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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荀整合與中國社會現(xiàn)代化問題

作者：黃玉順

來源：《文史哲》（英文版）第6卷第1期

【摘要】今天應當怎樣對待孟荀？這是儒學復興的一個重大課題。孟荀思想本身具有復雜性乃至矛盾性；并且它們向來就是隨著生活方式的演變和社會形態(tài)的轉(zhuǎn)換而不斷地被重新詮釋、塑造和利用的，其影響力也隨之而消長。

在中國社會從王權封建轉(zhuǎn)向皇權專制之際，荀學興盛，這表明荀學中確實存在著法家專制主義因素?；蕶嗟蹏鴷r代“獨尊儒術”，于是有法家之嫌的荀學衰退，而作為儒學正宗的孟學興起；但荀學卻仍以隱蔽的形式發(fā)揮著重大甚至根本的作用，這就是專制權力的“陽儒陰法”政治路線。

而在中國社會走向現(xiàn)代性之際，荀學復興，這表明荀學中存在著有助于現(xiàn)代性啟蒙的思想資源。但荀學的現(xiàn)代復興乃是伴隨著儒學的現(xiàn)代復興而來的，所以孟學并未因此而衰退，這就意味著必須整合孟荀，而整合的前提是根據(jù)現(xiàn)代價值來分別對孟荀思想加以“損益”。

【關鍵詞】孟子；荀子；整合；中國社會現(xiàn)代化

今天應當怎樣對待孟子和荀子？是肯定還是否定？是將兩者對立起來還是整合起來？對于這些問題，即便持有相同的現(xiàn)代價值立場的學者（非此立場的觀點不在本文討論范圍之內(nèi)）也都充滿爭論，而且看起來不會有結果，因為雙方都能從孟荀的言論中找到自己的證據(jù)。

這說明孟荀思想本身就存在著復雜性甚至矛盾性，從而表明現(xiàn)有的研究思路是行不通的，必須另辟蹊徑。本文將從觀察“中國社會形態(tài)的轉(zhuǎn)換”與“孟荀思想影響的消長”之間的關聯(lián)來加以分析，以確定我們今天對孟子與荀子所應有的態(tài)度。

何以如此？我曾說過：現(xiàn)有的儒學史、中國哲學史的敘述，“往往脫離了儒學的歷史時代性質(zhì)，成為一種純粹的概念游戲，遮蔽了儒學的時代特征真相”；儒學“被敘述為某種無關乎現(xiàn)實、無關乎生活的自娛自樂的東西”，“標識為一個單一的純粹的學術形態(tài)，掩蓋或遮蔽了其中所存在的重大的時代轉(zhuǎn)換問題”[①]。

但事實上，任何思想都是時代的產(chǎn)物，其對當世和后世的影響力也隨社會形態(tài)的轉(zhuǎn)換而變化消長；中國傳統(tǒng)思想學術與現(xiàn)實政治的關系尤其密切，即諸子百家都是“務為治者”[②]。孟荀思想亦然，其實都是在不同時代“被詮釋的孟荀”甚至“被利用的孟荀”；這種詮釋與利用會凸顯、放大、甚至改造其思想中的某些方面，換言之，孟荀思想本身就是被不斷地重塑的。

因此，本文關注的問題是：對于走向現(xiàn)代性的中國來說，孟荀思想應當怎樣被重塑并整合起來？

一、荀孟消長與專制帝國的興起

縱觀過去兩千多年的中國思想史，孟學與荀學的影響力呈現(xiàn)出此消彼長的態(tài)勢：從戰(zhàn)國末期到西漢前期，荀學勢強而孟學勢弱；西漢后期以來，孟學漸盛，而荀學雖漸衰卻暗中一直保持著實質(zhì)性作用；然而明清之際以來，尤其是近年來，荀學逐漸復興，而孟學仍保持其固有之勢。要理解這種消長現(xiàn)象，僅從孟荀之學本身是無法找到答案的，必須明瞭中國社會發(fā)展及其社會形態(tài)轉(zhuǎn)換的歷史。我已多次對此進行了如下勾畫：

