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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妓女羞名儒：從明清小說家到五四文人的反儒套路

作者：衷鑫恣

來源：作者授權(quán) 儒家網(wǎng) 發(fā)布

??????????原載于 《敵道學(xué)史——從北宋到二十世紀》第二章，衷鑫恣著，〔臺北〕萬卷樓2019年1月出版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六月廿六日丙寅

??????????耶穌2019年7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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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來，名儒與妓女（艷女）的故事是文學(xué)與民間熱衷的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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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頤赴宴，見座中有妓，拂衣而走，馮夢龍《古今譚概?迂腐部》所載的這個故事，前文已引。馮夢龍同意，心中有妓的程頤不如心中無妓的程顥。除了《古今譚概》的展示，馮夢龍《情史》卷十五《情芽類》也有馮氏托名“情主人”的評點：“伊川之強制，萬不若明道先生?！?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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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個地方，馮夢龍評點了古今一系列嚴拒女色的清潔之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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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謂王昆之回面，避妓也；陳烈之逾墻，逃妓也；楊忠襄之焚衣，誓妓也。又徵仲之弄臭腳，果以求脫妓也。是皆情之至者，誠慮忽不自制，故預(yù)違之。故魯男子之情，十倍于柳下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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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guān)于陳烈，《四庫全書總目》介紹：“烈聞妓唱歌，才一發(fā)聲，即越墻攀樹遁去，講學(xué)家以為美談?！标P(guān)于“魯男子”，《詩》毛傳記載，“魯人有男子獨處于室，鄰之釐婦又獨處于室。夜，暴風(fēng)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托之，男子閉戶而不納”，婦人責(zé)怪男子，為什么不能學(xué)學(xué)柳下惠？馮夢龍是極看重“情”的，他的意思，程頤、魯男子、陳烈輩看似絕情，實際上恰恰由于多情多欲，才選擇逃避女色；而柳下惠、程顥輩情欲寡淡，根本不必強制自己逃避，其境界顯然高一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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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史》之《情芽類》還收錄了北宋趙抃情欲萌動，招妓，最后強制扼殺“情芽”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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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清獻公帥蜀，有妓戴杏花，清獻戲語之曰：“髻上杏花真有幸”，妓應(yīng)聲曰：“枝頭梅子豈無媒！”逼晚，使值宿老兵呼之。幾二鼓，不復(fù)至，復(fù)令人速之。趙周行室中，忽高聲自呼曰：“趙抃不得無禮！”遂令止之。老兵忽自幕后出曰：“某度相公不過一個時辰，此念息矣。雖承命，實未嘗往也?！贝死媳苏娴缹W(xué)，清獻公不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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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故事，明代《靳史》《金罍子》《天中記》《堯山堂外記》等由古人筆記輯錄而成的集子都有收。對照可知，“此老兵乃真道學(xué)，清獻公不如也”一句是馮夢龍自己加的話，泄露出他對道學(xué)一貫的態(tài)度。平心而論，趙抃能設(shè)法戰(zhàn)勝自己的欲望，已屬難能可貴，但馮夢龍還是不滿意，以為趙抃的道學(xué)有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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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顥心中無妓，與柳下惠坐懷不亂相仿佛。而三代圣賢中最像程頤的莫過于伯夷。