管理工作，發(fā)揚了岳麓書院自朱洞、周式以來的優(yōu)良辦學傳統(tǒng)。此時，他針對當時宋朝教育發(fā)展狀況，對岳麓書院的歷史使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從此，書院作為一種特殊的修身、教育和學術研究機構，和學校有了更為明顯的區(qū)別，尤其是在理學研修和傳播方面，書院更是理學家的主要陣地。

不僅僅是書院教育活動，張栻認為一切“誦詩、讀書、講禮、習樂”的行為，都應該“以涵泳其性情，而興發(fā)于義理”為目的（《雷州學記》）。[29]他指出儒生、文人是兩類不同的人，有著不同的為學目的。如《道州重建濂溪周先生祠堂記》中言：“蓋自孔孟沒，而其微言僅存于簡編，更秦火之余，漢世儒者號為窮經(jīng)學古，不過求于訓詁章句之間，其于文義不能無時有所益。然大本之不究，圣賢之心郁而不章，而又有顓從事于文辭者，其去古益以遠，經(jīng)生、文士，自歧為二途?！盵30]正是因為經(jīng)生、文士的分歧，才使得一些讀書人重視文章辭藻而忽視德行修養(yǎng)；再加上佛教、道家等思潮對傳統(tǒng)儒家理念權威地位的沖擊，一些讀書人迷失了為學的方向，失去了儒家格物致知、修齊治平的人生目標追求，故而耽于文辭。為此，張栻在《桂陽軍學記》中明確指出：“蓋自異端之說行，而士迷其本真，文采之習勝，而士趨于蹇淺，又況平日群居之所從事，不過為覓舉謀利計耳。如是而讀圣賢之書，不亦難乎！故學者當以立志為先，不為異端怵，不為文采眩，不為利祿汩，而后庶幾可以言讀書矣?！盵31]可見，張栻并不是從本質上輕視文學，只是擔心學子們像被異端所惑一樣，沉迷于文學不能自拔。這是從為學目的而生發(fā)的擔憂，也是很有現(xiàn)實勸誡意義的。

四、湖湘文統(tǒng)視野下的張栻文學特質

張栻的文學主張與胡安國、胡宏等湖湘學統(tǒng)序列中人物有著一脈相承的關系。張栻對包括二程文學觀在內的前輩主張多有借鑒和發(fā)揮。如他認可程頤“理是本，文是末”的思想，在《答游誠之》中說：“程子之意，謂禮字上有理有文，理是本，文是末。然本末一貫，通謂之禮也。然有理而后有文，曰推此理則甚有事，謂天地間莫不然也。[32]張栻在對二程等人的文學思想進行比較深入的闡釋和合理的發(fā)揮的同時，也提出了自己對文學的獨特認識，并行之于創(chuàng)作實踐。這主要表現(xiàn)在以下方面。

（一）“學者之詩”與“性情之正”

1.“學者之詩”

“學者之詩”說的提出，是張栻作為理學家對于宋代詩學理論的重要建樹，也是其“湖湘文統(tǒng)”的特質之一。元代盛如梓《庶齋老學叢談》卷中記載：“有以詩集呈南軒先生，先生曰：‘詩人之詩也，可惜不禁咀嚼?！騿柶涔?，曰：‘非學者之詩。學者詩讀著似質，卻有無限滋味，涵泳愈久，愈覺深長。’又曰：‘詩者紀一時之實，只要據(jù)眼前實說。古詩皆是道當時事，今人作詩多愛裝造語言，只要斗好，卻不思一語不實，便是欺。這上面欺，將何往不欺?！盵33]

