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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中華民族」是怎樣煉成的？

作者：吳啟訥

來源：作者授權 儒家網(wǎng) 發(fā)布

          原載《遠望》2019年10月號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十月二十日丁巳

          耶穌2019年11月16日

做為近代民族國家的「中國」，她的范圍和內(nèi)容是在近代才形成的。

此前的王朝中國的官民，在提到「中國」和「中國文化」的時候，通常會有強烈的自豪感，但這樣的自豪感，源自對華夏農(nóng)耕區(qū)域生活富足、文化昌明的主觀感受，以及據(jù)此而植根于心中的「天下」中心觀念。

當時的「中國」和「中國文化」，都是一個開放的體系，并不存在有形的邊界。我們?nèi)舴糯髾z視，可以清楚看到：王朝中國的臣民（「中國之人」），是以（不同程度的）「忠君」的方式連結起個人與（傳統(tǒng)）國家，也只能從「忠君」的角度理解「報國」；

反之，王朝中國的政府，則并沒有賦予其臣民單一的、排他的政治身分，以區(qū)分誰是「中國之人」，誰是「非中國之人」，其間只有模糊的文化界線；「中國之人」也無法從文化、地域以外的角度界定「我群」與「他群」的差異。

「忠君報國」固然是中華「民族意識」的傳統(tǒng)基礎，但它無疑并不是「中華民族」的「民族主義」。直到19世紀中后期為止，中國仍未確定將朝著民族國家轉型。換句話說，「中國人民」原本未必會構成「中華民族」。

中國近代轉型的標志：國界與國民意識

王朝中國向近代中國的轉型，標志之一，是中國有了確定的疆域和邊界。

近代中國疆域的基礎，是在元、明、清三代奠定的。但確定的邊界，卻來源于17世紀末期到20世紀中期一系列國際條約的明確規(guī)定。這一系列國際條約，幾乎都是在近代列強發(fā)動針對中國的戰(zhàn)爭之后簽訂的，是對中國戰(zhàn)敗后果的確認。這樣看來，近代中國的范圍是由侵略中國的外國自外向內(nèi)確定的。

王朝中國向近代中國轉型的另外一個標志，是傳統(tǒng)王朝的「臣民」，逐步轉變成為近代國家的「國民」。

「國民」與「民族」、「國族」、「民族國家」，都是源于近代西歐觀念中「nation」一詞的漢字（未必是中文）翻譯。一個西方詞匯，居然有這樣多的漢字譯詞，正表明了它背后與亞洲迥異的文化、歷史。

萌芽于西歐的「民族主義」（nationalism），促使該區(qū)域脫離封建狀態(tài)，催生「民族國家」（nation）。換句話說，在西歐，民族意識或國民意識（nationalism）的出現(xiàn)，早于民族國家（nation）的建立；沒有民族意識，便沒有西歐民族國家。

但由王朝中國轉型而來的近代中國，其邊界既為列強所劃定，則此時邊界內(nèi)的人民在邊界劃定之際，還沒有建立「共同體」的意識。換言之，中國的「國族」建構（nation-building）進程，晚于國家邊界的形成。

近代中國國族建構的先天不足，是由帝國主義的進一步侵略補足的。19世紀中期以來，東西方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讓越來越多的中國人萌生（相對于侵略者的）「我們中國」、「我們中國人」的意識。針對以損人利己為指向的「西歐民族主義」及其最高形式「帝國主義」，中國人開始建構做為自衛(wèi)工具、反抗旗幟的中華民族意識、中國民族主義。

一開始，為了重建人民的自信，這種民族主義有意借用傳統(tǒng)資源，追溯并訴諸恢復祖先的榮耀；接下來，又想挪用西歐的經(jīng)驗，走向狹隘的漢人民族主義，排斥境內(nèi)少數(shù)族群參與國族建構；繼而，才在國家利益面前，建立國族整合的目標，建立中華民族「五族共和」的民國。

然而，直到1930年代中日戰(zhàn)爭之前，中華民族意識都還沒有成為全民共有的認知。1930年代，來自日本的入侵迫使四萬萬中國人在強大的外來威脅面前，不分階級、不分族群，共同抗擊侵略，獲得了命運相同、生死與共的歷史經(jīng)驗，在戰(zhàn)爭的洗禮中奠定了命運共同體「中華民族」意識的基礎。傳統(tǒng)王朝的臣民，在此初步轉變成為近代國家的國民。

