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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百年辛亥，展望第三共和

作者：齊義虎

來源：作者授權儒家網首發(fā)

時間：系列2012年8月4日

題記：回顧過去是因為思考現(xiàn)在，梳理歷史是為了指明未來。

2011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紀念，不論是臺灣的國民黨還是大陸的共產黨，都舉行了盛大的慶祝儀式，以此來向世人昭示，自己一方才是這一革命傳統(tǒng)的真正繼承人。國共兩黨之所以要爭奪革命的正統(tǒng)繼承權，關鍵還是要論證自我建國的合法性?？梢哉f，不管是中華民國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其政權之合法性的起點都來自于一個世紀前的這場革命。革命既是新生的開始，也是歷史的斷裂。這就好比一座房子，雖然飽受風雨的摧殘，哪怕再破，畢竟它還佇立在那里，留有歷史的印跡，可一旦我們要拆除另建，那么這印跡便會被清理得干干凈凈。在這個意義上，辛亥革命可謂傳統(tǒng)中國與現(xiàn)代中國之政治分界線。

一

作為歷史的轉折點，一百年前武昌起義的那一聲炮響不僅撼動了大清王朝二百多年的部族政權，更撼動了中華帝國兩千余年的君主政體。用孫中山先生自己的話說，前者光復了華夏，可謂民族革命；后者開啟了共和，則屬于政治革命。從民族革命的角度看，辛亥革命是成功的，尤其是此后五族共和理念的提出，為多元一體之中華民族的國族建構開啟了一個正確的方向；但從政治革命的角度看，辛亥革命又是失敗的，因為與革命的初衷相反，自從清政府倒臺后直到新中國建立，在近40年的時間里中國一直處于分裂和混亂之中，沒有形成一個統(tǒng)一的強有力的中央政權，更沒能建立起一套穩(wěn)定的政治制度及其價值體系。誠如康有為在1902年就曾預見到的，革命“始為變法自強而來，終為內亂自亡而去；始為救國保種而來，終為鬻民滅國而去”[1]。民國的分裂和虛弱無疑激起了環(huán)伺強鄰的覬覦野心，俄國和英國對外蒙和西藏的割裂，日本對南滿、東蒙以及山東的滲透，二十一條的提出，九一八事變的發(fā)生，直至七七盧溝橋全面抗戰(zhàn)的爆發(fā)，一步一步將中國拖入生死存亡的國家危機，讓康有為當初的警告不幸而言中。

從歷史的后果來看，辛亥革命破的足夠徹底，立的卻不夠穩(wěn)固。換言之，辛亥革命只是結束了歷史，卻沒能開創(chuàng)未來；革命才剛剛開始，還遠遠沒有完成。讓國人引以自豪的所謂亞洲第一個共和國只不過尚是個名不副實的空中樓閣。正因此孫中山先生在臨終之際才會留下“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遺言。此后之中國共產黨也正是從這里確定了自己的歷史起點，在社會進化論的框架下發(fā)明了從舊民主主義革命向新民主主義革命乃至社會主義革命不斷升級的“革命接力棒”理論，并自稱是“孫中山先生開創(chuàng)的革命事業(yè)最堅定的支持者、最親密的合作者、最忠實的繼承者”[2]。以近代歷史的連續(xù)性來看，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雖然意識形態(tài)不同，但卻同屬于以革命為時代特征的現(xiàn)代中國，二者無非是第一共和與第二共和的兄弟關系。

穿越歷史回到1911年的中國，當時足以影響革命結果的主要有三派勢力：一是以孫中山為領袖的革命黨，二是以張謇為代表的地方立憲派，三是以袁世凱為首的北洋實力派。其中北洋實力派想要的是權力，而革命黨和立憲派共同主張的卻是共和。最后在三方的合作妥協(xié)下，政權的更迭以國體之改易的方式得以實現(xiàn)，其結果不僅推翻了異族的滿清政權，更連帶結束了本族的政治文明。北洋實力派拿到了政權，革命黨制定了“約法”，立憲派進入了國會。看上去三方各取所需、各如所愿，然而一個由舊勢力主導的共和國一開始便埋下了貌合神離的政治危機。不過比政治危機更危險的乃是文化危機。古人云：“中國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有服章之美，謂之華?！盵3]作為“衣冠上國”、“禮儀之邦”的華夏，自古便是以文教立國，一旦盡棄傳統(tǒng)，雖國家得以保存，亦不過以夷變夏之一新夷狄而已。不幸的是，辛亥革命后的中國正是朝這個方向沉淪的。自從共和制取代君主制之后，中國之政治及思想的歷史進程便徹底轉換到了西化的軌道上并一路高歌猛進、義無反顧；反過來，對于自家的政教傳統(tǒng)則視之如糟粕、棄之如敝屣。這也為后來之新文化運動走向更為徹底的反傳統(tǒng)激進主義掃清了障礙、種下了前因。

但這里似乎存在一個悖論，一場在排滿問題上持有堅定之民族主義立場的革命，為何在政體問題上卻又輕而易舉地放棄了自家傳統(tǒng)而不折不扣地傾心于西化立場呢？為何革命勝利后孫中山一方面帶著文武百官去拜謁朱元璋的陵墓，另一方面卻又不愿意繼承幾千年以來漢唐宋明的政治制度呢？真正的民族主義者不僅要保衛(wèi)自己的國家，更要捍衛(wèi)自己的文化。但辛亥革命之后的形勢卻是，漢人以革命的方式奪回了政權，也以革命的名義剪除了傳統(tǒng)，傳統(tǒng)政教成了大清王朝的殉葬品。1918年梁濟先生的自殺便是對此文化危機的絕望表達。總之，這場革命既有排滿興漢之民族的一面，也有民主共和之西化的一面，兩件本來矛盾的事情卻被融合在一場革命之中，這不得不讓人匪夷所思。

欲解釋上述的政治——文化之間的矛盾現(xiàn)象，就不得不比照中西古今的兩種國家觀[4]。如上所述，作為禮樂文明載體的華夏中國實行政教合一，更重視國家的文教內涵，所謂的夷夏之辨雖然有民族的成分，但更主要的還是文化標準。故《春秋》對于夷狄之進于中國則褒之，對于中國之退于夷狄則貶之。這里所進退褒貶的中國主要是指一套禮樂文明，所以我們姑且稱這種國家觀為文化國家觀（實乃“文化天下觀”）。與此不同，由于政教分離的原因，近代西方的民族國家觀更為重視國家的外觀特征，其典型代表便是國家要素說。人口、領土、主權，有時再加上政府，這便是近代民族國家的基本框架，而其中的主權更是其核心要素。這種民族國家觀文化上略顯粗鄙質野、內涵空洞，但其外延清晰、組織發(fā)達，十分適合優(yōu)勝劣汰之國際競爭，在心理上很容易引起面臨著救亡圖存任務的中國新興知識分子的認同。可以說，從傳統(tǒng)的文化國家觀向現(xiàn)代的民族國家觀的轉變是中國近代之政治革命得以發(fā)生的知識背景，而從政教合一向政教分離的蛻變則是辛亥革命中政治——文化走向斷裂的根本原因所在。換言之，近代中國政治革命的歧出不在于引入了民主共和等西方要素，而在于徹底顛覆了政教一體之傳統(tǒng)格局。

當然，這種國家觀的轉變不是一朝一夕完成的，它有一個歷史的過程。從倭仁的文化保守到張之洞的中體西用，傳統(tǒng)的文化國家觀已經開始慢慢松動。這其中1898年康有為曾提出過“保國、保種、保教”的三保說，可以說對這個問題認識的最清楚。國——種——教于華夏中國而言本乃一體之三面，惜乎康氏誘于西人之說，在策略選擇上有意模仿基督教之政教分離模式，自亂家法、徒起紛爭。至1902年，其昔日之得意門生梁啟超便首先提出異議，發(fā)表了《保教非所以尊孔論》，將三?；s為一?！?。此后之革命黨趁機跟進，為鼓動排滿思潮，大肆宣揚西人之民族國家觀，保教之聲漸趨湮沒。至辛亥革命興起，唯一心一意以歐美為楷模，建設一個現(xiàn)代的新國家，傳統(tǒng)之文化天下理想早已無人問津。但未來不是純粹的理念世界，而是歷史的生長和延續(xù)。政治制度可以學習模仿，政治文化卻無法復制移植。文化是歷史之積累，更是政治之根基。中國自民國以來的種種政治亂象及其名實不副的失序狀態(tài)，無一不是外來之移植制度與本土之傳統(tǒng)文化之間脫節(jié)排斥的反應。欲克服此政教不調的毛病，只有重建政治與文化之間的統(tǒng)一性，這就需要我們重新反思整個中國近代史的主題。