張栻著眼文質關系，把詩歌分為“詩人之詩”與“學者之詩”，二者的區(qū)別就在于以文勝還是以質勝。理學家們大抵都是重道輕文，故傾向于質勝之詩歌。雖然“質勝文則野”，但比較而言，他們更贊賞那些“讀著似質”，卻有“無限滋味”的學者之詩，其原因是“涵泳愈久，愈覺深長”；而詩人之詩雖好，“可惜不禁咀嚼”。張栻的“學者之詩”理論，不僅延續(xù)了古代傳統(tǒng)文論中“滋味說”的基本觀點，也涵攝了文質關系的相關理論，同時還提出了“涵泳”的文學接受方法。這種建立在繼承傳統(tǒng)文論思想基礎上的文學創(chuàng)作、批評和接受觀念，雖然帶有鮮明的理學家身份標簽和宋學時代色彩，但依然顯示了宋代文學理論發(fā)展的大致軌跡，成為宋代文論史線索上的重要一環(huán)，具有極大的典型性和代表意義。

根據(jù)詩人的身份、學識、性情稟賦等因素區(qū)別出“詩人之詩”與“學者之詩”，這關注了作者與作品之間的深刻聯(lián)系，也是古代文論中“知人論世”、“以意逆志”等思想的合理發(fā)展。張栻“學者之詩”的觀念，影響了同時代的朱熹、真德秀、金履祥等人。如《四庫全書總目》言：“朱子欲分古詩為兩編而不果。朱子于詩學頗邃，殆深知文質之正變，裁取為難。自真德秀《文章正宗》出，始別為談理之詩。然其時助成其稿者為劉克莊，德秀特因而刪潤之。故所黜者或稍過，而所錄者尚未離乎詩。自履祥是編（《濂洛風雅》）出，而道學之詩與詩人之詩千秋楚越矣。夫德行、文章，孔門即分為二科。儒林、道學、文苑，《宋史》且別為三傳。言豈一端，各有當也。以濂洛之理責李杜，李杜不能爭，天下亦不敢代為李杜爭。然而天下學為詩者，終宗李杜，不宗濂洛也。此其故可深長思矣?！盵34]這段話既描述了宋代“道學之詩”與“詩人之詩”分野的里程，也含蓄地表達了對詩歌文學特性的看法，言辭之間，有所軒輊和取舍的傾向。

2.“性情之正”

張栻肯定“學者之詩”，認為學者之學術涵養(yǎng)有助其“識夫性情之正”。他沒有過多否認“詩人之詩”，也沒有武斷地認定學者只能創(chuàng)作“學者之詩”，而詩人則只能寫出不耐咀嚼的“詩人之詩”。張栻認為學者與詩人、“學者之詩”與“詩人之詩”之間，也有著溝通的可能性。如他認為“《詩》三百篇，美惡怨刺雖有不同，而其言之發(fā)皆出于惻怛之公心，而非有他也，故‘思無邪’一語可以蔽之。學者學乎詩，則有以識夫性情之正矣。”[35]《詩經(jīng)》三百篇經(jīng)過孔子的精挑細選，具有“思無邪”的特點，三百篇均發(fā)自“惻怛之公心”，“本于情性之正”。張栻認為學者學詩，應該反復涵泳其旨意，如此方可“識夫性情之正”。再如張栻解《關雎》道：“哀者，情之為也，而其理具于性。樂而至于淫，哀而至于傷，則是情之流而性之汩矣。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發(fā)不逾節(jié)，性情之正也。”[36]從張栻對《詩經(jīng)》的看法，可以看出他并不是一味否定詩歌的抒情特征；相反，圣人之哲思須從反復涵泳之中得到，需要借助于詩歌的起興功能，方可識得“性情之正”。再如他為胡宏詩文集作序時候說：“惟先生非有意于為文者也，其一時詠歌之所發(fā)，蓋所以舒寫其性情，而其他述作與夫答問往來之書，又皆所以明道義而參異同，非若世之為文者徒從事于言語之間而已也。”[37]從這里看得出，他對于胡宏“舒寫其性情”和“明道義而參異同”的詩文都是肯定的，贊賞胡宏非有意為文，為人造情的做法。這顯示張栻充分認識了詩歌的文學特征，沒有以一個理學家的眼光去抹殺文學本乎性情的審美特質。