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于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有似道德潔癖，程頤在世人眼里何嘗不是如此？再者，程頤的警句，“餓死事小，失節(jié)事大”，古今還有誰比伯夷更擔(dān)得起它？對于伯夷與柳下惠，孟子的評語分別是“隘”與“不恭”。同時，孟子又說，伯夷是“圣之清者”，柳下惠是“圣之和者”。可知，對孟子而言，伯夷、柳下惠各有千秋，都很好，但都不是最好。出人意表的是，到了道學(xué)階段，程頤的清被認為明顯比不上程顥的和。究其原因，明代馮夢龍等有傾向性的傳播“功不可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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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情教”行世的馮夢龍，對程頤一類人能自我防患、壓制情欲，其實是做了有限度的肯定的。只是馮夢龍的哲學(xué)畢竟是李贄式的“真性情”哲學(xué)，以聽從“最初一念之本心”為真人真心。照馮夢龍的分析，程頤輩有情，而且是“至情”，卻刻意拂逆之，無疑“失卻真人”。馮氏就這樣把程頤、把道學(xué)送入虛偽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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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忽略的是，古來以妓女話題非議道學(xué)的，無一例外都是關(guān)于程朱道學(xué)（下面還會看到）。這與陸王心學(xué)在歷史舞臺的曇花一現(xiàn)有關(guān)，更與陽明心學(xué)工夫不重制欲甚至反對制欲有關(guān)。所謂制欲，就是馮夢龍筆下程頤、趙抃的手段。在這點上，馮夢龍、李贄與王陽明的道學(xué)達成了一致。但是反過來，馮、李的“真性情”理念、“真人”理念既能容納柳下惠、程顥的不強制境界，也能容納袁枚式的想嫖就嫖的作風(fēng)，則非陽明所能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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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紀前期選擇以美色擊破圣賢外殼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且形成重大影響的，恐怕要屬現(xiàn)代的“性靈”派作家林語堂寫的《子見南子》。這是一個萬余字的話劇劇本，林語堂把筆頭對準了孔夫子與淫婦南子。劇中南子被演繹成新時代女性，要“男女平等”，要“解放”。臨了，南子“形骸放浪”地彈奏一向被后世儒者認為是展現(xiàn)衛(wèi)國淫奔之風(fēng)的《桑中》詩，并與歌妓合舞，至令“孔子、子路都目不暇顧，心神向往”，以為世間竟有如此美妙的樂舞?？鬃右回灥男拍畋粍訐u，盡管仍保持“莊嚴”之貌，也只好在心理矛盾中倉皇逃走。此與馮夢龍筆下諸多的逃妓、避妓故事，豈非如出一轍？林語堂除了多一些女性解放的內(nèi)容，重點也是突出儒者的一個偽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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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暑假，位于曲阜的山東省立第二師范學(xué)校的學(xué)生在學(xué)校大禮堂表演《子見南子》，不久又到孔廟前加演一場。表演轟動一時，引起各方關(guān)切，中央政府介入，教育部調(diào)查。結(jié)果是新舊兩派妥協(xié)：“教育部的意見是，二師演戲不等于侮辱孔子。校長雖未遭查辦，但卻以另有任用為由而調(diào)走?！碑?dāng)然，如果馮夢龍不算侮辱程頤、趙抃，林語堂就不算侮辱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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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見南子》一戲是林語堂幽默理論的實踐，以喜劇形式呈現(xiàn)。這不免讓人想起南宋慶元黨案中宮廷里的一出滑稽劇：敵道學(xué)的韓侂胄“使優(yōu)人峩冠闊袖，象大儒，戲于帝前”。一個“戲”字，意在演出“大儒”（朱熹）的可笑，同時在大儒一向高大的背景語境下，由可笑遞進為可惡。這就提示我們中國（俗）文學(xué)特別是戲曲的又一個傳統(tǒng)——借滑稽以諷刺。這個傳統(tǒng)源遠流長（《史記》有《滑稽列傳》），歷史上經(jīng)常發(fā)揮諷諫君主的作用。當(dāng)其諷諫君主時，與士夫是站在一起的。但是像韓侂胄的例子，滑稽戲也是可以站在士大夫的對立面的，關(guān)鍵看當(dāng)時主導(dǎo)它的是什么。因為滑稽戲、喜劇以及整個幽默文學(xué)是大眾喜聞樂見的，所以如果用于敵道學(xué)，效果是倍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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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語堂的諸多作品，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文學(xué)敵道學(xué)的一部分。包弼德（Peter Bol）先生曾提到，“五四運動中大多數(shù)領(lǐng)導(dǎo)者都是文學(xué)家而不是哲學(xué)家”。