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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民按:本文乃伊拉克戰(zhàn)爭爆發(fā)前，應香港法住學院院長霍韜晦先生之約，以東方文化為觀照視域，就一觸即發(fā)之危機時局發(fā)表之評論。原文揭載于香港《性情文化》2003年第2期，反映甚為強烈。今特檢出，略加修改，再公諸世人，聊供讀者哂正。竊以為雖時移勢轉，國際關系變化甚大，然文中所言之理，仍有可酌采者，如《易》兼變與不變等多義，可變者事，不可變者理也。大要言之，凡恃強力者雖可得逞一時，然終不能與天地共長久，必去霸道而歸王道，人心乃可歸依，天下遂能安睦。即使復雜萬千之國際政治秩序，亦必有相應之義理基礎以作依托，不能背出自人心人性之認同框架太過遙遠，此乃生命意義存在之基礎，亦乃秩序違構長久之準則焉。辛卯年六月八日日新民補記于麟山北麓寓所。
    
     
    
    一、引  言
    
    
    
    當進步、發(fā)展、繁榮、富強的絢麗曙光，伴隨著人類的歡呼聲和陶醉聲一起進入新世紀之際，象征世界物質文明成就和未來希望的紐約世貿雙子大廈，卻在頃刻之間煙飛灰滅、夷為廢墟?！熬乓灰弧笔录?，恐怖暴力活動始終有增無減、連續(xù)不斷；而冤冤相恨，仇仇相報，對立日深，殺風日熾，美國的報復行為也不斷升溫或升級。繼阿富汗戰(zhàn)爭之后，美國已視伊拉克為下一個“反恐戰(zhàn)爭”目標?，F(xiàn)在盡管反戰(zhàn)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但戰(zhàn)爭的爆發(fā)已是箭在弦上，形勢危如懸崖垂累卵，以致自信與樂觀的主題也反諷似地變成了生與死的抉擇。世界充滿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戾氣。面對急遽變化、詭譎萬千的國際形勢，人們有必要重新省思：新世紀的人類翹首期盼未來時，他們迎來的究竟是進步、發(fā)展、繁榮與富強的時代主題，抑或是仇視、恐怖、戰(zhàn)爭和殺戮的慘淡困境？
    
     
    
    二、尋找價值理性的根據(jù)
    
     
    
    美國要發(fā)動懲治伊拉克的戰(zhàn)爭，當然有自己的各種理由。長期以來，美國始終是恐怖主義襲擊的主要對象。因此，從美國的角度看，打擊恐怖主義不僅符合自己的國家利益，而且也是維護世界秩序的一種道義擔當?？梢娒绹谝罁?jù)工具理性實用原則來策劃發(fā)動戰(zhàn)爭的同時，也在尋找價值理性方面足以說服世界輿論的借口。這便足以顯示：國際政治盡管極為狡詐、虛偽、矯飾、多謀，甚至不管愿意或不愿意，短期內可以快速解決問題的有效途徑，仍不能不是憑借軍事實力做出扶擇的工具理性行為，但只要稍一 冷靜檢討反思，便會發(fā)現(xiàn)合法性的終極根據(jù)依然難以脫離代表人類基本精神訴求的價值理性取向，秩序化的深層義理基礎總是扎根于人們發(fā)自生命深處的心悅誠服的自覺認同。誠如孟子所說:“以力服人，非心服也，力有不贍也；以德服人，中心悅服?！?《孟子·公孫丑上》)
    
    孟子的話足以說明，中國人很早就認認識到力量的壓服固然可以收效一時，但終有消耗殆盡的一天；可久可大的乃是德性光輝力量的感召，它才是長久穩(wěn)定秩序建構的基礎。試想僅憑赤裸裸的軍事強力來征服一個國家或民族，僅憑強硬的霸權手段便想把世界納入到統(tǒng)一的國際秩序結構之中，一旦軍事強力耗盡，霸權威勢解體，原先征服的國家或民族必然會奮起抵御反抗，國際秩序結構亦會隨之分崩離析。故孟子又特別強調：“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川溪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孟子·公孫丑下》) 盡管今天的強權霸道模式治或戰(zhàn)爭策動方式已大不同于往者，但孟子以道義凝固秩序才能“天下順之”的看法仍未過時。美國如果不想將世界秩序建立于沙泥之上，輒不妨認真聆聽一下這位兩千多年前的睿智哲人發(fā)出的宇宙大音。
    
