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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么封鎖隔離成為一種生活方式？

作者：弗蘭克·菲雷迪?著；吳萬偉?譯

來源：譯者授權儒家網發(f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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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懼文化令終身檢疫隔離看起來成為很有吸引力的一種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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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乎半個世紀以來，恐懼已經主宰了西方社會的世界觀。這種世界觀的典型特征之一是偏愛最壞結果思維的趨勢。正是這種趨勢給新冠病毒疫情期間的政策制定者和專家?guī)砹司薮笥绊?。歐盟成員國已經做出暫停使用阿斯利康疫苗的決策，由于該款疫苗與增加血栓風險之間可能存在某種聯(lián)系。這是體現(xiàn)最壞結果思維的明顯例子。疫苗接種者的血栓案例并沒有顯著高于人們正常期待的水平，但這個事實并不重要，反正，最壞結果思維占了上風。無論風險多么小，避免冒險的命令最后取得了勝利。結果，回避風險的官員破壞了本來要救命的疫苗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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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壞結果思維的核心是預防性原則。這個原則認定在遭遇不確定性和負面結果的可能性時，寧愿站在謹慎一邊出錯也總是更好些。預防性原則的很多支持者已經宣稱，暫停施打阿斯利康疫苗是對這個原則的錯誤使用。他們正確指出“停止施打疫苗的選擇不是沒有代價的，推遲可能導致死亡。”但是，因為預防性原則的合理性論證就是用最壞結果思維思考不確定性的，在該案例中就是疫苗引發(fā)的數(shù)以千計的血栓案例---歐盟成員國應用這個原則并沒有錯，只不過其利害關系因為新冠疫情而如此高昂，以至于按照預防性原則行動惹眼地暴露出其非理性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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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性原則或許產生于環(huán)保主義之內，但現(xiàn)在已經蔓延到社會的各個角落。它鼓勵我們對未來感到害怕和恐懼，感到不安全。這導致安全主義---即把安全確立為英美文化的基礎性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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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能看到安全主義和最壞結果思維在育兒領域產生的不良影響。其實，育兒實踐越來越多地以預測可能出現(xiàn)的最糟糕結果為中心組織起來?，F(xiàn)在的家長越來越不愿意讓孩子遠離自己的視線。兒童也已經逐漸將自己視為脆弱和容易受到傷害的。在新冠疫情期間，這種充滿恐懼的兒童和育兒觀被進一步強化了。據(jù)說兒童的心理健康處于風險之中，其生理成長受到威脅。這種最壞結果途徑實際上誘使孩子看不到未來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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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恐懼在社會上占據(jù)支配地位。但是，這種恐懼不僅僅是當我們在面臨威脅時本能性地感受到的那種情感上的恐懼。相反，它是一種恐懼視角，一種面對世界時的文化定位。恐懼提供了一種我們用以闡釋自身生活體驗的棱鏡，讓人們滋生回避風險的傾向、強化自己脆弱性的意識、癡迷于安全、對未來缺乏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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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恐懼視角的支配地位正在將封鎖隔離變成一種接近長期常態(tài)化的東西。政策制定者和評論家們在談論“新常態(tài)”---后疫情世界，其中我們習以為常的自由和風俗習慣都可能一去不復返了。公共衛(wèi)生專業(yè)人士常常建議，未來很多年可能都要持續(xù)保持社交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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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運的是，不是人人都愿意接受不應該恢復正常生活的建議。很多人渴望面對面接觸和社交接觸，他們渴望能再次自由流動。但是，這種對自由的渴望常常淹沒在沮喪之中，他們面對生活的不確定性往往感到無能為力。鑒于公共機構和媒體連篇累牘地宣揚充滿恐懼的世界觀，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不過這種狀況的確令人感到擔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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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3月25開始的著名咨詢公司益普索·莫里（Ipsos Mori）民意調查發(fā)現(xiàn)，面對生活可能沒有辦法快速恢復正常的現(xiàn)實，人們越來越多地聽天由命地表示接受。36%的受訪者說可能至少需要六個月或一年時間才能恢復正常。另外36%的受訪者說可能需要一年或更長的時間。也就是說，加起來72%的受訪者相信，新冠疫情相關的限制措施在未來仍然持續(xù)一段時間，這就表明他們已經學會接受封鎖隔離成為日常生活的組成部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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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令人擔憂的是，公眾中有相當顯著的一部分逐漸把封鎖隔離當作生活方式了。最近的一項研究顯示，多數(shù)人---54%感覺到可能會想念隔離生活的某些方面。默許甚至推崇隔離生活往往與不愿意坐通勤車上下班，不愿意回到辦公室上班有關。宣稱新冠疫情教導我們改善工作質量和提高工作效率的說法已經成為一種時髦。一位顧問宣稱“專業(yè)性服務公司在新常態(tài)下需要更聰明地工作，”接著補充說“新冠病毒已經已經無可挽回地永久性地改變了專業(yè)性服務產業(yè)?！薄盁o可挽回的”、“不可避免的”、“必然的”之類詞語傳遞了我們都再熟悉不過的信息“沒有其他選擇”。