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陣地戰(zhàn)—關于中華文化復興的葛蘭西式分析（二）

二、社會化：分析框架

作者：康曉光

來源：作者授權 儒家網 發(fā)布

            原載于康曉光等著《陣地戰(zhàn)——關于中華文化復興的葛蘭西式分析》，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二〇一〇年出版。

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十二月十七日丁未

           耶穌2016年1月26日

正是由于意識到文化復興已經超越了“社會運動”，進入了“社會化”領域，所以，在研究的第二階段的后期，我們開始運用“社會化理論”研究文化復興現象。

1、社會化

對于社會化的涵義，社會學、心理學、教育學、人類學等學科均給出了各自的解釋。社會學偏重社會化過程中人與社會的互動，關注社會規(guī)范的內化以及社會角色的形成。心理學偏重社會化過程中的個人成長，關注個人人格與自我的形成以及一般的社會學習過程。文化人類學則偏重社會化過程中文化的繼承，關注民族代代相傳的文化模式對其成員的共有人格即社會行為的影響。[1]

費孝通認為，“社會化就是指個人學習知識、技能和規(guī)范，取得其所在社會生活的資格，發(fā)展自己的社會性的過程。”[2]羅伯遜認為，“社會化是使人們獲得個性并學習其所在社會的生活方式的社會相互作用過程”。[3]庫利指出:“從幼年時起,我們的生活愿望及表達自我的愿望就要受到社會系統的規(guī)范。這一社會系統是長期發(fā)展的結果。我們摸索著進入這個系統,我們便因此成為發(fā)揮某種社會功能的候選人。通常還有其他的候選人,因此我們必須奮斗,必須改變自己,必須學會放棄和妥協,直至與同伴處于有效的調適狀態(tài)?！盵4]

帕森斯在探討社會系統如何解決自身的整合問題時，闡述了社會系統自身必須具備的兩大均衡機制——社會化和社會控制。他認為，個人的追求、行動意志、行動目標、能動性努力、情境解釋的所有指向，都將服從于社會行動系統的功能需要，成為社會模式化體系中的構成部分。 米德，在關于人的自我和角色的論述中，極為強調社會共同體、共享價值觀對行動過程的普遍支配作用，認為社會有組織的協調能力所產生的“選擇壓力”，促使個體使自己適應于社會環(huán)境和組織模式。他認為，個人由感知他人對自己的評價而形成自我，并進行選擇的權衡，這些人際實踐使社會組織得以建立和維持，并使社會結構得到復制。[5]

概括的說，人的社會化是指個人學習他所生活其中的那個社會長期積累的知識、技能、價值和規(guī)范，并把這些知識、技能、價值和規(guī)范內化為個人的品格和行為，在社會生活中加以再創(chuàng)造的過程。社會化研究的目的也很明確，就是要確切地了解規(guī)范和原則是如何在社會上傳播，是如何為社會化對象所理解，所內化的。[6]

社會化主體要傳播某種規(guī)范和原則，需要經過“社會教化”和“個體內化”兩個環(huán)節(jié)。社會教化和個人內化相輔相成，社會教化是社會化的外部動因，個人內化是社會化的內部動因。人的社會化是在現實社會中進行的。個人、社會、個人與社會構成了社會化過程的全貌。

2、社會化分析框架

為了運用社會化理論描述和分析本土文化復興現象，我們構建了社會化分析框架。（見圖1）在這一框架中，存在兩個主體，即社會化主體和社會化對象；存在兩個基本過程，即社會教化和個人社會化；存在兩個反饋過程，即社會化主體根據社會化效果做出的調整和社會化效果對文化復興運動的反作用；還有一個環(huán)境變量，即文化復興運動。

社會化主體是那些影響人們的觀念、情感、態(tài)度和行為的個人、群體、組織、場所，如家庭、學校、同輩群體、職業(yè)團體、宗教組織、大眾傳媒等等。一方面，不同的社會化主體有著自己獨特的社會化功能，其社會化對象各不相同，發(fā)揮作用方式也各有不同。另一方面，它們在個體社會化的過程中相互滲透，共同推進社會化的最終實現。