1、宗族王權列國時代：商周

2、第一次社會大轉(zhuǎn)型：春秋戰(zhàn)國

3、家族皇權帝國時代：自秦朝至清朝

4、第二次社會大轉(zhuǎn)型：近代以來

5、個體人權民國時代

孟荀之影響力的消長，正是在這樣的社會歷史背景之下發(fā)生的。

（一）荀學的興盛與第一次社會大轉(zhuǎn)型

稱儒學為“孔孟之道”是一種很晚近的說法。[③]梁玉繩說“孟荀齊號，起自漢儒”[④]，言過其實。實際情況如徐復觀所說，“就西漢初期思想的大勢說，荀子的影響，實大于孟子”[⑤]。其實不僅是漢初，在整個漢代甚至更長時期，荀子的影響要大得多。

何以如此？學者往往歸因于秦火之后的儒家文獻傳承關系。如汪中說：“漢諸儒未興，中更戰(zhàn)國、暴秦之亂，六藝之傳賴以不絕者，荀卿也?！盵⑥]梁啟超說：“自漢以后，名雖為昌明孔學，實則所傳者，僅荀學一派而已?！盵⑦]更有學者認為：“漢世儒者，非僅浮丘伯、伏生、申公一輩博士經(jīng)生，大部出自荀卿之學。即其卓稱諸子，自陸賈以下，如揚雄、王符、仲長統(tǒng)及荀悅之倫，亦莫非荀卿之傳也。蓋兩漢學術……其列于儒家者，大抵為荀卿之儒也?！盵⑧]這類說法固然沒錯，但都只是表面的觀察。

荀學的興盛乃是在中國社會第一次大轉(zhuǎn)型之際，即從王權封建轉(zhuǎn)向皇權專制的時代，這絕非偶然。荀子順應了當時中國社會形態(tài)轉(zhuǎn)換的趨勢，該趨勢在思想上的體現(xiàn)即是法家思想。荀學實質(zhì)上是儒家思想與法家思想的一種融合，誠如梁啟超所說：“荀子生戰(zhàn)國末，時法家已成立，思想之互為影響者不少，故荀子所謂禮，與當時法家所謂法者，其性質(zhì)實極相逼近?！盵⑨]

確實，荀子不僅培養(yǎng)了兩個最得意的法家弟子，即作為暴秦最大理論家的韓非和最大政治家的李斯，而且其學說本身就包含著專制主義的因素。譚嗣同有一句名言：“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二千年來之學，荀學也，皆鄉(xiāng)愿也?！盵⑩]此話雖不無偏激，但不難理解：譚嗣同所抨擊的乃是皇權專制以來的那種“陽儒陰法”的帝制儒學。梁啟超也說：“二千年所行，實秦制也，此為荀子政治之派?！盵11]有學者稱“荀子才是秦以后兩千余年中國君主專制政治體制的真正‘教父’”[12]；有些學者甚至認為，荀子主張服事暴君。[13]

可見荀學興盛的根本原因是它本身所蘊涵的某些有利于皇權專制的思想因素，這一點在今天的荀學復興中是特別需要警惕的。

（二）孟學的興起與皇權專制時代

饒有趣味的是，進入帝國時代以后，看起來非常適合于皇權專制的荀學反而衰落了。當然，這種衰落并不意味著皇權真正拋棄了荀學、法家，這是學界的共識：漢代皇家、乃至整個帝國時代的皇家都是采取的“陽儒陰法”的路數(shù)。漢宣帝的名言“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14]，可謂說出了歷代皇帝的心聲。所謂“王道”指儒家思想，所謂“霸道”指法家思想。

一個典型的例子，牟宗三、李澤厚都將朱熹和荀子歸為一類，盡管前者批評朱熹“以荀子之心態(tài)講孔子之仁”[15]，后者贊賞朱熹“舉孟旗，行荀學”[16]。[17]在我看來，整個帝國儒學確實都存在著荀學的因素，即都是不同程度的“儒法合一”，從而都是與皇家“陽儒陰法”相配合的。

