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陶宛毛片,在线欧美精品XXX,aaa成人电影视频,碰碰AV网

王陽明的政治際遇與明代士風

作者：任文利

來源：作者授權 儒家網 發(fā)布

           原載于《王陽明廉政思想與行為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10月）

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年三月初九日癸酉

           耶穌2015年4月27日

內容提要：士風是基于恥感文化所形成的政治風尚，在家天下的君主制時代，達成政治治理理性化的有效運轉，有賴于儒家士大夫之士風。相對而言，王陽明所處的明代，是君主專制較為強烈的時期，然明代士風之正，亦為研究者所津津樂道。本文通過王陽明之政治際遇，嘗試對明代士風及其成因有所探討。其一，通過正德初誅八黨事件的考察，略窺明代士風之一斑；其二，通過對陽明與明儒獄中讀《易》現(xiàn)象的考察，揭示儒家經典乃明代士大夫精神信仰之所托；其三，通過陽明與明代謫官入主書院講席等際遇，闡釋士論、清議在興起士風中的關鍵作用。

關鍵詞：王陽明 士風 清議 書院 士論

士風云者，于古典政治而言，顧名思義，士大夫之政治風尚是也。自士大夫之個人氣節(jié)而言，謂之士氣。以士大夫之群體而言，由此凝聚而為政治風氣，則謂之士風。士氣之養(yǎng)成，基于政治倫理之中的恥感文化。龔定庵云：“士皆知有恥，則國家永無恥矣；士不知恥，為國之大恥?！盵1]如此看來，由恥感文化養(yǎng)成的政治風尚，于國家之政治治理而言，所系非小。宋儒游酢亦云：

臣聞天下之患，莫大于士大夫無恥。士大夫至于無恥，則見利而已，不復知有義。如入市而攫金，不復見有人也。始則眾笑之，少則人惑之，久則天下相與而效之，莫之以為非也。士風之壞，一至于此，則錐刀之末，將盡爭之。雖殺人而謀其身可為也，迷國以成其私可為也，草竊奸宄，奪攘矯虔，何所不至，而人君尚何所賴乎？[2]

此中首言“義、利”之辨?？鬃釉疲骸熬佑饔诹x，小人喻于利?！彼凭印⑿∪?，以地位論，以德行論，均可通。以地位而言，則百姓可以逐利（不意味百姓必唯利是圖），政府官員則不可，當知曉于“義”，這是政治責任、政治職責對其所提出的要求。政府官員如果唯利是圖的話，不僅僅是政治治理敗壞的問題，如游酢所言，“久則天下相與而效之，莫之以為非也”，必將引起整個社會的道德敗壞與墮落?？鬃铀疲骸熬又嘛L，小人之德草，草尚之風，必偃?！本?、小人以地位而言時，所說也是這一層意思。與士風相聯(lián)系的，則為士論，為清議。游酢云：

今欲使士大夫人人自好，而相高以名節(jié)，則莫若朝廷之上唱清議。于天下士，有頑頓無恥，一不容于清議者，將不得齒于縉紳。親戚以為羞，鄉(xiāng)黨以為辱。夫然，故士之有志于義者，寧饑餓不能出門戶，而不敢喪節(jié)。寧厄窮終身，不得聞達，而不敢敗名。廉恥之俗成，而忠義之風起矣。[3]

“清議”有似于今日所言輿論監(jiān)督，乃基于是非，而非出于利害關系，對于政府官員、政治事件的評議?！扒遄h”于古典政治而言，是指儒家之士君子，本于道義而自發(fā)形成的輿論氛圍。游酢所云“朝廷之上唱清議”，是指政府之政策導向，特別是人才選拔，須合于“清議”，如此，方有助于長養(yǎng)士風。

士風、清議，在今人眼中，多以虛無縹緲視之，但是在中國古典政治中，確實發(fā)揮著有效的政治功能。本文嘗試以王陽明的政治際遇為切入點，略窺有明一代政治風尚之一斑。

一、從王陽明所歷劉瑾之禍看明中期的士風

明代政治制度，自明太祖始，構建了一套相對而言君主專制意味比較強烈的制度。然以儒家士大夫對于政治介入的逐步深入，這一情況逐漸有所改觀，至陽明筮仕之初的明孝宗時，迎來了明代政治的“全盛時”。這一政治全盛時，不在于君主之英明，而在于君主之節(jié)制，使得以內閣、部院為主的外朝政治得以有效運轉。而內閣之劉健、謝遷、李東陽，部院之劉大夏、馬文升等，皆一時士論所主之“人望”。在此清明的政治風氣之中，初入仕途的王陽明于政治上更多地處于一種“魚相忘于江湖”的超然心態(tài)。奉命辦事，依年資而升遷。

唯可言者，則為對于邊務的關切。早年即留意于兵法，弘治十二年己未（1499），于舉進士之初即疏陳邊務。[4]雖于疏中對朝中大臣“固祿希寵之計”有所責備，對左右“招權納賄之惡”有所指摘，對“養(yǎng)成怯懦因循之風”有所警惕。然此亦盛世之衰相，如陽明同時之李夢陽所云：

曩余在曹署，竊幸侍敬皇帝。是時國家承平百三十年余矣，治體寬裕，生養(yǎng)繁殖，斧斤窮于深谷，馬牛遍滿阡陌。即閭閻而賤視綺羅，粱肉糜爛，之可謂極治。然是時，海內無盜賊干戈之警惕，百官委蛇于公朝，入則振珮，出則鳴珂，進退理亂弗嬰于心。[5]

