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華、遽玦亮】考學記（下） ——北宋湖州兩進士的科舉之路
考學記（下）
——北宋湖州兩進士的科舉之路
作者：莊華、遽玦亮
來源：湖州發(fā)布
時間：西歷2022年6月4日
北宋·張擇端《清明上河圖》（局部）
中國文化到北宋進入了一個群星璀璨的時代：北宋統(tǒng)治者汲取唐代藩鎮(zhèn)割據(jù)的歷史經(jīng)驗教訓大力加強中央集權制，形成有宋一代“重文輕武”的格局，經(jīng)過北宋初的積淀，以歐陽修、蘇軾為代表的士大夫精英走上歷史舞臺，正式取代了唐末以來在社會動亂中消亡的貴族階級。士大夫政治出現(xiàn)的基礎之一，是科舉制的成熟。
科舉制是朝廷開設科目，士人可以自由報考，主要以考試成績決定取舍的選拔官員的制度。科舉制萌芽于南北朝，創(chuàng)始于隋，確立于唐，完備于宋，而后一直延續(xù)至清。在中國科舉制度史上，宋代是一個變化更革相當大的時期，也是一個科舉制度趨于完備、成熟的時期。較之唐代，宋代教育的重要發(fā)展不僅在于科舉制的日漸成熟，也在于宋朝統(tǒng)治者對學校建設的持續(xù)投入，創(chuàng)造性地將科舉與學校合并。北宋湖州的兩位進士莫君陳與賈安宅的科舉之路，呈現(xiàn)出兩種迥異的形態(tài)。
宋仁宗坐像
北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朝廷照例開科取士，距離上一次科舉已有五年之久，大批學士名儒涌現(xiàn)，這一年的主考官是歐陽修，最后進士及第有蘇軾、蘇轍、曾鞏、張載、程顥、呂惠卿等，這些人中蘇軾、蘇轍、曾鞏均位列“唐宋八大家”，程顥、張載深刻影響了宋朝理學的發(fā)展，呂惠卿、章惇則成為了北宋政壇的重要人物。距離北宋開國九十多年的這次進士榜，人才輩出，被后人譽為“千年龍虎榜”，湖州的莫君陳名列其中。
按《安定學案》記載，莫君陳，湖州歸安人，少從胡瑗學。篤志力行，不樂仕。第嘉祐進士，不赴調。莫君陳“御家嚴整，無大小對之如神明”，自莫君陳始莫家連續(xù)五代人中進士，堪稱宋代科舉史乃至中國科舉史的一個奇觀。
宋代科舉按先后次序分為解試、省試、殿試三輪考選。在沒有攝影等現(xiàn)代技術的年代里，宋代人在實踐中想方設法優(yōu)化了科舉制度。嘉祐元年（1056）三月五日，朝廷下詔開貢舉，莫君陳踏上了解試之路，他首先需要向湖州府出具家狀和保狀。家狀上至少包含了莫君陳的姓名、年甲、三代、治經(jīng)、舉數(shù)、鄉(xiāng)貫等，大致相當于今天的準考證。“?！笔且粋€單位，宋朝諸路州府軍監(jiān)請解，需三人以上結為一保，如果一州不到三人，則召命官一員保識。本保內必須有曾經(jīng)解試合格并發(fā)解參加過省試的舉人。保狀主要保證的事情有七條，證明自己具有應試資格。相比唐代，宋代貢舉可謂“取士不問家世”，尤其是慶歷四年（1044）后大大降低了考生門第的門檻，大凡品行端正，未曾觸犯刑罰、身家清白，不曾為僧道胥吏、不在尊長服喪期內、身體未有重度殘疾的人皆可應試，同時為加強屬地管理，方便確認考生身份，外加“本貫取解，非為寄應”的條件。一旦一人被發(fā)現(xiàn)違規(guī)，另外兩人會被剝奪兩次報考科舉的機會。
