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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萬里主編《七朝石經研究新論》出版暨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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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七朝石經研究新論》

作者：虞萬里

出版社：上海書店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9年0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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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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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共輯石經研究論文共26篇，體現(xiàn)海內外經學研究、石刻研究與文獻研究的優(yōu)秀成果。以石經刻成年代與專題為劃分標準，列漢、魏、唐蜀宋、清及石經學者研究四個部分，內容涉及各時期石經的文物考古研究、文字研究、文獻學研究、歷史學研究、拓本版本學研究、音韻學研究、禮制研究、校勘學研究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文獻學術價值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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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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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虞萬里，1980年底應聘漢語大詞典編纂處編輯工作，被錄取進漢大任編纂工作。1997年調入上海辭書出版社語辭室，修訂《古漢語大詞典》，主持99版《辭?！穼徱艄ぷ鳎⒉邉澮粜虬婢幣?。2001年10月調入上海社科院歷史研究所從事研究工作。曾任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上海社科院院學術委員、所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傳統(tǒng)中國研究中心主任，《傳統(tǒng)中國研究集刊》主編，“經學與文獻”特色學科帶頭人，上海社科院、華東師范大學雙聘教授。2013年7月調入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任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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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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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序

石經研究與石經學之建立（虞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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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

熹平石經《魯詩?鄭風》復原平議——兼論小序產生之年代（虞萬里）

董逌所記石經及其《魯詩》異文（虞萬里）

漢石經《儀禮?鄉(xiāng)飲酒》記文探微（馬濤）

漢石經《周易》闕文述臆（蔡飛舟）

趙明誠所記《漢石經遺字》之價值（虞萬里）

熹平石經字形與漢代文字的規(guī)范——以石經與后漢簡牘文字的比較參照（趙立偉）

《漢石經碑圖敘例》敘《隸釋》殘字與新出殘字一節(jié)二版本異同述略（徐煒君）

熹平石經刊刻動因之分析——兼論蔡邕入仕（顧濤）

東漢政府對太學控制的不斷加強與熹平石經的刊刻（吳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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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

魏石經《尚書》第廿四碑的復原（趙振華、王恒）

曹魏太學石經三碑六面復原研究：以新獲《尚書?召誥》《春秋?宣公》拓本爲中心（趙振華、王恒）

魏石經《尚書?多士》篇殘石的發(fā)現(xiàn)、研究及相關問題考述（田成方）

《古文四聲韻》引《古尚書》字理疏證例釋（許學仁）

魏石經、傳鈔古文與隸古定本之尚書文字合證（許舒絜）

三體石經與《書古文訓》隸古定文字來源問題初探——以《尚書?君奭》經文之比較中心（侯金滿）

《魏三體石經左傳遺字》解析：溯源與尋流（虞萬里）

上海博物館藏未著録三體石經拓本考察（趙振華、魏小虎、王恒）

漢魏石經群經異文參互勘證芻議（程克雅）

“今字石經”辨（王天然、馬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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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蜀宋

松崎慊堂與《縮刻唐石經》芻議（劉玉才）

開成石經磨改添注補刻現(xiàn)象綜考（侯金滿）

上海圖書館藏蜀石經《毛詩》拓本綜理（王天然）

孟蜀石經性質初理（王天然）

晁公武續(xù)刻蜀石經考——以隸古定本《尚書》經碑復原中心（晁會元）

北宋太學二體石經新證（晁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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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及近代