所言亦為此意。然在陽明疏中，則更見承平日久之危言聳聽，亦合于初舉進士出身者之身份。陽明實際所關切者在于邊務，故于疏中條列而言。終弘治一朝，陽明除奉命辦事而外，于政治上幾無所為。陽明初次進入政治視界，則在正德初年，劉健內閣及朝臣謀去劉瑾等內監(jiān)之八黨，未果而告去之時了。這以后，劉瑾擅權，明祖制之皇權專制的諸般施設全面啟動，弘治時的政治清明初告終結。

關于這場政治風波，時任兵部主事的王陽明并沒有直接介入。陽明之介入，是疏救言官戴銑。戴銑是時官居南京戶科給事中，擔負言責，《明史》載此事如下：

既乃與給事中李光翰、徐蕃、牧相、任惠、徐暹及御史薄彥徽等，連章奏留劉健、謝遷，且劾中官高鳳。帝怒，逮系詔獄，廷杖除名。銑創(chuàng)甚，遂卒。[6]

陽明疏救戴銑等人，乃聲聞逮系詔獄之時，在正德元年丙寅（1506）十二月。[7]陽明上疏主旨在于救言官，所言尚屬溫和。他說：“銑等職居諫司，以言為責；其言而善，自宜嘉納施行；如其未善，亦宜包容隱覆，以開忠讜之路?！盵8]言責乃言官的職責所在，無論所言善否，均不能因言而獲罪。又說：“況今天時凍冱，萬一差去官校督束過嚴，銑等在道或致失所，遂填溝壑，使陛下有殺諫臣之名，興群臣紛紛之議?！盵9]在中國古典政治中，殺言官，乃君主之大忌。陽明于戴銑后來因廷杖而死，并無預見，此處則嘗試以對于可能發(fā)生的后果危言聳聽，震懾于君主。陽明上疏后遭受同樣的結果，下詔獄。只是較戴銑幸運的是，陽明于后來的“廷杖”之酷刑，“既絕復蘇”，得以謫官龍場驛丞，未因廷杖之創(chuàng)而亡。

回頭審視這場政治風波，表面上看，是以劉健為首的朝臣，對于劉瑾等內監(jiān)導帝游戲、弄鷹犬等而發(fā)動的誅八黨的政治抗爭。細審視，則是以儒家士大夫為核心的外朝——以今語言之，則為政府機構，對于以皇權為核心的內朝干預政治治理的抗爭。這一點，在“誅八黨”之前，部院爭職掌的抗爭中表現(xiàn)得是非常明顯的?！睹魇贰访枋鑫渥诔跫次粫r之政治情境如下：

內府諸監(jiān)局僉書多者至百數(shù)十人，光祿日供，驟益數(shù)倍。健等極陳其弊，請勤政講學，報聞而已。[10]

此處所言乃內朝機構之膨脹，冗費日增。正德元年（1506）二月，戶部尚書韓文爭皇莊付有司征課：

正德元年二月，帝從尚書韓文言，畿甸皇莊，令有司征課。而毎莊仍留宦官一人，校尉十人。健等言：“皇莊既以進奉兩宮，自宜悉委有司，不當仍主以私人，反失朝廷尊親之意。”因備言內臣管莊擾民，不省。[11]

韓文之言雖獲從，然宦官、校尉仍介入皇莊之管理事務，劉健斥之為“主以私人”，以為須“悉委有司”。此后，以相關事件為導火索，發(fā)生了吏部、戶部、兵部、都察院向內朝爭“職掌”之事。

吏、戶、兵三部及都察院各有疏爭職掌，為近習所撓。健等擬旨，上不從，令再擬。[12]

所言“爭職掌”，即劉健于擬旨為君主駁回后，疏中所言“奸商譚景清之沮壞鹽政，北征將士之無功授官，武臣神英之負罪玩法，御用監(jiān)書篆之濫收考較?！盵13]等情事。鹽政、授官，武臣負罪玩法，各有戶部、吏部、兵部及都察院等政府部門主之，不經相關政府機構而由內朝決其事，則如劉健所云：“以一二人私恩，壞百年定制”。[14]至如內閣，則職司票旨，劉健于疏中對于內閣職掌被侵亦有所爭：

邇者旨從中下，略不與聞。有所擬議，竟從改易。[15]

依是時已形成的政治慣例，相關旨意之頒布，當由內閣票旨，君主批紅，經六科發(fā)部院執(zhí)行。劉健此時則指出其不合于政治慣例的兩端，其一為“旨從中下”，是指票擬不由內閣，而由君主直接通過內監(jiān)經六科頒發(fā)相關旨意。其二則為批紅時改易內閣所票旨意。依慣例而言，如前引文中所云“健等擬旨，上不從，令再擬”，君主不滿于內閣之票旨，可駁回再議，但不可徑改。劉健疏爭的第二點，即指此事。最后，劉健對于內閣答復部院上疏所擬之旨，仍以“原擬封進”。此次則遭遇了“不報”的命運，即未將內閣擬旨批紅發(fā)下實行，此即所謂“留中”。劉健內閣等待數(shù)日，事情無進展，再度上疏抗爭言：

