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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王魯”說芻議：以董仲舒為中心

作者：楊運(yùn)籌（同濟(jì)大學(xué)人文學(xué)院博士研究生）

來源：《原道》第38輯，陳明、朱漢民主編，湖南大學(xué)出版社2020年8月出版

時(shí)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庚子九月十一日癸卯

??????????耶穌2020年10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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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nèi)容提要：《春秋繁露》中，董仲舒提出了“王魯”說?！巴豸敗保匆贼敾蚣偻恤敒橥??！巴豸敗闭f遠(yuǎn)承孔子“變魯”說，所謂“齊一變至于魯，魯一變至于道”，“變魯”，即變魯至于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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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魯”又與“絀夏”“新周”“故宋”相聯(lián)，王魯，即魯繼周為新王，它符合三統(tǒng)循環(huán)、文質(zhì)相復(fù)的王朝更迭理則。董仲舒等漢人論定“王魯說”一方面是上探孔子“緣?mèng)斠匝酝趿x”的微旨，另一方面是要處理漢代秦而興的合法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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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具體處理漢朝代秦而興的解釋學(xué)說時(shí)，“三統(tǒng)循環(huán)”之外尚有“五德終始”，兩者是聯(lián)系在一起的，并且彼此沖突。出于勾銷秦統(tǒng)，為漢立法的意圖，董仲舒采用“三統(tǒng)循環(huán)”而不取“五德終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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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zhì)言之，漢為新王，直接上承三代，而非接續(xù)秦統(tǒng)。魯和漢皆是“新王”，故而，董仲舒申述“王魯”說，內(nèi)里映照的實(shí)際是王漢，以漢為新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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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guān)鍵詞：春秋；王魯；孔子；董仲舒；王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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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遷自陳其作史之因由，乃是上承孔子而紹法《春秋》，論《春秋》有言道：“撥亂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數(shù)萬，其指數(shù)千。”（《史記·太史公自序》）司馬遷師事董仲舒，論“春秋”多襲用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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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其人精于“春秋”：“故漢興至于五世之間，唯董仲舒名為明于春秋，其傳公羊氏也。”（《史記·儒林列傳》）董仲舒在闡發(fā)“春秋大義”中，提出了“王魯說”，《三代改制文》“故《春秋》應(yīng)天之作新王之事，時(shí)正黑統(tǒng)，王魯，尚黑，絀夏，親周，故宋?！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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踵繼董仲舒，何休積數(shù)年之力撰成《春秋公羊解詁》，專門發(fā)揚(yáng)春秋義法，“王魯說”被列入“三科九旨”中的“一科三旨”，“新周，故宋，以《春秋》當(dāng)新王”，[2]“《春秋》托新王受命于魯”。[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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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春秋》當(dāng)新王”就是“王魯”。何休之后，“王魯說”遂成為后來公羊家說解“春秋”的定論。[4]那何謂“王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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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董子“王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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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論說“王魯”，依《春秋繁露》，顯見的除上文所引《三代改制文》，另有《俞序》與《奉本》，說法略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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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序》有：“仲尼之作春秋也，上探正天端，王公之位，萬民之所欲，下明得失，起賢才，以待后圣，故引史記，理往事，正是非，見王公，史記十二公之間，皆衰世之事，故門人惑，孔子曰：‘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以為見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盵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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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本》有：“孔子曰：‘吾因行事，加吾王心焉，假其位號(hào)，以正人倫，因其成敗，以明順逆?！势渌?，則桓文行之而遂，其所惡，則亂國行之終以敗。故始言大惡，殺君亡國，終言赦小過，是亦始于粗粗，終于精微，教化流行，德澤大洽，天下之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少過矣，亦譏二名之意也?！盵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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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兩次提到孔子作《春秋》，因行事以加王心。在《奉本》中，“王魯”被稱之為“緣?mèng)斠匝酝趿x”：“夫至明者，其照無疆，至晦者，其闇無疆；今春秋緣?mèng)斠匝酝趿x，殺隱、桓以為遠(yuǎn)祖，宗定、哀以為考妣，至尊且高，至顯且明，其基壤之所加，潤澤之所被，條條無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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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是常數(shù)十年，鄰之幽人近其墓而高明。大國齊、宋，離不言會(huì)。微國之君，卒葬之禮，錄而辭繁；遠(yuǎn)夷之君，內(nèi)而不外。