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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讀正德庚辰王陽明之夢

——兼論開悟“致良知”宗旨的政治苦境

作者：任文利

來源：作者授權(quán) 儒家網(wǎng) 發(fā)布

           原載于《中國儒學(xué)》（第六輯，中國社會科學(xué)出版社，2011年）

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年三月初十日甲戌

           耶穌2015年4月28日

一、王陽明《紀(jì)夢》詩 

夢境在人生際遇中總是透露出一些神秘的色彩，孔子曾以很久沒有夢見周公而嘆其“衰”。王陽明曾在十五歲時夢謁馬伏波廟，并于夢里題詩云：“卷甲歸來馬伏波，早年兵法鬢毛皤；云埋銅柱雷轟折，六字題詩尚不磨?！盵1]嘉靖七年戊子十月，王陽明用兵兩廣之時，偶然間得拜謁伏波祠，情景宛如昔年夢中，不禁感嘆兩廣之行有非偶然者。一個多月以后，王陽明即與世長辭，此夢亦堪稱奇。本文所欲解讀者非陽明此夢，而是正德十五年庚辰八月的一個夢，王陽明為此而賦《紀(jì)夢》詩，并于詩序中敘此夢來歷如下： 

正德庚辰八月廿八夕，臥小閣，忽夢晉忠臣郭景純氏以詩示予，且極言王導(dǎo)之奸，謂世之人徒知王敦之逆，而不知王導(dǎo)實陰主之。其言甚長，不能盡錄。覺而書其所示詩于壁，復(fù)為詩以紀(jì)其略。嗟乎！今距景純?nèi)舾赡暌樱怯袑崘荷钤┯艚Y(jié)而未暴，寧有數(shù)千載之下尚懷憤不平若是者耶！[2] 

王陽明在夢中偶爾遭逢晉郭璞，并告以東晉王敦、王導(dǎo)一段故事。王敦、王導(dǎo)事詳《晉書》本傳及元帝、明帝《紀(jì)》，今略敘其與王陽明夢境相關(guān)者如下。王敦與其從弟王導(dǎo)俱為東晉開國皇帝晉元帝重臣，王敦于晉元帝末年、晉明帝初年兩度興兵作亂，明帝太寧二年（324年），王敦“憤惋而死”，其黨羽亦被剿滅。王導(dǎo)則歷元帝、明帝、成帝三朝皆為朝廷重臣。元帝末年王敦初作亂之時，王導(dǎo)率族人請罪于元帝，元帝稱王導(dǎo)“以大義滅親”。王敦興亂得志之后，王導(dǎo)亦得以加官。王敦欲廢元帝，因王導(dǎo)所爭而止。明帝即位后不久，王敦再度舉兵興亂，此時他已重病在身，王導(dǎo)率子弟先行舉哀，人皆以為王敦已死。王敦與其黨羽覆敗后，王導(dǎo)再得加官。《晉書》之“史臣曰”稱述王導(dǎo)為帝王之“股肱”，比之于管仲之相齊、諸葛亮之興蜀。[3]至于郭璞與此事之淵源，則王敦興兵之初，曾請郭璞卜筮，以不稱己意而殺之?！稌x書》郭璞本傳載其事如下： 

敦將舉兵，又使璞筮。璞曰：“無成。”敦固疑璞之勸嶠、亮，又聞卦兇，乃問璞曰：“卿更筮吾壽幾何？”答曰：“思向卦，明公起事，必禍不久。若住武昌，壽不可測?！倍卮笈唬骸扒鋲蹘缀?？”曰：“命盡今日日中?！倍嘏?，收璞，詣南岡斬之。[4] 

王陽明詩序即據(jù)此以稱郭璞為“晉忠臣”。王導(dǎo)曾以郭璞為參軍，遇事亦時請郭璞卜筮，郭璞當(dāng)亦熟識于王導(dǎo)，故而在王陽明夢中由郭璞道出“王導(dǎo)之奸”于事理上能講得通。通過《晉書》王導(dǎo)傳史家之評語，我們可以解讀得出王陽明之夢為翻歷史舊案之夢，如其所言，用以抒“數(shù)千載之下”“懷憤不平”之氣。雖為夢里翻案文章，然亦當(dāng)合于事理，故而在《紀(jì)夢》詩中，王陽明述其夢醒之后：“開窗試抽晉史閱，中間事跡頗有因”。也就是說，夢醒檢諸史籍，王陽明認(rèn)可了郭璞的說法。下面我們即通過《紀(jì)夢》詩，進一步看郭璞如何翻歷史舊案的： 

切齒尤深怨王導(dǎo)，深奸老猾長欺人。當(dāng)年王敦覬神器，導(dǎo)實陰主相緣夤。不然三問三不答，胡忍使敦殺伯仁？寄書欲拔太真舌，不相為謀敢爾云！敦病已篤事已去，臨哭嫁禍復(fù)賣敦。事成同享帝王貴，事敗乃為顧命臣。幾微隱約亦可見，世史掩覆多失真。 

《紀(jì)夢》詩以“深奸狡滑”評王導(dǎo)其人，并認(rèn)為王敦之覬覦神器，王導(dǎo)實與之同謀且陰主其事。所引以為證的有二事：其一為王敦興兵得志后，欲用周顗（字伯仁），詢之王導(dǎo)，三問三不答，故最終殺之?！稌x書》周顗本傳載此事來龍去脈如下： 

初，敦之舉兵也，劉隗勸帝盡除諸王，司空導(dǎo)率群從詣闕請罪，值顗將入，導(dǎo)呼顗謂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顗直入不顧。既見帝，言導(dǎo)忠誠，申救甚至，帝納其言。顗喜飲酒，致醉而出。導(dǎo)猶在門，又呼顗。顗不與言，顧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系肘?！奔瘸觯稚媳砻鲗?dǎo)，言甚切至。導(dǎo)不知救己，而甚銜之。敦既得志，問導(dǎo)曰：“周顗、戴若思南北之望，當(dāng)?shù)侨?，無所疑也?！睂?dǎo)不答。又曰：“若不三司，便應(yīng)令仆邪？”又不答。敦曰：“若不爾，正當(dāng)誅爾?！睂?dǎo)又無言。導(dǎo)后料檢中書故事，見顗表救己，殷勤款至。導(dǎo)執(zhí)表流涕，悲不自勝，告其諸子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fù)此良友！”[5] 

據(jù)此，則王敦咨詢于王導(dǎo)之時，本意欲重用周顗。《晉書》謝鯤傳道此淵源頗詳： 

初，敦謂鯤曰：“吾當(dāng)以周伯仁為尚書令，戴若思為仆射。”及至都，復(fù)曰：“近來人情何如？”鯤對曰：“明公之舉，雖欲大存社稷，然悠悠之言，實未達高義。周顗、戴若思，南北人士之望，明公舉而用之，群情帖然矣。”是日，敦遣兵收周、戴，而鯤弗知，敦怒曰：“君粗疏邪！二子不相當(dāng)，吾已收之矣?！宾H與顗素相親重，聞之愕然，若喪諸己。[6] 

觀此亦可知，王敦起初本意即欲重用周顗、戴若思，及入都以后，征詢?nèi)饲橛谥x鯤，謝鯤告以群言沸騰，若任用“南北人望”周顗、戴若思，則群情可平復(fù)，而未曾想當(dāng)日王敦已派人拿獲周、戴二人。參諸周顗本傳，則謂王敦之殺周、戴，實由于王導(dǎo)之暗示，《紀(jì)夢》事責(zé)以“胡忍使敦殺伯仁”，亦不為過?！都o(jì)夢》詩引以為例的另一事則為王敦致書王導(dǎo)，言所恨于溫嶠（字太真）。

王敦與溫嶠事發(fā)生在晉明帝初年，溫嶠獲明帝倚重，王敦忌之，于是請溫嶠為左司馬。溫嶠以周公輔成王故事勸諫王敦，王敦不為所動。后溫嶠用計擺脫王敦還都，上奏王敦有逆謀，請朝中先行為備。王敦再興亂，溫嶠領(lǐng)命御之，由是而有王敦致書王導(dǎo)責(zé)溫嶠之事。然《紀(jì)夢》云“寄書欲拔太真舌，不相為謀敢爾云”則略有誤，《晉書》溫嶠本傳載其事云： 

敦與王導(dǎo)書曰：“太真別來幾日，作如此事！”表誅奸臣，以嶠為首。募生得嶠者，當(dāng)自拔其舌。[7] 

觀此可知，“表誅奸臣”以后語為《晉書》敘事所及，并非發(fā)于王敦致王導(dǎo)書。《紀(jì)夢》雖有此誤，然從王敦致書王導(dǎo)切責(zé)溫嶠之事，亦可質(zhì)問以“不相為謀敢爾云”之語。有鑒此兩事，《紀(jì)夢》將王導(dǎo)率子弟先行為病篤中的王敦舉哀，視為“臨哭假禍復(fù)賣敦”的行徑。而王導(dǎo)于王敦興亂之時所持為觀望的態(tài)度，視其成敗以定去就，所謂“事成同享帝王貴，事敗乃為顧命臣”。

以上按《紀(jì)夢》詩語稽考相關(guān)史實，只是為王陽明之夢做箋注，至于王陽明于夢境所翻歷史舊案能否成立，并非本文的考察對象。此夢較之王陽明少年時謁馬伏波廟之夢無疑更見神奇，以千載以上之人造訪夢中發(fā)歷史之覆。其實，此亦有不足為奇者，王陽明《紀(jì)夢》詩后尚附錄有得于夢中的郭璞“自述詩”，其中“王導(dǎo)真奸雄，千載人未議。偶感君子談中及，重與寫真記”一語略道出其中端倪。此語中的“君子”，當(dāng)指王陽明而言，也就是郭璞之所以“托夢”于王陽明，乃是緣于他偶爾曾“聽聞”王陽明談及王敦、王導(dǎo)之事，故而托夢以真相告知。此“自述”詩是王陽明得于夢，抑或出于其所杜撰，并不非常重要，但它透露了王陽明曾在與人言談中疑及王敦、王導(dǎo)之事則當(dāng)為可信的。也就是說，王陽明本人對此事本來即有所懷疑的。

以此夢太過神奇，王陽明是否真曾有過這樣一個夢，我們不能不有所存疑。如確有此夢的話，給它一個略見合理的解釋，即日有所思，夜有所夢。如前所述，王陽明日間曾與人談及此事，并糾葛于胸中，故而有其事入于夢境。如果此夢出于杜撰，那么這杜撰本身也是比較耐人尋味的了。

實則此夢是否出于王陽明杜撰也并非本文考察的對象，實亦無從稽考。無論如何，確實有那么一首《紀(jì)夢》詩，王陽明于此詩中翻千載以上歷史陳案，這一點，真實無誤地發(fā)生在正德十五年庚辰八月二十八日的那樣一個晚上。那么，何以會有這樣一首詩？即便此夢為真，我們也可以追問，王陽明何以有這樣一個夢？ 難道僅僅是為歷史的陳年舊帳翻案嗎？抑或別有所指？ 

二、庚辰王陽明虔州行止考述 

王陽明作此夢時適在虔州（即贛州）。王陽明于正德十一年丙子升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地方（次年九月改授提督軍務(wù)，職權(quán)更大），正德十二年丁丑年正月至虔州上任，直至正德十四年己卯六月奉敕出發(fā)前往福建勘處叛軍，此間除外出征剿地方賊寇外，始終居于虔州。此段歲月，發(fā)動了三次比較大規(guī)模的軍事行動，平漳寇，平橫水、桶岡寇，平大帽、浰頭寇，雖多在軍務(wù)倥傯之中，然而至正德十三年戊寅四月平大帽、浰頭班師還贛之后一年多的時間里，地方已獲平靖，王陽明將較多的精力放在了治理地方上。舉鄉(xiāng)約、立社學(xué)、行十家牌法等等，經(jīng)過一番措置以后，其地已初見太平之象。此時前來受學(xué)的弟子鄒守益在多年以后曾憶及其在虔州所見所聞： 

往歲受學(xué)于虔，時方剿橫水，破桶岡，平?jīng)祟^，郊野樂業(yè)，商賈四集，而成人小子橫經(jīng)講學(xué)，歌詩習(xí)禮，雍雍文物之盛。[8] 

此中所述并非一時應(yīng)景之諛詞。鄒守益在嘉靖朝因疏爭大禮獲罪而謫判廣德州，在他治理地方的時候，老師在虔州的舉措經(jīng)常會成為他的重要參照。如他在廣德頒布《諭俗禮要》之時，頭腦中浮現(xiàn)的是王陽明在虔州“聚童子數(shù)百而習(xí)以詩禮，洋洋乎雅頌威儀之隆”[9]的情形，而《訓(xùn)蒙詩要》[10]之頒行，亦未嘗不有得于其虔州見聞。鄒守益所述情形，如果我們讀了《傳習(xí)錄》的《訓(xùn)蒙大意示教讀劉伯頌等》[11]應(yīng)當(dāng)能有所領(lǐng)會。無時無處不講學(xué)的王陽明，在地方初見太平之象時，另一項重要的活動就是講學(xué)了。除鄒守益外，此時在身邊的弟子尚有薛侃、楊仕德、何廷仁、歐陽德等人。而王陽明早期重要語錄、著作如《傳習(xí)錄》（今本《傳習(xí)錄》上卷））、《大學(xué)古本旁釋》、《朱子晚年定論》等均刊刻于此時，亦非偶然。

我們知道，王陽明正德十四年己卯六月離開虔州赴福建平叛，因中途遭遇寧王叛亂而未果，遂退返吉安“倡義”起兵，并于七月末平定寧藩之亂。之所以謂為“倡義”，因平定寧藩并非王陽明此時職責(zé)所在，起兵只是準(zhǔn)之于“大義”。朝廷當(dāng)然也明白這一點，故而在獲悉寧王叛亂之后，由兵部尚書王瓊舉薦經(jīng)廷臣會議后，命王陽明以提督軍務(wù)原職“兼巡撫江西地方”。不過，王陽明獲悉“兼巡撫江西地方”的任命已在八月十六日[12]，距平定寧藩已將近一個月的時間了。

巡撫雖為兼職，但江西經(jīng)寧王之亂后，百廢待興，職責(zé)頗重，省城南昌當(dāng)為王陽明辦事所在。但是，自正德十五年庚辰六月，王陽明離開省城前往虔州，停留了四個月左右的時間，直至九月（是年閏八月）方再度返回省城。[13]提督南贛軍務(wù)雖然也是其職務(wù)所在，不過王陽明此次虔州之行依然有一些耐人尋味的地方。虔州之行究竟何所為而來呢？

稽考相關(guān)文獻，講學(xué)似乎仍然是一個主旋律。其間，王陽明弟子鄒守益、陳九川、夏良勝、舒芬等均在虔州侍奉老師講席。鄒守益前此受學(xué)虔州之后，在寧王叛亂之時，亦相從于老師倡義起兵之列，此番已是二度至虔州問學(xué)。陳、夏、舒三人則均為平寧藩之后新入陽明門下的弟子，此前，三人方經(jīng)歷了同樣的政治遭遇。

正德十四年己卯三月，鐘情于游歷、巡幸的正德皇帝在巡游宣府、大同一年有奇返回廷闕后不久，再興“南巡”之念。廷臣一時尚沉浸君上還闕的喜幸之中，驟聞此消息，不覺相顧失色，起而諫諍者先后繼起。陳九川等三人亦上疏力爭，與疏爭諸臣一百又七名皆因此獲罪，罰跪廷闕五日，杖三十。陳九川、夏良勝因此“除名”，返回江西老家。舒芬則謫為福建市舶司副提舉。此事與后來嘉靖三年群臣疏爭大禮一樣，是有明歷史上不多見的災(zāi)難，所不同的是，此次群臣雖受責(zé)難，但從事態(tài)的發(fā)展來看，他們似乎最終獲勝了，正德皇帝“南巡”之事因此不了了之。此事也傳入了在虔州初享“太平”的王陽明的耳中，他對事態(tài)的發(fā)展非常關(guān)注，寫信給京中的弟子朱節(jié)詢問相關(guān)情況： 

人自京來，聞車駕已還朝，甚幸甚幸！但聞不久且將南巡，不知所指何地？亦復(fù)果然否？區(qū)區(qū)所處剝床以膚，莫知為措，尚憶孫氏園中之言乎？京師人情事勢何似？便間望寫示曲折。[14] 