若以臣等言是，宜賜施行。所言如非，即當斥責。乃留中不報，視之若無。政出多門，咎歸臣等。[16]

反對留中的同時，再度指斥是時“政出多門”的情形。并引朱子之言“一日立乎其位，若一日業(yè)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不敢一日立乎其位”，以“特賜退休”作抗爭。朱子之言，即孟子所云“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孟子·公孫丑上》），是儒家士大夫政治倫理的基本原則。疏上，武宗在“溫旨慰留”的同時，仍未將內閣票旨之疏發(fā)下議行。劉健內閣再上疏，“歷數(shù)政令十失，指斥貴戚近幸尤切”。武宗迫于壓力，發(fā)下票旨之疏付相關部院“詳議”[17]。同時，劉健內閣三人亦相繼以“乞骸骨”繼續(xù)施壓于君主。部院所議與內閣同，最終武宗不得不“勉從之”。

以上所述部院爭職掌，可以說是以儒家士大夫為核心的外朝政府機構，對于以皇權為核心的內朝干預政治治理進行抗爭的典型性事件。從最終結果看，以劉健內閣為首的外朝取得了階段性的勝利。接踵而至的“誅八黨”之謀，正是這一政治訴求的延續(xù)?！罢D八黨”以失敗而告終，同時引發(fā)的是正德初年明政府機構之動蕩，內閣大學士劉健、謝遷致仕，部院尚書則有韓文、楊守隨[18]、林瀚、張敷華，一時皆去。兼以前此告去的堪稱人望的吏部尚書馬文升、兵部尚書劉大夏，人事變動之大，令人側目。正德二年丁卯（1507）三月，劉瑾炮制五十三人奸黨名單，詔告天下?！睹魑渥趯嶄洝份d有頒布奸黨名單的詔旨：

豈意去載，奸臣王岳、范亨、徐智，竊主威福，顛倒是非。私與大學生劉健、謝遷，尚書韓文、楊守隨、張敷華、林瀚，郎中李夢陽，主事王守仁、王綸、孫磐、黃昭，檢討劉瑞，給事中湯禮敬、陳霆、徐昂、陶諧、劉菃、艾洪、呂翀、任惠、李光瀚、戴銑、徐蕃、牧相、徐暹、張良弼、葛嵩、趙士賢，御史陳琳、貢安甫、史良佐、曹閔、王弘、任訥、李熙、王蕃、葛浩、陸崑、張鳴鳳、蕭乾元、姚學禮、黃昭道、蔣欽、薄彥徽、潘鏜、王良臣、趙祐、何天衢、徐玨、楊璋、熊卓、朱廷聲、劉玉，遞相交通，彼此穿鑿，曲意阿附，遂成黨比。[19]

從這份名單亦可見弘治后正德初，士風之正。與以皇權為核心的內朝爭職掌，自以閣部大僚為主導。而五十三人名單之中，四十二人職司臺諫，有政治監(jiān)察之責。應該說，當此之時，他們很好地履行了自己的政治責任。

最后需說明一點的是，關于內朝、外朝之爭，我們將內閣歸于外朝。就明初設內閣之用意而言，內閣大學士只是“備顧問”，同時將內閣辦事機構設于內廷，皇權本意，是使其成為皇權的附庸。但內閣既出于假科舉之途晉身的儒家士大夫階層，這一點并不具有現(xiàn)實的可行性。故而如我們于上述事件所見，內閣反而如前代之宰相，成為外朝政治核心重要組成部分，同時，也是外朝政治風尚的主導者。

二、從王陽明獄中讀《易》看明代士風的寄托

前面我們提到了假科舉晉身的儒家士大夫，不足以成為皇權的附庸。究其實質而言，則為儒家士大夫從事政治治理，有其所信奉的道義原則，如前所提及的朱子、孟子所言官守、言責，即這一方面的體現(xiàn)。此道義原則，既體現(xiàn)在儒家士大夫的為官之道中，同時，當遭遇政治困境之時，也成為其最后的精神依托。此道義原則看似抽象，實則具載于儒家經典之中。以陽明此次下詔獄而言，儒家經典《易》即始終不離其左右。二十余年后的嘉靖七年戊子（1528年，陽明是年卒），王陽明平思、田之亂時再逢當年獄中友林省吾，曾如此回憶道：

正德初，某以武選郎抵逆瑾，逮錦衣獄；而省吾亦以大理評觸時諱在系，相與講《易》于桎梏之間者彌月，蓋晝夜不怠，忘其身之為拘囚也。[20]

于獄中與朋友相與講習《易》，由此而忘其為拘囚之身，于此而言，《易》即儒家士大夫的精神依托。“文王拘羑里而演《周易》”，此后陽明謫居龍場，亦嘗“穴山麓之窩而讀《易》其間” [21]，命名為“玩《易》窩”，也曾如此慨嘆：“嗟乎！此古之君子所以甘囚奴，忘拘幽，而不知其老之將至也夫！吾知所以終吾身矣?！?nbsp;[22]

獄中讀經，于儒家士大夫而言，并非稀見之事。西漢時期，治《尚書》之夏侯勝曾因反對漢宣帝褒漢武帝之功德而下獄，時為丞相長史的黃霸亦牽連下獄?！稘h書》載二人獄中情形曰：