三月朝廷下詔開貢舉，湖州考生將家狀、保狀等一應材料提交至州府后，時任知州楊紘，按例挑選了一位品學兼優(yōu)又是進士出身的屬官作為考試官，并在八月初對一切考試相關官員需要進行名為“鎖院”的封閉化管理。諸多主要考試相關官員中，考試官主要負責考試的出題和考卷的考校，監(jiān)試官主要負責監(jiān)試、考試引試、分發(fā)試卷、關防作弊、后勤保障等所有各種管理事務，點檢官的設置則是為了加強命題和去取的檢驗。從諸種考官的設置來看，宋代考試管理已經(jīng)相當接近現(xiàn)代考試。
八月中旬解試正式開考，考試的地點位于州治所在，一般是本州府軍監(jiān)治所，可見宋代還沒有專門固定的考試場所，體現(xiàn)了行政與教育的高度一體化特質?？忌鷳囆枰詡浒准垼诩埳蠈懨髯约旱男彰炓约皯伎颇?。有宋一代，貢舉科目設置，以王安石變法為分界點，前后發(fā)生了重大變化。宋初進士科大概沿襲五代后周之制?！段墨I通考》卷三十記載道：
“凡進士，試詩、賦、雜文各一首，策五道，貼《論語》十貼，對《春秋》或《禮記》墨義十條?！?/span>
“雜文”相當于“論”，“貼”相當于今天的填空題，“墨義”相當于今天的默寫。難度隨考生備考的經(jīng)典容量的增大而提升，比如進士科外的諸科中，因準備經(jīng)文不同而區(qū)分九經(jīng)、五經(jīng)、三傳、三禮等科目，當數(shù)九經(jīng)最為繁難。學有余力的考生也會采取兼經(jīng)的學習方式，正式考試時有一定的優(yōu)惠。
在考試中有監(jiān)門官把守考場出入要道，由巡鋪官在考場巡考，考試結束后，又需要封彌官與謄錄官處理試卷，避免考官識別考生。最終由點校官對謄錄的考卷考校評定等第，再由考試官再次確認考生信息，進行復評，尤其要注意的是，考卷不能觸犯政治上的避諱。考試結果確定后，九月初州府放榜，再由舉送官將解試合格舉人的家狀、保狀、試卷及解狀等解送到禮部，以便得解舉人參加來年禮部舉行的省試。至此解試告一段落。
按嘉泰《吳興志》，嘉祐二年章衡榜上除莫君陳外，還有張修、施碩，這三位歸安同鄉(xiāng)有可能結為一保，立下保狀。此時胡瑗擔當太學講授，想必躊躇滿志的莫君陳一定非常想和老師在汴京相會吧！
通濟渠水路圖
按照推算，莫君陳一行前往汴京應當由湖州出發(fā)，自湖州沿頔塘東至平望，轉而北上途經(jīng)蘇州、鎮(zhèn)江、揚州、高郵、淮安、淮陰，轉船行通濟渠直達開封。可惜莫君陳幾乎沒有留下詩歌，不然我們一定可以看到其筆下沿途的風景。通濟渠在宋代稱為汴河，當時全國最富庶的東南六路（淮南路，江南東、西路，荊湖南、北路，兩浙路）的漕糧百貨，均由通濟渠運往京師，所謂“漕引江湖，利盡南海，半天下之財賦，并山澤之百貨，悉由此路而進”。開封城內外數(shù)十萬駐軍、數(shù)十百萬戶居民，仰給在此一渠。因此宋人張方平說：“汴河乃建國之本，非可與區(qū)區(qū)溝洫水利同言也?！北彼纬衅饺站茫藭r莫君陳一行經(jīng)由汴河進城，比張擇端更早體驗到汴京的繁華景致。
《東京舊城之圖》與《外城之圖》，見于南宋陳元靚編《事林廣記》，元至順年間西園精舍刊本。
