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陶宛毛片,在线欧美精品XXX,aaa成人电影视频,碰碰AV网

“精神人文主義”平議 

作者：黃玉順

來源：作者授權儒家網發(fā)布，原載《學術界》2023年第3期

【提要】杜維明先生近年來提出了“精神人文主義”的構想。這里的“精神”或“精神性”，并非簡單地相對于“物質”或“物質性”。據其論述，與“精神人文主義”相對的，是這樣兩種既有的人文主義：一種是“外在的人文主義”，即“物質主義”；一種是“凡俗的人文主義”，即“科學主義”，實質上是指的工具理性意義上的理性主義。換言之，精神人文主義具有這樣兩個思考維度：一是精神的內在性與物質的外在性；二是精神的超越性與理性的凡俗性?！熬袢宋闹髁x”構想一方面極具啟發(fā)性，另一方面也留下了諸多可以討論的問題。

【關鍵詞】杜維明；精神人文主義；平議

【按】本文是作者2022年8月15日在尼山世界儒學中心舉辦的儒家人文思想論壇的發(fā)言稿

“精神人文主義”（Spiritual Humanism）是杜維明先生提出的一個概念。杜先生提出這個概念，有報道說是在2014年11月12日中山大學的演講中。[1] 其實，此前的2月，杜先生即已發(fā)表了正式的論文《建構精神性人文主義》[2]。隨后，杜先生陸續(xù)發(fā)表了一系列相關的文章和訪談，學界也陸續(xù)出現(xiàn)了一系列回應。本文打算在學界討論的基礎上，集中深入探討“精神人文主義”涉及的幾個基本問題。

一、引言

對于“精神人文主義”這個提法，一些學者私下表示不以為然，而質疑道：“‘精神’人文主義？難道還有‘物質人文主義’嗎？”這關乎“精神人文主義”概念的合法性問題。按照這種質疑，“精神”是與“物質”相對的概念。這是中國大陸學者比較習慣的一種范疇架構、思維方式，自有道理，但并不完全吻合于杜先生的“精神”（spirit）或“精神性”（spirituality）概念。

這里的核心問題是：杜先生的“精神”或“精神性”概念，究竟何謂？據首屆“精神人文主義”會議的報道說：“印度學者巴拉蘇布若門尼（R. Balasubramanian）向杜先生建議，應該把儒學當作一種具有精神性的人文主義，以區(qū)別于世俗的人文主義。受此啟發(fā)，杜先生以儒家仁學、尤其是思孟心學的精神價值為核心，提出了‘精神人文主義’?！盵3] 按此說法，“精神”是與“世俗”相對的概念。這當然不無根據，但仍然并不完全吻合于杜先生的“精神”或“精神性”概念。

有鑒于此，首先應當仔細分析一下剛才提到的杜先生具有宣言性的正式論文。以下是該論文的“提要”：

現(xiàn)階段人們對文化的認知與踐行有所不足，這一方面是沒有重視終極的精神性，一方面是物質主義、科學主義的盛行。具體到人文理念，前者表現(xiàn)為不接受內在主體的外在人文主義，后者表現(xiàn)為凡俗的人文主義。這些依然是百年來西方文明的沖擊所造成的偏差，形成了古今中西的對立與分裂。要克服這些不足，發(fā)揮人文精神的價值，使中國文化成為具有全球意義的地方知識，就需要發(fā)掘人的內在心靈世界，需要證成作為人之所以為人的“仁”的核心價值，并且貫通到個人修養(yǎng)與社會活動。這樣的人文理念是一種精神性人文主義，能夠克服外在人文主義、凡俗人文主義的不足。精神性人文主義的價值在于，既能夠成就人的內在價值，不被外物異化，也能夠提高處理外在世界的能力，提供堅實的精神支持，從而內外貫通，和諧圓融，實現(xiàn)中國乃至整個人類的進一步發(fā)展。[4] 

顯然，“精神人文主義”是與啟蒙運動以來的兩種既有的人文主義相對的：一種是“外在的人文主義”（external humanism）即物質主義（materialism）；一種是“凡俗的人文主義”（secular humanism）即科學主義（scientism）。顯而易見，精神人文主義具有兩個思考維度：一是精神的內在性與物質的外在性；二是精神的超越性與科學的凡俗性（此處“科學”實指工具理性，詳下）。

關于科學或理性究竟屬于外在的還是內在的范疇，杜先生的論述并不十分明確，有時歸于外在，有時歸于內在。下面，我們分別對精神人文主義的兩個維度展開分析和討論。

二、關于“物質主義”或“外在人文主義”

杜先生所批評的第一種人文主義是“外在的人文主義”，即“物質主義”。這里，杜先生的“精神”概念是與“外在”和“物質”相對的。

（一）精神與物質

關于這個問題，杜先生有以下幾層思考：

1．現(xiàn)代人類心靈狀態(tài)的評估

杜先生說：“現(xiàn)在對社會宰制最大的就是世俗人文主義，包括物質主義、消費主義以及后現(xiàn)代主義批評的那些資本主義、后殖民主義?！盵5] 杜先生的意思顯然是，現(xiàn)代人類的基本心理狀態(tài)就是：崇尚物質追求，缺乏精神追求。筆者理解，杜先生并不是說現(xiàn)代人類只有物質追求，沒有精神追求。他只是說：物質主義是對現(xiàn)代人類“宰制最大”的方面。當然，這是可以討論的：

（1）應當承認，杜先生所指出的物質主義現(xiàn)象確實是存在的。不過，這究竟是不是對現(xiàn)代人類“宰制最大”的方面？這是可以討論的。例如，顯而易見，現(xiàn)代人類具有對“自由”“平等”等價值的強烈追求，這些能否歸結為物質追求？如果不能，究竟哪一個是“最大”的追求？

