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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自覺和文化主體

——《吹沙集》讀后

作者：陳來

來源：《讀書》

時間：西元2008年5月

（巴蜀書社，2007年7月出版）

郭齊勇教授寄給我一套《吹沙集》，并希望我寫一點讀后感，對此我頗感踟躇。因為，《吹沙集》作者門下有很多學生，他們不僅與作者相知很深，而且對《吹沙集》也都有深入的研究。比起他們來說，對此書表示一些看法，我應當是沒有什么資格的。那么，我又為什么同意寫這篇“書評”呢？這是因為，在我看來，《吹沙集》的作者是中國哲學史研究領域的一位著名前輩學者，他對中國哲學史的研究具有相當?shù)拇硇?，而我作為這一領域的中年學者，理應在對前輩學者表示敬意的同時，重新學習他們的學術經(jīng)驗，尤其在方法論的反思方面，以求作進一步的思考。不過，由于我的了解可能比較粗淺，甚至主觀性較強，因此，以下所說，與其說是評論，更不如說是一種個人的讀后感才恰當。

01

《吹沙集》共三冊，是著名學者武漢大學教授蕭萐父先生專著之外的論文集，其中《吹沙集》收入的主要是作者80年代的文字，以關注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的歷史接合點問題為中心；《吹沙二集》收入的主要是作者90年代的文字，以世界多極化發(fā)展、東西文化學術交流融合為背景；《吹沙三集》收入的則主要是作者新世紀以來的文字，以闡發(fā)文化的多元發(fā)生、多極并立、多維互動為基調(diào)。可以說，《吹沙》各集的重點變化，鮮明地顯示出作者的哲學思考與時代思潮密切結合的特色。

在全部三冊《吹沙集》中，廣泛地包含了作者從先秦到現(xiàn)代，有關儒、釋、道各家哲學思想的具體研究，顯示了作者很高的研究水平。但在我看來，蕭先生的學術研究與思考中，有關中國哲學史研究中大問題的用心思考尤值得讀者關注。事實上，三十年來，蕭先生用力最為突出的是兩點，一個是對“中國早期啟蒙思潮”的闡發(fā)，一個是對中國哲學史方法論的研究。他晚年在《明清啟蒙學術流變》跋語中自己說，自50-60年代在從哲學到哲學史的專業(yè)轉向以來，其研究的主要注意力是在“關于歷史和邏輯相統(tǒng)一的分析方法，以及歷史的發(fā)展只有到特定階段才能進行自我批判和總結性反思”這兩方面。他對“中國早期啟蒙思潮”的研究的影響，不僅在于幾十年來堅持以此種觀點進行王船山哲學的個案研究，更主要在于對這一大歷史問題的宏觀把握。因此，不管我們是否完全贊同作者在這兩大問題上的主張，對作者在這兩大方面的工作給予再思考，才是對作者的最大尊重。因限于篇幅，本文則只側重于前者。

在八十年代的文化討論中，曾出現(xiàn)各種不同的文化論主張，如“徹底重建”、“西體中用”、“儒學復興”等等。蕭先生的主張被歸納為“哲學啟蒙”。在蕭先生看來，僅僅用“哲學啟蒙”來概括他的思想，似乎不知所云，對此，他自己的最簡略的表述是“從中國17世紀以來曲折發(fā)展的啟蒙思潮中去探尋傳統(tǒng)文化與現(xiàn)代化的歷史接合點”。（57）所謂17世紀啟蒙思潮，蕭先生所指的是明末清初以顧、黃、王等代表的人文主義思潮，并認為這一思潮是以反道學為其特征。對于此種觀點，學術界并沒有一致的意見，如80年代后期以來有不少學者以“實學思潮”來概括對這一思潮的理解。所以，我讀蕭先生此書，關注點不在乎是不是，或有沒有這樣一個啟蒙思潮，而更關心的是蕭先生提出這一看法背后的問題意識。我覺得這一點在以往談《吹沙集》的時候，似注意不夠，而從這里進入，則可能使我們多一個理解作者的角度。

02

“歷史接合點”的問題是怎樣提出來的呢？我以為這是和蕭先生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問題上的思考分不開的。蕭先生的名作《中國哲學啟蒙的坎坷道路》是蕭先生論述這一問題的代表作，此文寫于80年代初，其中還沒有涉及“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的問題。在這篇論文中他指出，確定意義的“啟蒙哲學”，應僅就其與資本主義萌芽發(fā)展相適應，作為封建舊制度崩解的預兆和新思想興起的先驅(qū)這一特定含義來確定它的使用范圍，其實質(zhì)是一個社會未達到崩潰但矛盾又已充分暴露條件下進行的自我批判。（《吹沙集》頁14，以下只注頁碼）蕭先生要問的問題是：“中國思想是否有過這樣的哲學啟蒙或文藝復興？如果有，它的歷史起點在哪里，經(jīng)歷了什么樣的特殊道路？”（11）對此，蕭先生的回答是肯定的，并明確指出這一中國的哲學啟蒙始于明清之際的黃宗羲、王夫之、顧炎武等。

