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華】考學記（上） ——胡瑗與宋代湖州州學
考學記（上）
——胡瑗與宋代湖州州學
作者：莊華
來源：澎湃新聞·澎湃號·政務
時間：西歷2022年5月28日
明《永樂大典》載湖州府城圖
1964年末1965年初，在對湖州龍溪港進行疏浚整治時，時吳興縣橫街公社東斗大隊農民蔣會泉在安定書院地段的河床上掘出了一對牛形青銅器。其中一件品相相對完好，體量身長37厘米，高26厘米，寬17厘米；軀體與四肢飽滿圓潤；背開桃型孔，孔上覆蓋的桃型蓋缺失，腹底鏤長方形孔，孔上有蓋板，蓋板上鐫刻“皇宋湖學寶尊”六字篆書銘文。從其銘文可知，該件牛形銅器，應是趙宋時湖州州學所用銅犧尊，銘文中的“湖學”并非后人所指胡瑗所創(chuàng)“湖學”，而是湖州州學。銅犧尊綠色的銹跡里長滿了故事，它穿越了800年時間的隧道，雙耳斜豎、兩眼圓睜、昂首露齒，迫不及待地要把它經歷過的故事說給我們聽，透過它，宋代湖州教育逐漸有了清晰的面貌。
以上犧尊來自陳子鳳所撰《湖州“皇宋州學寶尊”銘青銅犧尊考》
犧尊，亦作“犧樽”。犧，古代祭祀用牲的通稱，純色祭祀牲畜為“犧”，形體完整的為“牲”，犧尊，則指背上開孔以盛酒的牛形酒樽。從湖州出土的這件銅犧尊來看，實用功能已不復存在，當為禮器無疑?！抖Y記·文王世子》有記：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圣先師；及行事，必以幣。大意是說，每逢開學，都要向先師行釋奠禮；春季的釋奠禮由春季的主講教師主持，夏、秋、冬三季也是這樣。凡是新建的學校，一定要對先圣先師行釋奠禮，而且祭品要比平常貴重，用束帛。至北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宋真宗下詔“太常禮院定州縣釋奠禮器數”，“先圣先師每座酒樽二，籩八，豆八，簋二，簠二，俎三，罍一，洗一，篚一”。作為州學釋奠禮的禮器，犧尊便是其中的一種。有文獻可考，有文物可證，足見歷代君王對學校先圣先師的釋奠傳統(tǒng)延續(xù)有序。北宋哲宗元祐六年、南宋孝宗淳熙四年，兩位皇帝甚至親自赴太學對先圣先師行釋奠禮。對學校教育的重視，由此可見一斑。
《紹熙州縣釋奠儀圖》載犧尊
宋代湖州州學，因一個人的到來而領風氣之先。北宋寶元二年（1039），尚書祠部員外郎滕宗諒奉命守吳興郡。這位新上任的湖州知州就是與范仲淹同科進士，因《岳陽樓記》中“慶歷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而被后人所知的滕子京。正如范仲淹在《岳陽樓記》里所描寫的那樣，滕子京治下的巴陵郡，才一年便出現(xiàn)“政通人和、百廢俱興”的氣象。滕子京的確是一位廉政愛民、重視教育、崇尚氣節(jié)的官員。剛到湖州，他就“見吏民，問疾苦，披圖牒，考風俗”，在了解了百姓疾苦與風俗人情之后，即刻向宋仁宗進表，請求在湖州開州學。為什么建州學要向皇帝請示呢？因為在宋仁宗景祐年間，建州學的審批權在中央，朝廷批準了才賜予學田和教材。學田相當于政府出資的教育經費，學田所有權與產出歸州學所有，用以師生日常教學膳食開支等費用。所以州學是免收學雜費且管食宿的官辦學校。
據《嘉泰吳興志》繪湖州州學平面圖。（手繪：徐樺）