宋承唐制，貢舉省試一般在開科翌年正月舉行，在省試引試之前要求得解或者免解舉人繳納家保狀、文卷、試紙等報名考試。關于到省投狀報名日期，宋初規(guī)定大概是十月二十五日?？紤]到諸路偏遠州府，到嘉祐年間應該是延遲到十一月底。為照顧遠方得解舉人需要承擔的旅費，政府會發(fā)放公券，公券制度在南宋依然沿用，足見宋朝對士人的優(yōu)厚。不遠千里趕到汴京后，得解舉人需要將保狀交到開封府，由開封府歸類后送到禮部貢院進行契勘，以防冒名頂替。想來莫君陳抵達汴京交罷保狀后，一定第一時間聯(lián)系老師胡瑗，師生契闊，不知胡瑗是否與這位篤志于學的學生秉燭夜談？
禮部貢院契勘無誤后，朝廷會召集天下貢舉人覲見大宋皇帝，謂之群見。嘉祐二年得解舉人6500人匯集庭前，當年的得解舉人的優(yōu)秀代表林希（約1035-約1101）發(fā)表了《開封府群見致辭》的講話，大致上是“臣希等伏以圣人在上，首善始于京師，天下修文，貢士興于田畝”一類“謝主隆恩”的官方語。由于“遠方之士未知朝廷儀范”，群見時的場面或許非但不如林希的致辭那樣嚴肅，甚至還令相關管理人員十分頭痛，往后便只讓成績靠前的“解頭”覲見。沈括是嘉祐八年的“解頭”之一，他在《夢溪筆談》中毫不留情地吐槽了當時回首所見的混亂場景：
嘉祐中，予忝在解頭，別為一班，最在前列。目見班中，唯從前一兩行，稍應拜起之節(jié)，自余亦終不成班綴而罷，每為閣門之累。常言殿庭中班列不可整齊者，唯有三色，謂舉人、番人、駱駝。
不知道林希和莫君陳知道沈括把舉人和駱駝相提并論會有何感想。
群見之后，諸生前往國子監(jiān)拜謁先圣先師，如果胡瑗在場，他的目光一定會默默尋找著茫茫人群中自己精心栽培出的學生吧。
北宋·李公麟《四學士圖》
禮部貢院是省試考試管理機構，在對全國得解舉人的學籍資料等進行緊張嚴格的核驗后，還負責頒布貢舉相關的制度和政令等，在這一忙季常常需要向其他部門借調人手。在考試官方面，按照《宋會要》記載，正月五日，朝廷任命翰學士歐陽修為權知貢舉；天章閣侍講盧士宗、集賢校理張師中封印卷首；館閣校勘張洞、王獵充覆考官，梅堯臣、張子諒、張?zhí)泼?、董傪、鮮于侁充點檢試卷。一眾考試官在正月十五進入鎖院流程，為照顧考試官們的飲食起居以及身體健康，朝廷還專門派醫(yī)官陪同。對士大夫來說，這是一項光榮而令人欣羨的任務。歐陽修《禮部唱和詩序》中這樣描述道：
嘉祐二年春，予幸得從五人者于尚書禮部，考天下所貢士，凡六千五百人。蓋絕不通人者五十日，乃于期間相與作為古律長短歌雜言，庶幾所謂群居燕處言談之文，亦所以宣其底滯而忘其倦怠也。
北宋東京城圖
嘉祐二年的省試在武成王廟進行，考試前一天排定座位，張榜公布，監(jiān)門官按姓名引入，考生按照榜就座，不得移易。考場內設都堂，都堂上設一垂簾，內有考試官坐鎮(zhèn)，一般情況下垂簾內外不得相互聯(lián)系，但當考生遇到出處不明的題目時，經(jīng)同意后可以到簾前詢問簾內官。岳珂在《桯史》卷九《堯舜二字》中詳細記錄了嘉祐二年省試中歐陽修面對的一次上請：
方與諸公酌酒賦詩，士又有扣簾，梅圣俞怒曰：“瀆則不告，當勿對。”文忠不可，竟出應，鵠袍環(huán)立，觀所問。士忽前曰：“諸生欲用堯舜字，而疑其為一事或二事，惟先生幸教之?！庇^者哄然笑。文忠不動，徐曰：“似此疑事，誠恐其誤，但不必用可也?！眱韧庥忠恍Α?/span>