勝、霸既久系，霸欲從勝受經，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眲儋t其言，遂授之。系再更冬，講論不怠。[23]

黃霸引孔子語“朝聞道，夕死可矣”，打動了夏侯勝。經典即“道”之所系，二人于獄中兩年時間，講論《尚書》不輟。獄中讀《易》，則是明儒一比較普遍的現(xiàn)象。正統(tǒng)年間薛瑄主大理寺時，以救人冤獄而開罪于內監(jiān)王振，下獄，獲死罪，待決，后轉至錦衣衛(wèi)獄，《年譜》記載其事云：

先是，學士劉球上章忤振，下錦衣衛(wèi)獄。振使人縛至暗壁中，斧鉆暴下，支解其體。先生（薛瑄）繼至，人皆危之。先生怡然曰：“死生命也！”讀《易》不輟。通政李錫聞之，嘆曰：“真鐵漢也！”[24]

此則于生死一線之間，誦讀《周易》而不輟。明儒獄中讀《易》，最為知名者則為嘉靖時的楊爵。楊爵于嘉靖二十年（1541）于御史任上履行言責，疏論祥瑞，觸怒明世宗，下詔獄：

爵疏詆符瑞，且詞過切直，帝震怒，立下詔獄。榜掠，血肉狼藉，關以五木。死，一夕復蘇。所司請送法司擬罪，帝不許，命嚴錮之。[25]

明之詔獄，被儒家士大夫指為“人主有私刑”。[26]詔獄可系人于獄，然不能定人以罪，定罪則須付法司。世宗之所以不愿意將楊爵送法司擬罪，下法司則無非如嘉靖七年（1528）御史周相疏論祥瑞，謫官而罷。結果非但不能如世宗所愿，且亦以成就言官令名。故世宗寧愿將楊爵長期非法羈押于詔獄，達七年之久（中間曾有短暫釋放，旋又逮回）。周天佐、浦鋐以申救楊爵而“箠死獄中”。稍后，與其同時羈押于詔獄者有周怡、劉魁，《明史》云：

先后系七年，日與怡、魁切劘講論，忘其困。所著《周易辨說》、《中庸解》，則獄中作也?！盵27]

楊爵與周怡、劉魁終日于獄中講論儒家經典，《周易辨說》、《中庸解》即其獄中講論而成的著作?！吨芤妆嬲f》，《四庫全書》有收錄，題作《周易辯錄》[28]，楊爵序云：

予久蒙幽系，自以負罪深重，憂患驚惕之念，即夙夜而恒存也。困病中，日讀《周易》，以自排遣。愚昧管窺，或有所得，則隨筆之，以備遺忘。歲月既久，六十四卦之說畧具矣，因名曰“周易辯錄”。《系辭》曰：“困，德之辯也?！蔽嵋则炍嵝闹?，力之所勝何如耳。若以為實有所見，而求法于古人焉，則吾死罪之余，萬萬所不敢也。[29]

所引《系辭》“困，德之辯也”，承“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而發(fā)。鄭玄注云：“辯，別也。遭困之時，君子固窮，小人窮則濫，德于是別也?！碧幚е溃?、小人之德由是而別。楊爵釋“困”卦卦辭云：“困而不喪其所守，是身困而道則亨，處困之正理。”[30]“身困而道亨”，正是楊爵獄中讀《易》“驗吾心之所安，力之所勝”之所得者。

明儒獄中讀《易》，有其非偶然處，這里，不能不提及程頤的《伊川易傳》。明之科舉，經義本在考核范圍，其中，《易》則以朱子《周易本義》為主，參以《伊川易傳》等?！吨芤妆玖x》在于還原《易》作為卜筮之書的本來面目，對于后來儒家士大夫的影響，實不及《伊川易傳》?！兑链ㄒ讉鳌方狻兑住?，有三大端，其一，政治治理之道；其二，假《易》所言變化之道，考量政治情勢；其三，儒家士大夫的出處之道。此三大端，亦為楊爵《周易辯錄》的核心議題，雖楊爵解《易》之辭意，或以得于朱子《本義》者為多，然解《易》思路，無疑更切近于《伊川易傳》。

至于陽明解《易》，如余英時先生所言，則一本于《伊川易傳》。我們不妨來看看陽明的《讀〈易〉》詩：

囚居亦何事？省愆懼安飽。瞑坐玩羲《易》，洗心見微奧。乃知先天翁，畫畫有至教。包蒙戒為寇，童牿事宜早；蹇蹇匪為節(jié)，虩虩未違道。遁四獲我心，蠱上庸自保。俯仰天地間，觸目俱浩浩。簞瓢有余樂，此意良匪矯。幽哉陽明麓，可以忘吾老。[31]

此詩即作于正德初年詔獄之中，詩的主題則為求助于經典《易》之“至教”而“省愆”，內容相對而言比較豐富。“包蒙戒為寇，童牿事宜早”，則是對于劉健等謀“誅八黨”事件的反省。“包蒙”出自“蒙”卦九二爻辭“包蒙吉”，《伊川易傳》云：

二居蒙之世，有剛明之才，而與六五之君相應，中德又同，當時之任者也。必廣其含容，哀矜昏愚，則能發(fā)天下之蒙，成治蒙之功。其道廣，其施普，如是則吉也。[32]

