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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近年來再度興起的“國學熱”，有人認為“高層次不夠熱，低層次要降溫”。其實，僅以中國社會科學院為例，2008年7月以來就主辦了多屆“國學研究論壇”，所謂“高層次不夠熱”似乎并不盡然。跟社會科學院系統(tǒng)相比，高等院校可謂高層次國學研究的主戰(zhàn)場，雨后春筍般成立了不下百家的國學院——盡管其中為數不少者名不副實。

早在2007年10月，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率先倡議把國學設為一級學科。國學院要“長久”生存下來，國學之為學科的“合法化”確實是最基本的前提條件。2009年10月12日，《光明日報•國學版》發(fā)表的訪談錄《國學是一門學科》，就是對此話題的又一次回應。

在這次訪談中，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常務副院長黃樸民的意見頗為引人關注：“從國學院的角度，就是把國學作為一個學科門類來對待。我們最大的愿望就是讓文史哲成為一個大人文學科，下面歷史、哲學、文學包括國學都是一級學科，這個是最理想的。如果門類拿不到，至少把‘國學’設成一級學科，至于放在哪個門類里面要有預案，比如說，為什么是放在文學而不是史學、哲學，或者是放在哲學而不是文、史，這需要講清楚?！?

盤點2009年的國學大事，最重要的當推11月1日舉行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成立大會。眾所周知，清華研究院國學門（也被通稱為清華國學院）于1925年創(chuàng)立、1929年停辦，引領了中國學術從傳統(tǒng)到現代的成功轉型，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趙元任是其四大導師。因此，對于80年后重新組建的清華國學研究院，外界普遍期待當年那種“以研究高深學術、造成專門人才為宗旨”的國學教育傳統(tǒng)。11月2日，普林斯頓大學余英時教授在《光明日報•國學版》撰文指出：“國學院一方面避免民族主義的激情，另一方面卻不失民族文化的自尊；怎么將‘漢學’的中心從巴黎或日本京都搬回北京，是全院師生長期奮斗的目標?！?

舉行成立大會之前，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首任院長陳來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老的清華國學研究院以招研究生為主，但今天的體制不能再照這個方向走，因為現在都以科、系、院為基礎招研究生，有研究生院，“我們教授主要在系里教學，比如我在哲學系既教書又帶學生，像基地一樣”。“現在我們的研究院體制，致力于打造一流的研究平臺而不作為教學實體。人員是流動聘任……用清華的講法，這算是一個‘體制內的特區(qū)’吧，但是如何具體做，還要再摸索”。

陳來在這次訪談中，對20世紀初葉到20年代末的國學觀念嬗變進行了三個階段的學理分析：第一階段的“國學”是政治觀念而不是學術觀念，延續(xù)著清代的考據學傳統(tǒng)，也加入了部分近代意識；第二階段的“國學”是文化意義而不是政治意義，強調科學方法，出現了疑古思潮，這些都與北京大學有關；第三階段的“國學”越來越成為學術概念，以清華國學研究院為突出代表，與世界學術接軌，是漢學化的國學研究。歸結起來，陳來認為，老清華國學研究院走的是“新國學”的路子，而且是新國學運動最有代表性乃至最后的環(huán)節(jié)，新清華國學研究院要在此基礎上，以“中國主體，世界眼光”突出中國文化的主體性建構。

今天的“國學熱”，并非全部走以學術研究為己任的“新國學之路”。南開大學歷史系教授劉澤華在《關于倡導國學幾個問題的質疑》一文中尖銳地質問，倡言者把儒家文化說得那么棒，可是儒家文化為什么沒有較早地引導中國走上現代化道路？事到如今，儒家文化又要轉身救世界之弊。這是怎么回事？“傳統(tǒng)社會的帝王老子與官宦都高唱儒家道德，可是官場的反道德卻是常態(tài)，這又怎么解釋？” 

2009年7月16日，104歲高齡的語言文字學家周有光發(fā)表文章說，他不喜歡用“國學”兩個字，更主張用“華夏文化”，因為任何國家都可以用“國學”，而“華夏文化”只屬于中國。他還認為，復興華夏文化，不是文化復古，而是文化更新，不是以傳統(tǒng)文化代替現代文化，而是以傳統(tǒng)文化輔助現代文化。

簡言之，新世紀以來的“國學熱”糾結著兩種路向的博弈：一是民族文化情懷的，一是學術研究取向的。兩者相得益彰自然是最佳的出路，假如魚與熊掌不可兼得，民族文化情懷適度降溫，而學術研究取向適度升溫，當是較好的選擇。盡管由國學研究繁榮中國學術的道路還很漫長，但我們翹首以待：厚重扎實的國學研究成果，將引領中國學術走向美好的未來?！　?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2009-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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