    論證如果要建立長久的和諧秩序，務必要清醒認識深層精神來源與義理基礎的重要,似不必尋找過多過遠的歷史經驗事實。反思百年來的國際秩序變動格局,前蘇聯(lián)的垮臺便是典型的負面例證。前蘇聯(lián)未解體前，它所謂的以解放人類為己任的價值訴求，不可謂不宏遠高大，但隱藏在宏大話語后面的霸權意圖，最終仍成了自我扼殺的絞索。無論憑借暴力來掠奪別人的財富，抑或通過剝奪他人的生產資料來占有巨額般的勞動成果，都意味著新的不公或非義已經形成，遠遠脫離了長期歷史過程自動自發(fā)逐漸形成的自由經濟秩序，不能不依靠強權政治維持暫時的穩(wěn)定，終難免解體垮臺而不能長存于天地之間?，F(xiàn)在，美國政治家也喜歡標榜自己的道德水平和價值觀念，但它動輒就要以武力消滅異己的實際行為，卻使人不僅擔心美國的前途，而且更憂慮世界的未來。《論語·學而》說：“信近于義，言可復也?！眱r值理性必須來自真誠的生命信念，才不會變成任意玩弄的概念游戲，才可能以責任承擔的方式落實為真實的行為。比照美國所標榜的價值理念與實際行動，確實中間尚存在相當大的區(qū)別或距離。
    
    
    
    三、海納百川的文化包容精神
    
    
    
    如果再進一步探尋價值理性的根源，則不能不追溯到形而上的天道，以及天道貫注下的人類心靈及其外顯的道德生活秩序。形上天道的重要，涉及超驗的無聲無臭的世界，我們姑且不論。但價值理性與德性倫理，二首之間有著某種同構的關系，則是無可爭辯的客觀事實。無論社會生活或國際政治行為，如果缺乏價值理性的支持，便會出現(xiàn)合法性危機；而無論國家群體或整個人類秩序，假若沒有道德基礎的溫潤或維系，也必然難以保持長久的穩(wěn)定。可見國際交往關系或國際社會結構僅靠利益來聯(lián)結是不夠的，必須更多地強化道義情感的相互溝通與精神心志的相互交流。
    
    與美國喜歡炫耀武力，崇尚力量政治哲學，總是要把自己的霸權原則轉化為強制性的普遍化國際標準迥然不同，中國文化精神特別是儒家傳統(tǒng)，更重視道德的政治哲學，他們很早就依據(jù)自己的人性經驗和政治智慧，清楚地認識到只有依靠道德（王道）而不是武力（霸道）的方式，才能長久地維系或穩(wěn)定天下的秩序化運作結構。力量政治哲學強調征服，認為秩序的存在與維護不能脫離霸權，秩序的產生是力量與力量之間相互制約或平衡的必然結果；道德政治哲學則關注感召，以為秩序的存在和來源必須植根于認同，秩序的建立是生命與生命之間感通理解的自愿歸宿。從中國文化的立場看，既然秩序的長久穩(wěn)定必須出自心悅誠服的認同，當然就應依準于自然與人文自動自發(fā)的行為所形成的生發(fā)機制，即所謂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最理想的人文秩序便是最自然的充滿了活潑創(chuàng)造生機的秩序，一切存在均可在其中分享到符合自身天性特征和發(fā)展要求的自由。除了形而上的天道具有普遍性外,一切存在都是具體的特殊的,決不能以普世主義的名義將自己的價值強加于別人。任何弱小的個人、民族或國家，都擁有生存發(fā)展并贏得尊重的天賦權利.
    