“京師人情事勢”所關(guān)切的是朝廷之中士大夫風(fēng)氣如何，王陽明借《易》“剝”卦“剝床以膚”言自身的處境，象言“剝床以膚，切近災(zāi)也”，聯(lián)系到信中無法明言的“孫氏園中之言”，陽明這里極可能是指即將到來的寧王之叛亂。在此情境中，不能不對正德南巡事予以特別的關(guān)注。陳九川己卯自京城返回臨川之后，即至南昌拜訪軍務(wù)倥傯中的王陽明問學(xué)。[15]“京師人情事勢”陳九川自能為其詳細(xì)條陳，因此，王陽明利用“提督軍務(wù)”的便宜，禮取福建市舶司副提舉舒芬至軍前聽用，判語云：“訪得福建市舶提舉司副提舉舒芬志行高古，學(xué)問深醇，直道不能趨時，長才足以濟用，合就延引，以匡不及?！盵16]此類事在王陽明也非偶然，此前他就曾調(diào)用同樣因言獲罪而貶謫廣東三河驛丞的王思至軍前聽用。因此之故，陳、夏、舒三人與鄒守益得與王陽明庚辰虔州講席。關(guān)于這次虔州“游學(xué)”的感受，陳九川于告別時曾賦詩歌詠。

其《虔州奉別陽明先生二首》云： 

■傳■學(xué)鬼神聞，一點良知萬圣根。河水只應(yīng)充口腹，烏頭今復(fù)壯真元。春風(fēng)久坐觀親炙，清廟忘言肅駿奔。但使靈心無障隔，此身終日立師門。

良知何事系多聞，妙合當(dāng)時已種根。好惡從之為圣學(xué)，將迎無處是乾元。（原注：后闕）[17] 

其《贛回舟中簡王蒙崗年兄》又云：

虔州再見陽明后，真覺吟風(fēng)弄月回。月白九天梧葉下，風(fēng)清一夜桂花開。象山何處尋書院，明水安居問酒杯。道喪經(jīng)亡今轉(zhuǎn)甚，吾徒休自嘆秦灰。[18] 

詩中所詠主題均為講學(xué)，如“春風(fēng)久坐”、“吟風(fēng)弄月”所指示者。王陽明對于學(xué)生的即將離開非常惋惜，并賦詩挽留： 

聞?wù)f東歸欲問舟，清游方此復(fù)離憂。卻看陰雨相淹滯，莫道山靈獨苦留。薜荔巖高兼得月，桂花香滿正宜秋。煙霞到手休輕擲，塵土驅(qū)人易白頭。[19] 

王陽明是為“道”挽留弟子。人世間的仆仆風(fēng)塵易催人老去，煙霞之中的“清游”莫隨手輕易拋擲，薜荔攀巖、桂花飄香的宜人秋季正適合于講學(xué)問道。在儒者的話語中，講學(xué)悟道與山水之樂往往糾結(jié)于一處。山水勝境隨處可得，在當(dāng)時略顯蠻荒的虔州也不例外，距虔州府治不遠處有一處通天巖勝境，是年金秋八月初，師弟子之間的一次游歷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王陽明《游通天巖示鄒陳二子》詩云： 

鄒陳二子皆好游，一往通天十日留。候之來歸久不至，我亦乘興聊尋幽。巖扉日出云氣浮，二子晞發(fā)登巖頭。谷轉(zhuǎn)始聞人語響，蒼壁杳杳長林秋。嗒然坐我亦忘去，人生得休且復(fù)休。采芝共約陽明麓，白首無慚黃綺儔。[20] 

此次游歷由鄒守益、陳九川先行發(fā)起，一去十日不回，王陽明久候不至，亦乘興出游尋通天幽境。通天巖有忘言巖、玉巖、觀心巖、潮頭巖、圓明洞、紫霄宮等勝境，師弟子之間多有歌詠唱酬。[21]此間，游歷與講學(xué)也始終在一處，如王陽明《坐忘言巖問二三子》所詠，“幾日巖棲事若何？莫將佳景復(fù)虛過。未妨云壑淹留久，終是塵寰錯誤多?！薄笆氯艉巍?、“莫虛過”，所指均為講學(xué)悟道之事，“云壑淹留”、“巖棲”俱為講學(xué)事。鄒守益在多年以后與陳九川憶及此事時，亦云“益再見先師于虔，與明水陳子切磋通天巖中”[22]，“切磋”即指講學(xué)而言。故而王陽明于此情境中不禁慨嘆：“不知相繼來游者，還有吾儕此意么？”[23]

謂此次出游令人印象深刻，起碼在鄒守益眼中如此，二十八年之后，鄒守益再至虔州尋“通天舊游”。[24]而三十四年后與陳九川回憶及此時，老師當(dāng)時叮嚀之語猶相記在耳：“采芝陽明，白首黃綺。先師之命，夙夜其保之?！盵25]“采芝陽明，白首黃綺”即出自前引王陽明《游通天巖示鄒陳二子》詩句“采芝共約陽明麓，白首無慚黃綺儔”，“采芝”、“黃綺”所用典故出自秦漢之際“四皓”故事[26]，王陽明援引以言退隱之意。當(dāng)然，在王陽明語境中，退隱始終與“退而修省其德”亦即講學(xué)求道相聯(lián)系在一起，鄒守益援此以與陳九川相勉勵，意亦在此。

提及講學(xué)，王陽明庚辰六月至閏八月在贛州期間尚發(fā)生了其一生之中的一件大事，即“致良知”宗旨的開悟，這是繼“龍場悟道”之后王陽明學(xué)問發(fā)展歷程中的又一個里程碑。有關(guān)虔州開悟“致良知”宗旨的相關(guān)考證與論述可參見拙著《心學(xué)的形上學(xué)問題探本》。這里，可以補充一點的是上文所引述的陳九川《虔州奉別陽明先生二首》詩。兩詩所吟詠的核心議題即“良知”，所謂“一點良知萬圣根”、“良知何事系多聞”。而王陽明《傳習(xí)錄》中對其開悟“致良知”宗旨的記載，最初正見于陳九川虔州所錄語錄中。而從奉別詩中亦可見，陳九川此次游學(xué)最大的收獲即是得以聆聽老師在初悟“致良知”宗旨后，對他所進行的教誨——而此番教誨是他前一年己卯在南昌時尚未曾與聞的。王陽明讀了弟子奉別詩后，不禁慨嘆，為弟子此行慶幸：“若未來講此學(xué)。不知說好惡從之從個甚么？”[27]“好惡從之為圣學(xué)”，所從在于“良知”。

虔州庚辰的這個金秋，師弟子徜徉于煙霞、梧葉與桂花飄香之中，相與講明新“發(fā)明”的“良知”之學(xué)，憧憬著有朝一日共采紫芝于陽明之麓，這一切對于王陽明看來如此愜意。何以就在游通天巖后半月有余，就有了我們開篇所說的那樣一個夢呢？兩相對照，很容易讓我們想起王陽明晚年居于越中時的一句詩：“卻憐擾擾周公夢，未及惺惺陋巷貧?！盵28]不過，這里仍然可以追問，王陽明于江西經(jīng)寧藩之亂后的生靈涂炭中以“兼任巡撫”之責(zé)行至虔州難道即單純?yōu)榱擞螝v講學(xué)而來嗎？實際情形似乎并非如此，本年六月，王陽明自南昌赴贛路過泰和時，于旅途稍暇時書答羅欽順討論《大學(xué)》相關(guān)問題，中云“恐至贛后人事復(fù)紛沓，先具其略以請”[29]，則王陽明自知贛州之行實不免于“人事紛沓”，故而于江上舟中之暇答書論學(xué)。究竟何以將人事紛沓呢？ 

三、“用兵之地”——虔州 

經(jīng)以上鋪陳后，我們不妨回到正題，看一看《年譜》中的對于此處虔州之行的相關(guān)記載： 

先生至贛，大閱士卒，教戰(zhàn)法。江彬遣人來觀動靜。相知者俱請回省，無蹈危疑。先生不從，作《啾啾吟》解之……且曰：“吾在此與童子歌詩習(xí)禮，有何可疑？”門人陳九川等亦以為言。先生曰：“公等何不講學(xué)，吾昔在省城，處權(quán)豎，禍在目前，吾亦帖然；縱有大變，亦避不得。吾所以不輕動者，亦有深慮焉耳?！?/p>

……

先生在贛時，有言萬安上下多武士者。先生令參隨往紀(jì)之。命之曰：“但多膂力，不問武藝。”已而得三百余人。龍光問曰：“宸濠既平，紀(jì)此何為？”曰：“吾聞交址有內(nèi)難，出其不意而搗之，一機會也?！焙蠖辏械怯怪?，人皆相傳先生有預(yù)事謀，而不知當(dāng)時計有所在也。 

觀《年譜》所載，與我們前述虔州行止情形判然迥別，所謂“大閱士卒，教戰(zhàn)法”，乃至招募武士，王陽明自謂其行“有深慮焉”，《年譜》解讀其行“計有所在”。上文所引第一段《年譜》文獻當(dāng)多源于陳九川之述，錢德洪《刻文錄敘說》載陳說甚詳： 

陳惟濬曰：“昔武宗南巡，先生在虔，奸賊在君側(cè)，間有以疑謗危先生者，聲息日至，諸司文帖，絡(luò)繹不絕，請先生即下洪，勿處用兵之地，以堅奸人之疑。先生聞之，泰然不動。門人乘間言之，先生姑應(yīng)之曰：‘吾將往矣?！蝗?，惟濬亦以問。先生曰：‘吾在省時，權(quán)豎如許勢焰疑謗，禍在目前，吾亦帖然處之。此何足憂？吾已解兵謝事乞去，只與朋友講學(xué)論道，教童生習(xí)禮歌詩，烏足為疑！縱有禍患，亦畏避不得。雷要打，便隨他打來，何故憂懼？吾所以不輕動，亦有深慮焉爾！’又一人使一友亦告急。先生曰：‘此人惜哉不知學(xué)，公輩曷不與之講學(xué)乎？’是友亦釋然，謂人曰：‘明翁真有赤舄幾幾氣象?！拗^《別錄》所載，不過先生政事之跡耳。其遭時危謗，禍患莫測，先生處之泰然，不動聲色，而又能出危去險，坐收成功。其致知格物之學(xué)至是，豈意見擬議所能及！”[30] 

陳九川之所以發(fā)此一番議論，起于王陽明去世后弟子編輯其《文集》所產(chǎn)生的爭議。錢德洪當(dāng)初編輯陽明文集之時，以“純于講學(xué)問道”者為“正錄”以“明其志”，以“疏奏批駁之文”為“別錄”以“究其施”?！皠e錄”告成后，同門之中有“病其太繁”者，陳九川亦因此而有此番議論，以為《別錄》所收誠為陽明“政事之跡”，然于其遭危謗、處禍患之道猶不能全然體現(xiàn)，此則正為“致知格物”之學(xué)所至，不可一概視之為“意見擬議”。錢德洪于陳九川所言當(dāng)有同感，故述之于《敘說》中。

從陳九川的敘述中，我們可以知道，虔州本為“用兵之地”——是王陽明此前數(shù)年征戰(zhàn)的大本營。王陽明在“奸人”疑謗之時，自蹈于“用兵之地”，“大閱士卒，教戰(zhàn)法”，不避嫌疑。省城諸司因此屢發(fā)文帖，請陽明回省，以避嫌疑，陽明處之泰然。門人亦以此意相勸，陽明無奈，但以“吾將往矣”虛應(yīng)其事。陳九川亦以為言，王陽明自云已“解兵謝事乞去”（“謝事乞去”為實有其事，“解兵”之云則非其實），在此講學(xué)論道，教童子習(xí)禮歌詩，有何可疑！禍患如何可避，譬如雷要打，也只好隨他打來。而“有深慮焉”一語即發(fā)于對陳九川此番議論之中。此后又有人托友人前來告急（指遭“疑謗”之事），陽明嘉其義氣，唯以“不知講學(xué)”為其惋惜，請門弟子與其講學(xué)。這里需申明的是，“講學(xué)”并非“避禍”的手段，如我們上文所言，在王陽明本來是無時無處不講學(xué)的。

那么，王陽明庚辰在虔州貌似“解兵謝事乞去”，實則按兵不動或可云擁兵自重，其“深慮”所慮何事？關(guān)于此事，如果說《年譜》“大閱士卒，教戰(zhàn)法”及陳九川相關(guān)說法出于二手材料，而招募萬安武士之說尤類于“傳說”的話，王陽明本人的說法無疑更有說服力： 

近得省城及南都諸公書報云，即日初十日圣駕北還，且云船頭已發(fā)，不勝喜躍。賤恙亦遂頓減。此宗社之福，天下之幸，人臣之至愿，何喜何慰如之！但區(qū)區(qū)之心猶懷隱憂，或恐須及霜降以后，冬至以前，方有的實消息。其時賤恙當(dāng)亦平復(fù)，即可放舟東下，與諸君一議地方事，遂圖歸計耳。聞永豐、新淦、白沙一帶皆被流劫，該道守巡官皆宜急出督捕，非但安靖地方，亦可乘此機會整頓兵馬，以預(yù)備他變。今恐事勢昭彰，驚動遠近，且不行文，書至，即可與各守巡備道區(qū)區(qū)之意，即時一出，勿更遲遲，輕忽坐視。思抑歸興，近卻如何，若必不可已，俟回鑾信的，徐圖之未晚也。[31] 

這是王陽明寫給他的弟子顧應(yīng)祥的一封信。此信未標(biāo)注年月，然觀其中“即日（‘日’疑為‘月’——筆者注）初十日圣駕北還，且云船頭已發(fā)”語可知，該書當(dāng)作于庚辰閏八月[32]，是時王陽明猶在虔州（書首云“近得省城及南都諸公”也說明了陽明此時不在省城）。從此信中我們可以看到，當(dāng)王陽明聽到“圣駕北還”的準(zhǔn)確消息后，喜不自勝，甚至身體的病痛也為之“頓減”，以為是社稷之福、天下之幸。不過此時王陽明猶“心懷隱憂”，以為須等到“霜降以后，冬至以前”得到準(zhǔn)確消息后方可完全放心。之所以有這樣一個時間段，是王陽明計算正德北還行程，當(dāng)能于此段時間返回朝中。[33]也就是說，只有正德返回朝中以后，“隱憂”方可釋然。顧應(yīng)祥此時本有“歸”意，王陽明勸其稍加抑制，如實在不能的話，最好也等到君上還朝消息的確后再有所圖。

更為關(guān)鍵的是，王陽明在此信中明確提到了“整頓兵馬，以預(yù)備他變”。他不欲張大其事，只是借永豐、新淦、白沙一帶被流賊劫掠之事，希望該道守巡官急出督捕，安靖地方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整頓兵馬”、“預(yù)備他變”。同樣因為不欲聲張的緣故，王陽明并未正式發(fā)文，只是托時任江西副使的弟子顧應(yīng)祥加以轉(zhuǎn)告。陽明此信亦可證《年譜》記載其在虔州“大閱士卒，教戰(zhàn)法”所言不虛。此時，我們再回頭審視王陽明游通天巖諸詩中的一句詩，“莫道仙家全脫俗，三更日出亦聞雞”[34]，“聞雞”所用為祖逖聞雞起舞的典故，所隱喻者為練兵、用兵等軍旅之事。也就是說，即便是在游歷之中，王陽明也未全然忘卻其“隱憂”、“深慮”。

關(guān)于《年譜》所云此時至贛州“大閱士卒，教戰(zhàn)法”之說尚有王陽明本人的公移可以為證。閭東本《文錄》收有《牌行嶺北道集兵操練》公移，作于“閏八月二十七日”，與前引《與顧惟賢》書作于同月。中云： 

先該本院行仰本道，將原調(diào)上下輪班操演機快，各留該縣委官管束，遵照本院原定伍法時常操習(xí)武藝，看守城池，毋容懈弛，若奉本院明文調(diào)取，便就依期速赴軍門聽候去后，今照所轄地方盜賊不時竊發(fā)，所據(jù)原散兵快人等，應(yīng)該通取赴教場操演，為此牌仰本道官吏，即將寧都等各縣原定上下班次兵快，通令整備鮮明器械，取赴贛州教場，大閱武藝，考較勤惰，俱限九月十五日齊到，敢有遲違，治以軍法。[35] 

從該公移中我們知道，陽明此前調(diào)集兵快，散居各縣進行操練，勒令隨時聽其調(diào)取。此時，陽明將散居各縣的兵快調(diào)集至贛州教場，集中操練。公移中明言調(diào)集的原因是“所轄地方盜賊不時竊發(fā)”，實則如《與顧惟賢》一書所言，當(dāng)為“整頓兵馬，預(yù)備他變”。從后來九月十七日《案行嶺北道禁約操軍》[36]的公移中，我們可以知道，所集兵馬如期而至，陽明恐其“不守軍令，罪及無辜”，故申此禁約。

