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陶宛毛片,在线欧美精品XXX,aaa成人电影视频,碰碰AV网

歐陽修濮議主張的成因與北宋稽古之學的困境

作者：武建雄

來源：《原道》第38輯，陳明、朱漢民主編，湖南大學出版社2020年9月出版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庚子九月十一日癸卯

??????????耶穌2020年10月27日

?

內(nèi)容提要：北宋治平年間的濮議中，圍繞英宗生父濮王追崇典禮與稱名問題，歐陽修主張為之行典禮、稱皇考，并立廟京師。歐陽修代表政府的主張，使其成為兩制、臺諫多數(shù)官員的對立面，為時論所非，并取譏后世。

?

兩派觀點的對立，源于對相同經(jīng)文史事的不同闡發(fā)。歐陽修主張的形成，是在北宋“稽古之學”興起，意欲擺脫漢唐“傳注之學”樊籬，倡導通經(jīng)致用的思想指導下，以己意解經(jīng)，主觀發(fā)明的結(jié)果。

?

歐陽修以德與功為衡量標準、注重統(tǒng)緒傳承的正統(tǒng)史觀，支撐了其濮議主張。歐陽修主張為時論所不容，體現(xiàn)出北宋中期士人解經(jīng)流于主觀，導致背離圣人原旨，學統(tǒng)林立，異論相攪的狀況。

?

北宋“稽古之學”使經(jīng)術(shù)服務于政治的旨歸，一方面促進了思想的繁榮與多元，另一方面也造成學派叢生、黨同伐異，不但有礙于學術(shù)發(fā)展，益加擾亂朝堂，使決策難下，貽誤國事。

?

關(guān)鍵詞：歐陽修；濮議；稽古之學；傳注之學

?

北宋英宗治平年間發(fā)生的濮議，是歷史上著名的公議事件。此次事件中，執(zhí)政、臺諫、中書、兩制官員均參與其中，圍繞英宗生父追崇典禮與稱名問題，展開曠日持久的爭論，群議紛紛，喧囂擾嚷，歐陽修描述為“儒學奮筆而論，臺諫廷立而爭，閭巷族談而議”。[1]

?

濮議之爭對正常的朝堂秩序造成極大破壞，宋代史料文獻專辟“濮議”一門以記之。濮議中，歐陽修首議為濮安懿王行典禮、稱皇考，結(jié)果成為輿論中心，被臺諫為首的群臣所攻擊，致使晚年遺謗，聲名毀損。

?

身為名臣巨儒，歐陽修緣何持少數(shù)異議，而為公論所水火不容？關(guān)于此一問題，截止目前，學界的研究過多集中于禮制與權(quán)力之爭。[2]偶有以歐陽修為視角進行的研究，仍聚焦于禮制與人情。[3]

?

對于歐陽修主張的學術(shù)成因，尚未有涉足者。本文即擬梳理濮議中雙方的矛盾觀點，在此基礎(chǔ)上剖析歐陽修主張的學術(shù)成因，進而指出“稽古之學”在北宋時期遭遇的困境。

?

一、歐陽修濮議主張的孤立與評價

?

濮議之爭的發(fā)生，源于宋英宗生父濮安懿王的尊崇之禮。仁宗晚年，因膝下無子，為避免皇位繼承危機，立同祖之兄濮安懿王趙允讓之子趙曙為皇子，是為英宗。

?

英宗即位以后的治平元年（1064）五月，宰相韓琦首倡為濮王行尊崇典禮。治平二年（1065）四月，英宗病體康復，下詔禮官及待制以上集議崇奉濮王典禮一事。

?

以韓琦、歐陽修為首的宰執(zhí)與中書，與以王珪、呂誨為首的兩制、臺諫形成了尖銳對立。前者主張宜為濮王行典禮，稱其為“皇考”；后者主張不宜行典禮，應稱濮王為“皇伯”。一時群議洶洶，交章累奏，爭執(zhí)不下。

?

危急之際，五月，英宗降詔罷集議，“令有司博求典故，務合《禮經(jīng)》以聞?！盵4]在征稽經(jīng)典的過程中，形成歐陽修一人與臺諫為首的百官對壘的局面。

?

治平三年（1066），英宗與太后各自妥協(xié)，下詔稱親，并即園立廟，意欲平息事態(tài)。但爭論依舊異常激烈，章疏累奏三十余狀。歐陽修為人所詬病，也由此形成。

?