近代中國雖然涌現(xiàn)了許多主張不同的政治派別，經歷了許多性質各異的歷史事件，但其所面對的時代主題和歷史任務卻是同一個。早在1986年李澤厚先生就曾以“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救亡壓倒啟蒙”來概括這一主題，但這一說法明顯過于西化，囿于中國剛剛過去的文革經歷而對西方近代啟蒙的普世主義缺乏必要的反思。沒經過現(xiàn)代化之痛，就不知道現(xiàn)代性之殤。只有在經歷了前30年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和后30年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之后，今天的我們才具備了超越左與右的歷史眼界，而這一評判的標準便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中庸之道。按照中醫(yī)辨證施治的原則，從中國自身的政教傳統(tǒng)來看，近代中國的危機既不同于以往的王朝治亂循環(huán)，也不是費正清所說的單純的內外“刺激——反應”，而是正氣虛損、外邪入侵、內傷外感、陰陽失衡所致，施治之道在于要同時扶正氣、驅外邪。如此一來我們的歷史任務便很明確，那就是“尊王攘夷”——以“尊王”內扶正氣，以“攘夷”外驅邪毒。所謂“尊王”是要把皇皇中華從滿清的奴化扭曲和西洋的異化壓抑下解救出來，重建王道政教、復興禮樂文化，樹立起中國之為中國的文明主體性；所謂“攘夷”則包括內外兩個方面，對內表現(xiàn)為推翻滿清的部族政權，對外則是反抗帝國主義的侵略，二者同為“不與夷狄主中國”，排除異族對我們的侵犯和壓迫。內夷不攘則王道不尊，王道不尊則外夷不靖。尊王須以攘夷為手段，攘夷要以尊王為宗旨；尊王是最終的文教理想，攘夷則是切近的政治使命?？傊鹜跖c攘夷乃一事之兩面，前者從立處著眼，后者則從破處下手，立在破中，破在立中。尊王與攘夷之間的這種辯證關系決定了中國近代革命的艱巨性、復雜性和長期性，因為我們的目標是既要學習西方更要超越西方，既要進行現(xiàn)代化更要揚棄現(xiàn)代性。這也就是中國的近代轉型比之日本的明治維新要困難許多的重要原因。

自辛亥革命以來雖然歷經兩代共和國一百年的努力，面對著“尊王攘夷”的歷史大業(yè)我們仍舊走著路上，尚未抵達終點。今日之中國只能算是完成了“攘夷”[5]，“尊王”之路尚任重道遠。即便是“攘夷”，我們也只是取得了“兵戰(zhàn)”之勝，而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大背景下，“商戰(zhàn)”之危險仍隨時存在[6]，尤其是在此歐美金融危機的關鍵時刻，勝敗尚無定論，更不可掉以輕心。但我們須知，攘夷不過應變之權，尊王才是守常之經。經若不尊，權亦不正?？?900年的庚子之變徹底摧毀了中國人的自信，“尊王攘夷”的政治——文化雙重使命被“救亡圖存”的單一主題所取代，中國人在歷史的創(chuàng)痛和迷茫中慌不擇路地走上了“向西方尋找真理”的歧途[7]。隨著留學生的大批外派，各種西方思潮開始不斷被引入中國，而1905年朝廷取締科舉、設新學堂、預備立憲等措施更讓西學乘虛而入、占據廟堂，此后之革命思潮的流行皆拜其所賜。

既然中國自認落后，真理已在西方，那么西學才是真正的王道。于是“尊王攘夷”也就被“尊夷攘夷”所替代，其表現(xiàn)之一便是上文所提到之國家觀的轉變。當時以康梁為首的保皇黨和以孫中山為首的同盟會雖然在改良還是革命的問題上爭得不可開交，但這不過是手段之異，他們所追求的政治目標實際上是相同的，其實質都是要以夷變夏。不過與康有為這位以公羊學吸收西學的保守派相比，向西方學習最徹底的兩個學生還要說國民黨和共產黨。作為開創(chuàng)第一共和與第二共和的兩大意識形態(tài)，不論是三民主義還是共產主義，基本上都是一種脫離中國政教傳統(tǒng)的外來引入的地道的西方學說[8]。所不同的是，前者主要師法歐美，后者則是模擬蘇俄。從短期看這是他們的長處——以夷攘夷，但從長期看又是他們的短處——以夷變夏。因為不管他們選擇的是西方的左派還是右派，都脫離了傳統(tǒng)中國的中道。

作為兩黨的歷史哲學，國民黨的民生史觀和共產黨的階級史觀雖然具體內容不太一樣，但其理論基礎卻都是近代以來流行的社會進化論、歷史形態(tài)說。以這樣一套線形時間觀的西方理論框架去定位中國的歷史進程，雖然足以自成一家之言卻難免削足適履之病。經過一百年的冷卻與沉淀，在經歷了現(xiàn)代化大風大浪的沖刷之后，今天的我們已經學會了反思，不再簡單地擁抱西方的現(xiàn)代思潮，也不再盲目地反對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逐漸走出了各種歷史理論的進化迷霧，開始學著以中國自己的視角，從我們五千年文明的歷史連續(xù)性中去重新理解近代史，重新樹立中華文明的歷史主體性。對于辛亥革命及其前后的歷史走向，要想理清這其中的曲曲折折和是非得失，還需要我們從整個近代中國的歷史邏輯中來加以把握。而這就需要我們重新回到“尊王攘夷”的近代主題，以經觀史，以史證經。

二

中國近代史公認的開端無疑是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但其實早在此前中國社會就已經危機四伏。大清帝國到道光時期已經持續(xù)了快二百年的統(tǒng)治，就像歷史上的其他王朝一樣，在垂垂暮年之際已經開始暴露出各種衰朽的歷史積弊。魏源曾有“六荒”之說：“荒者亂之萌也……堂陛玩愒，其一荒；政令叢瑣，其二荒；物力耗匱，其三荒；人才嵬苶，其四荒；謠俗澆酗，其五荒；邊場馳警，其六荒；大荒之萌未有不由此六荒者也?！盵9]以之來概括晚清的危機再恰當不過了?？吹贸觯@已經是一個行將就木之王朝的末世晚景了，從外表看大廈依舊崔嵬，但內部的梁木柱礎早已傾斜朽蝕，隨時都有坍塌的危險?？蓭缀跖c此同時，在亞歐大陸最西端的一個小島上，一個精力充沛的新帝國正在雄姿英發(fā)地走向世界。當一個疾病纏身卻又妄自尊大的老者在拳擊臺上碰到一個身強力壯且年輕氣盛的青年時，其結果似乎早已注定。內傷于七情再加上外感乎六淫，老大帝國身上的種種疾病于是乎總體爆發(fā)出來，不曾想這一病就是上百年。

19世紀中期，隨著歐洲第一次工業(yè)革命的逐漸完成，英國成了“世界工廠”，所以急于向世界各地傾銷自己的產品。但中國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在清王朝閉關鎖國政策的保護下，尚且頑固地抵制著西方資本主義的入侵。既然不能用商品敲開中國的大門，那么只好用大炮轟開其城墻了，這便是歷史上有名的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英國人將其稱作貿易戰(zhàn)爭[10]。正義雖然站在中國一邊，可國際政治的殘酷現(xiàn)實永遠是“強權戰(zhàn)勝公理”。盡管英國是蠻橫的，但戰(zhàn)爭的勝利依然幫助他們取得了饞涎已久的在華商業(yè)權利。五個通商口岸就像堤壩上決開的五個大豁口，任由西方資本主義的商品及其規(guī)則沖進古老的中華帝國。

在中西交鋒的初次對決中中國便敗下陣來，可割地、賠款、最惠國待遇、領事裁判權、開放通商口岸這些在今人看來帶有屈辱性的條款似乎都沒有觸動當時的清王朝。對于道光皇帝和他的朝廷來說，1842年的《中英南京條約》不過是1835年“浩罕協(xié)議”的翻版，“拿地方性的商業(yè)讓步換來一個穩(wěn)定的邊境”，這不過是天朝馴服蠻族時慣用的懷柔策略罷了[11]。但來自海洋的大英帝國可不是中亞的浩罕番邦，它的胃口可不是那么容易滿足的。面對著西方資本主義的入侵，除了像魏源這樣極少數的先知先覺者外，顢頇的滿清朝廷依舊麻木無知，關起門來做著自己天朝上國的迷夢。

