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人丙】觀“割席”雜感
觀“割席”雜感
作者：路人丙
來源：作者授權儒家網(wǎng)發(fā)表
時間：西元2025年5月12日
當代的學術思想史研究，發(fā)論文、申項目，都不太容易。社會上的關注度比起十多年前也少了很多?？赡芤舱驗檫@樣，混淆視聽的“學術史”特別需要訂正，保護這個領域所剩不多的生命力。
《錢穆與新儒家》一文，當是負氣之作。據(jù)李懷宇《訪談記》可知，在徐復觀微妙的提示之下，余先生發(fā)現(xiàn)唐君毅先生找人寫了他的大字報，破壞他推動的中文大學改制工作。余氏很快當面找了唐先生，后者卻說沒這事兒，余先生非常不高興。（并參周言《余英時與中大改制風波》）另外，比較“純粹”的棋友牟宗三先生跟余翻臉，多少讓他覺得有些“背刺”的感覺，乃至酒后落淚，決意后半生不碰行政。加上錢穆、唐君毅在新亞學術權力交接之際的陳年舊事，（參陳方正《用廬憶往》）《錢穆與新儒家》一文的寫作，帶有特別個人感情，是可以理解的。畢竟從余先生《悼念老友劉述先兄》里面的表述來看，他晚年看待新亞改制一事，還是有些按捺不住的情緒。這種事情，親歷者很難完全走出來。
因此，《錢穆與新儒家》一文，對于那段學術史的呈現(xiàn)并不完備。錢先生與唐牟徐三子生隙，底層邏輯之一是史學與哲學路數(shù)不同，但光說這個仍顯泛泛。至于牽扯熊十力-牟宗三一體（日后的研究必將說明，熊和唐、牟的連續(xù)性很成問題）以為標靶，責其以道統(tǒng)自高，有深文周納之嫌，并不可取。在新亞同仁里面，錢穆最先接近鬧掰的人不是唐牟徐，倒很像是張丕介（參《錢穆致徐復觀信札》，未點名）。
此后錢穆與三子由論學、論證而生隙，主要在于兩點。第一點是錢先生于思想方面多言體用、道器、情理之合，時或汗漫，與后者義理相悖之外，也未盡契古人。（翟志成整理：《牟宗三致徐復觀佚書二十四通校箋》）第二點是在對中國歷史的評價方面，錢先生傾向為三代以降的政制作辯護，這其實才是“新儒學”三子最不同意的地方。（例見張璠璟：《學術與政治之間——徐復觀與錢穆的合與分》，香港理工大學中國文化學系碩士論文，2015年）跟這兩點比起來，錢穆不列名“新儒學宣言”，只是個表象問題。對此，《錢穆與新儒家》的作者肯定比現(xiàn)在絕大多數(shù)人要熟悉。之所以留白，大概是不想讓后來關心學術史的小孩兒太懶吧。
《錢穆與新儒家》集矢棋友牟宗三的學術，不提此前改制的事情，也沒提唐先生，說明作者還是有保留的。此后，余先生為唐君毅塑像之落成作了獻詞，體面保全了師友之恩義，真是一樁美談。今人覺得錢穆和新儒家的分歧是“割席”，實不可解。
至以裘錫圭先生“割席”儒家，更不可解。從裘老文字來看，我看他從不覺得自己是儒家，何割之有？儒學院誤列裘老“入伙”一事，道過歉、改過名單，就該揭過了。尤其在老人過世前后，更不必舊事重提（任何一方都不必提）。再者，“割席這件事，吾從錢，吾從裘”這樣的話，顯得極度油膩而令人不適。為從越界的掌故家那里搶救出學術史研究為數(shù)不多的尊嚴，我想是值得多嘴幾句的。
最后，引用熊十力給錢穆寫的一封信作結?！白孕阅鶚劇笔欠窬褪恰氨倔w”，熊尚未說清楚，我作為讀者也有保留。不過看看朋友之間較真兒的勁頭，總比看割席要強：
四兄談涅槃，只是假名詞，實只執(zhí)取生滅法，而以于生滅法上無思辨，無取著，便說為涅槃。佛法果如此，宇宙人生都如幻如化，無有根底，何所歸宿？此甚不可也！涅槃名目雖有四，而實只是自性涅槃。自性一詞何解？望體究！
不過《涅槃經(jīng)》與《勝鬘》等經(jīng)，談涅槃都可如吾以上所說，唯空、有諸菩薩將生滅、不生滅有打成二片之嫌，雖以不生滅為生滅法之源底，而有不能圓融之患。此話要說太長，且止。以上說得太省略，且有此話不可公開，幸勿示人。