行文至此，與操練、整頓兵馬相聯(lián)系，王陽明之“有深慮焉”、“計有所在”、“心懷隱憂”所指當(dāng)已能夠明了。即王陽明懷疑隨正德南征之臣僚中有陰謀叛亂者，故而只有在圣駕安全返回朝中之后，一切方可釋懷。而開篇所述庚辰之夢，非徒以翻歷史舊案，正借以指今日之事。以王敦影射寧王，自無可疑。那么，王導(dǎo)借指何人呢？不外乎江彬、許泰等人，據(jù)《年譜》語焉不詳?shù)南嚓P(guān)敘述判斷，可進一步斷定，如有確指之一人，此人當(dāng)為江彬。王陽明之整頓兵馬，正為預(yù)備變起倉促之際，興兵勤王。

前此寧王叛亂之先，王陽明亦曾有所準(zhǔn)備，正德十三年冬，囑福建按察司僉事周期雍招募驍勇，預(yù)為之備。故寧王叛亂起時，江西省外勤王之師唯周期雍先至，只是前此數(shù)日，寧王已被擒獲。[37]此番王陽明再度有所預(yù)備，只是他所憂慮的事情并沒有最終發(fā)生。我們知道，后來江彬在正德十六年武宗駕崩后，為閣臣楊廷和等所逮，后以謀逆罪名處死。這里并非是王陽明有什么未卜先知的能力，江彬是否真有謀逆之事，亦難以考究落實。王陽明非好大喜功、張大其事之人，這一點，觀其平寧藩后，將寧王與朝中官員交通往來書信盡行銷毀一事可見。對于江彬等人，王陽明也只是預(yù)為之備，盡在己之分。雖然如此，細(xì)忖此事，仍有讓人觸目驚心之處，江彬等人非同寧王，乃武宗近幸，南征之時，與武宗終日相處一處，若一旦發(fā)動逆謀，非但遠在江西的王陽明鞭長莫及，即武宗身邊“忠義”之士一時之間或亦無如之何。如此說來，王陽明此番所預(yù)備的非常之“變”想來令人齒冷，極而言之，其最壞的打算同時也是極有可能發(fā)生的是，于君上被弒之后，起兵靖亂。

王陽明何以會有如此極端的想法呢？江彬于武宗南巡之時最近于“謀逆”者有一事，在正德十五年庚辰六月一日，“丁巳朔，上在南京。幸牛首山，宿焉。諸軍夜驚，左右皆失上所在，久之乃定。傳言江彬欲為逆云?！盵38]后來刑部對于江彬“謀逆”的判詞有云“虎旅夜驚，已幸寢謀于牛首”[39]，所指即是此事。此事對于時刻關(guān)注南京“行在”動止的王陽明來說，不可能不有所耳聞，其由南昌赴虔州啟程恰在六月中旬，亦不排除與與聲聞此事有相關(guān)聯(lián)的可能。不過，此事只是出于“傳言”，王陽明之預(yù)備非常之“變”不可能僅僅據(jù)此“傳言”，他之所以有如此極端的想法，實與平寧藩后一年以來所遭際的種種令其感到困惑、迷惘的政治處境息息相關(guān)。

《年譜》以處“忠、泰之變”概括此逼仄的政治危境，并不十分準(zhǔn)確。此政治危境的線索是多重的，除處忠、泰之變而外，尚有如獻俘、減免江西稅糧等諸般情事，從中我們可以看到王陽明政治生涯中最為激烈的一段抗?fàn)帲@種抗?fàn)幰彩蛊渥陨黼S時處于險地，所謂“百死千難”，斷非虛語。同時，也正是在這“百死千難”之逼仄的政治情境中，王陽明終有“致良知”宗旨之開悟。 

四、獻俘行在 

正德十四年己卯七月二十六日，王陽明在寧王叛亂一個月零十二天之后，擒之于鄱陽湖，寧王之亂宣告平悉。七月三十日，上捷音疏。八月十六日，王陽明接到了兵部咨文，得到兼巡撫江西地方任命的同時，獲悉武宗意欲御駕親征。前面我們提到過，武宗于本年三月即有南巡的念頭，后以臣下力爭而不果于行。當(dāng)寧王叛亂的消息傳遞到京城后，使其“南巡”之念以另外一種相對而言略見名正言順的方式得以實現(xiàn)，于是自稱“欽差總督軍務(wù)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后軍都督府太師鎮(zhèn)國公朱壽”，兵發(fā)向南。去京師未遠，即得王陽明捷音疏，遂秘而不發(fā)，以繼續(xù)南巡。王陽明何以動了親自獻俘闕下的念頭，我們難以知曉。按他自己所說：“平賊獻俘，固國家之常典，亦臣子之職分?！盵40]則此舉實為國家之“常典”，有可以不必深究處。[41]不過，從時間上講，王陽明正是在獲悉武宗南征的消息后，于次日所上《請止親征疏》中提出自己將按國家之常典，親自押解寧王等一干人犯赴闕獻俘，并具體擬定日期為九月十一日。從王陽明后來的行跡看，獻俘與止親征也始終糾葛在一處。從此時開始，直至次年三月，作為江西巡撫的王陽明，多奔波于省城與武宗行在之間。

是年七月三十日，王陽明在上捷音疏的同時，另上《旱災(zāi)疏》[42]。據(jù)疏中所言，自是年三月以來，江西十三府無雨，遭遇非常之旱情。寧王叛亂時，曾以優(yōu)免租稅收買人心。王陽明集義兵之時，亦曾許江西之民代為奏請免除稅糧。此時，上告旱災(zāi)，兼兵亂之余，奏請朝廷免除此年江西稅糧。被災(zāi)免稅，本來也是國家常典，況江西逢旱災(zāi)、兵亂之雙重災(zāi)難?？墒?，從后來事態(tài)發(fā)展來看，此事屢起波瀾。天亦不遂人愿，次年，江西再遭水患。天災(zāi)人禍，令以巡撫總攬江西地方行政、司法、軍事大權(quán)的王陽明幾乎一籌莫展。

王陽明于疏止親征之后，即著手處理江西地方急務(wù)，如疏請?zhí)幹玫胤綇哪婀賳T、恤謀逆從犯重刑、參九江、南康失事官員、處置被劫地方官員印信、清查寧王侵奪民田、清查寧王劫掠府庫錢糧，等等。在此期間，并二上“便道省葬疏”。此時疏乞省葬，難說有何用意，王陽明一乞省葬疏在六月二十一日，與《再報謀反疏》為同日所上，正值舉義兵之初。舉兵與省葬均為義所當(dāng)為之事，前者揆于為人臣之義，后者準(zhǔn)于為人子之義。一乞省葬得旨“待賊平之日來說”，此時賊平，故再疏請。九月十二日，王陽明將巡守省城、看守寧府庫藏、“厘革撫綏”江西地方事宜一一條列清晰，委相應(yīng)官員遵照施行后，踏上獻俘之途。[43]

我們知道，王陽明啟行獻俘，雖于《請止親征疏》中上告，但此時并未獲明旨允行。如作一個合理的推測的話，王陽明于八月十七日上疏時擬定九月十一日的獻俘日期，實有其用意所在。也就是說，八月十七日疏告獻俘之時，他完全可以逆料奏疏往返途程的時間差，至九月十一日相關(guān)旨意不可能送達江西。在此期間內(nèi)，王陽明一方面可以處置經(jīng)亂之后江西地方事務(wù)，一方面可以打探南征官兵動向。若南征事寢，則“獻俘”之事可再從容計議。若南征事未寢，則可如期啟行，使“獻俘”既成事實，以阻武宗南征。何以有如此用意，我們于下文將可以看到，天災(zāi)人禍后生靈涂炭的江西，在南征官兵駕臨之后，將再遭涂炭。這是王陽明借“獻俘”阻武宗南征的真正意圖所在。

九月二十六日，王陽明獻俘行至廣信地方，相繼收到武宗南征先行官張忠、張永、許泰等人揭帖、手本，責(zé)令其停止獻俘，留江西省城侯命。 

奉欽差提督軍務(wù)御馬監(jiān)太監(jiān)張扎，付內(nèi)開：“會同欽差提督軍務(wù)平賊將軍充總兵官左都督朱，議得止兵息民，不為無見，但照奔潰黨惡，見該各屬日報嘯聚流劫，亦非已靖；黨惡閔念四等，又系職等行文之后，拿獲之?dāng)?shù)，亦或尚多；撫按守臣，當(dāng)此新亂之余，正宜留心撫綏地方，聽候勘明解京，良由不知前因，固執(zhí)一見，輒要自行獲解，私請回師。再照妃媵系宗藩眷屬，外官押解，恐有妨礙，設(shè)或越分擅為，咎歸何人？職等體念民力不堪供給軍餉，責(zé)令將官將所領(lǐng)官兵分布各府住扎聽掣，當(dāng)職止帶合用參隨執(zhí)打旗號等項人員，徑趨江西，公同巡撫等官查驗巢穴，及遍給告示曉諭，撫安地方；一面具請定示另行，除差委錦衣衛(wèi)都指揮僉事馬驥前來外，扎仰本司各該官吏照依扎付內(nèi)事理，即便遵照鈞帖內(nèi)事理，備行巡撫都御史王等將已獲賊犯留彼，聽候明旨?xì)J遵施行。[44] 

這是由江西按察司轉(zhuǎn)呈的有關(guān)“獻俘”之事對王陽明的較早的約束?！皬垺敝笍堉遥爸臁敝冈S泰（為武宗收為義子，賜姓“朱”）。從此札中可以看到，他們并不認(rèn)可王陽明所言地方已平靖，令王陽明等留心撫綏地方。對于其獻俘止親征之舉則責(zé)以“固執(zhí)一見”、“自行獲解”、“私請回師”等語。同時告以體諒民力不堪供給軍餉，大軍將不臨江西，只是帶少數(shù)隨行人員前往勘驗。后來，我們可以知道，張忠、許泰并未踐言，大軍實亦抵達江西省城。對此責(zé)令停止獻俘王陽明未予理睬，只是稱張忠等人“憂國愛民”之心素聞遠近，至江西必能布朝廷恩惠，“撫諭安輯”貧困顛連中的江西小民。自己獻俘之事，唯告以“本職縱使復(fù)回省城，亦安能少效一籌，不過往返道途，違誤奏過程期，有損無益”，謂行期已先行上奏，不敢耽誤。

在廣信期間，王陽明所收到的一時關(guān)于“獻俘”事之公移不止此一札，列舉如下：

奉欽差提督軍務(wù)御馬監(jiān)太監(jiān)張扎付內(nèi)開：“訪得宸濠已該本職擒獲，克復(fù)省城等語，未曾親到江西，又無堪信文移，止是見人傳說，遽難憑據(jù)；況系宗藩人眾，中間恐有撥置同謀，逆黨未盡?！?/p>

及節(jié)準(zhǔn)欽差提督贊畫機密軍務(wù)御用監(jiān)太監(jiān)張揭帖開稱：“將各犯委的當(dāng)人員，用心防守，調(diào)攝飲食，獻俘闕下，會官封記庫藏，俱候按臨地方區(qū)畫等因?！?/p>

又準(zhǔn)欽差提督軍務(wù)充總兵官安邊伯朱手本開稱：“即查節(jié)次共擒斬叛賊級若干內(nèi)各處原奏報有名若干，無名若干，有名未獲漏網(wǎng)并自首及得獲馬騾器械等項各若干，連獲官軍衛(wèi)所職役姓名，備查明白，俱各存留江西省城，聽候?qū)忩?；仍查余黨有無奔潰，及曾否殄滅盡絕緣由，通行開報，以憑回報?！盵45]

準(zhǔn)欽差提督贊畫機密軍務(wù)御用監(jiān)太監(jiān)張揭帖開稱：“今照圣駕親率六師，奉天征討，已臨山東、南直隸境界，所據(jù)前項人犯，宜合比常加謹(jǐn)防守調(diào)攝，待候駕臨江西省下之日，查勘起謀根由明白，應(yīng)否起解斬首梟掛等項，就彼處分定奪。若不再行移文知會，誠恐地方官員不知事理，不行奏請明旨，挪移他處，或擅自起解，致使臨難對證，有誤事機，難以悔罪?！盵46] 

除前所提及的張忠、許泰之外，尚有太監(jiān)張永的揭帖。其中“誠恐地方官員不知事理，不行奏請明旨，或擅自起解，致使臨難對證，有誤事機，難以悔罪”之責(zé)，也可謂強烈了。王陽明對張永后一揭帖有所回復(fù)，告以押解人犯的相應(yīng)狀況，以及對寧府“庫藏冊籍”等項的措置情況，于獻俘事再度申明：“本職親解寧王，先已奏聞朝廷，定有起程日期，豈敢久滯因循，不即解獻，違慢疏虞，罪將焉逭？”數(shù)日之后，王陽明咨請于兵部，以查驗絡(luò)繹收到的相關(guān)文移真?zhèn)危f： 

照得本職繆當(dāng)軍旅重寄，地方安危所關(guān)，三軍死生攸系，一應(yīng)事機，若非奉有御寶敕旨，及兵部印信咨文，安敢輕易憑信；今前項各官文移，既非祖宗舊章成憲，就使果皆出于上意，亦須貴部行有知會公文，萬一奸人假托各官名目，乘間作弊，致有不測變亂，本職雖死，亦何所及？除奉欽差總督軍務(wù)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后軍都督府太師鎮(zhèn)國公朱鈞帖，曾奉朝旨，相應(yīng)遵奉，其余悉遵舊章施行外。緣前項各官文移，未委虛的，俱合備行咨報貴部，為此備抄揭帖，黏連恣請查驗施行。[47] 

在此兵部咨文中，王陽明指出他所先后收到的各官文移有違于“祖宗舊章成憲”，故無法判斷其意旨究竟從何而出，即便果出于君上之意，因未按法定程序傳布，亦無從辨別真?zhèn)?。故而王陽明申明自身因軍旅重寄，除前有明旨，“……朱”（即武宗本人）之鈞帖當(dāng)遵行外，其他不按法定程序送抵的文移，概不遵行。而王陽明在答復(fù)一系列阻止獻俘的揭貼、手本之后，如《年譜》所載：“乘夜過玉山、草萍驛”。[48]其于草萍驛曾賦詩二首，序云：“九月獻俘北上，駐草萍，時已暮。忽傳王師已及徐淮，遂乘夜速發(fā)。”[49]于所賦詩句中，王陽明再度道出了對于王師南征的憂慮： 

一戰(zhàn)功成未足奇，親征消息尚堪危。邊烽西北方傳警，民力東南已盡疲。萬里秋風(fēng)嘶甲馬，千山斜日度旌旗。小臣何爾驅(qū)馳急？欲請回鑾罷六師。[50] 

親征消息所以“堪?！?，一以西北邊境隨時有警，一以東南地區(qū)民力疲弊，不堪大軍再擾。而自己之所以因獻俘而急急惶惶驅(qū)馳于道路，正是為了使皇帝回鑾，罷六師之南征。此時的王陽明已感覺到憑一己之力勸阻此事無異于螳臂當(dāng)車，不禁寄望于朝中重臣：“自嗟力盡螳螂臂，此日回天在廟堂?！盵51]

雖然日夜兼程，王陽明獻俘之途在十月初行至杭州時仍為人所阻，在此遭遇到了南征率兵先行的太監(jiān)張永，即前此于揭帖中以“不明事理”相責(zé)者。寧王等一干人犯為張永所截獲，王陽明謝病退居西湖。此即王陽明于《宿凈寺四首》詩序中所說的：“十月至杭，王師遣人追宸濠，復(fù)還江西。是日遂謝病退居西湖?！盵52]關(guān)于王陽明與張永遭遇之事，《年譜》與《明史》載其事互有異同。

《年譜》正德十四年九月條下云： 

九月十一日，先生獻俘發(fā)南昌。忠、泰等欲追還之，議將縱之鄱湖，俟武宗親與遇戰(zhàn)，而后奏凱論功。連遣人追至廣信。先生不聽，乘夜過玉山、草萍驛。張永候于杭，先生見永謂曰：‘江西之民，久遭濠毒，今經(jīng)大亂，繼以旱災(zāi)，又供京邊軍餉，困苦既極，必逃聚山谷為亂。昔助濠尚為脅從，今為窮迫所激，奸黨群起，天下遂成土崩之勢。至是興兵定亂，不亦難乎？’永深然之，乃徐曰：‘吾之此出，為群小在君側(cè)，欲調(diào)護左右，以默輔圣躬，非為掩功來也。但皇上順其意而行，猶可挽回，萬一若逆其意，徒激群小之怒，無救于天下大計矣?！谑窍壬牌錈o他，以濠付之。[53] 