其他人則很高興地建議，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離在未來可能要持續(xù)很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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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認定新冠病毒感染的風險無處不在，這種聽天由命的態(tài)度的心理基礎是我們缺乏任何信心，我們不相信人類有能力解決所遭遇的問題。相反，我們得到鼓勵要將封鎖隔離變成美德，心甘情愿地擁抱封閉隔離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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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離生活方式的源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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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談及“人們普遍遵守隔離限制措施”時，一位退休的臨床心理學家加里·西德里博士（Dr Gary Sidley）雄辯有力地描述了官方和媒體危言聳聽制造恐慌的伎倆，他們系統(tǒng)性宣揚問題的嚴重性。他注意到3月22日為政府的“緊急情況科學咨詢小組”?(SAGE)?寫的文章?lián)鷳n公眾放松對疫情的警惕。它認為“可使用直言不諱的情感信息方式提升那些自鳴得意者的個人威脅認知水平?！痹凇熬o急情況科學咨詢小組”的附屬機構“行為研究科學疫情見解小組”（SPI-B）工作的其它人似乎贊同這個說法?！熬o急情況科學咨詢小組”中至少有一位成員承認，“英國人已經在接受并沒有經過評估的心理實驗，他們根本不知道正在進行什么實驗?！?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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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雖然我們很容易受到誘惑，將民眾高度配合官方的隔離措施歸功于行為科學家的努力和媒體制造恐慌的做法，但是，還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心理操縱很重要，此外，指導人們對疫情做出反應以及他們擁抱隔離措施還有更具決定性作用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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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拿政治領袖的作用來說，雷厲風行的威權政府能夠強化公眾的恢復力和彈性。它會鼓勵人們充滿信心和希望地勇敢面對新冠疫情這樣重大的緊急情況。但是，英國沒有發(fā)生這樣的事。英國政府的行為往往表現(xiàn)出它根本沒有控制局面的能力。這種缺乏權威和果斷行動能力的狀況讓民眾變得更加焦慮不安和缺乏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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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似乎自己也陷入恐懼之中而無能為力，政府尤其擔憂辜負了民眾對它的期望。媒體要求政府做得更多，但這種幾乎經常性的壓力并沒有多大幫助。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政府的優(yōu)柔寡斷和充滿恐懼，去年3月中旬新冠疫情管理中相對寬松的途徑，今年3月23日快速實施全面隔離。但是，這樣做并沒有讓民眾感到安心，反而加劇了民眾的焦慮情緒，強化了他們充滿恐懼的世界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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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對于理解公眾高度配合抗疫限制措施以及民眾隨后擁抱隔離文化，早已存在的恐懼視角都至關重要。簡而言之，面對新冠病毒疫情這樣的危機，人們已經習慣于用充滿恐懼地要求隔離的方式做出回應。因為安全已經被當作最高價值來對待，已經被當作目標本身了，也就是說社會生活的幾乎任何方面都可以為此做出犧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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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空間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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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種意義上，很多人熱烈歡迎隔離措施早已出現(xiàn)。這是因為一代又一代年輕人已經在恐懼文化中實現(xiàn)了社會化。多虧了新的治療式育兒方式和教育實踐，保護兒童免受任何風險一直是至高無上的原則，這些孩子長大后都已經擁有恐懼視角。從前的性格理想如勇敢都已經被邊緣化了。歷史學家彼得·斯特恩斯（Peter Stearns）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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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服孩子們相信他或她的環(huán)境是沒有風險的，這一點很重要。教導他們用勇敢克服風險的做法已經被拋棄－－－這是根本性的轉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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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社會化模式剝奪了人們最重要的道德資源之一，即人們在面對恐懼時所能利用的勇敢。亞里士多德和無數(shù)其他偉大哲學家都已經注意到，勇敢這種美德在恐懼管理中一直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勇敢還有其他美德如理性、判斷、謹慎、剛毅提供了克服恐懼視角的有效且靈活的消毒劑。教育年輕人擁抱這些美德能夠確保年輕一代變得更自信，培養(yǎng)他們對待未來采取更平衡、更樂觀的態(tài)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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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通過鼓勵人們動用主動性和為自己和他人承擔責任的社會實踐來培養(yǎng)勇敢。人們依靠這些實踐獲得發(fā)展信心和勇氣所需要的生活經驗。亞里士多德注意到，信心來自我們遭遇威脅時的經歷。他寫到“在我們遭遇危險并安全逃脫之地，我們就感受到了信心?！?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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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那些擁有勇敢品德的人也會感到害怕，但這些害怕能夠被克服。