    中國王道思想所代表的政治哲學，歷來強調以德行統(tǒng)天下，以仁愛治宇內，認為只有以道德仁義感召人心，以價值理性化成天 下，以兼容并包的態(tài)度安頓人間秩序，以和而不同的方式處理世俗事務， 才能真正實現(xiàn)大小遠近無不和諧統(tǒng)一，親疏貴賤無不融洽相處的文化理想。中國能維持數(shù)千年的大一統(tǒng)局面而不變，不能說與中國文化追求和諧、反對武力的一貫價值訴求毫無關系。相比之下，美國則始終缺乏雍容大度的國家氣象，它在國際事務上的所作所為，除了強大的科技力量和軍事力量可以炫人耳目于一時外，遠今為止仍看不出絲毫的“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文化氣象和精神風度！
    
     
    
    四、四海之內皆兄弟的仁愛理想
    
    
    
    必須指出，我們批評美國以工具理性干預世界各國事務，并非否定美國人也有很強的宗教情感或價值理性；我們反對美國對伊拉克動武，也并非贊成恐怖主義。與此相反，我們嚴厲譴責任何形式的恐怖活動，更不贊成任何冤冤相報的仇殺行為。但我們也清楚地看到，美國人價值理性的對象主要是他們自己的國家本土或西方文明世界，一旦涉及別的他者型的異文化國家，使是工具性、實用性的思想占主導地位了。這方面美國也有必要向內涵在中國文化傳統(tǒng)之中的“四海之內皆兄弟”的仁愛精神學習。至于恐怖主義，當然是一種毀滅性的極端暴力行為，代表了一種與現(xiàn)代文明背道而馳的發(fā)展方向。但深一層分析，信仰伊斯蘭教的各國人民長期遭受西方世界的欺壓與盤剝，宗教情感普遍受到損傷，人格尊嚴普遍受到貶斥，最終由屈辱與仇恨引發(fā)破壞性的心理反彈，恐怕也是造成極端行為的一個重要原因。恐怖活動大多以自殺的方式進行，大有雪仇洗恥的宗教殉道精神或英雄主義氣概，就頗值得各國人民再三深思。所以我們不能簡單地把野蠻和落后歸咎給伊斯蘭世界，把文明與先進歸功于西方世界。即使站在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文明的立場觀察問題，也有必要提醒自己認真進行自我反思：現(xiàn)代性的文明內部是否也可能滋生野蠻的毒素，西方文化對世界的規(guī)訓（?？抡Z）與控制是否也是人類精神的一種退墮。中國大乘佛教歷來強調怨親平等、慈悲忍辱，儒家傳統(tǒng)更一貫主張以德報德、以直報怨；所謂“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魯迅詩）。這是何等的寬容，何等的大度！如果從中國文化的立場謀求問題的解決，則不僅恐怖主義能夠以德感化，甚至整個伊斯蘭世界也可以以德感召。美國要想贏得伊斯蘭乃至世界各國的尊重，首先仍要自己先尊重伊斯蘭乃至世界各國。真正的威信要靠別人自動尊重才能建立或形成，決非僅憑武力即可強行索取或產生。這是中國文化最為強調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的道理(《論語·雍也》)，可惜美國至今尚不明白。倘若以“協(xié)和萬邦”(《尚書·堯典》)的政治文化理念繩之，美國仍有很長的一段路程要走。
    