那么，除了對王夫之等思想家在思想史事實的認知之外（我們知道以王夫之思想為啟蒙思想說最早由侯外廬在40年代初已加提倡），這種確認中國有啟蒙思潮，而尋求“歷史起點”的問題意識背后，又有什么樣的深層意識呢？我們在這篇《道路》中可以看到一些跡象，那是通過對馬克思主義經(jīng)典作家歷史分析的解讀，特別是通過對列寧關于“民族自豪感”論述的解讀而表現(xiàn)出來的：“列寧在1914年回顧俄羅斯民族的傳統(tǒng)時，曾指出：‘我們看到沙皇劊子手、貴族和資本家蹂躪、壓迫和侮辱我們美麗的祖國而感到無限痛心’，但應‘滿懷民族自豪感’，因為在大俄羅斯人民中間，‘產(chǎn)生了拉吉舍夫、十二月黨人、七十年代平民知識分子革命家’，產(chǎn)生了工人階級政黨并‘證明了它能給人類做出為自由和社會主義而斗爭的偉大榜樣’。至于列寧對赫爾岑、車爾尼雪夫斯基、托爾斯泰的歷史評價和對他們世界觀矛盾的辯證分析，更達到了很高的科學水平。從經(jīng)典作家這些示范性的論述中，理應得到啟示，應當以什么樣的歷史感和科學方法來總結自己民族的歷史傳統(tǒng)?！埃?8-19）其實，我們知道，列寧的《大俄羅斯人的民族自豪感》文中所強調(diào)的是自由、平等和革命精神，而在蕭先生的解讀中顯然是從“民族自豪感”這個概念的一般意義上來理解的，因此，這里所說的“歷史感”，也是關聯(lián)著民族自豪感的一種對自己民族歷史傳統(tǒng)的重視。（他在另一處論及這一點時，甚至認為這反映了列寧的“歷史感情”，見頁408）換言之，蕭先生對“滿懷民族自豪感”的敏感，使他在轉述列寧的論述時強調(diào)了自己的理解和呼應，這應當是中國學者在學習、領會馬克思主義時的一種主動的選擇。因此，蕭先生在此文的結論中提出：“以科學態(tài)度進行中西哲學的對比，認真地分析歷史形成的國情，應當珍視自己民族遺產(chǎn)中固有的真正的優(yōu)秀思想傳統(tǒng)，……這對于我們弄清馬克思主義哲學在我國的生根發(fā)展的思想土壤和歷史形成的邏輯起點，都會有一定的意義。”（33）無疑，“歷史起點”也好，“歷史形成的邏輯起點”也好，正是蕭先生后來講的“歷史接合點”的思考原型。他在本文的最后指出，馬克思主義哲學需要扎根在一定的思想土壤中，才能得到健康的發(fā)育成長，為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繁榮發(fā)展，應當依據(jù)各民族固有的文化傳統(tǒng)特點自覺地培育這樣的思想土壤。（36）可見，歷史接合點的提出，在開始的時候是基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思考，那就是，馬克思主義要在中國發(fā)展，必須使馬克思主義在民族思想的土壤中能夠生根，要尋找這樣的思想土壤、培育這樣的思想土壤。這樣一來，民族思想的土壤不僅是作為外來思想的馬克思主義的生根之處，也使得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統(tǒng)的思想土壤中找到了歷史起點，成為中國思想的自我生長。而在他看來，適合馬克思主義生根的民族思想土壤只能是早期啟蒙哲學。

03

如果把這一思想再抽象一步，可以說，外來的先進文化必須找到適合自己的一定的民族思想土壤，才能在這個民族的文化里生根，才能在這個民族的文化里發(fā)展。因此，數(shù)年之后，80年代中期，當以西化大潮為主流的“文化熱”到來時，當“現(xiàn)代化”的呼聲成為民族的主旋律而與“傳統(tǒng)”成為對待的時候，蕭先生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起點的意識，便很方便地、邏輯一致地轉而為現(xiàn)代化與傳統(tǒng)的歷史接合點了。這里面有一個很重要的提示，即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思考成果可以成為“現(xiàn)代化與傳統(tǒng)”思考的一種基礎。這一點，以前人們很少注意。大多數(shù)人總以為有關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思考的思想資源，多從海外社會學、歷史學的論域引入而來，實際上并非都是如此，蕭先生為此提供了一個現(xiàn)實的例子?！兜缆贰飞厦婺嵌卧掃€顯示出，蕭先生是把他對列寧的這種理解，當作經(jīng)典作家“回顧民族傳統(tǒng)”、“總結歷史傳統(tǒng)”的范例。這樣一來，雖然一般而言馬克思主義經(jīng)典文獻中沒有論及“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的問題，但對蕭先生來說，這些就構成為馬克思主義文獻中處理“傳統(tǒng)”問題的真正資源?？梢娝麑︸R克思主義的理論資源也是作了選擇的。所以，當以“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為中心的文化熱到來時，蕭先生便很迅速地依據(jù)這些資源和他對這些資源的理解得心應手地作出了明確的回應。