當(dāng)此之時(shí)，魯無鄙強(qiáng)，諸侯之伐哀者皆言我，邾婁庶其、鼻我、邾婁大夫，其于我無以親，以近之故，乃得顯明；隱、桓、親春秋之先人也，益師卒而不日；于稷之會(huì)，言其成宋亂，以遠(yuǎn)外也；黃池之會(huì)，以兩伯之辭，言不以為外，以近內(nèi)也?！盵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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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是常數(shù)十年，鄰之幽人近其墓而高明”與“大國齊、宋，離不言會(huì)”兩句歷代名家皆無確解，蘇輿以為兩句有脫誤，不知確否，即便是也不影響對(duì)文義的整體性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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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jié)合以上《俞序》與《奉本》的兩段話，可知董仲舒的意思是：因有王心，故“緣?mèng)斠匝酝趿x”，孔子之作《春秋》，是假借魯史來寄寓改制的王法，這正是對(duì)王魯說的發(fā)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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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現(xiàn)有的文字材料看，“王魯說”首見于董仲舒。董氏自有師承，“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與其子平，平傳與其子地，地傳與其子敢，敢傳于其子壽。至漢景帝時(shí)，壽乃共弟子齊人胡毋子都著于竹帛，與董仲舒。皆見于圖讖?！盵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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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夏，即卜商，為孔子弟子，從子夏至公羊壽，計(jì)有五代，董仲舒師出公羊壽，為公羊正傳。換言之，董仲舒之學(xué)脈可以上溯孔子。經(jīng)分今古，漢武帝設(shè)立的五經(jīng)博士，乃至宣帝時(shí)共存的十四博士，都屬于今文。今文經(jīng)師授源流，都可上達(dá)孔子，董仲舒之公羊?qū)W只為其中之一。與今文經(jīng)相比，古文經(jīng)無師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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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古文經(jīng)無師授也不太恰當(dāng)，古文經(jīng)也有師授，古文經(jīng)以文字、詁訓(xùn)為法解經(jīng)，古文經(jīng)師也有老師，其后更有弟子，只是古文經(jīng)不如今文經(jīng)重義法，這一點(diǎn)在《春秋》經(jīng)上體現(xiàn)尤為明顯。《春秋》有三傳，《左傳》重史實(shí)，《公羊傳》《谷梁傳》重義理，即常說的“微言大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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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dāng)然，今古經(jīng)之別也有一個(gè)時(shí)間先后，“《左氏》先著竹帛，故漢時(shí)謂之古學(xué)?！豆颉罚瑵h世乃興，故謂之今學(xué)?！盵9]《公羊傳》在未著于竹帛之前，同其他的儒家經(jīng)籍類似，靠的是口傳心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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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傳心授不能記載于籍，徐彥以為：“孔子至圣，卻觀無窮，知秦?zé)o道，將必燔書，故《春秋》之說口授子夏。度秦至漢，乃著竹帛”。[10]孔子自然不能確知身后之事，說孔子“知秦?zé)o道，將必燔書”云云，顯系推尊孔子和神化其作《春秋》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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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彥之說實(shí)出于何休：隱二年，紀(jì)子伯、莒子盟于密?！豆騻鳌吩疲骸凹o(jì)子伯者何？無聞焉爾?！焙涡萁庠疲骸把詿o聞?wù)撸洞呵铩酚懈闹苁苊?，孔子畏時(shí)遠(yuǎn)害，又知秦將燔《詩》、《書》，其說口授相傳，至漢公羊氏及弟子胡毋生等，乃始記於竹帛，故有所失也?！盵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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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傳心授當(dāng)確有其事，但無法論定其實(shí)，所能探討的只能是見之于竹帛、傳于后世的文字。[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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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羊傳》看，記載了多個(gè)公羊先師，學(xué)者已有所梳理。[13]如是說來，董仲舒公羊之學(xué)不排除有繼承自孔子、公羊先師的“微言大義”。但到底哪些是習(xí)傳的義法，哪些是董仲舒?zhèn)€人的發(fā)揮，無從考論，若是真有，習(xí)傳的和發(fā)揮的已經(jīng)融為一體，難以區(q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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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尊孔，認(rèn)為“孔子作春秋，因行事而加王心”、“緣?mèng)斠匝酝趿x”，此即王魯?！巴豸斦f”出自公羊先師還是董仲舒，不得而知。既然有所口傳心授，循著這個(gè)路徑，不禁要追問，孔子本人是否有“王魯”或者說同“王魯”有相近的表述及思想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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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孔子“變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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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答子張“十世可知也？”之問，“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論語·為政》）繼周者到底是誰？孔子沒有明確地說，只是在由殷、周二代在各自繼承前代禮制時(shí)所做的增損補(bǔ)益時(shí)，總結(jié)出了王朝更迭的一般理則。[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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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句話說，繼周者無論是誰，在禮制上都必然要遵循增損補(bǔ)益的理則，即便繼周者是魯國，也不能例外。按照潘雨廷所論，孔子一生之思想先后經(jīng)歷了“為東周”-“西周文王之德”-“堯舜之德”-“天之歷數(shù)”的變化，且在這個(gè)過程中孜孜以求“變魯”之道。