五四時期包括周氏三兄弟、林語堂在內(nèi)的文學(xué)敵道學(xué)，很大程度上繼承了宋明以來的文人筆鋒，影響極廣，值得大書特書，但五四的首要性質(zhì)是群眾性，所以本書將五四的敵道學(xué)放入群眾敵道學(xué)處理（見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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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道學(xué)與妓女的題目。首先求諸史實，看看道學(xué)與文學(xué)的殊途。第一，與妓女交往抑或不交往。程頤對妓女的態(tài)度已如上。朱熹也沒有留下任何狎妓的記載。黃宗羲《明儒學(xué)案》載，東林理學(xué)之士劉永澄，“飲酒有妓不往”。文學(xué)這邊呢？據(jù)《詞苑叢談》《宋稗類鈔》等，歐陽修頗親娼妓。當(dāng)然，更有名的是蘇東坡，他與妓女多有往來，且娶歌妓朝云為妾。林語堂《蘇東坡傳》說：“蘇東坡一生，遇有歌妓酒筵，欣然參與，決不躲避?！边@是文人在贊揚文人。不僅文人贊揚，社會上其實普遍視風(fēng)流為佳話，單是宋代，詞人柳永、辛棄疾、陸游的種種“佳話”都傳頌至今（可見文學(xué)型人生觀在中國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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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關(guān)于女人裹腳。中國古代的婦女裹腳之俗，最早是妓女的風(fēng)尚，而蘇軾以一首《菩薩蠻?詠足》，禮贊了以蓮足起舞的舞女，成為歌詠小腳的鼻祖。清代裹腳之風(fēng)達到頂峰，袁枚固然不喜小腳，不妨李漁、方絢等更多文人喜愛：李漁《閑情偶寄》總結(jié)了把玩小腳的48法；方絢《香蓮品藻》則集品足美學(xué)之大成。道學(xué)這邊呢？朱熹也愛作詩，決無詠足的興趣。元代白珽《湛淵靜語》“程氏婦不裹足”條，記二程后代族規(guī)：“婦人不纏足、不貫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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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關(guān)于聚會內(nèi)容。晚明是文學(xué)型生活方式的爆發(fā)時期，各種文社的聚會除了舞文弄墨，不可或缺的東西還有酒、妓女，乃至用于性交的男童。萬歷年間，茅元儀在南京召集“秦淮大社”，“盡四方之詞人墨客，及曲中之歌妓舞女，無不集也”。妓（非娼）既是文人的消費對象，也是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審美對象，關(guān)系非同一般。再舉一例，復(fù)社領(lǐng)袖張岱回憶崇禎七年閏中秋虎丘聚會：友人各攜酒帶妓“席地鱗次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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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山七十余床，衰童塌妓，無席無之。在席者七百余人，能歌者百余人，同聲唱“澄湖萬頃”，聲如潮涌，山為雷動。諸酒徒轟飲，酒行如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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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文學(xué)之士樂在其中的聚會。明代道學(xué)的講學(xué)之盛，規(guī)模只大不小，但其聚會模式與內(nèi)容簡直有天淵之別，從未聽說書院講學(xué)請妓女助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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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看虛構(gòu)文學(xué)中的情況。廣為流行的《笑林廣記》由馮夢龍《笑府》增補而成，一共四卷十二部，卷一之《古艷部》、《腐流部》與《術(shù)業(yè)部》所談的幾乎都與讀書人有關(guān)，相比其他部門篇幅獨大，它們集中反映了晚明市井眼中的可笑讀書人形象。這里僅從《腐流部》摘錄兩則專門揶揄“道學(xué)先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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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證孔子》：兩道學(xué)先生議論不合，各自詫真道學(xué)而互詆為假，久之不決，乃請證于孔子?？鬃酉码A，鞠躬致敬而言曰：“吾道甚大，何必相同。二位老先生皆真正道學(xué)，丘素所欽仰，豈有偽哉?！眱扇烁鞔笙捕恕５茏釉唬骸胺蜃雍握樦跻?？”孔子曰：“此輩人哄得他動身就夠，惹他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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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放肆》：道學(xué)先生嫁女出門，至半夜，尚在廳前徘徊踱索。仆云：“夜深請睡罷?！