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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大學中的人文精神傳統(tǒng)——我在貴州大學的歷史記憶與學術(shù)生活歲月

作者：張新民

來源：貴州大學中國文化書院

編者按：2022年8月，由貴州大學出版社組織編寫的《百年貴大口述史》由貴州大學出版社正式出版。近日，貴州大學中國文化書院（陽明文化研究院）暨貴州大學中華傳統(tǒng)文化與貴州地域文化研究中心獲貴州大學出版社特意贈書?！栋倌曩F大口述史》收錄貴州大學中國文化書院創(chuàng)院榮譽院長張新民教授口述史：尋找大學中的人文精神傳統(tǒng)——我在貴州大學的歷史記憶與學術(shù)生活歲月。

張新民，字止善，號迂叟，男，1950年11月生，貴州貴陽人，祖籍安徽滁州，先世武進。2002年到貴州大學工作?，F(xiàn)為貴州大學中國文化書院教授兼榮譽院長、孔學堂學術(shù)委員會委員、貴州陽明文化研究院副院長、貴州省文史館館員。兼任中國孔子基金會學術(shù)委員會委員、中華孔子學會理事、中國明史學會王陽明研究會副會長、中華儒學會副會長、國際儒學聯(lián)合會理事、貴州省儒學研究會會長等。長期從事中國傳統(tǒng)歷史文化的研究，治學范圍廣涉文、史、哲等多方面領域。撰有《貴州地方志論綱》《貴州地方志考稿》《中華典籍與學術(shù)文化》等學術(shù)專著，主編大型文獻集成《黔南叢書》《民間契約文書與鄉(xiāng)土中國社會》《探索清水江文明的蹤跡——清水江文書與中國地方社會國際學術(shù)研討會論文集》等文集，另有《華嚴經(jīng)今譯》等古籍整理專書，創(chuàng)辦并主編《陽明學刊》《人文世界》，在《光明日報》《民族研究》《文史哲》等刊物發(fā)表論文300余篇。

口述人：張新民

我一生與兩個大學——貴州大學、貴州師范大學的關系最深，而尤以在貴州大學生活和工作的時間最久。無論是前輩師長，還是同事好友，乃至我教過的學生，都構(gòu)成了我一生中最寶貴的記憶內(nèi)容。作為上一輩的老學者，我的父親也在貴州大學生活和工作了30年。兩代人的歷史記憶匯集在一起，承載的內(nèi)容既多，寄寓的感情也深，這似乎也成了貴州大學變化發(fā)展的一個縮影。因而回首往事，想要表達或傾訴的內(nèi)容實在不少，我只能稍加勾勒，不過留作紀念而已。

山水比德：老一輩學者的志節(jié)和風范

我出生在原貴州大學附近的靜暉村，那是緊靠校園的教職工宿舍。傳統(tǒng)中國“孟母三遷”的故事歷來深入人心，故事說孟母幾次遷居，都是為了孟子能受到最好的教育，最后的選擇是“居學宮之旁，其（孟子）嬉游乃設俎豆，揖讓進退”，人稱孟母“善以漸化”。我很慶幸，不需要任何選擇，出生地就在黌舍，幾乎一生都在貴州大學和貴州師范大學的校園生活。其中，似乎與貴州大學最有緣分。我的出生地就在貴大校舍，我在這里生活和工作的時間最長，這里留有我和父親兩代人的歷史記憶，我也因此成為學校建設發(fā)展的當事人與見證人之一。

1948年，國立貴州大學的校長是張廷休，歷史學系主任是黎東方。張廷休善治元史，以專精見長；黎東方重視明清，以博通獲譽，二人都是史學出身?；蛟S由于他們二人知道我父親參與編輯過《蒙藏月刊》，出版過《成吉思汗評傳》等多部專書，才禮聘他到貴州大學任教的。

父親常談起他在老貴州大學的學生，記得有幾位故去的老先生，如貴州師范大學教授胡克敏、貴州文史館館員謝振東、貴州大學教授張世德等，都是省內(nèi)頗有成就的學者。父親晚年愛憶舊，提起他們時，多會順便談及學校掌故，總是充滿了感情。我對老貴州大學的一部分認知，便是從父親那里獲得的。

父親大半生的教書生涯，都是在貴州大學度過的。我無法計算他培養(yǎng)了多少學生，但知道人數(shù)必然不少，有他的詩“抱甕灌園三十年，芳菲桃李各爭妍”可證。他以為國家培養(yǎng)人才為自己應盡的天職，幾乎所有的心血都用在了學生的身上，總是希望后來者有更多的成就，也有他的詩“待得庭園紅染遍，護花不惜化泥滓”可證。我自己能以教書治學為生活本身必具的內(nèi)容，也是父親潛移默化影響的結(jié)果。

談到我自己，除了下鄉(xiāng)3年，與農(nóng)民終日相處，知道了稼穡艱難和民生疾苦，生命別有一種特殊的體悟外，其實自幼至長至老，我的一生都在校園生活，校園的文化氛圍似乎已浸入了自己的骨髓，影響可謂既深且大。