（2）現(xiàn)代人類的某些價值追求，例如對“人權”或“權利”的追求，其實很難簡單地歸為“物質追求”或“精神追求”，它們顯然既是精神性的，也是物質性的。

（3）杜先生并不是要否定任何物質追求；他只是認為，不僅物質追求與精神追求之間應當取得平衡，而且精神優(yōu)先于物質。我們知道，較之前現(xiàn)代社會，現(xiàn)代性的突出特征之一，就是對物質追求給予價值上的肯定。這種觀念，在儒家內部也早已出現(xiàn)，最典型的就是戴震對“血氣”之“欲”的肯定，認為“欲出于性”，“血氣之于嗜欲，皆性使然耳”[6]。

2．現(xiàn)代人類心靈狀態(tài)的表現(xiàn)

杜先生說：“在物質化、科學化的現(xiàn)代社會，外在系統(tǒng)變得極為強大，我們已經習慣了讓自我去適應客觀世界，認為讓外物來適應自己心靈的運動不僅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合乎道理的?！盵7] 這里的意思是說，現(xiàn)代人類的普遍心理狀態(tài)就是：不是“讓外物來適應自己心靈”，而是“讓自我去適應客觀世界”。這也是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

（1）應不應該“讓自我去適應客觀世界”？這是不能一概而論的。不論是面對自然界的客觀狀況，還是面對社會的客觀狀況，我們有時需要去順應它，有時需要去改變它。這正如杜先生所說：“實際上，事物都是內外兩方面綜合決定的。那么，在內在系統(tǒng)與外在系統(tǒng)的關系上就有‘物隨心轉’和‘心隨物轉’兩種方式，選擇以哪一方面為主都是可以的?！盵8] 例如，如果人類社會正在由前現(xiàn)代社會轉變?yōu)楝F(xiàn)代性社會，那么，我們就應當去“適應”這種客觀趨勢。

當然，杜先生在這里所談的是“物質化、科學化”的世界，這種“外在系統(tǒng)變得極為強大”，這確實就需要我們去改變它，而不是“適應”它。不過，這種客觀方面的改變首先需要主體方面的改變：

（2）應不應該“讓外物來適應自己心靈”？這也不能一概而論，而取決于“自己心靈”本身如何。要讓外物來適應自己的心靈，這個心靈本身首先應當是“開放的心靈”[9]。杜先生本人就保持著一顆“開放的心靈”，他說：“我們的心對外在世界有著無限反應的可能，它開放、多元、包容，從最遙遠的行星到眼前的草木瓦石，對我們的心量來說，都可以到達?！盵10] 我們的心靈“對外在世界”起“反應”，即儒家所講的“感于物而動”，“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11]，這恰恰不是“讓外物來適應自己心靈”，而是讓自己的心靈去適應外物。如若不然，例如復古主義的心靈，那么，“讓外物來適應自己心靈”將會導致什么后果？所以，筆者強調：“未能成己，焉能成人？”[12] 

3．現(xiàn)代人類心靈狀態(tài)的反撥

面對現(xiàn)代人類的心理狀態(tài)，杜先生相信“物極必反”，他引述梁漱溟先生的看法，認為“當人類物質文明發(fā)展到極致，印度的舍離人生必然會成為越來越多人的選擇”[13]。這是梁先生將他的共時性的“人類文化三路向”運用于歷時性的“人類文化三階段”的構想，認為人類文化呈現(xiàn)這樣的發(fā)展階段：西方文化→中國文化→印度文化。[14] 杜先生本人當然不主張這樣的印度文化構想，但同樣相信現(xiàn)代人類的極端狀態(tài)必將產生其相反的“精神”訴求。

4．造成現(xiàn)代人類心靈狀態(tài)的原因

杜先生說，“文化中國的精神資源在現(xiàn)階段是薄而不是厚，其價值領域是少而不是多”，而其原因“是西化，這個西化所體現(xiàn)出來的精神，可以說是物質主義、現(xiàn)實主義和廣義的科學主義”。[15] 

這里似乎存在著一種思維模式：“西方物質文化vs中國精神文化”。這是新文化運動以來常見的一種中西比較模式，例如張君勱先生說：“自孔孟以至宋元明之理學家，側重內心生活之修養(yǎng)，其結果為精神文明。三百年來之歐洲，側重以人力支配自然界，故其結果為物質文明?！盵16] 這其實是一種太簡單化的比較模式；事實上，中國也有物質文化，西方也有精神文化。不過，杜先生在這里只是在說中國的情況，而非整個現(xiàn)代人類的情況，因為西方的物質主義當然不是“西化”的結果。

5．解決現(xiàn)代人類心靈問題的辦法

杜先生說：“《大學》講，‘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即個人的身心如何能夠整合，使得你的心靈的世界和你物質生活的世界中間，沒有很大的割裂。”[17] 顯然，在杜先生看來，中國儒家的“精神”文化能夠解決物質主義帶來的問題。這容易引起誤解，以為杜先生抱持一種狹隘的文化民族主義或原教旨的態(tài)度。

（1）應當注意，杜先生所強調的是“修身”，即首先改變自身。他說，“修身”就是“成己”，這是一種“反思”，即“是對何謂人，如何學習做人，成己何以能成人成物，盡己之性如何可以參天地之化育，乃至如何能與天地萬物為一體等大問題的反思”[18]。這也就是剛才提到的拙文所說的“未能成己，焉能成人”。

（2）不僅如此，要解決現(xiàn)代人類的問題，并不是儒家獨行其是，而是在“儒家文明的自新”前提下的“全球文明的共建”，即筆者在拙文中談到的：“正如杜維明先生曾多次引證的荀子的情感態(tài)度：‘以仁心說，以學心聽，以公心辨?！匀市恼f’是講的具有仁者愛人的情感；‘以學心聽’是講的具有虛心傾聽的態(tài)度；‘以公心辨’是講的具有堅持公理的立場，能夠‘以公義勝私欲’，‘貴公正而賤鄙爭’，‘公正無私’‘志愛公利’‘公察善思’，如此‘則公道達而私門塞矣，公義明而私事息矣’。”[19]