濮議中歐陽修主張緣何與公論對立？要說明此一問題，須基于雙方奏議進行考察。關(guān)于濮議奏議，目前收錄最全的文獻是《續(xù)資治通鑒長編》與《宋朝諸臣奏議》，二書分別收35狀與34狀。另外，歐陽修別集中，也有“濮議”四卷。從這些奏議中，可以一窺雙方抵牾之所在。

?

歐陽修的主張，主要陳述于《議濮安懿王典禮札子》。歐陽修此文代表政府立場，闡述了為濮安懿王行典禮、稱皇考且立廟京師的主張，其論據(jù)謂：

?

“按《儀禮﹒喪服記》曰：‘為人后者為其父母報。’報者，齊衰期也。謂之降服，以明服可降，父母之名不可改也。又按《開元》、《開寶禮》、國朝《五服年月》、《喪服令》皆云：‘為人后者為其所生父齊衰，不杖期?！w以恩莫重于所生，故父母之名不可改；義莫重于所繼，故寧抑而降其服。

?

按《漢書》宣帝父曰悼皇考，初稱親，謚曰悼，置奉邑寢園而已。其后改親稱皇考，而立廟京師?；士颊哂H之異名爾，皆子稱其父之名也，漢儒初不以為非也?！盵5]

?

歐陽修引用的論據(jù)，主要有二：一是據(jù)經(jīng)書與典章制度，主要是《儀禮》與唐宋禮典；二為據(jù)史實，漢宣帝追稱生父為親與皇考，并立廟京師。

?

歐陽修認為：首先，《儀禮》“為人后者為其父母報”，意思是過繼之子，在生父母去世以后，衰期雖然降為一年，但父母之名號不可更改；其次，過繼之子為帝王者，追稱生父為皇考并立廟京師者，有漢宣帝為先例。

?

歐陽修奏論一出，旋即引起朝堂輿論強烈反彈。從治平二年（1065）十月之后的三個月間，臺諫、兩制交章駁議。限于篇幅，茲僅錄其主要成員的核心觀點如下。

?

翰林學士王珪謂：“按《儀禮喪服》：‘為人后者，為其父母報。’《傳》曰：‘何以期也？不貳斬也。何以不貳斬也？特重于大宗者，降其小宗也?！亍h以來帝王有自旁支入承大統(tǒng)者，或推尊父母以為帝后，皆見非當時，取議后世?！盵6]

?

侍御史呂誨謂：“《儀禮》：‘為人后者，為其父母報?！w為大宗后，當為大宗斬，還為小宗期。不貳斬，明于彼而判于此也。如漢宣、光武皆稱父為皇考者，二帝上承本宗，皆非旁繼，于今事體略不相類?！盵7]

?

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司馬光謂：“《儀禮》，《令》文、《五服年月敕》皆云‘為人后者，為其父母報’，即出繼之子，于所繼、所生皆稱父母。臣按禮法須指事立文，使人曉解。今欲言為人后者，為其父母之報，若不謂之父母，不知如何立文。

?

‘漢宣帝、光武皆稱其父為皇考?！及葱鄢姓训壑螅詫O繼祖，故尊其父為皇考，而不敢尊其祖為皇祖考，以其也昭帝昭穆同故也。光武起布衣，誅王莽，親冒矢石以得天下，名為中興，其實創(chuàng)業(yè)，雖自立七廟，猶非太過，況但稱皇考，其謙損甚矣?！盵8]

?

從以上材料可以看出，反對派引用了與歐陽修相同的經(jīng)史依據(jù)，認為《儀禮﹒喪服》“為人后者為其父母報”所指圣人之意，是要有意讓出繼之子在生父與養(yǎng)父的服喪之禮與稱名之間作輕重之別，不可并稱二父，而且認為漢宣帝推尊生父母為帝后，一則當時就引起非議，二則漢宣帝入繼的情況與英宗并不相類。

?

濮議之爭中，正反兩派使用相同的經(jīng)史依據(jù)，卻得出了相反的結(jié)論。雙方孰是孰非，不妨先來考察一下時論與后世評價。

?

首先，從持論人數(shù)看，反對稱皇考、稱親的臺諫、兩制、禮官占絕大多數(shù)，代表了公論；主張稱皇考、稱親的政府與中書為數(shù)甚少，處境孤立。

?