我的出生地靜暉村與花溪公園緊緊毗鄰，貴州大學校歌中的“溪山如黛，常沐春風，學府起黔中”，似乎也構(gòu)成了我生命中的永恒意象，讓我一生都在山水人文中遨游。尤其童年時代，父母的管教十分開明，并不在學業(yè)功課上嚴加管束，因而我整天都在校園內(nèi)外與玩伴無憂無慮地嬉戲，甚至上了小學也不知道父親是干什么的。一次在校園里與玩伴打鬧時，我猛然抬頭看見父親正在教室給學生授課，模樣明顯與平時所見有異，一副威嚴肅然的樣子，才知道他竟然是大學里的教書先生。我后來也在同樣的教室為本科生和研究生講課，天地還是那個天地，校園還是那個校園，但學生一代換了一代。我眼前會浮現(xiàn)出父親當年授課的身影，難免不與懸隔千年的夫子一樣，發(fā)出“逝者如斯”的人生慨嘆，感到兩代人的生命前后相接，遂不能不以在廣袤大地上耕耘的農(nóng)夫比況，為薪火相傳的勞作能夠成就人才而感到快樂和欣慰。

父親的教學是認真的，不僅上課的時數(shù)多，而且講授的科目也不少，從上古史、中古史到文獻學、史學名著選講，大凡與中國史有關的課程，他都講授過。父親家居則終日閉門讀書，備課常至深夜?！拔母铩迸蟹磩訉W術(shù)權(quán)威，公布牛鬼蛇神霸占課堂時數(shù)，他竟名列第一。然而凡是聽過他的課的人，甚至與他交往稍多者，沒有不受益的，也沒有不稱贊的。我曾多次作為旁聽生去聽他的課，課后總能聽到學生的議論和夸贊，也暗中感到十分驕傲。似乎較諸課堂上的受益，又多了一層想去主動尋找的快樂。后來自己獨立為學生授課了，也在教風和教法上受到父親的影響，以為就像漢代最重私相授受的經(jīng)學家一樣，自己也深得罕見難聞的秘傳家學。

與父親交往的學界名流，我親見親聞的人數(shù)也不少。僅以任教于貴州大學的老先生為例，便有李淑元、朱厚錕、趙伯愚、張汝舟、鄺炯燊、毛國琪、成啟宇等老先生，他們都是當時頗有口碑和聲望的著名學者，也是我輕易就能在家中看到的?？?。

黔中老宿李淑元先生，早年曾與黃齊生、王若飛、謝六逸、劉方岳等同赴日本留學，在貴州大學中文系執(zhí)教后，則主講中國文學史，尤以精研元曲見長。李先生為人雅淡灑逸，頗有道家人物風范；家中珍藏善本古籍頗多，盡管愛書如命，亦樂捐公用；能夠一字不遺地背誦《詩經(jīng)》，熟稔黔中掌故，樂道他人之長。記得他每次敲門由父親迎入家中，便仿佛感到有陣陣清風拂面而來。我竊比他為羲皇時代夫子，也最喜歡聆聽他與父親討論黔中掌故。

織金大家朱厚錕先生，早年畢業(yè)于北京高等師范學校，擅長英國文學，譯著頗多，又專精唐宋文學，詩作亦不少，故曾同時兼任中文、外語兩系教授?！拔母铩敝?，朱先生受盡折磨，仍風骨凜凜，弦歌不輟，有魏晉名士風度?！拔母铩眲偨Y(jié)束，聽到粉碎“四人幫”消息后，他即犯忌從“牛棚”跑出，到我家與父親大談時事和人生感悟，談到興盡之處便挺身直立，放大音量朗讀他的新作《滿江紅》。音聲繞梁回旋，猶如黃鐘撞響，振人心志。我雖少年不諳世事，但也神魄精氣俱受震蕩。我們兩家世代交往，不僅父輩往來密契，子女聯(lián)系亦多。我后來還教過厚錕先生的孫子，課后交談多要言及家世交往舊事。

與李、朱兩位先生同在一系任教的，記得還有趙伯愚先生。他曾師從黃季剛，是“章黃學派”的黔中傳人，長于音韻文字之學，亦研究貴州方言。趙先生不僅是常來我家做客的大學者，而且他的夫人趙師母，以及李淑元先生的夫人李師母，與我母親也是往來密切的好朋友。大學教授也有家庭生活的另一面，我母親與兩個師母的來往，也增添了不少家庭趣事，讓我從中側(cè)聞不少掌故和趣事。

談起另一位大學者張汝舟先生，我心中便會感到陣陣不安和懺悔。事情得追溯至他被打成右派時，批判他的大字報鋪天蓋地貼滿校園，我們一群小孩子不懂事，便常尾追在他后面，齊聲連喊：“右派分子張汝舟，右派分子張汝舟……”記得汝舟先生總是頭也不回，一路小跑似的匆匆向前走。他個子矮小，卻頗有古風，但當時總是低頭走跑，就連碰見小孩也有意回避?，F(xiàn)在只要一想起當時的情景，我心中便如針扎般感到后悔。

在我的少年時代，汝舟先生的名言——“天下學問在安徽，安徽學問在合肥，合肥學問在家鄉(xiāng)，家鄉(xiāng)學問在我張汝舟”一度在校園廣為流傳，就連我們小孩也聽說了。但是真是假，我至今仍不知。成人后，我陪父親回老家安徽滁州，準備去看望當時已在滁州師專任教的汝舟先生，才知道他的家鄉(xiāng)在全椒——滁州南面的一個屬縣。我才明白原來我們兩家是同鄉(xiāng)，他夸贊的地方竟是我的家鄉(xiāng)，詫異之外又有幾分歡喜，原因是父親平時言談，從未夸贊過家鄉(xiāng)學風。后來我也讀了汝舟先生的不少書，但早在之前便已知道了他的學問，不過多是從父親那里聽來的，只是懺悔的事始終潛藏在心中，從不敢在父親或其他任何人面前提及。