（二）內在與外在

上述“精神與物質”的關系，杜先生歸結為“內在與外在”的關系：精神是內在的，物質是外在的。這看起來是“卑之無甚高論”的老生常談，而杜先生有他自己的理解：

1．內在精神的內涵

（1）內在精神是豐富的“個體性”。杜先生說：“我們應該把握四種關系。第一種是自我本身的內在關系，就是身心靈神的統(tǒng)一?！盵20] 這里不僅涉及“身心靈神”，而且“個體的內在心靈也是多元因素構成的動態(tài)平衡，有良知、智慧、欲望，對事事物物有反應、有偏好、有選擇”[21]。這就是個體性精神的豐富性。

這里要特別留意杜先生列為首位的“己”即“個體”。郭齊勇先生指出，在杜先生那里，“‘仁’是個體的主體性，相當于康德的自由意志”[22]。杜先生說，儒家“主張學者為己，就是學習為了完成自己。自己的‘己’，就是你的核心價值”[23]；“個人的主體性是‘為己之學’的起點”[24]。筆者多次講過，現(xiàn)代價值觀雖然有一系列，但最根本的是個體性。[25] 杜先生強調個體性，這是現(xiàn)代性意識的鮮明體現(xiàn)，同時也是儒家“以身為本”的傳統(tǒng)。[26] 

（2）內在精神統(tǒng)攝于根本的“主體性”。個體心靈的豐富多彩的因素之間并不是平列的，它們背后有一種根本性的主導性的東西，杜先生稱之為“內在主體”。盡管“個體的內在心靈也是多元因素構成的動態(tài)平衡”，“心靈內部會有不同因素的相互沖突”，但“可以進行調整和改變，達成一個動態(tài)穩(wěn)定。這是人之為人的內在主體”[27]。顯然，精神人文主義是一種主體性哲學[28]，正如海德格爾所說：“什么是哲學研究的事情呢？……這個事情就是意識的主體性?！盵29] 當然，海氏的意思，這種主體性哲學屬于傳統(tǒng)存在論，需要“基礎存在論”（fundamental ontology）為之奠基，即首先進一步追問“主體性何以可能”，亦即深入“存在者何以可能”這個當代思想前沿視域。[30] 不過，杜先生經常強調的“學以成人”，與這樣的思想視域之間也不無相通之處。

2．內在精神的本質

上述個體主體性，在杜先生看來，本質上就是“良知”。他說：“個人的身體、心靈和自己最高的理想進行融合，這種融合形成的作用力來自于內部的反思。除反思外還需有一個內在的意識，即良知。良知的能量來自個人主體性中自覺的動力?！盵31] 這里“良知”“反思”“動力”之間的關系雖然尚不清晰，但“反思”應當是來自杜先生所服膺的孟子之“思”[32]，所以應當是來自孟子所說的“良知”[33]。

杜先生認為，這就是孔子所說的“仁”。他說：“孔子所講的‘克己復禮為仁’，就是高揚人的內在主體?！盵34] 確實，孔子之“仁”就是說的個體內在主體性，他說：“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盵35] 當然，對“仁”的內涵規(guī)定是否以“克己復禮”為準，這是可以討論的。筆者以為，在孔子的“仁→禮”思想中，“克己復禮”強調“守禮”一面；強調積極“制禮”一面的思想則是“禮有損益”[36]，乃是強調社會規(guī)范及其制度變革的內在價值根據，這更加“高揚人的內在主體”，而成為儒家正義論的原理。[37] 

筆者本人更傾向于杜先生關于“仁”的這樣一種理解：這種主體性，追本溯源，乃是情感主體性。這也是蒙培元先生的“情感儒學”一再強調的。[38] 杜先生也說：“這顆善心也就是孟子一再強調的‘仁之端’，能夠體現(xiàn)同情心（‘惻隱’）的最內在、也最真實的人性?！盵39] 注意：這不是“仁”本身，而是“仁之端”，即“仁”的情感發(fā)端、情感源頭。朱熹明確指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智，性也?！盵40] 作為主體性的“仁”之“性”發(fā)端于“惻隱”之“情”，這正是上文談到的回答“主體性何以可能”的問題，它不同于宋明理學的“性→情”架構，而是“情→性”架構。[41] 

3.內在精神的目標

杜先生說，在儒家的人文精神中，其目的是成為一個以仁涵攝四個維度即己、群、地、天的人。即身心的整合、人和社會的互動、人和自然的持久和諧、人心天道的相輔相成，就構成了一個人之所以成人的基本框架。[42] 這是精神人文主義的系統(tǒng)結構性表述，很有意思：在“內在”與“外在”相對的語境下，內在精神被歸結為“己”之“仁”，那么，“群、地、天”就是外在的；而在談到內在精神的目標時，“己、群、地、天”四個維度都要“以仁涵攝”，這就取消了“內外之別”，這是杜先生所遵從的牟宗三先生等現(xiàn)代新儒家的“內在超越”（immanent transcendence）理路。[43] 在這個意義上，“精神人文主義”畢竟還是一種“人文主義”，或譯“人本主義”（humanism）。筆者曾撰文說：儒學，至少孔子和孟子的儒學，并不是人本主義，而是“天本主義”（tianism）（詳下）。[44]

三、關于“科學主義”或“凡俗人文主義”

