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開平】漫談中國伊斯蘭本土化的歷史路徑
漫談中國伊斯蘭本土化的歷史路徑
作者：果開平
來源：“端莊文藝”微信公眾號
時間：孔子二五六八年歲次丁酉四月初三日乙酉
耶穌2017年4月28日
漫談中國伊斯蘭本土化的歷史路徑
常言伊斯蘭本土化，很多人都有不同的理解，更多的是專家的解讀，作為一個普通百姓，我想談談自己的看法。伊斯蘭不論文化還是政治，都不是它的全部，只是它的一部分，伊斯蘭是人類文明之一，它雖誕生于阿拉伯，但阿拉伯未必能代表它的全部，如同穆圣所言，阿拉伯人不比非阿拉伯人優(yōu)越，白人不比黑人優(yōu)越。這句話如果舉一反三，是否可以理解為，阿拉伯人所踐行的伊斯蘭不比非阿拉伯人優(yōu)越，優(yōu)越與否取決于它的文明程度和踐行方式。
伊斯蘭作為人類文明，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國家和族群都有不同的踐行方式，以回族穆斯林為例，其踐行方式可謂獨一無二。伊斯蘭從隋唐以來就自覺的本地化、在地化、本土化，為什么這么說？因為它是沿著絲綢之路，伴隨著商業(yè)文明，在華夏大地落地生根，這個來路非常重要，也值得深入研究，這個來路是否可以理解為初衷，也就是回族先民的初心。
我們知道商業(yè)文明最重要的核心就是契約精神，以隋唐為源點，早期的回族先民皈依伊斯蘭時間也不久，當時阿拉伯半島開化不久，其宗教、政治、經濟和文化可謂百廢待興。絲路藩客來到禮儀之邦，如果沒有起碼的文明程度和契約精神，或許根本無法在華夏大地生存，更談不上發(fā)展。譬如當今在廣州、義烏等沿海地區(qū)經商的外國穆斯林商人，他們很像古代回族穆斯林先民在當下的縮影，他們是現代意義上的藩客。他們來到中國經商，以生存為前提，經商最重要的就是誠信，首先他們要跟本地人搭好關系，學會中國話，甚至娶中國媳婦，更近一步，如果他們的孩子在中國上學，久而久之，他們也就習慣了中國的社會環(huán)境，甚至離不開中國，最終在中國定居。
我想，從古至今，回族穆斯林先民也是這樣發(fā)展的，當然，這其中不乏歷史上因戰(zhàn)爭裹挾而來的一部分先民，但這并不影響他們的發(fā)展路徑，這個路徑是什么？就是本土化，本土化不是狹隘的誰化誰，誰改變誰，或者說改變民族和信仰；本土化也不是地域觀念，更不是族群的對立，而是放眼天下，展望未來的自信和胸懷。本土化似乎是人類發(fā)展的規(guī)律，人類繁衍生息至今，任何民族都在不斷經歷著本土化，地區(qū)與地區(qū)之間往來密切，旅游、參訪，甚至移民風氣普遍頻繁。任何人到了一個新地方，想要融入當地生活環(huán)境，學習當地的語言、接受當地風俗習慣，就成為必要的條件。
熟悉歷史的人都知道，伊斯蘭文明進入華夏，與華夏文明相互交融一千年左右，到明朝中葉形成了中國特色的私塾學堂式的經堂教育，中國特色伊斯蘭經堂教育的誕生，可謂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因為這標志著，回回民族從元代的色目人和漢族為主的其他民族中孵化而成?；刈迥滤沽值恼Q生，并非一蹴而就，有國家層面的調控，更多是回族穆斯林先民本土化自我調適過程。經堂教育唐宋元都有，但為什么明清時期尤為鼎盛，其中一個重要歷史背景就是會說阿拉伯語、波斯語的人越老越少，近千年的文化熏陶，漢語已然為了回族的母語。由于經文匱乏，學人寥落，信仰傳承的迫切需要，經堂教育由原有的世襲傳替，逐漸發(fā)展成為一種有教無類的平民教育、義務教育。明后期，經堂教育模式趨于成熟，阿拉伯語，波斯語成為了經堂教育的專門學科或者小語種，成為學者阿訇的一技之長。
回族的形成，是中華文明與伊斯蘭文明的結晶，象征著中華文明與伊斯蘭文明的有機融合，從古至今，都是魚水關系，有著血肉聯系。回回民族以漢語為自己的第一語言，阿拉伯語和波斯語的經堂語為輔助詞匯，形成了獨特的回族文化。經堂教育文明的偉大之處在于，它把族源復雜的回回民族的信仰和民族性從道統(tǒng)、教統(tǒng)和學統(tǒng)上統(tǒng)一了，這是一個獨特的人類學和民族學上的奇跡?；鼗孛褡逶谥腥A大地，自始至終以商業(yè)文明的基因順應潮流，不斷遷徙，不斷本土化生存和發(fā)展著。
明清以來，不論江南，華北，還是西北，傳教的阿訇和學者的師承基本都可以追溯到一個源頭，就是以胡登洲為太師的經堂教育體系，經堂教育的不僅僅是教經育人，首先他傳播的是文化，這個文化具有開化和傳承的作用，它是中華文明與伊斯蘭文明和合共生的一種文明，它像回回民族繁衍生息的驅動力，在回族穆斯林內部建立了獨一無二的文明秩序，與中華主體文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其直接啟蒙了明末清初的回儒對話式的漢文譯著運動，為伊斯蘭本土化路徑的提供了有力的理論和思想基礎。
剛才我們說道，伊斯蘭是一個生態(tài)系統(tǒng)，其中不乏政治主張，而回回先賢不斷通過著書立說，弱化了，甚至重新解讀了其政治性質，“以儒釋經”就是最早的解經活動，完全是民間自發(fā)的，這一點很難得，所以早期的回族穆斯林先民的政治主張就是：國法大于教規(guī)，從國是主命，王岱輿論曾說君王就是真主的影子；而穆斯林與國家、與社會、與其他宗教、與兄弟民族保持良好的和諧關系就是圣行的體現。
明末清初的回儒先賢通過“以儒釋經”積極主動的融入中華文明，這既不是妥協(xié)也非權宜之計，而是和諧發(fā)展的結果。回族穆斯林所踐行的伊斯蘭文明與中華文明相互融合的過程，就是中國伊斯蘭本土化的成功模式，這一方面充分體現了中華文明海納百川的胸懷，另一方則是回族穆斯林主動汲取了中華文明的優(yōu)良傳統(tǒng)。
今天，伊斯蘭本土化像一個命題，如何講好回族穆斯林的故事，我想這是歷史上的機遇，也是一種自我調適的機會，也許我們未必能像先賢那樣立下為萬世開太平之功，好歹也不能愧對自己的信仰。
因為，和平、安寧是我們的天命。
責任編輯：姚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