與伯愚先生一樣，汝舟先生也是“章黃學派”的傳人，長于訓詁考據(jù)，精于天文歷法，深得“章黃學派”精髓，而又能推廓光大。值得一提的是，除汝舟先生與伯愚先生外，早期在貴州大學執(zhí)教、同樣是“章黃學派”傳人的，尚有湯炳正、朱穆伯兩位先生。炳正先生離開貴州較早，今天的年輕學者或已不甚了解，但我則常聽父親提起，知道他對《楚辭》的研究造詣極深，雖無緣一親謦欬，但無形中也間接受了影響。穆伯先生是我的老師王燕玉先生的老師，入黃（侃）門時間甚早，故在北京大學讀書期間，便不滿胡適諸子之學不出王官之說，撰文力加駁斥，亦深得師門之傳。與汝舟、伯愚兩位先生一樣，穆伯先生也長于音韻訓詁之學。四位“章黃學派”傳人同時執(zhí)教于貴州大學，似也成為大學校史極有趣的一段學術(shù)佳話。

與我父親同在一系執(zhí)教的，是曾在日本留過學的鄺炯燊先生。他住在城區(qū)省府路的一個四合院內(nèi)，在校區(qū)有一間單身房，就在我家樓上，他每周到花溪上課，必到家中與父親長坐閑談。偶爾我也會陪同父親去城中拜訪他，侍立聆聽，聞知了不少名人趣事。

炯燊先生早年畢業(yè)于中山大學社會學系，后來才東渡日本到東京帝國大學留學，他一生轉(zhuǎn)輾多處任職，最后則長期執(zhí)教貴州大學講席，專門講授日本史。我的不少日本知識，就是從他與父親的閑談中習聞而來的，父親生前的學術(shù)交往讓我在少年時代便多方面地受益。

外語系主任毛國琪先生也是安徽人，算是父親的同鄉(xiāng)。他住在我家樓上，或許是同鄉(xiāng)兼鄰居的關系，不僅父輩交往較多，子女亦關系密切。國琪先生懂多國語言，曾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父親很為他抱不平，我因此也知道他的不少逸聞。他是貴州外語事業(yè)的開山人，同時也是學校外語專業(yè)的創(chuàng)業(yè)者之一。在我早年幼稚的眼光中，他的身上有一種西方洋學的派頭，較之汝舟先生身材的矮小，他的個頭更顯高大。我因為好奇西方文化，對他的舉止行為充滿了興趣。只要他與父親交談，就不懂禮似的跑去旁聽，也側(cè)聞了不少書本上學不到的知識。

父親晚年撰寫《史通箋注》，上午在家埋頭伏案寫作，下午到圖書館查閱資料。成啟宇先生當時是圖書館館長，有時也會幫著父親找書，或父親查書休息之際，到他那里去小坐閑聊。啟宇先生熟悉古籍，讀書頗多，凡讀一書，必逐句圖點，有所心得，必旁批側(cè)注，蟻陣細字滿紙皆是。我曾看過他對《明史紀事本末·開設貴州》的批注，天頭地腳，字里行間，橫寫豎書，幾致無從辨識?？上∈厥龆蛔鱾鹘y(tǒng)學風，很少匯集成帙刊發(fā)，嚴謹似已接近苛刻，頗令急功近利者汗顏。

啟宇先生是貴州石阡人，熟悉黔省歷史掌故。1985年，我的《貴州地方志論綱》出版，他居然也在上面有所批注，并當著我父親的面極力夸贊，可惜我沒有看到他的批注本，事后忙于課務也始終未能經(jīng)眼。他的上萬冊藏書后來捐給了石阡檔案館，我長期想去逐一遍覽，可惜愿望至今尚未實現(xiàn)。

我透過家庭和父親的交往活動，以我早年的人生經(jīng)歷和膚淺體悟，心中能夠回憶起來的貴州大學校園，不僅充滿了文化的生命活力，具有一種誘人的學術(shù)神圣感，同時也聚集了一大批名師耆德，即使較諸其他外省名校，似也毫不遜色?！拔墨I”兩字之傳統(tǒng)訓釋，一般認為“文”即文字記錄的著述文本，“獻”則為賢人口耳相傳的語體言行。馬端臨撰《文獻通考》，便特別強調(diào)“當時臣僚之奏疏”“近代諸儒之評論”，以及“名流之燕談”“稗官之紀錄”，盡管都屬“獻”的范疇，但嚴格講也與著述體的“文”同樣重要。因而凡“一話一言，可以訂典故之得失，證史傳之是非者”，如同傳統(tǒng)經(jīng)史、歷代會要及百家傳記類的典籍一樣，都具有不可忽視的學術(shù)史科價值，不能不兼收博采，以濟成文典籍史事記載之不足，否則便難以成就人生理想中的學術(shù)事業(yè)。

回憶父親平常居家往事，他在閉戶讀書寫作之際，除老輩學人外，也常有年輕教師前來問學請益。記憶中來得最多的是侯紹莊先生，他是云南大學畢業(yè)的高才生，在校期間在《光明日報》發(fā)表了文章，畢業(yè)后被分配到貴大，并被指定為父親的助教。那時的助教兼有助手的含義，必須先聽老先生的課，逐漸培養(yǎng)成熟后，才能獨立上講臺，為學生正式開課。因此，紹莊先生曾長期聽我父親授課，同時兼做課堂板書一類的雜事，自然也就成為我家中的常客，乃是當時與父親接觸得最多的青年教師。