《中庸》認為，“喜怒哀樂之未發(fā)，謂之中；發(fā)而皆中節(jié)，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至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盵38]這段話對“中和”之義進行解釋，后來儒者多在此基礎上有所發(fā)明。張栻深究“未發(fā)”和“已發(fā)”之別，認為“蓋未發(fā)之時，此理亭亭當當，渾然在中，發(fā)而中節(jié)，即其在中之理，形乎事事物物之間而無不完也，非是方其發(fā)時，別為一物以主張之于內也。情即性之發(fā)見也，雖有發(fā)與未發(fā)之殊，而性則無內外耳。若夫發(fā)而不中節(jié)，則是失其情之正，而淪其情之理。”[39]張栻圍繞“理”、“性”、“情”三者的關系，認為不管是“已發(fā)”還是“未發(fā)”，判斷其性情之正的關鍵標準是“中節(jié)”、“中和”與否?！叭舴虬l(fā)而不中節(jié)，則是失其情之正，而淪其情之理?！睆倪@里可以看出張栻對屈原開創(chuàng)的重視情性發(fā)抒的湖湘文風和文統(tǒng)的發(fā)展，他認為“性情之正”是詩歌等文學作品價值判斷的重要標準。

（二）“德人之言”與“輞川遺意”

張栻和朱熹一樣，骨子里是喜歡詩歌的。他和朱熹、林擇之等人游覽南岳，他們不由自主創(chuàng)作了一百四十九首詩歌，編為《南岳唱酬集》。張栻在《南岳唱酬序》中道：“蓋自甲戍至庚辰凡七日，經(jīng)行上下數(shù)百里，景物之美不可殫敘，間亦發(fā)于吟詠，更迭唱酬，倒囊得百四十有九篇。雖一時之作不能盡工，然亦可以見耳目所歷與夫興寄所托，異日或有考焉，乃裒而錄之。方己卯之夕，中夜凜然，撥殘火相對，念吾三人是數(shù)日間，亦荒于詩矣。大抵事無大小美惡，流而不返，皆足以喪志，于是始定要束，翼日當止。蓋是后事雖有可歌者，亦不復見于詩矣。嗟乎，覽是編者，其亦以吾三人者自做乎哉！”[40]張栻因為理學家的自覺，理智地秉持著“作文妨道”的觀點，自覺約束自己的文學創(chuàng)作。

雖然如此，他還是留下了可觀的文學財富，并顯示出高超的藝術水準。張栻文學方面對后世的影響之所以不如理學成就彰顯，當源自朱、張及其后學對于理學家的角色認知，他們有意無意間壓制和貶抑了自己的文學成就。如朱熹所作《跋張敬夫所書城南書院詩》道：“久聞敬夫城南景物之勝，常恨未得往游其間。今讀此詩，便覺風篁水月，去人不遠。然敬夫道學之懿，為世醇儒，今乃欲以筆札之工追蹤前作，豈其戲耶？不然則敬夫之豪邁奔逸，與西臺之溫厚靚深，其得失之算，必有能辨之者?！盵41]張栻的城南書院詩歌寫得自然貼切、活色生香，讀其詩便覺“風篁水月，去人不遠”，詩歌的藝術再現(xiàn)和感染能力得到了很好的發(fā)揮。朱熹非常贊賞張栻的敏捷文思，曾說“南軒文字極易成。嘗見其就腿上起草，頃刻便就”。[42]再如朱熹《跋武侯像贊》（《晦庵集》卷八三）記載，“乾道丁亥歲，予游長沙，見張敬夫書室有武侯畫像甚古，云是劉丈子駒家藏唐閻立本筆，因謂敬夫：‘盍為之贊？’敬夫欣然口占立就，語簡意到，聞者嘆服，以為非深知武侯心事者不能道也。”[43]以上數(shù)例，足證張栻文思之敏，文才之高。