得解舉人在考場上突然發(fā)揮疑古精神，詢問儒家經(jīng)典中最基礎的堯舜事，實在讓人哭笑不得，不知莫君陳在場聽聞后會有何感想。
嘉祐二年省試分三場，第一場考三道策，第二場考論，最后一場考詩賦。在考試時間上，唐代實行夜試，給予考生三根蠟燭的時間，宋代改為晝試，不許繼燭，主要緣由是宮中禁火，二來光天化日之下作弊更加困難?？紙錾蠂澜活^接耳，考生們孤軍奮戰(zhàn)。有考試便會有作弊，最經(jīng)典的作弊手段是懷夾書冊，由于監(jiān)門官在進門引試時候會搜檢考生，會存在十幾個考生眾籌雇傭一人專門夾帶書冊進場的情況。當時經(jīng)典的小抄稱為巾箱本，制造小抄則以福建建陽最為有名。如果有考生作弊被巡鋪官發(fā)現(xiàn)，情節(jié)輕的停止兩到三屆科舉，情節(jié)嚴重則終身不得應舉，這項罪責即便是皇帝特赦也不能免去。
考試結束收卷后，封彌官將應舉人試卷截去卷首三代家狀，代以字號，封彌之后送謄錄所謄錄，以及其他需要封彌之事。由于省試舉人少則五六千人，省試三場，需要謄錄的試卷一、兩萬份，其工作量相當大，需要數(shù)百名書手才能完成，管理這些謄錄人的謄錄官十分重要。為保障謄錄無誤，需將朱筆抄寫的謄錄卷與考生原有墨卷校對，負責校對的官員稱為對讀官。謄錄校對好的試卷移交點檢官，由點檢官初定分數(shù)，判定等第，然后交由覆考官。如果點檢與覆考官的評定有很大出入，送至知貢舉復核裁定。最后考試合格的名單奏名禮部，這已經(jīng)是歐陽修等考試官結束五十天鎖院后的事了。正式放榜時煌煌6500名學子人頭攢動，但最終只有400人能夠進入殿試。張修、施碩、莫君陳三人在這龍門一躍的時刻內心不知有多么忐忑！想必張擇端《清明上河圖》中繁華熱鬧的汴京街市上茶館、酒樓、炊餅店的老板伙計們在省試的日子里驚喜于生意的紅火之余，一定會被放榜那天士子幾家歡樂幾家愁的情緒所感染，說到底，誰也不知道自己的命運是否能夠在這一天改變，誰也不甘自己的命運需要靠著街邊看命先生給予指引。
北宋·張擇端《清明上河圖》（局部）
宋代士子在全國得解舉人競爭的省試中突圍后，來到殿試的最后考驗，競爭仕途入場券。唐代科舉只有解試和省試兩輪，宋太祖開寶六年（973）開創(chuàng)殿試制度，以變“恩歸有司”為“恩由主上”，由皇帝親掌“士權”以鞏固和加強君主專制與中央集權。同時為籠絡士人，避免唐代不少進士在動亂時刻淪落叛亂的隱患，宋代逐步保證了殿試的最低收益。除去給予往屆年長殿試落榜考生“特奏名”的優(yōu)待，提高進士獲得官位品級等政策外，在嘉祐二年開始有殿試的“同進士出身”。據(jù)《宋會要·選舉》載：
三月五日，帝御崇政殿試禮奏名進士，內出《民監(jiān)賦》《鸞刀詩》《重巽命論》題，得章衡已下三百八十八人并賜及第，出身，同出身。
我們來簡單計算一下，嘉祐二年參加省試的舉人有6500人，最后400人通過省試，殿試進場率只有6%。需注意的是，這400人中有12個人因為被發(fā)現(xiàn)違規(guī)或者出現(xiàn)卷面沒有避諱等問題而被黜落無緣殿試，也就是說3%的人被黜落，這已經(jīng)是“嘉祐二年親試舉人，凡進士與殿試者，始免黜落”優(yōu)化的結果。太宗端拱二年榜（989）合格奏名進士共368人，最后陳堯叟已下186人獲進士及第，約49%的人被黜落，開寶八年（975）王嗣宗榜，即創(chuàng)立殿試制度之后的第二榜，合格奏名進士王式已下290人，最后殿試完僅得王嗣宗已下31人，也就是說89%的人在慘遭黜落。在皇帝與文官集團的妥協(xié)下，殿試不黜落制度自嘉祐二年成為定式。