其次，兩宋以及后世論者對歐陽修主張多持否定意見。當朝批評歐陽修者，如呂大防、范純?nèi)?、趙瞻謂：“歐陽修首開邪議，妄引經(jīng)證，以枉道悅?cè)酥鳎越撓鹊?，欲累濮王以不正之號，將陷陛下于過舉之譏”；[9]

?

呂誨謂：“歐陽修首啟邪議，詿誤圣心”；[10]傅堯俞謂：“歐陽修違負先帝，啟不正之論，倚恃君相有泰山之固……重兩宮之過，貽萬世之譏”。[11]

?

如果說當朝批評者，尚挾帶政治利益而出于私心的話，后世批評者言論，當可以為是非定論?！吨熳诱Z類》記錄朱熹與弟子門人議濮議時，說：“歐公說固是不是，辨之者亦說得偏”。[12]

?

明代謝肇淛說：“世之所非而實是者，歐陽濮議是也”，[13]認為歐陽修逆公論所非而為是。明清之際的王夫之則更犀利地批評歐陽修：“歐陽永叔之濮議，大不可而有害于世”。[14]

?

相比之下，顧炎武的批評則顯得委婉得多。[15]顧炎武指出，歐陽修犯了認識錯誤，一則《儀禮》之圣人本意，并非指出繼之子一時并稱二父母，二則忽略了皇室本身的特殊性。

?

也有對濮議雙方爭執(zhí)均持否定意見者。如皮錫瑞認為：“宋濮議，明大禮議，舉朝爭論，皆無一是，激成明黨，貽誤國家，尤非知禮者也”。[16]現(xiàn)代學者陳良也認為：“‘濮議’并非什么大不了的事情”[17]可見，無論單純否定歐陽修，抑或?qū)Χ咭桓欧穸ㄕ?，歐陽修的主張均難以得到輿論支持。

?

二、歐陽修濮議主張的學理成因

?

濮議中，歐陽修與反對派引用相同經(jīng)史依據(jù)，卻形成互相對立的觀點。造成這種抵牾的原因是什么呢？對此須從兩派解釋經(jīng)史的學理方法上加以考察。

?

首先，以釋經(jīng)視角看，反對派多采漢唐傳注之說，歐陽修則更多主觀發(fā)明。《儀禮﹒喪服》“為人后者為其父母，報”之傳文為：“何以期也？不貳斬也。何以不貳斬也？持重于大宗者，降其小宗也。為人后者孰后？后大宗也。曷為后大宗？大宗者，尊之統(tǒng)也?！盵18]

?

唐代賈公彥疏為：“此謂其子后人反來為父母在者，欲其厚于所后，薄于本親，抑之，故次在孫后也?！盵19]從傳、疏文看，其解釋基本一致，即小宗之子承繼大宗之統(tǒng)，要持重于大宗而降其小宗，“厚于所后，薄于本親”。

?

這一認識的潛在邏輯是，出繼之子如若對生父與繼父均等而視之，且稱名相同，即會出現(xiàn)“兩統(tǒng)二父”的矛盾。而“厚于所后，薄于本親”，正為避免此一尷尬狀況，提出了巧妙的解決路徑。

?

對濮議而言，按漢唐經(jīng)學的邏輯，宋英宗理應尊仁宗為正統(tǒng)，而薄于濮王之小宗。事實上，《儀禮》傳疏文的解釋，正是反對派王珪、呂誨援引的依據(jù)。臺諫官員的奏疏，更直接引用了傳疏原文。這說明，濮議中公論所持意見，與宋前經(jīng)學家的解讀并無齟齬。

?

相形之下，歐陽修的主張卻無傳疏之說可以稽考。他在首議為濮王行典禮的奏議中，對《儀禮》的解釋，出于個人主觀發(fā)明。

?

而其自辯文《濮議序》，觀點亦未圍繞《儀禮》經(jīng)傳文展開：“濮議之興也，人皆以為父可絕，是大可怪駭者也。”“濮園之議，皆當世儒臣學士之賢者，特以為人后之禮，世俗廢久，卒然不暇深究其精微，而一議之失，出于無情，未足害其賢。惟三數(shù)任言職之臣，挾以他事，發(fā)于憤恨，厚誣朝廷而歸惡人主，借為奇貨以買名?！盵20]

?