朱熹之外，同時代以及后人對張栻的詩歌、文章評價也甚高。楊萬里《誠齋詩話》言：“張欽夫深于經(jīng)學，初不作意于文字間，而每下筆必造極”，且舉張栻紹興辛巳年《代父謝上表》為例，稱“其辭平，其味永，其韻孤，豈作意為之者？”[44]南宋黃震《黃氏日鈔》（卷三九）比較了朱熹和張栻二人，認為“晦翁之言，精到開拓，足集諸儒之大成。先生（張栻）之文，和平含蓄，庶幾程氏之遺風?；尬檀志渴ベt之傳，排辟異說，所力任者在萬世之道統(tǒng)；先生將命君父之間，誓誅仇敵，所力任者在萬世之綱常?！盵45]元代方回贊他的詩歌“以胸中天趣勝”[46]，“瀟然出塵”[47]。

1.“德人之言”

對張栻詩歌和人品結合起來高度評價的，羅大經(jīng)的“德人之言”說格外引人注目。羅大經(jīng)《鶴林玉露》言：“張宣公《題南城》云：‘坡頭望西山，秋意已如許。云影度江來，霏霏半空雨?！稏|渚》云：‘團團凌風桂，宛在水之東。月色穿林影，卻下碧波中。’《麗澤》云：‘長哦伐木詩，佇立以望子。日暮飛鳥歸，門前長春水?！跺濉吩疲骸饺刎M不好，濯濯清漣漪。采去不盈把，惆悵暮忘饑?！段鲙Z》云：‘系舟西岸邊，幅巾自來去。島嶼花木深，蟬鳴不知處?！恫闪庵邸吩疲骸⒉呦峦?，水清魚可數(shù)。卻上采菱舟，乘風過南浦。’六詩閑澹簡遠，德人之言也?！盵48]

所謂德人，即有德之人?！肚f子·天地》言：“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不藏是非美惡?！?賈誼《鵩鳥賦》言：“德人無累兮，知命不憂?！鼻赜^《俞紫芝字序》言：“天下皆知有物所以失己也，不知有己所以失己也，而德人知之?！钡氯藷o思無慮、無己不累、知命不憂，故心態(tài)恬淡，存意高遠，境界非常人可及。張栻在文學上推崇平淡沖和、含蓄簡遠、自然質實的風格，黃震《黃氏日抄》（卷三九）曾評價其文章說，“先生之文，和平含蓄，庶幾程氏之遺風?！盵49]張栻詩歌作品也踐履了他的這種審美理念，故被贊譽為“德人之言”。這是對他道德文章的極高評價，也是其作品獨特魅力之所在。

張栻“閑澹簡遠”、“和平含蓄”的文學風格和他哲學上的“中和”思想分不開的。有研究者認為他的哲學文本和文學文本具有互文性，可以比較閱讀，如指出“張栻《后杞菊賦》寓意于物，以‘杞菊’意象呈現(xiàn)中和之性，表現(xiàn)物我相得的自適心態(tài)。就體物所達到的思想深度而言，其本于湖湘學的哲學底蘊遠遠超過了陸龜蒙、蘇軾、張耒的賦作?！盵50]另外，張栻特別推崇陶淵明。他說：“陶靖節(jié)人品甚高，晉宋諸人所未易及。讀其詩，見其胸次灑落，八窗玲瓏，豈野馬游塵所能棲集也！”故特為友人園亭命名“采菊亭”，取自陶淵明詩句“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認為“靖節(jié)興寄深遠，特可為識者道耳?！?[51]張栻詩亦多有學陶淵明處，如《題曾氏山園十一詠·菊隱》：“不肯競桃李，甘心同艾蒿。德人一題品，愈覺風味高?！薄暗氯恕迸c菊花相映成輝，更覺德人德高，菊花品清。