四兄學問自有專長。不談佛法不為有損，多談佛法不必有增。此在佛門中，為極高無上之歸宿處，很不易說，不可隨便談談引起世人誤會。今人一切無正知見，生心害事，甚愿四兄于此一事，降心加察。此乃隨觸談及，非故意與你起諍也。（《與唐君毅、錢穆、徐復觀、胡秋原、牟宗三、張丕介》，《熊十力論學書札增訂版》，第126頁）
相關背景
關于裘錫圭先生謝絕儒學院顧問事
作者：胡文輝
來源：“歷史的擦邊球”微信公眾號
時間：2025年05月10日
日前裘錫圭先生辭世，有帖子提到他的一件舊聞。
2016年9月，復旦大學成立上海儒學院，裘先生在顧問之列；裘先生當即聲明，顧問一事未經(jīng)其同意，儒學院隨即表示道歉。裘先生隨后發(fā)布聲明：“我對一些院校在原有的教學和科研機構之外以國學、儒學一類名義另立研究機構是不以為然的。2005年回復旦以后，看到母校尚未沾染這種風氣，深以為幸，不想終究不能‘免俗’。所以我是不會支持這一類事情的?！彼囊馑家埠苊鞔_，他不當顧問，并不是由于儒學院擅用了他的名義，而是對于那些以“國學”、“儒學”為名義的研究本來就不滿意。以裘先生的作風來說，這些話說得已相當不客氣了。
這件事，讓我想到了錢穆與新儒家那樁公案。
前些時候，陸續(xù)在讀李懷宇整理的《余英時談話錄》，里面有一則專門談《錢穆與新儒家》那篇文章的始末。余先生說明：“這是錢夫人著重請我寫的。她說：大家都把錢先生當成唐君毅一派中的一員，錢先生絕對不能接受。讓我從學術角度寫一篇文章，分別兩者的不同。不過，我寫的時候就照自己的想法，沒有再請教錢夫人如何寫?！?br>
重溫了一下余先生的《錢穆與新儒家》，感覺他的看法大體是：錢穆雖信奉傳統(tǒng)儒家思想，但治學反對“門戶”，也反對“道統(tǒng)”，始終堅持“史學立場”；而新儒家一派實以熊十力為中心，其方法不但超出了史學論證，甚至也超出了哲學論證，而歸于一種“超越的證悟”，那已不是“學”，而近于“教”了。因此，余先生認為他的老師絕不能歸入新儒家的行列。而事實上，1958年唐君毅執(zhí)筆的《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即新儒家成立的宣言書，是由牟宗三、徐復觀、張君勱、唐君毅四人聯(lián)合署名的——當時錢穆就不同意簽名。
在我看來，裘先生不愿擔任儒學院顧問，與錢穆不愿在新儒家宣言上簽名、不愿居新儒家之列有點相類之處，可謂“后先輝映”了。
錢穆一生抱持“對傳統(tǒng)的溫情與敬意”，也未嘗沒有主觀的論斷，但總體來說，其學問仍可歸于實證主義的范圍，可以想象，他對熊十力那種以“道統(tǒng)”自居的“玄學”必定是排斥的。從情理上說，錢夫人請余英時撰文，幫錢穆與新儒家“劃清界限”，說不準就是錢穆本人生前的意思；至少，錢穆生前應是羞與新儒家為伍的，錢夫人此舉，必定符合錢的意愿。
比之錢穆，裘先生所治更為專精，屬于嚴格意義上的“樸學”，嚴格意義上的“實事求是”之學，在他眼里，那種學術動機不純的“國學”或“儒學”，恐怕是不足以言學問的。以他的愛惜羽毛，當然不愿趟那樣的混水了。
夸張點說，在當代學術史上，這算得上是與“儒家”割席的兩次事件了。
“儒”，自然是值得研究的，但在這個互聯(lián)網(wǎng)的時代，并不需要以“儒家”的身份來研究，也不需要在“儒學”的名義下研究。因此，割席這件事，吾從錢，吾從裘。
（作者：胡文輝，筆名胡一刀，1967年生于廣州。1989年肄業(yè)于廣州中山大學中文系，供職于廣州羊城晚報報業(yè)集團。在工作之余，醉心于學術研究。出版有思想文化方面的隨筆、評論集《最是文人》及關于中國古代的方術和文獻問題的《中國早期方術與文獻叢考》，另有《陳寅恪詩箋釋》《現(xiàn)代學林點將錄》《擬管錐編》《廣風月談》《人物百一錄》《洛城論學集》《文史足徵錄》等作品數(shù)十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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