毕壬D足怒云：“你不曉得，小畜生此時正在那里放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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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孔子》揶揄道學(xué)內(nèi)部互爭真假，《放肆》嘲笑道學(xué)對正常性生活的壓抑，雖未必反映道學(xué)實情，但符合人們對道學(xué)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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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長篇小說《孽海花》，問世以來頗受好評，二十世紀初讀者甚眾。其第二回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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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庭道：“他們（唐卿、玨齋）是道學(xué)先生，不教訓(xùn)你兩聲就夠了，你還想引誘良家子弟，該當(dāng)何罪！”原來這玨齋姓何，名太真，素來喜歡講程朱之學(xué)，與唐卿至親，意氣也很相投，都不會尋花問柳，所以肇庭如此說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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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第七回說道，雯青尚在守制，與眾友狎游，有妓女囿酒，“雯青難卻眾意，想自己又不是真道學(xué)，不過為著官體，何苦弄得大家沒趣，也就不言語了”。小說作者對狎妓行為并無任何譴責(zé)之意。相反，作為狎妓障礙的道學(xué)，在這里只充當(dāng)迂闊、不近人情的角色。揆諸歷史，晚晴與晚明一樣，都是文人狎妓成風(fēng)的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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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專述朱熹二事，一涉北宋妓女黎倩，一涉南宋妓女嚴蕊。前者事關(guān)道學(xué)之不近妓女，也就是程頤的情形；后者事關(guān)道學(xué)之不如妓女，是文學(xué)敵道學(xué)的終極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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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guān)于朱熹與黎倩，現(xiàn)在所知的最早文獻是羅大經(jīng)《鶴林玉露》乙編卷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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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澹庵十年貶海外，北歸之日，飲于湘潭胡氏園，題詩云：“君恩許歸此一醉，傍有梨頰生微渦?！敝^侍妓黎倩也。厥后朱文公見之，題絕句云：“十年浮海一身輕，歸對黎渦卻有情。世上無如人欲險，幾人到此誤平生?！薄段墓份d此詩，但題曰“自警”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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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銓（1102-1180），號澹庵，宋高宗時力反與金媾和，上疏乞斬秦檜，聲震朝野。被貶廣東、海南十余年。孝宗淳熙七年卒，謚忠簡。這樣一個氣吞山河的英雄，為何也耐不住區(qū)區(qū)一個女子的誘惑？這就是問題所在。說完胡澹庵，羅大經(jīng)又列舉蘇武在北地嚙雪啖氈卻與胡婦生子、項羽死前一切放下獨不舍虞姬，最后感嘆：“尤物移人，雖大智大勇不能免。由是言之，‘世上無如人欲險’，信哉！”羅大經(jīng)的意思是，他非常贊同朱熹。他提到朱熹寫此詩乃為“自警”，意味著朱熹不是在苛責(zé)胡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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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夢龍《情史》之《情芽類》全錄羅大經(jīng)文，惟獨刊落“《文公全集》載此詩，但題曰‘自警’云”一句，暴露了他編書的選擇性和誘導(dǎo)性。胡銓故事前面，馮夢龍還錄了蘇武的故事，對蘇武雖有家室仍與胡婦生子一事明確表示高度贊揚。兩個故事的文本綜合起來看，馮夢龍不直接詆斥道學(xué)，卻仍然成功地把道學(xué)置于他的情教的敵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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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枚《小倉山房續(xù)文集》卷五《讀〈胡忠簡公傳〉》，對朱熹題詩事大發(fā)議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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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簡）公在廣州戀黎倩，為朱子所譏。