就在皇帝和他的大臣們以為一切都已結束、王朝又回到原來狀態(tài)的時候，資本主義卻悄悄地來了，就像潮汐一樣沖刷和侵蝕著中華帝國的龐大身軀，沿著開放的口岸滲透進古老社會的肌體內部。古語說：大風起于青萍之末。僅僅十年之后，一場席卷了半個中國的太平天國起義就讓滿清政府嘗到了這種商業(yè)入侵的苦果。可以說，太平天國運動是西方勢力進入中國后激起的第一浪波瀾[12]，而起義者所借用的基督教形式也首次顯現(xiàn)了西方文化在中華大地的滲透程度。這場持續(xù)了14年的大起義極大地消耗了滿清王朝的統(tǒng)治力量，更造成地方漢族督撫群體的崛起，改變了清朝自開國以來以滿制漢的權力格局，為晚清最后的分崩離析埋下了種子。

內亂未靖、外戰(zhàn)又起，恰在此時，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爆發(fā)。打著修約的借口，趁著內亂的時機，英國拉著法國又來敲詐這顢頇無能、愚昧自大的滿清政府了?？梢韵胍?，面臨著內憂外患壓力的清政府又是一敗涂地，而且英法聯(lián)軍還第一次攻入了帝國的首都，做到了太平天國想做而沒做成的事，并搶掠焚燒了皇帝的行宮——圓明園，氣得年僅31歲的咸豐皇帝病死在承德避暑山莊。這次莫大的戰(zhàn)敗屈辱終于讓清政府受到了痛苦的震動，于是回到北京的朝廷在開明貴族和漢族官僚的支持下開始了局部的變革，這便是滿清政府的第一次自改革努力，史稱洋務運動。

中國最直接地敗在軍事上，所以洋務運動也就很自然地從軍事自強開始了。當時的洋務派認為，中國之敗主要原因在于武器不如人，即我們的冷兵器敵不過西洋的熱兵器。李鴻章在給曾國藩的信中說：“中國用兵多至數倍，而經年積歲，不收功效，實由于槍炮窳濫。若果能與西洋火器相埒，平中國有余，敵外國亦無不足?！薄爸袊虚_花大炮輪船兩樣，西人即可斂手?！盵13]李鴻章的看法可以說代表了整個洋務派的反思觀點，他們只是把失敗的原因簡單地歸結為外部因素，對于帝國自身的內部危機則缺乏深刻的見識。辨證的誤差自然導致施治的偏頗，于是在三十多年的洋務運動期間，改革一直都停留在頭痛醫(yī)頭腳痛醫(yī)腳的器物表層。其主要措施便是興辦軍事工業(yè)，并圍繞軍事工業(yè)開辦其他工業(yè)，設立培養(yǎng)翻譯人才的同文館，派遣留學生出洋學習軍事技術等。至于政治體制的弊端，只知從人事上加以彌縫，而不敢有制度變革的構想?？山袊鎸Φ奈C早已不是傳統(tǒng)邊疆型的局部威脅，而是民族國家對王朝國家的總體戰(zhàn)爭。若不能在組織和動員上更張舊制，消除滿清王朝部族政權的狹隘性，建立起君民一體、上下同心的國家機制，哪怕武器再好，中國也永遠不是人家的對手。

以前曾有人將“中體西用”作為洋務運動的總體指導思想，其實并不準確。在滿漢雙軌體制下，應該稱之為“滿體西用”才對。對于一個外來的異族統(tǒng)治集團來說，不論是中國的儒家傳統(tǒng)還是西洋的軍事技藝，都不過是維護其政權、實現(xiàn)其統(tǒng)治的手段，保住其部族政權才是真正的“體”之所在?？梢哉f晚清的各項改革皆是以千方百計維持此“滿體”為出發(fā)點的，至于“中用”還是“西用”，不過是因應時勢的統(tǒng)治術變遷，哪個好用便用哪個，取之不疑，去之不惜。這一點從后來戊戌變法時期“保大清”與“保中國”的爭論中也可以看出。

在整個洋務運動期間，中外基本上相安無事，使中國贏得了一個長久的和平發(fā)展環(huán)境。1876—1878年間左宗棠成功收復新疆，1885年馮子材在中法戰(zhàn)爭中取得鎮(zhèn)南關大捷，1888年由李鴻章一手創(chuàng)建的北洋海軍在威海衛(wèi)的劉公島正式成立，當時其實力號稱世界第七、亞洲第一。面對著洋務運動所取得的這些軍事成就，大清王朝的統(tǒng)治者又有點飄飄然了，一味地沉浸在“同光中興”的自我陶醉里。正當舉國上下忙著為慈禧太后的六十大壽做準備的時候，中日甲午之戰(zhàn)的慘敗卻再次驚醒了夢中人。以往敗給船堅炮利的西洋人也就罷了，這次竟然是敗給了自己往日的學生——蕞爾小國日本，這讓在亞洲當慣了宗主國的中華帝國顏面掃地、情何以堪？割讓臺灣與遼東，賠款2萬萬兩白銀，答應苛刻的通商條件，這些都讓三十幾年之洋務運動的努力灰飛煙滅，同時也慘痛地證明了單純器物層面的變革已不足以救亡圖存。

首先受到甲午戰(zhàn)敗震動的便是年輕人。正在北京參加科考的康有為、梁啟超領導了公車上書，標志著維新派開始登上歷史舞臺；而遠在檀香山的孫中山則成立了興中會，提出了“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chuàng)立合眾政府”的激進主張，標志著革命派的誕生。此后的中國便是在改良與革命這兩條道路之間競爭賽跑了。其實兩派對于中國問題的認識并無太大分歧，他們都認為，中國積弱之蔽在于政體不良、組織不善，只有實現(xiàn)變法改革才能振奮士氣、凝聚民心、提高效率、自強圖存。所不同的是，改良派認為這一政治維新可以在滿清的舊政權下得以實現(xiàn)，這樣便可避免改朝換代所帶來的社會動蕩和內外風險。而革命派則認為，滿清政府不惟不是政治改革的承擔者，更是其絆腳石。作為一個異族的統(tǒng)治者，其部族政權的自私性和狹隘性決定了大清王朝不會與中國同呼吸共命運，關鍵時候他們完全可以出賣中國的方式來換取其政權的保存。此后戊戌變法的失敗、《辛丑條約》的簽訂和清末立憲的鬧劇似乎一次次地印證了革命派的先見之明[14]。但“滿洲一倒、萬事自好”的盲目樂觀也暴露出部分革命派的天真和幼稚。

甲午之戰(zhàn)的慘敗戳穿了大清帝國的虛弱，于是激發(fā)起列強瓜分中國的野心。1897年，德國強占膠州灣，俄國進占旅順港，法國強租廣州灣，英國強行拓展九龍新界并強租威海衛(wèi)，中國面臨著被列強瓜分的危險。1898年，在光緒皇帝的支持下終于開始了以變法自強為宗旨的百日維新，這算得上是清廷的第二次自改革努力，史稱戊戌變法。但康梁等維新派由于缺乏傳統(tǒng)官場的政治經驗，變法策略選擇失當，加之其變法舉措過于急切，得罪了廣大的舊官僚階層，于是僅僅持續(xù)了103天的改革火焰就被以慈禧為首的守舊派撲滅了。政治改革夭折后，殺頭的殺頭，外逃的外逃，只余下孤零零的光緒皇帝一個人幽禁瀛臺。戊戌變法的失敗使清朝錯過了一次及時自改革的機會，其后果更使同情改革的朝中大臣被邊緣化，同時極端保守派開始在政治上得勢，并直接導致了兩年后的義和團運動和八國聯(lián)軍入侵。

面對著步步緊逼的列強瓜分狂潮，清政府既然不愿意實行變法，那么只能采取其他的抵抗方式了，于是打出“扶清滅洋”旗號的義和團便成了他們可以抓住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由于慈禧對于外國之同情變法、援救新黨、干涉廢立、逼其還權的怨恨，她這次準備孤注一擲、不惜一戰(zhàn)。在討論是和是戰(zhàn)的御前會議上，慈禧太后面對袁昶拳術不可信的發(fā)言反駁道：“法術不足恃，豈人心亦不足恃乎？今日中國衰弱已極，所仗者人心耳，若并人心而失之，何以立國？”[15]但后來的事實證明，混雜著巫術和迷信的傳統(tǒng)動員方式并不足以對抗西方現(xiàn)代化的軍事進攻。如果說甲午戰(zhàn)爭還只是暴露了大清帝國的虛弱，那么八國聯(lián)軍的鐵蹄則是毫不留情地踐踏了大清朝的最后一點顏面。帝都的第二次陷落使得這個異族政權在國人心目中威信掃地、名存實亡，戰(zhàn)時由劉坤一、李鴻章、張之洞、袁世凱等人組織的東南互保運動更是凸顯了清廷中央權威的弱化。民心和官心的同時喪失，這對于一個正在垂死掙扎的政權來說可不是什么好兆頭。