相對于菊花，張栻有更多的詩篇描繪梅花。有人指出“張栻對梅花的情有獨鐘，一方面源自

宋代梅文化成熟和流行，另一方面則源自他對梅花的獨特理解，這就是賦予梅花儒家‘君子’的品格，將隱士之梅改造成君子之梅?！盵52]另外，他還繼承了歷代文人賦予梅花的多種意蘊，如“孤清高潔的人格”，“春天的使者、友情的寄托和故園的標志”等。[53]張栻對菊花和梅花這些特殊花卉的熱愛，既顯示了諸如陶淵明、林逋等人理想旨趣和文學創(chuàng)作對他的巨大影響，也反映正是張栻對這些前人“文統(tǒng)”的自覺繼承，才促成了他“德人之言”的文學特質。

2. “輞川遺意”

張栻文學作品中，詩歌、學記、序跋、書信和墓志銘等所占比例較大，且成就較為突出。尤其以寫景狀物的詩歌最為引人注目，受到的評價也很高。明代楊慎稱：“宋詩信不及唐，然其中豈無可匹體者？在選者之眼力耳?！彼J為張南軒《題城南》、《東渚》、《麗澤》、《西嶼》、《采菱舟》五詩“有王維輞川遺意，誰謂宋無詩乎？”[54]楊慎把張栻詩歌和盛唐王維詩歌相提并論，并借此說宋代亦有好詩，此評甚高，也犀角獨照地指出了張栻詩歌的“輞川遺意”。雖僅言此五首詩歌，但張栻詩歌中自然閑淡的韻味、清幽深邃的意境的確是呈現(xiàn)出了“輞川遺意”和唐詩余韻?！端膸烊珪偰俊穼垨虻脑姼杼熨x也有所贊譽，稱道“南軒先生永州所題《三亭》、《陸山》諸詩，時方二十余歲，興寄已落落穆穆如此”。[55]張栻自己曾在《論作詩》中總結其創(chuàng)作經(jīng)驗道：“作詩不可直說破，須如詩人婉而成章?！冻~》最得詩人之意。如言‘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思是人也，而不言，則思之之意深，而不可以言語形容也。若說破如何思、如何思，則意味淺矣?！盵56]

（三）家國情懷與真情至性

1.家國情懷

張栻祖籍漢州綿竹（今四川綿竹），紹興三年（1133），生于四川閬中。紹興八年（1138），隨父親旅居湖南永州。張浚、張栻父子均寓居湖湘多年。張栻年僅五歲就來到湖湘生活、求學、為官和教學，他的血脈已經(jīng)和湖湘大地上的山山水水緊緊聯(lián)系在一起，湖南已經(jīng)成為他的第二故鄉(xiāng)了。因此，張栻的許多作品中都把湖南稱為故園。如他寫到“我家湘楚山”（《筍脯一平馳寄因和去歲詩為一笑春筍未盛尚續(xù)》），“卻指飛鴻煙漠漠，故園茱菊老江潭”（《九日登千山觀》），“便覺故園渾在眼，只應漓水似瀟湘。”（《六月二十六日秀青亭初成與客同集》）張栻作品很多是描繪湖湘地區(qū)山水自然和人文遺跡的，充分表現(xiàn)了湖湘山川的獨特魅力。如其《南岳唱酬集序》寫登南岳峰頂所見奇觀：“望祝融絕頂，褰裳徑往，頂上有石，可坐數(shù)十人。時煙靄未盡澄徹，然群峰錯立，遠近異態(tài)。其外四望，渺然不知所極，如大瀛海環(huán)之，真奇觀也。湘水環(huán)帶山下，五折乃北去。寺僧指蒼莽中云：‘洞庭在焉?！砭娱w上，觀暗霞橫帶千里；夜宿方丈，月照雪屋，寒光射人，泉聲隔窗，冷然通夕，恍不知此身踞千峰之上也?！贝硕握Z言敘事、描寫、抒情交織在一起，通過對詩人切身感受的真切描述，生動傳神地表現(xiàn)了南岳衡山雄奇瑰麗的自然風光。