嗚呼，即此可以見公之真也。從古忠臣孝子，但知有情，不知有名。為國家者，情之大者也。戀黎倩者，情之小者也。……彼其日星河岳之氣，視其小節(jié)如浮云輕飚之過太虛，而腐儒矜矜然安坐而捉搦之，譬鳳凰已翔云霄，而鴛鳩猶譏其毛羽有微塵，甚無謂也！不然，使公亦有瞻前顧后、謹小慎微之態(tài)，則當(dāng)其上疏時，秦檜之威不在侂胄下，公豈不能學(xué)遯翁，取數(shù)枝蓍草自筮吉兇以定行止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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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枚搞錯了地點，同時也不提朱熹“自警”一事，這里不論?？吹贸鰜恚秾τ⑿蹛勖琅馁澷p與馮夢龍大同小異，以之為真情表露。袁枚自己愛花、護花，對胡銓自然無限同情，說到痛快處，直接罵朱熹“腐儒”，并毫無道理地連帶指責(zé)朱熹在慶元黨禁中欲辯又止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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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語堂《蘇東坡傳》談到蘇軾親近妓女時，拿來道學(xué)家做反面對照，也引了《鶴林玉露》所載之事。林語堂說：“只有嚴以律己的道學(xué)家，立身之道完全在一‘敬’字，……只有這等人才特別反對。他們有一套更為嚴厲的道德規(guī)范，對淫邪特別敬而遠之。”他的觀察是，這種道學(xué)家屬于異類，蘇東坡的作風(fēng)是更受社會歡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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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guān)于朱熹與嚴蕊的傳說，即所謂嚴蕊案，堪稱家喻戶曉。它不同于胡銓事，不是朱熹評論誰，而是朱熹與妓女發(fā)生了正面交鋒，充滿戲劇性，不能不引人注目。傳說的底本是朱熹同時人洪邁作于慶元黨禁時的《夷堅志》中的一則筆記《吳淑姬嚴蕊》。照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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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州官奴嚴蕊，尤有才思，而通書究達今古。唐與正為守，頗屬目。朱元晦提舉浙東安部發(fā)其事，捕蕊下獄。杖其背，猶以為伍佰行杖輕，復(fù)押至?xí)?，再論決。嚴蕊酷刑，而系樂籍如故。岳商卿霖提點刑獄，因疎決至臺，蕊陳狀乞自便，岳令作詞，應(yīng)聲口占云：“不是愛風(fēng)塵，似被前身誤?；浠ㄩ_自有時，總是東君主。去也終須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滿頭，莫問奴歸處?！痹兰磁袕牧肌?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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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死后幾十年，邵桂子《雪舟脞語》、周密《齊東野語》亦載此事。邵桂子增其內(nèi)容曰，唐仲友、朱熹二人“數(shù)不相得，至于互申。壽皇問執(zhí)二人曲直，對曰：‘秀才爭閑氣耳?！瘣傹S眷官妓嚴蕊奴，晦庵捕囹圄?！敝苊堋洱R東野語》“臺妓嚴蕊”條謂：“《夷堅志》亦嘗略載其事而不能詳，余蓋得之天臺故家云。”又，“朱唐交奏本末”條謂，朱熹因為唐仲友輕慢自己及友人陳亮，遂“摭唐罪具奏，而唐亦以奏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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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在浙東提舉任上彈劾唐仲友，案涉唐仲友相好、營妓嚴蕊，都是真有其事。至于其他細節(jié)，基本都是虛構(gòu)，連那首感人的《卜算子》也非嚴蕊之作（見王國維《人間詞話》）。問題的關(guān)鍵是，多數(shù)人愿意相信整個故事都是真的——堂堂大儒與同僚交惡，為了一口閑氣，把一位才色俱佳的妓女當(dāng)了犧牲品，這樣的劇情豈能沒有市場？凌蒙初的通俗小說集《二刻拍案驚奇》，至今讀者不衰，其中的《硬勘案大儒爭閑氣甘受刑俠女著芳名》一篇，是把“嚴蕊案”推向千家萬戶的重要力量。小說開篇說道，論世情、說因果而化人邪念的通俗讀物也是“一片道學(xué)心腸，卻從不曾講著道學(xué)”，因此他要來談道學(xué)，而“道學(xué)的正派，莫如朱文公晦翁”。接著就是對《夷堅志》《齊東野語》內(nèi)容的添枝加葉，鋪陳嫁接，最后得到結(jié)論：朱熹“狠毒”，而嚴蕊“乃是真正講得道學(xué)的”。從文學(xué)的角度，這篇小說真是極具反諷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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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蕊一案，經(jīng)過凌濛初等的渲染，程朱“存天理滅人欲”之教，形象化為朱熹偏執(zhí)地欺凌妓女。