[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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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魯”，孔子亦說，“齊一變至于魯，魯一變至于道?！保ā墩撜Z·雍也》）對(duì)于此章的解釋，眾說紛紜，茲列如下三種具有代表性的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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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包（咸）曰：“言齊、魯太公、周公之余化，太公大賢，周公圣人。今其政教雖衰，若有明君興之，齊可使如魯，魯可使如大道行之時(shí)。”[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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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孔子之時(shí)，齊俗急功利，喜夸詐，乃霸政之余習(xí)。魯則重禮教，崇信義，猶有先王之遺風(fēng)焉，但人亡政息，不能無廢墮爾。道，先王之道也。言二國之政俗有美惡，故其變而之道有難易。[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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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變魯而至于道者，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變齊而至于魯者，道之以政，齊之以刑。[18]這三種說法，各有偏重，大義相近。齊魯同為東方封國，但風(fēng)教差異巨大，王道與霸道、禮樂與刑政，各自變革的方法不盡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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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魯之別，如包咸所說，其來有自也。據(jù)司馬遷《史記·魯世家》記載，“魯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魯，三年而后報(bào)政周公。周公曰：“何遲也？”伯禽曰：“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然后除之，故遲?！?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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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公亦封于齊，五月而報(bào)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為也?！奔昂舐劜輬?bào)政遲，乃嘆曰：“嗚呼，魯后世其北面事齊矣！夫政不簡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歸之?！?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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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受封于魯國，本該前往封地，但武王早歿，成王年幼，周公不得已留京輔佐，同時(shí)讓自己的兒子伯禽就任魯國。伯禽治理魯國，三年有成，于是向周公述職。三年，相比于太公望三月治齊而言，周公認(rèn)為伯禽報(bào)政的速度太慢，時(shí)間太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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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禽治理魯國，“革其俗，變其禮，喪三年而后除之”，體現(xiàn)的是禮制的基本精神，“尊尊親親”，可見魯國是完全貫徹宗法禮制，所以報(bào)政遲緩。而太公治齊，“因其俗，簡其禮”，“通工商之業(yè)，便魚鹽之利”因地制宜，所以報(bào)政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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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魯一齊，治國方式迥異，頗有儒道之辨的意味。太公預(yù)言魯國日后必定臣事齊國，同樣地，周公也預(yù)言齊國“魯雖削，有齊者亦必非呂氏也?！盵19]魯在宗法禮制之下，世卿世祿，長此以往，社會(huì)發(fā)展緩慢。齊舉賢尚功，任用異姓賢才，國家權(quán)力必陷于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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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向總結(jié)說，齊有霸者之跡，魯有王者之跡。[20]值得注意的是，何以太公、周公都預(yù)言了各自的國運(yùn)，但卻不給出可能的應(yīng)對(duì)策略，任其發(fā)展呢。其實(shí)不難理解，各自的治國理念已定，國家氣象已成，況且天道不可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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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shí)間推進(jìn)到春秋之世，周室東遷，勢(shì)力一落千丈，先后出現(xiàn)五霸。齊桓公任用管仲，管仲仍然沿襲齊國舊有“伸輕重魚鹽之利，以贍貧窮，祿賢能，齊人皆悅”（《史記·齊太公世家》），爾后成為春秋首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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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桓公“尊王攘夷”，孔子極為贊許，同時(shí)推重管仲?；腹Q霸不以兵車，不是真正的不依靠兵車，試想，既要稱霸諸侯，沒有強(qiáng)大的兵車、武備絕無可能。說不以兵車，是嘉許齊桓、管仲“尊王攘夷”的“正而不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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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國因其富庶和兵力，稱霸一時(shí)，但管仲死后，迅速衰落，到孔子之世，田氏崛起，國政已經(jīng)不在宗室。這一點(diǎn)倒是和魯國相似。魯國完整繼承了西周禮制，但宮室權(quán)利逐漸被三桓攫取。三桓的行為確實(shí)不符合臣子之道，君臣名分尚在，從側(cè)面反映出禮治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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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變魯，任大司寇、隳三都，可惜的是，重振宮室宣告失敗，于是周游列國，這算是孔子變魯?shù)木唧w政治實(shí)踐。周游列國，實(shí)際上也是在尋求變魯之道。[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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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曾說“魯衛(wèi)之政，兄弟也”。（《論語·子路》）魯衛(wèi)本同為姬姓同宗，在血緣上親近。其時(shí)的衛(wèi)靈公因?qū)櫺拍献?，造成南子與衛(wèi)國世子蒯聵的沖突，致使國力日漸衰退。