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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公正的法官為什么受到“圍攻”？

作者：吳鉤

來源：作者授權(quán)儒家網(wǎng)發(fā)表

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年五月初七日己巳

           耶穌2015年6月22日

“司法獨立”是現(xiàn)代西方社會普遍采用的一項分權(quán)制度，但這并不意味著中國的傳統(tǒng)社會就沒有“司法獨立”的觀念。中國最早的大法官皋陶曾對大禹說過一句話：“天敘有典，勅我五典五敦哉！”這句話的意思，我的理解是，皋陶認為，法律與法官的司法權(quán)來自上天的賦予，而不是世俗的權(quán)力王所授予。這便是司法獨立的法理淵源，從這里衍生出獨立于世俗權(quán)力王的司法權(quán)威。所以當有一個叫做桃應的人詢問孟子：“舜為天子，皋陶為法官，舜的父親瞽瞍殺人，應怎么處理？”孟子毫不猶豫就說：“皋陶當然是將瞽瞍抓來治罪?！碧覒謫枺骸八床豢梢愿深A嗎？”孟子說：“舜怎么干預？皋陶的司法權(quán)是獨立的?！?/p>

后世君權(quán)大熾，但仍未能阻止一部分法官對于獨立審判權(quán)的追求。張釋之，漢朝名臣，受文帝賞識，拜為廷尉，即首席大法官。一日，文帝出行，經(jīng)過長安城北的中渭橋時，有一個人突然從橋下跑出來，導致拉皇輿的馬受驚，文帝也差點受了傷。于是皇帝命令侍衛(wèi)將那人擒住，交給張釋之審訊。經(jīng)訊問，原來那人是長安縣的鄉(xiāng)下人，因為聽到開路禁行的喝道聲，便躲到橋下，過了許多，以為皇帝的乘輿車騎已過，便跑了出來，誰知就沖撞了皇輿（在當時，這叫做“犯蹕”）。

張釋之向文帝報告了案情，然后提出處罰意見：“依大漢朝的法律，一人犯蹕，當課罰金?！蔽牡勐牶蟠笈f：“此人驚了我的馬，幸虧這馬兒馴良，要是換了別的馬，說不定就將我摔傷了。廷尉你竟然只判處他罰金？”張釋之告訴文帝：“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律如此規(guī)定，當依法執(zhí)行。陛下如欲加重懲罰，則法不信于民也。那人犯蹕之時，陛下你若將他殺了也就罷了，但現(xiàn)在已交到我廷尉這里，廷尉，自當公正執(zhí)法，若有偏差，則天下的法官都會任意輕重，那老百姓豈不是要手足無措？望陛下明察?！蔽牡鬯贾季茫f道：“廷尉當是也?！背姓J張釋之是正確的。

顯然，法官張釋之所秉持的司法理念是，一項法律確定下來之后，天子當與天下人共同遵守；一個案子進入司法程序后，應由法官依法裁決，皇帝也不可干預。張釋之那句擲地有聲的宣言——“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也多次為后世的司法官所引述，用來對抗君主徇私枉法的意圖。

如果故事就這樣結(jié)束，還不足以體現(xiàn)我們的先賢追求司法獨立與司法公正的那股認真勁兒，我也大可不必專門寫一篇文章來講述一個簡單的故事。這個故事最有價值的地方在于它后面引發(fā)的討論。

張釋之當廷尉，秉公執(zhí)法，“時無冤人，綿歷千祀，至今歸美”；他對“犯蹕案”的審判，也不可謂不公正。但后世的學者、法官提起這個案例時，還是對張釋之很不滿意，因為張釋之不僅說了那句“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還說了一句“那人犯蹕之時，陛下你若將他殺了也就罷了（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他們認為，作為負責司法的廷尉，實在不應該說出這種違背法理的昏話。

宋代的洪邁說，這一句“上使誅之則已”，無異是“啟人主徑殺人之端”。唐代的杜佑也認為，張釋之所言，就算是“一時權(quán)對之詞，且以解（文帝）驚蹕之忿”，也伏埋下無窮后患，因為“王者至尊無畏忌，生殺在乎口，禍福及乎人”，如果皇帝“淫刑濫罰，引釋之之言為據(jù)”，則將“貽萬姓有崩角之憂”，使老百姓生活在暴虐統(tǒng)治的恐懼中。因此，杜佑提出，班固著《漢書》之時，應當將“方其時，帝使誅之則已”此話刪去不載，以免誤導后世帝王。