這一年的殿試結果分為五等，前三甲進士及第，四甲賜進士出身，五甲賜同進士出身。這一榜的狀元章衡是章惇的侄子，有意思的是，由于在考場上沒有比過自己的侄兒，章惇憤然復讀重考。今天我們知道莫君陳位列前三甲而不知道他拿到的具體名次，大概同樣不滿于所得名次，莫君陳才會“第嘉祐進士，不赴調”，又在熙寧年間，改考新置的大法科并一舉拿下頭名，不過這已是后話。莫君陳著有筆記《月河所聞集》，記載了他仕宦生涯中所見的趣聞軼事，筆調老練沉穩(wěn)，他青年時代科舉道路上究竟有著怎樣的情緒波動終究不為人知了。元祐四年（1089）七月，蘇軾第二次赴杭州任知府時與莫君陳這位同年相逢西湖，驚喜之際寫下絕句《與莫同年雨中飲湖上》，嘉祐二年的金榜題名兩位菁英士子歷經(jīng)三十多年宦海沉浮，饒是樂觀放達的蘇軾亦感慨“到處相逢是偶然，夢中相對各華顛”。
嘉祐二年，莫君陳與兩位歸安同鄉(xiāng)張修、施碩名列三甲，自此以后，宋代湖州科舉史上的最好成績?yōu)槲鯇幜辏?073）的一甲二名的朱服（1045-1102），他得到了第一個榜眼名額，而后就是大觀三年（1109）年僅22歲的狀元賈安宅。據(jù)洪邁《夷堅志》中載：
鄱陽高嵲就館于邑，宰以無訟堂為學舍，池中蓮生花雙頭，丞賈選見之，曰：“此嘉祥也。先君大觀二年吳興鄉(xiāng)校肄業(yè)，直廬后產此花。守兵白教授率諸生來觀之，折取諦玩，葉間隱隱有金書先君姓名三字，諸生共致慶語，勉令力學，以來歲大魁相期。輕薄子翕然笑曰：‘賈癩子作狀元，是天下無士也’。時正病，瘡遍體，故云。至秋獲薦，送廷對，果第一，賈名安宅?！?/span>
《夷堅志》中的逸聞多有神異色彩，故事中那位臥病狀元郎被神仙化為雙頭蓮荷葉之間隱隱金書的“天注定”，事實上賈生中舉的客觀原因就在故事中：北宋對州縣學校建設的持續(xù)投入，以及將學校與科舉相結合的三舍法，不同于嘉祐二年莫君陳在解試、省試與殿試的過關斬將，大觀三年的狀元賈安宅是北宋在全國范圍內推廣三舍法由學校選士的結果。
《尚書正義》唐·孔穎達等撰。南宋浙刊單疏本。
賈安宅（1088—？），字居仁，歸安人，少力學，博通經(jīng)史，擅詩文。賈安宅的一生與北宋科舉緊密關聯(lián)，他18歲考入最高學府太學，學識更為長進。大觀三年，22歲的賈安宅參加殿試，在685名應試者中獨占鰲頭。中狀元后，賈安宅入仕，初任秘書省校書郎，累官至戶部侍郎兼太上皇贊讀官。他多次擔任考官，取士公正，所選士人成名者極多，徽宗曾手書詔令嘉獎。史書中有關賈安宅的記載十分有限，順治《湖州府志前編》收錄其《苕溪》一首，詩曰：“廣苕山下有源深，發(fā)此清流去不渾。直抵太湖三百里，滔滔分入海天門?！边@首歌詠故鄉(xiāng)苕溪的七言絕句，樸素淡雅，比興圓熟，借物詠志，不露情緒，宋儒理性克制的表達與內在極高的自我期許相結合，恰如詩中的苕溪水，靜則深源清流，動則滔滔入海。