歐陽修對經(jīng)文避而不釋，認為濮議興起時“人皆以為父可絕”的說法，并不符合事實。其時公議的主張，只是認為出繼之子并稱小宗生父與大宗繼父，有兩統(tǒng)二父之嫌，與禮制、倫理違悖。

?

歐陽修的發(fā)明，明代史書評曰：“按《禮經(jīng)》：本生父母對所后父母而言，大禮無是文也。惟歐陽修濮議摘《喪服傳》‘為所后者’二字，因開元開寶禮文有所生父，遂每以所生所后為言?！盵21]

?

歐陽修又將公議反對“皇考”說者，稱為“以奇貨買名”，顯然轉(zhuǎn)移了矛盾，避重就輕。明人羅大經(jīng)批評曰：“歐公此論，卻欠反思。若如此，則前此己為諫官侍從時，每事爭辯，豈亦是貪美名、求奇貨、尋好題目耶！”[22]可見，歐陽修的主張，并未謹于經(jīng)典而發(fā)。

?

其次，從釋史的角度考察，歐陽修立論的依據(jù)，源于其獨異的正統(tǒng)史觀。濮議之爭中，對立雙方均引用漢宣帝史實。按《后漢書》載，“漢興，高皇帝尊父為太上皇，宣帝號父為皇考。序昭穆，置園邑。”[23]

?

漢宣帝追稱生父史皇孫為“皇考”，這樣的做法是否為時人所接受？《后漢書》載“時議有異”，《漢書﹒五行志》載：“初，宣帝為昭帝后而立父廟，于禮不正”，[24]又《漢書﹒韋賢傳》載：“諫大夫更始等十八人以為皇考廟上序于昭穆，非正禮，宜毀?！?o:p>

?

可見，漢宣帝的做法，在當時并不為公論所容。因此，濮議反對派認為漢宣帝的做法不值得參考，“見非當時，取議后世”，采取了歷史的主流評價。

?

相比之下，濮議中歐陽修持“皇考”并京師立廟的說法，便值得推敲。歐陽修認為漢宣帝的做法“漢儒初不以為非也”，與史書的記載并不一致。那么，歐陽修緣何不避“兩統(tǒng)二父”之嫌，認為“宗統(tǒng)”可以納入“君統(tǒng)”呢？筆者以為，與歐陽修本人的正統(tǒng)史觀有關(guān)。

?

在北宋史學家中，歐陽修是見解獨異的一位。他重修《唐書》與《五代史》，表現(xiàn)出獨特的正統(tǒng)史觀，尤其是關(guān)于歷史的統(tǒng)續(xù)問題。歐陽修著有《正統(tǒng)論序論》《正統(tǒng)論》《原正統(tǒng)論》《明正統(tǒng)論》四文，專門闡述其正統(tǒng)史觀。[25]

?

歐陽修從“德”與“功”考察，將國家地理意義上的統(tǒng)一與道義上的守正，作為衡量正統(tǒng)者的標準。他認為，居正統(tǒng)者只要具備德與功之一即可，他說：“自古王者之興，必有盛德以受天命，或其功澤被于生民，或累世積漸而成王業(yè)，豈偏名于一德哉？”[26]

?

由此出發(fā)，他將李昉《五代史》中黜為偽統(tǒng)的后梁納入正統(tǒng)，且將“德不足而功力勝”的秦、晉、隋，“終始不得其正，又不能合天下于一”的魏與五代均納入正統(tǒng)。

?

可見，歐陽修的正統(tǒng)范疇較為寬泛，故有學者認為其為“分裂割據(jù)時期的正統(tǒng)問題提供了一條解決之道”。[27]的確，歐陽修將五代梁、唐、漢、晉、周，或代續(xù)、或并存的王朝均列為正統(tǒng)，表現(xiàn)出其正統(tǒng)觀異于時論的包容性。

?

他在納梁為正統(tǒng)時解釋說：“五代之得國者，皆賊亂之君也。而獨偽梁而黜之者，因惡梁者之私論也?！蛄汗滩坏脼檎y(tǒng)，而唐、晉、漢、周何以得之？”[28]

?