但無論如何，至少在名義上，荀學衰落了。其間，唐代楊倞作《荀子注》雖然影響深遠，亦未能扭轉(zhuǎn)這種趨勢。楊倞曾為韓愈的下屬（楊倞序中稱“韓侍郎”）[18]，而“昔荀卿、揚雄二書尚有韓愈、柳宗元刪定”[19]；然而韓愈正是宋明理學揚孟抑荀的先驅(qū)，認為對于儒家道統(tǒng)，“荀與揚（揚雄）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20]，予以貶抑。

那么，荀學究竟為什么會衰落？皇權為什么會在選擇儒家的同時卻又與作為儒學的荀學保持距離？其原因仍然需要從皇權的“陽儒陰法”中去尋找：

一方面是“陽儒”，即打著儒家的旗號，標榜“王道”“仁政”。我們知道，“漢承秦制”乃是皇權帝國制度從產(chǎn)生到穩(wěn)定的時期，這種政治上的“大一統(tǒng)”需要思想上的“大一統(tǒng)”，即所謂“罷絀百家，獨尊儒術”，如董仲舒建議的“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21]。

實際上，漢代皇朝的尊儒政策并非始于董仲舒，而是一個集體思想轉(zhuǎn)變的過程：“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為相而隆儒矣”[22]；“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為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shù)百人……天下之學士靡然鄉(xiāng)（向）風矣”[23]。這也表明傳統(tǒng)儒學之中確實存在著符合皇權專制需要的因素，而不限于荀子思想，這一點也是今天復興儒學時需要警惕的。

另一方面則是“陰法”，即實質(zhì)上的法家專制主義，卻不能放到臺面上，否則即有“暴政”之名。荀學雖屬儒學，卻有法家之嫌，而法家總是令人與“暴秦”聯(lián)系起來，這在標榜“仁義道德”、“以孝治天下”的皇權來說是不可取的。因此，荀學只能“后臺操作”。

伴隨著“獨尊儒術”，孟學開始興起，因為唯有孟子才是足以與荀子相頡頏的大儒。東漢末年趙岐作《孟子》的最早注本《孟子章句》，這是一個標志性事件；正式鮮明地揚孟抑荀，始于韓愈《原道》的道統(tǒng)之論；然后就是宋學的興起，極端地推崇孟子。

但我們也應當注意：唐宋以來興起的孟學，其實并非本來的孟學，而主要是經(jīng)過程朱理學詮釋改造的孟學；而且即便這樣的孟學，也未必都受到皇家的歡迎，例如明朝皇帝朱元璋就對孟學很不以為然。清代皇家倡導的程朱理學的孟學也是“被詮釋的孟子”、“被利用的孟子”，因為孟子本人其實最少專制主義色彩，反倒極具批判權力的傾向。

二、荀學復興與中國社會的現(xiàn)代轉(zhuǎn)型

荀學的近代復興可追溯到明清之際，如傅山、費密等。這里的“近代”概念是指的中國社會的“內(nèi)源性現(xiàn)代性”的發(fā)生，可追溯到“唐宋變革”[24]，而在明清之際尤為顯著。[25]入清以后，乾嘉學派公然復興荀學，其中僅學術名家就有盧文弨、謝墉、錢大昕、汪中、凌廷堪、郝懿行等，進而至于近代俞樾、王先謙、孫詒讓等。

人們通常將當時荀學復興的緣由歸因于乾嘉學派整理古代文獻而導致的諸子學的復興。這其實也只是表面現(xiàn)象，事實上，清代“漢學”的興起“乃由與宋學對峙而來”[26]，而這里的“宋學”指作為清朝皇權專制意識形態(tài)的程朱理學。所以，乾嘉學派復興荀學乃是一種隱形的對抗皇權的政治思想斗爭。