依此，則劉健內閣所處之位，正為蒙卦之九二一爻，身負顧命而居于蒙昧之世。發(fā)蒙、治蒙之關鍵，在于廣其含容，哀矜昏愚。陽明詩中所言“戒為寇”，正是此意。具體到“誅八黨”事件，則本已初獲成功，安置劉瑾等于南京，以為未足，但求誅惡務盡，終激大變?！巴鍪乱嗽纭?，出于“大畜”六四爻辭：“童牛之牿，元吉?！薄兑链ㄒ讉鳌吩疲?/p>

概論畜道，則四艮體居上而得正，是以正德居大臣之位，當畜之任者也。大臣之任，上畜止人君之邪心，下畜止天下之惡人。人之惡，止于初則易，既盛而后禁，則捍格而難勝。[33]

劉健內閣正是“以正德居大臣之位，當畜之任者”，所謂“上畜止人君之邪心，下畜止天下之惡人”。然二者均應行之在早，待其盛則捍格而難勝，如武宗與劉瑾之八黨。此聯(lián)之“省愆”，則為假《易》以綜合考量此次政治事件之得失。依《伊川易傳》解之，其意彰彰明甚。

“蹇蹇匪為節(jié)，虩虩未違道”，則轉至對于自身在此次事件中的省察?！板垮俊背鲎浴板俊必粤侈o：“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伊川易傳》云：“志在濟君以蹇難之中，其蹇蹇者非為身之故也。雖使不勝，志義可嘉，故稱其忠藎不為己也?！盵34]其意甚明?！疤熖煛背鲎浴罢稹必载赞o辭：“震來虩虩?！薄兑链ㄒ讉鳌吩疲骸罢饋矶芸謶?，自修自慎，則可反致福吉也。[35]于危難來臨之際，能自修自慎，亦可獲福。

“遁四獲我心，蠱上庸自?！?，所言則為自身對于未來的政治抉擇?！岸菟摹?，“遁”九四爻辭云：“好遁，君子吉，小人否?！薄靶M上”，蠱上九爻辭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逼湟馍趺鳎槐卣饕兑链ㄒ讉鳌芬嗫梢娝阅藲w隱之意，于出處之間選擇了處。詩之末句“幽哉陽明麓，可以忘吾老”，再度申言此意。

從以上對王陽明獄中《讀〈易〉》詩的疏解我們可以看到，通過《易》與經典、圣人的交流，所求卻在于如何應對自身當下的困境。這里既有對自身德行的反省，也有對當時所處政治形勢的審察。這樣的省察可以說一直延續(xù)到王陽明謫居龍場。戊辰在龍場時王陽明曾著有《五經臆說》，從今存的殘篇可以看到有四條關于《易》的內容，我們可以視之為王陽明龍場“玩易”所得，而其中關于“遁”、的解說正是王陽明獄中“玩易”以省察的繼續(xù)。以“遁”卦而論，“其時陰漸長，陽漸消”，在王陽明看來，這正是自己當時所處的政治形勢：

蓋君子猶在于位，而其朋尚盛，小人新進，勢猶不敵，……君子雖已知其可遁之時，然勢尚可為，則又未忍決然舍去而必于遁，且欲與時消息，盡力匡扶，以行其道。則雖當遁之時，而亦有可亨之道也。雖有可亨之道，然終從陰長之時，小人之朋日漸以盛。茍一裁之以正，則小人將無所容，而大肆其惡，是將以救敝而反速之亂矣。故君子又當委曲周旋，修敗補罅，積小防微，以陰扶正道，使不至于速亂。”[36]

以此意比對王陽明獄中讀《易》詩，則正是我們所分析的“包蒙戒為寇，童牿事宜早”的意思，這里更道出了王陽明對于當時政治形勢的一種判斷。所謂“包蒙”、“童牿”，也只不過是一種“小利貞”，即君子只利于小有所為，委曲周旋以不至于速亂。若與小人“為寇”，一裁以正，將致速亂，結果適得其反。與獄中所言略為不同的是，陽明對于隱遁不再執(zhí)于一定，所謂“夫當遁之時，道在于遁，則遁其身以亨其道。道猶可亨，則亨其遁以行于時。非時中之圣與時消息者，不能與于此也。”[37]“與時消息”者，乃取決于道之可行、可亨與否。這應該是經劉瑾之亂，謫官龍場后，經一段時間的沉淀后，對于自身出處的重新考量吧。

三、從王陽明與謫官的際遇看明代士風的養(yǎng)成

孟森先生言及有明一代“學風”時曾云：“故奄宦貴戚，混濁于朝，趨附者固自有人；論劾蒙禍，瀕死而不悔者，在當時實極盛，即被禍至死，時論以為榮，不似后來清代士大夫，以帝王之是非為是非，帝以為罪人，無人敢道其罪。故清議二字，獨存于明代。[38]又云：“至明之廷杖雖酷，然正人被杖，天下以為至榮，終身被人傾慕。”[39]“清議”云者，即我們開篇所云士論，孟森先生所言，誠至當不易之論，下嘗試以陽明謫官際遇為一切入點加以申說。據《年譜》正德四年辛巳（1509）條記載：

始席元山書提督學政，問朱陸同異之辨。先生不語朱陸之學，而告之以其所悟。書懷疑而去。明日復來，舉知行本體證之《五經》諸子，漸有省。往復數(shù)四，豁然大悟，謂“圣人之學復睹于今日；朱陸異同，各有得失，無事辯詰，求之吾性本自明也?！彼炫c毛憲副修葺書院，身率貴陽諸生，以所事師禮事之。[40]

