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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思考孫中山——推動儒學與自由主義展開深入對話的典型案例

作者：張道奎（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博士后）

來源：作者授權(quán)儒家網(wǎng)發(fā)布，原載《國際儒學》202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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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國時期儒學與自由主義的關系經(jīng)歷了一個從斗爭走向糅合的演化歷程，孫中山是這一演化過程的重要推動者。目前學界對儒學與自由主義關系的討論，仍囿于固有價值取向和學科視野之中，且尚未能充分探討孫中山相關思考的重要價值。因此，以孫中山研究推動儒學與自由主義展開深入對話的學術(shù)意義在于：孫中山在民國時期的思考和實踐，不僅為儒學與自由主義深入對話提供了基于歷史學的實證材料，也為理解儒學與自由主義之間的分歧與共識提供了一個典型案例。儒學與自由主義在民國時期的分歧與共識，或能夠成為當下推動儒學與自由主義展開深入對話的重要議題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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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孫中山；儒學；自由主義；實證材料；民國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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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推動儒學與自由主義展開深入對話是近年來學界熱議的學術(shù)話題，而其中核心問題之一是如何理解儒學與自由主義的關系。儒學與自由主義的關系是在民國時期的社會轉(zhuǎn)型與思想轉(zhuǎn)型過程中生發(fā)出來的具有重大現(xiàn)實指向的理論課題，相關討論自民國時期以來已經(jīng)積累了豐厚的研究成果。有學者早已注意到，“‘中國文化傳統(tǒng)與自由主義’既是胡適、殷海光、林毓生等現(xiàn)代中國自由主義者與徐復觀、杜維明等現(xiàn)代新儒家所共同關注的話題，也是在目前學界相關討論中備受關注的焦點問題之一。”[①]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學界對儒學與自由主義關系及其相關子議題的重新關注與研究，則主要是由哲學家與政治學家提出并參與討論的。與之相伴隨的問題是，近年來關于儒學與自由主義關系的討論也似乎具有一種愈加明顯的理論化傾向——即目前關于儒學與自由主義關系的研究似乎是從立場到理論、從價值預設到理論論證。這就導致相關討論在走向思辨、走向理論深處的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一種脫離了近代中國實證材料[②]的不良傾向。進一步講，目前學界在儒學與自由主義關系領域的探索，要么延續(xù)民國時期提出的接納西方哲學的學科預設[③]，接納民主科學的價值預設[④]，進而趨向自由主義的價值體系；要么將目光回向傳統(tǒng)中國，試圖“在舊時風景中幻想未來藍圖”[⑤]，這就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重拾傳統(tǒng)儒學的價值判斷以理解當下的取向。因而就上述兩種立場來看，目前關于儒學與自由主義對話的討論實際上仍深囿于固有的觀察視野與價值旨歸之中，無法擺脫自由主義或傳統(tǒng)儒學所賦予的理論認知立場。因此推動儒學與自由主義之間的對話走向深入，還需要設置新的議題，尋求新的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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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新的參照案例之一，就是孫中山在民國時期的相關思考和探索。孫中山在民國時期反思自由主義、改造借鑒儒學，進而在儒學與自由主義相糅合的基礎上重新解釋三民主義的探索，不僅為民國時期自由主義民主政治在中國的本土化開辟了新的道路，也為當下思考儒學與自由主義的關系提供了一個典型案例——而目前學界對這一問題的研究似乎仍不夠充分。本文試圖據(jù)此而展開討論，以作引玉之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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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視實證性材料：作為儒學與自由主義對話的共同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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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學與自由主義的關系問題最初在民國時期提出時，是具有理論內(nèi)涵與實踐指向的重大時代課題，因而表現(xiàn)出一定的理論預設性。在這個意義上來講，相關問題是晚清時期“中體西用”思維模式所要回答的中學西學問題在民國時期的翻版與再現(xiàn)；而民國時期的自由主義獲得了獨立的地位且具有價值正義性，并不斷挑戰(zhàn)試儒學的國家意識形態(tài)地位。因而梁漱溟才會提出“東方文化究竟能否存在”“西方化對于東方化，是否要連根拔掉”[⑥]這類尖銳的問題。中國現(xiàn)代新儒家的基本立場由此而逐漸生發(fā)，隨后有馮友蘭、熊十力、張君勱等人的不同探索，并根據(jù)各自思考而逐步地提出了自己的主張。也就是說，從20世紀初期開始，在儒學與自由主義關系之中就已經(jīng)呈現(xiàn)出儒學不得不接納自由主義的理論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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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傳統(tǒng)儒學如何接納自由主義的問題，或者自由主義如何改造儒學的問題，在海外學界的相關探討中得到進一步深化。海外學界較早展開儒學與自由主義對比研究的，是集中在波士頓的查爾斯河兩岸的一批心系中國的學者。后來學界一般把聲名鵲起于20世紀的這批儒學研究者稱之為“波士頓的儒家”，這其中又以波士頓大學神學院、哈佛—燕京學社等機構(gòu)，以南樂山、白詩朗、安樂哲、安靖如、狄百瑞、杜維明等一批學者為代表。因身處自由主義世界，這批學者在探討儒學與自由主義關系時大都帶有較為鮮明的自由主義理論立場，他們習慣于以“啟蒙話語”“自由傳統(tǒng)”“民主視野”“人道主義”[⑦]，以及“人權(quán)視域”“儒學修正主義知識體系”“有限民主”[⑧]等等議題來衡量審視儒學。例如白彤東就在“當代西方主流政治價值”的立場上深度探討了“儒家與民主人權(quán)能否相容”的問題。[⑨]因而相關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可視之為試圖經(jīng)過理論改造把儒學引向自由主義價值體系的努力，而在學科屬性上則集中在哲學、政治學、社會學等領域。相關討論在改革開放后逐步傳播到中國學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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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現(xiàn)代新儒家“三代四群”[⑩]學者開創(chuàng)的儒學與“民主科學”相融合[11]的理論建構(gòu)路徑和“波士頓的儒家”群體影響，中國學界在儒學與自由主義關系問題的研究上衍生出了自由主義的價值預設。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學界關于儒學與自由主義關系的研究逐漸演化為了“儒學的現(xiàn)代性”問題。由于這個“現(xiàn)代性”是由西方文明基本理念即自由主義的價值預設所規(guī)定的，因而很大程度上儒學的現(xiàn)代性問題即延續(xù)了儒學接納自由主義基本價值立場的取向，這就在學術(shù)研究上自然而然地引申出了發(fā)掘中國傳統(tǒng)文化及儒學中的“自由傳統(tǒng)”[12]的問題。在現(xiàn)代新儒家第三代群體中這一理論預設是鮮明的，劉述先就曾鮮明指出了這一預設立場：“我們這一代海外的新儒家多到外國留學，在異域謀求一枝之棲，預設了一個民主、自由、多元的架構(gòu)?！盵13]這也即是杜維明所強調(diào)的“儒家創(chuàng)新必須培養(yǎng)自我批判的智慧和能力，充分吸取西方現(xiàn)代精神為發(fā)展的渠道”[14]，以及余英時所強調(diào)的“怎樣在儒家價值與現(xiàn)代社會結(jié)構(gòu)之間重新建立制度性的聯(lián)系”[15]等相關認識。而目前中國大陸學界關于儒學與自由主義關系的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延續(xù)了儒學的現(xiàn)代性立場。也就是說，在“現(xiàn)代性與儒學”“儒學現(xiàn)代化”“自由主義儒學”的思路之下，哲學、政治學領域多位學者的研究是立足現(xiàn)代性而主張評判、改造儒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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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上述自由主義價值立場不同的是，當代大陸新儒家群體的興起為探討儒學與自由主義的關系提供了另一種價值立場。這一價值立場用大陸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蔣慶的觀點來表述，即是“儒學的當務之急就是以自己獨特的精神價值為標準來理解近代以來中國遭受的苦難與解答當今中國面臨的問題”[16]。這一立場也為反思“現(xiàn)代性”問題提供了新思路，因為蔣慶等明確提出，“近代工具理性作為‘現(xiàn)代性’鋪天蓋地席卷全世界，中國受其影響最大，中國可以說是近代世界史中唯一的一個以徹底否定自身傳統(tǒng)走向現(xiàn)代化的國家?！盵17]如果以儒學的傳統(tǒng)立場與傳統(tǒng)話語來理解近代中國面臨的自由主義思想觀念的沖擊，那么儒學對自由主義的接納乃至被迫改造就成為了中國文化的“第四次危機”與“文化的歧出”。