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偉】儒家孝治的困境:從襄王“不能乎母”說起
欄目:思想探索
發(fā)布時間:2012-09-07 08:00:00
 |
劉百淞
作者簡介:劉偉,字百淞,西元一九八二年生,河南靈寶人,蘇州大學中國哲學博士。從事儒家思想研究,習行儒學優(yōu)秀傳統(tǒng),著有《儒學傳統(tǒng)與文化綜合創(chuàng)新》《天下歸仁:方以智易學思想研究》等。
|
儒家孝治的困境:從襄王“不能乎母”說起
作者:劉偉
來源:作者惠賜《儒家郵報》
時間:西歷2012年9月7日
孝敬父母是個人的美德,這一點毋庸置疑。一旦將“孝”轉化為政治手段,用來掩蓋權力運作的本來面目,那就會出現(xiàn)很大的偏差。儒家的“孝治”思想也有其難以克服的困境。儒家對“移孝為忠”非常感興趣。選忠臣于孝子之門,成為古代社會的一大風尚。忠孝是儒家的重要觀念。從廣義上講,“忠”是誠敬無欺、盡心竭力地做人做事。例如曾子“三省”中的“與人謀而不忠乎?”(《論語•學而》)就說明了這一點。朱熹講的“盡己之謂忠”,最能概括“忠”的廣泛涵義。作為政治觀念的“忠”,則屬于它的特殊涵義。與“忠”緊密相連的是“孝”。儒家內部有一股“孝治”的力量。他們將“孝”上升到宗教的高度,使其成為統(tǒng)攝社會生活的最高準則?!缎⒔?jīng)》、《大戴禮記》中涉及曾子的篇幅都是研究“孝治”的最佳材料。在“孝治”的框架中,自庶人以至于天子,都必須踐履繁復細微的孝道,否則將會受到譴責與懲治。這一點在瞿同祖先生的《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中得到系統(tǒng)說明。
通常所謂王權,在干犯“孝”這一權威準則時,也會喪失其威力,甚至成為政治斗爭的犧牲品。于是乎,“孝”也成為最佳的道德武器?!豆騻鳌分v到的襄王“不能乎母”就是比較好的例證。董仲舒將襄王判為“不孝”,明確指出:“出天王而不為不尊上”(《春秋繁露•精華》),為廢黜襄王提供了理論依據(jù)。究竟襄王“不能乎母”意味著什么?這需要我們對“天王出居于鄭”進行認真解讀。
一
《春秋》僖公二十有四年“冬,天王出居于鄭”。這是一條極為醒目的記述。本來,天子是天下人中最高的權力享有者。儒家津津樂道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正是對天子威權的描述。然而,事實并非如此。歷史上,并沒有哪位天子真正達到這種統(tǒng)治效果。與那些身死名臭的天子相比,周襄王“出居于鄭”算是幸運的了。
首先,解讀公羊學中“天王”的涵義。在公羊家所傳的《春秋》經(jīng)文中,有“天王”、“王”、“天子”的稱呼。崔適《春秋復始》卷二十九專門討論了“王稱天王天子”、“王去天”的情況。關于“天王”的稱號,何休講解的最為透徹,指出:“言天王者,時吳楚上僭稱王,王者不能正,而上系于天也。春秋不正者,因以廣是非”,就是說,《春秋》經(jīng)文將周天子稱為“天王”,是為了區(qū)別于吳王、楚王等夷狄之君。但其中也有批評周天子的意思。二百四十二年間,周天子違背禮制,屢見不鮮。
其次,“天王出”是非常值得研究的《春秋》筆削大義。這個“出”字值得玩味。先看另一出與王室成員到諸侯國避難的事件,加以反證。襄公三十年“王子瑕奔晉”,經(jīng)文不書“出”而書“奔”,何休認為:“不言出,周無外”。從禮制上講,周王作為諸侯的共主,將一切諸侯納入統(tǒng)治范圍,可以稱得上“無外”。王子瑕避難,逃到晉國,屬于“奔”的情況。范寧對此的解釋是“不言出,周無外”。既然王子瑕到晉國避難都可以稱為“奔”,那么此前襄王到鄭國避難,為什么不能稱為“奔”呢?是否與“周無外”的依據(jù)相背離?《公羊傳》的解釋是“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乎母也?!笨梢姡逋跆拥洁崌茈y,是因為不能得到母親的支持。