    美國要發(fā)動對伊戰(zhàn)爭的另一個合法化理由是：推翻薩達姆之后，將在伊拉克建立真正的民主政權，從而為中東地區(qū)建立民主的典范。姑不論戰(zhàn)爭會殺害大量無辜，徹底暴露現(xiàn)代文明的殘酷與野蠻，并引發(fā)深刻的人道主義危機——再理性的戰(zhàn)爭方式，也掩蓋不了血跡斑斑的殺人事實。難道擁有現(xiàn)代或后現(xiàn)代的文明成就，獲得強大的國家物質力量，就可以對無辜的冤死無動于衷，對四處飄泊的難民麻木不仁嗎？即使從邏 輯上進行分析，建立民主典范要用武力強制而不是和平轉化，必須仰仗心理壓服而自愿認同，其本身也是對民主的一種悖論性反諷。何況民主只能在自己置身的歷史性語境中進行，不能不有思想、文化、政治、宗教等多方面條件的配合。尤其重要的是，道德和良知的價值本來就先于民主、自由的價值，無論盜取任何美妙崇高的名義，戰(zhàn)爭與殺戮都是非道德的行為，不但有違于人的良知，而且根本就背離了天道，一旦妄加濫用便會墮入野蠻的窘境——中國夷夏之辨所要嚴加斥責的非人道的異化絕境。至于民主以數(shù)量多寡作為政治合法性判斷的標準，雖不能完全否定其正面的價值，但由于缺乏形上天道 的思考維度，仍難以激勵人的生命境界的自覺升華，更遑論深刻超越的人性自我體驗，暴露出來的問題或弊端依然觸目驚心，也有必要依據(jù)中國文化的精神來加以批判或對治，以確保人的安身立命的意義歸宿不致幻化或落空。而在生命素質的貞定與真正的民主制度之間，也應建立起互激互蕩、共同增長的良性社會發(fā)展運作機制。
    
    
    
    五、人類最偉大的感召力量
    
    
    
    伊拉克戰(zhàn)爭爆發(fā)可能性的增加與臨近，再次提醒一切善良的人們，人類正面臨著核能爆炸、生化病毒、環(huán)境污染、資源枯竭等各種威脅，多和多樣的危機依然潛伏在我們的周圍。人類既飽受現(xiàn)代性文明的福澤與恩賜，也品嘗了現(xiàn)代性文明的無情與冷酷，取舍之間稍有忽略猶豫，雙刃劍就會刺向我們的血軀。和平時期隱蔽著的死亡與生存孰從孰去的考驗，隨時都會通過戰(zhàn)爭烏云的壓抑擺在世人的面前。正是在這一意義上，我們才認為中國的王道文化——本著儒家所強調的一體之仁來解決世界問題——仍可為現(xiàn)代性的政治文明提供可資借鑒的經驗教訓。
    
    為什么說傳統(tǒng)王道政治仍有現(xiàn)代性意呢？不妨先看孔子的看法：”君子之于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所比。“(《論語·里仁》) 王道政治即意味著“利”的原則之上，尚有更重要、更根本的“義”的原則。孟子也明白指出:“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孟子•公孫丑上》） 王道政治離不開不忍之心，不忍之心正是王道政治的本源性基礎。《莊子•齊物論》則提到：“昔者堯問舜曰：‘我欲伐宗、膾、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何故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并出，萬物皆然，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人的德性力量可以超越太陽，溫暖人間，感召四海，也可化解仇恨，涵育生機，維護尊嚴。三小國盡管僻遠卑微如蓬蒿艾草，也應該以德性的溫暖力量去感化他們。倘若放棄“德之進乎日”的偉大感召力量，反而用武力去征討弱小邊緣的三小國，即使勝利了也會造成內在良心的愧疚不安，最終的結果仍然是失敗而非成功。
    
    以莊子的看法比照美國和伊拉克，則盡管美國是世界超級大國，但超級大國亦應守柔處下，謙讓待人，以獲得小國的真心擁戴。而伊拉克相對美國顯然是小國，但小國也可恪義守仁，竭誠尚禮，以獲得大國的尊重和保護。莊子的看法蘊含著極為重要的國際關系理念，它不但長期內涵在中國文化的精神生命之中，而且也有長久的歷史經驗的具體積累，迄今看來仍有示范性的啟示意義。這當然不是以競爭的方式將對方一概視為敵人，必置之死地而后快，而是以謙退的方式視對方為朋友，一起尋找共生共榮的發(fā)展大道?！暗乐缘?，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語·為政》)，如果將其視為一種有助于維護人的存在尊嚴的文化理念，輒不但應該盡早轉化為國家行政治理措施，同時也有必要及時落實為國際秩序關系建構實踐。原因是非僅個人應成為道德的個人，社會應成為道德的社會，而且國家應成為道德的國家，人類應成為道德的人類。強者守禮，弱者好德，強不驕弱，弱不諂強。即使國家與國家之間，亦應以相互尊重為第一義原則。只有擺脫卑瑣的利益中心主義，超越狹隘的民族中心觀點，一起尋找既能“各正性命”，又能共生共榮的發(fā)展大道，世界才會有長久的和平，人類才會有真實的希望。
    