經歷了這次比甲午戰(zhàn)敗更為慘痛的奇恥大辱，清廷算是徹底被洋人打服了、嚇怕了，于是由自大走向自卑，由排外走向媚外。一方面對外“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一方面對內企圖以改革的名義來安撫人心、保住政權。1901年當慈禧太后還在西安的時候就發(fā)布了變法的詔書，指出以前的器物仿造只是學了“西藝之皮毛”，如今所要學的則是“西政之本源”，如此才可實現(xiàn)中國之富強。而原來主戰(zhàn)的極端保守派由于要為這次失敗負責，在列強的要求下或殺頭或充軍，他們的離開為接下來的政治改革清除了朝中的阻礙勢力。為了回報洋人對自己的寬恕，如今的老佛爺真可謂戴罪立功、洗心革面，一下子從戊戌變法的政治絞殺者變成了康梁亂黨的遺囑執(zhí)行人，如改官制、修法律、廢科舉、興學堂、練新軍等，其中有些方面的改革力度比之戊戌時還要激進。但一切都晚了，時移勢易、水漲船高，如今這種單純的上層改革已不足以挽回下層人心。此時的大清朝面臨的已不再是政治改革的內部問題，而是統(tǒng)治合法性的外部危機，這就需要改革進一步觸及官——民之間的權力關系。

其實不管是甲午之敗還是庚子之敗，中國失敗的根本原因都屬于傳統(tǒng)國家對現(xiàn)代國家的失敗。傳統(tǒng)國家[16]也就是梁啟超先生所說的“只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其社會動員能力很低，缺乏基本的組織能力，所以即便中國有4萬萬人，但卻依舊是一盤散沙，敵不過幾萬甚至幾千人的職業(yè)軍隊。反之，現(xiàn)代國家乃是一民族國家，政府具有強大的社會動員能力和財力汲取能力，這才是其“國雖小而兵卻強”的根源所在。直到1904年的日俄戰(zhàn)爭才讓清政府認識到這一點。

俄國本是歐洲的老大帝國，而日本不過是個剛剛崛起的亞洲新興小國，雖然才在甲午之戰(zhàn)中打敗老大中國，但中國之弱由來已久，取勝本無所稀奇?？蓱?zhàn)勝俄國就不一樣了，這是東方國家第一次戰(zhàn)勝西方國家，也是黃種人第一次戰(zhàn)勝白種人，意義非同一般。當時國人在分析兩國勝敗原因的時候得出一個最后的結論，那就是立憲的日本戰(zhàn)勝了專制的俄國。因為專制導致君民分隔、上下異志，而立憲卻可以溝通君民、凝聚人心。正如當時的報紙所寫的：“日俄之戰(zhàn)并非日本與俄國兩國之間的戰(zhàn)爭，而是立憲政體與專制政體之間的戰(zhàn)爭?！盵17]所以立憲一下子成為國人競相追逐的政治改革目標。為此清廷在1905年專門派出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疾斓慕Y果使?jié)M清親貴們相信，“立憲可以在不影響皇帝權力基礎和對全國政治的控制能力的條件下，達到動員民眾致力于富強目標的目的”。[18]由此開啟了朝廷上層權貴主導的清末立憲改革運動。

但這樣的立憲在日本是可行的，在中國卻已經錯過時機、不可再欲。日本的維新改革恰是打著“尊王攘夷”的大旗進行的，這一過程中天皇是立憲的核心因素，而國民則圍繞在天皇四周被以民族主義而非民主主義的方式動員組織起來。反觀此時的大清朝，經歷了甲午之敗和庚子之敗的接連打擊，其中央權威早已不穩(wěn)固，國民對于滿清政權的服從也已開始動搖，而滿漢矛盾的加劇更讓民族問題越發(fā)凸現(xiàn)出來。在民族主義思潮的激蕩下，清廷這一部族政權的統(tǒng)治合法性越來越遭到質疑?！皩庂浻寻?、不與家奴”，“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這種赤裸裸的屈膝媚外政策讓廣大國人漸漸看清了這個外來異族政權的賣國本質。1905年成立的同盟會繼承了興中會“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民族主義口號，其排滿思想在留日學生中廣泛傳播。而短短6年里《馬關條約》和《辛丑條約》總計高達6億8千萬兩白銀的賠款（還沒有包括利息在內），更加劇了政府對于底層社會的盤剝，進而激化了社會的階級矛盾?？傊?，中央權威不穩(wěn)，滿漢對立加深，社會矛盾激化，在這種條件下，無論清廷的立憲是采取民族主義還是民主主義的手段，都無異于引火燒身。

1908年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后的相繼離世使得清政府的中央權威再次流失，年僅3歲的小皇帝和年輕的攝政王都缺乏駕馭時局的威望和能力。其實早在3年前的廢科舉就已經讓清廷喪失了傳統(tǒng)的社會整合機制，失去了廣大士子讀書人的制度性擁護。雖然立憲的大幕已經徐徐拉開，但其接下來的進程卻脫離了當權者的預期和控制，由此釋放出來的政治參與能量如同脫韁的野馬一般橫沖直撞、一瀉千里。其實從一開始朝野各派對于立憲就有著完全不一樣的期待。在朝的滿族權貴派希望借立憲加強中央集權、重振皇帝權威，同時消除革命派對于滿族政權的威脅；在朝的漢族官僚派則希望立憲后滿族皇帝成為虛君，藉此便可消除滿漢之間的矛盾；而在野的士紳派卻希望通過立憲使地方從中央分權、漢人從滿人分權，進而集合更多的力量共謀國事。一方要集權，另兩方要分權，這樣的立憲從一開始便注定了同床異夢、南轅北轍的悲劇。

1911年暨宣統(tǒng)三年，立憲終于從預備的幔帳里羞羞答答地走了出來，但正當舉國上下帶著期盼的眼光揭開紅蓋頭的那一剎那，看到的卻是一個又老又丑的皇族內閣，于是原先的期待頃刻間便化作了對滿族清廷的極度失望。至此國人大多開始相信“清廷之不足與有為”[19]，連地方的立憲派都開始傾向革命，革命派的主張逐漸深入人心，這一點從武昌起義后各省紛紛宣布獨立就可看出。如果說皇族內閣讓漢族官僚士紳大失所望的話，那么財政破產的清廷為了支付賠款而對內盤剝壓榨、巧取豪奪，對外大量舉債、鬻賣國權的行徑更是激起了廣大民眾的反抗。原來清政府每年的財政收入只有8000萬輛白銀，但到宣統(tǒng)三年竟然猛增到3億兩，財政收入不正常增長的背后潛伏的恰是社會矛盾的加劇和激化[20]。果然，四川保路運動的一方興起引來了全國各地的四方響應。待到10月10號武昌城內的一聲槍響，大清王朝的覆滅已經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關于辛亥革命之前的歷史演變，可參見下列之表一與圖一：

表一[21]

圖一[22]

三

其實辛亥革命并沒有統(tǒng)一的指揮和部署，也沒有周詳的計劃跟準備，它只是倉促舉事，但卻成為壓垮大清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一場偶然的軍事起義推動了一次必然的歷史變革，只因為革命道出了當時全國民眾的心聲，于是一呼百應、天下景從、兵不血刃、傳檄而定。正是借著民心的向背而非軍事的力量，辛亥革命才推翻了手握北洋重兵、實力依舊強大的清王朝。正如清廷的退位詔書中所說的：“今全國人民心理，多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議于前，北方各將，亦主張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迸c歷史上改朝換代的軍事戰(zhàn)爭相比，這可以說是傷亡最小、代價最低的一次革命了。但也正因為革命的成功來得太容易了，使得勝利的喜悅掩蓋了問題的復雜，“滿洲一倒”并沒有帶來期望的“萬事自好”。借用后來共產黨的話說，辛亥革命實際上只是邁出了“萬里長征的第一步”，要完成“尊王攘夷”的歷史大業(yè)，后面的路還有很長。

當時民國肇建，百廢待興，亟需要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權來外爭國權、內聚民心，而這也正是政治革命的初衷所在。但新建的共和政體面對著中央的黨爭和地方的分裂卻一籌莫展、毫無作為[23]。以宋教仁為實際領導的國民黨和以袁世凱為首的北洋軍閥之間由于權力分配問題而明爭暗斗，致使國家政治一直不能走上正軌。當初革命黨曾期袁世凱以華盛頓，卻又不予之總統(tǒng)實權，反而以內閣制杯葛之，可謂反覆無常、失信于人在先；而袁世凱呢，作為一個實力派的舊官僚，其本心亦在拿破侖而非華盛頓，由臨時總統(tǒng)而正式總統(tǒng)，由正式總統(tǒng)而終身總統(tǒng)，由終身總統(tǒng)而洪憲皇帝，可謂處心積慮、步步為營在后。要之，雙方皆無儒家之公誠，卻都不乏法家之權術。

