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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的本與末

——《論語·子張》“子夏之門人小子”章散論

作者：周景耀

來源：《中國藝術(shù)報》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十月初二日乙巳

? ? ? ? ? ?耶穌2018年1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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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語·子張》“子夏之門人小子”章意涵豐富，可供討論的層面很多，尤其對思考今日之思想不無裨益。此章全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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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灑掃、應(yīng)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后倦焉？譬諸草木，區(qū)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論語·子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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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章體現(xiàn)了子游和子夏在教育方式上的區(qū)別。子游認為子夏教育學生執(zhí)著于日常禮儀等末節(jié)之事，這些是“小學”，側(cè)重于讓學生歷練事務(wù)，但有可能追末遺本，有失為學之根本，非“大學”之道。子夏聽后，認為子游話說過了，君子之道不會因為是細枝末節(jié)之事或道理短淺而先傳授，也不會因為是根本之事或道理深奧而后傳授，先教還是后教，并無成法，也不應(yīng)有成心，應(yīng)從學習者的角度選擇教育次序。因為學習者的資質(zhì)有高低，程度有深淺，應(yīng)因材施教，如同草木，大小類屬不同，區(qū)別待之自是常理。若不從實際出發(fā)，將高遠深奧之理強行傳授給學生，讓其做一些暫時難以完成之事，這是對君子之道的誤解。君子之道不容歪曲，傳授時要講究次序和因人而異，如程頤所言：“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后教以大者遠者，非先傳以近小而后不教以遠大也。”但由近及遠，有始有終，大小都學通的，大概只有圣人，一般人很難做到。就此而言，子夏之教立足常人，較為切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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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觀《論語》中的子夏，可以想見他是一個注重日常禮節(jié)、關(guān)注末節(jié)之事的人，對君子之道或者說對禮儀之后的“道”思慮不夠。故在《論語·先進》中，孔子說他“不及”，意指他離君子之道尚有距離。在《論語·雍也》中，孔子告誡他“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說明他是接近“小人儒”的。這里的“小人”是指他的行為過于關(guān)注末事，過于實用，思想還不夠遠大，子游告誡子夏門人要知“本”意即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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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游所謂的“本”，即子夏所說的“君子之道”。黃侃與劉寶楠都認為“本”指先王之道，即關(guān)乎治國根本的禮樂之道。朱熹認為“本”指的是“正心誠意”之事，朱熹把子游、子夏之爭，放到《大學》“八條目”的框架內(nèi)進行理解，《大學》所說的“格物”即“灑掃、應(yīng)對、進退”之事。按照王陽明的理解，“格物”之“物”應(yīng)該理解為“事”，他所說的“事上磨煉”即“格物”的工夫，格物致知也就是致良知，亦即朱熹說的“正心誠意”，在他們看來這就是“本”。這與黃侃理解的“治國平天下”的禮樂之道一虛一實，有所差異但可以溝通，如果禮、樂是外在制度形式，其本是“仁”，所謂“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那么，“致良知”“正心誠意”也便是求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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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子夏之學側(cè)重于末事，子游之學則因先言本（大道）而后行事（禮儀）而顯得高遠空泛，不切實際。雖然子夏的反駁，也是提醒門人要即末而悟本，但二者在本末之間還是有所偏重，荀子的批評頗能見出他們的不同。荀子說：“正其衣冠，齊其顏色，嗛然而終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賤儒也。偷儒憚事，無廉恥而耆飲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賤儒也。”由此可見，二人在對待“禮”的問題上，子夏拘于禮之形式；子游雖不拘形式，但卻給人以不接地氣空談禮義、流于空泛之感。經(jīng)由子游、子夏之爭，事實上體現(xiàn)了儒學內(nèi)部或者說中國思想傳統(tǒng)中一直或明或暗存在著的一個重大的議題，即如何在實踐與理論兩方面處理“本末”的問題，也是如何統(tǒng)合兩種教育方式的問題?？鬃尤ナ篮?，所謂的儒分為八，大體可分為本末兩派，而此后中國思想文化的發(fā)展，大體在本末、大道小道、內(nèi)圣外王之間搖擺。通常的表現(xiàn)是將本末分為兩段事，或者將本末割裂，或者是本末對立，本末一致在現(xiàn)實中很難實現(xià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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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立足于法家的秦制與強調(diào)先王禮樂之治的王道政治的對立與沖突，事實上就是一個本末的問題。又常見王朝末期，往往浮華奢靡、過多繁文縟節(jié)，以至文質(zhì)失衡本末倒置。本末、文質(zhì)相對平衡的時代，基本上海晏河清、天下太平，本末失衡或割裂，天下便動蕩不安，這是政治上的“本末”現(xiàn)象。從中國思想文化的發(fā)展歷程來看，本末失衡的現(xiàn)象也經(jīng)常出現(xiàn)。春秋以至秦朝建立，強調(diào)實用性的思想占據(jù)主流，法家是為代表，政治上出現(xiàn)以吏為師、以法為教的現(xiàn)象，而談性理、王道理想、禮樂制度的思想不再被重視。