    伊拉克危機究竟以戰(zhàn)爭抑或和平的方式解決，正是對人類本體智慧和心性良知的一次深刻檢驗。我們相信，人類的永久和平只能安立在理性、道德的深邃人心和深廣文化之上，缺少了人與人、民族與民族、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相互尊重與友愛，不僅談不上真、善、美價值的追求與實現(xiàn)，甚至連起碼的和平與安定也難以獲得或享有。而一旦缺少最能滿足人性意義訴求的真、善、美基本價值，喪失任何起碼的理性都知道其為人生所必需的和平與安定，則非僅是社會家國的大缺陷，同時也是宇宙天地的大遺憾！
    
     
    
    六、結   語
    
     
    
    最后想強調的是，中國文化如果真正恢復了自己的主體性精神，重新煥發(fā)出“德進乎日”的偉大感召力量，較之已習慣于以霸道原則或高科技武力炫耀世界的美國，必將更能積極參與創(chuàng)建合理健康與公平公正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提供更多的維護和平發(fā)展和繁榮進步必需的基本價值訴求。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建構需要具體國家的示范——不但有言教的示范，更重要的是有身教的示范——示范不僅預示著有具體的典型可供效法，而且象征著文明發(fā)展新方問的開啟。放眼世界各國各民族之林，惟有中國最具備相應的精神文化理念，積累了大量蘊涵著智慧的具體歷史經驗。這不僅因為中國是人類歷史上文明綿延最為久遠的國家，擁有世界各國罕見的從未中斷的文明，更重要的是中國對宇宙生命的流轉與人的存在價值有著深切的體會，最了解長久穩(wěn)定的政治經濟秩序必須調功的天道性理資源和文化經驗資源。
    
    整體性地分析，國家不分大小，無論強弱，如果要謀求健康合理、繁榮興盛的發(fā)展，都無一例外地必須依賴于長久穩(wěn)定的良性秩序。從這一意脈絡出發(fā)，我們也可將長久穩(wěn)定的良性秩序，視為人類最重要最基本的福祉。易言之，如果要為人類訴求福祉，首要的條件便是建構合理健康的秩序。秩序的建構當然離不開典范，典范的產生則是秩序建構的結果。然而曠觀古今，極目中外，惟有中國才最有可能成為世界各國仿效的王道政治的實踐典范，亦只有中國最有可能以真正的軟性力量重開國際關系人性化發(fā)展的新格局。而所謂真正軟性的力量，實亦來源于人的德性號召力?！渡袝ご笥碇儭穼⒄?、剛克、柔克稱為三德。剛克、柔克無疑都屬軟性力量，但又代表正面的正直品質，具有無盡的感召力量或吸引力量，恰好是秩序認同的心理來源基礎，足可形成最為穩(wěn)定持久的道義聯(lián)結秩序，遠遠勝過百億軍費開支維系起來的短暫強力聯(lián)結結構。借用中國自身的表述,也可說是一種“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論語·為政》)的良性和平穩(wěn)定秩序。
    
    從根本說，中國傳統(tǒng)以歷史經驗與形上關懷合為一體的政治智慧，著眼點乃在開出萬世共享的太平盛世，無論人類的發(fā)展進入何種階段或時代，都值得回過頭來認真反思、總結、學習和借鑒。
    
     
    
    西歷二○○三年二月十七日晨于貴陽花溪象王嶺西麓寓所，二〇一一年六月二日修改于水心溪夢館之晴山書屋。新民謹識。
    
     
    作者惠賜儒家中國網(wǎng)站發(fā)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