由刊刻動機與影響論定乾隆石經的性質（張濤）

清代學者臧庸的石經研究（葉舟）

試解讀《奏修石經字像冊》（王琳琳）

張慎儀《詩經異文補釋》據(jù)石經釋《詩》研究（程克雅）

章太炎與魏三體石經（蔣秋華）

馬衡與漢石經研究（虞萬里）

徐森玉先生與漢魏石經（柳向春）

《續(xù)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石經類”條目辨誤（趙立偉）

《續(xù)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石經類”校讀記六則（張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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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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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經研究與石經學之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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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經典由春秋戰(zhàn)國以至秦漢，言語南北，意義異轍，篆隸興替，文字歧出，一源十流，天水違行。漢武帝儒術獨尊、經典政治化之后，需要有統(tǒng)一文本，作爲穩(wěn)固政治的施政、教育和銓選之基礎。經籍由書于竹帛到鎸于碑石，多是基于文本歧異和政治需要兩個要素，熹平石經如此，正始石經如此，開成和嘉祐石經亦是如此，而廣政、紹興、乾隆石經或多或少亦與此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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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漢末年黨錮之后，因發(fā)生銓選考試而賄賂官吏偷改蘭臺文本事件，乃由李巡上書鎸刻一字隸書今文石經。偷改文本只是表面的偶然事件，而統(tǒng)一文本、抵制古文經文本和經說的侵蝕以維持三百多年今文官學之地位，穩(wěn)定已經飄搖欲墜的政局是其內在主要因素。熹平今文石經雖經董卓之亂而稍有損裂，尚無毀壞，曹魏代漢，掃除塵埃，修復石碑，石經巋然屹立太學。然時僅隔六七十年，曹魏何以再度鎸刻三體古文石經？其直接原因雖史闕無載，但東漢中葉以后，古文經之盛行導致今古文經文本的融合，這在馬鄭所注中已有所反映，在鄭、王爭論中愈益顯現(xiàn)，而在盧植申述“古文科斗，近于爲實”之上書中更可窺見今古文消長之情勢。曹魏替漢，明帝以“尊儒貴學，王教之本”，下詔選拔郎吏，“學通一經，才任牧民，博士課試，擢其高第者，亟用”，政治銓選之亟需，古文經本之熾甚，導致古文經先后立于學官，隸書今文石經已形同虛設，三體古文石經應時而立。唯曹魏祚短，未及刊全而夭折。六朝隸楷字形變遷，今古文經本混雜，文字多歧不一，陸德明《經典釋文》所集二百數(shù)十家異文可覘一斑。唐初雖統(tǒng)一義疏，頒布定本，然從敦煌寫卷之簡率、《干祿字書》之規(guī)范中，可以推知李唐經典文字仍未能劃一，因而科舉取士只能趨便采用習本制度，于是校勘經典，由泥壁而木板，由木板而石碑，不斷追求統(tǒng)一永恒的文本，而文本永遠無法劃一。與開成石經相先后，唐代已有雕版印刷產生。后唐長興雕印九經，出現(xiàn)刊本，而后蜀仍取太和舊本再次上石鎸刻蜀石經，其原因可以探考。北宋一統(tǒng)之后，率先從校勘《釋文》開始，衍及《五經正義》，隨即雕印梓行。校勘后之印版，與唐、蜀石經自有差異，故至慶歷中有鎸刊二體石經之舉。以上五朝石經，皆與政治統(tǒng)馭、官吏銓選、教育文本相關。南宋高宗書經刊石，頒賜群臣州學，籠絡之意濃；清高宗取蔣衡所書刊石，矗立于國子監(jiān)，表功之意多，而亦皆與政治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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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魏石經，幾經遷徙，損毀沉埋，至唐初已十不存一。唯時六朝拓本尚存，可資研究取法。迨及開元之際，魏石經拓本僅存十三紙。至是，漢魏石經共刊幾經，各經所用何種文本，雖有記載而持論各異，皆已紛亂莫可究詰。