《明史》王陽明傳載其事大同小異： 

至錢塘遇太監(jiān)張永。永提督贊畫機密軍務(wù)，在忠、泰輩上，而故與楊一清善，除劉瑾，天下稱之。守仁夜見永，頌其賢，因極言江西困敝，不堪六師擾。永深然之，曰：“永此來，為調(diào)護圣躬，非邀功也。公大勛，永知之，但事不可直情耳?！笔厝誓艘藻峰└队?，而身至京口，欲朝行在。[54] 

至《明史》張永傳敘其事大異： 

寧王宸濠反，帝南征，永率邊兵二千先行。時王守仁已擒宸濠，檻車北上。永以帝意遮守仁，欲縱宸濠于鄱陽湖，俟帝至與戰(zhàn)。守仁不可，至杭州詣永。永拒不見，守仁斥門者徑入，大呼曰：‘我王守仁也，來與公議國家事，何拒我！’永為氣懾。守仁因言江西荼毒已極，王師至，亂將不測。永大悟，乃曰：‘群小在側(cè)，永來，欲保護圣躬耳，非欲攘功也?！蛑附蠙戃囋唬骸艘藲w我?！厝试唬骸液斡么??！锤队??！盵55] 

《年譜》與《明史》王陽明傳對張永均有所稱許，故敘俘虜交接事較為順暢。張永傳敘事則揚王陽明而抑張永，其事則略見波折。張永其人，王陽明于正德五年庚午（1510年）至正德七年（1512年）在京為官時已知其人，是時，正值張永初除劉瑾而獲武宗信用。王陽明評價其人云：“其深奸老滑，甚于賊瑾。而歸怨于上，市恩于下，尚未知其志之所存終將何如?！盵56]對于張永家族“一門二伯，兩都督，都指揮、指揮十?dāng)?shù)，千百戶數(shù)十”的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的現(xiàn)象深為不齒，而對于當(dāng)時自首輔李東陽而下一時朝中重臣為之“趨承奔走”的現(xiàn)象更見痛切，這也是王陽明當(dāng)初力求遠離京師改任南京“閑職”的原因之一。準(zhǔn)此情理，王陽明對于張永不可能有什么信任可言，況且前此于廣信府張永揭帖停止獻俘時二人已有一番往還（《年譜》與《明史》王陽明傳于廣信移文王陽明停止獻俘者唯列張忠、許泰，而不及張永，亦失其實），故而，張永傳雖類于小說家言，反于事理更為契合，然其所言事情經(jīng)過未必準(zhǔn)確。三者所載，于王陽明以俘虜付于張永之事，皆略顯輕率。王陽明之所以晝夜兼程過玉山、過草萍驛，意在借獻俘止武宗南征，使江西生靈免于涂炭。而張永之阻截于杭州，如前引詩序所云，正為押解宸濠返還江西，這是王陽明此前于廣信地方所極力抗?fàn)幷?。究其實，王陽明之交割逆犯于張永，實為無可奈何之舉。因此時張永持有“大將軍”（即武宗）鈞帖，王陽明《案行浙江按察司交割逆犯暫留養(yǎng)病》公移云： 

又扶病日夜前進，行至浙江杭州府地方，……適遇欽差提督贊畫機密軍務(wù)御用太監(jiān)張奉命前來江西體勘宸濠等反逆事情，及查理庫藏、宮眷等事，當(dāng)準(zhǔn)鈞帖開稱：“宸濠等待親臨地方，覆審明白，具奉軍門定奪”等因?！鶕?jù)原解逆犯，合就查明交割，帶回省城，聽候駕臨審處通行。[57] 

此中“當(dāng)準(zhǔn)鈞帖開稱”即指“大將軍”鈞帖，王陽明前此于兵部咨文中亦自稱所當(dāng)遵行者，其效力實與“御寶敕旨”無異。既抗?fàn)師o路，只好將人犯交割于張永，聽?wèi){其帶回江西候駕議處。當(dāng)然，交割逆犯亦當(dāng)有法定的程序，非如張永傳所載“我何用此”而一笑付之。在“交割”公移中，王陽明“煩請”張永會同監(jiān)軍御史以及浙江都、布、按三司等官，將人犯等項“逐一交查明白”，同時呈兵部“查照知會”。[58]鄒守益《王陽明先生圖譜》載王陽明與張永杭州遭遇之事唯云：“太監(jiān)張永邀于浙江，遂會三司查明交割，解回江西，而暫流（‘流’當(dāng)為“留”——引者注）湖西養(yǎng)病。”[59]所載更為準(zhǔn)確。另據(jù)閭東本所載十月十一日《牌行副使陳槐督解逆犯》公移，王陽明于交割逆犯后，又令當(dāng)時隨同自己獻俘的江西按察司副使共同督解逆犯回江西，其中即有其“恐致疏虞，或生他變”的擔(dān)憂，[60]可見事情并非如后人渲染的“即付永”這般簡單。

謂王陽明交割逆犯出于無奈，尚有一事可以為證，即王陽明托病暫留西湖休養(yǎng)。如以獻俘為積極抗?fàn)幍脑?，養(yǎng)病則是無奈之中的消極抗?fàn)帯61]前引詩序“十月至杭，王師遣人追宸濠，復(fù)還江西。是日遂謝病退居西湖”，雖寥寥數(shù)語，于辭氣之中亦可見“謝病退居”抗?fàn)幹?。“交割”公移中王陽明亦道出其“暫留養(yǎng)病”后所擬行止：“稍俟痊可，一面仍回省城，或仍前進，沿途迎駕，一面具本乞恩養(yǎng)病另行外……”[62]也就是說，王陽明此時并不避諱其行止，視事態(tài)的發(fā)展，有可能即返回江西，同時也不排除繼續(xù)前行、赴行在迎駕的可能。后來，我們知道，他選擇的恰恰是后者。

王陽明“江西詩”中，除上面提到的《宿凈寺四首》外，尚有《西湖》一首可確知為養(yǎng)病西湖時所作。[63]數(shù)詩中可以解讀得到王陽明當(dāng)時的思緒，不外于兩條主旋律，其一為退隱，其二為憂慮。《西湖》詩云：“世路久知難直道，此身那得尚虛名！移家早定孤山計，種果支茅卻易成?！盵64]直道難容于世，不如早日歸隱，種果支茅。其實，無論仕途順暢與否，“歸隱”（退而修省其德）往往是王陽明魂牽夢繞的一個美好愿望，只是動多掣肘，難償所愿。之所以多有掣肘，一方面固是環(huán)境使然（如前面提到的在正德間于京師求退，即曾遭到自祖母而下家人的一致反對），主要的原因還在于王陽明自身——不得不拘于“大義”之所關(guān)。關(guān)于這一點，王陽明于《宿凈寺》之四中借山僧之口以自嘲：“山僧對我笑，長見說歸山。如何十年別，依舊不曾閑？”[65]就此時而言，王陽明所始終不能已的是對武宗南征之事的憂慮： 

?？嗳碎g不盡愁，每拼須是入山林。若為此夜山中宿，猶自中霄煎百憂。百戰(zhàn)西江方底定，六飛南向尚淹留。何人真有回天力，諸老能無取日謀？[66] 

此詩最能代表王陽明養(yǎng)病西湖的心緒，言自己每以人間愁緒為苦，而以拼入山林為念，可是今夜既已謝病山中，何以仍有萬般憂慮煎熬，以致中夜不能成寐呢？歸根溯源，依然是那尚在南征途中的六師。如前面慨嘆螳臂難以當(dāng)車，王陽明自知難有回天之力，再責(zé)于朝中重臣。“諸老”是對內(nèi)閣大學(xué)士的稱呼，此時諸老之中，首輔楊廷和同毛紀(jì)留守京師，梁儲與蔣冕則隨駕南征?！叭∪铡睘椤叭∪沼轀Y”之省（“虞淵”傳為太陽下落之地），意指挽狂瀾于既倒。如果說前引“此日回天在廟堂”對朝中重臣尚有所寄望的話，那么“諸老能無取日謀”更多的則是一種責(zé)問。

王陽明養(yǎng)病西湖停留幾日，無從考察，然時間很短?！栋感姓憬床焖窘桓钅娣笗毫麴B(yǎng)病》公移所署月日為“十月九日”，此后不久，再度啟行赴行在，同在十月內(nèi)，即已抵達鎮(zhèn)江。[67]《年譜》述其事云：“先生稱病，欲堅臥不出。聞武宗南巡，已至維揚，群奸在側(cè)，人情洶洶。不得已，從京口（即鎮(zhèn)江）將徑趨行在?！盵68]王陽明雖自忖無回天之力，然揆諸“大義”，并未放棄，仍欲奮力一爭，使武宗回鑾。關(guān)于此次取道鎮(zhèn)江赴行在之行，文獻所載較為簡略，然均謂至鎮(zhèn)江而止。至于中止的原因，《年譜》謂“大學(xué)士楊一清固止之，會奉圣旨兼巡撫江西，遂從湖口還”，《明通鑒》謂“為中官等所沮”[69]。楊一清為王陽明正德間官吏部時的上司（吏部尚書），正德十一年，楊一清于大學(xué)士任上致仕，至此時一直居于鎮(zhèn)江家中?！赌曜V》云“固止之”，“止”當(dāng)為“勸止”之義，《明通鑒》“考異”解讀為“沮”[70]，不確。一以楊一清已致仕多年，無“沮”之權(quán)力；二以王、楊二人關(guān)系尚屬密切，當(dāng)為“勸止”義。王陽明“江西詩”中有《楊邃庵待隱園次韻五首》即作于此時，亦可證二人確實在鎮(zhèn)江于此時相見。[71]既然相見，勸止之事亦合情理，《年譜》云楊一清“固止之”，當(dāng)有其文獻所本。不過“奉圣旨兼巡撫江西”之說，則略顯牽強，因王陽明前此于八月十六日在江西時已正式獲“兼巡撫江西”的任命，不應(yīng)該再有此旨，當(dāng)然，也可能是有旨意督責(zé)其返江西履行巡撫的職責(zé)?！睹魍ㄨb》“為中官等所沮”之說唯見于目錄中，正文及“考異”均未提及，不知所本為何。不過，王陽明中止此行，顯然不僅僅是因為楊一清的勸止。其《阻風(fēng)》詩云： 

冬江盡說風(fēng)長北，偏我北來風(fēng)便南。未必天公真有意，卻逢人事偶相參。殘農(nóng)得暖堪登獲，破屋多寒且曝檐。果使困窮能稍濟，不妨經(jīng)月阻江潭。[72] 

觀其中“未必天公真有意，卻逢人事偶相參”可知，“阻風(fēng)”并非徒指一種自然現(xiàn)象，正是借此以喻人為的阻撓，無由赴行在、睹天顏，面諍請駕回鑾?！皻堔r(nóng)”、“破屋”之意象所指為日益凋敝的民力，這種困窮如果能夠因武宗回鑾稍見舒緩的話，哪怕自己經(jīng)月阻于江潭無緣得赴廷闕又有何妨呢？阻陽明此行者為何人，我們難知其詳了，不過亦可猜測無非是武宗身邊的一時佞幸。[73]

《年譜》與各種史料雖載陽明鎮(zhèn)江此行較略，不過，王陽明“江西詩”中可斷定為作于此一時者尚多。其中，可確定為作于鎮(zhèn)江之詩，除上舉待隱園次韻五首外，尚有初至金山所作《泊金山寺二首》。另外，未載于《全集》的贈金山寺僧人的佚詩尚有數(shù)首[74]。至于可斷為此行途中或返江西途中所作者亦多。從這些詩作中我們可以判定，陽明此行歷時頗長?！赌曜V》謂其十一月返江西，并在此后敘述與已至江西省城的北方軍隊遭遇情景時，述及“冬至節(jié)近”之事。[75]然考《舟中至日》詩，冬至之時，王陽明仍然滯留在江邊舟中： 

歲寒猶嘆滯江濱，漸喜陽回大地春。未有一絲添袞繡，謾提三尺凈風(fēng)塵。丹心倍覺年來苦，白發(fā)從教鏡里新。若待完名始?xì)w隱，桃花笑殺武陵人。[76] 

是年冬至為十一月二十一日，也就是說，直至此時，王陽明猶滯留于“江濱”，尚未返回省城南昌。詩中慨嘆自身于君上事絲毫無補（“袞”指帝王服飾），徒覺“丹心”倍苦，白發(fā)日增，“歸隱”之夢猶縈于懷。此一時入陽明詩句中的，有嚴(yán)君平、陶淵明，如“明朝且就君平卜，要使吾心不負(fù)初”[77]，又如“他年若訪陶元亮，五柳新居在赤城”[78]，借以言歸隱之意。此外尚有諸葛亮、田單，如“徒聞諸葛能興漢，未必田單解誤燕”，[79]借以言自身空有其志，而無補于時事。終日泛舟奔波于寒江，苦于赴闕無門的王陽明也會常常泛起如屈原一般的哀怨，如“屈子漫勞傷世隘，楊朱空自泣窮途”[80]，又如“語及艱難處，停杯淚欲傾”[81]。這是因為他始終掛念著仍在南征路上的君上，如“世情平地猶多艱，回瞻北極雙淚潺”[82]，又如“翠華此際游何地？畫角中宵起戍樓”[83]，“北極”、“翠華”均借指武宗皇帝。 

五、張、許之難 

王陽明鎮(zhèn)江之行無更多的史料足以考徴，我們只是從他此時詩中慨嘆世道的艱難，赴闕無門，報國無路，王陽明在此時是應(yīng)該有所遭際的，最終于無奈之中返回江西省城兼巡撫任上。[84]此時，張忠、許泰已抵達南昌，且未如其曾經(jīng)允諾的，不帶軍馬前來，王陽明看到的是“軍馬充斥街巷”[85]的南昌。經(jīng)寧藩之亂、再遇旱災(zāi)的江西，因北方軍隊的駐扎，尚需供應(yīng)糧草等軍用物資，一二官員將此項費用轉(zhuǎn)嫁到本已不堪重負(fù)的江西民眾身上。十二月十一日，王陽明行江西按察司，查禁“因公科索民財”。有關(guān)北軍費用支出如府庫相應(yīng)儲備不足，則“就將在庫不拘何項銀兩，給支接濟?！倍嘘P(guān)科取民間財物之事，“即行查究禁革，未到官者，毋再追并；已在官者，照數(shù)給還。”[86]因軍馬擾攘，一時人心惶惶，王陽明不得已，于十二月內(nèi)三度張榜告諭軍民，禁省詞訟。十二月十五日，《告諭軍民》云： 

爾等居民，念自己不得安寧之苦，即須念諸官軍久離鄉(xiāng)土，拋棄家室之苦，務(wù)敦主客之情，勿懷怨恨之意，亮事寧之后，凡遭兵困之民，朝廷必有優(yōu)恤。今軍馬塞城，有司供應(yīng)，日不暇給；一應(yīng)爭斗等項詞訟，俱宜含忍止息；勿輒告擾，各安受爾命，寧奈爾心。[87] 

在此告諭中王陽明也道出了自身對于時局的無能為力，如開篇云“爾等困苦已極，本院才短知窮，坐視而不能救，徒含羞負(fù)愧，言之實切痛心”，末尾又云“本院心有余而力不足”，亦可見其一時處境的尷尬。然告諭張貼后情況并無改觀，甚而往往有越級直接訴之于都察院巡撫衙門者，王陽明于十二月十七日及此后不久兩度張榜“禁省詞訟”，并于告諭中鄭重聲明“本院系風(fēng)憲大臣，職當(dāng)秉持大體，正肅百僚，非瑣屑聽理詞訟之官?！盵88]如有不得已之詞訟，亦須逐級申訴，不得動輒越級“冒瀆憲體”。江西一時之人心洶洶，除軍馬駐扎外，另外一個原因是此時武宗仍欲至江西一行（后未成行），如王陽明《禁省詞訟告諭》所云“況聞圣駕將臨……”。[89]江西此時情景，王陽明于次年奏疏中有比較詳細(xì)的描述： 

隨蒙大駕親征，京邊官軍前后數(shù)萬，沓至并臨，填城塞郭。百姓戍守鋒鏑之余，未及息肩弛擔(dān)，又復(fù)救死扶傷，呻吟奔走，以給廝養(yǎng)一應(yīng)誅求；妻孥鬻于草料，骨髓竭于徴輸。當(dāng)是之時，鳥驚魚散，貧民老弱流離棄委溝壑；狡健者逃竄山澤，群聚為盜；獨遺其稍有家業(yè)與良善守死者十之二三，又皆顛頓號呼于梃刃捶撻之下?？たh官吏，咸赴省城與兵馬住屯之所奔命聽役，不復(fù)得親民事。上下洶洶，如駕漏船于風(fēng)濤顛沛之中，惟懼覆溺之不暇，豈遑復(fù)顧其他……[90] 