不過客觀地看，袁世凱之恢復帝制一半出自私心，另一半則出于公志。那時的世界還是一個君主制為主流政體的時代，英、俄、德、日、奧匈、奧斯曼等當時的一流強國所實行的都是君主制，而實行共和制的只有美國、法國和瑞士等少數幾個國家。這其中，美國的共和乃是十三州獨立聯(lián)邦的結果，法國的共和則是幾十年革命反復的產物，瑞士的共和亦是幾個民族力量平衡的安排?？傊埠椭圃诋敃r皆有其國情之特殊性，且在國際上居于少數地位，還不具備強烈的普世性。在當時的中國，除了極少數具有留學背景的新型知識分子和職業(yè)革命家外，絕大多數國人對于何為共和、如何共和皆茫然無知。由于缺乏政治參與的民眾壓力，中國的共和只是革命賜予的一件禮物，雖華麗卻不實用。在這種內外形勢下，有些人便把民初的政治亂象歸咎于共和政體與中國民情的脾胃不調，開出的藥方就是復辟君主制，試圖借助傳統(tǒng)的君臣關系來恢復中國的政治秩序。這對于舊體制出身的袁世凱可謂正中其下懷，于是便有了假公濟私的帝制自為。但袁世凱有亂世奸雄之才，卻無垂憲開國之德。正如其死后籌安六君子之首的楊度為他所寫的挽聯(lián)所評述的那樣：“共和誤民國？民國誤共和？百世而后，再平是獄；君憲負明公？明公負君憲？九泉之下，三復斯言?！睋f袁氏臨死前曾大呼“楊度誤我”，可在楊度看來又何嘗不是“袁氏誤國”呢？

仔細分辨一下就會發(fā)現(xiàn)，其實袁世凱的洪憲帝制既不同于滿清的專制君主制，也不同于英國的立憲君主制，而是更接近當時之德日兩國的二元君主制。所謂二元君主制就是說君主既不獨大也非虛君，而是與議會同時分享權力。君主代表著高高在上的世襲權力，議會則代表著起自基層的民選權力，二者既分工協(xié)作又相互制約，呈現(xiàn)出一種權力的二元格局，故謂之二元君主制。這與康有為主張的君民共主制很像，既考慮到了權威的統(tǒng)一穩(wěn)定性，又汲取了權力的多元民主性，可以說是后來之民主集中制的先聲。但這種基于歷史的經驗理性在那個激進的年代卻不容易為人所接受。1915年的新文化運動扯起了德先生和賽先生兩面大旗，其現(xiàn)實的目的是要以民主反對袁世凱的帝制復辟、以科學反擊孔教會的國教運動，而其理論的目的則是欲以科學沖決舊倫理、以民主組織新青年。從洋務運動之單純講求技藝到新文化運動的全面膜拜科學，從維新運動之政體立憲到新文化運動的國體民主，這里展現(xiàn)了一個由表及里、從用到體的蛻變過程。

史學界對于近代中國向西方學習的歷程曾有一個經典的三段式概括，即器物——制度——文化三個層面的依次遞進，其對應的歷史事件便是洋務運動、維新運動和新文化運動。作為對歷史的一種描述，這種說法是可以接受的；但若將其視為一種歷史評價，則大謬不然。前期的器物和制度學習尚無可說，至后期的文化移植則已經離經叛道、誤入歧途了。如果我們把近代中國比作一支軍隊的話，打了敗仗之后他開始反思自己失敗的原因。最先想到的便是武器不如人，所以有了器物層面之洋務運動。但武器改良后依舊戰(zhàn)?。孜鐟?zhàn)爭），進一步反思才發(fā)現(xiàn)乃是體制不如人，如機構臃腫、效率低下、組織不強、一盤散沙、滿清奴役、君民否隔等等，于是又有了政治改革。先是內部的維新、立憲，后有外部的排滿革命，經過一番努力，總算建立起民國的共和政體?？晒埠驼w并沒給中國帶來預期的統(tǒng)一富強，面對著內憂外患，國家依然不見起色。這時新文化運動的健將們進而開始懷疑我們的人不如人了。人為狼群，我為羊群，兩者相爭焉猶不敗之理？于是便要掘出文化的祖根，進行國民性的改造，以狼的性情來再造羊的基因。從武器不如人到體制不如人再到人（士兵——國民）不如人，在工具理性之自我保存的初衷下我們卻一步步走向了價值理性的自我否定，這不是南轅北轍、背道而馳么？人若變了，我們還是我們嗎？以保存自我始，卻以解構自我終，這難道不是一個歷史的悖論嗎？要反思這一歧途的背謬，我們就不能不分析一下新文化運動的兩大認知錯誤，一是對共和的誤解，二是對科學的迷信。

先來看第一個問題。直到今天，還有很多人簡單地把共和等同于民主，這似乎已經成了一個常識性的錯誤。其實典型的民主制主張人民主權，追求民有、民治、民享。與之相對照，傳統(tǒng)的君主制則奉行君權神授，追求君有、君治、君享?？梢哉f君主與民主乃是對立之兩極，西方之近代民主制恰是對其傳統(tǒng)之君主制的革命性顛覆和反動。與以上二者皆不同，最早的共和制起源于古羅馬，它不是君主制、貴族制、民主制那樣的純粹政體，而是一種混合政體。在羅馬共和制下，既存在著代表貴族制的元老院，也存在代表民主制的公民大會，既有近乎君主一樣專制權力的執(zhí)政官，又有象征人民權力的保民官?！盎旌暇狻笨梢哉f是共和制的本質特征。[24]從中國之政教傳統(tǒng)來看，共和就是共治和合，沒有君主抑或民主的一方獨大，也沒有近代西方那種主權論的偏執(zhí)。用錢穆先生的話說，中國的傳統(tǒng)政治不是“君權論”而是“君職論”。[25]比照前面的君主制和民主制，我們可以用“天有、君治、民享”來概括共和制[26]?！疤煊小币簿褪枪?，其實是懸置了主權的法律歸屬問題，而代之以“天下為公”之最高憲法原則?！熬巍辈皇蔷髦?，而是君子之治。古人云：君者群也。從歷史來看，一個社會的管理者總歸是少數，古希臘的城邦民主有抽簽制，近代的西方民主有代議制，可見即便好稱民主者也無法否認少數人管理的規(guī)律。不同的是，這里的君子既不是抽簽掣出來的，也不是投票選出來的，而是按照一定的德才標準挑出來的。與前二者相比，第三種辦法更能保證的精英的選拔質量。至于“民享”，則揭示出共和制以民為本的公義屬性，非權力私有或階級專政之類可比。關于君主、民主與共和三種體制的比較，可參見下列之表二：

表二

從以上分析我們可知，共和不等于民主，毋寧乃是涵蓋和超越于民主之上的，而民主只是共和中的一個方面。換言之，共和才是全體，民主只是局部。從國號上看，辛亥革命勝利后我們建立的乃是一個共和國而非民主國，新文化運動以片面的民主訴求來壟斷對共和國的內涵詮釋，不免魯魚豕亥之誤。他們以民主反對獨裁，殊不知在共和制下獨裁與民主皆是其組成部分。以美國體制為例，掌握立法權的國會是其民主的部分，而代表行政權的總統(tǒng)正是其獨裁的部分。世人至今多誤以為美國是民主之典范，殊不知其乃共和之楷模。比較而言，三權分立正是典型的共和制，議行合一才是正宗的民主制。由于民主與共和的概念混淆，如今我們許多國人打左燈卻向右轉，數典忘祖、認賊作父，在言——行、名——實之間延續(xù)著關公戰(zhàn)秦瓊的思維錯亂。