杜先生所批評的第二種人文主義是“凡俗的人文主義”，即“科學主義”。這里，杜先生的“精神”概念是與“凡俗”和“科學”相對的。

（一）精神與理性

杜先生所說的“科學”，其實應當是指的“理性”（rationality），更確切地說，是指的“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而“科學”只是其典型標志。杜先生明確說：“西方啟蒙所代表的世俗的人文主義以人為中心，是一種工具理性”[45]；“如果人類把自然當成是身外物來利用它，這完全是一種工具理性的方式”[46]。這種工具理性，他有時簡稱為“理性”，例如：“必須在理性之外，開拓出一個同情或慈悲的領域”[47]。這里以科技為代表的“理性”，當然不是康德的“理性”概念，即絕不包括“實踐理性”。

1．關于理性。談到在理性之外開拓出情感領域的問題，杜先生舉例說：“亞當·斯密，不僅是《國富論》的作者，也是《道德情操論》的作者，他就認為人最珍貴的不是理性思維，而是同情?！盵48] 這種觀點不能被歸結為非理性主義或反理性主義，杜先生說：“這不僅和理性是沒有沖突的，而且理性和共感的情應該配合起來?！盵49] 為此：

（1）杜先生倡導“道德理性”，他說，儒家“從‘為己之學’開始，有非常強的人格發(fā)展，代表道德理性”[50]。這是來自康德的概念，即相當于“實踐理性”[51]；亦有學者談到儒家的“道德理性”[52]。至于儒學中是否也有工具理性，這也是部分儒家學者關心的問題，因為它關乎儒學與科學的關系問題，包括新文化運動以來的“民主與科學”問題、現(xiàn)代新儒家的“新外王”問題。[53] 

（2）杜先生提出“良知理性”的概念，他說：“作為精神性人文主義的儒家，提出了每一個有良知理性的知識人都必須關注的四大議題?！盵54]“良知理性”是一個原創(chuàng)性的概念，杜先生有專文《以良知理性重建價值》[55]，值得進一步深究，包括與康德的“實踐理性”進行比較。

（3）杜先生呼吁“公共理性”，他說：“公共理性的聲音在不同領域能夠出現(xiàn)，這些應該成為我們努力的方向?！盵56]“公共理性”（public reason）是一個復雜的概念，霍布斯、盧梭、托馬斯·杰斐遜、康德和羅爾斯等的用法都不同。例如羅爾斯（John Rawls）說：“公共理性是一個民主國家的基本特征。它是公民的理性，是那些共享平等公民身份的人的理性。他們的理性目標是公共善，此乃政治正義觀念對社會之基本制度結構的要求所在，也是這些制度所服務的目標和目的所在。”[57] 對于我們來說，怎樣發(fā)展出儒家的“公共理性”概念，這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課題。

2．關于科學。近代以來，伴隨著人文主義的興起，科學主義也大行其道，而帶來了若干問題。[58] 杜先生并不是反對“科學”，而是反對“科學主義”。不僅如此，他認為“儒學與自由、民主、科學存在配合的可能”，所以很關注“科學民主，當然也包括自由、人權、法制、個人的尊嚴這些基本精神，這些精神怎么能夠成為發(fā)展中國文化的重要資源”。[59]

（二）超越與凡俗

杜先生所說的凡俗人文主義的“凡俗”，就是上文提到的那位印度學者所說的“世俗”，兩者是同義詞：secular或secularity；與之相對的是“超越”（transcendence）。[60] 這是一個來自西方宗教與哲學的概念，經過牟宗三先生等將其與中國哲學對勘，成為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哲學界的一個重要話題。[61] 最近幾年，這個問題再次成為中國哲學熱點。

在精神人文主義的“己、群、地、天”四個維度中，“天”的維度即超越的維度，亦即傳統(tǒng)的“天人之際”問題。關于這個問題，以下幾點值得討論：

1．儒學超越之維的存在

杜先生指出：“現(xiàn)在國內大家關注得比較多的是身心和諧、人和社會的關系，以及人和自然的關系問題，而對最后一個人與天的關系問題關注度不夠。其實，世界文明中有很多對于‘敬天、畏天’這種信念、信仰，以及超越性的敬重?！?他指出：“如果只注意凡俗的世界而對很多宗教傳統(tǒng)、精神傳統(tǒng)（超越的上帝、安拉這種精神的最高實體）完全不照顧到也是不可行的?！盵62] 這確實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提醒。

為此，杜先生指出，儒家雖然是入世的，但“入世就是要變成世俗之人？……我總覺得，把孔子的入世思想說成是世俗的，而消解其精神性以及宗教性，對孔子是不公平的。”[63] 杜先生肯定地說：“孔子對人的精神的全面反思，后面有一個超越的天的理念。這個超越的理念，《易經》有明確的表達，在《尚書》《詩經》和《禮記》中也隱約能看到?！盵64] 筆者完全贊同杜先生這個判斷，也曾撰文加以論述。[65] 楊國榮教授也談到：精神人文主義的“‘精神’首先指向超越的追求，在這一層面，精神人文主義同時隱含宗教性”[66]。

當然，杜先生本人嚴格區(qū)分“宗教”與“宗教性”。他說：“儒家具有一種深厚的超越傳統(tǒng)而不是世俗的人文主義，也不是一神論意義下的宗教”[67]；但他并不否定儒學的“宗教性”，例如他的著作《論儒學的宗教性》[68]。而筆者則區(qū)分孔孟儒學與宋明理學兩種不同的超越范式，前者不僅具有“宗教性”，而且就是“宗教”。[69] 至于面向未來的儒學，這更是一個重大的時代課題。杜先生也注意到：“在海外的華人世界，以印度尼西亞為例，現(xiàn)在發(fā)展的勢頭很好，它有儒教，儒家是他們信仰的宗教。”[70] 總之，無論在“宗教”還是“宗教性”的意義上，儒學都具有“超越”的維度。