因為錯說一句話，張釋之就這樣成了“箭垛子”，歷代反駁他的人很多，也駁得很在理，其中尤以明代理學家丘浚說的最為深刻。丘浚在編撰《大學衍義補》時，借用“楊氏曰”的口吻，說道：“既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則犯法者，天子必付之有司，以法論之，安得越法而擅誅乎？”意思是說，張釋之既然明白“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那么凡是觸犯法律的人，都必須一概交給法司依法裁斷，豈可容許天子“越法而擅誅”？換言之，天子是沒有權(quán)力越過司法程序、“使誅之則已”的。顯然，丘浚的理解更加接近“司法獨立”的精神。杜佑尚認為“王者至尊無畏忌，生殺在乎口”，丘浚已經(jīng)不承認天子擁有“至尊無畏忌，生殺在乎口”的特權(quán)。

那么如果皇帝非要“越法而擅誅”呢？以丘浚對司法原則的理解，他一定會說，不必考慮皇上的意見，依照法理來裁判即可。我這么說，當然是有依據(jù)的。丘浚講述過一個典故：唐代太宗朝，一度出現(xiàn)“刑網(wǎng)日密”的趨勢，法官斷案，寧可“失入”，也不“失出”，寧枉毋縱。唐太宗問大理寺卿（首席大法官）劉德威：“近日刑網(wǎng)稍密，何也？”劉德威答道：“個中原故在主上，不在君臣，人主好寬則寬，好急則急。陛下倘一斷以律，則此風立變矣。”唐太宗覺得他說的有道理，“從之，由是斷獄平允”。但丘浚卻對劉德威的見解很不以為然。他說，人主好寬則寬，好急則急，這不是司法之道?！盀樾坦僬?，執(zhí)一定之成法，因所犯而定其罪，豈容視上人寬急而為之輕重哉？”司法官的準繩是法理、天理，而不是君主的愛惡，“刑獄之事，實關(guān)于天。典刑者，惟一循天理之公”。

還有另一位大儒——宋代的理學家陸九淵，也對張釋之提出了深刻的批評。他從一個很刁鉆的角度發(fā)出詰問：假設漢朝的法律規(guī)定“犯蹕者殺無赦”，那廷尉是不是也應該堅定地按照法條辦案，將那個倒霉而無辜的鄉(xiāng)下人殺掉呢？

陸九淵的答案當然是不可殺。因此，陸九淵說，張釋之不應該只是以“今法如是”來塞皇帝的嘴，更應當向皇帝闡明“不可殺”的法理所在。這個法理，陸九淵追溯到《尚書》記載的一項古老的司法原則：“乃有大罪，非終，乃為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边@段話，需要逐字翻譯一下：非終，指偶犯；眚災，指因過失造成災害；適爾，指偶爾；道極厥辜，指坦白自己的罪行。整句話的意思是說，如果有人犯了大罪，但屬偶犯、出于過失而非故意，而且坦白了自己的罪行，那么他就不可被判死刑。

根據(jù)這項古老的司法原則，陸九淵認為，“犯蹕案”中的那個鄉(xiāng)下人，只是偶爾的過失，不存在犯罪故意，即使他使?jié)h文帝受了傷，也應該從輕發(fā)落，何況文帝并未受傷。如果當時的法律條文違背了這樣的司法原則，“茍法有不善”，張釋之身為廷尉，則有義務提請皇上修訂法律，使法條合乎正義。但張釋之不能闡述清楚法理，“以去文帝之惑”，而只知道說“今法如是”，這個廷尉當?shù)每刹缓细?，難怪后世出現(xiàn)了“任法之弊”。

陸九淵非凡的見解，拓寬了歷代對張釋之“犯蹕案”的批評維度，也拓深了先賢對司法原理的認識深度——法官，不僅要據(jù)法決斷，也當依照古老而永恒的法理審查法條。這些法理蘊含于永恒的天道人情（自然法）中，記錄于古老的法典中，由飽學的儒家給予發(fā)現(xiàn)、闡述。顯然，皇帝應當接受這些先于他存在的法理；以皇帝名義制訂出來的法條，也要符合永恒法理，方為“善法”。這樣，既能夠保持司法之獨立，也可以避免法家式的“任法之弊”。說到這里，您也許會發(fā)現(xiàn)，這種儒家式的法官，已經(jīng)相當接近普通法系下的大法官了。

圍繞張釋之“犯蹕案”所展開的批評，雖然發(fā)生在不同時段，卻似乎在歷史深處相互響應，讓我覺得，仿佛有一群飽學而莊嚴的法官，聚在一起檢討某一個有缺陷的判例，并再三確認了他們對于司法原則的理解：法官司法的準則，唯法，唯法理，而不是君主的意志與權(quán)力。

今人以為中國古代的君主“言出法隨，賞戮由心”，又以為古人沒有“司法獨立”的精神，傳統(tǒng)文化是構(gòu)建現(xiàn)代司法制度的無形障礙，殊不知這都是深深的誤會。與其厚誣古人，不如反省自身。

責任編輯：葛燦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