衛(wèi)靈公或說衛(wèi)國之所以不亡，如孔子所說，有賢人在位，衛(wèi)國所以不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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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游列國之后，孔子亦說“吾自衛(wèi)反魯，然后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保ā墩撜Z·子罕》）編訂經(jīng)籍，修訂《春秋》，孔子借魯史而言志，“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保ā妒酚洝ぬ饭孕颉罚?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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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變魯”，以齊之武備結(jié)合魯之文事，換言之，由齊國的霸道經(jīng)魯國的禮儀教化而成王道。齊國富庶，齊一變至于魯，與“富而后教”相通。王道教化，更需賢人在位輔政。齊-魯-道，魯已非春秋之時(shí)的魯，而是周室禮儀、王道的代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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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dá)至道，若用孔子自己的話來說是，“行夏之時(shí)，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yuǎn)佞人。鄭聲淫，佞人殆。”（《論語·衛(wèi)靈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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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春秋“王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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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說“王魯”，孔子“因行事以加王心”“緣?mèng)斠匝酝趿x”，可謂“變魯”的發(fā)展，有孔子修訂《春秋》用意。談“王魯”，顯然不能抽離來談，《三代改制文》中，董仲舒將“王魯”“絀夏”“新周”“故宋”并置?！敖I夏”也叫“絀杞”，杞為夏之后，魯分封大禹之后東樓公于杞地，延續(xù)夏朝的宗祀，爵位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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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統(tǒng)”是指前兩朝并己為三統(tǒng)，《春秋》托魯為王則需要將夏絀置，體現(xiàn)在《春秋》書法上是，莊公二十七年“杞伯來朝”。杞伯本應(yīng)稱“公”，此處卻稱“伯”，表明絀夏或絀杞。復(fù)次，僖公二十三年有“杞子卒”，蘇輿解釋，“始見稱伯，卒獨(dú)稱子者，微弱為徐、莒脅，不能死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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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貶稱子者，《春秋》絀杞不明，故以其一等貶之，明本非伯，乃公也。”[22]董仲舒《春秋繁露·三代改制文》認(rèn)為，這是推周為新王的體現(xiàn)。依據(jù)成例，絀夏之公為伯，大禹自然應(yīng)該并入帝皇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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絀夏之后是親周。親周或者新周，是用“親”還是“新”，蘇輿辯論甚詳，以為當(dāng)作“親周”。[23]“親周”和“新周”的討論，與《大學(xué)》“親民”“新民”類似，大學(xué)之道是通過“親民”而達(dá)到“新民”，同理，“春秋”通過“親周”達(dá)到“新周”?！洞呵铩芳嬗型恤敒橥跖c尊周兩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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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羊傳》僖公二年、僖公十四年、襄公元年、昭公四年、昭公十三年皆論及“實(shí)與而文不與”?！皩?shí)與而文不與”，實(shí)際上贊成，而文辭上不贊成。諸侯本受命于周王，沒有私自分封國家的權(quán)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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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王室東遷之后，勢(shì)力一落千丈，天子徒有虛名，無法主持天下大局以實(shí)現(xiàn)撥亂反正，又屈居于洛邑一帶，這與小國沒有差別。在這種上無天子，下無方伯的情況下，天下諸侯有相互滅亡的，有能力去救援則救援是完全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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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諸侯不得專封專討，但天子沒有實(shí)權(quán)，諸侯又可以專封專討，體現(xiàn)在《春秋》書法上就叫做“實(shí)與而文不與”。當(dāng)然，專封專討，不是任何諸侯都會(huì)得到贊許的，除非是像秉持道義的齊桓公一般方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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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與杞都是王者的后代，周初微子啟被分封在宋地，延續(xù)殷商的宗祀。絀夏后，大禹已經(jīng)歸入帝皇序列，故宋，宋就成為三統(tǒng)中的第一統(tǒng)。即是說，對(duì)新王而言，宋和周同為舊二王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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絀夏、故宋、新周，按照董仲舒的解釋，三代更迭的理則是文質(zhì)相復(fù)，三統(tǒng)循環(huán)。三代各自所尚，初見于《禮記·表記》，[24]其后解經(jīng)家各自敷衍成文，文質(zhì)相復(fù)更為明確地說明是司馬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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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道尚文，殷道尚質(zhì)，周道尚文，《春秋》改周之文，從殷之質(zhì)，一文一質(zhì)，由質(zhì)而文，由文返質(zhì)，循環(huán)往復(fù)。這應(yīng)該算得上是儒家的歷史觀或歷史哲學(xu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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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質(zhì)往往又和三統(tǒng)相聯(lián)。三代夏、殷、周，三代即是三統(tǒng)，三統(tǒng)也叫三正：“三正以黑統(tǒng)初。正日月朔于營室，斗建寅。天統(tǒng)氣始通化物，物見萌達(dá)，其色黑。故朝正服黑，首服藻黑，正路輿質(zhì)黑，馬黑，大節(jié)綬幟尚黑，郊牲黑，冠于阼，昏禮逆于庭，喪禮殯于東階之上。