當然，新文化運動的本意是先以科學的理性精神成就獨立之個體，再以民主之理性組織合為強大之集體，個體主義只是其起點，集體主義才是其最終之追求。以科學開發(fā)物力，以民主組織人力，二者相加造就一個強大的中國。于是他們極力詆毀舊道德，奮力摧毀家族堡壘，以期開辟出一個個體獨立的啟蒙世界，留待民主這個組織機制去收編統(tǒng)合。但這其實只是西方關于民主的理論詮釋，而非其歷史事實。作為一種理論和機制，民主既可以成為凝聚力，也可能成為離散力，其成敗的關鍵在于一國之政治文化。缺少了蘊含在歷史傳統(tǒng)中的這種不成文的文化共識，民主只會帶來雜亂和貧弱，而不是秩序與強大。如今之伊拉克、阿富汗、前南斯拉夫等國便是深陷在民主泥潭中的明證。遺憾的是，新文化運動在呼號“德先生”的同時卻挖掉了我們的傳統(tǒng)之根，將寶貴的政治文化共識破壞殆盡。一個缺少共識的民族一定是一個分裂的社會，五四前后無政府主義的泛濫便是其表現(xiàn)。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們試圖借助民主以實現(xiàn)從獨立之個體向強大之集體的轉變被證明只不過是激進書生的一廂情愿而已。其實看一下美國就會發(fā)現(xiàn)，人家的政治體制恰是奠基于保守之家庭觀而非抽象的個體主義之上的。想當初我們中國的抗美援朝不同樣是以“保家衛(wèi)國”為口號的嗎？可見家國并非對立關系，而是一體關系，新文化運動激進地批判家庭、丑化家族主義實在是找錯了對象。《大學》八條目中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早已為我們明確了身——家——國——天下之間的連續(xù)性關系。對今日之中國而言，對民主的迷信一日不破除，對共和的共識就建立不起來。這就需要我們盡早走出當年新文化運動在這方面的迷思。

其次讓我們看一下第二個問題。新文化運動提出“科學”的口號最直接的目標就是要反對康有為、陳煥章的孔教會當時正積極推動的國教運動。但前有因后有果，康、陳的國教運動正是被新建的民國給逼出來的。民國甫立，“第一任教育總長蔡元培的下令廢除孔廟丁祭、沒收孔廟學田并禁止學校學生拜孔子，這兩項舉措既取消了孔廟中的祭孔儀式，又取消了孔廟賴以維持的經濟基礎學田，是晚清以來廢除孔教運動中最為重要的措施”。[27]雖然清廷在1905年就廢除了科舉制，但取而代之的癸卯學制依舊保留了儒學在學校教育中的核心地位，并且還專門設立了經學科。然而由于蔡元培在學制改革中廢止了小學的讀經科，就相當于斬斷了學校教育中的儒學傳統(tǒng)，使得我們的子孫在文化基因上面臨著與自己的先祖徹底斷裂的危險。蔡元培以教育部名義所實行的這些反孔措施比之清末的廢科舉更具殺傷力，這不能不引起康有為的憂慮。既然現(xiàn)代的政治體制不允許儒家以“學”的方式繼續(xù)存在下去，那么就只能以“教”的方式另辟一番新天地了。這便是儒家被迫從儒“學”走向孔“教”的歷史原因。總之，先有西化派的毀孔學，才有康有為的建孔教，之后又有新文化運動的反孔教，這才是真實的歷史因果鏈。

與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的溫和主張不同，陳獨秀更激進地提出了以科學代替宗教，這也就是新文化運動中“賽先生”的由來。但科學是什么呢？對物而言，科學是探究自然規(guī)律、尋求宇宙真理、開發(fā)物力資源的一種理論和方法；對人而言，科學則是一套讓人清明理性、予人獨立自由的人生哲理和指南。在研究方法上，科學體現(xiàn)為實證主義；在人生哲學上，科學則體現(xiàn)為一套唯物的機械的人生觀?？删驮谛挛幕\動的領袖們滿懷激情地迷信著作為公理大全之科學的時候，一戰(zhàn)的大炮聲和哀嚎聲卻在西方宣告了科學萬能大夢的破產。正如梁啟超在其《歐游心影錄》中所說的：“當時謳歌科學萬能的人，滿望著科學成功，黃金世界便指日出現(xiàn)。如今功總算成了，一百年物質的進步，比從前三千年所得還加幾倍，我們人類不惟沒有得著幸福，倒反帶來許多災難，好像沙漠中失路的旅人，遠遠望見個大黑影，拼命往前趕，以為可以靠他向導，那知趕上幾程，影子卻不見了，因此無限凄惶失望。影子是誰？就是這位‘科學先生’。歐洲人做了一場科學萬能的大夢，到如今卻叫起科學破產來?！盵28]

一戰(zhàn)后的歐洲主要分裂為兩大思潮，一個是蘇俄十月革命的勝利所帶來的積極的樂觀主義，一個是一戰(zhàn)的硝煙和廢墟所帶來的消極的悲觀主義。前者體現(xiàn)為社會主義思潮的狂飆猛進，后者則體現(xiàn)為西方沒落論的文化哀鳴和東方文化救世論的勃然興起。作為這兩大思潮在國內的反映，前者促成了中國共產黨的建立，后者則激發(fā)了文化保守主義的復活。此后之中國便是馬克思主義的俄化派、反傳統(tǒng)主義的西化派和文化保守主義的本土派之間的三足鼎力了。若就對待科學的態(tài)度來看，西化派和俄化派乃是盟友，二者都還沉迷在科學的進化美夢里，真正對科學有所反思的只有文化保守主義。在柏格森的生命哲學、倭伊鏗的精神哲學、杜里舒的生機主義、白璧德的新人文主義等西方人本主義學說和文化形態(tài)學的滋養(yǎng)下，五四時期的中國思想界逐漸形成了以杜亞泉、梁啟超、梁漱溟、章士釗為代表的東方文化派，以吳宓、梅光迪為代表的學衡派和以張君勱為代表的玄學派。往前他們賡續(xù)了清末以章太炎、劉師培為代表的國粹派和民初以康有為、陳煥章為代表的孔教派的文化保守傳統(tǒng)，往后他們則開啟了30年代以王新命、何炳松、陶希圣等為代表的中國本位文化派以及40年代前后漸漸成形的現(xiàn)代新儒家的文化保守陣營。[29]實際上發(fā)生在20年代初的那場關于人生觀的‘科玄論戰(zhàn)’便是對新文化運動時期科學迷信的最早質疑，就其性質而言則是現(xiàn)代人本主義思想與西方科學實證主義思想之論戰(zhàn)在中國的繼續(xù)。[30]1949年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獲勝，文化保守主義隨之蟄伏，以至于這份對科學保持警惕性的人文遺產沒能繼承下來，而以反對迷信為號召的科學卻建立起對自己的迷信。

新文化運動對民主和科學的偏執(zhí)與盲從使得我們直到今天都還沒能正確領悟“共和”的真諦。盡管這個詞被鑲嵌在我們的國號里已經整整超過60年，但真正的共和其實這100年以來一直都沒有完成。在第一共和的三十八年中，前后經歷了北洋政府和國民黨政府兩個階段。北洋政府時期，由宋教仁被刺而引發(fā)二次革命，由袁世凱稱帝而引發(fā)護國戰(zhàn)爭，由黎元洪與段祺瑞的府院之爭而引來張勛復辟，由段祺瑞廢除《臨時約法》而引發(fā)護法運動。十余年間，城頭變幻大王旗，你方唱罷我登場，可謂民不聊生、國無寧日。此外如曹錕的賄選總統(tǒng)、北洋各派系之間的軍閥混戰(zhàn)、北京——廣州一國兩府的法統(tǒng)分裂等等，都使得北洋政府時期的民國比之滿清朝廷還不如。正如國民黨所說的：“自辛亥革命以后，以迄于今，中國之情況，不在無進步可言，且有江河日下之勢。軍閥之專橫，列強之侵蝕，日益加厲，令中國深入半殖民地之泥淖地獄?！盵31]

直到北伐戰(zhàn)爭之后，國民黨才在形式上重新統(tǒng)一了中國，但也僅僅是形式上的。北伐尚未勝利，國共統(tǒng)一戰(zhàn)線便已破裂。蔣介石發(fā)動4·12政變清黨，迫使共產黨走上軍事割據、武裝斗爭的道路，自此開啟了國共兩黨長達十年的圍剿內戰(zhàn)。另一方面，國民黨內部也是派系林立，不久便爆發(fā)了蔣馮閻桂之間的中原大戰(zhàn)。戰(zhàn)爭雖以蔣介石的勝利而告終，但國民黨內部的分裂并沒有因此而徹底實現(xiàn)整合?？梢哉f，一直到七七事變之前，蔣介石的國民黨中央政府始終面臨著黨外和黨內兩種內戰(zhàn)的威脅和困擾。1937年抗日戰(zhàn)爭的全面爆發(fā)使得分裂的各派勢力終于在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旗幟下第一次團結在了一起，但好景不長?？箲?zhàn)勝利后，外來壓力一消失，內部的分裂馬上復原。又經過四年的國共內戰(zhàn)，在死傷300多萬人的巨大代價下，中國終于實現(xiàn)了實質性的統(tǒng)一，離亂的第一共和結束，歷史由此進入共產黨領導的第二共和。