杜先生有一段話很值得注意：“程顥講‘天理二字是我自家體貼出來的’，就是我真正感受到我現(xiàn)在的日常生活所做的這些事情，每一件事情本身就不是一個簡單的人的社會關系，而是有更深刻的價值，這個深刻的價值就來自于天?！盵71] 杜先生在這里所肯定的儒家這個一脈相承的觀念，筆者非常認同：內在精神的“深刻的價值”乃是“來自于天”的。

2．儒學超越之維的內涵

但是，在精神人文主義的構想中，“精神”既是內在的（immanent），又是超越的（transcendent）。杜先生前面說內在精神“來自于天”，那其實正是杜先生所拒絕的“外在超越性的宗教”[72]；他的正面觀點是“儒家的超越突破即基于對人的全面了解之上，并非向往一個遙遠上帝或天主”，“這是內在超越（imminent transcendence）”[73]。這里的“超越突破”，指在超越觀念上的突破，即余英時先生所說的“軸心突破”（Axial breakthrough）[74]，意指轉向內在超越。這是與“外在超越”（external transcendence）相對的，乃是牟宗三先生等從20世紀五六十年代開始的一種“中西”比較模式。[75] 顯然，杜先生是要在儒學與宗教之間劃界，這個界線就是心性“內在”而上帝“外在”。但事實上，在杜先生提到的《尚書》《詩經》等經典文獻中，“上帝”正是一個宗教性的外在超越者。

所以，“內在超越”這個觀點受到不少人、包括筆者本人的質疑。筆者把“內在超越”觀點概括為“中國哲學‘內在超越’的兩個教條”：中國哲學與文化的基本特征是“內在超越”；它優(yōu)越于西方宗教與文化的“外在超越”。[76] 筆者總結了儒家超越觀念的兩種范式，即孔孟儒學并未取消外在超越之“天”，其內在超越旨在“事天”；而宋明理學卻是以內在的心性取代外在超越之“天”，其內在超越可謂“僭天”。[77] 

杜先生是牟宗三先生等現(xiàn)代新儒家的傳人，在超越問題上也繼承了牟先生等的觀點。他做了一種比較：“在西方神學，外在超越理念是歷史性（historical）思維，基督教很明顯，伊斯蘭教、猶太教都有。另一種則是宇宙論的（cosmological）思維。民間的、原住民的，或佛教的、儒家的，多半是屬于宇宙論的思維。在外在超越性的宗教中，對進步對發(fā)展非常強調。但在宇宙論的視野之下，對世界有著更寬廣的了解?？梢哉f，儒家有一種‘人類宇宙’（anthropo-cosmic）的觀念?！盵78] 這里“人類宇宙”這個概念值得注意，它令人想起陸九淵的說法：“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79] 顯然，杜先生對儒家超越觀念的理解，與牟宗三先生一樣，都是基于宋明理學的理解。

因此，杜先生說：“自我能夠和天地萬物合為一體，又是內在于我最內心的深刻的價值。它不是從外面加之于我的，而是我自己發(fā)現(xiàn)的，我自己能夠理解的，我將此變成一種信仰。”[80] 前面說內在精神價值“來自于天”，這里說“它不是從外面加之于我的”，這個矛盾的消解，只有一種路徑，即取消“內外之別”，而取消的方式就是以“人”代“天”。所以，杜先生說：“儒家相信內在主體有終極性?！盵81] 這就是說，終極性的超越者不是“天”，而是“人”的“自我”。對此，倪培民教授指出：“把性看作天命，是最高的自我超越，自我神圣化，天人合一。此即牟宗三（1909?1995）、杜維明說的‘內在的超越’?！盵82] 這個“自我神圣化”的概括，盡管是正面的肯定，卻是非常精準的。

那么，怎樣證成這個不假外求的“自我”呢？杜先生甚至訴諸宇宙演化論、生物進化論：“人是通過宇宙轉化的大的潮流而出現(xiàn)的，我們現(xiàn)在講可能是從130多億年前大爆炸一直逐漸發(fā)展出來的，包括地球的出現(xiàn)、生命的出現(xiàn)、意識的出現(xiàn)、人類的出現(xiàn)。儒家在這個大框架中有一個基本信念，就是人類的出現(xiàn)是有意義的，既不是偶然的，也不是某一種超越外在的力量把它創(chuàng)造出來的，它是經過長期演化而出現(xiàn)的。”[83] 這樣一來，就不再是“人類宇宙”，而是“宇宙人類”了。杜先生認為人類“不是某一種超越而外在的力量把它創(chuàng)造出來的”，但又堅持“人類的出現(xiàn)是有意義的”，那么，人的意義就只能是自然界的演化所賦予的。

其實，筆者覺得杜先生的這樣一個說法，更接近原典儒學的超越觀念：“世界是自然的一部分，這和三大宗教超越精神世界的崇敬是可以配合的。人存在不是為了吃飯，人的存在是有意義的，人是有價值的，‘天生人成’，我們還要幫助上天把美好的世界在我們的生活世界里面體現(xiàn)出來?！盵84] 這里值得注意兩點：

（1）“天生人成”這個表達，從牟宗三先生開始，學界都以此來概括荀子的思想。[85] 杜先生卻不是在談荀子，這令人想起《易傳》“繼善成性”的表達：“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笨追f達疏：“‘繼之者善也’者，道是生物開通，善是順理養(yǎng)物，故繼道之功者，唯善行也。‘成之者性也’者，若能成就此道者，是人之本性?！盵86] 這里，“一陰一陽之謂道”即“天生”，“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即“人成”。人能一方面“后天而奉天時”，即人合乎天；另一方面“先天而天弗違”，即天合乎人。[87] 