王陽明謫居龍場之時，為提學副使席書、按察副使毛科所請，主貴陽書院教席，以課諸生。此次相請尚有一番往還，席書嘗為此事專門致書王陽明，陽明答書今未見。另有《答毛拙庵見招書院》一詩，乃因此事答毛科者：

野夫病臥成疏懶，書卷長拋舊學荒。豈有威儀堪法象？實慚文檄過稱揚。移居正擬投醫(yī)肆，虛席仍煩避講堂。范我定應無所獲，空令多士笑王良。[41]

詩中云“實慚文檄過稱揚”，則毛科亦有相關文檄邀陽明，既稱為“檄”，當出于公文之相邀了。請謫官主書院教席課官學諸生，此事本身即非常耐人尋味。官學者，為諸生、為生員應科舉考試而設，所以在現(xiàn)實之中，往往可能會淪為利祿之學。如席書《為諸生請王陽明先生講學書》所云：“夫舉業(yè)者，利祿之媒也。世之皓首一經，凡為祿利而已。……是誤天下之豪杰者，舉業(yè)也?！盵42]宋明以來，儒家為防止士子沉淪于科舉之學中，于官學之外，別創(chuàng)書院，書院的教育對象，官學之生員同樣是其主要成員。當然，科舉與書院以教育內容而言均為儒家圣賢之學，只是科舉很可能使之流于晉身工具，此則并非必然。席書于信中引宋儒“科舉非累人，人自累科舉”以申明此意，并最終道出請陽明講學之目的：

執(zhí)事早以文學進于道理，晚以道理發(fā)為文章。倘無厭棄塵學，因進講之間，悟以性中之道義。于舉業(yè)之內，進以古人之德業(yè)。是執(zhí)事一舉，而諸生兩有所益矣。[43]

在席書與毛科的熱情相邀下，陽明最終以謫官身份主貴陽書院教席。應該說，為防止生員視圣學為利祿之媒，以聲張正義而被貶謫的官員為其講學，其效果可以想見?；枷嚓P史料，謫官入主書院，也并非是發(fā)生在王陽明身上的一個偶然現(xiàn)象。

正德九年甲戌（1514）年，翰林院編修王思上疏指斥武宗“嗜酒以荒志，好勇以輕身”，“任喜怒，移威柄，弛紀綱，摧士氣，召天變”，因言獲罪。與陽明一樣，王思謫潮州三河驛驛丞，“郡守辟景韓書院居之，一時俊杰，咸從之游?！?nbsp;[44]潮州為韓愈貶謫之地，書院取名“景韓”，景慕韓愈也，亦以謫官主其教席。嘉靖初年御史黃國用劾權珰，下詔獄，受廷杖，謫廣東蓮塘驛驛丞，“石江歐陽子督學，延主端韶教席。諸生數(shù)百，汲引督率，多所成立?！?nbsp;[45]于此可見一時之風尚。謫官教生員，對于未來官員的士風之養(yǎng)成，無疑是行之有效的。

陽明以謫官入主貴陽書院教席，乃此風尚之受益者，后來，陽明也是此風尚的大力推動者。以陽明后來仕途多在軍旅之中，假“提督軍務”之便，所可為者更多。正德十三年戊寅（1518），王思仍在三河驛謫所，陽明在贛州，以“提督軍務”之便，禮取王思與謫官李中至軍前聽用，其《優(yōu)禮謫官牌》云：

照得本院奉命提督軍務，征剿四省盜賊，深慮才微責重，懼無以仰稱任使，合求賢能，以資謀略。訪得潮州府三河驛驛丞王思，志行高古，學問淵源，直道不能趨時，長才足以濟用?；葜莞ㄡ轳R驛驛丞李中，堅忍之操，篤實之學，身困而道益亨，志屈而才未展。合就延引，以匡不及。為此牌仰該府，照牌事理，措辦羊酒禮幣，差委該縣教官赍送本官處，用見本院優(yōu)禮之意，仍照例起關應付。以禮起送前赴軍門，以憑諮訪。該驛印記，別行委官署掌。[46]

此牌中給王思的判語為“志行高古，學問淵源，直道不能趨時，長才足以濟用”，給李中的判語為“堅忍之操，篤實之學，身困而道益亨，志屈而才未展”，所體現(xiàn)的即公論、士論之所在。李中謫官亦為因言獲罪，是時武宗自稱大慶法王，信用番僧。舉進士未久，時為工部主事的李中上疏極言，激怒武宗，中旨謫廣東通衢驛驛丞。[47]武宗崇信番僧，陽明于正德十年（1515）亦曾嘗試疏諫其事，唯具疏后未上。[48]前面提到的黃國用，陽明亦于晚年用兵兩廣之時，“檄入軍門”。[49]

調謫官入軍門聽用，并非真如牌中所言“以資謀略”，實則如“優(yōu)禮謫官牌”之名目所體現(xiàn)的，在于對謫官的優(yōu)禮，以此而營造士論。如黃國用，被陽明檄入軍門后，可“乘便歸省”。[50]謫官亦不辱于陽明之信用，王思、李中皆于正德十四年（1519）陽明舉義兵平寧藩之亂時，襄與其事。王思則功成身退，于次年返回潮州貶所。嘉靖繼位，官復原職。于嘉靖三年（1524）疏爭大禮，死于廷杖。