[18]在這一價值預判之下，于是中國學界出現(xiàn)了“康有為是現(xiàn)代中國的立法者”“要從西式的教化迷信中拯救康有為”[19]、“發(fā)掘儒家的政治思想資源”以應對現(xiàn)實問題[20]之類的主張。但從目前中國學界的討論來看，中國大陸儒學復古主義和試圖照搬傳統(tǒng)的發(fā)展勢頭，似乎得到了一定的遏制。然而傳統(tǒng)儒學的學術(shù)研究能否有獨立的價值立場，目前仍是不明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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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文討論可見，目前儒學與自由主義關系討論仍在一定程度上囿于二元的基本立場中，即或者趨向自由主義的價值立場，或者趨向于傳統(tǒng)儒學的價值立場。顯而易見的是，在儒學與自由主義關系討論中的自由主義立場或是傳統(tǒng)儒學立場，都不是學界所期望的儒學與自由主義的平等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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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繼續(xù)推動儒學與自由主義關系問題的學術(shù)研究持續(xù)走向深入，2015年以來《文史哲》編輯部在王學典主編的推動下，以“儒學與自由主義的對話”為主題舉辦了一系列學術(shù)研討會。在歷屆相關的學術(shù)研討會中，先后設置了“性善與性惡”[21]、“賢能政治”[22]、“個體與社群”[23]、“公德與私德”[24]等一系列議題。從上述議題的擇取可以看出，哲學與政治學領域的問題仍是其中的討論重點，哲學與政治學相關領域?qū)W者仍是參與討論的主力軍，其中尤以哲學領域的議題與學者為代表。上述議題的討論由來已久，如性善性惡論是哲學領域的老話題；公私觀念在明清時期的展開[25]等問題，余英時、狄百瑞等學者早已提出，只是未深入展開討論；個體與社群問題，則是自由主義與社群主義之爭[26]的繼續(xù)；賢能政治問題[27]等相關研究，在此前已經(jīng)有學者作出了深入探討。而把上述議題放到“儒學與自由主義對話”的視野中，更有在文明對話中消弭分歧、取得共識的用意。與此同時，王學典在探討“賢能政治”相關議題時所提出的在儒學與自由主義開展對話時“必須既有實證材料，又有理論上的說明”[28]的原則，為儒學與自由主義之間展開深入對話、拓展研究議題指出了一個新的方向。而關于儒學與自由主義對話的相關實證材料，在一定程度上仍需回望中國近代以來尤其是民國時期的實證性案例，這就需要歷史學研究的在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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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歷史學角度審視儒學與自由主義關系問題，中國學界則更多地關注到了儒學與自由主義在近代中國的相遇、并存、沖突與借鑒進程，而這個進程相對集中地呈現(xiàn)在民國時期。關于民國時期的儒學與自由主義關系問題，學界已經(jīng)有所關注并進行了探討，如關于民國時期“儒家的自由民主之路”[29]的研究，20世紀儒學與自由主義互動以及自由主義對儒學的沖擊研究[30]，作為思潮的儒學與自由主義及其關系的研究[31]等等。同時有學者強調(diào)，20世紀以來儒學與自由主義的互動糾葛在一定程度上是五四以后三大主義及“意識形態(tài)”互動更替的組成部分，[32]因而從整體全面的視角揭示三大主義之間的關系，也逐步進入中國學者的視野。而儒學與自由主義關系的實證性研究案例，如徐復觀、殷海光[33]等也逐步得到發(fā)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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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預見的是，為儒學與自由主義關系問題的研究發(fā)掘相關實證材料，將能夠在自由主義和傳統(tǒng)儒學的價值立場之外提供新的觀察視角——這是因為到目前為止關于儒學與自由主義關系相關議題的生成大都是源于理論辨析，除賢能政治問題之外，鮮有為解決實踐問題或總結(jié)歷史經(jīng)驗而提煉出的議題，因而相關討論也就不能同時具有理論分析說明和實踐經(jīng)驗總結(jié)的特點。而儒學與自由主義關系問題是在近代以來中國社會轉(zhuǎn)型過程中出現(xiàn)的、帶有實踐指向的重大理論課題，因此忽略意識形態(tài)意義上的實踐案例的討論則是不全面的。那么中國學界能否提供儒學與自由主義關系的實踐案例呢？答案是肯定的，這就是民國時期孫中山建設新政府、新三民主義理論的相關探索與實踐。因而儒學與自由主義關系問題的相關實證材料，在一定程度上則必須從歷史學的視角予以發(fā)掘與闡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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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來看，目前儒學與自由主義的關系的相關議題的提出，仍主要集中在哲學、政治學等領域；而且從價值預設來看，解釋、闡明中國傳統(tǒng)儒學之中具有能夠連接自由主義價值理念的生發(fā)點，仍是當下探討儒學與自由主義關系的基本預設和主要論證方向。因而在相關研究中，一般的趨勢仍是解構(gòu)儒學、改造儒學以融入由自由主義所規(guī)定的“現(xiàn)代性”之中，而尚未真正形成對比視野下的平等對話與雙向詮釋，也尚未擺脫儒學與自由主義二者非此即彼的價值判定立場。近年中國學界出現(xiàn)的一些新的研究成果已經(jīng)在努力克服上述立場預設[34]，但同時也應警惕矯枉過正的、照搬傳統(tǒng)秩序的現(xiàn)象——進一步講，辛亥革命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形成的一些基本共識，應該在儒學與自由主義關系研究中得到認同并延續(xù)。而這些基本共識的進一步鞏固，仍需要充分總結(jié)中國近代以來尤其是民國時期儒學與自由主義關系演化的基本經(jīng)驗，在相關實證性材料的發(fā)掘與闡釋中實現(xiàn)共識的凝聚，并以之作為儒學與自由主義展開深入對話的共同認識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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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新思考孫中山：發(fā)掘儒學與自由主義對話的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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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民國時期儒學與自由主義關系演化的實證材料能夠為推動儒學與自由主義展開深入對話提供新的觀察視角，那么能夠集中展現(xiàn)民國時期儒學與自由主義關系演化進程的重要人物，則首推孫中山。民國時期儒學與自由主義的關系，是一個具有鮮明的階段性特征同時又具有相當理論復雜性的問題?？偟膩碚f，民國時期儒學與自由主義的糾葛、互動進程有一個從斗爭到糅合的演化趨向；而在民國時期儒學與自由主義從斗爭到糅合的轉(zhuǎn)折過程中，孫中山的相關思考與實踐則發(fā)揮了重要的引領性作用，是這一轉(zhuǎn)折過程的重要推動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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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儒學與自由主義由斗爭走向糅合，是孫中山晚年作出的重大理論探索。首先需要明確的是，孫中山的思想發(fā)展是具有階段性的，“并非始終站在一點上”[35]，在對待自由主義及對待儒學的認識問題時更是如此。孫中山從改良主義者到革命者的青年轉(zhuǎn)變，從信奉“歐美之法”到主張中外融合的晚年轉(zhuǎn)變，是兩個最關鍵的節(jié)點。[36]尤其是二次革命后孫中山對辛亥革命以來政治活動的反思，推動了孫中山對儒學與自由主義關系的認識轉(zhuǎn)向。馮友蘭就認為，“孫先生的思想，是混合的，非化合的，故甚為龐雜”，這個混合的思想，指的就是吸收了“孔子之思想”“西洋之社會主義”[37]的新三民主義。改革開放以來，侯外廬較早注意到孫中山與傳統(tǒng)文化的關系問題并給予了正面評價[38]，馮契也高度評價了孫中山的晚年理論探索，認為孫中山提出的以三民主義為實踐基礎的“天下為公”的社會理想，“是繼洪秀全、康有為之后解決‘中國向何處去’問題的第三個方案，較前有一定的現(xiàn)實性。”[39]這個理想是建立在儒學與自由主義對話的理論基礎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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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國學界現(xiàn)有研究來看，孫中山晚年（1918—1925）[40]的相關探索對于儒學與自由主義關系轉(zhuǎn)折的重要意義，似乎仍未得到充分闡釋。學界對孫中山思想的研究從不同角度關涉到儒學與自由主義的相關論題。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文化熱”“儒學熱”的興起，孫中山與傳統(tǒng)文化及儒學的議題被熱烈討論起來。如馮天瑜、章開沅、耿云志、丁偉志等學者們，大都以中西文化的角度切入對孫中山晚年接納儒學與傳統(tǒng)文化問題的探討。陳崧也曾明確提出“東西兩種文化在孫中山學說的形成或構(gòu)成中，究竟各據(jù)什么樣的地位，起什么樣的作用”[41]的問題?？偟膩砜?，此時學界對孫中山晚年思想的整體認識形成了中體西用、西體中用、中西融貫等種種判斷。[42]而中國學界對孫中山的儒學觀大致形成了以下三種認識：其一是認為儒學對孫中山有根深蒂固的影響，[43]這一認識進而演變?yōu)榫哂幸回炐酝瑫r也具變動性[44]的判斷；其二是認為孫中山對儒學的吸收只是戰(zhàn)略性的，主要目的在于推行三民主義；[45]其三則認為孫中山政治家的立場，導致他對儒學持一種批判繼承[46]、“以主義承載道統(tǒng)”[47]的態(tài)度。