乾嘉學派在兩個方面具有“近代”性質(zhì)：一方面是其方法上的現(xiàn)代性，即其“實事求是”的方法，梁啟超說“乾嘉間學者，實自成一種學風，和近世科學的研究法極相近，我們可以給他一個特別名稱，叫做‘科學的古典學派’”[27]，胡適也說“這是一種實證主義的精神與方法，他的要點只是‘拿證據(jù)來’”[28]；另一方面是其思想上的現(xiàn)代性，即其思想觀念的啟蒙性質(zhì)，戴震的《孟子字義疏證》尤為典型，既尊孟子，而實質(zhì)上接受了荀子的一些思想，章太炎稱“極震所議，與孫卿若合符”[29]，錢穆謂之“雖依孟子道性善，而其言時近荀卿”[30]。這就是說，孟荀思想一起成為反抗皇權專制主義的思想資源，這也反證了孟荀思想中存在著某些可以用來反對專制主義的因素。

荀學近代復興的進一步表現(xiàn)是晚清學界出現(xiàn)的今文經(jīng)學派（夏曾佑、譚嗣同、梁啟超等）“排荀”與古文經(jīng)學派（俞樾、章炳麟等）“尊荀”之爭?！芭跑鳌边\動大致發(fā)生在1895年甲午戰(zhàn)爭失敗至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之間，其所針對的其實也是秦漢以來的專制制度。

夏曾佑認為，荀子“法后王”而導致“專制之法”[31]。譚嗣同說，荀子“”[32]。梁啟超“通過對于荀子的非議，所要表達的是，既要反對政治上的專制，又要反對學術上的專制”[33]。同時與之針鋒相對的則是“尊荀”運動。章太炎作《訄書》，開篇就是“尊荀第一”[34]。

當然，章太炎有法家傾向，例如他為法家辯護：“以法家之鷙，終使民生；以法家之刻，終使民膏澤?！盵35]這種思想傾向的背景是當時“革命”的需要，但“革命”導致的威權主義“專政”畢竟是一種現(xiàn)代性的政治現(xiàn)象，這樣的荀子頗似西方的馬基雅維利。[36]

這或許會令人產(chǎn)生疑惑：曾在漢初襄助帝制的荀學，何以會在推翻帝制的歷史潮流之中復興？唯一可能的答案：荀學之中顯然存在著某些可資解構帝制的思想資源。其中最突出的一點，應該就是荀子“性惡”“化性起偽”思想與近代啟蒙運動的“自然狀態(tài)”學說的某種契合，學界對此已有許多探討。

三、孟荀整合與儒家哲學的現(xiàn)代轉(zhuǎn)化

荀學的現(xiàn)代復興并未導致孟學的衰落，即孟荀之間不再是消長關系，而呈現(xiàn)出黑格爾式的“合題”。這就可以解釋為什么近年會出現(xiàn)“整合孟荀”學術思潮的問題。

（一）整合孟荀的學潮流

近年的整合孟荀思潮中，李澤厚2017年提出的“兼祧孟荀”頗具影響，他倡導“舉孟旗，行荀學”，“即以情本體的宇宙觀和宗教性道德來范導和適當構建公共理性的現(xiàn)代社會性道德”，“后者乃現(xiàn)代荀學，前者為現(xiàn)代孟旗”，“是一種儒學內(nèi)部的‘儒法互用’”[37]。他所說的“孟旗”指道德的情感維度；而他所說的“荀學”指道德的意志維度。

然而這種“荀學”的法家傾向是顯而易見的，在我看來也是很危險的，因為它是“以外在的、先驗的理，主宰并融解為內(nèi)在道德心性，而完成道德行為”，即“把‘事事物物’實際是人的各種行為都納入這個規(guī)范中，制定出各種等差順次秩序規(guī)則的系統(tǒng)，成為可實踐施行而非常龐大細密的道德觀念和倫理準則，來有效地統(tǒng)治人們的身心”，其結果就是“譚嗣同所說‘二千年之學，荀學也’，荀—董—朱便成為統(tǒng)治中國兩千年的倫理學”[38]。