此中所述江西人情事勢，是北軍南征可以預(yù)見的一種后果，這也正是王陽明此前之所以力排諸般阻力，借“獻俘”止武宗南征的一個重要原因。此時統(tǒng)領(lǐng)北軍的張忠、許泰等人，為爭平寧藩之功，百般尋釁滋擾，不但使局面更加混亂難堪，同時也使王陽明陷入種種事端的糾纏之中。張、許之尋釁，《年譜》所載多為瑣屑之事，錢德洪后訪于王陽明征寧藩時的軍前參謀龍光而撰有《征宸濠反間遺事》，其中所述相關(guān)情事較為關(guān)鍵： 

（龍光）又言：“寧藩事平之后，京邊官軍南來，失其奸計，由是痛恨夫子，百般搜尋羅織，無所泄毒，擠怒門人冀元亨與濟、禹、光等，俱欲置之死地。冀元亨被執(zhí)，光等四竄逃匿，家破人亡，妻子離散。直伺官軍離卻省城，方敢出身回家?！盵91] 

雷濟、蕭禹、龍光均為王陽明身邊參謀、親信，前二人在赴福建平叛行至豐城初遭寧藩之亂時即在其身邊，而王陽明聞亂之初行反間、緩兵之計時，具體施行者適為此三人，故龍光的敘事是比較可靠的。王陽明嘉靖元年辭封爵疏可證其言： 

其帳下之士，若聽選官雷濟、已故義官蕭禹，致仕縣丞龍光，……或詐為兵檄以撓其進止，壞其事機，或偽書反間以離其心腹，散其黨與，陰謀秘計，蓋有諸將士所不與知，而辛苦艱難，亦有諸部領(lǐng)所未嘗歷者。臣于捷奏本內(nèi)，既不敢瑣瑣煩瀆。今聞計功文冊，復(fù)為改造者多刪削。[92] 

王陽明之所以在捷奏本內(nèi)未言及反間之事，龍光述其意云：“夫子捷疏慮繁文太多，一切反間之計俱不言及；亦以設(shè)謀用詭，非君子得已之事，不欲明言示人?！盵93]不過，王陽明并不欲掩人之功，“計功文冊”中是有明確記載的，而在計功文冊為人所刪削后，在辭封爵疏中再度申明此事。

張忠、許泰之所以要拘執(zhí)冀元亨、雷濟、蕭禹、龍光等人，實為陷害王陽明交通朱宸濠。冀元亨因曾受王陽明所遣至朱宸濠處與之講學(xué)，龍光等人是離間朱宸濠與其下屬劉養(yǎng)正、李士實等關(guān)系的具體執(zhí)行人，自然亦有行反間時“交通”劉、李等人的“證據(jù)”遺留下來，這些均可以成為張、許借以構(gòu)陷王陽明于朱宸濠“先與后取”的有力武器。冀元亨因講學(xué)與朱宸濠不歡而散之后，王陽明為使其免于宸濠陷害，派人護送返還常德家中。朱宸濠反，王陽明舉義兵，冀元亨聞訊后，再至江西老師軍前襄助，與福建勤王之師同日抵達[94]。未曾想此后卻因張、許構(gòu)陷師門而被執(zhí)，后押赴京師，死于冤獄將解之時。而龍光等王陽明帳下之士，此時亦不免于家破人亡、妻離子散，唯有四下逃匿以避禍，至北軍離省之日方敢返回。身處此情此景中的王陽明，情何以堪？

而王陽明身邊之人一時也有勾結(jié)張忠、許泰，造謠生事者，其《行江西按察司審問通賊罪犯牌》云： 

照得本院于正德十四年六月內(nèi)，因?qū)幫踔\反，起兵征剿，具本奏聞，當(dāng)差贛州衛(wèi)舍人王鼐赍奏，卻乃設(shè)計詐病，推托不前，顯有通賊情弊。及至擒獲逆賊，差赍緊關(guān)題本，赴京奏報，卻又迂道私赴太監(jiān)張忠處捏報軍中事情，幾至釀成大變。及將原領(lǐng)題本，通同邀截回還，所據(jù)本犯，罪難輕貸。為此牌仰本司，即將發(fā)去犯人王鼐從公審問明白，依律議擬，具招呈詳。毋得輕縱，未便。[95] 

由此牌可知，王鼐本為王陽明所遣持捷音疏至京城奏報之人，未曾想其迂途至張忠處捏造軍中事情，興起波瀾。所捏造者何事已不可考究，然據(jù)王陽明言“幾至釀成大變”可知，事體非常嚴(yán)重，應(yīng)與張、許之構(gòu)陷有關(guān)。堅信“無辯止謗”的王陽明一時雖已焦頭爛額，然其心尚不為如此諸般情事所撼動?！肮履c自信終如鐵，眾口從教盡鑠金！碧水丹山曾舊約，青天白日是知心”，[96]任憑眾口鑠金，我之孤腸依然自信如鐵，此心自有青天白日可鑒！

時間很快到了己卯除夕新舊交替之際，這一年的除夕王陽明是與飽受張、許凌辱的一同平寧藩的將士伍文定等人一起度過的，并賦《除夕伍汝真用待隱園韻即席次答五首》： 

一年今又去，獨客尚無歸。人世傷多難，親庭嘆久違。壯心都欲盡，衰病特相依。旅館聊隨俗，桃符換早扉。 

向憶青年日，追歡興不孤。風(fēng)塵淹歲月，漂泊向江湖。濟世渾無術(shù)，違時竟笑愚。未須悲蹇難，列圣有遺謨。

正逢兵亂地，況是歲窮時。天運終無息，人心本自危。憂疑紛并集，筋力頓成衰。千載商山隱，悠然獲我思。

世道從卮漏，人情只管窺。年華多涉歷，變故益新奇。莫憚顛危地，曾逢全盛時。海翁機已息，應(yīng)是白鷗知。

星窮回歷紀(jì)，貞極起元亨。日望天回駕，先沾雨洗兵。雪猶殘歲戀，風(fēng)已舊春情。莫更辭藍尾，人生未幾傾！[97] 

詩中體現(xiàn)了三重主旋律。其一為鄉(xiāng)思。王陽明于年初聞祖母之喪，即無時不念及歸省身處哀疚之中的家中老父，所謂“親庭嘆久違”。當(dāng)年節(jié)之時，這種鄉(xiāng)思更見強烈，況自身遭逢多難，衰病相侵，唯于客旅之中隨俗更換桃符，辭舊迎新。與鄉(xiāng)思糾纏于一處的，尚有我們前面提到的其魂牽夢繞的“歸隱”情結(jié)。其二為蹇難?！岸嚯y”、“違時”、“蹇難”、“變故”、“顛?！钡日Z均指此而發(fā)，實質(zhì)性內(nèi)容即如我們上述的張、許之構(gòu)陷。其三為希望。王陽明于蹇難之中除保有一份如鐵般的“自信”孤腸外，也并沒有對時事喪失希望。這種希望緣自其所恪守的儒家先圣的“遺謨”，也緣自于其“曾逢全盛時”的政治經(jīng)驗，同時也緣自其對于“天運”終將貞下起元、否極泰來的信念。

其中，略須一說的是“莫憚顛危地，曾逢全盛時”的“全盛時”之意義所指。此處所指當(dāng)指王陽明于弘治朝時期所目睹的朝中士大夫風(fēng)氣，具體而言，是指以內(nèi)閣大學(xué)士劉健、謝遷為首的剛正的士風(fēng)，此二人均于正德初年觸忤劉瑾而去，弘治閣臣唯李東陽留下。正因為有如此一段尚屬美好的政治經(jīng)驗在，王陽明于武宗南征時朝中內(nèi)閣“諸老”不能挽回其事頗感不解，也正是這段經(jīng)驗讓他于顛危之中尚能保有一份“貞極起元亨”的希望。當(dāng)然，這種希望一如其末詩末聯(lián)所詠，透露著幾分無力與傷感：“莫更辭藍尾，人生未幾傾”。莫再推辭席間這最后一杯酒，如此傾杯而醉一生之中能得幾回呢？

在鄉(xiāng)思、蹇難與希望的三重變奏中王陽明迎來了新的一年。庚辰正月，王陽明于初一、初二、初三與立春（初八）日均有詩詠懷。在這些詩中，我們于王陽明征寧藩之后，再度聽到了殺伐之聲，如是年夏他在虔州“大閱士卒”所為者。其《元日霧》云： 

元日昏昏霧塞空，出門咫尺誤西東。人多失足投坑塹，我亦停車泣路窮。欲斬蚩尤開白日，還排閶闔拜重瞳。小臣謾有澄清志，安得扶搖萬里風(fēng)！[98] 

正月初一遭逢大霧，借濃霧喻世路之艱難，所謂“人多失足投坑塹，我亦停車泣路窮”?！伴嬯H”，原指天門，借指廷闕之門，“重瞳”借指武宗皇帝。“蚩尤”借指興亂之人，此時或指在江西省城興風(fēng)作浪的許泰等人?！皵仳坑取?，則此時王陽明已起殺伐之心，然空有“澄清”之志，無扶搖萬里之風(fēng)相支持。《二日雨》云： 

昨朝陰霧埋元日，向曉寒云迸雨聲。莫道人為無感召，從來天意亦分明。安危他日須周勃，痛苦當(dāng)年笑賈生。坐對殘燈愁徹夜，靜聽晨鼓報新晴。[99] 

正月初二，冷雨驅(qū)散了濃霧，王陽明慨嘆人為可感召天意，于殘燈枯坐的無眠惆悵中，寄望聽聞通報曉霽的晨鼓聲。中間“安危他日須周勃，痛苦當(dāng)年笑賈生”借漢初故事，言自身所欲有所作為。周勃乃隨漢高祖起兵之重臣，后曾誅弄權(quán)之諸呂。王陽明引周勃以自況，即以其曾誅滅弄權(quán)之諸呂而言，而此后周勃亦因功高遭嫉，被誣謀反。而“安危他日須周勃”，既云“他日”，則借周勃以自況者并非指自身前此擒宸濠之事，而是指未來即將發(fā)生的“安?！敝?。賈生指賈誼，周勃被誣謀反系獄并最終釋放之后，賈誼曾上疏刺君上如何善待功臣。不過王陽明此處“痛苦當(dāng)年笑賈生”，當(dāng)非因此事而“笑賈生”。當(dāng)指賈誼為梁王太傅時，梁王墜馬而死，賈誼以為自己未盡到太傅的職責(zé)，常哭泣，歲余亦死。“笑賈生”之處，正以其未能預(yù)防于事發(fā)之前，徒然“痛苦”于事發(fā)之后。況之于王陽明此一時處境，則他所思考的是在武宗身邊弄權(quán)之諸佞幸“逆謀”未成之時，當(dāng)如周勃有所作為，不當(dāng)于事發(fā)之后，徒抱痛苦之懷。“安危他日須周勃”，與前詩之“欲斬蚩尤開白日”所詠實為一事。“斬蚩尤”之事王陽明雖然始終未唐突付諸實施，不過從其后來行止我們可以知道，他一直是預(yù)為之備的。值得一提的是，王陽明庚辰八月十五日在虔州時，曾為其弟子顧應(yīng)祥書《元日霧》、《二日雨》二詩及《再游九華》以相贈，書寫時間距八月二十七日之《紀(jì)夢》詩未遠，書此二詩，顯然并非陽明所云“一笑”之如此簡單，而是有其用意的。[100]

與“斬蚩尤”同入王陽明庚辰正月詩者，則為江西人民的困窮。如《三日風(fēng)》所詠：“一霧二雨三日風(fēng)，田家卜歲疑兇豐。我心惟愿兵甲解，天意豈必斯民窮！”[101]又如《立春二首》所詠：“破屋多時空杼軸，東風(fēng)無力起蒼痍。周王車駕窮南服，漢將旌旗守北陲。莫訝春盤斷生菜，人間菜色正離仳?！盵102]年初變幻無常的氣候，使困窮中的田家妄猜年成之豐兇，而兵亂之后的江西，頹敗的破屋中已很久不曾聽到織機的聲音，民間饑饉之色隨處可見，圣駕南征之軍早一日北還，民間之倒懸即早一日解。王陽明此時雖有“斬蚩尤”的躊躇之志，無奈無扶搖萬里之風(fēng)可以借助，唯“春盤濁酒”聊以自慰。 

六、再赴行在“獻俘” 

張忠、許泰等所統(tǒng)率的北軍何時離開了江西省城，各種史料缺乏記載，從陽明奏疏可知其駐扎省城達“數(shù)月”[103]之久。北軍抵達省城當(dāng)在王陽明獻俘至廣信府（己卯九月二十六日）之后不久，最早于九月底十月初到達。王陽明《三日風(fēng)》之詩云“虎旅歸思懷舊土”，可知庚辰正月初三日北軍仍未離省城。由《年譜》所載我們可以知道，王陽明于庚辰正月應(yīng)召再赴行在（此時武宗已在南京）。綜合相關(guān)資料，王陽明此次赴行在實際上是與北軍一同離開的，主題仍然是“獻俘”。而《年譜》所載相關(guān)事情多有誤，略述之于下。

《年譜》于正德十五年庚辰“正月，赴召次蕪湖。尋得旨，返江西”[104]條下述有四事。其一，赴召起因。以張忠、許泰在南京向武宗進讒言謂王陽明“必反”，故有此召以驗其是否必反。王陽明赴召，張、許阻之于蕪湖半月，后入九華山。其二，赴召至上新河，思“竊父而逃”。其三，王陽明私計江彬“有他”，欲用計執(zhí)江彬于武宗前，以死相抵。其四，正月晦日過開先寺，刻石讀書臺后。于此后二月則惟記以“先生以車駕未還京，心懷憂惶。是月出，觀兵九江，因游東林、天池、講經(jīng)臺諸處”、“是月，還南昌”數(shù)語。

從《年譜》之?dāng)⑹驴?，王陽明正月?yīng)召啟行之日甚早，其間阻于蕪湖半月、入九華山，而于正月晦日已返回廬山開先寺。然觀王陽明之《立春二首》詩，似仍作于南昌，也就是說至正月初八王陽明有可能仍在南昌。若此后啟行，滯留蕪湖半月，復(fù)入九華山，于正月三十日回程過廬山開先寺，此行亦太嫌促迫了。況且如前引《三日風(fēng)》詩可知張、許此時率北軍尚在南昌，即便隨即離江西至南京，向武宗進讒，王陽明再應(yīng)召啟行，則行期應(yīng)當(dāng)更晚。

然而，就真實的情況而言，王陽明正月此行啟行之日確實非常晚，且非以張、許之讒言而被召。王陽明后來于家書中曾述及此事： 

正月廿六日得旨，令守仁與總兵各官解囚至留都。行及蕪湖，復(fù)得旨回江西撫定軍民。皆圣意有在，無他足慮也。家中凡百安心，不宜為人搖惑，……[105] 

此信是現(xiàn)存王陽明本人直接言及正月赴召之事的唯一材料。觀其內(nèi)容可知，家人當(dāng)于其事有所耳聞，且有所憂慮，故而王陽明發(fā)此信以說明原委，請家人安心，故而不排除王陽明為使家人放心而杜撰一二事情的可能。然考諸相關(guān)材料，則這種可能性應(yīng)該可以排除，王陽明除于其事輕描淡寫之外，并無杜撰之處，由此信亦可知《年譜》之誤。

首先是赴召的緣由，并非因張、許之讒言，而是“得旨，令守仁與總兵各官解囚至留都”，這里有幾點需略作說明。其一，王陽明己卯庚辰之際，在南昌處張、許之難時，因“獻俘”而押解至杭州的朱宸濠等一干人犯當(dāng)亦由張永解回江西省城。而前已說明，王陽明等人此時在南昌尚有一項重要任務(wù)，即等待圣駕駕臨南昌，以處理宸濠反叛相關(guān)事宜。武宗未遂江西此行，當(dāng)以身邊眾臣有所勸阻[106]，故而于正月此時令“解囚”至南京行在。其二，既要解囚，“平賊獻俘，固國家之常典”，作為平靖叛亂首功之人的王陽明自當(dāng)與于其列，故而有旨令其參與“解囚”也是合情合理的。其三，與王陽明一同“解囚”之人，所謂“總兵各官”，正指張忠、許泰、張永等人。其中，“總兵”即指許泰，他的此時職銜是“欽差提督軍務(wù)充總兵官安邊伯朱”（因為武宗收為“義子”故稱姓“朱”）。

其次，此次赴召啟行日期當(dāng)在“正月廿六日”得旨之后，這也應(yīng)該是張、許帥北軍離開江西省城的日期。那么，《年譜》所載正月晦日（三十日）留石刻讀書臺之事又如何解釋呢？計其日程，不審二十六日至三十日之間是否能至蕪湖而返回，如無此可能，則正月晦日過開先寺或當(dāng)為解囚赴召啟行路過此地而作，并非赴召返回江西后所作。而讀書臺石刻的內(nèi)容也正與“解囚”的情境相符合： 