抗戰(zhàn)時期，青海省會西寧的回教民眾參與「抗日救國」的游行

抗戰(zhàn)奠定了中華民族國族建構的基礎，但不意味著中華民族建構的歷史過程的結束。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有反法西斯的一面，也有新老帝國主義爭奪世界霸權的一面。戰(zhàn)后的冷戰(zhàn)，正是這兩條平行線索的延續(xù)。處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的世界秩序中，中華民族建構依舊面臨著三個方面的挑戰(zhàn)。

西方意識型態(tài)對中華民族國族建構的挑戰(zhàn)

其一，西方意識型態(tài)攻勢的挑戰(zhàn)。

對于中國而言，民族主義其實是一個從西方輸入的意識型態(tài)，中國人意圖將之改造成為推動民族解放、建構民族國家、擺脫被欺壓境遇、進入與西方和世界各國平等的世界體系的路徑。

然而，做為民族主義意識型態(tài)的始作俑者，西方卻將包括中國人在內(nèi)的第三世界國家爭取平等的行動，視作對其主導的壓榨型世界秩序的挑戰(zhàn)，無所不用其極地壓制這種行動。

除了動用軍事、經(jīng)濟和政治等有形手段之外，西方同時運用意識型態(tài)手段，向第三世界推銷他們自己僅名義上奉行、實質上做為財團利益工具的「民主」、「自由」，將「全民普選」包裝成為「普世」價值，用來瓦解第三世界國家反帝、去殖民化的民族主義。從倫理的角度看，西方的行為，無異于「己所不欲，必施于人」。

在西方的意識型態(tài)攻勢下，從19世紀開始，在受到西方列強欺凌的亞非國家內(nèi)部，普遍浮現(xiàn)部分知識菁英厭棄自身傳統(tǒng)文化與傳統(tǒng)價值并將列強口頭宣揚的價值奉為「進步」和「普世」準則的現(xiàn)象。在看待本國民族建構的議題上，他們往往順應西方的政治目標，將亞非國家內(nèi)部反帝、去殖民化的民族主義妖魔化為狹隘、仇外的民族主義。

這些在文化上自我殖民的菁英，逐漸掌控亞非國家的話語權，主導亞非國家的政治方向，使得多數(shù)亞非國家人民迄今仍未完成去殖民化，也未真正完成國族建構的目標。

族群民族主義對中華民族國族建構的挑戰(zhàn)

其二，國家內(nèi)部族群民族主義的挑戰(zhàn)。

「中華民族」是現(xiàn)代中國的國族，是「中國人民」的同義詞。但中華民族的建構卻先天不足又后天失調。就先天而言，傳統(tǒng)中國是文化多元的國家，它的政治一體化進程包含文化融合而不包含國族建構。前文提及，中國的國族建構是對西方壓迫的被動因應，因而仍攜帶了傳統(tǒng)多元的色彩。

但東西方列強則有意利用中國本有的族群、地域文化多元現(xiàn)象，改制為裂解中國的工具，且在漢民族主義一度喧囂的背景下，中國境內(nèi)某些少數(shù)族群的知識菁英也將其族群的政治和文化傳統(tǒng)扭轉為族群民族主義，訴求脫離中國。

近代中國先后以「五族共和」、「56個民族大家庭」等包容性族群政治架構，吸納少數(shù)族群的文化和政治訴求，將中國境內(nèi)不同族群納入新的「多元一體」論述中。然而，自人民共和國的「民族識別」和「民族區(qū)域自治」政策實施以來，對「少數(shù)民族」在政治、文化上的尊重，超過對「中華民族」建構的推動。

某些少數(shù)族群中的民族主義者，乃因利乘便，利用民族識別政策所賦予的「民族」（Nation）定位，逆向推動中國和中華民族的解構，導致近年來中國一方面在市場經(jīng)濟、全球化氛圍下展現(xiàn)社會活力，同時也面臨國家政治整合力下降、內(nèi)部族群民族主義及分離主義興起的困擾。（詳見《遠望》2018年3月至11月號〈人群分類與國族整合〉之系列文章）

不僅如此，在憲法和法律層面皆屬中國領土的香港和臺灣，盡管漢人在兩地居民的族群構成中居絕對多數(shù)，但其內(nèi)部相當一部分人基于各自異于大陸的被殖民經(jīng)驗及冷戰(zhàn)經(jīng)驗，發(fā)展出階級優(yōu)越感和價值優(yōu)越感，以其對殖民主義和殖民者的斯德哥爾摩式眷戀，將原本中國漢人社會常見的「地方主義」轉化為「反中民族主義」（反而臺灣的非漢族群卻鮮有分離意識），并在美國主導的部分西方國家遏制中國發(fā)展的攻勢中擔任馬前卒。