歐陽修在承認五代之立國者皆為“賊亂之君”的前提下，認為先取代唐政權(quán)的是后梁，后唐只是滅梁之后才立國。因而，正統(tǒng)的承續(xù)是，由唐而后梁，由后梁而后唐。這一統(tǒng)續(xù)的鏈條上，只要承認其中之一為正統(tǒng)，其余皆不得廢黜。注重統(tǒng)續(xù)傳承的終始，是歐陽修正統(tǒng)史觀的核心之一。

?

歐陽修的正統(tǒng)史觀，決定了他勢必在濮議中持追崇濮王立場。歐陽修以德與功為衡量手段，注重統(tǒng)續(xù)傳承的歷史觀，投射于北宋皇室，結(jié)果是：

?

第一，“圣德恭儉，舉動無差失”的英宗，德已足備，至于功勝與不勝，對于納入正統(tǒng)而言，已經(jīng)無關(guān)緊要；第二，英宗為正統(tǒng)，其生父家族譜系構(gòu)成鏈條上的祖、父、子均應納入正統(tǒng)。

?

在這樣的前提下，追稱生父為皇考，便是必然的結(jié)果。正是基于此，歐陽修認為：

?

“蓋自有天地以來，未有無父而生之子也，既有父而生，則不可諱其所生矣。……故為人后者承其宗之重，任其子之事，而不得復歸于本宗，其所生父母亦不得往與其事。至于喪服，降而抑之，一切可以義斷。惟其父母之名不易者，理不可易也，易之則欺天而誣人矣。”[29]

?

歐陽修從父子倫理出發(fā)，認為父母之名不可改，進而推導出英宗不可改稱生父濮王為“皇伯”，而應稱“皇考”，與他正統(tǒng)史觀的邏輯高度一致。

?

但是，皇室譜系的稱名有異于世俗，將濮王尊稱為“皇考”，在倫理上出現(xiàn)的“兩統(tǒng)二父”的尷尬，與《禮記》“國無二君，家無二尊”的圣人之義明顯矛盾，歐陽修顯然有意規(guī)避了這一問題。

?

三、稽古之學及其在北宋的困境

?

學術(shù)史上，歐陽修對經(jīng)史解讀的發(fā)明，屬于北宋“稽古之學”的范疇?！盎胖畬W”由北宋陳瓘提出。宋徽宗時，陳瓘在《乞讀<資治通鑒>》中言：“臣謂人君稽古之學，一經(jīng)一史。經(jīng)則守之而治身，史則考之而應變?！盵30]陳瓘所言的“人君稽古之學”，主體其實是士人，其目的是為了“治身”與“應變”。

?

“稽古之學”為有裨于治政的經(jīng)史之學，具有明確的治世旨歸?！盎攀枪糯骰记按ト艘孕奚?、治政的傳統(tǒng)，在后世的實踐中，因參與主體擴大至士人，行為對象兼及經(jīng)史，而表現(xiàn)出治政與治學的不同趨向。”[31]

?

堯舜禹即稽考前代圣人，以求治世?！渡袝贰案尢罩儭薄按笥碇儭迸c“周官”中均有記載，如：“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nèi)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盵32]

?

上古稽古為了“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具有明確的政治旨歸。漢至唐時，稽古主體下移至士人學者，稽考對象兼及經(jīng)史，在旨歸上表現(xiàn)出治政與治學兩種趨向，形成后世之經(jīng)學與史學。

?

北宋時，適應王朝求治需要，學術(shù)發(fā)生重大轉(zhuǎn)向，強調(diào)通經(jīng)以致用。胡瑗最早倡學術(shù)“明體達用”，[33]王安石也說：“經(jīng)術(shù)者，所以經(jīng)世務也。果不足以經(jīng)世務，則經(jīng)術(shù)何所賴焉？”[34]“稽古之學”的形成，即為經(jīng)史之學在宋代轉(zhuǎn)向的產(chǎn)物。

?

“稽古之學”的本質(zhì)，是宋儒欲突破漢唐“傳注之學”的樊籬，用自我發(fā)明探求圣人原義。“稽古之學”針對“傳注之學”而提出，南宋時，徐經(jīng)孫在經(jīng)筵講稿中道：“臣聞有帝王稽古之學，有諸儒傳注之學，稽古所以考古人經(jīng)世之大業(yè)，傳注所以釋古書垂世之大義?！盵35]

?