哲宗紹圣三年（1096），8歲的賈安宅來到州學附屬小學，面見教授，遞上家狀與本家尊署名的保狀，開啟小學生涯。宋代以前，小學教育以識字為主。到宋代，小學教育形成了劃分明確的三類基本課程。北宋初官辦小學的制度對課程有明確規(guī)定，按《金石萃編》收錄的《京兆府小學規(guī)》載，根據(jù)仁宗至和元年（1054）京兆府小學的學規(guī)，這所小學的教學內容主要是語文教學，分識字、詩賦和經(jīng)術三大類，學生按照學力分為三等并按照等級教學，由淺入深，循序漸進。最初等的教學內容主要是識字，另外學習少量詩歌，每日念書50-70字，書寫10行，念詩一首。第二等的學生除識字外，詩賦教學的分量增大，開始讀賦和學習寫詩，學習典故作為理解和寫作詩賦的基礎，撰寫對子作為創(chuàng)作詩賦的基礎訓練，每日念書約100字，書寫10行，讀賦兩韻，吟詩一絕，作對子一聯(lián)，記典故一個。第三等級的學生除識字和詩賦學習的要求提升外，還增設儒家經(jīng)典的教學，并且開始閱讀史書以配合詩賦和經(jīng)術課程：每日念書一二百字，書寫10行，吟五言或七言律詩一首，每三日讀賦一篇，考試寫賦一篇或四韻，每日聽教師講解經(jīng)典，每三日讀史書3到7頁，記住其中典故三個。以賈安宅的中狀元的年齡反推，我們可以相信他在州學附屬小學順利完成了本階段的教學任務，這些課程在天資聰穎的賈安宅來說應該都不在話下。《京兆府小學規(guī)》中教授會“于生徒內選差學長二至四人，傳授諸生藝業(yè)及點檢過犯”，我們有理由相信年幼的賈安宅在讀書上展現(xiàn)出天賦與努力后，會被教授選為助手，協(xié)助教學。
《蒙求》三卷，唐·李瀚撰。日本內閣文庫藏。
值得一提的是，宋代小學的每種課程都有與之適應的豐富教材，諸如識字課程有《千字文》，詩賦學蕭統(tǒng)的《文選》，歷史課本用《蒙求》，其中許多課本的體裁和內容都是宋朝所首創(chuàng)，反映了本時期文化教育事業(yè)的高度繁榮。從元朝到清代，雖然有補充和發(fā)展，小學教育基本繼承了宋代開創(chuàng)的格局。
學校升級制度是宋朝在世界教育史上的一個重要創(chuàng)舉。科舉與學校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科舉與學校并不是天然地結合在一起。隋唐以來，以學校養(yǎng)才，以科舉取士，科舉與學校在科舉制中扮演著不同的角色，二者本應該密切結合，但由于士人只需“懷牒自列于州縣”即可應舉，并不要求一定的學歷，朝廷與士人日漸重科舉而輕學校，致使科舉與學校日益分離，學校甚至淪為科舉的附庸。北宋王朝為提升國力急需大批治國安邦的人才，在慶歷新政中進一步放寬了科舉取士的門檻以招攬?zhí)煜率孔樱瑫r國家與政府積極主動地發(fā)展教育，興辦學校，仁宗天圣五年（1027）改革派領袖范仲淹在《上執(zhí)政書》中大聲疾呼：不興學校，長育人材，而只以貢舉取士，等于“不務耕而求獲”。在慶歷三年（1043）范仲淹擔任參知政事后建議改革學校貢舉制，務必使教育本于學校，士察于鄉(xiāng)里。在慶歷四年（1044），太學從國子監(jiān)分離出來，由于國子監(jiān)仍然只招收七品以上官員的子孫，面向全社會的太學的地位與影響日漸趕超國子監(jiān)。前文提及的莫君陳參與解試、省試，都受到了慶歷新政的重大影響。熙寧年間王安石變法，他名義上復古上追三代，實際上進行的是“教之、養(yǎng)之、取之、任之有道”的教育選舉革新，力求取士本于學校。熙寧四年（1071）太學的三舍法得到確立，雖然元祐年間熙寧新法悉遭罷黜，太學三舍考選、升補、推恩之制亦遭廢除，但哲宗親政后不但恢復了太學三舍法，并且將三舍法推廣到州學，達成了科舉與學校的合并。《宋史·選舉志》載：