再次,襄王之母在這場政治波動中扮演什么樣的角色?既然《公羊傳》認為襄王“不能乎母”,就是何休所講的“不能事母。罪莫大于不孝,故絕之言出也。下無廢上之義,得絕之者,明母得廢之,臣下得從母命?!睆谋砻鎭砜矗逋醯米锪四赣H,屬于不孝?!缎⒔?jīng)》所謂“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天子不孝,是否也要受刑?又有誰敢對天子用刑?這是一個棘手的問題。按照何休的理解,臣下沒有權力對天子用刑,只有天子的母親才能飛觸天子。臣下想要有所行動,只能追隨天子的母親。這樣一來,臣下通過天子的母親這道中間環(huán)節(jié)廢黜天子,致使天子逃亡鄭國避難。
最后,襄王貴為天子,如何面對母親的責難與絕罰?按照《孝經(jīng)》勾勒的“五等之孝”的模式,天子也被納入“孝治”的范圍。如果襄王膽敢對母親采取政治行動,那么將徹底淪為罪人,不僅會失去權勢,而且將身陷絕境,成為萬世唾罵的惡徒。相比之下,逃到鄭國避難,不失為明智之舉。
當然,這種解讀方式的出發(fā)點是儒家倫常,而不完全是歷史事實。歷史上的“天王出居于鄭”的全貌究竟是什么?這個問題已經(jīng)很難回答了。現(xiàn)代人只能通過史料分析來獲得一些信息。至于它們是否與史實相符,那就無從可知了。以歷史事件作為例證,講述倫常與權變之術,這是“經(jīng)”的專長;原原本本地講述歷史事件,從中歸納總結興衰更替的道理,這是“史”的專長。“經(jīng)”脫胎于“史”,又不等同于“史”。就“天王出居于鄭”這件事來講,探討它的來龍去脈,為后世提供警示,這是史學的工作;以特有的禮制與倫常去解讀事件,將撥亂反正開太平之道寓于史事之中,這是經(jīng)學的工作。二者既有區(qū)別,又有重合,共同發(fā)揮著人文教化的作用。
二
假定襄王“出居于鄭”的直接原因是“不能乎母”,即所謂不孝,我們就要進一步追問他在什么程度上干犯了他的母親。在一般人看來,不能贍養(yǎng)尊敬父母是不孝。反過來講,贍養(yǎng)父母,尊重父母,是孝的最低限度。當談到孝順時,問題就變得復雜了。究竟是有條件地順,還是無原則地順,這需要權衡利弊了。當父母毆打子女時,儒家主張“小杖則受,大杖則逃”,以免父母將子女毆打致死,成為不義之人。這是一般人處理孝道問題的方式。天子就不同了。
襄王“出居于鄭”,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天子與職官之間的沖突。作為職官中的具體組成部分,臣下與天子之間既有合作的一面,更有斗爭的一面。襄王被逼逃亡鄭國,就與臣下追隨天子之母,反動政變有關。在政治領域里,天子是最高統(tǒng)治者,享有無上尊榮,擁有極高的權力。作為職官的巔峰,盡管存在“天子爵稱”是否成立的爭論,但誰也無法回避這樣一個問題:在名義上,天子凌駕于整個官僚機構之上,而實際操作中,天子并不能做到完全的乾綱獨斷,成為實際上的獨裁者。中國歷史上的真正的獨裁者也非常少。大多數(shù)情況下,天子既要和朝廷里面的官僚周璇,又要同各種親屬處理關系,甚至要保持警惕,防止被身邊的人篡奪權位。天子是王權的人格化的呈現(xiàn),這只是儒家理論的一個層面。從另外一個層面來看,那個將天子高高托起的龐大的官僚機構握有更大的權力。天子是巔峰,而巔峰一下的部分更具實力。包括天子在內的整個官僚結構,也就是所謂“王制”,共同行使統(tǒng)治權。深受儒家文化影響的統(tǒng)治格局,形勢惡化,往往不是天子與個別職官的問題,而是一個構成“王制”的各個職官之間的協(xié)調能力出現(xiàn)了故障。無論儒家理想中的“圣王”還是“圣臣”,都應該從整體與局部的關系看待一些重大變動。