先時，洛陽曾有熹平石經殘石出土，至宋時營造掘地，時有所得，計各家所述，無慮數(shù)十百段四千二百余字。好事者傳拓把玩，視爲珍寶，若蘇望、胡宗愈等翻刻石經，以爲古刻珍玩，雖曰傳承漢魏石經，而少作學術研究。唯董逌校覈傳世本文字，著有札記；趙明誠更將校記集輯成卷，惜皆散佚湮沒；南宋洪適承董、趙之后，集録所存，著于《隸釋》，所存字數(shù)雖僅蘇、胡之半，而其功亦已偉矣，惜其后五六百年間，石經研究，幾成絶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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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顧炎武等人有感于元明經典文本之歧出，始關注石經文字，朱彝尊、萬斯同、杭世駿等人繼起，搜索文獻，辨正史實。尤其是杭世駿，不僅補充、糾正前賢不足，辨正范曄一字熹平和三體正始石經之誤，更對熹平所刊經數(shù)、書丹人數(shù)，以及史志記載有所發(fā)覆考辨，兼及唐石經、蜀石經、北宋和南宋石經，對石經由文字?？倍M入到史的梳理，拓寬了石經研究范圍。清初另一學者臧琳對洪適《隸續(xù)》卷四所收《魏三體石經左傳遺字》進行分解，析出其中有三體石經《尚書?大誥》《文侯之命》《呂刑》三篇文字，跨出了魏石經研究艱難一步，功不可沒。孫星衍繼臧琳之后更進一步，不僅離析《左傳》和《尚書》，更分《春秋》和《左傳》之別，并重新連綴石經殘文，著成《魏三體石經遺字考》，將純粹的迻録殘石原文轉入到分析研究領域。值得一提的是，他將被同時期的前輩學者錢大昕斥責爲“踳訛復沓”的《汗簡》文字來與三體石經古文印證，在當時也別具慧眼。繼臧琳、孫星衍之后，馮登府博征典籍，全面?？逼叱浳淖?，尤以《汗簡》《古文四聲韻》證魏石經古文，用事實證明了其書之價值，既開王國維爲郭、夏二書平反之先聲，也爲百年之后與迭出之楚簡古文相互印證鋪路。自洪適在《隸續(xù)》中云《儀禮》殘碑“每行七十三字”，在文字校勘中鑿破混沌，翁方綱循其思路，“于諸經所見殘本下各記其每行字數(shù)”，可謂已撩開漢碑形制復原一角。但真正全面考證復原的工作，則有待于王國維的出現(xià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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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緒十八年（1892）丁樹楨得三體石經《君奭》殘石百余字，文字清晰，行款整齊，顯現(xiàn)了漢魏石經的真面目。1916年4月，王國維在結束《史籀篇疏證》之后，欲對《說文》古文予以探考，乃取楊守敬所得《君奭》拓本比勘其古文字形。因爲《君奭》殘石行款俱在，王氏校取以覈馮登府《魏石經考異》，推定魏石經每行皆六十字。王國維有極強的系統(tǒng)思維，有翁方綱、馮登府等導夫先路，又得此行款概念，于是萌發(fā)全面復原漢魏石經之想。經前后五個月的沉潛研究，著成《魏石經考》二卷八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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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石經考》上卷六篇爲：《漢石經經數(shù)石數(shù)考》《魏石經經數(shù)石數(shù)考》《漢魏石經經本考》《魏石經古拓本考》《魏石經經文考》《魏石經篇題考》，下卷爲：《魏石經古文考》《魏石經書法考》及《隸續(xù)?魏石經圖》六幅。漢魏石經鎸成之后并立洛陽太學之前，旋遭毀棄搬遷，所以晉以還文獻如《洛陽記》《洛陽伽藍記》《西征記》《北齊書》《隋書》《隸釋》等書記載熹平石經經數(shù)各不相同，且將漢魏石經石數(shù)混記錯轉，歧出不一。王國維認爲，“欲考魏石經之經數(shù)石數(shù)，必自漢石經始”，所以第一篇即梳理熹平石經的經數(shù)石數(shù)，依清人成果考定爲七經，并幫助之所以亦稱五經或六經之原因。魏石經則依據(jù)其復原的《三體石經左傳遺字》圖計算，推測當時鎸刻到《尚書》《春秋》及《左傳》莊公中葉以前文字而止。經數(shù)與石數(shù)密切相關，而關聯(lián)的焦點就在每碑基于行款所能容納之字數(shù)。漢石經每行字書已有洪適、翁方綱等推測在先，魏石經每行六十字恒定不變。所需考定者，是每碑行數(shù)。他反覆計算，最后漢石經取《洛陽記》四十六碑，魏石經取《西征記》三十五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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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石經用今文本，魏石經用古文本，古文本《尚書》有馬鄭、王肅、梅頤本之別，今文本五經更有十四博士師法家法之異。