故園、故鄉(xiāng)、家園等意象在張栻作品中反復出現(xiàn)，這說明他有著濃厚的故園情結；再加上北方中原地區(qū)長期淪陷，宋王朝皇帝祖先的寢陵遠在洛陽，許多流亡南方的士大夫、文人祖先的墳塋也都在北方，故南宋有一點愛國情結、渴望恢復的人民普遍有一種北望中原、夢繞故鄉(xiāng)的情愫。張栻父親張浚本系“漢州綿竹人，唐宰相九齡弟九皋之后”。張浚主持北伐失敗，貶謫病死，自覺無顏見故園祖先，故叮囑葬其在湖湘。史載其手書付二子曰：“吾嘗相國，不能恢復中原，雪祖宗之恥，即死，不當葬我先人墓左，葬我衡山下足矣?！?sup>^[57]其死后葬于衡山縣南岳之陰豐林鄉(xiāng)龍?zhí)林?。張栻死后亦陪伴父親安葬于湖湘大地。幼年生活的蜀地，對于張栻來說好像一個可望不可即的夢幻家園。他常在遇到蜀人或者親朋回鄉(xiāng)的時候，在贈別的詩歌中，如“故山未遂掃松原，江頭獨立送歸時”（《送八兄》），“登臨豈不樂，邂逅枌榆思”（《送范西叔教授西歸》），“半生落南州，分與岷峨疏”（《子遠使君出守廣漢始獲傾蓋諸官賦詩贈別某廣漢人也故末章及之》），流露出對依稀故鄉(xiāng)悠長綿遠的惦念。

張栻父子都是家國意識很濃厚的人，都有著眷眷不忘的抗金報國情懷。史載張?！坝H見二帝北行，皇族系虜，生民涂炭，誓不與敵俱存，故終身不主和議”。^[58]張栻曾言“吾與金人有不共戴天之仇”^[59]?！端问贰费云洹盀槿吮砝锒慈?，勇于從義，無毫發(fā)滯吝。每進對，必自盟于心，不可以人主意悅輒有所隨順。”[60]張栻死前《遺表》“天下傳誦之”，《遺表》曰：“臣再世蒙恩，一心報國。大命至此，厥路無由。猶有微誠，不能自已。伏愿陛下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已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永清四海，克鞏丕圖。臣死之日，猶生之年?！盵61]其忠君愛國之心，至死不變，堪與諸葛孔明相比肩，故張栻的詩歌中流露了深重的家國情懷。如“忽尋故國占天際，誰看孤舟系岸邊?！保ā兜欠ㄈA臺》）“懷土昔人志，傷時此日心。長江霜潦凈，故國莫煙深。訪古多遺恨，憑欄更獨吟。細看前浦樹，生意已堪尋?！保ā冻Φ侵傩麡恰罚┻@些詩歌中，詩人那無處安放的故土、故國之思溢于言表，令人扼腕嘆息。再如其《重九日與賓佐登龍山》詩曰：“曉風獵獵笛橫秋，澤國名山九日游。萬里煙云歸老眼，千年形勢接中州。丘原到處堪懷古，萸菊隨時豈解愁。此日此心誰共領，朝宗江漢自東流?！贝嗽娋辰玳_闊，氣勢恢宏。詩人眼觀九州，思接千載。江南形勝難掩中州丘園之思，江漢東流更啟故園萸菊愁緒。