陽明正德年間在江西時，聚于軍前者不止王思、李中，《年譜》正德辛巳（1521）五月條下如此記錄：

五月，集門人于白鹿洞。是月，先生有歸志，欲同門久聚，共明此學。適南昌府知府吳嘉聰欲成府志，時蔡宗兗為南康府教授，主白鹿洞事，遂使開局于洞中，集夏良勝、舒芬、萬潮、陳九川同事焉。[51]

是時陽明為江西巡撫，因修府志之事，集門人于白鹿洞書院聚講，同時以書信招弟子鄒守益同來。《年譜》中所列夏良勝、舒芬、萬潮、陳九川，乃正德十四年（1519）疏諫武宗南巡而赫赫有名的“江西四諫”、“江西四君子”。武宗嗜好巡游，在其寵信的邊將江彬等人的慫恿下，曾逃至宣府、大同一帶，長期滯留，不還朝。正德十四年（1519），于返京后歷時未久，再起南巡之念。鑒于其必然會發(fā)生的擾害地方的嚴重后果，遭致以舒芬等人為首的朝中士大夫強烈反對：

人情惶懼，言官伏闕諫，忤旨被責讓。芬憂之，與吏部員外郎夏良勝、禮部主事萬潮、庶吉士汪應軫，要諸曹連章入諫，眾許諾。芬遂偕編修崔桐、庶吉士江暉、王廷陳、馬汝驥、曹嘉及應軫上疏曰……[52]

疏入，吏部尚書陸完責其“歸過君上，沽直名”：

芬等不應而出。有頃，良勝、潮過芬，扼腕恨完。芬因邀博士陳九川至，酌之酒曰：“匹夫不可奪志，君輩可遂已乎？”明日，遂偕諸曹連疏入。帝大怒，命跪闕下五日。期滿，復杖之三十。芬創(chuàng)甚幾斃，舁至翰林院中。掌院者懼得罪，命摽出之，芬曰：“吾官此即死此耳?！本怪喐＝ㄊ胁案碧崤e，裹創(chuàng)就道。[53]

舒芬謫居福建時，值陽明在贛州，亦如王思、李中例，禮取至軍門。其《禮取副提舉舒芬牌》如此評價舒芬：“志行高古，學問深醇，直道不能趨時，長才足以濟用?！盵54]稽考相關文獻，舒芬當時似乎婉拒了陽明的相邀。舒芬于與人書信中談及此事：

又云陽明盛心，欲稍進生高明之域，固所夙愿。第今為罪斥人，而千里往還無忌，似忘悔懼。在生雖滿朝聞之愿，而或累于陽明，則不能不慮及也。[55]

以自身罪斥人的身份，千里往還，恐連累于陽明，加以婉拒，并請其人向陽明轉致其意。書中所云“滿朝聞之愿”，即孔子所云“朝聞道，夕死可矣”，此則道出陽明聚謫官于軍門的用意所在，切磋琢磨于道，舒芬所說“進生高明之域”，也指這一點而言。舒芬得以在江西與陽明相遇，則因正德十五年庚辰（1520）閏八月，丁父憂而歸。[56]至如相與切磋于道之情形，《傳習錄》所載與舒國裳語尚多。舒芬之情況如此，夏良勝、萬潮、陳九川則于此次事件中，受廷杖之后，遭遇除名[57]的命運。除名后江西家居，雖不在一地，最終同聚于陽明門下，相與于白鹿洞書院講學論道，堪稱一時美談。

至于以謫官主書院教席之事，陽明晚年用兵兩廣之際，曾有所為。陽明弟子季本嘉靖初年于“大禮議”中以言官身份疏救鄧繼曾等人，貶揭陽主簿。[58] 陽明初則召其入軍門，后以南寧新創(chuàng)敷文書院落成，“委以師資之任”。陽明于《牌行南寧府延師設教》公移中如此評價季本：“久抱溫故知新之學，素有成己成物之心”。[59]略需說明的是，與前此諸人不同的是，季本此前已為陽明弟子。但參于陽明對于前此諸謫官之禮遇，請季本主敷文書院教席，并非出于師弟子之間的私情。

最后，提及書院與謫官的關系，不能不提到著名的東林書院?！睹魇贰奉檻棾杀緜魅绱擞涊d：

憲成姿性絶人，幼即有志圣學。暨削籍里居，益覃精硏究?！毓视袞|林書院，宋楊時講道處也。憲成與弟允成倡修之，常州知府歐陽東鳳與無錫知縣林宰為之營構落成。偕同志高攀龍、錢一本、薛敷敎、史孟麟、于孔兼輩講學其中，學者稱涇陽先生。當是時，士大夫抱道忤時者，率退處林野，聞風響附，學舍至不能容?！势渲v習之余，往往諷議朝政，裁量人物。朝士慕其風者，多遙相應和。由是東林名大著，而忌者亦多。[60]

所附歐陽東鳳本傳亦有如是記載：

（歐陽東鳳）以才調常州（知府），布帷瓦器，胥吏不能牟一錢。禽奸人劇盜且盡。憲成輩講學，為建東林書院。[61]