由此可見，李澤厚所謂“舉孟旗，行荀學”對于皇權專制的“陽儒陰法”路線來說是可以成立的，但對于今天來說則實在是不可取的，蘊涵著威權主義的傾向。

早在2007年，我就提出了“整合孟荀”的問題。[39]我曾談到，“關于儒家思想資源，我的總的想法就是：出入乎孟荀，折衷于孔子”[40]；例如“利益原則是西方啟蒙思想所竭力張揚的，在荀子那里也可以找到依據(jù)；仁愛、時宜原則，則在孟子那里可以找到依據(jù)”[41]；“對于我們來說，要做的工作乃在：一方面，以荀學的資源去接管西方啟蒙思想的精神維度；而另一方面，以孟學的資源去接管西方新教的精神維度，并且使孟荀整合于孔子。這樣，我們就可以重建‘中國正義論’”[42]。

這就是說，我當時提出“整合孟荀”主要是為了我這些年來所建構的“中國正義論”（the Chinese Theory of Justice）[43]。從2008年開始，我在一系列公開發(fā)表的文章里都談及“整合孟荀”的問題。[44]事實上，“中國正義論”可以說就是整合孟荀的一種實際成果，即把孟子和荀子的思想整合于儒家的正義理論體系之中。

我所采取的方法類似馮友蘭的“抽象繼承法”[45]，即嚴格區(qū)分孟荀思想中的針對社會歷史現(xiàn)實問題的層面和超越歷史的層面。后者乃是一套儒學原理，例如“中國正義論”，既可演繹出前現(xiàn)代的制度建構，也可演繹出現(xiàn)代性的制度建構，這體現(xiàn)為中國正義論的兩條正義原則，即“正當性原則”和“適宜性原則”。

近期較早提出“統(tǒng)合孟荀”的是梁濤，他在2008年出版的“《郭店竹簡與思孟學派》一書中專門增加了‘結語’一章，提出統(tǒng)合孟荀，重建道統(tǒng)”[46]。此后，尤其最近幾年，一些學者陸續(xù)發(fā)表了相關文章，形成了“統(tǒng)合孟荀”的熱潮。

最近的一次學界討論，見于《文史哲》2020年第2期刊發(fā)的三篇文章。一是梁濤的《超越尊孟抑荀，回歸同尊孟荀》，主張將孟子由道德而政治的“為政以德”與荀子由政治而道德的“為國以禮”統(tǒng)合起來。這里所涉及的道德與政治的關系問題是可以商榷的。[47]

二是劉悅笛的《孟荀“天—性—情—心”統(tǒng)合論——從“心統(tǒng)情性”新視角兼祧孟荀》，以經(jīng)過重新詮釋的“心統(tǒng)情性”來發(fā)展李澤厚的“兼祧孟荀”、“孟荀互補”之說。

三是郭沂的《受之以荀，糾之以孟——現(xiàn)代化背景下的儒學重建》，著眼于“回應西方文化的挑戰(zhàn)”：一方面“受之以荀”，因為現(xiàn)代性的“儒家民主思想和知識論的種子主要存在于荀子所代表的傳統(tǒng)中”；另一方面“糾之以孟”，因為關于后現(xiàn)代性的“糾正、修復現(xiàn)代化的缺陷”，“孟子所代表的傳統(tǒng)已經(jīng)為我們準備好了良藥”。郭文對儒學現(xiàn)代轉(zhuǎn)化問題的關注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但這里所涉及的先秦儒學與現(xiàn)代性的關系、現(xiàn)代性與后現(xiàn)代性的關系等問題都是可以商榷的。[48]

（二）整合孟荀的思想路徑

迄今為止，主張整合孟荀的學者在這個基本問題上尚無清晰的結論：究竟怎樣整合？在我看來，既然孟荀思想本身存在著矛盾性，那么，簡單的“舉孟旗，行荀學”口號其實沒有什么意義：要舉的孟旗究竟是其君臣倫理方面還是其批判專制方面？要行的荀學究竟是其專制資源方面還是其啟蒙資源方面？顯然，我們應當意識到，孟荀整合需要對孟荀雙方的思想都加以“損益”（這是孔子的觀念[49]，“損”是去掉一些舊的東西，“益”是增加一些新的東西）：