2.真情至性

張栻表現(xiàn)真情摯愛的作品很多，對父子、師生、兄弟、友朋等的關心和懷念之情充溢其間。這些作品所貫穿著的“真情至性的文氣”，這便是朱漢民所言由屈原開創(chuàng)的湖湘文學的不變文統(tǒng)。張栻現(xiàn)存詩歌絕大多數(shù)是親人、師生、朋友之間的酬唱、贈答之作，反映了他對親情、友情的重視，也通過這種真情至性的表達，體現(xiàn)了詩人對生命、人生乃至于宇宙世界的理解和闡釋。如寫給弟弟張枃（1140—1198）的詩歌很有代表性。張栻和弟弟感情極為深厚，真正到達了希望“與君世世為兄弟，更結來生未了因”（蘇軾《獄中寄子由二首》）的境地。弟弟遠行，張栻止不住地擔憂道：“別離情所鐘，會合意無斁。如何僅逾歲，復賦弟行役。歲律亦已暮，風烈雪漫漫。去路阻且長，念子衣裘單?！保ā秳e離情所鐘十二章四句送定叟弟之官嚴陵》）兄弟曠別歡聚，他又難以抑制發(fā)自心底的喜悅之情，寫道：“吾弟三年別，歸舟半月程。瘦肥應似舊，歡喜定如兄。秋日聊鴻影，涼窗聽雨聲。人間團圓樂，身外總云輕?！保ā断猜劧ㄛ诺軞w》）

張栻和朱熹之間的情感超越了普通朋友的關系，建立了亦師亦友的心靈溝通和人格上的互相敬慕。張栻《詩送元晦尊兄》寫道：“惟茲斷金友，出處寧殊謀。南山對床語，匪為林壑幽?！薄渡戏庥袘言蕖穼懙溃骸皯浌仓旆蜃?，登臨冰雪中。劇談無俗調，得句有新功。別去雁橫浦，重來月滿空。遙憐今夕意，清夢儻相同?！眱扇艘簧须m然只見過三次面，相聚的時日也不多，但是那種魂牽夢縈的靈魂伴侶之情始終揮之不去。

結語

無論是從理學還是從文學的視角來看，湖湘學派都有著其獨立的價值和意義。湖湘文統(tǒng)的存在是不爭的事實，而張栻是湖湘文統(tǒng)最為典型的代表。正像張栻理學思想集湖湘學派之大成一樣，張栻的文學理論和創(chuàng)作也受到了胡安國、胡宏等湖湘派學者的影響，在宏觀理念方面有所繼承和發(fā)揮。有研究者認為，“胡安國的文學思想包含兩個方面，一是重道輕文，二是為文尚簡?！盵62]“胡宏主要持‘斯文即斯道’的觀念，表現(xiàn)出極端鄙薄詞章之學、詩賦之文的重道輕文傾向，論文尚道、尚實，反對空言。此外，胡宏對文學的情感抒發(fā)持‘正情’和‘情之發(fā)而中節(jié)’的觀點?！盵63]可以看得出，張栻的文學思想和整個湖湘學派學者有著一致性。

清代陳鐘祥認為，對于張栻文學研究具有極大的價值和意義，這表現(xiàn)在：“天下后世學者能讀其書，深之可以窺道義之門，淺之亦可以入文章之府。”“有志之士果能由斯集而考其行誼，端其學術，以上求孔孟之傳，旁搜經(jīng)史之秘，將絕學復明，醇儒繼出。其次者亦不失為文章之士，大雅之才，俾斯文教澤，故里一新。”[64]通過對張栻文學的解讀和研究，即可深探儒家精義、理學要旨，又可領悟文章法門，一窺為文奧妙。這對于個人道德、學術、文學修養(yǎng)都大有益處，還可以借助弘揚張栻學術和文學精神，為鄉(xiāng)里培育人才，推動文化教育事業(yè)的發(fā)展。

誠然，當前在宋代文學史中，研究者還沒有賦予理學派文學應有的重要地位。僅就理學詩人研究而言，對張栻的關注遠不如朱熹、邵雍等人。雖然如此，隨著文學研究的深入和學術觀念的更新，就像對理學派文人日益提升的關注一樣，學界會進一步深入研究張栻和湖湘文學，并最終會賦予張栻文學和南宋湖湘文統(tǒng)應有的文學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