盡管紹莊先生十分年輕，在“文革”中仍受到激烈沖擊，我的父親當時也住進“牛棚”，正常聯(lián)系實已中斷。直到“文革”結(jié)束，他們才恢復了往來。記憶中，紹莊先生每有新作，都會攜稿前來與父親商討，我一有機會即侍陪旁聽，也學會了不少作文方法。20世紀80年代初，父親曾與紹莊先生聯(lián)合招收研究生，招收簡章公布了，研究生初試和復試也通過了，或許是紹莊先生性格孤傲的緣故，招研究生一事竟被阻攔，準備進校的考生也被直接辭退。事后，紹莊先生一氣之下，調(diào)動去了貴州民族學院。父親一向以溫和寬厚待人，晚年尤以“守拙”自處，盡管心神早已超脫淡然，但仍為人才流失深致嘆惜。歷史系以后20年未能招收研究生，發(fā)展速度遠遠滯后于其他高校，不能說與此事毫無關系。2002年，我主動調(diào)入貴州大學，重新申報建設了中國古代史碩士點，才算稍稍彌補了之前的損失。調(diào)離后的紹莊先生長期任職民院歷史系主任，著述成果頗豐，也為貴州學術(shù)事業(yè)作出了不少貢獻。

縱觀以上老輩學者的人格風范，他們不媚世，不趨俗，高風亮節(jié)，傲然獨立，無一不具有傳統(tǒng)士人的氣節(jié)和品性。他們始終不離講學論道的交往方式，突出地表現(xiàn)出傳統(tǒng)士人特有的超然自得的精神情趣，均構(gòu)成了校園生活隨時可見的風景線，成為學生趣談的重要內(nèi)容。而令我印象最深的，則是他們長期心性涵養(yǎng)和道德修持所外顯出來的儀態(tài)容貌，舉止動默所表達出來的思想情操，學問從生命中自然涌出的雍雅自在。我既長期在校園生活中感悟領受，當然就不僅在早年的生命成長過程中播下了仿效的深根，影響了整整一生，而且我也深為他們潤物無聲培養(yǎng)了大量人才的逸事所感動，知道庠序人文氣息對青年學生的影響是何等重要，因而始終強調(diào)貴州大學最應珍惜的，其實是自己積漸已久的人文精神傳統(tǒng)。

就我而言，至少從少年時代起，雖懵懂不諳世故，卻也見聞了不少風格各異的前輩趣談，領略了校園的人文氛圍，增加了不少書本之外的“活”知識。我以為文化完全可以活化為人的存在方式，現(xiàn)身為可觸可感的思想行為，始終反對學校市場化的任何做法，顯然是受到不少雅人賢士身教行為無形影響的結(jié)果，不能說不是早年生活最寶貴的人生幸事和一生中最值得珍藏的記憶財富。雖漸入老境，也可時時細嚼品味，仿佛源頭活水總能消解部分暮氣。

仁智雙彰：人文精神傳統(tǒng)的固守與堅持

1953年貴州大學撤銷后，我即隨父親遷往貴陽師范學院（現(xiàn)貴州師范大學）。1958年貴州大學恢復后，我又隨父親再返重新組建的貴州大學，記憶內(nèi)容最多的仍是重建后的貴大新址的校園生活。無論是父母的家庭日常生活行為、老輩學者的笑貌音聲，還是置身其中隨時可觸可感的校園人文氛圍，甚至包括我下鄉(xiāng)親身體驗到的鄉(xiāng)民交往互助生活，都使我深感固有傳統(tǒng)文化盡管有著上下分層的不同，但其植根的土壤卻是如此深厚，不僅華夏民族乃是有著燦爛悠久文明的民族，即中國也是有著漫長豐富歷史文化傳統(tǒng)的中國。我從自身的觀察和體驗出發(fā)，始終認為中國傳統(tǒng)文化是“活”的、有生命的，也是可與現(xiàn)代性有機接榫并進行創(chuàng)造轉(zhuǎn)化和發(fā)展的。

或許是有感于孟子“使先知覺后知，使先覺覺后覺”的說法，我始終認為，大學老師兼有教學與科研雙重責任，尤其是以人文理念為核心價值的學者，面對如何恢復或重建富有生命活力的中國文化的時代大問題，不能不以回應的方式率先進行自己嚴肅認真的思考和應答。

如同每一個靈魂都需要一個強健的身體才能展現(xiàn)其真實存在一樣，中國文化也需要無數(shù)充滿符號意義的載體，才能顯示其不死的永恒大義。于是，我決心創(chuàng)辦一個書院，一個在體制內(nèi)有自己特殊文化義涵的書院，一方面以此證明中國文化的命脈仍在現(xiàn)代大學體制中有所延續(xù)；另一方面也借此來提升校園的人文精神與人文氛圍，使學生在其中而受熏陶感染，自覺地對中國文化懷抱敬意，敢于以國家興亡和民族盛衰為己任，不斷通過讀書學習來成就自己的人生與 志業(yè)。

然而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創(chuàng)辦書院的過程盡管艱難，但也獲得了四面八方朋友的熱情支持，一座新古典主義的書院終于在校園中心區(qū)屹立建成。臺灣朋友聞訊后捐贈了上萬冊圖書，幾個老先生花了一周時間來裝箱，僅運費就用去11萬元。鐫刻在書院背墻右面的《禮運·大同篇》也是臺灣友人贈送的，它既作為兩岸學術(shù)界彼此認同的符號標志，也表達了大道運行和天下為公的文化理念。