王國維撰著時，熹平石經殘石尚未出土，只能根據(jù)洪適所記，《詩》用《魯詩》，參校齊、韓兩家；《公羊》用嚴本，參校顔本；《論語》用某本，兼存盇、毛、包、周諸家異字；從而推測《易》《書》《禮》亦必以一家爲主，兼存諸家異文于后。魏石經雖有《隸續(xù)》文字和《君奭》殘石，但文本很難確定。王國維從《文侯之命》和《呂刑》之間容不下《文侯之命序》十五字，因而定其爲用馬鄭本《尚書》，不得不說是慧眼卓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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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數(shù)、石數(shù)、經本是石經最基本的要素，其他諸篇涉及拓本、經文、篇題、古文、書法等問題，對唐初皇室所藏蕭梁拓本的流傳，《三體石經左傳遺字》離析后的拼接，石經篇題的書寫格式，科斗古文的書法及其與《汗簡》《古文四聲韻》異同等一一考證，提出自己的看法。然因當時所見漢魏石經殘石太少，其中不免多主觀推測成分，故其纂輯《觀堂集林》，已刪去《經文考》《篇題考》《古文考》諸篇及圖。迨其見洛陽新出之大塊《無逸》《君奭》《春秋》僖文二公殘石，又作《魏石經殘石考》一篇，將殘石涉及之篇目文字全部用碑圖形式圖示。王國維對魏石經的前后兩考，基本奠定了魏石經的研究格局。其對漢石經的考證和認識，在其逝世后由羅振玉來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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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振玉于1929年開始纂輯《漢熹平石經殘字集録》，循王國維復原石經的思路，對每行石經文字都計算其行字數(shù)。嗣后隨得隨刊，至1931年，已編集十二次，收字近六千?！都h》爲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收録熹平殘石最多的一部著作，其中拓本大多數(shù)都爲王國維所未見。所以羅振玉在王國維認識之基礎上又有新的突破。羅氏最大貢獻在于，依據(jù)殘石，綜核自己心得和時賢研究成果，新考定《易》用梁丘本，《書》用小夏侯本，《禮》用大戴本。其次，揭示今古文文本的差異，如《魯詩》和《毛詩》的篇次、章次乃至章節(jié)多寡都有不同，《二雅》分什有別，用實物證實了九百年前趙明誠“篇第亦時有小異”之說；《儀禮》之記與傳本文字亦有多少差異。經其以殘石文字實證，使我們親睹二千年前的西漢今文本樣貌，極爲可貴。至于各經書寫款式，如篇題占一行，《易》卦文連書，卦畫當一格之位不空格，《十翼》每章、《魯詩》每篇、《春秋》每年、《公羊傳》每歲、《論語》每章前都空格加點以示區(qū)別；各經每行字數(shù)雖有恒定而時有參差，并非一律；今文本與今所見傳本字數(shù)多有差異等，都非經目驗殘石者所無法想象，不僅加深了世人對西漢文本的認識，更主要的是凸顯了石經無可替代的學術價值，爲復原石經碑圖奠定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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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國淦在1929年完成《歷代石經考》，適值羅振玉《集録》陸續(xù)印行，于是參據(jù)文獻，比勘文本，考驗《集録》行款，于1931年著成《漢石經碑圖》，將熹平石經七經文本排列成九十六碑，第一次主觀展示了一千七百多年前的石經樣貌。1937年孫海波出版《魏三字石經集録》，圖示魏石經爲二十八碑。張、孫二書之出版，標志著儒家石經這門學科的基本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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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經學不同于石刻學，它局限于儒家石經而不包括其他所有碑刻；石經學不同于經學或儒學，它是專門針對經學的石刻文本，是相應時代的標凖文本而非一般文本，由文本異同來認識今古文和經義之異同。石經學是廣義文獻學的一個分支，但有其獨特的內容。石經文本建立在當時政治統(tǒng)攝下由官方選定一種文本精校、用當時正字（必要時兼用數(shù)體）書寫、鎸刻的定本，具體落實在石數(shù)、碑制（篇題、行款）上。