于是關于孫中山晚年對儒學的接納與認同、孫中山對傳統(tǒng)文化的具體態(tài)度的研究，也形成了批判繼承、離異回歸、綜合創(chuàng)新[48]等認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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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們也注意到民國時期孫中山對待自由主義的態(tài)度轉(zhuǎn)變問題。有學者強調(diào)“在民初政治斗爭的失敗和理論思考深入的基礎上，孫中山從轉(zhuǎn)型期‘維護框架’轉(zhuǎn)向了‘建設基礎’”[49]。也有部分學者立足于自由主義立場認為，孫中山晚年轉(zhuǎn)向是“從民權(quán)主義退行到黨權(quán)主義”，[50]更有學者明確批評孫中山的權(quán)能分離說，“倒可以成為符合皇帝獨裁統(tǒng)治需要的東西?！盵51]類似觀點尤以張朋園的《從民權(quán)到威權(quán)：孫中山的訓政思想與轉(zhuǎn)折兼論黨人繼志述事》為代表。張朋園認為孫中山放棄了代議政治拾起了直接民權(quán)、放棄了政黨政治拾起了國民黨一黨專政是孫中山晚年的“兩大轉(zhuǎn)變”，并對孫中山晚年轉(zhuǎn)向、特別對孫中山晚年采取“行權(quán)”措施持批評態(tài)度，明確提出“中山走向權(quán)威主義是不幸的”。[52]張朋園判定孫中山晚年“終于放棄了長久以來的自由主義”[53]，這一認識在中國港臺地區(qū)及海外，乃至在中國大陸都有一定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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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關于孫中山晚年對儒學的接納、對自由主義反思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儒學與自由主義關系的問題。而直接談論這一主題的，相對集中在孫中山晚年文化觀的研究方面。學者們基本上認為，孫中山對自由主義、對儒學的認識是有變化的；[54]而孫中山晚年的新文化觀，是“在中西文化沖突、交流和融合的時代”[55]，“沖破封建主義文化觀念和‘中體西用’論的束縛”[56]而形成的，同時又區(qū)別于西化派和國粹派的偏狹認識，[57]而最終“中西文化兼融是其文化觀形成的歸宿”[58]。上述孫中山文化觀發(fā)展的階段性特點，也可以具體表述為“早期以學習西方科學和民主為主旨，中期以學習日本經(jīng)驗為要務，晚期以弘揚中國王道文化為重任”[59]。這就能夠把孫中山對儒學與自由主義的態(tài)度作為一個整體來理解，更進一步切入了孫中山如何處理儒學與自由主義關系的命題。因而無論主張孫中山晚年是在民族主義以及民族文化與自由主義之間的融合嘗試[60]，或主張孫中山是在中西文化之間、在“科學與人文精神”“國格與人格教育”方面的“融合與互補”[61]，或表述為“儒學思想與自由理念之間”的會通并明確提出了“孫中山與自由理念的中國化”的理論命題[62]，相關研究皆是意識到了孫中山在儒學與自由主義相糅合方面做出的探索。上述關于孫中山晚年時期思考中西文化關系的研究成果，順應了改革開放以來的思想演化態(tài)勢；但同時在孫中山傳統(tǒng)文化觀與孫中山民主政治觀的研究方面，也呈現(xiàn)出受固有立場束縛的現(xiàn)象。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孫中山晚年對儒學與自由主義關系演化所作出的獨特探索，至今仍未能展開充分討論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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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進一步講，中國學界對孫中山晚年探索儒學與自由主義糅合發(fā)展道路的相對忽視，有其價值判斷的深層次原因。對于從20世紀80年代成長起來的一批中國知識分子來說，“雖然認為自由民主思潮是主流思潮，但是如何從傳統(tǒng)文化中開發(fā)資源，使其適合中國國情？也成為人們思考的重要方面?！盵63]毋庸諱言的是，這一時期的主要研究立場仍受到此前“如何讓自由民主思潮突破傳統(tǒng)文化的心靈積習”[64]判定的影響；正因改革開放后西方民主思潮仍處于廣泛傳播時期，所以孫中山探索儒學與自由主義相糅合道路所具有的在主義融合基礎上創(chuàng)制立法的意義，也就在這一價值判定的立場影響下長期得不到重視，孫中山對自由主義民主政治的反思與新建構(gòu)也長期未曾納入上述研究者的視野中。同時，從學術(shù)研究上來看，部分學者認為孫中山晚年的理論是一種混雜，甚至日本學者如鈴江言一等認為“他不但沒有任何新的理論，連一直強調(diào)的好象是他獨創(chuàng)的那一部分，更充滿著謬誤與夸大”[65]。這些囿于特殊立場、特殊視角的判斷，對于揭示孫中山晚年思想轉(zhuǎn)向及其對推動儒學與自由主義關系演化的創(chuàng)造性意義，應當說是不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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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討論可見，發(fā)掘?qū)O中山對于儒學與自由主義關系演變的思想價值，一方面可以重新思考孫中山在民國時期的思想史中的特殊地位，推進孫中山思想的研究；另一方面也能夠為推進儒學與自由主義的深入對話提供新的實證性案例，進而總結(jié)民國時期的相關實踐經(jīng)驗?？偟膩碚f，主張以孫中山作為典型案例來分析民國時期儒學與自由主義的互動糾葛關系，主要有以下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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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在民國時期儒學與自由主義斗爭、互鑒、糅合的理論進程中，孫中山對推進儒學與自由主義的糅合互鑒發(fā)揮了重要作用。從民國政治思想演進方面來看，孫中山在南京臨時政府時期實踐美國民主制度與宣傳法國自由主義理念、批判中國傳統(tǒng)帝制儒學之時，在北京臨時政府時期推動保守主義的北洋派與激進主義的革命派、儒學的秩序邏輯與自由主義民主政治的秩序邏輯的合作與共處之時，在二次革命失敗后反思自由主義宣傳偏差與實踐困境、接納儒學內(nèi)圣之學與社會主義之時，皆走在一般中國思想家的前列。這些思考探索與民國初年新儒家的純粹理論性探索大不相同，正是由于孫中山在上述政治實踐中的開創(chuàng)性貢獻，民國時期才逐漸形成了儒學與自由主義從斗爭走向糅合的實踐路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孫中山是民國時期推行自由主義民主政治實踐的本土化路徑，進而開創(chuàng)儒學與自由主義對話、互動、糅合實踐道路的第一人。[66]因此，即使稱孫中山為民國時期自由主義民主政治本土化的立法者，稱之為儒學與自由主義互鑒糅合進程的引路人，在此意義上來說也是不過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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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從學術(shù)研究的角度來看，民國時期孫中山開創(chuàng)自由主義本土化的思想演進歷程，以及開創(chuàng)儒學與自由主義糅合發(fā)展路徑，其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意義仍未得到恰當評估。民國時期儒學與自由主義由斗爭走向糅合，這是中國近現(xiàn)代思想史上的重大突破。遺憾的是，民國時期孫中山對儒學與自由主義關系演進所具有的開創(chuàng)性意義，曾長期處于被遮蔽的狀態(tài)。孫中山時期儒學與自由主義相糅合的實踐主張與蔣介石主政時期的獨裁道路雖有一定的關聯(lián)，但區(qū)別仍是主要的方面；同時，孫中山晚年接納儒學的一系列理論創(chuàng)造，又直接開辟了三民主義與儒學相結(jié)合的理論道路，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也奠定了1949年后的港臺新儒家的認識基礎。胡適在民國年間就曾指出，“孫先生在近代中國思想上影響甚大，寫中國近代思想史不可遺掉。”[67]這個在近代中國思想史上影響甚大的重要方面之一，就是孫中山在二次革命失敗之后對自由主義在中國傳播實踐的反思和對儒學的揚棄與改造，以及在此基礎上開辟的儒學與自由主義相糅合的道路。同時由孫中山所開創(chuàng)的儒學與自由主義相糅合的道路，不僅僅對儒學與自由主義的演化發(fā)展有意義，而且對其他流派的演化也具有方法論意義。在一定意義上也可以說，民國時期的主義糅合發(fā)展道路是由孫中山首先開辟的。因而以孫中山晚年思想轉(zhuǎn)向切入民國前期儒學與自由主義關系的研究，在選題上仍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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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研究民國時期的儒學與自由主義斗爭糅合的關系問題，仍需要以孫中山在民國初年對自由主義的宣傳提倡及對儒學的批判、二次革命后對自由主義的反思及對儒學的逐漸接納、晚年對儒學與自由主義糅合路徑的探索等一系列階段性的實踐探索與理論重構(gòu)作為實證性材料，來作一個全新的審視和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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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探明分歧與凝聚共識：以孫中山研究推進儒學與自由主義的深入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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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時期的思想生態(tài)具有不同于晚清及新中國成立后的特殊性，即辛亥革命后自由主義與儒學的交替主導是這一時期意識形態(tài)領域的基本面貌。自由主義在中國的本土化進程，就意味著自由主義作為外來意識形態(tài)必須與中國傳統(tǒng)的帝制儒學意識形態(tài)進行理論層面的對話與實踐層面的互動[68]，因而民國時期也是觀察儒學與自由主義在實踐中互動、對話的最佳窗口。