尤當一提的是，孔子的第七十七代嫡孫、第三十二代襲封衍圣公孔德成先生，曾擔任臺灣地區(qū)考試院院長，歷來聲望極高。他通過我的臺灣朋友知道創(chuàng)辦書院的消息后，也托人遠道送來了親筆手書的楹聯(lián)：“崇儒尚易民主頌，有教無類自由風?！蔽艺埲溯氜D(zhuǎn)表示謝意，他卻回答說：“大家都在為文化做事，這是我應該做的?！蔽覍Υ耸指袆印Ｎ衣牭剿胶鱽淼拇鹫Z后，突然想起東坡《四十年前元夕與故人夜游得此句》中的“縱橫滿地霜槐影，寂寞蓮燈半在亡”。我以為，德成先生不唯對中國文化充滿了深深的敬意，具有無限的認同感，更重要的是還由衷地眷念和感懷舊友，具有無限的赤子懷鄉(xiāng)之心。書院創(chuàng)立后，我總是對學生強調(diào)，要樹立獨立自主的完整人格，撰寫獨立判斷和自由思考的文章，發(fā)抒自由認知及分析的思想，一部分原因也與他的影響有關。

我最難以忘懷的，則是香港孔教學院院長湯恩佳先生，他也在書院修建落成之際捐贈了一尊孔子銅像。恩佳先生是大儒陳煥章的門人，也可說是康有為的再傳弟子。恩佳先生于1992年接任孔教學院院長一職后，接續(xù)煥章先生未盡之事業(yè)，多次往返海峽兩岸及香港、澳門，宣揚儒學思想學說精義。應他的邀請，我于1997年前往香港參加“儒學與當代文明國際學術(shù)研討會”，遂與其由相識到相知，并時有信札往返，頗能同調(diào)而共鳴。因此，書院建筑尚在施工階段，他便親自專程到學校校園考察，以便決定是否贈送孔子銅像。我知道后則找了一部私車將他接到學校，他踏著稀泥到書院工地上勘驗，事畢即匆匆告辭。我根本就沒有什么款待，似乎茶水一杯也談不上，心中感到非常內(nèi)疚。但不久后，他就打電話告訴我孔子銅像已經(jīng)運出，還配了大理石的基座，派了專門負責安裝的師傅，在我們這里開創(chuàng)了西南地區(qū)孔子銅像進高校的首例。我無從報答，自己花錢買了一套《康有為全集》送他，他喜歡得不得了，勉強算是未破“禮尚往來”的禮俗。

此后，我因整理和研究清水江文書，經(jīng)常前往清水江兩岸各地進行田野調(diào)查，從而了解到天柱縣人民政府欲修建其文化名勝——三星巖文化苑。受當?shù)卣校矣衷俅味Y請恩佳先生贈送了一尊孔子銅像，安放在三星巖文化苑區(qū)中心位置，我自己則用文言體撰寫一篇《十德碑序》的小文，由天柱縣人民政府鑄刻為銅質(zhì)匾牌，安放在孔子銅像前側(cè)。揭幕典禮當天，思佳先生不顧年事已高，又專門乘機轉(zhuǎn)車，親臨現(xiàn)場表示祝賀，場景十分感人。而貴州大學、天柱縣人民政府、孔教學院三方，能夠相互跨地有效合作，現(xiàn)在回想起來，也是一個難得的學術(shù)佳話。

當然，關心和支持書院修建的朋友和單位，還可以舉出不少。例如，北京的名律師李慶幾次赴筑詢訪，贈送了一系列的孔子《圣跡圖》；江蘇宏德基金會與我們長期合作，贈送了銅制大鼎；正安縣人民政府同我們共話東漢名賢，贈送了一尊尹珍石雕坐像；錦屏縣人民政府因整理契約文書，贈送了“貴山書院”大型石刻；天柱縣人民政府贈送了2座當?shù)卦煨蛣e致的奇石；貴陽市政協(xié)為了幫助美化院內(nèi)環(huán)境，贈送了10多盆庭院盆景；貴陽市文化廳有鑒于學校的文化傳承傳統(tǒng)，贈送了“貴山書院進士題名”石碑，等等。面對如此眾多無私無我的關心和幫助，我始終心懷無從報答的感恩。我只是一個毫無交際和辦事能力的書生，是文化的力量吸引和感染了大家，離開了四面八方、眾緣和合的幫助，我根本不可能辦成影響如此之大的書院。

在重視書院硬件建設的同時，我們當然也強調(diào)軟件建設的重要性。早在書院創(chuàng)建之初，我即從自己的人文理想和知識積累出發(fā)，多次談到書院建設必具的幾個功能。具體而言，則有以下內(nèi)容：一是“求道”和“論道”，開展各類學術(shù)和文化研習活動，不僅啟發(fā)人的心智，也要彰顯人的性靈，提升人的生命情操。二是必須重視人文禮義，透過習禮的方式來提升個人的文明行為品質(zhì)，達到養(yǎng)德和修身的目的，最終則改變校園風氣，凈化社會環(huán)境。三是刊印出版書籍，以書籍的形式傳播思想和知識，書院創(chuàng)辦了《陽明學刊》《人文世界》一類的刊物。