綜觀整個中華民國，三十八年間可謂無一日不在戰(zhàn)亂之中。北洋軍閥、國民黨、共產黨三大勢力縱橫捭闔、同室操戈、內亂紛爭、群雄逐鹿，但天下終未能定于一。按照《春秋公羊傳》的三世說，第一共和應該算是衰亂世。此一階段上無天子、下無方伯[32]，內憂外患、不絕如線。由于戰(zhàn)爭頻仍、武人掌權，其政治體制皆為以軍領政。如袁世凱、蔣介石、毛澤東都是以軍事強人而成為政治領袖，此類體制便是孫中山先生所謂的軍政模式。因為國家政治一直未能走上正軌，共和的實現(xiàn)程度自然也僅僅停留在表層，只有民國初創(chuàng)時提出的漢、滿、蒙、回、藏的五族共和論尚可圈點。在帝國體制下，不同的民族是以皇帝為紐帶維系在一起的。一旦帝制推翻，以何種形式繼續(xù)維持這種多民族國家的統(tǒng)一便成了一個十分棘手的問題。立憲派的張謇一開始就注意到了把共和政體與國家的多民族結構聯(lián)系起來。在他看來，像日本“國小而血統(tǒng)單一之民族”適合于立憲君主政體，而“國土寥廓、種族不一、風俗各殊之民族”則應以“民族共和之治”為合理。[33]五族共和的實質乃是民族共和，這一點從當時的五色國旗也可看出。從歷史上看，處于衰亂世的第一共和其他方面皆乏善可陳，唯有在民族問題上功勛可表。在結束帝制后以民族共和的形式保全了國家的統(tǒng)一可以說是第一共和最名至實歸的內涵所在。此外其在前期有辛亥革命的驅逐滿清、恢復中華，其在后期有抗日戰(zhàn)爭的抵御倭寇、光復臺灣，皆足以彰顯出第一共和突出的民族特征。

與第一共和階段的民族共和不同，由共產黨建立和領導的第二共和在本質上乃是一種階級共和，即四民共和。所謂的四民就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這一四民共和的結構也可以從作為國旗的五星紅旗上得到印證。五顆紅星中最大的那顆代表中國共產黨，顯示出其領導地位；圍繞著的四顆小紅星分別就是工、農、小資、民資這四民群體。五族共和與四民共和就像一經一緯兩條線，編織起中國人民的大團結。也正是在第二共和階段，中國實現(xiàn)了實質性的統(tǒng)一，建立起了強大的中央政權，徹底驅逐了帝國主義的在華勢力，完成了攘除外夷、獨立自主的歷史偉業(yè)。比之第一共和的衰亂世，第二共和已經進入了升平世，其表現(xiàn)便是上無天子、方伯專政，富強有術、禮樂不興。之所以這么說是因為第二共和雖然完成了國家之統(tǒng)一，但尚未實現(xiàn)王道之一統(tǒng)。對于禮樂中國來說，國家的統(tǒng)一只是其外部的形式要件，王道的一統(tǒng)才是核心的內容要件。從中國歷史上看，法家的霸道也可以實現(xiàn)統(tǒng)一，但只有儒家的王道才能實現(xiàn)一統(tǒng)。另外，在政制上第二共和采用的是以黨代政的訓政模式，尚未及天子之憲政，故比之于春秋的方伯更為貼切。

但不管是第一共和階段的五族共和還是第二共和階段的四民共和，都還只是人群之間的共和，蔽于人而不知天地。自由、平等、理性、獨立、人權、人道，這些現(xiàn)代思想的關鍵詞無一不是在人的一維平面上轉圈圈，上不及天下不接地。只有貫通天地人的三才共和才實現(xiàn)了王道的三維立體存在，才是共和的最高境界。司馬遷在《史記·律書》中有言：“數始于一，終于十，成于三。”在過去的100年里，中國之共和已經歷了第一共和的初創(chuàng)和第二共和的發(fā)展，接下來便到了第三共和之完成的階段了。三才共和的實質乃是王道共和，其階段特征為尊王黜霸、文明天下。歷史將在第三共和時期進入天子垂裳、政教有方、一統(tǒng)中華、協(xié)和萬邦的太平世，其政制也將由此前的軍政、訓政上躋為憲政。當然，這里的憲政絕不是現(xiàn)代西方意義上的法權憲政，而是基于王道理念的等而上之的禮樂憲政。

關于共和之三個階段的內涵比較，可參見下列之表三：

表三

從中華文明三千年的大歷史來看，我們的政治體制先后經歷了上古先秦時期的封建宗法制、中古王朝時期的郡縣君主制和近代以來的共和立憲制三大形態(tài)。三種建制分別因應于時代之宜，雖有改制之名，卻無易道之實?！抖Y三正記》曰：“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币栽字茷槔?，不管是上古的天子、中古的皇帝，抑或是近世的總統(tǒng)和主席，雖權力大小不同、存在方式各異，然皆不能改變斯公天下之政道，亦不可廢棄其治天下之職守。正如魏源所說：“自古有不王道之富強，無不富強之王道。王伯之分，在其心不在其跡也。”[35]故以此大歷史觀來看待辛亥革命所開創(chuàng)的近代共和制政治形態(tài)，才能本經以行權、守常以通變，在理與勢、道與制、變與不變之間形成一種通達的認識。從近代“尊王攘夷”的歷史主題來看，第一共和基本完成了攘夷的任務，只是除之未盡；第二共和大體奠定了富強統(tǒng)一的基礎，只是王道未尊；未來之第三共和將著重于尊王黜霸、立憲興教，進而最終底定近代共和的三步走戰(zhàn)略?？傊埠突敲裰骰攀俏覈窈笾误w制改革的總體戰(zhàn)略和歷史方向所在。對辛亥革命的最好紀念不是市儈主義的固步自封和妄自尊大，而是在王道共和理想的指引下及時實現(xiàn)國家戰(zhàn)略升級并勇敢地完成這一歷史使命，這才無愧于我們共和國的百年國號。

【注釋】

[1] 康有為：《答南北美洲諸華商論中國只可行立憲不可行革命書》，謝遐齡編選：《變法以致升平——康有為文選》，上海遠東出版社1997年，第415頁。

[2] 胡錦濤：《在紀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4/15839805.html

[3] 孔穎達：《春秋左傳正義》下冊，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1587頁。

[4] 嚴格地說，近代西方可用“國家觀”稱之，古代中國應以“天下觀”稱之，但為了對比之方便，姑且統(tǒng)稱為“國家觀”。

[5] 第一共和實現(xiàn)對內之排滿，第二共和完成對外之反帝。

[6] 最早提出“兵戰(zhàn)”與“商戰(zhàn)”之分的是近代的鄭觀應，參見其《盛世危言》一書。

[7] 從早期尚停留在器物——技術層面的“師夷長技以制夷”到此時已上升到思想——文化層面的“向西方尋找真理”，國人對西學的態(tài)度已經發(fā)生了質的變化，并且這已不是少數人的見解，而成為上自朝廷下至士紳的共識，甚至全社會的風氣，于此亦可見其信心喪失之加深程度。

[8] 孫中山后來試圖將其三民主義與中國堯舜以來的道統(tǒng)相接續(xù)，但那應該屬于事后的彌縫，在其產生之初則主要是借鑒西方歷史的結果。如其在《民報》第一期的發(fā)刊詞中自述說：“予維歐美之進化，凡以三大主義，曰民族，曰民權，曰民生。羅馬之亡，民族主義興，而歐洲各國以獨立。洎自帝其國，威行專制，在下者不堪其苦，則民權主義起；18世紀之末19世紀之初，專制仆而立憲政體殖焉。世界開化，人智益蒸，物質發(fā)舒，百年銳于千載，經濟問題繼政治問題之后，則民生主義躍然動；20世紀，不得不為民生主義之擅揚時代也?！鞭D引自李劍農：《中國近百年政治史》，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217頁。

[9] （清）魏源：《魏源全集·第十二冊·默觚下·治篇十一》，岳麓書社2004年，第64頁。

[10] 其實不管是叫鴉片戰(zhàn)爭還是叫貿易戰(zhàn)爭，作為殖民老手的英國都無法為自己的戰(zhàn)爭行為辯護。清政府為了保證自己國內的經濟穩(wěn)定，拒絕外來商品的大肆傾銷，這是任何一個政府都理所應當的主權職責，就像現(xiàn)在的西方政府為了本國公民的權益而嚴格限制外來移民一樣。當然，清政府當時那樣做或許是無意識的。但不管怎么說，貿易自由都不應該成為對別國發(fā)動戰(zhàn)爭的理由。這就好比戀愛自由，別人不想和你談，難道你就可以使用暴力威脅人家嗎？你有愛的自由，別人也有不愛的自由，二者加在一起才能叫整全的戀愛自由，否則便成了單方面的強盜自由。貿易自由亦應作如是觀。再者說，那時候并沒有WTO，更沒有關于自由貿易的國際公約，即便有中國也不是締約方，那么英國有什么理由要求中國開放市場呢？