寶元二年（1039）滕宗諒進表，寶元三年（1040）四月中央的批復就下來了。“夏四月，敕書先至，錫名州學，仍賜田五”。新建的州學達到什么樣的規(guī)模呢？“重門沉沉，廣殿耽耽……論堂、書閣皆相次東西序，分十八齋……學官、宿齋、庖圃、廥藏，凡屋百有二十楹”，上課的教室，教授的官署，藏書的圖書館，庭園，倉庫，宿舍，食堂、浴室具備，房屋總計達一百二十間。此時請建州學，時間算早嗎？雖然范仲淹進行慶歷新政期間，直到1044年仁宗才“詔州縣皆立學”，以朝廷為主導要求全國州縣全部奉詔修建州縣學，但是1039年這個時間仍不算早，因為仁宗即位初（1023），孫奭便為兗州州學申請學田與學官。從仁宗即位（1023）至慶歷四年（1044）的二十幾年間，據《續(xù)資治通鑒長編》粗略統(tǒng)計，全國共建州學六十七所，而明道（1032）至景祐（1038）六年間所建也有四十五所之多。所以從時間上來看，滕宗諒的上表并不算早，領風氣之先從何說起呢？師資是其一，也是最重要的一點。
知州滕宗諒憑借他與范仲淹的關系，從蘇州州學挖來了教師胡瑗，請他主持州學學政，擔任掌學。胡瑗（993-1059），泰州如皋人，世稱安定先生，與名儒孫復、石介并稱“宋初三先生”。三人開宋代理學先河，而胡瑗的學術成就與影響又排三人之首。
范仲淹題胡瑗像
1024年，在泰山棲真觀的胡瑗學成回家，十年間連續(xù)七次趕考，除積累了豐富的應試經驗外一無所獲。40歲的胡瑗就此放棄了科舉的念頭，專心治學。42歲被時任蘇州知州范仲淹聘為州學教師，從此開始在公立學校走上教書育人的道路。直到慶歷三年（1043）胡瑗才真正應滕宗諒的邀請來到湖州開始講學，以致“四方之士云集受業(yè)”，其間提出了“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化之所本者在學?！钡闹晾砻?，并創(chuàng)立了卓有成效的“湖州學法”，世稱湖學。仁宗皇祐四年（1052），60歲的胡瑗被任命為國子監(jiān)直講，掌管國家最高學府太學多年。七百年后的大清王朝，還在下令仿效他的教育方法?？梢哉f由他之后中國的古代教育，大都籠罩在他的影響之下。
清初，在由黃宗羲編撰、全祖望續(xù)成的學術史著作《宋元學案》中，胡瑗所創(chuàng)“安定學案”領全書之首，以展全書脈絡。清代學者全祖望在卷一《安定學案》中稱胡瑗是開宋世學術之先的人物：“宋世學術之盛，安定、泰山為先河，程、朱二先生皆以為然……安定似較泰山為更醇?！爆F(xiàn)代人常說教師的教學水平與成果由學生的成就來檢驗?！栋捕▽W案》中是這樣記載的：是時禮部所得士，先生弟子常十居四五，隨材高下而修飾之，人遇之雖不識，皆知為先生弟子也。胡瑗所教學生中最為后人知名的就有宋代理學奠基人程頤。
在熙寧二年（1069）宋神宗與胡瑗學生劉彝的一次召對中，劉彝很清晰的闡述了胡瑗的教學理念：“圣人之道，有體有用有文。君臣父子、仁義禮樂歷世不可變者，其體也；詩、書、史、傳、子、集垂法后世者，其文也；舉而措之天下，能潤澤斯民歸于皇極者，其用也。國家累朝取士，不以體用為本，而尚聲律浮華之詞，是以風俗偷薄。臣師當寶元、明道之間，由病其失，遂以明體達用之學授諸生。夙夜勤瘁二十余年，專切學校，始于蘇、湖，終于太學。出其門者無慮數千余人。故今學者明夫圣人體用以為政教之本，皆臣師之功。”
上面這段話，劉彝解釋了什么是體、什么是文、什么是用。人倫綱常、仁義禮樂為體，體的主要思想集中在各種儒家經義中。掌握了儒家經義的思想，結合當下國家面臨的現(xiàn)實問題進行治理，是以為用。但是當時國家科舉取士，卻更注重詩賦文章的聲律與浮華的辭藻，不看重士子的人品道德與治理國家造福百姓的實際才能，比如民政、軍事、水利等，可謂舍本逐末，脫離實際。胡瑗覺察到了這個問題。