民國時期儒學的現(xiàn)代化與自由主義本土化的理論轉(zhuǎn)型，及其雙方在爭奪意識形態(tài)主導權(quán)的過程中的對立與妥協(xié)，是中國近現(xiàn)代史上乃至世界近現(xiàn)代史上絕無僅有的現(xiàn)象。充分發(fā)掘民國時期儒學與自由主義斗爭與糅合的相關史料，將能夠為推進當代儒學與自由主義的深入對話提供獨特的思維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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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時期儒學與自由主義的對話、互動，仍大致呈現(xiàn)出從斗爭到糅合的演化趨向。儒學與自由主義也在民國時期的糾葛中凸顯了各自主張的理論內(nèi)涵與實踐指向，并在互相斗爭、強調(diào)各自價值立場中暴露了某些根本分歧，在互相妥協(xié)、互相糅合中凝聚了一些基本共識。儒學與自由主義在民國時期暴露出來的分歧與共識，是兩派主張在政治實踐領域的充分展現(xiàn)，是兩種國家治理思想在過渡時代轉(zhuǎn)型過程中的寶貴經(jīng)驗。而在總結(jié)民國時期相關實踐經(jīng)驗的基礎上推進儒學與自由主義的深入對話，其焦點或可集中在儒學與自由主義關系演化過程中的分歧與共識的兩方面。這與目前哲學、政治學界關注的儒學與自由主義對話的相關子議題是有一定區(qū)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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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儒學與自由主義之間的分歧來看，正因辛亥革命后帝制儒學喪失了獨尊的地位且自由主義在中國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價值正義性，于是兩者在民國初年處于一種爭奪政治話語權(quán)的狀態(tài)，尚不存在一方完全壓倒另一方的局面。這就使得儒學與自由主義（在一定程度上也表現(xiàn)為以袁世凱為首的北洋派和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派）能夠有機會充分表達自己的政治主張并嘗試爭奪意識形態(tài)的主導權(quán)，因而導致雙方分歧的充分顯露。具體來說，在辛亥革命后由孫中山主導的南京臨時政府時期，自由主義的秩序邏輯對帝制儒學在政治與道德倫理領域“定于一尊”的秩序預設、對中央政權(quán)集中于君主的帝制秩序預設是極端反對的；并且在新文化運動時期堅持自由主義立場的中國知識分子蔡元培[69]，以及陳獨秀等，也以毫不妥協(xié)的態(tài)度對帝制儒學“定于一尊”的秩序邏輯展開了猛烈批判。而在民國初年的帝制復辟運動中表露出的經(jīng)學秩序邏輯，也正是帝制儒學立足“定于一尊”與“圣人執(zhí)要”原則嘗試對自由主義的“多元”價值預設與“平等”秩序預設予以批判和改造。從近代以來儒學與自由主義在實踐中互相斗爭的歷史進程來看，自由主義對帝制儒學“圣人執(zhí)要”的政治秩序與“定于一尊”的思想秩序的批判，是儒學與自由主義在實踐領域始終未曾妥協(xié)的兩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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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民國時期的中國政治社會轉(zhuǎn)型局面又使得儒學與自由主義的治理模式皆不能完全適用于這一時期，因而兩者又存在共存與互鑒、進而凝聚共識的可能性。具體來說，在南北議和后的北京臨時政府時期，在孫中山與袁世凱等“共濟時艱”的合作意識推動下，儒學與自由主義圍繞組建“強有力的中央政府”、以儒學禮法穩(wěn)定社會秩序等問題達成了初步共識。其中前一個共識同樣出現(xiàn)于美國建國時期對自由主義理論的主動調(diào)整過程中，并得到了托克維爾的大力贊許[70]；后一個共識則是民國前期自由主義在與儒學的互動過程中的本土化、妥協(xié)性調(diào)整[71]的結(jié)果。而二次革命后在孫中山創(chuàng)造的三民主義框架內(nèi)，儒學與自由主義形成了新的妥協(xié)——自由主義民主政治容納了儒學的內(nèi)圣道德之學，而儒學舍棄了“圣人執(zhí)要”的君主集權(quán)式的政治制度建構(gòu)邏輯，于是儒學與自由主義通過妥協(xié)的方式做到了在同一框架（即三民主義）中的和解互補、并凝聚了內(nèi)圣——外王二分的秩序新共識。因而儒學與自由主義從斗爭到糅合并且具有理論升華意義的轉(zhuǎn)折點，在很大程度上即是孫中山晚年的三民主義理論建構(gòu)。換言之，民國時期儒學與自由主義真正由斗爭轉(zhuǎn)向糅合的探索進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孫中山主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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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欲跳出前文討論的或傳統(tǒng)儒學或自由主義的固有價值立場，闡明儒學與自由主義的分歧與共識，進而為推進儒學與自由主義的深入對話重新建構(gòu)一個新視角、新立場，或還應該考慮以下兩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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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當下推進儒學與自由主義的深入對話，需要走出在晚清時期形成的“中體西用”思維模式。在近代中國歷史上，在儒學與自由主義互動、糾葛、糅合過程中形成了兩大理論體系，一個是晚清時期的中體西用理論，另一個就是孫中山晚年在儒學與自由主義互鑒的基礎上開創(chuàng)的新三民主義。如果我們認同今天的中國仍處在歷史中國的延長線上的判斷，那么貫穿中國近現(xiàn)代史的一個重大問題就是如何理解、處理儒學與自由主義的關系——“體用”模式是晚清時期的主流思考模式，三大“主義”即三大意識形態(tài)間的斗爭與糅合則是民國時期的另一條歷史演進線索。而孫中山晚年探索對于儒學與自由主義關系的創(chuàng)新性意義就在于，孫中山突破了晚清時期面對儒學與自由主義問題的“中體西用”思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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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學與自由主義在民國初年對意識形態(tài)主導權(quán)的爭奪，實際上已經(jīng)表明“體用”論在民國時期的破產(chǎn)。孫中山在二次革命失敗后對三民主義的新建構(gòu)，則是民主政治實踐在中國以“用”的要求而促進了三民主義之“體”的探索。孫中山晚年對自由主義的反思和對儒學、社會主義的部分接納以及在此基礎上對三民主義的理論再造，是孫中山晚年思考三大主義之關系的理論結(jié)晶。從思想史的意義上來看，孫中山晚年破除教條主義立場的理論勇氣和尋找儒學與自由主義互鑒融合的應用領域的思路，并以三民主義為框架吸收儒學精神內(nèi)核的理論再創(chuàng)造，應當視作是對“體”的創(chuàng)新。如果以“大歷史觀”回望民國年間自由主義本土化與儒學當代化的思想演進歷程，那么孫中山突破體用模式而試圖融納儒學與自由主義的合理成分的思路，對于今天推進儒學與自由主義展開深入對話仍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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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當下推進儒學與自由主義的深入對話，還需要擺脫革命者的理論立場轉(zhuǎn)而樹立建設者的自覺意識。從自由主義在中國的本土化進程來看，懷有自由主義民主共和政治理想的革命者也先后承擔起打破舊秩序與建立新政體的時代使命；然而民國時期的局勢演化卻要求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必須在極短的時間內(nèi)完成從打破舊秩序的“革命者”到建立新政體的“立法者”的身份轉(zhuǎn)變。這一社會轉(zhuǎn)型的時代要求，不僅在實踐轉(zhuǎn)向與理論預備上難度極大，對革命者個人來說也極其艱難與痛苦，因為這不啻于自我批判與自我否定。雖然自由主義在歐美與在中國所憑依的思想資源與政治生態(tài)各不相同，但是孫中山晚年從革命者到建設者的思想轉(zhuǎn)向過程，卻也大致符合自由主義的一般性演化路徑。這個一般路徑即是由托克維爾明確指出的，在民主共和國的建立過程中，“戰(zhàn)士之后便是立法者。戰(zhàn)士志在破壞，立法者專于建設，但兩者都有功勞?！盵72]從戰(zhàn)士到立法者的轉(zhuǎn)變過程，可能在歐美國家中并不是在一代人之內(nèi)完成的（如法國），但同樣存在這個一般性歷程——這在美國是如此，在法國是如此，甚至在中國也未曾例外——而這個轉(zhuǎn)變過程在民國時期的孫中山身上就已經(jīng)基本實現(xiàn)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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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處理儒學與自由主義關系中，孫中山的典型性就在于他是作為一個政治家而不是學者來理解、借鑒儒學的。如果僅僅肯定孫中山作為自由主義戰(zhàn)士暨革命者的功績而否定作為自由主義立法者的功績，進而輕視孫中山晚年轉(zhuǎn)向后所創(chuàng)造的試圖同時容納儒學與自由主義的新探索，那么最終還會回到托克維爾所提出的問題：“我們要建立的是一個動亂不已的共和國還是一個永久康寧的共和國，是一個有條不紊的共和國還是一個雜亂無章的共和國？”[73]托克維爾所思考的問題，孫中山彼時也同樣在思考，這即是孫中山當年的質(zhì)問與自解：“吾人亦本素所懷抱平等自由之主義，行權(quán)于建設之初期，為公乎？為私乎？”[74]這是孫中山能夠開創(chuàng)儒學與自由主義相糅合的新道路的動機所在。所以我們基本可以認為，從自由主義的戰(zhàn)士到民主共和國立法者的轉(zhuǎn)變，從主張“仿效歐美”的理想主義者到主張“集合中外精華”的成熟政治家的轉(zhuǎn)變，從以自由主義排斥儒學到尋求儒學與自由主義相互融納借鑒的轉(zhuǎn)變，是孫中山晚年作出的具有思想意義與實踐意義的重大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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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說，在整個民國前期只有孫中山等極少數(shù)人能夠認識到“革命破壞之后而不能建設”[75]是民主政治受挫的重要原因，并在極短時間內(nèi)初步完成從革命者到立法者的身份轉(zhuǎn)變。