在書院的創(chuàng)辦及修建的同時，我們還發(fā)起并成立了貴州省儒學研究會，開展了一系列的公益講學活動，其中既有學者之間小型的沙龍式的學術(shù)討論，也有面向全校師生的大型演講。最值得一提的，便是長年不斷的四季會講，即在每年春、夏、秋、冬四季定期邀請省內(nèi)外著名學者，圍繞大家共同關心的各種熱點話題，以討論對話的方式，面向全校師生進行論辯式的活潑學術(shù)演講。

除了面向校內(nèi)師生舉行各種類型的講學活動外，書院及儒學會也發(fā)起并支持一批地方知識精英，創(chuàng)辦了公益性的“知行講壇”。“知行講壇”創(chuàng)辦的宗旨，乃是集思想、學術(shù)、理論、知識為一體，為貴陽市民建構(gòu)一個能夠進行學術(shù)討論和文化交流的自由空間，每月定期邀請一位省外知名專家擔任講席，根據(jù)市民的文化需求開展形式多樣的講學活動。為方便市民聽講，講壇先設在市區(qū)達德學校，后又移至省圖書館，前后共堅持了5年，舉辦講座達56期，現(xiàn)場聽講人數(shù)累計超過8000人，影響了不少知識分子和讀書人群。由于講壇活動的口碑相傳，影響范圍的日益擴大，因而每期活動內(nèi)容，媒體都有詳略不同的報道。更重要的是還引起了學界的反應，例如《貴州文史叢刊》便開設了“知行講壇”專欄，一年四期定時揭載演講整理稿全文。

木鐸振響：道義凝聚起來的力量和支持

書院大量的學術(shù)討論和文化交流活動，不僅引來了眾多海內(nèi)外友好人士的關心和支持，同時也幫助與不少學術(shù)機構(gòu)建立了常規(guī)性的聯(lián)系，其中最受益的當然是學校在讀學生。

出于對在讀學生的關心，為了更好地幫助他們繼續(xù)求學，在海內(nèi)外學術(shù)機構(gòu)和朋友的支持下，書院還先后設立了宏德、煜岑、印順、菩提四個獎學金。

宏德獎學金由江蘇宏德文化出版基金會資助，是其與書院長期合作的重要項目，主要用于獎勵有志研究清水江文書的年輕學生，從而為清水冮學的建構(gòu)與發(fā)展儲備后續(xù)人才。該基金會秉承的宗旨是“弘道養(yǎng)德，博文篤行”，致力于傳統(tǒng)學術(shù)文化研究的提高與普及，與書院的合作是全方位的。獎學金的發(fā)放主要是鼓勵年輕學者專心治學，希望他們能致力于珍稀歷史文獻的搜集發(fā)掘及整理研究事業(yè)。

執(zhí)教于香港中文大學的王煜教授和夫人黎貽岑，他們用自己的薪金積蓄成立煜岑獎學金，主要目的是解決貧困學生無錢讀書的問題。獎金的發(fā)放的時間雖然不長，但情義卻頗能溫暖人心。學界稱王煜先生為“道教研究第一人”，每有新作出版，必率先遠道寄贈，近年聯(lián)系日漸稀少，或傳聞其身體欠佳，甚望早日康復。

印順獎學金由印順文教基金會提供，主要獎勵具有現(xiàn)代性意義的佛學研究論文的撰寫者，針對的對象則為在讀研究生。印順法師著述等身，他的著述集凡23卷，大陸版已由中華書局全部出齊，曾寄送我2套，一套存放在書院藏書樓供師生使用，一套分贈貴州師大歷史學院資料室。

最令人感動的是菩提獎學金的發(fā)放，它是由一群美籍華人積攢的日常生活費（包括小孩子自愿捐贈的零花錢）積少成多所構(gòu)成的慈善基金，主要用來資助經(jīng)濟困難的學生順利完成學業(yè)，以期他們畢業(yè)后，能夠回饋撫養(yǎng)過自己的家庭或故土、服務培養(yǎng)過自己的民眾及社會。記得2008年冬天凝凍災害發(fā)生時，貴陽市民自發(fā)組織“綠絲帶”志愿者公益服務活動，主動幫助受災害影響出行不便的群眾。遠在美國的提供菩提獎學金資助的朋友了解情況后，不斷打來越洋電話，反復表示關心、同情和慰問，甚至直接聯(lián)系困在鄉(xiāng)下領過獎學金的窮孩子，輾轉(zhuǎn)地給鄉(xiāng)村送去了急需的物品。我后來接受記者的采訪，有感于他們一貫堅持的送愛心行動，專門談到了良知與愛的實踐化問題，希望良知與愛能成為日常生活中隨處可見的普遍現(xiàn)象，一部分的原因即與他們的行為示范有關。

我們創(chuàng)辦書院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既要將其設計成一個使人身心愉悅的理想讀書地，也要真正建成一個可以凝意奮志的品德鍛煉場。而在培養(yǎng)學生的實踐方法上，尤其強調(diào)必先有偉大的人格，然后才有偉大的事業(yè)。生命的學問與知識的學問，二者必齊頭并進鞏固發(fā)展，不可或缺，不能偏廢。人生的一切知識、技藝、思想和學問，都應該以對國家社會人類能有貢獻為終極價值目的。

書院的辦學理念與文化理想，同樣也得到了不少師友的關心和支持。校內(nèi)學者蔣希文先生曾當面告訴我，書院的辦學理念甚獲其心。王锳先生未見過我的父親，但總是對我說，別人是“觀其父而知其子”，他是“觀其子而知其父”，認為透過書院的辦學理念及文化抱負，他也看到了兩代人的風格特征。史可資先生不顧高齡，費時2個月，一筆不茍地為我們精心代抄了《學規(guī)》，事畢，他頗為高興地說：“茲事必可傳世?！彼J為，文章與書法相得益彰，當可永遠垂為人間典范。其實書法遠遠勝過文章，老先生的神筆無人不贊嘆。