元符二年（1099），初令諸州行三舍法，考選、升補悉如太學。州許補上舍一人，內舍二人，歲貢之。其上舍附太學外舍，試中補內舍生，三試不升舍，遣還其州。其內舍免試，至則補為外舍生。
熙寧中太學的三舍法的制度，簡單來講主要包括考試升級和直接任官兩方面：將全校學生分為三個等級，初級為“外舍”，人數(shù)不限；第二級為“內舍”，定額200人；第三級為“上舍”，定額100人。新生首先進入外舍，然后通過每月定期的考核評定，學業(yè)成績與品行出眾的學生由學校領導和教授報告朝廷，在太學內鑒定為“上舍上等”后可由皇帝授予官位。慶歷改革后國子監(jiān)和太學的教學內容與科舉和從政還沒有直接聯(lián)系，王安石創(chuàng)制的三舍法不僅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大學階段的升級制度，也使得士人第一次可以通過學校教育直接獲得官位。
外舍對學生的考核主要分為“行”與“藝”兩方面，“以帥教不戾規(guī)矩為行，治經(jīng)程文合格為藝”，按照規(guī)定教授每月出題測試學生一次，考試的內容或因主政者政策方針而發(fā)生變化，王安石取消了公立學校的詩賦課程，第一個月考察經(jīng)術，第二個月考察論，第三個月考察策。每個學生的測驗成績連同平時的操行表現(xiàn)按月登記，在季末再進行檢查評選，年終積累學分最多的100人授予年度評定，人數(shù)上大概占外舍學生總數(shù)的5%。此外，朝廷每年派遣官員到太學出題考試一次，稱為“公試”，流程上類似科舉考試，學生按照成績劃分等第，其中第一和第二等且已擁有年底評定的學生，才有機會按照成績優(yōu)劣升入內舍，具體人數(shù)則根據(jù)內舍空額裁定。三舍法推廣到州縣學后，一方面州縣上參照太學三舍法嚴格選評優(yōu)等生按每年規(guī)定的數(shù)額向中央推薦進貢，另一方面太學外舍中落伍的學員則有被退學遣送原州郡的風險。
內舍的學生定額為300人，大約是外舍的七分之一。在平時考核上與外舍生相似，能夠拿到年終評定的有30人，與外舍生不同的是，內舍生的年度評定分為“優(yōu)”“平”兩等。朝廷對內舍的公試每兩年一次，第一場考經(jīng)義，第二場考論、策，成績分為“優(yōu)”“平”“否”。公試成績與年度評定決定了內舍生是否能夠升級，最優(yōu)秀的內設生獲得優(yōu)等成績與優(yōu)等年度評定后被授予“上舍上等”的榮譽，立即正式畢業(yè)受命為官，所謂“兩優(yōu)釋褐”。值得一提的是，“上舍上等”能夠立馬被任命為京官，比科舉及第者高七至十階?！耙粌?yōu)一平”的內舍生可以繼續(xù)學習，到科舉時免除解試和省試，直接進入殿試，一般穩(wěn)定獲取進士及第。如果內舍生不幸獲得“兩平”或“一優(yōu)一否”，則判為“上舍下等”，科舉到來時僅可免除解試，進入禮部主辦的省試。