因其材質、書法導致其有拓本，故有書法研究之價值；因年代久遠鎸刻經數(shù)不明，故有歷史考證之必要。儒家石經在宋代僅是著録與校勘，清代有意識從今古文文本、行款上去認識，但仍多局限于文獻與文字字形考證。到王國維著《魏石經考》，才從經數(shù)、石數(shù)、經本、拓本、經文、篇題、古文、書法作全方位考訂，經羅振玉、張國淦、孫海波之努力，綜合八個要素成果，樹立了漢魏石經碑圖。之后羅振玉整編《熹平石經集録》，馬衡匯輯《漢石經集存》，只是在做規(guī)整和增量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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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經學由研究漢魏石經而建立，可以輻射到其他五種石經的研究。其中唐石經、清石經形制具存，而蜀石經、二宋石經之形制卻有很大的研究空間。即就漢魏石經而論，張、孫所圖遠非定論。臺灣在二十世紀后半葉，屈萬里著漢石經《易》《書》二書殘字集證，以及和其學生所撰《詩》《公羊》《論語》等殘字集證，都是在張《考》、馬《存》基礎上精益求精；呂振端《魏三體石經殘字集證》也是在孫《録》的基礎上重新考證。大陸八十年代考古發(fā)掘出新漢魏石經殘石，學者先后綴合考訂，都有新的突破。至于熹平《尚書》所據(jù)究竟是歐陽本抑是小夏侯本，學者反覆論證，結論越來越接近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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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觀八九十年來的石經之學，緣其他學科相繼興起成爲熱點和石印石經書籍難覓等原因而顯得沉寂?！皻v代儒家石經文獻集成”課題試圖將所有石經拓本、題跋、專著、論文匯爲一編，方便學界參考利用。在儒家簡牘頻繁出土的現(xiàn)今，匯集資料重振石經之學，意義重大。儒家經典文本之文字，二千多年來因字體更替和傳鈔錯舛，顯得異常復雜。將七朝石經作爲不同時代實物坐標，不僅楚簡古文與魏石經古文相印證，可覘字形嬗變之跡；其文字文句文本與漢魏石經相校覈，亦可窺兩漢今古文文本之異同。鎖定唐石經文本，朝前與敦煌殘卷、《五經義疏》、《經典釋文》和漢魏石經、出土文獻乃至漢魏六朝碑刻引經相校覈，朝后匯集宋刻本，盡可能參證蜀石經、嘉祐石經殘石，則我們現(xiàn)今文本的流傳、演變之跡大致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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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國淦、孫海波圖示之碑式、石數(shù)、行款都已被新出殘石和深入的研究修正或調整，其間有行款問題，亦有今古文文本之異，今可參據(jù)新出殘石和簡牘資料覆覈、校正漢魏石經碑圖。由漢魏石經碑圖推衍，蜀石經和北宋石經的碑圖形制，以往少所涉及；石經與政治關系之密切，固無可疑，然在專注于文字碑制的過去，往往爲學者忽略，近已有學者在這兩方面作出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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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文獻、文字、文本、碑刻、經學史、歷史于一身的石經學，有自己獨特的研究視野與路徑。七朝石經是歷史留存的儒家經典珍貴文物，藴含著豐富的文字與文本信息。如何深入研究，恰當利用，是當今經學、歷史學、語言學、文獻學、碑刻學值得深思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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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發(fā)表于《光明日報》2017年08月0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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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近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