1、孟荀思想的契合性損益

孟荀思想之間存在著相互契合之處，因為他們畢竟都是儒家。例如，孟子講“人皆可以為堯舜”[50]，荀子講“涂之人可以為禹”[51]，他們共享著天性平等觀念，這種觀念是儒學現(xiàn)代轉(zhuǎn)化的寶貴思想資源；又如，孟子盡管不是專制主義者，但和荀子一樣是君主主義者，他們共享著“君君臣臣”的君臣倫理，這種觀念顯然是儒學現(xiàn)代轉(zhuǎn)化的障礙。但孟荀思想之間也確實存在著不能契合、互相沖突的因素，因此，如果不分別對雙方思想加以損益，其整合就絕無可能，只會產(chǎn)生“排異反應”（rejection）。

這種契合性損益又可以分為兩種情況：一種是肯定一方而否定另一方，例如肯定孟子的“民貴君輕”思想而否定荀子的君主專制思想。另一種則是孟荀雙方的思想都是不可取的，最顯著的例子就是孟子講“性善”而荀子講“性惡”，這種先驗人性論或先天人性論其實已經(jīng)過時了，這種人性的存在既不法證偽也不法證實；我本人更贊同王夫之的人性觀“性者，生也，日生而日成之也”[52]，即人性并非一成不變的，而是在生活中生成和發(fā)展著的。

2、孟荀思想的時代性損益

對孟荀思想的損益，更重要的維度是時代性：損益的價值標準無疑應當是人類社會的現(xiàn)代文明價值，否則就會變成原教旨主義。

（1）損：對孟荀思想中非現(xiàn)代性因素的摒棄。孟荀思想中還有一些因素，在當時是可以理解的，而在今天則是必須拋棄的，因為它們不符合現(xiàn)代性的文明價值。且以所謂“核心價值觀”所列的專屬現(xiàn)代人類文明的這些價值而論：孟荀思想之中，凡不符合自由觀念的思想必須摒棄，凡不符合平等觀念的思想必須摒棄，凡不符合公正觀念的思想必須摒棄，凡不符合民主觀念的思想必須摒棄，凡不符合法治觀念的思想必須摒棄。

（2）益：對孟荀思想的創(chuàng)造性發(fā)展。對于現(xiàn)代社會生活的需要來說，孟荀的思想遠非什么完備的東西，有必要加以發(fā)展、完善和補充。這里尤其需要警惕學界存在的某種否定文明進步的復古主義傾向。

此外，這里還涉及中西融通的問題。章太炎這番話值得咀嚼：“今將為荀子之徒歟，西學具在，請就而學焉；將為孟子之徒歟……要自三代以上之禮樂文章，七十子后漢唐學者之緒言，而我朝二百四十年來所孜孜焉講求者也?！盵53]他簡單地將荀子歸于西學，而將孟子歸于傳統(tǒng)，這是可以商榷的；但他把“整合孟荀”與“整合中西”聯(lián)系起來，這是值得肯定的。

而我在這里特別想強調(diào)指出：這其實并不是“中西”問題，而是“古今”問題，即前現(xiàn)代文明與現(xiàn)代性文明的關系問題。我曾多次指出：要警惕學界存在的一種傾向，即以“中西之異”來掩蓋和偷換“古今之變”問題，以此拒絕現(xiàn)代文明。

縱上所述，孟荀思想本身具有復雜性乃至矛盾性；并且它們向來就是隨著生活方式的演變和社會形態(tài)的轉(zhuǎn)換而不斷地被重新詮釋、塑造和利用的，其影響力也隨之而消長。在中國社會從王權封建轉(zhuǎn)向皇權專制之際，荀學興盛，這表明荀學中確實存在著法家專制主義因素。

皇權帝國時代“獨尊儒術”，于是有法家之嫌的荀學衰退，而作為儒學正宗的孟學興起；但荀學卻仍以隱蔽的形式發(fā)揮著重大甚至根本的作用，這就是專制權力的“陽儒陰法”政治路線。而在中國社會走向現(xiàn)代性之際，荀學復興，這表明荀學中存在著有助于現(xiàn)代性啟蒙的思想資源。