正德己卯六月乙亥，寧藩濠以南昌叛，稱兵向闕，破南康、九江，攻安慶，遠近震動。七月辛亥，臣守仁以列郡之兵復(fù)南昌，宸濠擒，余黨悉定。當(dāng)此時，天子聞變赫怒，親統(tǒng)六師臨討，遂俘宸濠以歸。于赫皇威！神武不殺，如霆之震，靡擊而折。神器有歸，孰敢窺竊。天鑒于宸濠，式昭皇靈，嘉靖我邦國。正德庚辰正月晦，提督軍務(wù)都御史王守仁書。[107] 

此刻內(nèi)容亦莊以諧，敘述“復(fù)南昌，宸濠擒，余黨悉定”之后，綴以“當(dāng)此時，天子聞變赫怒，親統(tǒng)六師臨討，遂俘宸濠以歸”數(shù)語。然“遂俘宸濠以歸”之語亦合于王陽明與許泰等（武宗所統(tǒng)“六師”之先鋒官）一行人“解囚”赴南京行在的情境。

至于“解囚”至南京的具體時日，《明武宗實錄》與《明通鑒》沒有明確記載，唯《國榷》系“宸濠械至，泊于江上”于庚辰二月乙丑（六日）[108]?！睹魑渥趯嶄洝份d四月甲申（二十七日）隨武宗南征至南京的大學(xué)士梁儲、蔣冕勸諫武宗之言云：“而宸濠等解至，又兩月余矣……”[109]，由此上推，“解囚”至南京日亦當(dāng)在二月，《國榷》之記載應(yīng)有其所本。而《明武宗實錄》庚辰二月丙寅（七日）載梁儲、蔣冕勸諫武宗回鑾之言云：“今幸賊徒擒獲，乞即日回鑾，……”[110]觀其語氣，當(dāng)亦為解囚至南京之初所言者，亦可證《國榷》二月六日之說不謬。這與王陽明家信中所云正月二十六日得“解囚”旨，此后啟行上路，至南京應(yīng)適在此時，其行程是相互吻合的。此亦可證我們前此據(jù)王陽明家書所作相關(guān)推論不謬。

如王陽明家書所言，他自己的此次南京之行至蕪湖即告中止了，其原因王陽明于家書中唯告以“復(fù)得旨回江西撫定軍民”，并輕描淡寫解釋以“皆圣意有在，無他足慮也”。領(lǐng)旨赴召，中途而止，當(dāng)非無因而至，必系為人所“沮”，然其詳情已無從知曉了?！赌曜V》載其事云：“忠等恐語相違，復(fù)拒之蕪湖半月。不得已，入九華山，……”然之所以有如此記載，則因歸此次赴召為“忠等”讒言“必反”而至，故有是說。前說既不成立，則此說亦不完全可信。然此中卻當(dāng)有辨。

《年譜》為王陽明及門弟子所編，其敘事資料當(dāng)有其所本，何以于正月赴召事有如此多的訛誤？這里我們可以再舉一例，王陽明正月底奉旨解囚行至蕪湖而止，家書與《年譜》所述均如此。然而《年譜》系于此下的尚有如此一條“赴召至上新河……”，上新河實已在南京地方，既為至蕪湖而止，何以又有至上新河的可能呢？

考諸黃綰所撰《陽明先生行狀》，也載有王陽明因被誣“必反”赴召之事，不同于《年譜》的是，《行狀》未載具體時間，而向武宗進“必反”讒言之人為江彬，更為重要的是，所記王陽明被阻之地在“南京龍江關(guān)”，而非蕪湖。另據(jù)新發(fā)現(xiàn)的史料——王陽明齊山寄隱崖石刻云：“正德庚辰清明日，陽明山人王守仁獻俘，自南都還。”庚辰清明為三月九日，此石刻亦云是“自南都還”。再綜合以《年譜》“赴召至上新河”之說，則王陽明確實曾經(jīng)因赴召至南京地方。那么，這與王陽明家書“行及蕪湖”而止之間的矛盾如何解釋呢？

實際情況如果作一個合理的推測的話或許是這樣的，王陽明庚辰正月至三月之間，曾兩度奉召往南京行在。其一為我們前面提到的正月二十六得旨，與許泰等人押解朱宸濠赴南京，行至蕪湖被阻而還。除此之外，應(yīng)該還有一次應(yīng)召赴南京行在，且已行至南京地方（如龍江關(guān)、上新河等地名所指示的），時間當(dāng)在庚辰清明（三月九日）前，而此次赴召很可能即如《年譜》與《行狀》所載是因被誣“必反”而至?！赌曜V》于此段敘事之所以有以上所指之諸般混亂，即緣自將庚辰兩次赴召混淆為一事，俱系之于正月條下。而《年譜》所敘相關(guān)諸事，應(yīng)該多是第二次應(yīng)召至南京時所發(fā)生的。包括被誣以“必反”、入九華山、上新河“竊父而逃”之思、與江彬之沖突等事，《年譜》所載當(dāng)有其所本，只是與“解囚”赴南京之行相混淆，所系時間亦有誤，而所載之事應(yīng)該仍有其可信處。

如被誣以“必反”之事，《年譜》與《行狀》俱載其事，而互有異同，所本資料當(dāng)有不同，這也從一個側(cè)面說明了此事是有一定的可信性的，只是時間當(dāng)在二次赴召之時。再如與江彬之沖突，《年譜》載其事云：“江彬欲不利于先生，先生私計彬有他，即計執(zhí)彬武宗前，數(shù)其圖危宗社罪，以死相抵，亦稍償天下之忿。徐得永解?！盵111]江彬不似許泰曾至江西，他在武宗南征時隨圣駕同至南京，王陽明與江彬的正面沖突發(fā)生在南京地方的可能性更大，而此云“即計執(zhí)彬武宗前”，則王陽明當(dāng)已在南京地方，故而方有可能設(shè)計執(zhí)江彬于武宗之前，并以死相抵。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年譜》所載“入九華山”之游，這是王陽明此時比較重要的一次經(jīng)歷，今存“江西詩”中，以九華山詩為最多。王陽明弟子鄒守益在《九華山陽明書院記》中如此追述此次游歷：“至正德庚辰，以獻俘江上，復(fù)攜邑之諸生江學(xué)曾、施宗道、柯喬以游，盡搜山川之秘，凡越月而后去。”[112]云“越月而后去”，則此次游歷歷時頗長。至于其具體時間，從陽明文集現(xiàn)存相關(guān)材料中難以推知，不過，據(jù)尹文漢先生《王陽明游九華山綜考》[113]云，尚有不載于文集的新材料可證此次游歷的日月。

其一為九華山宴坐巖懸石倒覆處的摩崖石刻，所刻陽明《題周金和尚偈》落款有“正德庚辰三月八日陽明山人王守仁書”數(shù)字。其二為前面提到的與九華山相去不遠的齊山寄隱崖石刻：“正德庚辰清明日，陽明山人王守仁獻俘，自南都還，登此，時參政徐璉、知府何紹正同行，主事林豫、周昺、評事孫甫適至，因共題名”。是年清明為三月九日，由此可知是年三月八日、九日王陽明尚在九華山一帶盤桓。尹文漢先生據(jù)此綜合《年譜》正月“入九華山”記載，推論以為“最大的可能是陽明于正德十五年一月和二月底三月初兩次游歷九華”。

應(yīng)該說尹文漢先生所引兩段見于石刻的新材料當(dāng)屬可信，然其綜合《年譜》所作的相關(guān)推論則不一定準(zhǔn)確。前面我們已經(jīng)指出，《年譜》正月所載“赴召”之事多有訛誤，其正月游九華山之說考諸時日無此可能，而真實情況很可能是只有“二月底三月初”一次九華山之行。若有兩次九華山之游，則初次之游也當(dāng)在二月了。至于齊山題刻述此行仍道“獻俘”、“自南京還”，則雖然二次赴召因被誣謀反而至，但武宗之召雖為驗其是否謀反，但召命所明言者可能仍然是令其至南京“獻俘”[114]。

析論至此，我們尚需思考另外一個問題，即兩次赴召之間，王陽明身居何處？初次赴召至蕪湖，按王陽明家書中的說法，是因“復(fù)得旨回江西撫定軍民”而止。既有旨意，則王陽明即于蕪湖返回江西的可能性比較大，《年譜》“復(fù)拒之蕪湖半月”的可能性不是很大。據(jù)我們前文考證，正月三十日“解囚”過廬山，此后當(dāng)至九江湖口沿長江而上，至蕪湖當(dāng)在二月初。自蕪湖返江西，亦當(dāng)沿長江原路返回，先至九江府，此正與《年譜》二月“是月出觀兵九江，因游東林、天池、講經(jīng)臺諸處”相契合。也就是說王陽明“得旨回江西撫定軍民”后，很可能并沒有返回南昌（或返回南昌后未久即“出”），而是至九江“觀兵”。

之所以采信《年譜》觀兵九江之說，一個原因是我們前面提到，從王陽明正月初在南昌所作詩中，其已動“殺伐”之心。另一個原因是“觀兵九江，因游東林、天池、講經(jīng)臺諸處”有王陽明詩可以作為旁證?！赌曜V》所載“東林、天池、講經(jīng)臺”諸處之游，有王陽明“江西詩”數(shù)首可為參證，如《廬山東林寺次韻》、《遠公講經(jīng)臺》。游天池之詩則有《夜宿天池月下聞雷次早知山下大雨三首》[115]，與游九華山諸詩編輯一處。清人周赟編《王陽明先生九華詩冊》，亦誤收此詩于其中。按，“天池”之名廬山、九華山皆有，斷此詩為廬山所作，一以《年譜》有東林、天池之游，且《年譜》此說有王陽明《書九江行臺壁》可以為證。[116]另外一個原因是此詩后另有一首《文殊臺夜觀佛燈》同與九華山諸詩編輯一處，周赟亦誤將其收入九華山詩冊中?！拔氖馀_”雖然也同見于廬山、九華山，但“佛燈”卻正是廬山文殊臺奇觀，而其地恰在天池峰。

王陽明“天池詩”所詠情境如此。王陽明晚間留宿天池峰頂，于月下聞雷聲，次日晨詢于山下路人，知昨夜山下有大雨，有感而作。其第三首云：“天池之水近無主，木魅山妖競偷??；公然又盜山頭云，去向人間作風(fēng)雨?！贝嗽娝佌秊橛吧鋾r事?！疤斐刂鼰o主”喻武宗南征，朝中一時無主?！澳诀壬窖眲t影射江彬、許泰等人，此后數(shù)語即指其假借武宗旨意于人間興風(fēng)作浪。此時的王陽明是有一番豪氣的，如作于同時的《文殊臺夜觀佛燈》所詠：“老夫高臥文殊臺，拄杖夜撞青天開；散落星辰滿平野，山僧盡道佛燈來。”[117]“老夫”（自稱）豪氣干云，夜間拄杖撞破青天，星辰灑落滿地，山僧誤以為是佛燈降臨——此番氣魄確非常人所及。

以上是王陽明庚辰春日正月底至三月間赴召行在相關(guān)行止的考證，因相關(guān)史料闕如并略顯凌亂，我們只能嘗試勾勒出此行的大致情形。除九華山詩、廬山詩外，“江西詩”中作于此一時之間者尚多，雖難于稽考具體作于何時，然可確定為正月底至三月間往返于江西與南京行在之間時所作。試于諸詩中略述王陽明一時心境，實亦有似于此前在江西時的三重變奏。要言之，即歸隱、蹇難、擔(dān)當(dāng)?shù)娜刈冏唷?/p>

王陽明乘舟至南直隸池州府銅陵之時，附近小山上有鐵船，觀而有感，吟詠道：“由來風(fēng)波平地惡，縱有鐵船還未牢。秦鞭驅(qū)之未能動，傲力何所施其篙。我欲乘之訪蓬島，雷師鼓舵虹為繅。弱流萬里不勝芥，復(fù)恐駕此成徒勞。世路難行每如此，獨立斜陽首重搔?！盵118]人世間之路縱然身屢平地亦難逃風(fēng)波之惡，縱有鐵船亦徒喚奈何。唯憑雷師鼓舵，乘之造訪蓬萊仙島。但弱流萬里，草芥尚難以承載，駕此只成徒勞。在風(fēng)波蹇難之中，時而豪氣干云，時而徒喚奈何，獨立斜陽，搔首躑躅，確為王陽明此時心情的真實寫照。王陽明此時詩中，“阻風(fēng)”仍然是象征蹇難的意象，如《繁昌道中阻風(fēng)二首》所詠：“阻風(fēng)夜泊柳邊亭，懶夢還鄉(xiāng)午未醒。臥穩(wěn)從教波浪惡，地深長是水云冥?！盵119]縱有長風(fēng)興起惡浪，我自穩(wěn)坐舟中，任憑風(fēng)浪吹打。

王陽明于江邊遙望與此行頗為有緣的九華山時，適值陰晴不定，時而得見，時而不得見，不禁心生感慨：“平生山水最多緣，獨此相逢容有數(shù)?！钊R涉?；蚩汕?，瑤水昆侖俱舊游。洞庭何止吞八九，五岳曾向囊中收。不信開云掃六合，手扶赤日照九州。駕風(fēng)騎氣覽八極，視此瑣屑真浮漚?！盵120]末二聯(lián)借江上觀九華再度道出王陽明擔(dān)當(dāng)之豪氣，一時“昏霾”之瑣屑如海中泡沫，撥云扶日，掃六合、照九州，正在我輩此時！“不信開云掃六合，手扶赤日照九州”與此前所責(zé)“諸老能無取日謀”適可相對而觀。

當(dāng)王陽明登上九華山云峰盡覽九華諸峰勝境之時，不禁心生惺惺相惜的感慨：“巨壑中藏萬玉林，大劍長槍攢武庫。有如智者深韜藏，復(fù)如淑女避讒妒。暗然避世不求知，卑己尊人羞逞露。何人不道九華奇，奇中之奇人未知。我欲窮搜盡拈出，秘藏恐是天所私?！盵121]巨壑之中林立的九華諸峰，在王陽明眼中浮現(xiàn)的是武庫中大劍長槍林立的場景，實因觀峰之人此時心中“殺伐”之心猶在。而深韜藏的智者、避讒妒的淑女，更是此時王陽明自身的真實寫照。 

七、水災(zāi)自劾 

自庚辰正月底離省城赴行在，王陽明再返回省城長期停留已在三月下旬了。[122]省城雖然不似己卯庚辰之交有大軍駐扎騷擾，然亦未見片刻清靜。如前所云，王陽明己卯平定寧藩上捷音疏的同時，因江西遭逢旱災(zāi)兼兵亂之雙重災(zāi)難，上疏請免江西稅糧。此疏始終未獲明旨答復(fù)，而當(dāng)王陽明此次返回省城之時，戶部相應(yīng)官員已至江西催征稅糧，旱災(zāi)、兵亂之余，兼以前此大兵臨省時的供應(yīng)浩繁，江西民力凋敝，相應(yīng)官員一時束手無策。三月二十五日，王陽明再度上《乞?qū)捗舛惣Z急救民困以弭災(zāi)變疏》，請求免除江西己卯、庚辰兩年的稅糧。雖有此舉，然經(jīng)歷了再赴行在的諸般遭際之后，王陽明不免于齒冷，與免稅糧疏同上者為《三乞省葬疏》。[123]此疏開篇數(shù)語道出其此一時之心情： 

臣旦暮惶恐，延頸以待，內(nèi)積悲病之郁，外遭窘局之苦，新患交乘，舊病彌篤，方寸既亂，神氣益昏，目眩耳聵，一切世事皆如夢寐。今雖抑情強處，不過閉門伏枕，呻吟喘息而已。豈能供職盡分，為陛下巡撫一方乎？[124] 

所云“外在窘局之苦”即指省城處忠、泰之變以及二赴行在時的種種遭際而言。同樣的情形在一時同僚、弟子的信中亦有所申述，如在寫給薦舉其至南贛安定地方的兵部尚書王瓊的信中如此說： 

生之汲汲為此（指疏乞省葬事），非獨情事苦切，亦欲因此稍避怨嫉?！竦胤绞職埰茟v極，……兼賤恙日尪瘠，又以父老憂危致疾之故，神志恍恍，終日如在夢寐中。今雖復(fù)還省城，不過閉門昏臥，服藥喘息而已。此外人事都不復(fù)省，況能為地方救災(zāi)拯難，有所裨益于時乎？[125]