（2）“這和三大宗教超越精神世界的崇敬是可以配合的”，意味著“天”并不僅僅是“自然界”，甚至也不是《易傳》所說的義理性的“道”，而是某種“宗教超越精神世界”。筆者認為，這更符合周公與孔子的“天”觀念。

3．儒學超越之維的愿景

在超越問題上，杜先生思考的問題是：“存不存在這樣一種人文主義：既不排斥自然，又注重物與神。它既注重物，就是和自然的親和；又注重神，有很強的精神資源，可是它又是以人為核心的，不是‘人類中心主義’，而是以人為關注重點的?！@是精神人文主義的一個基本觀點?！盵88] 

至于這樣的精神人文主義的思想資源，杜先生表示，他“期待也堅信‘思孟心學’所體現(xiàn)的仁道必能揚棄啟蒙心態(tài)所突出的凡俗的人文主義，而成為人類21世紀探究和平發(fā)展不可或缺的參照”[89]。杜先生特別看重思孟學派，他明確地說：“我研究儒家文化始于孟子心性之學，如何由孟子心性之學開展出精神性的人文主義，使之能應對目前人類遭遇的倫理困境？這是個集體課題。”[90] 確實，從“周孔之道”的超越范式向宋明理學的超越范式的轉換，思孟學派正是轉折點。[91] 孟子一方面保持著周孔的外在超越之“天”，追求由“盡心”而“事天”[92]；另一方面大力闡揚“心性”，講“萬物皆備于我”[93]，開啟了內在超越之路。這是中國思想觀念在軸心時代的過渡狀態(tài)。杜先生更注重后一方面，是以宋明理學的超越范式來理解孟子的超越觀念。因此，他給予孟子以極高的評價：“孟子心性之學超越了同時代的軸心文明思想，指歸現(xiàn)實的終極意義?！盵94] 這個評價值得分析：從超越范式轉向的角度看，孟子確實“超越了同時代的軸心文明思想”，甚至可以說“超越”了孔子；但這種以“現(xiàn)實”為“終極意義”的觀念，在什么意義上不再是杜先生所批判的“凡俗”的人文主義呢？這個問題，在杜先生那里似乎并不是問題，因為在他看來，“現(xiàn)實”中的“人”的心性本身就是超越的。這正是筆者所說的“宋明理學的超越范式”，如張載講的“天人一物”[95]，程頤講的“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96]，朱熹講的“心性，便是天”[97]，陸九淵講的“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98]，王陽明講的“心即天，言心則天地萬物皆舉之矣”[99]，等等。

綜上所述，杜維明先生提出的“精神人文主義”構想，正如郭齊勇先生所說，“極具啟發(fā)性”[100]，同時也留下了諸多可以討論的問題。

注釋：
 
[1]邱楚媛：《學界研討“精神人文主義”》，《光明日報》2018年6月2日第11版。
 
[2]杜維明：《建構精神性人文主義——從克己復禮為仁的現(xiàn)代解讀出發(fā)》，《探索與爭鳴》2014年第2期，第4?10頁。
 
[3]《北京大學高等文研究院舉辦首屆“精神人文主義”工作坊》：https://ias.nju.edu.cn/91/1f/c13157a299295/page.htm。
 
[4]杜維明：《建構精神性人文主義——從克己復禮為仁的現(xiàn)代解讀出發(fā)》，《探索與爭鳴》2014年第2期，第4?10頁。以下凡引此文，不再注明。
 
[5]杜維明：《什么是精神人文主義》，《南方周末》2014年12月25日。
 
[6]戴震：《孟子字義疏證·理》，中華書局1982年第2版，第2、7頁。
 
[7]杜維明：《用儒家的精神性人文主義面對“喪”》，《中華讀書報》2018年8月8日。
 
[8]杜維明：《用儒家的精神性人文主義面對“喪”》，《中華讀書報》2018年8月8日。
 
[9]蒙培元：《心靈的開放與開放的心靈》，《哲學研究》1995年第10期，第57?63頁。
 
[10]杜維明：《以精神人文主義應對全球倫理困境》，《精神文明導刊》2018年第1期，第15?17頁。
 
[11]《禮記·樂記》，《十三經注疏》，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1527頁。
 
[12]黃玉順：《未能成己 焉能成人——論儒家文明的自新與全球文明的共建》，《甘肅社會科學》2018年第3期，第50–55頁。
 
[13]杜維明：《儒家人文精神的普世價值》，《人民論壇》2014年第22期，第74?77頁。
 
[14]參見黃玉順：《梁漱溟先生的全盤西化論——重讀〈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社會科學研究》2018年第5期，第121–129頁。
 
[15]張梅：《精神人文主義與民族文化復興——訪北京大學高等文研究院院長杜維明教授》，《中華讀書報》2019年3月27日。
 
[16]張君勱：《人生觀》，《清華周刊》第272期，1923年；載《科學與人生觀》，黃山書社2008年版，第36頁。
 
[17]杜維明：《為什么要“學做人”——關于第二十四屆世界哲學大會主題的思考》，《光明日報》2018年8月11日。
 
[18]杜維明：《以精神人文主義應對全球倫理困境》，《精神文明導刊》2018年第1期，第15?17頁。
 
[19]黃玉順：《未能成己，焉能成人？——論儒家文明的自新與全球文明的共建》，《甘肅社會科學》2018年第3期，第50–55頁。
 
[20]杜維明：《以精神人文主義應對全球倫理困境》，《精神文明導刊》2018年第1期，第15?17頁。
 
[21]杜維明：《用儒家的精神性人文主義面對“喪”》，《中華讀書報》2018年8月8日。
 
[22]郭齊勇：《杜維明先生精神人文主義的新貢獻》，《儒學第三期的人文精神：杜維明先生八十壽慶文集》，陳來主編，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3?10頁。
 