徐經(jīng)孫將“稽古之學”與“傳注之學”對舉，實質(zhì)上是將經(jīng)史之學以漢唐為界，與宋代相區(qū)別。因為，歷史上并不存在單純?yōu)閷W術(shù)的經(jīng)史之學，而為治世的稽古本身也是一種學術(shù)行為，因此二者并非矛盾、排異的關(guān)系。

?

需要指出，“傳注”歷來被視為漢唐經(jīng)學的主要方法，其特點在于嚴守圣人經(jīng)義，力求疏不破注、注不破傳。這種拘于章句訓詁的解經(jīng)之法，至北宋廣被置疑。神宗時王安石感嘆：“學者不知古之所以教，而蔽于傳注之學也久矣?！盵36]

?

哲宗時畢仲游也認為熙寧、元豐之進士，“謂傳注之學不足決得失，則益以《新說》。”[37]宋儒不滿于漢唐“傳注之學”，而標舉稽古之學，意欲稽考經(jīng)籍原典以直達義理。

?

陳瓘即言：“凡欲解經(jīng)，必先返諸其身，而安措之天下而可行。然后為之說焉，縱未能盡圣人之心，亦庶幾矣。若不如是，雖辭辨通暢，亦未免鑿也。”[38]

?

這個說法準確地刻畫出宋儒解經(jīng)的心理。劉培亦指出：“（宋儒）從根本上把握儒學的精神，就得擺脫章句之學的束縛，甚至擺脫儒家元典和經(jīng)典化了的傳注的束縛，依己意揣摩圣人奧旨?！盵39]

?

因此，北宋“稽古之學”的新變在于，從方法上割斷了學術(shù)后先傳承的脈絡(luò)，以自我發(fā)明把捉圣人精神。

?

獨立解經(jīng)、發(fā)明經(jīng)義，是北宋“稽古之學”所具有的普遍特征。宋代經(jīng)史之學被稱為“宋學”，以與傳注為主的“漢學”相對，周予同概括為：“宋學以孔子為哲學家，以《六經(jīng)》為孔子載道之具，所以偏重于心性理氣，其特色為玄想的，而其流弊為空疏?！盵40]

?

北宋立國于五代割據(jù)之上，帝王士人革新政治、復興儒學意愿強烈。尤其慶歷新政始，為解決王朝積弊，獨立解經(jīng)風潮興起，其結(jié)果是學統(tǒng)四起，形成新學、洛學、蜀學、朔學四大學派。

?

這些學派的出現(xiàn)，無不使解經(jīng)主觀化與個性化，朔學代表司馬光主張“小人治跡，君子治心”，注重治心與格物；蜀學代表蘇軾倡“性命”之說，他說：“命，令也，君之命曰令，天之令曰命。性之至者，非命也，無以名之，而寄之命耳”；

?

洛學代表二程主張治經(jīng)要“識義理”，識義理“須先識仁”；[41]新學代表王安石主張“性情為一”，認為“性者情之本，情者性之用”。[42]解經(jīng)的個性化，促進了漢唐以來經(jīng)學的分化，使一元化的思想格局被打破，形成學派競相林立的局面。

?

以方法而論，歐陽修濮議對經(jīng)史的解讀，體現(xiàn)的正是宋代“稽古之學”獨立闡發(fā)的精神。作為新經(jīng)學的代表人物，他主張“以經(jīng)為正而不汩于章讀箋詁”，[43]故而形成其獨異于公論的主張。

?

“稽古之學”強調(diào)通經(jīng)致用，要有裨于帝王“修身”與“應變”，歐陽修正好貫徹了這一原則。治平二年（1065），英宗病愈后處理的首務即為濮議，可見其追尊濮王的動機十分明顯。歐陽修對經(jīng)史的解讀，正是有利于英宗的。這樣，他的解經(jīng)便存在主觀上取悅帝王的可能。

?

反對派深諳此理，呂誨即奏斥其“茍悅圣情”，臺諫又集體指其“以枉道悅?cè)酥?，以近利負先帝?！迸_諫的言論不免過激，但公論所向，在一定程度上確實反映了事實。

?

明清之際，黃宗羲亦指出：“雖歐公尚以不讀書為所俏，而歐公不敢怨之”。[44]不從學理出發(fā)，解經(jīng)便只能流于經(jīng)驗與主觀，這與學術(shù)的精神是相背的。

?