即便朝廷對于每年的上舍生有極其嚴格的數(shù)量限制，比如紹圣元年（1094）規(guī)定上舍上等任官每年不超過2人，上舍中等直接參加殿試每舉不超5人，上舍下等直接參加省試每次不超過20人，太學對士人依然具有極大吸引力。另外，宋朝的黨爭導致諸多政策難以延續(xù)持久，三舍法由太學推廣至州學的時間十分有限，因此賈安宅這樣經(jīng)由三舍法選取一路從州學升入太學、從太學中脫穎而出成為狀元的士人可謂鳳毛麟角。另外，太學生并不局限于太學內部三舍法的升級制度，在元豐二年（1079）的三舍法實施后，太學生學滿一年后可以自由選擇科舉考試。
宋徽宗坐像
徽宗即位之初顯得頗有政治抱負，他以尊崇熙寧之政為名，于崇寧元年（1102）大興學校，即開封府城南門外營建外學，稱為辟雍。辟雍由當時著名建筑學家、《營造法式》的作者李誡設計，按照三舍法，辟雍相當于太學的外舍?；兆谠t令增太學上舍生至200人，內舍生至600人，外舍生至3000人，三舍生皆由州學升貢?？刹灰】刺珜W的擴招，教育體系金字塔頂?shù)臄U招意味著宋朝政府需要給予更多學生及其家屬免役的特權。崇寧三年（1104）正月十四日詔令：“諸路增養(yǎng)縣學弟子員：大縣五十人，中縣四十人，小縣三十人。”十一月，詔罷州郡及禮部科舉，其取士并由學校升貢，于是三舍法行遍天下。
《天子辟雍圖》，見于南宋陳元靚編《事林廣記》，元至順年間西園精舍刊本。
元符二年的教育制度改革深刻改變了賈安宅的考試升級之路。按嘉泰《吳興志》載，大觀三年進士榜上赫然有賈安宅的兩位同學陳湯求和錢楊，他們均是太學上舍上等生直接釋褐。雖然不能確定崇寧五年（1106）賈安宅是否和陳、錢共同進入太學，至少三人在州學同窗共讀并經(jīng)歷過三舍法下漫長而激烈的競爭。賈安宅在太學的考評結果要略遜一籌，作為上舍中等生免除了省試，在殿試的最終角逐中被徽宗青睞欽點為狀元，據(jù)《宋會要·選舉》載，
三月六日，上御集英殿，試禮部奏名進士……得賈安宅已下七百三十一人，賜及第、出身、同出身。
宋徽宗《十八學士圖卷》
徽宗選擇賈安宅作為狀元不僅因為賈安宅個人品行學養(yǎng)的出眾，據(jù)《宋會要·選舉》載，大觀三年三月七日，殿試次日，徽宗有御筆批示：
“貢士興于鄉(xiāng)，而科舉較一日之藝，則貢士當觀科舉。比覽貢士已試程文，未足魁多士，可令詳定所以貢院所奏中選試卷與廷試人參較取最優(yōu)者一名，為殿試之首。若所取非貢士，則貢士次之。”
貢士相對于通過省試的廷試人固然有著考核“非一日之藝”的優(yōu)勢，但是在殿試之首的預設上，則明顯有著執(zhí)政者對學校教育的政策傾斜?；兆趯W校教育的支持本無可厚非，可惜蔡京當政時政治黑暗，在階級矛盾集中爆發(fā)、社會日益動蕩不安的年代里，宋朝政府的財政需要應對面對冗官冗兵、大興土木建設，以及對外貢養(yǎng)遼和西夏的“歲幣”“歲賜”支出，三舍法在全國層面的推廣維持所需要的教育經(jīng)費就成了財政優(yōu)先裁減的對象，加之三舍法本身帶有的一些問題，宣和三年（1121）便廢除了州縣學層面的三舍法，唯有太學三舍法繼續(xù)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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