[23]杜維明：《什么是精神人文主義》，《南方周末》2014年12月25日。
 
[24]杜維明：《以精神人文主義應對全球倫理困境》，《精神文明導刊》2018年第1期，第15?17頁。
 
[25]黃玉順：《論儒學的現(xiàn)代性》，《社會科學研究》2016年第6期，第125–135頁；《論“儒家啟蒙主義”》，《戰(zhàn)略與管理》2017年第1期，中國發(fā)展出版社2017年版，第221–250頁；《論陽明心學與現(xiàn)代價值體系——關于儒家個體主義的一點思考》，《衡水學院學報》2017年第3期，彩插第4–7頁。
 
[26]黃玉順：《“以身為本”與“大同主義”——“家國天下”話語反思與“天下主義”觀念批判》，《探索與爭鳴》2016年第1期，第30–35頁。
 
[27]杜維明：《用儒家的精神性人文主義面對“喪”》，《中華讀書報》2018年8月8日。
 
[28]蒙培元：《論中國哲學主體思維》，《哲學研究》1991年第3期，第50?60頁；《中國哲學主體思維》，東方出版社1993年版。
 
[29]海德格爾：《面向思的事情》，陳小文、孫周興譯，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第76頁。
 
[30]黃玉順：《形而上學的奠基問題——儒學視域中的海德格爾及其所解釋的康德哲學》，《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2期，第36–45頁。
 
[31]杜維明：《以精神人文主義應對全球倫理困境》，《精神文明導刊》2018年第1期，第15?17頁。
 
[32]《孟子·告子上》，《十三經注疏》，第2753頁。
 
[33]《孟子·盡心上》，《十三經注疏》，第2765頁。
 
[34]杜維明：《用儒家的精神性人文主義面對“喪”》，《中華讀書報》2018年8月8日。
 
[35]《論語·述而》，《十三經注疏》，第2483頁。
 
[36]《論語·為政》，《十三經注疏》，第2463頁。
 
[37]黃玉順：《孔子的正義論》，《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2010年第2期，第136–144頁。
 
[38]蒙培元：《情感與理性》，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174?202頁。
 
[39]杜維明：《儒家人文精神的普世價值》，《人民論壇》2014年第15期，第74?77頁。
 
[40]朱熹：《孟子集注·公孫丑上》，《四書章句集注》，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238頁。
 
[41]黃玉順：《愛與思——生活儒學的觀念》（增補本），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69?72頁。
 
[42]杜維明：《為什么要“學做人”——關于第二十四屆世界哲學大會主題的思考》，《光明日報》2018年8月11日。
 
[43]黃玉順：《中國哲學“內在超越”的兩個教條——關于人本主義的反思》，《學術界》2020年第2期，第68–76頁。
 
[44]黃玉順：《“超驗”還是“超凡”——儒家超越觀念省思》，《探索與爭鳴》2021年第5期，第73–81頁；《“事天”還是“僭天”——儒家超越觀念的兩種范式》，《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2021年第5期，第54?69頁。
 
[45]杜維明：《什么是精神人文主義》，《南方周末》2014年12月25日。
 
[46]張梅：《精神人文主義與民族文化復興——訪北京大學高等文研究院院長杜維明教授》，《中華讀書報》2019年3月27日。
 
[47]杜維明：《什么是精神人文主義》，《南方周末》2014年12月25日。
 
[48]杜維明：《什么是精神人文主義》，《南方周末》2014年12月25日。
 
[49]張梅：《精神人文主義與民族文化復興——訪北京大學高等文研究院院長杜維明教授》，《中華讀書報》2019年3月27日。
 
[50]張梅：《精神人文主義與民族文化復興——訪北京大學高等文研究院院長杜維明教授》，《中華讀書報》2019年3月27日。
 
[51]張溢木、王樂：《試析康德〈純粹理性批判〉中的道德理性》，《中南林業(yè)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6期，第4?6頁；徐鳳林：《對道德理性的存在哲學反思》，《哲學動態(tài)》2013年第9期，第65?70頁；路紅芳：《康德對啟蒙主義的前提批判——論康德道德理性的自由觀》，《重慶科技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11期，第1?5頁。
 
[52]趙法生：《情理、心性和理性——論先秦儒家道德理性的形成與特色》，《道德與文明》2020年第1期，第40?46頁。
 
[53]黃玉順：《儒學與作為科學理論基礎的知識論的重建》，《當代儒學》第8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94–101頁。
 
[54]杜維明：《儒家人文精神的普世價值》，《人民論壇》2014年第15期，第74?77頁。
 
[55]杜維明：《以良知理性重建價值》，《道德與文明》2016年第2期，第5?7頁。
 
[56]杜維明：《什么是精神人文主義》，《南方周末》2014年12月25日。
 
[57]羅爾斯：《政治自由主義》，萬俊人譯，譯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225?226頁。
 
[58]黃玉順：《超越知識與價值的緊張——“科學與玄學論戰(zhàn)”的哲學問題》，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80?88、102?111、293?305頁。
 
[59]張梅：《精神人文主義與民族文化復興——訪北京大學高等文研究院院長杜維明教授》，《中華讀書報》2019年3月27日。
 
[60]黃玉順：《“超驗”還是“超凡”——儒家超越觀念省思》，《探索與爭鳴》2021年第5期，第73–81頁。
 
[61]黃玉順：《中國哲學“內在超越”的兩個教條——關于人本主義的反思》，《學術界》2020年第2期，第68–76頁。
 
[62]張梅：《精神人文主義與民族文化復興——訪北京大學高等文研究院院長杜維明教授》，《中華讀書報》2019年3月27日。
 
[63]杜維明：《什么是精神人文主義》，《南方周末》2014年12月25日。
 
[64]杜維明：《什么是精神人文主義》，《南方周末》2014年12月25日。
 
[65]黃玉順：《周公的神圣超越世界及其權力話語——〈尚書·金縢〉的政治哲學解讀》，《東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2期，第26–33頁；《天吏：孟子的超越觀念及其政治關切——孟子思想的系統(tǒng)還原》，《文史哲》2021年第3期，第86–103頁；《神圣超越的哲學重建——〈周易〉與現(xiàn)象學的啟示》，《周易研究》2020年第2期，第17–28頁。
 
