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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君子的二十世紀

作者：姚中秋

來源：《 遼寧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年三月二十日甲申

           耶穌2015年5月8日

“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鬃釉唬骸斎吮卣缯咭?。 ’”——典出《呂氏春秋》

有一天，孔子的學生子路恰巧看見一個小孩掉到了河里，就跑過去，把孩子從河里弄上來了。對子路來說，這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一件義不容辭的事，不值得一提。結果小孩回家后，跟家長說，我剛才掉河里了，差點淹死了，那個叫子路的救了我。家長一聽，這得感謝呀！用什么感謝呢？就把家里那頭牛送給子路吧。子路實惠，竟然把牛收了。更怪的是，他收了牛，老師還表揚他。

子曰：打今兒個往后啊，這個魯國人哪，一定會爭著搶著去救落水者的。

子曰：由啊，你這個牛收得對呀。

20世紀初，由于清末推行新政，以及隨之而來的清朝的覆亡，這一套體制就中斷了。士君子這個群體，在中國社會慢慢地消亡了。核心的問題，其實還是在于中國古典教育傳統(tǒng)的中斷。當然，這個中斷與政治的劇烈變化有極大的關系。國家積弱積貧，政府圖富強，所以更相信權力的作用，更相信技術的力量。所以中國的教育，在整個20世紀都是以高度專業(yè)化、實用化為目標的，各種學校，多具有高等技校之功用。要建海軍，就辦一個海軍學堂，要搞輪船，就建一個船政學堂，要修鐵路，就辦鐵路學堂，要推行法制，就辦了一個京師法律學堂。整個20世紀的教育，就是從這樣一個思路發(fā)展出來的。其優(yōu)勢在于專業(yè)技能的培養(yǎng)，而與傳統(tǒng)教育的區(qū)別就在于，缺乏德行的養(yǎng)成，其所培養(yǎng)的人才，不再是士君子。而只是一些學有所用的專業(yè)人才。在這些專業(yè)人才中，會有少部分人，比較關注公共事務，他們就成為了知識分子。這是我們思考現(xiàn)代知識分子興起這個問題時，會注意到的一個現(xiàn)象。知識分子的興起，應該就在新文化運動時期。為什么會這樣？因為1905年廢科舉之后，年輕人開始接受新式教育，10年之后，到1915年，這批人也都大學畢業(yè)了，成為了專業(yè)人才。他們中間有一批人比較熱衷于公共事務，有家國情懷，想要表達自己的意見，由此形成了現(xiàn)代知識分子這樣一個群體。需要強調的是，知識分子是一個現(xiàn)代現(xiàn)象，儒家士人不是知識分子。盡管表面上看，他們有若干相似之處，但二者是完全不同的兩個社會文化群體。他們所受的教育完全不一樣，現(xiàn)代知識分子學的是專業(yè)知識，士君子是讀經出身，其德行的養(yǎng)成是安身立命的根本。士君子當然也有專業(yè)知識，但專業(yè)知識對他不重要，其根底是一種心志。而知識分子與此相反，他首先有的是專業(yè)知識，然后才是一種情感，一種家國情懷。他沒有養(yǎng)成足夠的德行，也沒有領導者的心志。知識分子習慣于站在社會之外看問題，士君子則是站在社會之內看問題。因為士君子本身即是社會的領導者，出了問題他會反身求諸己。他面對社會問題，首先會反省自己有沒有問題，要改造社會，先從改造自己開始。社會上出現(xiàn)了不良現(xiàn)象，我首先反省自己身上有沒有這種不良現(xiàn)象?？墒侵R分子通常會自我標榜為一個批判者，是站在外面評估一個對象，所以才會面對社會問題指手畫腳，這也不好，那也不好。他所發(fā)出的呼吁往往是要求人們按照他說的來做，他給社會提出要求，讓社會改正。他不會因為社會問題而反省自己，問題是社會的，根源在于沒有按照他的思路辦。這是現(xiàn)代知識分子的一個基本姿態(tài)，人們因此名之為“姿勢分子”。全世界的知識分子都是這樣，永遠沒有讓他滿意的現(xiàn)實，而真理永遠掌握在他自己手里。新文化運動中的知識分子義正詞嚴地提出了國民性改造這樣一個命題，而一個儒家士君子永遠不會提出這樣的要求。儒家士君子永遠是和人民站在一起的，知識分子卻要執(zhí)著地改造人民，為人民傳授真理。知識分子把自己想象為黑暗中的明燈，拿著手電筒為人民照亮前程，而儒家士君子卻要與人民一起在黑暗中摸索。尤其在中國，還有一個更嚴重的問題。士君子所接受的知識往往是一以貫之的，幾千年傳承下來的，而知識分子的知識卻都是來自西方的。這導致了這樣一種后果，就知識分子的本質而言，他們都是反中國文化的，這是現(xiàn)代中國知識分子的一個基本的取向。

現(xiàn)代中國知識分子的這一文化立場導致了一個致命的困境，他們希望改變中國，要讓中國變得好起來，并為此不懈地呼吁，卻永遠不可能成功，原因在于，其文化立場是與民眾的文化生態(tài)以及文化生命為敵的。這一事實導致了20世紀中國最深刻的文化沖突，作為文化傳承者的知識分子一直在以拯救老百姓為名破壞文化，而老百姓卻在不自覺地守護中國文化。完全的不自覺，絕非有意識地要與知識分子為敵，而是，這些東西都是幾千年傳下來的，我爺爺這樣做，我爸爸這樣做，所以我也這樣做。這一文化沖突，其實是許多政治沖突的底層原因。中國是一個農業(yè)大國，農民太苦，太窮，文化太落后，一定要改造他們，不能讓這樣一盤散沙的狀態(tài)持續(xù)下去了，要把他們組織起來?？墒?，沒想到這個改造如此艱難，最后還是因為放棄了把他們組織在一起的努力，才取得了重大進展?，F(xiàn)代中國知識分子自認為找到了改變中國的真理，并為此付出了努力，沒想到遭遇到了普通民眾無聲的抵抗。

整個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表現(xiàn)得那么活躍，我們好像認為那是一個沒有權威的時代了，知識分子占據了整個舞臺?？墒?，知識分子的文化創(chuàng)造，整體看上去卻似乎乏善可陳。

我們要思考，在這樣一個時代，這樣一個政治和文化的情勢中，如何重建士君子養(yǎng)成機制，這是中國走向良好的社會治理秩序的關鍵。任何一個時代，社會治理的好壞都取決于有沒有一個良好的士君子養(yǎng)成機制，尤其是對中國來說，因為這是中國的經驗。關鍵的問題還是教育的規(guī)劃。實際上，這個變化已經開始了，在教育中重新導入中國文化，這些年來有了很大進展，未來還會有更大的突破。

對此，我持非常積極的態(tài)度。（本報記者薛百成據采訪筆記整理）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