則東林書院之再興，正值顧憲成削籍里居之時，知府、知縣為之營構落成者。而盤桓于東林書院者，多“抱道忤時”、“退處林野”的儒家士大夫。朝士慕其風而遙相呼應，東林遂成為一時“清議”之主盟者。職是之故，黃宗羲于明亡后，撰《明夷待訪錄》，倡“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學?！保渌P注者，在于“公是非”之“公論”：“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學校。”[62]無論陽明時代的謫官主書院教席，還是東林書院之為“清議”主盟，抑或黃宗羲所倡公是非于學校，其間有一脈貫通處，假士論，成士風，養(yǎng)士氣，直至左右乃至主導政治決議。

【注釋】

[1] 《明良論二》，《龔自珍全集》31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75年。

[2] 《上徽宗論士風之壞》，《宋名臣奏議》卷二十四。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0431冊，278-279頁。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

[3] 同上，279頁。

[4] 《疏陳邊務疏》，《王陽明全集》（下簡稱《全集》）卷九，285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5] 《熊士選詩序》，《空同集》卷五十二。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262冊，475頁。

[6] 《明史》卷一百八十八，4976頁。中華書局，1974年。

[7] 《年譜》系之二月（《全集》卷三十三，1227頁），誤。

[8]  《乞宥言官去權奸以章圣德疏》，《全集》291頁。

[9] 同上，292頁。

[10] 《明史》卷一百八十一，4813-4814頁。

[11] 同上，4814頁。

[12] 同上。

[13] 同上。

[14] 同上。

[15] 同上。

[16] 同上，4815頁。

[17] 按，明內閣不似宰相者，在于不直接統(tǒng)領“部院”之政務，而明部院之職權，較前代亦大。故內閣于部院之疏票旨后，所票旨意，亦須部院再議。

[18] 是時以工部尚書銜“掌大理寺、刑部獄”，見《明史》卷一百八十六。

[19] 《明武宗實錄》卷二十四，661-662頁。上海書店，1984年。

[20] 《送別省吾林都憲序》，《全集》卷二十二，884頁。

[21] 《玩易窩記》，《全集》卷二十三，897頁。

[22] 《全集》卷二十三，897頁。

[23] 《漢書》卷七十五，3157頁。中華書局，1962年。

[24] 《薛瑄全集·年譜》，1715頁。陜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薛瑄門人閻禹錫撰《行狀》亦載其事云：“手持《周易》，讀誦不輟。”《薛瑄全集·行實錄》卷一，1614頁。

[25] 《明史》卷二百九，5526頁。

[26] 劉宗周語，見《敬循職掌條列風紀之要以佐圣治疏》，《劉宗周全集》第三冊，185頁。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年。

[27] 同上，5526-5527頁。

[28] 《四庫提要》云：“《明史》本傳做《周易辨說》，其名小異，然《藝文志》仍作《周易辨錄》，蓋刊本字誤也。”（《四庫全書》31冊，1頁。）則書名當以《周易辯錄》為是。

[29] 《周易辯錄原序》，2頁。

[30] 《周易辯錄》卷三，96頁。

[31] 《全集》卷十九，675頁。

[32] 《二程集》721頁。中華書局，2004年。

[33] 《二程集》830頁。

[34] 897頁。

[35] 962頁。

[36] 《五經臆說十三條》，《全集》卷二十六，979頁。

[37] 同上。

[38] 《明史講義》，200頁。中華書局，2006年。

[39] 《明史講義》，90頁。

[40] 《全集》卷三十三，1229頁。

[41] 《全集》卷十九，703頁。

[42] 《貴州通志》卷三十七?！端膸烊珪?72冊，296-297頁。

[43] 同上，297頁。

[44] 見鄒守益：《改齋王君墓志銘》，《鄒守益集》卷二十一，頁974。鳳凰出版社，2007年。

[45] 見鄒守益：《貴州僉事提督學校義城黃君墓志銘》，《鄒守益集》卷二十一，頁999。黃國用亦曾于正德十四年諫武宗南巡遭廷杖之辱。

[46] 《全集》卷三十，1088-1089頁。

[47] 《明史》卷二百三，5362頁。

[48] 《諫迎佛疏》，《全集》卷九，293頁。

[49] 鄒守益：《貴州僉事提督學校義城黃君墓志銘》，《鄒守益集》卷二十一，頁1000。

[50] 同上。

[51] 《全集》卷三十四，1280頁。

[52] 《明史》卷一百七十九，4760頁。

[53] 同上，4761頁。

[54] 《全集》卷十七，頁599。

[55] 《梓溪外集》卷八，頁18?！妒嫖墓?jié)公全集》，萬歷四十八年庚申（1620）刻本。

[56] 庚辰閏八月，野江翁棄養(yǎng)于家，太史公聞訃慟絕，兼程而歸?！断却蟾柑饭袑崱罚妒嫖墓?jié)公全集》。

[57] 《明史》卷一百八十九，5022頁。

[58] 徐渭：《師長沙公行狀》，《徐文長三集》卷二十七，《徐渭集》645頁。

[59] 《全集》卷十八，634頁。

[60] 《明史》卷二百三十一，6032頁。

[61] 《明史》卷二百三十一，6033頁。

[62] 《明夷待訪錄·學?！?，《黃宗羲全集》第一冊，10頁。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

原載《王陽明廉政思想與行為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13年10月

責任編輯：葛燦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