入室操戈，擊其頭目，殺傷力極大。不過我們也注意到，像凌濛初，至少表面上他不反道學(xué)，甚至還維護道學(xué)，他除了表揚一些講因果的讀物“一片道學(xué)心腸”，其《拍案驚奇序》還抨擊那些艷情小說（如《繡榻野史》《龍陽逸史》），“廣摭誣造，非荒誕不足信，則褻穢不忍聞，得罪名教，種業(yè)來生，莫此為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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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與嚴蕊，侯方域與李香君，錢謙益與柳如是，還有其他，這些故事很流行，有著共同的價值取向——貶道學(xué)而褒妓女（侯方域、錢謙益是否真有理學(xué)造詣，則非故事傳播者所關(guān)心）。代表天理的道學(xué)家與代表人情的妓女，一再地被關(guān)聯(lián)、被對比。從文化符號學(xué)的角度，道學(xué)家是壯男，妓女是弱女，道學(xué)家是貴家，妓女是賤身，兩相疊加，最后來一個反轉(zhuǎn)，道學(xué)家行事齷蹉，妓女成仁取義，將是何等震撼？在朱熹的例子中，嚴蕊的俠義、嚴蕊的才學(xué)、一首蕩氣回腸的《卜算子》等等，簡直要羞煞虛偽的朱夫子。加之朱熹欺凌嚴蕊，對弱者的同情帶來了對道學(xué)的雙倍憎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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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xué)敵道學(xué)史上，明白說出“假名儒不如真名妓”的，是清代的袁枚。事情起因于袁枚《子不語》寫了一則故事，說楊潮觀年輕時夢到過名妓李香君。楊潮觀，號笠湖，一向莊重，怒其污己，遂有系列書信往來爭執(zhí)。袁枚論李香君，論明末降清的眾多士大夫，縱橫古今，然后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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妓中有俠者，義者，能文者，工伎藝者，忠國家者，史冊所傳，不一而足。女子不幸墮落，蟬蛻污泥，猶能自立，較之口孔孟，而行盜跖者勝?！垶椴皇?，不如稊稗。偽名儒，不如真名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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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枚嬉笑怒罵，還揶揄楊潮觀“配享兩廡，想吃一塊冷豬肉”——這不就是董其昌之友周望之打趣馮從吾的話么？又笑話大儒李塨的日記“昨夜與老妻敦倫一次”——這不就是《笑林廣記?放肆》里的那位道學(xué)先生么？單就三封《答楊笠湖》而論，他倒是沒有一概否定道學(xué)，他還激賞了“目中有妓，心中無妓”的理學(xué)家黃道周，猶如馮夢龍之激賞程顥。實際上，“偽名儒不如真名妓”這個命題本身是站得住腳的，因為它預(yù)設(shè)了儒有真?zhèn)?、妓分良賤；偽儒者，“口孔孟而行盜跖”——這也對。他與馮夢龍一致的是，厭惡道學(xué)之士有情裝無情；不同的是，他作為乾隆年間的風(fēng)流教主，對妓女、對美女有多得多的個人情愫。龔鵬程先生認為，袁枚以及《紅樓夢》中的賈寶玉“這類人，才情所寄，端在女人身上。憐花、護花、品花，以關(guān)心美人身世自矜自喜”。袁枚愛女人，對道學(xué)也能容忍，但如在某件事上二者沖突了，“偽名儒不如真名妓”之類的話就一定是切齒說出的。他在談到黎倩時，一反常態(tài)罵朱熹“腐儒”，也是這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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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袁枚口中的“偽名儒”尚有可能只是認為儒有偽，而非儒盡偽，到了周作人一發(fā)揮，就不一樣了。周作人1931年《評袁枚〈答楊笠湖〉》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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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學(xué)腐儒，惺惺作態(tài)，非子才（袁枚表字）適情哲學(xué)不足以正之，非子才嬉笑怒罵之刀筆不足以誅之。評子才者，須先識得其所痛恨反對之當(dāng)時哲學(xu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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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上升到了哲學(xué)層面，意味著基于經(jīng)驗的特稱判斷（有些道學(xué)做的有些事不行）讓位于基于獨斷思維的全稱判斷（道學(xué)都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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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zé)任編輯：近復(f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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