正因如此，孫中山的追隨者戴季陶才格外強調(diào)：“凡是‘革命主義者’，一定要有破壞力和創(chuàng)造力?！▽O中山）的破壞力和創(chuàng)造力，是絕倫的。”[76]從政治實踐的角度來看，民國初年儒學與自由主義的相關共識，是北洋派與革命黨在辛亥革命后政治社會轉(zhuǎn)型過程中“共濟時艱”的新政權(quán)建設的自覺中產(chǎn)生的；二次革命后孫中山吸納儒學與自由主義而重新改造三民主義理論體系，也是在“對于國家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去建設”[77]的自覺意識之下的新創(chuàng)造。這個立場的轉(zhuǎn)變在自由主義者是期望實現(xiàn)一個“永久康寧的共和國”“一個有條不紊的共和國”，這在歐美國家是如此，在中國也同樣如此——對持傳統(tǒng)儒學立場者也是如此。而從孫中山個人思想發(fā)展來說也是如此。孫中山最關心的是社會現(xiàn)實問題，而不是思想學術(shù)問題，因而他的立場是多變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孫中山晚年創(chuàng)造的新三民主義才能成為“中華文化近代化轉(zhuǎn)型第一個完整的理論體系”“具有完備形態(tài)并能影響社會意識的理論”[78]。承認孫中山晚年從革命者到建設者的立場轉(zhuǎn)變，是整體而全面地理解孫中山晚年思想要旨、探索出儒學與自由主義糅合道路的必要條件。以此反觀整個20世紀的中國自由主義本土化實踐則可以發(fā)現(xiàn)，懷有批判意識的自由主義“戰(zhàn)士”比比皆是，而能夠創(chuàng)制建構(gòu)的民主政治“立法者”卻總是鳳毛麟角。而從中國的歷史事實和實踐經(jīng)驗上來看，只有“立法者”才能夠真正立足本土政治實踐的客觀要求，擺脫外來意識形態(tài)的理論與立場束縛，糾正脫離現(xiàn)實要求的移植截取式的做法，進而探索出中國自由主義民主政治本土化與傳統(tǒng)儒學當代化的恰當實踐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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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jié)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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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觀察儒學與自由主義之間的上述分歧與共識，離不開民國時期的政治社會實踐的相關實證材料——正因如此，對從民國時期政治實踐中提煉出來的系列議題的探討成果，或許能夠給予推進當下學界儒學與自由主義的深入對話、建構(gòu)中國自主知識體系提供一個具有參考價值的實證性案例。從上述思考出發(fā)，進而突破“體用”思維模式，樹立建設立場的自覺，在充分總結(jié)民國時期由孫中山主導的儒學與自由主義糾葛的政治實踐經(jīng)驗的基礎上提煉出探明分歧、凝聚共識的基本議題并加以理論論證，或許是以孫中山研究推進儒學與自由主義展開深入對話的可行性路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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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進儒學與自由主義展開深入對話的現(xiàn)實意義或許在于，中國至今仍處在近百年的社會與治理思想大轉(zhuǎn)型的過程之中，我們至今仍需要深入思考如何為建立一個永久康寧的共和國奠定堅實的思想基礎的問題。這個轉(zhuǎn)型過程的完成必須恰當解決儒學與自由主義的關系問題進而恰當處理三大思想資源的關系問題，并在此基礎上塑造一種新的理論體系或文明新形態(tài)——在新的理論體系產(chǎn)生過程中，儒學與自由主義的關系及其相關實踐經(jīng)驗是將是核心問題之一。對儒學與自由主義分歧共識進行深入探討的思維材料，不僅僅是來自從基本概念出發(fā)或從基本準則出發(fā)的理論論辯，而仍需要來自從基本事實出發(fā)的實證性研究——認識這一問題的最具典型性的實證案例之一，就是民國時期的實踐經(jīng)驗以及孫中山的相關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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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謝曉東：《現(xiàn)代新儒學與自由主義：徐復觀殷海光政治哲學比較研究》李翔海序，北京：東方出版社，2008年，第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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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王學典：《中國向何處去：人文社會科學的近期走向》，《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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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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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牟宗三：《政道與治道》新版序，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10年，第8-1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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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葛兆光：《異想天開：近年來大陸新儒學的政治訴求》，《思想》2017年總第3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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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梁漱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年，第29、3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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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哈佛燕京學社、三聯(lián)書店主編：《儒家與自由主義》，北京：三聯(lián)書店，2001年，第1、184、227、35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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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哈佛燕京學社主編：《波士頓的儒家》，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44-14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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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白彤東：《舊邦新命：古今中西參照下的古典儒家政治哲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21-4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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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現(xiàn)代新儒家“三代四群”的劃分，參見劉述先：《儒家哲學的三個大時代》，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第183-18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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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徐復觀強調(diào)，“中國傳統(tǒng)文化在今后有無意義，其決定點之一，也在于它能否開出民主政治?！边@幾乎是現(xiàn)代新儒家的基本共識。