勇敢的個人能夠利用自己的推理，并能夠在面對威脅時運用自己的判斷。更重要的是，勇敢能夠為社會提供希望和抗拒恐懼文化的巨大影響力。它能夠讓人們承認不確定性既是恐懼之源也同時是機會之源。哲學家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甚至說，勇敢支持了社會自由生活的潛力。她寫到“勇敢把人們從對自己生活的擔憂中解放出來，享受擺脫世界束縛的自由。”阿倫特甚至使用溫斯頓·丘吉爾（Winston Churchill）的話，勇敢是“人的首要品質，因為該品質是所有其他美德的保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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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社會仍然認為勇敢---英雄主義的展現(xiàn)是值得向往的美德。但是，就日常生活實踐而言，很少能夠對培養(yǎng)勇敢美德有什么幫助。其實，勇敢理想一直被弱化，它已經變成自我?guī)椭脑兀环N主要承受住日常生活體驗而展現(xiàn)出的品質。我們在疫情期間看到這一點，連人們維持正常生活，照常上班都被描述為“勇敢無畏”。其實，“英雄”這個詞很少被如此雜亂地應用在封鎖隔離期間這樣并不例外的行為中。勇敢常常是老掉牙的概念，其主要目的是用來恭維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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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xiàn)實中，勇敢美德一直被貶低，與此同時安全則一直被特別強調。因此，出現(xiàn)了“安全空間”這種觀念。大學和其他組織機構如今往往以提供安全空間而感到自豪。從定義上看，這些地方是一些空間，旨在說明除此之外的世界是不安全的---這些安全空間與我們在封鎖隔離期間被限制在的區(qū)域并沒有什么不同。其實，自愿性呆在安全空間內檢疫隔離已經預告了疫情期間不自愿的檢疫隔離。兩者都是恐懼驅使的結果，他們都認定人類生活條件天生是不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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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70年代末期對通靈超能生存（psychic survival）的關心是新態(tài)度出現(xiàn)的最初推動力，最終導致?lián)碛邪踩臻g的要求。這體現(xiàn)在精神病學家安東尼·弗萊（Anthony Fry）1987的書《安全空間：如何在威脅四伏的世界幸存下來》的標題中。他寫到，“在我認真觀察這個威脅四伏的世界時，似乎越來越難以找到對我們很多人來說安全的空間，眾多理由包括，物質的、社會的和個人的條件正變得越來越不適合人類生存?！?3)弗萊渴望他描述的“兒童時代受到保護的空間”。這樣的安全空間就類似于確保胎兒安全的子宮，這樣的安全空間隱喻是非常說明問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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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最初的概念化源頭，“安全空間”隱含性地暗示其外部很可能是不安全的。不安全空間的這種現(xiàn)成意識在新冠疫情期間又被進一步放大。正如華盛頓大學地理和流行病學榮譽教授喬納森·邁耶（Jonathan Mayer）所說，無論是真實的還是想象的危險都在悄悄逼近我們，我們的安全空間在萎縮。從這個立場看，家庭之外的一切現(xiàn)在都被認為是不安全的，而呆在家里就提供了安全保障，可以擺脫天生不安全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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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安全空間提供了什么保護呢？在大學校園里，建立起安全空間并不是要應對公共安全面臨的威脅，而是要保護人們免受有時候來自他人的嚴厲評價。它預設的并不是人的生理脆弱性而是假定人的心理和情感的脆弱性。設立安全空間是要保護個人的精神身份認同。有時候，鼓吹安全空間的運動支持者大肆宣揚自己的脆弱和容易受到傷害從而為自己提出保護的要求辯護。其實，在新冠疫情高峰時期，他們繼續(xù)要求保護人們免受詞語和批評帶來的情感痛苦侵擾。性少數(shù)群體（LGBTQ女同性戀者（Lesbians）、男同性戀者（Gays）、雙性戀者（Bisexuals）與跨性別者（Transgender）、酷兒（Queer）的英文首字母縮略字－－－譯注）支持者在?2020年５月寫到“擁有性少數(shù)群體自己的空間是非常有益的，可自由展示自己膚色和存在方式，不用遭遇他人的評判，或者為了順性別者（cisgender，指一個人的生理性別與其行為或其扮演的角色完全匹配的人，與跨性別者對應的詞－－譯注）異性戀者的利益而掩蓋自身傾向面臨的壓力?！?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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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2016/17年做研究，對呼吁安全空間的文件進行內容分析時，避免判斷被描述為該運動支持者的主要目標，這個規(guī)律性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4)實際上，安全空間提供了可以免受被人評判的檢疫空間。從這個視角看，難怪言論自由和充滿活力的辯論常常被診斷為不安全的，是對心理健康的威脅。安全空間的支持者認為，不做出判斷就是他們最珍視的特征之一。因此，圣安德魯大學的學生服務價值觀宣言承諾“積極反思”其“確保我們的環(huán)境是不做出判斷的實踐”。這就是大學通常描述其安全空間的方式---不被他人評判的天堂。或者用蒙大拿州立大學的說法，“安全空間為性少數(shù)群體個人提供得到認同的場所，在此他們能遇到一些人表達支持，不做評判，而且愿意就這些議題進行開放性對話?！?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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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非常說明問題的。安全的理想化，將其轉變?yōu)樯鐣瞥绲哪繕饲∏【徒⒃谫H低某些品質---勇敢和評判的基礎之上，我們恰恰是用這些品質來管理不確定性和評估風險的。(5)因為我們用來應對恐懼的恰好就是判斷，但是當今很多人正在將判斷視為人的幸福和安全的威脅而棄之如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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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鼓勵社會的某些群體呼吁將封鎖隔離的安全空間推廣到全社會的過程中，正是為安全空間的要求推波助瀾的這種心態(tài)發(fā)揮了關鍵作用。