在此信中他道出了此時疏乞省葬不單單是為省葬而發(fā)，同時也是為了“稍避怨嫉”，此所謂“怨嫉”自然來自武宗身邊江彬、許泰等佞幸，如前述之種種遭際。而與此時在京中為御史的弟子朱節(jié)的信中復(fù)云： 

欲投劾往去，慮恐禍出不測，益重老父之憂。不去即心事已亂，不復(fù)可強留。神志恍恍，終日如夢寐中。省葬之乞，……而吏部至今不為一覆，豈必欲置人于死地然后已耶？仆之困苦危疑，當(dāng)?shù)烙嬕嗦勚?，略不為一動心，何也？望守忠與諸公相見，為我備言此情，得早一日歸，即如早出一日火坑，即受諸公更生之賜矣，至禱至禱![126] 

此中“投劾”指自我彈劾，如此后五月王陽明所為者。此時王陽明對這一點尚有所顧慮，或亦以沒有找到合適的機緣，故隱而不發(fā)。在與弟子此書中，王陽明對于“當(dāng)?shù)馈保☉?yīng)指閣臣而言）對于其自身“困苦危疑”的處境不為動心頗感不解?！八赖亍?、“火坑”，是王陽明此時對自身處境的真實體會。兩封書信皆道及的“神志恍恍，終日如夢寐中”，雖所言未必實情，但卻足以能夠體現(xiàn)王陽明一時的心情。

“省葬”事既杳無音信，江西地方事“殘破憊極”，身任巡撫之責(zé)，不免要強打精神，有所補裨，如上疏乞免稅糧之事。王陽明在給王瓊與朱節(jié)的信中對于自己在此情境中猶疏言免稅事有一個形象的比喻：“所以復(fù)有蠲租之請者，正如夢中人被錐刺，未能不知疼痛，縱其手足撲療不及，亦復(fù)一呻吟耳?！盵127]言江西地方事非如處夢寐中人所能為力，然痛癢相關(guān)，雖明知不能有所為，猶不免受驅(qū)于本能而聊一呻吟。

王陽明自去年七月底即疏請免稅，中間亦有其他一二官員代為申請，而江西旱災(zāi)、兵亂乃至大兵臨省俱屬實情，何以己卯稅糧最終未得豁免？如果排除一些人為因素的話，應(yīng)該說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即由武宗南征所導(dǎo)致的朝廷政局的一時混亂。王陽明于庚辰年底所上《征收秋糧稽遲待罪疏》[128]中引述江西布政司相關(guān)咨文，于此一時之混亂多所說明。依江西布政司咨文，正德十五年正月初二日，經(jīng)巡按江西御史唐龍乞請、巡撫蘇松都御史李充嗣復(fù)核，已議定免江西稅糧二年（受災(zāi)重者免三年）。同年二月，戶部員外郎龍誥猶催征相關(guān)錢糧。三月初五日，漕運衙門按相關(guān)稅糧定額催促繳運。三月二十八日，又經(jīng)南京工科給事中奏請并“奉欽依”：“自正德十四年以前，一應(yīng)錢糧果系小民拖欠未完的俱準(zhǔn)暫且停征，還著各該官司設(shè)法賑濟，毋視虛文?！迸c此同時，戶部員外郎龍誥仍“急如星火”催征。這就是布政司咨文中所說的“部院明文征免不一”，王陽明所謂“乃今停征之令甫下，而催并之檄復(fù)行，賑濟之仁未布，而棰撻之苦已加，法令如此，有司何以奉行，下民何所取信？”[129]出現(xiàn)如此混亂的情況，不能不說與武宗南征而造成的一時國家政令頒布渠道不夠通暢有關(guān)。

在無奈與混亂中就稅糧與救災(zāi)事措置一番之后，如前引與朱節(jié)信中其所言者，王陽明終于決定“投劾往去”，于五月十五日上《水災(zāi)自劾疏》[130]，于疏中言及江西“魚鱉之民聚棲于木杪，商旅之舟經(jīng)行于閭巷”的遭遇水災(zāi)的情形后，羅列了身膺巡撫之任的自身之四大罪狀。陽明自劾疏中所言四宗罪，實為借曝白自身之罪過以指摘朝廷、主上之失。第一大罪為對于宸濠之變自己不能“圖于未形”，以至勞動“圣駕親征”，終止百姓殆于道路，朝廷政令閼隔。第二大罪則為身為人臣，不能直言極諫以悟主聽。第三大罪為“掇拾羅織”與“聚斂征索”，前者明為指摘自身，實則與陽明無干，即指江彬、張忠、許泰等武宗身邊佞幸。聚斂征索或于陽明有涉，在疏免稅糧無果，戶部催征再四的情況下，陽明不得不有所措置，以求了事塞責(zé)。第四大罪“上不能有裨于國，下不能有濟于民，坐視困窮，淪胥以溺”，雖無實事所指，但卻是王陽明自身處境的真實寫照。于疏末王陽明請求或?qū)⑵洹帮@戮”，或“削其爵祿，黜還田里”，以作為人臣不職之戒，以息天怒人怨。

此疏可視為己卯平定寧王之亂以來，對于一系列發(fā)生于自身、發(fā)生于江西、發(fā)生于朝中的事情的最后公開抗?fàn)?。疏上后杳無音信，陽明遂決定“往去”，然此“往去”非如與弟子朱節(jié)信中所言意味著還家，而是去往陽明用兵之大本營，虔州。從現(xiàn)存文獻看，陽明此行似非匆匆，不乏山水之樂，吟詠之興，乃至與舟中與羅整庵書長篇大論以論學(xué)。然實際情形并非完全如此，鄒守益編《王陽明圖譜》在敘及王陽明自南昌赴贛途中經(jīng)吉安府與僚屬游青原山時曾如此記載：“（王陽明）親登于石，論抗許泰等及馭邊兵顛末，曰：‘這一段勞苦，更勝起義師時。’”[131]當(dāng)時鄒守益即在老師身邊，陽明此番言論，頗有一些動員、鼓動的意味在其中。陽明或借游山玩水而對軍旅之事有所安排，亦未可知。王陽明最終來到了虔州，回到了我們開篇所述之情境——整頓兵馬，山水之樂，歌詩習(xí)禮，講學(xué)乃至“致良知”宗旨之開悟之多重變奏。

結(jié)語

通過上述，我們將陽明一生中重要的“致良知”宗旨之開悟的情境有所析論，與龍場悟道一樣，均為從“百死千難”中所逼逐而出者。我們知道，儒學(xué)乃躬行踐履之學(xué)，故而有所謂工夫論，工夫云者，讀書、靜坐乃至冥思苦想或為其數(shù)端，然尚非關(guān)鍵之所在。以王陽明自身而論，開悟“致良知”宗旨后，其工夫論則無非是“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一句。而王陽明正德己卯庚辰之際所遭際者，我們亦可視之為外境對于人心良知的考量、磨礪，亦可說是“致良知”工夫的展開。如此一番事上磨煉后，有了陽明生命中的二次開悟，自“龍場悟道”確立了其為學(xué)趣向以來，至此則終趨于成熟。 

【注釋】

[1] 《夢中絕句》，《王陽明全集》卷二十，頁797。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2] 《紀(jì)夢 并序》，同前注，頁777-778。

[3] 《晉書》，卷六十五，頁1761。中華書局，1974年。

[4] 《晉書》，卷七十二。頁1909。

[5] 《晉書》卷六十九，頁1853。

[6] 《晉書》卷四十九，頁1378。

[7] 《晉書》卷六十七，頁1788。

[8] 鄒守益：《虔州報功祠記》，《鄒東廓文集》卷四，《四庫存目叢書》集66，頁33。

[9] 鄒守益：《諭俗禮要序》，《文集》卷一，頁571。

[10] 參見鄒守益：《訓(xùn)蒙詩要序》，《文集》卷一，頁571-572。

[11] 《全集》卷二，頁87。

[12] 《年譜》以巡撫江西的任命在己卯十一月，王陽明《請止親征疏》則云：“正德十四年八月十六日，準(zhǔn)兵部咨：……齎付都御史王守仁，不妨提督軍務(wù)原任，兼巡撫江西地方。……”準(zhǔn)此可知，其獲悉巡撫任命在是年八月十六日。

[13] 此處所據(jù)為《年譜》，然王陽明庚辰在贛時間似有可進一步考證者。清人翁方綱曾見一陽明家書，述其情形如此：“右王文成家書，上其父龍山公，不著歲紀(jì)。先生自平宸濠之后，于正德十五年九月還南昌，此書云：‘二月二十日寓洪都男王守仁百拜書，上父親大人膝下?！衷疲骸妆眮碓圃疲裼忠岩辉掠??！藙t正德十六年辛巳春所作也?！保ā栋贤跷某杉視罚稄?fù)初齋文集》卷二十一。《續(xù)修四庫全書》集部1455冊。）從翁氏所述看來，此書作于正德十六年辛巳二月無疑，其考證無誤。然所引“冬底北來”事，似應(yīng)指離贛州北來南昌，若如此，則王陽明離開贛州在“冬底”，即十二月底，至南昌在一月初，故寫此信時云“今又已一月余”。然未見此書原文，不知所云“冬底北來”之事是否確指此事，翁氏引《年譜》正德十五年九月還南昌之說，也未據(jù)此封家書而有所駁正、解析，姑識之于此，待考。

[14] 《與朱守忠手札》（二），錢明：《陽明學(xué)的形成與發(fā)展》附錄，頁297。此間“剝床以膚”當(dāng)有所指，與“孫氏園中之言”當(dāng)有關(guān)系，或即指寧王即將謀反之事。陽明后來疏辭封爵時曾用此語言寧王謀反時江西之情勢，“況江西諸郡縣近切剝床，觸目皆賊兵，隨處有賊黨?！保ā对俎o封爵普恩賞以彰國典疏》，《全集》卷十三，頁456。）

[15] 《傳習(xí)錄》陳九川所錄語錄云：“己卯歸自京師，再見先生于洪都。先生兵務(wù)倥傯，乘隙講授……”（《全集》卷三，頁90。）具體時間當(dāng)為己卯王陽明征寧藩之中或之后不久。

[16] 《全集》卷十七，頁599。“閭東”本《陽明先生文錄》署此公移于“八月二十三日”，當(dāng)為正德十五年庚辰八月二十三日，正陽明在虔州之時。舒芬得牌后至陽明軍前聽用則不知在何時，也無法遽然斷定其地點為虔州，為敘事方便計，姑系之于此。

[17] 《明水陳先生文集》，卷十四，頁151。

[18] 同前注。

[19] 《留陳惟濬》，《全集》卷二十，頁749。

[20] 《全集》卷二十，頁779。

  按：此詩收錄于王陽明“江西詩”中，未署具體年月。而王陽明通天巖諸詩多收于“贛州詩”中，亦未標(biāo)明年月。稽考相關(guān)文獻，應(yīng)皆為一時所作。其中，《通天巖》一詩，周建華《通天巖王陽明刻詩及歷代步王韻詩》一文錄有該詩“后記”，云：“正德庚辰八月八日，訪鄒陳諸子于玉巖題壁。陽明山人王守仁書?！保ā秾じ?002年第2期）周文未注明該“后記”出處，觀其上下文，似為錄于現(xiàn)在尚存于通天巖的石刻。無論該“后記”出處如何，然所系年月日“正德庚辰八月八日”應(yīng)屬可信。故系王陽明師弟子此次游歷于是年八月初。

[21] 詠通天巖之詩：王陽明有《通天巖》、《游通天巖示鄒陳二子》、《游通天巖次鄒謙之韻》，《又次陳惟濬韻》（鄒守益原詩未見、陳九川原詩存半首，見下），鄒守益有《與陳惟濬歷覽通天巖將歸賦別》（《文集》卷十二，頁207）、《通天巖謝陽明先生二首》（同前注，頁218）、陳九川有《同鄒東廓游通天巖題紫霄宮壁 陽明先生有次韻》（《文集》卷十四，頁151）。詠忘言巖之詩：王陽明有《忘言巖次謙之韻》（鄒守益原詩未見）、《坐忘言巖問二三子》，鄒守益有《忘言巖遇雨》（《文集》卷十一，頁192）。詠圓明洞之詩：鄒守益有《同陳惟濬諸友游通天巖小飲圓明洞》（《文集》卷十一，頁179），王陽明有唱和《圓明洞次謙之韻》。詠潮頭巖之詩：鄒守益有《潮頭巖》（《文集》卷十一，頁192），王陽明有唱和《潮頭巖次謙之韻》。

[22] 鄒守益：《明水陳姻家壽言》，《文集》卷二，頁625。

[23] 《坐忘言巖問二三子》，《全集》卷二十，頁749。

[24] 鄒守益《贈董謀之》云：“予往歲受學(xué)虔州，與董子希永切磋世講之誼，后二十有八年，復(fù)尋郁孤、通天舊游。”（《文集》，卷二，頁620）

[25] 鄒守益：《明水陳姻家壽言》，《文集》卷二，頁625。

[26] 王陽明曾撰《四皓論》翻歷史舊案，否定《史記》、《漢書》所載“四皓”出而輔佐漢太子之事。詳見拙文《王陽明史論佚文〈四皓論〉考》，《湖南科技學(xué)院學(xué)報》，2007年第3期。

[27] 《傳習(xí)錄》下，《全集》卷三，頁95。

[28] 《夜坐》，《全集》卷二十，頁787。

[29] 《傳習(xí)錄》中，《全集》卷二，頁75。

[30] 《全集》卷四十一，頁1578。

[31] 王陽明：《與顧惟賢》，《全集》卷二十七，頁999。

[32] “圣駕北還”事，考諸《明通鑒》在庚辰閏八月：“丁酉，上自南京返蹕”（《目錄》卷十二，頁500），是月丙戌朔，丁酉為十二日，與陽明所言“初十日”略有出入。

[33] 王陽明所料與事實相去不遠，據(jù)《明通鑒》，正德皇帝于十月庚戌（二十六日）抵達通州，但并未就此還朝，而是在此地駐扎下來，直至十二月甲午（十一日）方返回京師。

[34] 王陽明：《游通天巖次鄒謙之韻》，《全集》卷二十，頁747。

[35] 閭東本《陽明先生文錄》《別錄》卷十二，頁十四。

[36] 閭東本《陽明先生文錄》《別錄》卷十二，頁十四?！度芬噍d此公移，惟題作《行嶺北道申明教場軍令》（見《全集》卷三十一，頁1163）。

[37] 王陽明庚辰《書佛郎機遺事》云：“正德戊寅之冬，福建按察僉事周期雍以公事抵贛。時逆濠奸謀日稔，遠近洶洶。予思預(yù)為之備，而濠黨伺覘左右，搖手動足，朝聞暮達；以期雍官異省，當(dāng)非濠所計及，因屏左右，語之故，遂與定議。期雍歸，即陰募驍勇，具械束裝，部勒以俟。予檄晨到，而期雍夕發(fā)。故當(dāng)濠之變，外援之兵惟期雍先至，適當(dāng)見素公書至之日，距濠始事亦僅月有十九日耳?！保ā度肪矶?，頁921。）周期雍事另見王陽明《預(yù)備水戰(zhàn)牌》（《全集》卷十七，頁576）、《犒賞福建官軍》（《全集》卷十七，頁585）等公移。

[38] 《明通鑒》卷四十九，頁1308。

[39] 見《年譜》，《全集》卷三十四，頁1270。

[40] 《請止親征疏》，《全集》卷十二，頁409。

[41] 談遷《國榷》引高貸之說云：“武宗惑于群小，欲幸江西，守仁欲為保境恤民計，宸濠誠不可不執(zhí)赴闕下?！币嘁詾椤矮I俘”之事因“保境恤民”而有其必要，但有進一步有如此之“責(zé)備”：“然命一將入獻，無不可者，而奚必于親往耶？既有巡撫江西之命，則責(zé)守有在，況屢有詔止，何可違也？”并以王陽明之稱病西湖比擬于岳飛之棄軍歸山，以為非“公遜碩膚之道”。（《國榷》卷五十一，3192頁，中華書局，1958年）此確有求全責(zé)備之意，然揆諸當(dāng)時情勢王陽明所為亦有不得不然者，此不贅。

[42] 《全集》卷十二，頁407。

[43] 《年譜》以獻俘發(fā)南昌在九月十一日，所據(jù)為王陽明本人奏疏、公移中所言及日期。然觀王陽明于九月十二日所發(fā)一系列公文，當(dāng)為針對自身獻俘離職后委相應(yīng)官員措置相關(guān)事務(wù)，故疑王陽明獻俘啟程之日在九月十二日或稍后。