徐復觀：《儒家思想與現(xiàn)代社會》，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年，第27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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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狄百瑞（William Theodore de Bary）：《中國的自由傳統(tǒng)》，李弘祺譯，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第55-11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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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劉述先：《儒家哲學的三個大時代》，第26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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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杜維明：《現(xiàn)代精神與儒家傳統(tǒng)》代序，北京：三聯(lián)書店，2013年，第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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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余英時：《現(xiàn)代儒學的回顧與展望》，北京：三聯(lián)書店，2012年，第26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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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蔣慶：《儒學的時代價值》自序，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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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蔣慶：《儒學的時代價值》，第70-7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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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蔣慶：《廣論政治儒學》，北京：東方出版社，2014年，第69-7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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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甘陽、唐文明、張翔等：《康有為與制度化儒學》，《開放時代》201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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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李明輝、陳明、林月惠等：《首屆兩岸新儒家會講》，《天府新論》201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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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鄒曉東：《性善與性惡：儒學與自由主義的對話——“〈文史哲〉雜志人文高端論壇之五”述評》，《文史哲》201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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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鄒曉東：《儒學研究者與自由主義學人共話“賢能政治的可行性及其限度”》，《文史哲》201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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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劉京希、李梅：《“個體與社群孰先孰后：儒學與自由主義持續(xù)對話”綜述》，《文史哲》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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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郭萍：《現(xiàn)代道德建設路向何方？——〈文史哲〉公德私德論戰(zhàn)述要》，《當代儒學》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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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余英時：《現(xiàn)代儒學的回顧與展望》，第155—16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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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黃勇：《自由主義的超越與仁愛政治觀》，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8年，第173-198頁；李風華：《自由主義儒學的困境：基于政治觀與群己觀的分析》，《求索》201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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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貝淡寧（Daniel A. Bell）：《賢能政治》，吳萬偉、宋冰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第136-16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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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王學典：《中國向何處去：人文社會科學的近期走向》，《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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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何信全：《儒學與現(xiàn)代民主：當代新儒家政治哲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第16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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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呂明灼、王鈞林、張佩國、權(quán)錫鑒：《儒學與近代以來中國政治》，濟南：齊魯書社，2004年，第173-390頁；崔大華：《儒學的現(xiàn)代命運：儒家傳統(tǒng)的現(xiàn)代闡釋》，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51-556頁；干春松：《制度化儒家及其解體》，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修訂版，第340-389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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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徐素華、賈洪蓮、黃玉順等：《三大思潮鼎立格局的形成：五四后期的思想文化論戰(zhàn)》，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8年，主編前言第3-4頁；俞祖華、趙慧峰：《離合之間：中國現(xiàn)代三大思潮及其相互關系》，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19-30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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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金觀濤、劉青峰：《開放中的變遷——再論中國社會超穩(wěn)定結(jié)構(gòu)》，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年，第181-23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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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參見謝曉東：《現(xiàn)代新儒學與自由主義：徐復觀殷海光政治哲學比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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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有學者提出，儒學與自由主義的“理路不同很大程度上源于政治價值觀的分歧，而價值層面在相當程度上又是由關于人的哲學思考所決定的”。