值得進一步探究的是,天子身處“王制”的巔峰,應該如何處理與“孝治”方略之間的關系。第一,在《孝經(jīng)》“五等之孝”的框架中,天子必須做到“愛敬盡于事親,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保逋醪荒芡咨铺幚砼c母親的關系,以至于臣下有機可趁,以不孝作為口實,追隨一股潛在的政治力量,廢黜襄王;第二,天子的“愛敬”能否取代政治生活的嚴肅性、合法性與穩(wěn)定性?這個問題很難回答。天子與庶人的最大不同是政治的象征意義。問題也就變得十分復雜。
就襄王“出居于鄭”這件事而言,《公羊家》所謂“不能乎母”,其實是一種托詞。它的背后隱藏著不同政治勢力的角逐。這里所說的“母”,并不是襄王的親生母親——齊姜,而是襄王之父惠王之妾——陳嬀。陳嬀所生之子為王子帶,也就是襄王的同父異母弟弟。惠王在世時,陳嬀就已經(jīng)開始積極為王子帶謀求權位。惠王駕崩,襄王秘不發(fā)喪,憑借齊桓公的勢力登上王位,而后才昭告天下。然而襄王并沒有實力應對陳嬀與王子帶的勢力。陳嬀試圖聯(lián)合朝中重臣廢黜襄王。于是形成了以陳嬀與襄王為代表的兩大政治陣營。襄王“不能乎母”,其實只是政治敵手的道德指摘。這種道德指摘,在古代的政治變動中往往成為后黨與權臣廢黜天子的借口。
三
襄王“不能乎母”,而后“出居于鄭”,顛沛流離,依憑于諸侯力量,最終返回王城。從權力等級來講,天子應該掌控諸侯,成為名符其實的最高統(tǒng)治者。然而,自從平王在鄭武公、晉文侯、秦襄公等諸侯的扈從下東遷洛邑以后,天子就淪為諸侯夾縫中的囚徒。正如漢代經(jīng)師所講的那樣,周天子不過是“天囚”。從史實來看,平王之孫桓王不愿受制于鄭莊公,收回了他的卿士職權。鄭莊公銜恨在心,不再朝覲。桓王震怒,親自率領蔡、衛(wèi)、陳聯(lián)軍攻打鄭莊公,結果慘敗,還被鄭國的祝聃射中左肩,倉皇回師。天子在諸侯面前徹底喪失了威信。從平王、桓王到襄王,王室毫無威嚴可言。
從王室與諸侯的關系來解讀襄王“出居于鄭”的來龍去脈。起初,鄭國憑借武力,進入滑國?;?、鄭都是姬姓之國。滑國向襄王求救。襄王居中調停,但是遭到鄭文公的拒絕。襄王勃然大怒,讓頹叔聯(lián)合狄人攻打鄭國。天子之師與狄人合作,這在當時既是政治笑話,又是政治冒險。但是襄王為了贏得對鄭國的戰(zhàn)爭,也就無所顧忌了。為了進一步鞏固和狄人的關系,襄王甚至納狄人之女隗氏為王后。這遭到大臣富辰的反對。襄王聽不進富辰的諫諍,一意孤行,將隗氏扶到了王后的位置。然而隗氏卻與王子帶暗中勾結,圖謀不軌。襄王因此廢黜了隗氏。這一舉動讓起先與狄人頗有交情的頹叔感到難堪,于是投奔王子帶,率領狄人攻打襄王,迫使襄王逃到鄭國。對鄭文公來講,這是天賜良機。鄭國又能干預王室的最高人事變動了。
可以說,襄王為陳嬀和叔帶贈送了一份豐富的政治禮物。
在鄭與滑的爭執(zhí)中,襄王缺乏周全的布置,企圖以武力壓服鄭文公,情急之下援引狄人進攻諸夏。這在當時已經(jīng)算是最大的失德。眾所周知,西周末年,犬戎殺死周幽王,就是他廢黜了申后和太子宜臼,招致申侯的不滿,申侯為了報復幽王,就聯(lián)合犬戎殺進鎬京。西周由此滅亡。襄王不吸取西周滅亡的教訓,依然重蹈覆轍,做出錯誤的政治決斷。此后,頹叔與狄人投靠陳嬀、王子帶,共同結成反對襄王執(zhí)政的聯(lián)盟。可以說,是襄王一手打造了這個反對聯(lián)盟。