無論此后由漢代開啟的今古文之爭，還是魏晉清談、宋明理學、清代考據(jù)學、常州學派，大體皆可在本末、內(nèi)外的框內(nèi)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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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現(xiàn)代后，中、西學體用之爭甚囂塵上，至今未絕，這其實是本末之爭，表現(xiàn)為中、西學何者為體、何者為用的問題，其結(jié)果是西學為體成為時代的思想主流，“反向格義”西方思想成為中國現(xiàn)代人文學科的通行做法，而中國的思想傳統(tǒng)在這個過程中與西方思想并沒有平起平坐。比如文學研究領(lǐng)域，界定何謂“文學”的一些觀念與范疇，即來自西方，以源自西方的“文學”理念作為不言自明的前提談?wù)撝袊膶W，顯然會出現(xiàn)削足適履本末倒置的結(jié)果。中國文學傳統(tǒng)在這些觀念的指導下被打亂重來，所謂的“整理國故”重估傳統(tǒng)事實上也還是今天的潮流，于是一套又一套文學史被建構(gòu)起來。借助西方觀念，中國文學研究者對建構(gòu)所謂的文學體系樂此不疲熱情高漲。但從實際效果看，這種研究，既無自己的問題意識，好像也沒有什么用，現(xiàn)實感、參與感很弱，離中國傳統(tǒng)也越來越遠，導致文史之學不過是西方思想的注腳與說明而已。所以，目前中國文學研究的義理系統(tǒng)還是西方的，即便是從事古典文學的研究者，大多數(shù)對中國傳統(tǒng)的義理系統(tǒng)缺乏深刻的認知，更不要說情感上的深心認同了，古代只是他們的研究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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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本末這對概念來說，隨著西方形而上學思維的進入，漸被理念與現(xiàn)實、本質(zhì)與現(xiàn)象、客觀與主觀、理性與感性、情感與物質(zhì)等說法替代，二元性或者說二元對立的情形更為鮮明，天人、義利、體用、心物等問題呈現(xiàn)出前所未有的緊張感。因為形上形下的二元思維方式和解釋系統(tǒng)已成為我們思考問題的前提與預設(shè)，理論在前，主義先行，是目前的常見做法，在進行研究時，也常是套用某種理論分析某種現(xiàn)象或文本，這種做法是將世界觀念化與對象化，其弊端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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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面上教育的心靈雞湯不少，現(xiàn)實感不強。記得一部電影里有這樣一句臺詞：“聽過很多道理，我卻依舊過不好這一生。”為什么呢？因為這些道理皆非從一己切身體驗、實踐得來，自然很難與一己之身心性命發(fā)生關(guān)系。這說明教育某種意義上失去了踐履的精神，隔斷了與生活世界的聯(lián)系，事上磨煉的意義被忽視。當然，不是說不談義理，不進行理論建構(gòu)，但更要緊的是，不能忽視對學生在日常事務(wù)上進行訓練，下學上達，由外而內(nèi)，由小到大，從“灑掃、應(yīng)對、進退”起始，是一個人格自然養(yǎng)成的較為穩(wěn)妥的教育方式與教育次第，也是比較符合常情的教育方式，此即子夏之學的可貴之處。先末后本，先實踐后理論，這樣或能避免玄遠空虛。就此，朱熹認為若學不由其序，舍近求遠，處下窺高，結(jié)果是“理之全體固已虧于切近細微之中矣”，意思是理的整全性并不能涵蓋或解釋日常細微之事，它因此是無效的。再則，如果教育過于技術(shù)化、職業(yè)化，汲汲于現(xiàn)實之用而無深遠之思，與身心性命、君子之道并未產(chǎn)生一以貫之的關(guān)聯(lián)，“君子不器”的德性教育在此過程中不再被強調(diào)，失去這個維度所產(chǎn)生的災(zāi)難性后果已經(jīng)在我們生活中有所體現(xiàn)。概言之，今天的教育在處理本末問題時，呈現(xiàn)出某種分裂性，對此需認真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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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談到，從傳統(tǒng)到現(xiàn)代思想轉(zhuǎn)型的過程中，本末問題呈現(xiàn)出一定緊張感，但在本末殊途之外，在中國傳統(tǒng)的內(nèi)部，還有一條潛在的思想線索，對本末分裂的問題進行制衡或糾偏，此即由子游、子夏之爭延伸出的強調(diào)本末一體的思想。就二人的本末之爭，程頤的理解是“凡物有本末，不可分為兩段事。灑掃應(yīng)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自灑掃應(yīng)對便可到圣人事”。朱熹認為按照本末大小順序進行學習，是從事的角度說，就此而論，日常之事確實存在著大小先后之分，但從事之理上講，則無大小之分，且理無所不在。南宋理學家張栻指出此章尤能“發(fā)明圣門之閫奧”，在他看來，君子之道，本末本一體，如將本末析為二體，“形而上者與形而下者不相管屬，其為弊蓋有不勝言矣”。明末大儒劉宗周亦云“本末只一物，大小只一物，恁地剖析不得”，“始終無定名，總是本末一致之意，然粗精大小皆在其中”。王夫之亦認為“小學之教，皆事也。而事外無道，道外無事，試之以事，即所以納之于道也”，所以“末者即本之末，本者為末之本，道無二致，而本末不可以分，固已”。按照李澤厚的解釋，事物之本末本一體，日常之細碎瑣事也可見本體、見心性、致高明，如同陽明學派所謂端茶童子也是圣人。而現(xiàn)代形而上學思維方式與此迥異，它們認為本高于末、本先于末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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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述上述諸家意見，意在說明本末一體、道無二致的思想一直延續(xù)在中國文化的深層，是中國文化的精義之一，它的存在，成為糾偏本末失衡或本末分裂的觀念性力量。我們應(yīng)該慶幸，在我們的文化傳統(tǒng)中還保有這樣的思想資源，若能汲取、激活這一思想，在現(xiàn)代世界面前我們或不至于彼此隔絕太深、疆界太多、撕裂太大，以至眾聲喧嘩無法對話，連基本的共識都難以達成。就此而論，或許本末一體、道無二致的觀念，會成為當下走出以二元分裂為思想表征的現(xiàn)代性困境的重要思想支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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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姚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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