中華民族架構在兩個方向的弱化

其三，改革開放與中國傳統(tǒng)價值的復興，分別從不同的角度弱化了本已成形的國族建構架構。

近代中國國族建構的過程中包含了幾次改朝換代、改造社會的革命。當中國融入全球經(jīng)濟體系、經(jīng)濟得到快速成長之際，整個社會氛圍轉向重新檢視革命的缺失和代價。這種社會思潮導致外觀不同的兩個面向的變化：其一是重新重視和肯定中國傳統(tǒng)價值；另一則是更加面向世界，飢渴地吸收非中國文化。

熱切復興中國傳統(tǒng)價值的風潮，使得近代中國透過「革命建國」、「抗戰(zhàn)建國」的歷程和結果受到低估，近代中國人在充滿血與火的共同歷史經(jīng)驗中獲得的民族共同體意識漸趨淡化；

而與世界接軌的急切心情，使得中國人在面對外界時，以好奇心代替了警戒心，門戶洞開，又造成一些人亟欲拋棄中國文化、中國價值（實際上可能比西方價值更有「普世」性）、中國經(jīng)驗的心態(tài)。

這兩種傾向，盡管在表面上訴求各異，但都導致了近代才成形的中國民族主體意識和民族危亡意識的弱化。在一段時期的某些政治場合，甚至可以在國際事務、內(nèi)部族群政治事務、香港臺灣事務上看到中國國家主體立場有所退讓的現(xiàn)象。

到此為止，「中國人民」是否就等于「中華民族」，在很多人的主觀感受中依然尚不確定。

中美對決與港臺亂局促進中華民族國族建構

世事的演變總是出人意料。中美貿(mào)易戰(zhàn)從2018年3月開打，香港「反送中」運動于2019年2月啟動，臺灣當局在此二事件中也選擇反中立場，趁機藉配合美國與香港敵視中國的姿態(tài)，收割選舉政治資本。從表面上看，這幾件事對中國而言都是禍事。

但在這幾個事件中，美國政界及港、臺的反中勢力，都鮮明地宣示「敵─我」的關系，在上層政治和街頭行動中，毫不猶疑地將「中國」、「中國人」歸入「敵人」、「他者」的營壘。

美國和港、臺反中勢力這種干凈利落的敵對作為，一舉打碎了1970年代末期以來很多中國人的「普世」夢境，在歷史上又一次自外向內(nèi)明確地界定了「中國」和「中國人」的邊界。

美國前任和現(xiàn)任總統(tǒng)都不諱言，美國針對中國的政治干預與貿(mào)易懲戒，近期目標是阻止中國經(jīng)濟和消費提升對美國壟斷世界資源的局面形成競爭，而其遠期目標則是阻止中國國力上升對美國獨霸世界的局面構成挑戰(zhàn)。

中國人這才發(fā)現(xiàn)：美國根本不像它過去所宣稱的那樣關懷中國人的經(jīng)濟福祉和政治權利；相反地，美國并不能容忍中國人過上富足而有尊嚴的日子，還將這種情形視為威脅美國國家利益。這次貿(mào)易戰(zhàn)中，美國人摘下了所有假面具，在嚴詞威脅之外，更毫不留情地揮動大棒，痛擊中國的軟肋。

而在聲稱要「光復香港」的那群人中，一個人可以僅僅因為講中國普通話而非在香港流通的中國廣府方言，即遭到毆打；或僅因為沒有附和「自由斗士」的主張，即被拘禁并剝奪言論自由。大陸觀光客在臺灣，也可以僅因為撕掉「連儂墻」上的港獨招貼以表達個人觀點，就遭到控訴并驅逐出境。

這一切，讓許多普通中國人清楚看到：在香港「自由斗士」和臺灣當局眼下，「言論自由」是附有前提條件的──你必須是不認同中國的港人、臺人，并且發(fā)表反中仇中言論，才能享有「自由」；至于在美國，支持香港「自由斗士」和支持臺灣拒統(tǒng)的言論才可享有高度的「自由」，甚至可以違反國際法而赤裸裸地訴諸立法與行政作為來干預中國內(nèi)政。

反之則會遭到美國當權政客和「政治正確」輿論鋪天蓋地的羞辱。這樣的負面經(jīng)驗，當然會迫使那些本來還不打算視「中國人」為一體或仍打算融入「普世」體系的中國人，深切體會到做為「中國人民」的一體感。

《老子》云：「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沟湼Ｏ嘁溃喾聪喑?。中美對決與港臺亂局將注定載入史冊，因為這幾件禍亂使得中國人切實體認到「中國人民」就是「中華民族」，讓中華民族國族建構的進程得以接續(xù)，并再上層樓。

「中華民族」就是這樣，在一百多年來的內(nèi)憂外患中逐步煉成。

責任編輯：近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