在文化熱的1987年，在《文化反思答客問》中蕭先生詳細闡明了他對傳統(tǒng)和現(xiàn)代化關系的看法：“我之所以強調(diào)今日回顧傳統(tǒng)應從17世紀說起，是因為古代文化長期積累為背景的傳統(tǒng)文化向現(xiàn)代化轉化究竟起于何時，這種轉化究竟有無內(nèi)在歷史根據(jù)，是否必要和可能，是否只能依賴西方文化的沖突而被西化或被現(xiàn)代化，正是今日國內(nèi)外頗有爭議的問題。我認為，從17世紀以來中國的文化變動中可以找到答案，可以探得古老中國文化向近代轉化的‘源頭活水’。我想海涅和恩格斯對德國民族傳統(tǒng)的回顧、普列漢諾夫和列寧對俄國民族傳統(tǒng)的回顧，對我們不無啟發(fā)?！保?8）這里所說的列寧對俄國民族傳統(tǒng)的回顧就是前面所說的對拉吉舍夫、十二月黨人等的回顧。我覺得，蕭先生多次提到列寧的對傳統(tǒng)的回顧，并不是僅僅力求在方法上對經(jīng)典作家的學習，而是對“滿懷民族自豪感”之說有會于心，故屢屢引之以為證。由于80年代中后期西化思潮相當普遍，故雖然蕭先生的主張與西化論和傳統(tǒng)復興論都不同，但就其在文化熱的客觀影響和作用而言，應當更多地是減消了西化論的影響。

也由于此，蕭先生對杜維明的“源頭活水”說的方法取向表示贊同，在他看來，源頭活水與他所說的內(nèi)在歷史根據(jù)、根芽是一致的。他說：“我十分欣賞和贊同杜維明先生關于要在自己民族優(yōu)秀傳統(tǒng)中去找現(xiàn)代化的源頭活水的提法，只是我和他對民族文化中優(yōu)秀傳統(tǒng)的抉擇，對探尋中國現(xiàn)代化的源頭活水的去向，見仁見智，各有取舍?！保?7）于是，他也更多地表示不贊成全盤否定中國文化傳統(tǒng)的觀點：“全盤否定中國文化有自我更新以實現(xiàn)現(xiàn)代化的可能，則我以為不可?！袊幕默F(xiàn)代化必須從民族文化傳統(tǒng)中找到內(nèi)在的歷史根芽，找到傳統(tǒng)文化與現(xiàn)代化的歷史接合點……難道中國只能命定地被現(xiàn)代化或被西方文化所涵化？”（68）所以，歷史接合點問題的提出，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反對“被西化”“被現(xiàn)代化”，要求把現(xiàn)代化文化變成中國文化的內(nèi)在的、自我的要求：“中國的現(xiàn)代化及其文化復興，從根本上說乃是中國歷史長期發(fā)展的必然結果。中國的現(xiàn)代化決不是，也不可能是什么全方位的西方化，而只能是對于多元的傳統(tǒng)文化和外來文化，作一番符合時代要求的文化選擇、文化組合和文化重構。因此，就必須正確認識到自己民族傳統(tǒng)文化的發(fā)展中必要而且可能現(xiàn)代化的內(nèi)在歷史根據(jù)或源頭活水?！保?3）

他把這種意識稱之為“歷史自覺”，他說：“中國近代的深重民族苦難所喚起的一代代思想家，面對中西新舊文化之爭，雖曾以一種朦朧的歷史自覺，把明清之際崛起的早期啟蒙學者看作是自己的先驅(qū)，希圖繼其未竟之業(yè)”（76），應當說，蕭先生所追求的，就是從朦朧的歷史自覺走向明確的歷史自覺。這種自覺在從前是為了培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土壤，現(xiàn)在則加上了培育現(xiàn)代化、近代西學的生根土壤：“為了馬克思主義及人類文化其他一切優(yōu)秀成果能夠在中國生根、發(fā)育，為了中國自己的現(xiàn)代化特別是精神文明的現(xiàn)代化得到正常的發(fā)展，我們應當自覺地培育這種土壤。“（79）