[44] 王陽明：《案行江西按察司停止獻俘呈》，《全集》卷十七，頁588。按，王陽明此文未標(biāo)明月日，中云其獻俘“已至廣信地方”，陽明《獻俘揭帖》署日期為“九月二十六日”，中亦云“已至廣信地方”（《全集》卷三十一，頁1140），可知為一時所作。另據(jù)閭東本，《案行江西按察司停止獻俘呈》所署日期即為九月二十六日。

[45] 均見王陽明：《咨兵部查驗文移》，《全集》卷十七，頁589，閭東本《文錄》署此公移于“十月初二日”。另，閭東本尚收有九月二十七日《準(zhǔn)答安邊伯朱留查功次手本》一篇公移，即答復(fù)《咨兵部查驗文移》中所列“安邊伯朱手本”者。

[46] 王陽明：《獻俘揭帖》，《全集》卷三十一，頁1140。

[47] 王陽明：《咨兵部查驗文移》，《全集》卷十七，頁590。

[48] 《年譜》，《全集》卷三十四，頁1268。

[49] 王陽明：《書草萍驛二首》，《全集》卷二十，頁754。

[50] 王陽明：《書草萍驛二首》，《全集》卷二十，頁754。

[51] 王陽明：《書草萍驛二首》，《全集》卷二十，頁754。

[52] 王陽明：《宿凈寺四首》，同前注，頁755。

[53] 《全集》卷三十四，1268頁。

[54] 《明史》卷一百九十五，頁5164-5165。

[55] 《明史》卷三百四，頁7793。

[56] 《王陽明上父親二札》，《式古堂書畫匯考》卷二十五，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57] 《全集》卷十七，頁591。

[58] 《全集》卷十七，頁591-592。關(guān)于呈“兵部查照知會”之公移閭東本《陽明先生文錄》有收錄，見《案行江西按察司交割逆犯知會兵部及欽差等官》、《咨報兵部交割逆犯》（別錄卷十一，頁十四——十五）。

[59] 《宋明理學(xué)家年譜》第10冊，650頁。

[60] 《別錄》卷十一，頁十五。按，寧王叛亂時陳槐隨王陽明一同舉義兵，時任饒州知府，江西副使之擢在平寧王之亂后。

[61] 《明武宗實錄》卷一百八十“正德十四年十一月壬辰（二日）”載南京六科給事中孫懋、十三道御史吳鎧等奏疏亦云：“宸濠之變，都御史王守仁身先將士，元惡就擒。比者俘至浙江，太監(jiān)張永必欲親臨覆審，緣此引疾乞休?！保?499）言官當(dāng)時奏疏所言，較諸后來史籍所載，當(dāng)更為可信。準(zhǔn)此亦知王陽明移交俘囚于張永事出無奈，而養(yǎng)病西湖，實為一種抗?fàn)幍男袨椤?/p>

[62] 《全集》卷十七，頁591。

[63] 與此數(shù)詩編輯于一處的《寄江西諸士夫》、《太息》與《歸興》疑亦為此一時前后所作。《太息》與《歸興》除與《宿凈寺四首》編輯一處外，無他佐證，唯詩中所詠思緒與此段處境相類?！都慕髦T士夫》一首疑為過玉山離開江西境后不久所作。首云“甲馬驅(qū)馳已四年，秋風(fēng)歸路更茫然”，王陽明丙子歲獲任命，十月歸省后付贛（次年正月至贛），至此歲己卯，首尾相連可稱“四年”。“秋風(fēng)”，離江西境初至浙江在九月下旬，仍可稱之為“秋”。

[64] 《全集》卷二十，頁754。

[65] 同前注，頁755。

[66] 《宿凈寺四首》之二，同前注。

[67] 王陽明《泊金山寺二首》詩題注云“十月將趨行在”，可知其抵達鎮(zhèn)江金山寺猶在十月。另據(jù)閭東本，王陽明自十月九日交割逆犯后，直至十月十七日，尚有數(shù)篇公移處理相關(guān)善后問題。離開杭州北上或在十月十七日以后。另尚有一篇十月二十七日公移，未知作于杭州抑或離開杭州之后。（參見《別錄》卷十一，頁十四——二十四）

[68] 《全集》卷三十四，頁1269。

[69] 夏燮：《明通鑒》目錄卷十二，頁499。

[70] 考異云：“惟楊一清之沮，《年譜》載之，《明史》王、楊二傳，皆不見，今不取?！保ā睹魍ㄨb》卷四十八，頁1303。）

[71] “次韻”可不必相見，然“其二”詩注云“是日公方移山石”（《全集》卷二十，頁758），“其四”云“茲園聞已久，今度始來窺”（同前注，頁759），可知二人確實曾相見，而諸詩亦多描摹楊一清待隱園之實景。

[72] 《全集》卷二十，頁757。此詩在“江西”詩中，未標(biāo)揭年月，然于“冬江”等語及所詠情境可推斷作于己卯冬，即此次欲由京口趨行在之時。

[73] 王陽明弟子歐陽德在與同門王畿論及老師《年譜》事時，曾論及鎮(zhèn)江之事云：“得宸濠賂饋要津簿籍，立命焚之，江彬欲假此有所羅織，以大將軍牌遣中貴數(shù)十輩來詰，遇諸鎮(zhèn)江，氣勢洶洶，諭以禍福，曉之以理，其人羅拜而去，竟以此為諸奸所沮，不得見上。初欲乘機遘會，撥亂反正，竟亦不得行矣。此二事諸兄當(dāng)有能聽其詳者，以無可憑證，未及序入，幸商確，何如也？”（《寄王龍溪二》，《歐陽德集》卷二，頁59。鳳凰出版社，2007年。）觀此，則王陽明被沮鎮(zhèn)江，實為江彬派遣中官所為，與《名通鑒》目錄“為中官等所沮”之說同。歐陽德雖因“無可憑證”、未知其詳而未序入《年譜》（《年譜》乃陽明弟子集體撰述）中，然所言此事當(dāng)有其所本，附識于此。

[74] 錢明《〈王陽明全集〉未刊散佚詩文匯編及考釋》收錄有《金山贈野閑欽上人》、《贈蒲菊鈺上人》、《贈性空商人（號曰舟）》、《贈雪航上人》數(shù)詩，謂“原載清廬見層《金山志》卷第七”。（均見《陽明學(xué)的形成與發(fā)展》附錄，頁274）

[75] 見《全集》卷三十四，頁1269。

[76] 《全集》卷二十，頁757。

[77] 《即事漫述四首》之三，《全集》卷二十，頁756。此四首詩當(dāng)作于己卯冬，王陽明返回省城南昌前。觀其中“六師冬盡尚南征”、“底事寒江尚客船”等語可見。

[78] 《即事漫述四首》之二，同前注。

[79] 《即事漫述四首》之四，同前注。

[80] 《過鞋山戲題》，鞋山又稱大孤山，位于江西九江湖口，《年譜》謂王陽明此次鎮(zhèn)江之行后，“遂從湖口還”江西，疑為作于此時。然不敢必，因次年蕪湖之行應(yīng)該也要經(jīng)過此地，姑系于此時。

[81] 《楊邃庵待隱園次韻五首》其五，《全集》卷二十，頁759。

[82] 《登小孤書壁》，同前注。小孤山在江西九江彭澤，疑亦為己卯冬返江西途中所作（中有“凍滑丹梯足力孱”一語似可理解為時間仍在冬季，亦以影射世路艱難）。

[83] 《舟夜》，《全集》卷二十，頁757。觀詩中“甲馬尚屯淮海北”一語可知此詩作于己卯冬（武宗于十二月方抵達南京）。

[84] 王陽明抵達南昌的時間如上所述，當(dāng)在十一月二十一日冬至之后。而現(xiàn)存王陽明此階段在南昌最早的公移是十二月十一日發(fā)布的《防制省城奸惡牌》、《行江西按察司查禁因公科索民財》，故王陽明此次返南昌具體時間為十一月二十一日至十二月十一日之間。

[85] 《防制省城奸惡牌》，《全集》卷三十一，頁1142。

[86] 《行江西按察司查禁因公科索民財》，同前注，頁1143。

[87] 《全集》卷十七，頁593。

[88] 《再禁詞訟告諭》，《全集》卷三十一，頁1145。

[89] 《全集》卷三十一，頁1144。

[90] 王陽明：《乞?qū)捗舛惣Z急救民困以弭災(zāi)變疏》，《全集》卷十三，頁427。

[91] 錢德洪：《征宸濠反間遺事》，《全集》卷三十九，頁1471-1472。

[92] 王陽明：《辭封爵普恩賞以彰國典疏》，《全集》卷十三，頁453。

[93] 錢德洪：《征宸濠反間遺事》，《全集》卷三十九，頁1471。

[94] 王陽明《書佛郎機遺事》云：“初，予嘗使門人冀元亨者因講學(xué)說濠以君臣大義，或格其奸。濠不懌，已而滋怒，遣人陰購害之。冀辭予曰：‘濠必反，先生宜早計?！於輾w。至是聞變，知予必起兵，即日潛行赴難，亦適以是日至。見素公在莆陽，周官上杭，冀在常德，去南昌各三千余里，乃皆同日而至，事若有不偶然者?！保ā度罚?/p>

[95] 《全集》卷三十一，頁1160-1161。此牌唯署月日為“六月十五日”，當(dāng)為正德十六年所發(fā)。

[96] 王陽明：《用韻答伍汝真》，《全集》卷二十，頁757。此詩收于“江西詩”中，觀末聯(lián)所云“茅茨歲晚饒風(fēng)景，云滿清溪雪滿岑”之“歲晚”可知，當(dāng)作于正德十四年己卯歲末在江西省城之時。

[97] 《全集》卷二十，頁760-761。

[98] 《全集》卷二十，頁762。

[99] 《全集》卷二十，頁762。

[100] 陽明所書該詩卷現(xiàn)收藏于“石頭書屋”，曾于2008年9月19日至9月26日在日本學(xué)習(xí)院大學(xué)“紀(jì)念王陽明龍場之悟五百年暨中江藤樹誕生四百年中日陽明學(xué)者墨跡展”中展出。清人錢大昕亦曾目睹陽明此詩卷，并賦有《題邵二云編修所藏王文成公詩卷》一詩，該詩題注云“正德庚辰八月望，為惟賢憲副書《元日霧》、《二日雨》、《再游九華》三詩”，此題注乃引述陽明書該詩卷之題識“惟賢憲副以此卷，書近作，漫錄數(shù)首，一笑。正德庚辰八月望，陽明山人書于虔臺之思?xì)w軒中?！?/p>

[101] 《全集》卷二十，頁762。

[102] 《全集》卷二十，頁762。

[103] 如《乞?qū)捗舛惣Z急救民困以彌災(zāi)變疏》云：“若是者又?jǐn)?shù)月，京邊官軍始將有旅歸之期。”（《全集》卷十三，頁427）

[104] 《全集》卷三十四，頁1270。

[105] 《又與克彰太叔》，《全集》卷二十六，頁988。題為“又與克彰太叔”，然觀書信內(nèi)容，實為三封書信并作一封者。此中所引出于第二封，雖未標(biāo)揭年月，然觀其內(nèi)容可知作于正德庚辰正月赴召之后。

[106] 如時在南京任給事中、當(dāng)言路之責(zé)的孫懋于正德十四年己卯十二月二十八日上《急獻俘馘以彰天討以修大祀疏》云：“又奚必親臨其地，面縛其人而后為我皇上之功哉？即今傳聞宸濠自囚系以來，或食或否，瀕于死者屢矣?！富噬洗髪^乾斷，速降明旨，著落欽差張永等官即將首惡宸濠、逆黨劉吉等牢固管押，解送前來，由是獻俘告廟，奏凱班師……”（孫懋：《孫毅庵奏議》卷下，頁15，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即勸諫武宗不必親臨江西其地、面縛宸濠其人以為功，當(dāng)速令張永等人押解至南京。

[107] 《年譜》三，《全集》卷三十四，頁1270。

[108] 談遷：《國榷》卷五十一，頁3200。中華書局，1958年。

[109] 《明武宗實錄》卷一八五，頁3549。上海書店，1984年。

[110] 《明武宗實錄》卷一八三，頁3534。

[111] 《全集》卷三十四，頁1270。

[112] 《東廓鄒先生文集》卷四，《四庫存目叢書》集66，頁6。

[113] 載《池州師專學(xué)報》，2006年第2期。

[114] 或以此時俘囚已至，不當(dāng)再有以“獻俘”為名義的召命，實則不然，寧王等解至南京后，即關(guān)押于江邊船中，武宗始終未“受俘”（因“受俘”即意味著“南征”告畢，不得不返駕回鸞），直至庚辰秋將回駕之時，方于南京舉行“獻俘”儀式，隨即還京，所以此間有“獻俘”之召是不足為奇的。

[115] 《全集》卷二十，頁772。

[116] 《全集》卷二十，頁766。詩開篇云“九華真實是奇觀，更是廬山亦耐看”，此后所述皆為游廬山觀感，中云“眼余五老晴光壁，衣染天池積翠寒”，可知亦曾至天池。此《書九江行臺壁》詩當(dāng)亦為《年譜》所云“觀兵九江”時所作。

[117] 《全集》卷二十，頁772。

[118] 《舟過銅陵野云縣東小山有鐵船因往觀之果見其仿佛因題石上》，《全集》卷二十，頁763。

[119] 《全集》卷二十，頁766。繁昌在南直隸太平府，詩中又云“花柳沿村春事殷”，可知作于庚辰春之行。

[120] 《江上望九華不見》，《全集》卷二十，頁768。

[121] 《登云峰望始盡九華之勝因復(fù)作歌》，《全集》卷二十，頁771。

[122] 王陽明此次“獻俘”最晚有時間可考的文字為石鐘山題字，此題字不知今日是否尚留存，清人翁方綱《石鐘山王文成題字》詩題注錄有其題字內(nèi)容：“正德庚辰三月丁未，都御史陽明王守仁獻俘自南都還，登此。參政武邑徐璉同行?！睋?jù)翁方綱題注，尚有一詩，未載于《王陽明全集》，附錄于此：“又詩，我來叩石鐘，洞野鈞天深。荷蕢山前過，譏予尚有心?！保ā稄?fù)初齋詩集》卷三十五，頁681。）觀此題字可知王陽明至三月丁未（十九日）從九華山、齊山返回至石鐘山。又同治十三年刊《九江府志》卷五十金石類載有“東林王文成公詩碑”，云“王文成公七古一首，計八韻，有‘種蓮采菊兩荒涼，慧遠陶潛骨肉朽’之句，字徑數(shù)寸，草書，如龍蛇走，末署‘正德庚辰三月廿三日陽（此處當(dāng)缺一“明”字——引者注）山人識。’康熙壬辰孟冬，德化令張近光重摹上石。原在三笑亭后，咸豐間，亭燼于兵，碑巋然如舊?！贝嗽娂础队执紊鄱崱罚ā度肪矶?65。）如《九江府志》所紀(jì)月日為確，則陽明游歷石鐘山后，又至東林游歷。然清人朱珪有和陽明一詩，題作《憩東林三笑堂和陽明先生正德庚辰二月作韻》（《知足齋詩集》卷十四，《續(xù)修四庫全書》），觀其韻腳，所和即陽明此詩，朱珪則謂其為“庚辰二月”作，與《府志》所載不同。或當(dāng)以朱珪所載為確，此詩當(dāng)為《年譜》“是月出觀兵九江，因游東林、天池、講經(jīng)臺諸處”時所作，《府志》“三月廿三日”或為“二月廿三日”之誤。故陽明之返回南昌前最晚所見文字，我們?nèi)砸匀率湃帐娚筋}字為限?；氐侥喜?dāng)在此后不久。而我們能見到的返回南昌后最早的文字為下文所引三月二十五日的《乞?qū)捗舛惣Z急救民困以弭災(zāi)變疏》與《三乞省葬疏》，可斷定王陽明此次返回省城在三月十九日至三月二十五日之間。

[123] 此疏陽明文集未載，然《四乞省葬疏》中錄有全文，并云“又于正德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差舍人王鼐齎奏去后……”（《全集》卷十三，頁438），可知三乞省葬疏作于三月二十五日，與免稅糧疏作于一時。

[124] 載《四乞省葬疏》，《全集》卷十三，頁437。

[125] 《與王晉溪司馬》，《全集》卷二十七，頁1009-1010。

[126] 《與朱守忠手札》二，《陽明學(xué)的形成與發(fā)展》，頁297。

[127] 《與王晉溪司馬》，《全集》卷二十七，頁1010。

[128] 《全集》卷十三，頁441。

[129] 《再批追征錢糧呈》，《全集》卷十七，頁594。

[130] 《全集》卷十三，頁441。

[131] 《宋明理學(xué)家年譜》第10冊，頁654。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載于《中國儒學(xué)》第六輯，中國社會科學(xué)出版社，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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