[11] （美）費正清：《偉大的中國革命》，世界知識出版社2001年，第111~113頁。

[12] 關于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與太平天國運動之間的關系，參見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上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第85~87頁。

[13] 轉引自李劍農：《中國近百年政治史》，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114頁。

[14] 正如梁啟超所說：“晚明遺老象顧亭林、黃梨洲、王船山、張蒼水這一班人，把一種極深刻的民族觀念傳給后輩，二百多年，未嘗斷絕。到甲午年和日本打一仗打敗了，我們覺得這并不是中國人打敗，是滿洲人拖累著中國人打敗。恰好碰著歐洲也是民族主義最昌的時代，他們的學說給我們極大的激刺，所以多年來磅礴郁積的民族精神，盡情發(fā)露，排滿革命，成為全國人信仰之中堅。那性質不但是政治的，簡直成為宗教的了?！敼饩w、宣統(tǒng)之間，全國有知識有血性的人，可算沒有一個不是革命黨，但主義雖然全同，手段卻有小小差異。一派注重種族革命，說是只要把滿洲人攆跑了，不愁政治不清明；一派注重政治革命，說是把民治機關建設起來，不愁滿洲人不跑。兩派人各自進行，表面上雖象是分歧，目的總是歸著到一點。一面是同盟會的人，暗殺咧，起事咧，用秘密手段做了許多壯烈行為；一面是各省咨議局中立憲派的人，請愿咧，彈劾咧，用公開手段做了許多群眾運動?！眳⒁娏簡⒊骸缎梁ジ锩饬x與十年雙十節(jié)之樂觀》， http://www.aisixiang.com/data/42578.html

[15] 轉引自李劍農：《中國近百年政治史》，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181頁。

[16] 需要指出的是，這里的傳統(tǒng)國家并不是中華的正統(tǒng)，而是滿清這一部族政權的變統(tǒng)；是最近200多年的新傳統(tǒng)，而不是3000多年的老傳統(tǒng)。歸根結底，異族統(tǒng)治中國所造成的滿漢、君民之間的分隔才是造成近代中國上下離心的根本原因所在。而滿清統(tǒng)治者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扭曲和公式化更造成了中國文化的停滯與僵化，使之喪失了應對近代國家危急的原有活力。后來的新文化運動中以晚清社會等同于中國古代社會、以晚清文化等同于中國傳統(tǒng)文化，把滿清二百多年統(tǒng)治中國的種種異族特征當成了中國幾千年固有的華夏傳統(tǒng)，把滿清統(tǒng)治中國所造成的近代災難和國民性變遷看作中國文化傳統(tǒng)的歷史必然，從這種狹隘的視角出發(fā)進而展開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全面批判，可以說很不公平。

[17] 轉引自蕭功秦：《危機中的變革》，上海三聯(lián)書店1999年，第158頁。

[18] 同上，第172頁。

[19] 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新星出版社2005年，第626頁。

[20] 參見金沖及：《辛亥革命的歷史地位》，http://theory.people.com.cn/GB/15605046.html

[21] 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催生了底層的太平天國運動，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促發(fā)了上層的洋務運動，中日甲午戰(zhàn)爭引起了在內的公車上書和在外的興中會成立，之后的列強瓜分狂潮則點燃了戊戌變法的激情并激起了底層社會的民變，八國聯(lián)軍侵華與日俄戰(zhàn)爭則掀起了排滿革命的高潮、敲響了清末立憲的喪鐘。

[22] 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將資本主義引入中國，而外來因素的進入改變了中國社會原有的生態(tài)結構，激化了原有的處于潛伏狀態(tài)的社會矛盾，開啟了中國社會的現(xiàn)代變革之路，其最直接的后果便是起自底層的太平天國運動。在太平軍起義和英法聯(lián)軍入侵的內外雙重困境下，清政府開始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于是開啟了以自強圖存為目標的洋務運動。開始只是覺得我們器物不如人，所以洋務運動也是以器物尤其是軍事建設為主要內容，未涉及政治、教育和文化等體制。但甲午一戰(zhàn)戳破了這種膚淺的認識，朝廷內的有識之士開始認識到我們落敗的原因不在外部之器物，而在內部之政制，于是政治改革被提上了日程。但政治改革涉及到權力的重新分配，所以遭到舊有當權派的激烈反對，戊戌變法失敗。中間經過八國聯(lián)軍入侵的曲折，清廷上層認識到非改革不可了，于是繼40年前的洋務運動之后又啟動了清末的政治改革運動。這場運動又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904年之前，改革的內容主要是對戊戌變法的繼承；第二階段是日俄戰(zhàn)爭之后，逐漸明確了立憲的最終改革目標。與此同時，除了在朝之當權派的改革路徑之外，在野之留學生等新型知識分子由于受到民族思想的啟發(fā)，認識到清廷這一異族政權才是改革的最大阻力，所以欲要進行政治改革，必先進行民族革命，即以國體之革命來實現(xiàn)政體之革命,以武裝斗爭來推動政治改革。反對變法的滿清權貴曾經指責康梁的變法是“保中國不保大清”，面對著庚子之變后清廷對列強的屈服，所謂“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寧贈友邦，不與家奴”，其赤裸裸的異族統(tǒng)治者的丑態(tài)暴露無遺，革命黨人同樣可以反指他們是“保大清不保中國”，于是革命便有了更強大的正當性。在當時革命與立憲兩條道路賽跑的過程中，清廷對立憲改革的百般拖延和虛與委蛇當為革命提供了現(xiàn)實理由，而之前的廢除科舉則使清廷失去了傳統(tǒng)讀書人的制度性支持，反而在立憲運動中成為地方分權派的主要勢力。最后千喚萬喚始出來的竟然是一個皇族內閣，更是讓全國人民徹底失望，于是更多的人轉變立場，傾向于革命。這就是辛亥革命之前中國社會的大背景，也成為革命成功的內外因。

[23] 關于民初之種種亂象，可參見曾亦：《共和與君主》一書之第一章“共和后中國之怪現(xiàn)狀”，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

[24] 關于對共和的理解，可參見王天成：《論共和國——重申一個偉大的傳統(tǒng)》和《再論共和國》兩篇文章，http://blog.tianya.cn/blogger/archives.asp?BlogID=348708&CategoryID=333789&idWriter=0&Key=0

[25] 參見錢穆：《中國傳統(tǒng)政治》，收錄于《國史新論》一書，三聯(lián)出版社2001年。

[26] 梁啟超在其反對袁世凱稱帝的那篇雄文《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中將君主與共和對舉，歸之于國體問題；將專制與立憲對舉，歸之于政體問題。此區(qū)分看似一目了然，實則迷惑甚深。近代西方以主權之歸屬界定國家之性質，謂之國體；以權力之結構界定政府之形式，謂之政體。后者為中西所同，前者卻是華夷大異。前引錢穆先生之說已辨明，中國之國體不在主權論而在公職說，此乃中國之政道所在、王道所系。中西對照，西方之國體即中國之政道，西方之政體即中國之政制。以此觀之，君主、共和、專制、立憲皆屬于政體之范疇，不過政府之形式耳，涉及政制之精粗而無關政道之公私。故英國雖保留君主之制無害其民主之體。且即便以國體論，君主亦當與民主對舉，而不可混之以共和。在形式上君主制與民主制或許尚存抵牾，但二者與共和制則完全足以兼容。換言之，君主與民主都可以成為王道共和的組成部分，設立一個君主的職位作為國家之元首并不妨礙其共和政體之成立。

[27] 趙法生：《國教之爭與康有為儒學復興運動的失敗》，《文化縱橫》，2012年第1期。

[28] 梁啟超：《歐游心影錄》，東方出版社2006年，第20頁。

[29] 參見鄭大華：《民國思想史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第476頁。

[30] 同上，第46頁。

[31] 《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http://www.sysu.edu.cn/sun/YFhall/workn_cont.html

[32] 《春秋公羊傳·莊公四年》何休解詁曰：“有而無益于治謂之無”。

[33]（日）村田雄二郎：《孫中山與辛亥革命時期的“五族共和”論》，《廣東社會科學》，2004年第5期。

[34] 毛澤東時期的社會主義公有制計劃經濟近乎墨子之法，而鄧小平時期的改革開放市場經濟則近乎管子之法，管子屬于法家，故合而言之謂之“墨法錯行”。

[35] （清）魏源：《魏源全集·第十二冊·默觚下·治篇一》，岳麓書社2004年，第36頁。

責任編輯：葛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