他們也在積極擁抱支持封鎖隔離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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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需要將安全從神壇上拉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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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西方社會持續(xù)將安全神圣化，恐懼文化就將持續(xù)奴役我們。自我加碼的檢疫措施就將真的成為可接受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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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雖然人類從來不可能消除恐懼這種情感，但我們完全有能力創(chuàng)造條件把社會從恐懼文化中解放出來。這是必要的、迫切的任務，因為安全不斷增值的過程對自由造成巨大威脅。正如歐盟對阿斯利康疫苗做出的充滿恐懼的反應所顯示的那樣，它可能輕易糟蹋人類的創(chuàng)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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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懼視角阻礙人的發(fā)展進步。它限制人類探索、試驗、冒險和做出選擇的自由。這就是為什么我們需要設想這樣一個世界，其中恐懼不再被視為驅動公共生活的主動力。我們需要開始擁抱充滿希望和機會的未來，而不是把未來當作威脅和不安全的源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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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真的渴望培養(yǎng)孩子們去擁抱封鎖隔離的生活方式嗎？提出這個問題之時就是開始獲得解放之時，讓鼓吹新常態(tài)的膽小鬼們見鬼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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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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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merican Fear, by PN Stearns, Routledge, 2005, p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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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etween Past and Future, by H Arendt, Penguin Books, 2006 p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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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Safe Space: How to Survive in a Threatening World, by Anthony Fry, Dent, 1987, pX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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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See?What’s Happened to The University? A Sociological Exploration of its Infantilization, by Frank Furedi, Routledge,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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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失去判斷能力的后果的討論，請參閱拙著《邊界為什么重要》：Why Borders Matter: Why Humanity Must Relearn the Art Of Drawing Boundaries, by Frank Furedi, Routledge,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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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自：Why Lockdown has become a lifestyle? By Frank Fure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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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spiked-online.com/2021/04/30/why-lockdown-has-become-a-life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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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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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蘭克·菲雷迪（Frank Furedi），英國社會學家和評論家。著有《大學怎么啦？幼稚化的社會學探索》、《恐懼：推動世界運轉的隱藏力量》（中譯本北京聯(lián)合出版公司2019年12月）、《邊界為什么重要》，最新著作是《受到圍攻的民主：不要聽任其遭到封鎖隔離》（Democracy Under Siege: Don’t let Them Lock It 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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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essay originally appeared as “Why Lockdown has become a lifestyle” in?Spiked-online?(2021-04-30) and is translated here by per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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