社會化主體以感知到的結構性緊張和政治機遇結構為基礎，從自身的理念和資源動員情況從發(fā)，對社會化對象實施教化。社會教化指社會通過社會化主體實施社會化的過程，即社會化主體以某種價值觀、文化方式、人為設計和安排、技術性設置等來教化和調節(jié)個人。社會教化可以分兩大類：正規(guī)的教育，如各級學校對學生的教育；非正規(guī)的教育，如社會風俗，群體亞文化、傳播媒介對人的影響和教育。后一種社會教化往往是在無形中發(fā)生作用的，它對個人的成長、心理的變化以及行為方式的選擇，往往起著潛移默化的影響。[7]一般來說，社會化主體的教化過程分為四步：設定教化內容；輸出教化內容；強化教化內容；將教化活動制度化。

圖1：社會化分析框架

社會化對象是社會化主體作用的客體。在與社會化主體互動的過程中，社會化對象對教化內容進行內化。個人內化是指社會化對象經過一定方式的社會學習，接受社會教化，將社會目標、價值觀、行為規(guī)范和行為方式轉化為自身穩(wěn)定的人格特質和行為反應模式的過程。它是個人認識社會現實，加工社會影響，并使之轉化為個人內部意識和內在素質的過程。個人內化的過程分為三個部分：一是接觸社會化內容；二是觀念社會化；三是行為社會化。首先，社會化對象接觸到社會化主體所設定的教化內容，這種接觸可能是被動的，也可能是主動的。接著，社會化對象的觀念和行為先后或者同時發(fā)生轉變。

在實施社會化的過程中，社會化主體會根據社會化效果調整其教化策略。

需要強調的是，有效的個人社會化又會反過來推動文化復興。這是一個正反饋的過程。

3、從“社會運動理論”到“社會化理論”

文化復興的兩個階段之間，即社會運動與社會化之間，存在順暢的邏輯關聯。相應地，兩個階段的研究方法之間，即社會運動理論與社會化理論之間，也存在良好的邏輯關聯。

圖2：兩個研究階段之間的邏輯關系

這種邏輯關聯表現為：（1）本土文化復興是為了借助本土文化資源重建社會的價值觀和行為規(guī)范，為此需要用本土文化塑造人們的價值觀和行為規(guī)范，（2）而人們的價值觀和行為規(guī)范是社會化的產物，（3）所以要實現文化復興的目標，首先就要改造社會化系統，（4）然后利用改造了的社會化系統，對人們實行社會化，進而達到重建社會的價值觀和行為規(guī)范的目的。簡言之，本土文化復興的首要目標是按照自己的本性改造社會化系統，最終目標是利用改造過的社會化系統對國民進行社會化，使他們符合本土文化的要求。（5）而文化復興運動的功能就是改造社會化系統，當然它同時也對個體發(fā)揮社會化的功能。這樣一來，本土文化復興的社會運動就與社會化自然而然地連接起來了。

可見，第二階段研究與第一階段研究之間存在著內在的緊密的聯系。

【參考文獻】

[1] 周曉虹，《現代社會心理學：社會學、心理學和文化人類學的綜合探索》，江蘇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4頁。

[2] 《社會學概論》編寫組，《社會學概論》，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4頁。

[3] 羅伯遜，《社會學》（上），商務印書館，1990年，第138頁。

[4] [美]庫利，《人類本性與社會秩序》，華夏出版社，1989年，第282頁。

[5] 鄭杭生、楊敏，《個人的當代形貌：社會化理論的世紀挑戰(zhàn)》，河北學刊， 2006 年第2期。

[6] E·齊格勒、I·基爾德、M·拉姆，《社會化與個性發(fā)展》，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出版社，1988年，第12頁。

[7] 周曉虹，《現代社會心理學：社會學、心理學和文化人類學的綜合探索》，江蘇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7頁。

責任編輯：葛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