稽古之學有裨于治政的旨歸，助長了北宋文士主觀解經(jīng)的勇氣，各家大膽釋經(jīng)，導致眾說林立、思想多元，勢必使新說背離經(jīng)典，招致時論與后人非議。事實上，北宋四大學派亦莫不為人所詬病。

?

朱熹批評蘇軾：“蘇氏不知仁知之根于性，顧以仁知為妄見，乃釋、老之說。圣人之言，豈嘗有是哉！”[45]呂希哲認為新學為無稽之論：“王介甫解經(jīng)，皆隨文生義，更無含蓄。學者讀之，更無可以消詳處，更無可以致思量處?！盵46]

?

黃百家批二程洛學“背卻遠去”“滯泥不通”“徒費心力”。[47]流于經(jīng)驗的主觀解經(jīng)，本求把捉圣人原義，但主體個性修養(yǎng)與認識水平的差異，導致眾說林立，結(jié)果是背離圣人經(jīng)旨原義愈遠。

?

可見，北宋稽古之學的興起，促進了經(jīng)史之學趨于繁榮，也使自身置于尷尬困局。獨立解經(jīng)，使思想流于多元；通經(jīng)致用，又使學術(shù)背離理性與客觀。政治與學術(shù)捆綁摻雜，不僅造成“異論相攪”的局面，對帝王治政而言，亦使是非不明、決策難下。

?

對文士群體而言，又派系叢生，黨同伐異，競相詆訐。稽古之學在帝王政治與儒者治學之間求取平衡，稍有傾斜，即激起黨議，釀成黨禍。非獨濮議如此，慶歷黨議、熙豐黨爭、洛蜀黨議亦莫不如是。

?

士人詆訐相爭，不僅有礙于學術(shù)發(fā)展，更貽誤了政事。后人譏宋廷：“議論未定，兵已渡河”。[48]紀昀將宋人稽古之學斥為“偽學”，并與宋代亡國相聯(lián)系，說“宋亡于偽學”。[49]紀昀的說法未免過激，但宋代稽古之學所致黨禍迭起，確實為王朝覆滅提供了助力。

?

綜上所論，歐陽修濮議主張，是稽古之學興起的時代語境下，對經(jīng)史進行獨立闡發(fā)，通經(jīng)以致用，從而做出的有利于當朝帝王政治的解釋。歐陽修主張為時論與后世所不容的孤立狀況，反映了稽古之學在北宋所造成的困局。

?

學術(shù)與政治關(guān)聯(lián)，擺脫傳注之學束縛自由解經(jīng)，一方面致儒學復歸加速，稽古之學趨于繁榮；另一方面造成學統(tǒng)林立，思想多元，門派叢生，黨同伐異，釀為黨禍而妨礙學術(shù)，并貽誤政事。

?

濮議作為儒學轉(zhuǎn)折進程中步履維艱的個案，反襯出王權(quán)一統(tǒng)的社會，思想輿論的一元化，對于朝政穩(wěn)定與國家治理實屬大為必要。

?