謝曉東：《人性、優(yōu)良政府與正義：政治哲學視角下的先秦儒學與古典自由主義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年，第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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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劉曼容：《孫中山與中國國民革命》，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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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唐德剛：《論孫文思想發(fā)展的階段性》，見中國孫中山研究學會編《孫中山和他的時代——孫中山研究學術(shù)討論會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第136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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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國思想史研究》再版自序，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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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侯外廬主編：《中國近代哲學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419-42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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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馮契主編：《中國近代哲學史》，北京：三聯(lián)書店，2014年修訂版，第47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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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關于孫中山晚年的時段劃分，本文以孫中山廣州護法失敗、蟄居上海進行理論探索的1918年的時間節(jié)點作為孫中山晚年的起始。這里參照了趙春晨教授的觀點。詳見趙春晨：《再論孫中山晚年的文化思想》，《廣東社會科學》199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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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陳崧：《試論孫中山對西方文化的認知與態(tài)度》，見中國孫中山研究學會編《孫中山和他的時代——孫中山研究國際學術(shù)討論會文集》，第183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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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王杰：《孫中山研究》，見曾業(yè)英主編《近五十年來的中國近代史研究》，第516-52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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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章開沅：《從離異到回歸———孫中山與傳統(tǒng)文化的關系》，《歷史研究》1987年第1期；呂厚軒：《接續(xù)“道統(tǒng)”：國民黨實權(quán)派對儒家思想的改造與利用(1927—1949)》，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6-3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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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黃明同、張冰、張樹旺等：《孫中山的儒學情結(jié)：中華文化的承傳與超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版，第3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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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李侃：《孫中山與傳統(tǒng)儒學》，《歷史研究》1986年第5期；張磊：《紀念孫中山誕辰130周年：孫中山與儒學》，《學術(shù)研究》1996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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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馬克鋒：《孫中山與傳統(tǒng)儒學》，《學術(shù)研究》1986年第5期；李吉奎：《論孫中山晚年的儒學觀》，《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4年3期；桑兵：《孫中山與傳統(tǒng)文化三題》，《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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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姚中秋：《論孫中山之道統(tǒng)自覺》，《現(xiàn)代哲學》201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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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張豈之：《孫中山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反思》，《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7年第1期；姜義華：《孫中山晚年對于西方社會哲學的批判與對儒家政治哲學的褒揚》，《廣東社會科學》1996年第6期；郭齊勇：《孫中山的文化思想述評》，《中國社會科學》1996年第3期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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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趙立彬：《“建設必自人民始”：從“立礎”視角看民初孫中山政治思想的轉(zhuǎn)變》，《廣東社會科學》201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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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程廣云：《革命與建國：孫中山的政治哲學》，見干春松主編《中國政治哲學史》第三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9年，第35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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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李澤厚：《中國近代思想史論》，北京：三聯(lián)書店，2008年，第33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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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張朋園：《從民權(quán)到威權(quán)：孫中山的訓政思想與轉(zhuǎn)折兼論黨人繼志述事》，臺北：（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5年，第15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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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張朋園：《從民權(quán)到威權(quán)：孫中山的訓政思想與轉(zhuǎn)折兼論黨人繼志述事》，第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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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龔書鐸：《論孫中山的文化觀》，《北京師范大學學報》198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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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韓昱：《孫中山與中西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山東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199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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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趙春晨：《孫中山與中國近代文化觀念的更新》，《廣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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