祭牲黑牡，樂器黑質(zh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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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不刑有懷任新產(chǎn)，是月不殺。聽朔廢刑發(fā)德，具存二王之后也。親赤統(tǒng)，故日分平明，平明朝正。正白統(tǒng)者，歷正日月朔于虛，斗建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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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統(tǒng)氣始蛻化物，物始芽，其色白，故朝正服白，首服藻白，正路輿質(zhì)白，大節(jié)綬幟尚白，旗白，大寶玉白，郊牲白，犧牲角繭。冠于堂，昏禮逆于堂，喪事殯于楹柱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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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牲白牡，薦尚肺。樂器白質(zh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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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不刑有身懷任，是月不殺。聽朔廢刑發(fā)德，具存二王之後也。親黑統(tǒng)，故日分鳴晨，鳴晨朝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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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赤統(tǒng)者，歷正日月朔于牽牛，斗建子。天統(tǒng)氣始施化物，物始動(dòng)，其色赤，故朝正服赤，首服藻赤，正路輿質(zhì)赤，馬赤，大節(jié)綬幟尚赤，旗赤，大寶玉赤，郊牲骍，犧牲角栗。冠于房，喪禮殯於西階之上。祭牲骍牡，薦尚心。樂器赤質(zh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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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不刑有身，重懷藏以養(yǎng)微，是月不殺。聽朔廢刑發(fā)德，具存二王之后也。親白統(tǒng)，故日分夜半，夜半朝正?！盵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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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論三統(tǒng)或三正的文字不少，足見董仲舒對(duì)三正的重視。如其篇目所示“三代改制”，新王朝初立的“改制”問題，“王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禮樂，一統(tǒng)于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繼人與，通以己受之于天也。”[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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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休進(jìn)一步歸納為“王者受命必徙居處，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hào)，變犧牲，異器械，明受之于天，不受于人。”[27]夏代尚黑，殷代尚白，周代尚赤，因而服飾、犧牲、器械對(duì)應(yīng)相關(guān)的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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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代建寅，以農(nóng)歷正月為歲首，殷代建丑，以農(nóng)歷十二月為歲首，周代建子，以農(nóng)歷十一月歲首。三統(tǒng)，周為天統(tǒng)，殷為地統(tǒng)，夏為人統(tǒ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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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曰天統(tǒng)，為周十一月建子為正，天始施之端也。二曰地統(tǒng)，謂殷以十二月建丑為正，地始化之端也。三曰人統(tǒng)，謂夏以十三月建寅為正，人始成之端也。”[28]十三月，正月?！洞呵铩烽_篇“元年，春，王正月”，《公羊傳》解為“王者孰謂？謂文王也?！?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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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作《春秋》，《公羊傳》從立法改制角度解析，認(rèn)為文王是奠立王道政教的受命王，《春秋》本應(yīng)“行夏之時(shí)”，但出于政教目的，沿用周正。[29]王者通三統(tǒng)，《春秋》有“王正月”“王二月”“王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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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休云：“二月、三月皆有王，二月，殷之正月頁，三月，夏之正月也，王者存二王之后，使統(tǒng)其正朔，服其服色，行其禮樂，所以尊先王，通三統(tǒng)，師法之義，恭讓之禮，于是可得而觀之?！盵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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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二月、三月采用的周正，二月是殷之正月，三月是夏之正月。《春秋》編年，對(duì)于所記載的歷史，可以從夏正、殷正、周正三個(gè)中的任何一個(gè)時(shí)間維度去看待，董仲舒、何休及其后的公羊家釋“王”為“文王”，“正月”為“周之正月”，表明了《春秋》所延用的周正內(nèi)里是包含了夏正與殷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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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周正，編年紀(jì)實(shí)系在魯國上，以魯史為經(jīng)，以他國之史為緯，不免存在“王魯”的因素或傾向，無怪乎公羊家以“王魯”解釋《春秋》與孔子修《春秋》之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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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春秋》用周歷，周歷內(nèi)含夏歷、殷歷，夏為人統(tǒng)、殷為地統(tǒng)、周為天統(tǒng)，三統(tǒng)統(tǒng)于《春秋》，通三統(tǒng)而大一統(tǒng)。以周之一統(tǒng)為大，而魯承繼周，諸國歷史系在魯國歷史上，有合于“王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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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董子“王漢”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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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言，“故《春秋》應(yīng)天作新王之事，時(shí)正黑統(tǒng)，王魯，尚黑”（《春秋繁露·三代改制文》）。