襄王不能正確處理與王子帶的關系。根據(jù)《春秋》記載,鄭莊公“克段于鄢”已經(jīng)是兄弟爭權的先例了。鄭莊公的母親一意培植太叔段,企圖奪取權位。鄭莊公處心積慮,創(chuàng)造一切機會,讓太叔段自尋死路。鄭莊公贏得了最后的勝利。戰(zhàn)勝政敵,本來沒有什么錯對。但是鄭莊公的手段過于兇險,不能“緩追逸賊”,有失所謂“親親之道”。襄王不具備鄭莊公的手段,自亂陣腳,為陳嬀、王子帶的坐大創(chuàng)造了良機,自己卻背負了“不孝”的罪名。當初,鄭莊公贏得全面勝利以后,聽取穎考叔的諫諍,黃泉認母,為自己塑造了知錯能改的形象,而襄王卻只好倉皇出逃,遺臭萬年?!稑b梁傳》對“天王出居于鄭”做出一番解釋,指出:“天子無出。出,失天下也。居者,居其所也。雖失天下,莫敢有也”。大致意思是,天子是天下的共主,統(tǒng)治范圍沒有邊際,即所謂“王者無外”。既然“王者無外”,那就無所謂“出”了??墒?,襄王卻有“出”。這標志著襄王失去了天下。
襄王“出居于鄭”之后,又經(jīng)歷了“狩于河陽”、晉文公“請隧”(享受天子的葬禮)等波折,憑借諸侯力量,蕩平陳嬀、王子帶的叛亂,重新登上王位。襄王的政治遭遇,可以說,為齊桓公、晉文公施展才華、創(chuàng)建霸業(yè)提供了有利條件。襄王自身不僅喪失了大片領地,就連政治威信也一落千丈,成為一個漂流于列國的無能之輩。
結語
質言之,襄王“不能乎母”是一場以孝道作為掩護的政治角逐。在這場角逐中,陳嬀、王子帶與襄王各有得失。從權位的最終歸屬來講,襄王是勝利者;從面對的道德指摘與諸侯壓力來講,襄王是失敗者。襄王是一個不能處理內外事務的庸碌之君。公羊家將“天王出居于鄭”視為刑事判決,判處襄王“不孝”的罪名。
在儒家學說里,不孝可以被重判為死罪。在漢代以《春秋》決獄的政治實踐中,權臣霍光將昌邑王劉賀從天子之位上拽下來,利用的就是襄王“不能乎母”的經(jīng)學論斷。昌邑王劉賀在天子之位上呆了二十七天,稀里糊涂地被霍光帶領的一幫儒學大臣廢黜,估計至死也不明白“圣人之刑書”的奧妙。從《漢書》的記載來看,當時的儒學名流對廢黜昌邑王劉賀這件事有著濃厚的興趣,振振有詞,排山倒海,上奏威權者,講道:“高皇帝建功業(yè)為漢太祖,孝文皇帝慈仁節(jié)儉為太宗,今陛下嗣孝昭皇帝后,行淫辟不軌?!对姟吩疲骸逶晃粗?,亦既抱子?!灞僦畬伲蟛恍?。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曰‘天王出居于鄭’,繇不孝出之,絕之于天下也。宗廟重于君,陛下未見命高廟,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廟,子萬姓,當廢?!笨梢?,昌邑王劉賀的主要罪名是不能孝敬昭帝與皇太后上官氏。
當中引用的“藉曰未知,亦既抱子”,可謂別有滋味。漢初,呂太后專權,威福自用,惠帝劉盈無可奈何,只能抱著佞幸閎孺,縱情聲色,郁郁而終。令人詫異的是,劉盈的謚號是“孝惠”。任由呂太后胡作非為,成就了他的“孝”;在政治上毫無智慧,自暴自棄,以縱欲作為逃避現(xiàn)實的方式,成就了他的“惠”。這可以算是天大的笑話了。
讀史可以知興替,明經(jīng)可以得祿位。這是古代人難以跳出的圈子。如果將經(jīng)術變?yōu)楦傻摃x升的工具,那么“圣人之刑書”就顯得不倫不類了。儒家孝治面臨的困境,與其說是經(jīng)義上的問題,倒不如說是解經(jīng)者的特殊用心。既然《春秋》注重“誅意”,那么解經(jīng)者是否要經(jīng)?!白栽A”呢?《象》曰:“訟,君子以作事謀始”。《春秋》不僅“托始”,而且“重始”?!班嵅硕斡谯场笔切值軤幬?、兄殺弟之始。外表是道德倫理的崩潰,背后是權力集團的決斗。掩卷沉思,不覺黯然。草草成文,未加詳查,失誤之處,萬望指正。
作者惠賜儒家中國網(wǎng)站發(fā)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