但荀學的現(xiàn)代復興乃是伴隨著儒學的現(xiàn)代復興而來的，所以孟學并未因此而衰退，這就意味著必須整合孟荀，而整合的前提是根據(jù)現(xiàn)代價值來分別對孟荀思想加以“損益”。

注釋
 
[①]黃玉順：《論“重寫儒學史”與“儒學現(xiàn)代化版本”問題》，《現(xiàn)代哲學》2015年第3期，第97–103頁。
 
[②]司馬談：《論六家要旨》，見司馬遷《史記·太史公自序》，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3288-3289頁。
 
[③]“孔孟之道”出自元末明初的小說《三國演義》第六十回，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版，第514頁。
 
[④]梁玉繩：《史記志疑》卷三十六，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1481頁。
 
[⑤]徐復觀：《兩漢思想史》第二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310頁。
 
[⑥]汪中：《述學·荀卿子通論》，《述學校箋》，李金松校箋，中華書局2014年版，第453頁。
 
[⑦]梁啟超：《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見《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七，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49頁。
 
[⑧]徐平章：《荀子與兩漢儒學》，臺灣文津出版社1988年版，第179頁。
 
[⑨]梁啟超：《先秦政治思想史》，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17–118頁。
 
[⑩]譚嗣同：《仁學》二十九。見《譚嗣同全集》（下冊），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337頁。
 
[11]梁啟超：《論支那宗教改革》，見《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三，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57頁。
 
[12]趙法生：《荀子的政制設計與學派歸屬》，《哲學研究》2016年第5期，第68–77頁。
 
[13]參見常大群：《荀子與中國君主專制政體》，《棗莊師專學報》1992年第1期，第88–92頁；方爾加：《荀子新論》，中國和平出版社1993年版，第46–50頁；方爾加：《荀子：孔孟儒家的千古罪人》，《管子學刊》1994年第4期，第20–24頁；薩孟武：《中國政治思想史》，東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29–30頁；王玲：《先秦儒家的“君臣之分”探賾》，《河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2期，第30–26頁。
 
[14]班固：《漢書·元帝紀》，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277頁。
 
[15]牟宗三：《心體與性體》（上），吉林出版集團有限公司2013年版，第41頁。
 
[16]李澤厚：《倫理學補注》，《探索與爭鳴》2016年第9期，第4–13頁。
 
[17]朱鋒剛：《“統(tǒng)合孟荀”與重建道統(tǒng)的現(xiàn)代思考——從“朱熹是荀學”說起》，《天府新論》2019年第3期，第31–36頁。
 
[18]霍生玉：《韓愈注釋過〈荀子〉嗎——唐代楊倞〈荀子注〉中“韓侍郎”考》，《古籍研究》2013年第2期，第20–25頁。
 
[19]阮逸：《中說序》，見《中說》，阮逸注，《四部叢刊初編》本，第338冊，第3頁。
 
[20]韓愈：《原道》，見《韓昌黎文集校注》，馬其昶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8頁。
 
[21]班固：《漢書·董仲舒?zhèn)鳌?，?523頁。
 
[22]班固：《漢書·董仲舒?zhèn)鳌?，?525頁。
 
[23]司馬遷：《史記·儒林列傳》，顧頡剛編審，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3118頁。
 
[24][日本]內(nèi)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時代觀》，原載《歷史與地理》第9卷第5號，1910年；見《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一卷，劉俊文主編，中華書局1992年版，第10–18頁。
 
[25]參見黃玉順：《論“重寫儒學史”與“儒學現(xiàn)代化版本”問題》，《現(xiàn)代哲學》2015年第3期，第97–103頁；《論儒學的現(xiàn)代性》，《社會科學研究》2016年第6期，第125–135頁。
 
[26]周予同：《周予同經(jīng)學史論著選集》，朱維錚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23頁。
 
[27]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見《飲冰室合集》第10冊，中華書局1989年影印本，第22頁。
 
[28]胡適：《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7冊《清代思想史》，黃山書社1994年版，第49頁。
 