[66]楊國榮：《精神人文主義：意義及其擴展》，《孔學堂》2020年第1期，第4?10頁。
 
[67]杜維明：《為什么要“學做人”——關于第二十四屆世界哲學大會主題的思考》，《光明日報》2018年8月11日。
 
[68]杜維明：《論儒學的宗教性——對〈中庸〉的現(xiàn)代詮釋》，段德智譯，武漢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69]黃玉順：《“事天”還是“僭天”——儒家超越觀念的兩種范式》，《南京大學學報》2021年第5期，第54?69頁。
 
[70]張梅：《精神人文主義與民族文化復興——訪北京大學高等文研究院院長杜維明教授》，《中華讀書報》2019年3月27日。
 
[71]杜維明：《為什么要“學做人”——關于第二十四屆世界哲學大會主題的思考》，《光明日報》2018年8月11日。
 
[72]杜維明：《什么是精神人文主義？》，《南方周末》電子版2014年12月25日。
 
[73]杜維明：《什么是精神人文主義》，《南方周末》2014年12月25日。
 
[74]余英時：《論天人之際——中國古代思想起源試探》，“代序”，聯(lián)經出版事業(yè)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1?2頁。
 
[75]牟宗三：《中國哲學的特質》，臺灣學生書局1974年版，第30–31頁；余英時：《論天人之際——中國古代思想起源試探》，第222頁；湯一介：《儒道釋與內在超越問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自序”，第1頁。
 
[76]黃玉順：《中國哲學“內在超越”的兩個教條——關于人本主義的反思》，《學術界》2020年第2期，第68–76頁。
 
[77]黃玉順：《“事天”還是“僭天”——儒家超越觀念的兩種范式》，《南京大學學報》2021年第5期，第54?69頁。
 
[78]杜維明：《什么是精神人文主義》，《南方周末》2014年12月25日。
 
[79]陸九淵：《雜著》，《陸九淵集》卷第二十二，鐘哲點校，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273頁。
 
[80]杜維明：《為什么要“學做人”——關于第二十四屆世界哲學大會主題的思考》，《光明日報》2018年8月11日。
 
[81]杜維明：《用儒家的精神性人文主義面對“喪”》，《中華讀書報》2018年8月8日。
 
[82]倪培民：《儒學的精神性人文主義之模式：如在主義》，《南國學術》2016年第3期，第472?485頁。
 
[83]杜維明：《為什么要“學做人”——關于第二十四屆世界哲學大會主題的思考》，《光明日報》2018年8月11日。
 
[84]張梅：《精神人文主義與民族文化復興——訪北京大學高等文研究院院長杜維明教授》，《中華讀書報》2019年3月27日。
 
[85]牟宗三：《荀學大略》，《牟宗三先生全集》第2冊，臺北：聯(lián)經出版事業(yè)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184?198頁；路德斌：《荀子哲學的兩大原理——“天生人成”與“禮義之統(tǒng)”及疏解》，《陜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科科學版）2017年第4期，第118?130頁；王楷：《天生人成：荀子工夫論的旨趣》，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1?2頁；姚海濤：《天生人成與禮術合一——荀子養(yǎng)生之道詮論》，《江南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1期，第25?32頁；梁濤：《“天生人成”與政治形上學——荀子天論發(fā)微》，《中國哲學史》2021年第5期，第20?30頁。
 
[86]《周易正義·系辭上傳》，《十三經注疏》，第78頁。
 
[87]《周易正義·乾文言傳》，《十三經注疏》，第17頁。
 
[88] 張梅：《精神人文主義與民族文化復興——訪北京大學高等文研究院院長杜維明教授》，《中華讀書報》2019年3月27日。
 
[89]杜維明：《儒家人文精神的普世價值》，《人民論壇》2014年第15期，第74?77頁。
 
[90]杜維明：《以精神人文主義應對全球倫理困境》，《精神文明導刊》2018年第1期，第15?17頁。[91]黃玉順：《“事天”還是“僭天”——儒家超越觀念的兩種范式》，《南京大學學報》2021年第5期，第54?69頁。
 
[92]《孟子·盡心上》，《十三經注疏》，第2764頁；黃玉順：《天吏：孟子的超越觀念及其政治關切——孟子思想的系統(tǒng)還原》，《文史哲》2021年第3期，第86–103頁；《“事天”還是“僭天”——儒家超越觀念的兩種范式》，《南京大學學報》2021年第5期，第54?69頁。
 
[93]《孟子·盡心上》，《十三經注疏》，第2764頁。
 
[94]杜維明：《以精神人文主義應對全球倫理困境》，《精神文明導刊》2018年第1期，第15?17頁。
 
[95]張載：《正蒙·乾稱篇》，《張載集》，章錫琛點校，中華書局1978年版，第64頁。
 
[96]程顥、程頤：《河南程氏遺書》卷第二上，《二程集》，王孝魚點校，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13頁。
 
[97]《朱子語類》卷第六十，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1428頁。
 
[98]陸九淵：《雜著》，《陸九淵集》卷第二十二，第273頁。
 
[99]王守仁：《答季明德》，《王陽明全集》新編本第一冊，吳光、錢明等編校，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28頁。
 
[100]郭齊勇：《杜維明先生精神人文主義的新貢獻》，《儒學第三期的人文精神：杜維明先生八十壽慶文集》，第3?1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