校外文化老人陳福桐與楊祖愷兩位先生雖已是年過九旬的耄耋老人，也根據(jù)書院的辦學理念和環(huán)境特征撰寫了不少勉勵學生立志向?qū)W的楹聯(lián)。例如懸掛在勉學堂的一副長聯(lián)，即出自陳福桐老先生的手筆：

念東漢講堂務本，授儒家經(jīng)典，歷唐宋明清，洪范繼承，圣言昭著，宣孝悌，盡忠誠，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引西方學理維新，運格致精神，用聲光化電，思潮迭起，國力富強，重和諧，求創(chuàng)造，與古今同體，與世界同懷。

聯(lián)語既表達了書院的辦學理念與文化理想，也寄寓了老人對年輕學子的無限關懷和殷切希望。

除陳福桐和楊祖愷兩位老先生外，關心和支持書院的人尚可舉出很多。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陳德謙先生，他不僅參與了書院的整體布置謀劃，貢獻了不少良策美議，還常常騎著自行車到工地，逐字逐句校對碑刻和抱柱聯(lián)語。而包括德謙先生在內(nèi)，幾位老人的所作所為，盡管都極為費心耗神，但無一不是出于義務。一大批老輩學人當上了義工，讓我既感慨拖累的人實在太多，至今，不少老人已經(jīng)故去，讓我加倍內(nèi)疚再也無力回報。心想，或許“天不喪斯文”變成真正的生活現(xiàn)實，才是今人對他們最好的酬答和紀念。

在學校體制創(chuàng)辦書院的另一重要目的，是為國家培養(yǎng)未來的棟梁型人才。為了更好地涵養(yǎng)學生的德業(yè)心智，本著志道、據(jù)德之外，尚有必要依仁、游藝的精神，書院也注意透過 “吾與點也”的教學方式，讓學生能夠自由神游于藝境，從而更好地豐富人生應有的詩興內(nèi)容。其中可舉者，即支持和幫助在校學生，先后成立了民樂團、古琴社、書法協(xié)會、漢風府四個社團組織，開展了形式多樣的“游”的活動。

徜徉在“藝”的精神天地之中，透過各種“游”的活動的開展，性靈才情也因此而得以升華，校園生活也因此而得以豐富，不期然而然也實現(xiàn)了志道、據(jù)德的教育目的。這里沒有一絲一毫的空洞說教，但卻是人格精神全面發(fā)展最好的教育。

當然，作為大學體制內(nèi)的學術(shù)研究機構(gòu)，嚴正的治學態(tài)度和精神也極為書院所必需。學術(shù)研究能夠與教學活動進一步有效結(jié)合，則必然更有利于學生專業(yè)特長的培養(yǎng)。2002年，我從師大調(diào)到貴大后，首先完成的一項重要學生培養(yǎng)工作，就是創(chuàng)建了中國古代史和宗教學2個碩士點。而無論是學術(shù)研究還是教學活動，我們始終強調(diào)文獻是根本，理論是提高，只有將扎實的文獻功夫與深厚的理論素養(yǎng)結(jié)合在一起，才能真正培養(yǎng)出未來一流的科研型學術(shù)人才。而舉凡指導研究生的人文教師，尤其是真正有志學問的年輕學者，我認為都應做到學問是有思想的學問，思想是有學問的思想，最終則使自己成為思想與學問雙殊勝的教學科研復合型人才。因此，不僅教師，即使是學生，我們也要求他們必須在文獻與理論兩個方面痛下功夫。無論選擇任何研究題目，都必須立足于大量材料，才能“論從史出”有根有據(jù)地說話，詮釋不到位或詮釋過度，都為嚴正的學術(shù)研究所不允許。所幸學生大多十分用功，考上名校博士生的人數(shù)歷來不少，相當一部分現(xiàn)在已為高?；蚩蒲袡C構(gòu)的學術(shù)骨干，不少人已成為博士生導師。我總結(jié)自己的教學科研經(jīng)歷，總以為講學成就大過著述成就，看到學生的成績勝過了自己，則由衷地為他們感到驕傲。

薪火相傳：學術(shù)事業(yè)持續(xù)不斷的創(chuàng)辟與開新

為了倡導良好的學風，凝聚更多的學術(shù)資源，發(fā)揮學科特色的優(yōu)勢，形成一流的學術(shù)隊伍，書院在重視教學科研的同時，還創(chuàng)辦了《書院文化論壇》《貴州儒學通訊》《人文世界》《陽明學刊》等學術(shù)刊物。其中，《陽明學刊》創(chuàng)辦最早，影響也最大，為國內(nèi)首家以研究陽明學為中心的刊物，贏得了海內(nèi)外學界的高度評價。

為什么要特別想到創(chuàng)辦《陽明學刊》呢？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談到，必須從“先立乎大”入手思考學術(shù)問題，以學術(shù)傳承和不斷發(fā)展的方式，守護并綿延民族集體智慧生命的根脈，發(fā)揚光大中國文化的精神。而有沒有一流的人文學科，不僅關系學校的校園氛圍，更重要的是還會影響學校的辦學質(zhì)量，難以產(chǎn)生能夠體現(xiàn)民族集體智慧精神的思想性人物。因此，我長期希望能辦一個理想的同仁刊物，以刊物的形式來凝聚更多的學術(shù)資源，推動人文學科的健康發(fā)展，不要留給后人思想蒼白貧乏的譏評。盡管我們的學術(shù)抱負很大，但也清楚所定的目標不是一代人所能完成的。我們不過是過渡性的一代，所作所為不過是架橋鋪路而已。