[29]章太炎：《章太炎全集》第四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4頁。
 
[30]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11頁。
 
[31]朱維錚：《神州長夜誰之咎——析夏曾佑與宋恕的通信》，見《音調(diào)未定的傳統(tǒng)》，浙江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146–148頁。
 
[32]譚嗣同：《仁學》，華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95頁。
 
[33]孫大坤：《晚清語境中的荀學解釋》，載《經(jīng)典與解釋》第49輯，華夏出版社2018年版，第211–231頁。
 
[34]章太炎作《訄書初刻本·尊荀第一》，見《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35]章太炎：《訄書初刻本·商鞅第三十五》，見《章太炎全集（三）》，第79–82頁。
 
[36]黃玉順：《儒家自由主義對“新儒教”的批判》，《東岳論叢》2017年第6期，第39–44頁；《大陸新儒家政治哲學的現(xiàn)狀與前景》，《衡水學院學報》2017年第2期，第69–71頁；《儒學之當前態(tài)勢與未來矚望》，《孔子研究》2018年第4期，第17–21頁；《儒學的現(xiàn)狀、教訓與經(jīng)驗——政治哲學層面的觀察與思考》，載《生活儒學與現(xiàn)代性問題》，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51–256頁。
 
[37]李澤厚：《舉孟旗，行荀學——為〈倫理學綱要〉一辯》，《探索與爭鳴》2017年第4期，第58–62頁。
 
[38]李澤厚：《舉孟旗，行荀學——為〈倫理學綱要〉一辯》，《探索與爭鳴》2017年第4期，第58–62頁。
 
[39]黃玉順：《哲學斷想：“生活儒學”信札》，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6月版，第257、260、263、293、296頁。
 
[40]黃玉順：《哲學斷想：“生活儒學”信札》，第296頁。
 
[41]黃玉順：《哲學斷想：“生活儒學”信札》，第257頁。
 
[42]黃玉順：《哲學斷想：“生活儒學”信札》，第263頁。
 
[43]關于“中國正義論”，參見黃玉順：《中國正義論的重建——儒家制度倫理學的當代闡釋》（文集），安徽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中國正義論的形成——周孔孟荀的制度倫理學傳統(tǒng)》（專著），東方出版社2015年版。
 
[44]黃玉順：《儒學當代復興的思想視域問題——“儒學三期”新論》，《周易研究》2008年第1期，第51–58頁；《孟子正義論新解》，《人文雜志》2009年第5期，第9–22頁；《中國“大一統(tǒng)”的“三時一貫”論》，《學?！?009年第1期，第5–10頁；《生活儒學的正義理論》，載《當代儒學》第1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1–16頁。
 
[45]馮友蘭：《中國哲學遺產(chǎn)底繼承問題》，《光明日報》1957年1月8日；《再論中國哲學遺產(chǎn)底繼承問題》，《哲學研究》1957年第5期，第73–81頁。
 
[46]梁濤：《孟荀之間》，《中華讀書報》2017年10月25日。
 
[47]參見黃玉順：《孔子怎樣解構道德——儒家道德哲學綱要》，《學術界》2015年第11期，第104–115頁。
 
[48]參見黃玉順：《論儒學的現(xiàn)代性》，《社會科學研究》2016年第6期，第125–135頁；《論“儒家啟蒙主義”》，載《戰(zhàn)略與管理》2017年第1期，中國發(fā)展出版社2017年版，第221–250頁。
 
[49]《論語·為政》，見《十三經(jīng)注疏·論語注疏》，中華書局1980年影印版，第2463頁。
 
[50]《孟子·告子下》，見《十三經(jīng)注疏·孟子注疏》，中華書局1980年影印版，第2755頁。
 
[51]《荀子·性惡》，王先謙《荀子集解》，中華書局1988年版，第442頁。
 
[52]王夫之：《尚書引義·太甲二》，《船山全書》第二冊，岳麓書社1996年版，第300頁。
 
[53]章太炎：《訄書初刻本·尊荀第一》，見《章太炎全集（三）》，第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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