注釋：
?
[1]《歐陽修全集》卷65，中華書局2001年版，第954頁。
?
[2]有學者對濮議進行本質(zhì)探討，認為濮議之爭的實質(zhì)在于禮制之爭，如郭艷麗：《從濮議之爭看北宋對傳統(tǒng)禮制的承傳與變通》，《阜陽師范學報學報》2012年第9期；丁功誼：《人情與禮制的沖突——濮議中的歐陽修》，《寧夏社會科學》2013年第3期。有學者提出濮議只是名號之爭，“并非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如陳良：《濮議之爭的思考》，《中國紀檢監(jiān)察報》2016年12月26日。有學者對濮議事件進行現(xiàn)象分析，認為濮議反映了文人之爭，如王旭、劉瑩：《從濮議看北宋英宗時期的文人之爭》，《蘭州教育學院學報》2016年第10期。有學者認為濮議反映了士大夫群體的分化，如張鈺翰：《北宋中期士大夫集團的分化：以濮議為中心》，《宋史研究論叢》2013年卷。有學者認為濮議反映出宋代禮學的轉(zhuǎn)向，見王云云：《北宋禮學的轉(zhuǎn)向——以濮議為中心》，《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2期。
?
[3]參見丁功誼：《人情與禮制的沖突——濮議中的歐陽修》，《寧夏社會科學》2013年第3期。
?
[4]楊仲良：《資治通鑒長編紀事本末》卷55，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版，第1751頁。
?
[5]趙汝愚：《宋朝諸臣奏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867-1868頁。
?
[6]趙汝愚：《宋朝諸臣奏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958頁。
?
[7]趙汝愚：《宋朝諸臣奏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962頁。
?
[8]趙汝愚：《宋朝諸臣奏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964頁。
?
[9]趙汝愚：《宋朝諸臣奏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965頁。
?
[10]趙汝愚：《宋朝諸臣奏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970頁。
?
[11]趙汝愚：《宋朝諸臣奏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975頁。
?
[12]朱熹：《朱子語類》卷107，黎靖德編，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2668頁。
?
[13]謝肇制：《五雜俎》卷14，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421頁。
?
[14]王夫之：《讀四書大全說》卷2，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89頁。
?
[15]顧炎武：《日知錄集釋》卷5，黃汝成集釋，花山文藝出版社1990年版，第256頁。
?
[16]皮錫瑞：《經(jīng)學通論·三禮》，中華書局1954年版，第26頁。
?
[17]陳良：《“濮議”之爭的思考》，《中國紀檢檢察報》2016年12月26日。
?
[18]《儀禮注疏》卷30，李學勤主編，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578頁。
?
[19]《儀禮注疏》卷30，李學勤主編，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578頁。
?
[20]《歐陽修全集》卷65，中華書局2001年版，第954-955頁。
?
[21]《明世宗實錄》卷40，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1962年版，第1018頁。
?
[22]羅大經(jīng)：《鶴林玉露》，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260頁。
?
[23]范曄：《后漢書》卷55，中華書局2000年版，第1218頁。
?
[24]班固：《漢書》卷27，中華書局2000年版，第1096頁。
?
[25]《歐陽修全集》卷16，中華書局2001年版，第267頁。
?
[26]《歐陽修全集》卷65，中華書局2001年版，第268頁。
?
[27]毛欽：《歐陽修<正統(tǒng)論>的史學價值》，《珞珈史苑》2014年卷。
?
[28]歐陽修：《正統(tǒng)論下》，《歐陽修全集》卷16，中華書局2001年版，第273頁。
?
[29]《歐陽修全集》卷123，中華書局2001年版，第1869頁。
?
[30]趙汝愚：《宋朝諸臣奏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58頁。
?
[31]武建雄：《宋代“稽古之學”考論及其學術(shù)史意義》，《北京社會科學》2019第5期。
?
[32]《尚書正義》，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481-482頁。
?
[33]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卷1044，上海辭書出版社2006年版，第220頁。
?
[34]楊仲良：《皇宋通鑒長編紀事本末》，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045頁。
?
[35]徐經(jīng)孫：《宋學士徐文惠公存稿》，線裝書局2004年版，第248頁。
?
[36]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卷1398，上海辭書出版社2006年版，第282頁。
?
[37]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卷2389，上海辭書出版社2006年版，第214頁。
?
[38]《黃宗羲全集﹒宋元學案》，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1210頁。
?
[39]劉培：《經(jīng)世致用與激勵名節(jié)——北宋中期的儒學復興與辭賦創(chuàng)作》，《社會科學輯刊》2014年第1期。
?
[40]周予同：《經(jīng)學歷史·序言》，皮錫瑞：《經(jīng)學歷史》，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3頁。
?
[41]《黃宗羲全集﹒宋元學案》，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653頁。
?
[42]王安石：《臨川先生文集》卷67，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715頁。
?
[43]《歐陽修全集》卷123，中華書局2001年版，第260頁。
?
[44]《黃宗羲全集﹒宋元學案》，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266頁。
?
[45]《黃宗羲全集﹒宋元學案》，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858頁。
?
[46]《黃宗羲全集﹒宋元學案》，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806頁。
?
[47]《黃宗羲全集﹒宋元學案》，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762頁。
?
[48]趙爾巽等：《清史稿》卷218，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9027頁。
?
[49]《論學會》，梁啟超：《飲冰室合集》第1冊，中華書局1988年版，第32頁。

?

武建雄，山東師范大學文學院古代文學專業(yè)博士研究生，濱州學院人文學院講師，日本九州大學文學部中國文學研究室訪問學者。

?

責任編輯：近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