三統(tǒng)循環(huán)，繼周者當(dāng)為魯，王魯也。而依據(jù)董仲舒的闡釋，固然不錯(cuò)，但顏色涉及的是“五行”，引入“五行”就要考慮五行之間的生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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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繁露》中以“五行”命名或與“五行”相關(guān)的有《五行對(duì)》《五行之義》《五行相生》《五行相勝》《五行變救》《五行五事》等數(shù)篇，此見董仲舒對(duì)“五行”的重視?！叭y(tǒng)循環(huán)”與“五行生克”是解釋王朝更迭的兩個(gè)系統(tǒng)，兩相結(jié)合不免存在沖突和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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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尚黑，黑屬水，殷尚白，白屬金，周尚赤，赤屬火，水克火，火克金，金卻不克水，不符合三統(tǒng)循環(huán)、文質(zhì)相復(fù)。如是，“三統(tǒng)”與“五行”必須分別看待，盡管“三統(tǒng)說”中含有顏色替換的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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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春秋繁露》中，董仲舒構(gòu)建了一套繁復(fù)的“五行系統(tǒng)”，其中有三次提到了“火”與“本朝”的關(guān)系，分別是《五行相生》中“南方者火也，本朝”；《五行相勝》中“夫火者，本朝”；《五行順逆》中“火者夏，成長，本朝也?！?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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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朝即是漢朝，董仲舒以為屬火德。漢朝到底屬于哪一德，漢人本身也爭(zhēng)論不休?！妒酚洝v書》記載，漢初沿襲秦歷，秦屬水德，漢亦水德；至文帝時(shí)，公孫臣認(rèn)為漢為土德。水德、土德，加上董仲舒所說的火德，就有三種說法。漢為哪一德，關(guān)乎漢王朝繼承哪一統(tǒng)，通俗地講就是漢王朝的合法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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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屬水德，尚黑，以“五行生克”論，繼秦之漢當(dāng)為土德，土克水，尚黃。這與董仲舒所說的漢為火德相抵牾。同理反推，既然“故《春秋》應(yīng)天作新王之事，時(shí)正黑統(tǒng)，王魯，尚黑”（《春秋繁露·三代改制文》），那么繼承周的就應(yīng)該是尚黑的秦，從歷史看，繼周的本來秦，而經(jīng)文寫“王魯，尚黑”，如何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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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人世代居住于偏遠(yuǎn)的西陲，了解和運(yùn)用“五行說”卻甚早。秦襄公始祭白帝，德公祭青帝，靈公祭黃帝和炎帝，始皇之時(shí)更有人論黃帝為土德、夏為木德、殷為金德，周為火德，秦變周當(dāng)為水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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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齊威、宣之時(shí)，鄒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yùn)，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保ā妒酚洝し舛U書》）“五德終始說”本由戰(zhàn)國齊人鄒衍所創(chuàng)，鄒衍頗有聲名，受到各國國君的禮遇，以至于司馬遷感嘆道：“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于齊梁同乎哉！”（《史記·孟子荀卿列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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鄒衍之學(xué)說也因之而流布甚廣，始皇采用也在情理之中。與“五行”相配，秦國采用顓頊歷，顓頊歷建亥，以農(nóng)歷十月為歲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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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亥與夏建寅、殷建丑、周建子有本質(zhì)不同。清人提出“改正亦改時(shí)”，學(xué)者對(duì)此作出解釋，認(rèn)為清人的意思是四季的時(shí)間會(huì)隨著改正而變化。[31]此說明顯有誤，混淆了月建和農(nóng)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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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寅、建丑、建子、建亥，是說歲首、新年從哪一個(gè)月開始，農(nóng)歷中的二十四節(jié)氣是固定的，不會(huì)因?yàn)闅q首的變化而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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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亥的顓頊歷，《春秋緯·命歷序》說顓頊部落共傳20世，計(jì)350年，《易緯·稽覽圖》又說傳了500年，孰是孰非，不知究竟。秦本為顓頊帝之后，顓頊帝絕地通天，創(chuàng)制了顓頊歷，以此來說，秦或許一直延用顓頊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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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一統(tǒng)天下之后，顓頊歷變?yōu)樘煜碌耐ㄐ?、通用歷，尚黑之風(fēng)、禮儀制度仍然不變。秦的做法，很顯然，并不符合董仲舒、何休等公羊家所言：“王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禮樂，一統(tǒng)于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繼人與，通以己受之于天也。”（《春秋繁露·三代改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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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然秦人只知或只用“五德終始”說。董仲舒、何休為漢人，論“王魯”，除了推原孔子作《春秋》之旨意，也是在為漢王朝正名。劉邦建立漢朝，這是史無前例的事情，相對(duì)于夏殷周秦四代來說，劉邦出身低微，并不像之前的朝代，它們都是通過幾代、十幾代乃至幾十代人的努力而建立。