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于建福：《因襲國故·規(guī)撫歐學·獨見創(chuàng)獲——孫中山的文化自覺及其中庸教育哲學》，《教育研究》201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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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薛正昌：《孫中山文化觀的中西兼融》，《南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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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胡波：《論孫中山的東西文化觀及其價值取向》，《廣東社會科學》202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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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張春林：《民族主義與自由主義的融合——孫中山三民主義思想再解讀》，《理論與改革》200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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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林家有：《孫中山與中國近代化道路研究》，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554-61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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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宋志明：《自由理念與儒學的沖突與會通》，《社會科學戰(zhàn)線》200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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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曾明珠整理：《儒家與自由主義：和杜維明教授的對話》，見哈佛燕京學社、三聯(lián)書店主編《儒家與自由主義》，第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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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曾明珠整理：《儒家與自由主義：和杜維明教授的對話》，見哈佛燕京學社、三聯(lián)書店主編《儒家與自由主義》，第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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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久保田文次：《日本的孫文研究與問題》，見孫中山研究學會編《回顧與展望——國內(nèi)外孫中山研究述評》，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620、62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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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沈渭濱：《孫中山：推動中華文化近代化的第一人》，見孫中山基金會、中國人民大學孔子研究院、中國孔子基金會編《從孔夫子到孫中山：中華文化的傳承與弘揚》，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159-16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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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國思想史研究》再版自序，第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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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任劍濤：《中國現(xiàn)代思想脈絡中的自由主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22-9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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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戴維翰（W.J.Duiker)：《蔡元培的人文主義與民國的教育改革》，戚雯英譯，見周陽山、楊肅獻編《近代中國思想人物論：自由主義》，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事業(yè)有限公司，1982年，第296-30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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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參見托克維爾（Alexis-Charles-Henri de Tocqueville）：《論美國的民主》，董果良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年，第142-14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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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關于自由主義在民國初年的本土化進程以及基于選擇性表達的自我調(diào)整，參見張道奎《自由主義在中國的選擇性表達：自由觀念在民國初年的演變邏輯及其本土化進程》，《中國政治學》202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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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第十二版序，董果良譯，第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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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第十二版序，董果良譯，第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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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孫中山：《致吳敬恒書》（1914年），見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中山大學歷史系孫中山研究室合編《孫中山全集》第三卷，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3版，第15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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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孫中山：《〈建設〉雜志發(fā)刊詞》（1919年8月1日），見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中山大學歷史系孫中山研究室合編《孫中山全集》第五卷，第8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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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戴傳賢：《革命！何故？為何？——復康君白情的信》，《建設》1919年第1卷第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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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鄒魯：《中國國民黨史稿》，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11年，第29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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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沈渭濱：《孫中山：推動中華文化近代化的第一人》，見孫中山基金會、中國人民大學孔子研究院、中國孔子基金會編《從孔夫子到孫中山：中華文化的傳承與弘揚》，第165、17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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