我們創(chuàng)辦《陽明學刊》，是在陽明學研究相對處于低潮，即評價王陽明及其后學，負面的看法始終多于正面的看法，學界研究相對冷清的情況下，步履艱難地籌備并開始著手的。書院無級別、無編制固不必論，即經(jīng)費亦需自己四處籌措。但居然就在這樣寂寞艱苦的條件下，憑著內(nèi)心發(fā)動的那一念，好像與天地精神有所感通似的，我們居然辦出了國內(nèi)第一家有關陽明學的?？?，也算有了一點開風氣的功勞。現(xiàn)在，陽明學已成了全國性的研究熱點，論文每年都在成倍地增加，新出的專門刊物也有了好幾家。然而，誠如錢鐘書先生所說：“大抵學問是荒江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養(yǎng)之事，朝市之顯學必成俗學?！币箬b不遠，例證頗多。因此，我反而加倍懷念那些冷清研究的寂寞歲月，不愿追逐潮流地做文章趕時髦，希望盡快從名利場中淡然退出，已有多年不過問辦刊和編務的事了。

如果說王陽明和整個儒學專統(tǒng)屬于大傳統(tǒng)范疇的研究，那么清水江文書及更大范圍的西南鄉(xiāng)村社會就屬小傳統(tǒng)范疇的研究了。大、小傳統(tǒng)的交流互動長期不斷，譬如我所關心的“儒學下鄉(xiāng)”和“文字入邊”，就牽涉大、小傳統(tǒng)之間的融突整合問題，二者絕非完全不相往來的兩個封閉世界，有著大量復雜變遷發(fā)展的歷史文化現(xiàn)象需要梳理，因而書院在重視大傳統(tǒng)研究的同時，也極為關心小傳統(tǒng)的探討。

記得早期呼吁搶救清水江文書時，由于新華社記者的報道，我們的聲音還引起了國務院和省里的重視，最終促成了錦屏文書特藏館的修建，也算書生議政的意外收獲，為地方政府和鄉(xiāng)民社會做了一件好事。

記得10多年前，我在國家重大課題“清水江文書整理與研究”的開題會上曾談到，希望通過扎扎實實的課題研究，能夠出版一批研究成果，培養(yǎng)一批青年人才，形成一支學術(shù)團隊，催生一門新的學科（清水江學）。現(xiàn)在經(jīng)過10多年的努力，不少當年的年輕學者已步入中年，我自己也由中年進入老境，貢獻給社會的成果雖未必完全符合心中高懸的預期目標，但收獲也不能說就不充沛豐盈。因此，盡管我每每內(nèi)疚拖累了一大批年輕學者，但大量成果的存在也算勉強有了一個歷史的交代。

回憶10多年來，我們整理和研究清水江文書所走過的道路，總有一些情景或場面令人終生難忘。江蘇宏德文化出版基金會的朋友長期往返于南京和貴陽，次數(shù)之多已難以計算。而他們每次到來，都有研討座談會的召開，細心到每個整理研究和編輯出版的環(huán)節(jié)，都有詳盡的詢問和具體的幫助。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陳樺、黃愛平、孫喆等專家教授一行7人，聞知我們整理和研究清水江文書后，受戴逸先生委托，也專門遠道赴筑，不僅與課題組共商文書搜集整理大事，還深入黔東南地區(qū)實地考察。最后有鑒于民間契約文書整理工作的重要，乃決定將清水江文書的搜集整理納入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整理項目，成為黔省唯一入選國家清史編纂工程的重大課題。其工作作風之嚴謹負責，也令我們十分感佩。

最難以忘懷的，是復旦大學學術(shù)團隊與我們的長期合作。他們不但與我們一起查閱研讀民間手寫契約文書，贊嘆我們對原始文獻抱持的開放態(tài)度，共同發(fā)表或出版了不少研究成果，還以“清水江文書的整理與研究”為題，成功申報了復旦大學“985工程”重大課題，舉辦了專門性的學術(shù)論壇。兩校異地合作，同調(diào)共鳴，彼此受益，佳話甚多。尤其是各自本著特有的學術(shù)立場和觀察視野，透過密切的學術(shù)交往活動，不僅擴大了清水江學研究的影響范圍，而且也拓寬了跨區(qū)域分析比較的學術(shù)發(fā)展空間。

與陽明學的研究日趨深入，已無多少剩義可供發(fā)明不同，清水江文書的研究是隨著新材料的公布而逐步開展起來的，學界大量的時間和精力都花在了文書的搜集和整理上，可謂勞數(shù)人而逸萬人。因而嚴格意義上的研究工作，實際才剛剛起步。所以，我們現(xiàn)在所做的清水江文書整理考釋工作，盡管積累了大量第一手的原始資料，仍不過是從深山中采回了銅礦，要真正將銅礦鑄成美錢良幣，化作大量的一流成果論著，則必需薪火前后相傳，有待來者的振作奮起。

文：中國文化書院（陽明文化研究院）中華傳統(tǒng)文化與貴州地域文化研究中心 貴州大學出版社 辦公室 圖：張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