因之，如何解釋劉邦、漢王朝的正當(dāng)性和合法性成為漢儒必須要面臨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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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魯”，公羊三世說有“內(nèi)其國而外諸夏，內(nèi)諸夏而外夷狄。”“內(nèi)其國”指魯，魯就是夏，夏，“中國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有服章之美，謂之華?！盵32]“王魯”即是王華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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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處西陲，歷來被中原各國視為西戎狄仲，故而董仲舒論“三代改制”特別論及：三統(tǒng)之變，近夷遐方無有，生煞者獨(dú)中國?！巴豸敗庇诙偈?、何休等漢人而言又具有了時(shí)代意義，“王魯”“王（華）夏”同于“王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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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繼秦而起，繼承了秦的制度，這是不能否認(rèn)的事實(shí)。但漢朝的建立者無尺寸之地、無累世之功，最終卻奪取了天下，這與三代據(jù)德尚仁享有天下者截然不同。如何處理和解釋秦漢兩朝的代繼成為漢儒念茲在茲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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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國、秦朝知曉“五德終始”之說，但不知“三統(tǒng)循環(huán)”“文質(zhì)相復(fù)”之說。依據(jù)董仲舒、何休等漢人的看法，秦并天下后，正朔、服色等皆未變，凡此諸種不合天道。而論定漢代秦而起時(shí)，董仲舒認(rèn)為漢本是上接三代，至于以漢朝為火德，則是他給出的一種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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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董仲舒明確區(qū)分了“五德終始”與“三統(tǒng)循環(huán)”。畢竟，兩套解釋學(xué)說本就彼此沖突，出于勾銷秦統(tǒng)、尊奉漢朝的意圖，董仲舒采用“三統(tǒng)循環(huán)”而不取“五德終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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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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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董仲舒：《春秋繁露義證》，中華書局1992年版，第184-18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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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何休：《春秋公羊傳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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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何休：《春秋公羊傳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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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詳參申屠爐明：《論何休對(duì)董仲舒“春秋公羊”學(xué)說的繼承和發(fā)展》，《齊魯文化研究》2011年第10期；施婧嫻：《孔廣森〈公羊通義〉“王魯說”考辨》，《史學(xué)史研究》2013年第2期；曾亦、郭曉冬：《春秋公羊?qū)W史》，華東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1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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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董仲舒：《春秋繁露義證》，中華書局1992年版，第155-15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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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董仲舒：《春秋繁露義證》，中華書局1992年版，第16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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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董仲舒：《春秋繁露義證》，中華書局1992年版，第273-27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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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何休：《春秋公羊傳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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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何休：《春秋公羊傳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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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何休：《春秋公羊傳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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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何休：《春秋公羊傳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5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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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段熙仲：《春秋公羊傳講疏》，南京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02年版，第30-3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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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曾亦、黃銘：《春秋公羊譯注》，中華書局2016年版，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