04

這種尋求內(nèi)生因素的歷史觀點在世界學術范圍內(nèi)不乏其人，如美國漢學的“中國中心論”或日本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內(nèi)生近代性”，但蕭先生的主張乃是獨立于外部世界的研究，是由繼承侯外廬派而來；而他所致力的重點并不在把啟蒙思潮看作是一自然歷史過程的現(xiàn)象而加以抉發(fā)，而是著力于為新文化培育可以生根的土壤，故其主張的重點不是歷史理論的闡明，而是主動的文化實踐。更重要的是，海外的歷史研究都不會立基于中國文化的主體意識，而這正是在我的解讀中所特別關注、強調(diào)的。

在《文化反思答客問》這個有關文化反思的談話中，蕭先生針對胡適、陳序經(jīng)的全盤西化主張而提出：“問題就在于，在中國近代大多數(shù)知識精英深層心理中隱然有一種民族主體性意識，需要認真理解和詮釋。”（75）其中“掩藏著某種真情”，“隱示了一個重大歷史課題”，“這一重大歷史課題就是：近代西學能否和怎樣與中國傳統(tǒng)文化相融合，并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找到它的生根之處，從而通過對西學精華的吸收消化而實現(xiàn)中國文化的自我更新”。（76）那么反過來說，對近代西學在中國生根問題的執(zhí)著、重視，實際上至少是部分地來自于這種隱然的真情，來自于一種隱然的民族主體性意識。

蕭先生關于中國哲學啟蒙的早期發(fā)展的觀點和結論已為學界所熟知，因此，我不想多去重復這些結論，而希望更進一步地了解導致、引向這些結論的“所以然”。在我看來，謀求把近代西方文化嫁接在中國古代傳統(tǒng)之上，謀求把近代以來西方現(xiàn)代化的價值接合在中國自己文化的基礎上，使現(xiàn)代化在中國的發(fā)展成為有本之木，有源之水，成為中國文化的自我更新的發(fā)展，這是蕭先生的文化主張。這種力求在中國文化歷史中尋找現(xiàn)代文化生長點、接合點的自覺，即是蕭先生所說的“歷史自覺”，這種自覺既是對中國現(xiàn)代化發(fā)展內(nèi)生論的堅執(zhí)，也是民族自豪感的體現(xiàn)，民族文化虛無主義的立場是不可能走向這樣的結論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主體性的出發(fā)點都是國外研究者所不可能有的。

因此，這種“歷史感”、“歷史自覺”，在其發(fā)展中，漸漸伸向為“文化主體”的申明，從而也表現(xiàn)為一種文化的自覺：“歷史接合點問題的核心，還涉及中華傳統(tǒng)文化的悠久發(fā)展是否已在特定條件下孕育出可以向近代轉化的文化主體問題。所謂文化主體，即李大釗、魯迅所呼吁的‘青春中國’的民族魂，只有確定了文化主體，喚醒了‘青春中國’的民族魂，才能真正具有對龐雜的傳統(tǒng)文化和外來文化進行選擇、涵化、消化的能動機制?！保?01）于是，我們也了解到，啟蒙思潮說對于蕭先生，不僅是對啟蒙價值的直接肯定，也是出于對民族的文化主體性的深切關注。

由是，蕭先生也特別指出：“目前在世界上有并行、對流的兩大文化思潮，一是‘全球意識’，一是‘尋根意識’。一方面現(xiàn)代化是世界思潮，現(xiàn)代文化基本上是國際性的。另一方面每一民族的獨立發(fā)展又必須探尋自己民族文化的根基。這就構成了本世紀文化發(fā)展對立兩極中必要的張力?！保?5）與把尋根意識看成“保守”不同，他充分肯定“文化‘尋根’，本身是一種當代意識”。（49）他在《重讀梁漱溟〈中國文化要義〉》指出：“我們現(xiàn)在看得很清楚了，西方現(xiàn)代文化是歐美各民族文化的現(xiàn)代化，仍然是民族性和個性很強的東西，盡管其中寓有世界性的要素。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文化現(xiàn)代化要走自家的路（但不脫離人類文明的發(fā)展大道），并不是錯的，文化的民族主體性的問題，確乎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問題。”（537）

與葉郎（中間）、湯一介（右二）、郭齊勇（右一）在北京論壇（2004年）

行文至此，我想，我的解讀已經(jīng)表達出來了，無疑，作為前輩中國哲學研究的著名學者，蕭先生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嫻熟，他的深厚的理論素養(yǎng)，他對啟蒙價值和新文化的不懈追求，他對中國哲學研究的綜合成就，都給人們以深刻的印象；而我更留意的是，他在思考和處理復雜的哲學文化問題時的“滿懷民族自豪感”和基于“文化的民族主體性”的“歷史自覺”。只有理解這一點，才能把他對17世紀顧、黃、王的禮贊，和對道家、佛教思想的表揚，對巴蜀思想家以及熊十力、唐君毅、徐復觀的推崇，貫通聯(lián)結一體，達到對他的學術思想的更全面的理解。

責任編輯：近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