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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參見殷慧、張子峻：《“宗周”抑或“黜周”——<論語>“吾其為東周乎”“吾從周”析論》，陳明、朱漢民主編：《原道》，2016年第3期，新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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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潘雨廷：《易學(xué)史發(fā)微》，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22-7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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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劉寶楠：《論語正義》，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23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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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9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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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顧炎武：《日知錄集釋》，岳麓書社1994年版，第24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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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王利器：《呂氏春秋注疏》，巴蜀書社2002年版，第1123-112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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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向宗魯：《說苑校證》，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16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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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潘雨廷：《易學(xué)史發(fā)微》，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4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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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董仲舒：《春秋繁露義證》，中華書局1992年版，第18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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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董仲舒：《春秋繁露義證》，中華書局，1992年版，頁18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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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禮記正義》，鄭玄注，孔穎達(dá)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079—208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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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董仲舒：《春秋繁露義證》，中華書局1992年版，第19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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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董仲舒：《春秋繁露義證》，中華書局1992年版，第18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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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何休：《春秋公羊傳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1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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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漢書》，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195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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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曾亦、黃銘：《春秋公羊傳譯注》，中華書局2016年版，第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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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何休：《春秋公羊傳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5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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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曾亦、黃銘：《春秋公羊傳譯注》，中華書局2016年版，第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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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左傳正義》，杜預(yù)注，孔穎達(dá)疏，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1999年版，第198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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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zé)任編輯：近復(f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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