劉彝對答完神宗又問，那他的門人現(xiàn)在在朝為官的都有誰呢？劉彝回答說，有錢澡（副部級）、孫覺（副廳級）、范純仁（副國級）、錢公輔（正部級）等，這些人或治學精深淵博，或為人醇厚清明，或為官清廉敢言，這些陛下都是知道的?！捌湓谕?，明體達用之學教于四方之民者，殆數十輩。其余政事文學粗出于人者，不可勝數。此天下四方之所共知也。”朝廷以外，授先生明體達用之學的教育者，且比一般學子更優(yōu)秀的人數更是眾多，數不勝數，這是天下人都知道的。神宗聽了很高興，有這樣杰出的教育家，為國家培養(yǎng)出了這么多棟梁之材，當然是本朝幸事。
胡瑗“明體達用”教育理念的形成，與其個人經歷是分不開的。胡瑗出身于小官吏家庭，父親胡訥博學能文，宰相呂夷簡欣賞他的才能，推薦他修撰國史。年幼的胡瑗從小耳濡目染，“七歲善屬文，十三通五經……家貧無以自給，往泰山，與孫明復、石守道同學。攻苦食淡，終夜不寐，一坐十年不歸。得家書，見上有‘平安’二字即投之澗中不復展，恐擾心也”。以這樣的天資與學習態(tài)度鉆研經學，很難不出成果，后著有《易書》《中庸義》《周易口義》《洪范口義》《春秋要義》等書。
年輕的胡瑗除了致力于研究儒家經學，還對音律有極高的興趣與實踐。仁宗景祐二年四月（1035），胡瑗受范仲淹的舉薦，應召赴京更定雅樂。胡瑗以一介布衣面君召對卻不失禮法，仁宗贊他進退周旋皆合古禮?；实v年間，胡瑗又第二次應召入宮，與阮逸共同主持修訂鐘磬制度。一直到皇祐五年九月（1053）雅樂定稿，胡瑗又將他的實踐成果轉化為理論著述，與阮逸合編成《皇祐新樂圖記》三卷，仁宗賜他緋衣銀魚袋，相比于品銜官職，這更是一種榮譽。
《武學規(guī)矩》一卷是胡瑗在軍事武備方面的論著。很難想象，一介儒學大家竟然在軍事方面還有自己的獨到見解。康定元年（1040），范仲淹出任陜西經略安撫副史防御西夏。七月，他任命剛到湖州的胡瑗為丹州軍事推官。在邊境，胡瑗常與少數民族首領、下級軍官和兵士、仆人交談，了解邊防情況和各種意見，供安撫司決策時參考。他改革軍事制度；改善武器裝備；開墾荒地為營田，保證部隊的供給；還招募強悍的本地人參軍，發(fā)錢讓他們購買駿馬，逐漸取代從東南地區(qū)長途跋涉而來的懦弱士兵。這些做法都很有價值且提高了軍隊的戰(zhàn)斗力。武將們沒想到只會讀圣賢書的一介儒生工作能力這么強，都十分佩服。一段時間后，胡瑗調任密州觀察推官，因父親去世離任守喪。三年守喪期滿，胡瑗又任保寧軍節(jié)度推官，重新回到湖州任州學教授。因為這一段戍邊經歷，胡瑗任國子監(jiān)直講后，一次向仁宗上書，“……臣曾任邊陲丹州推官，頗知武事。若使（梅）堯臣等兼蒞武學，每日只講《論語》，使知忠孝仁義之道，講《孫吳》，使知制勝御敵之術，于武臣子孫中選有智略者二三百人教習之，則一二十年間必有成效?！笨上У氖且驗閼c歷改革失敗，仁宗轉向保守，并沒有采納胡瑗的建議。
在對人才的供需關系上，胡瑗已經發(fā)現(xiàn)了其中的矛盾。國家更需要能治理一方的人才，而科舉取士大多是只懂詩賦文章、沒有實踐經驗的儒生。湖州學法不是胡瑗憑空創(chuàng)造，而是他了解社會、關心時政，積極實踐，在諳熟了儒家經義的基礎上思想的一次提升。胡瑗在湖州州學按照自己的教育理念開始他的教育實踐，是水到渠成。歷史選擇了他，他選擇了湖州。
胡瑗在州學分設經義齋和治事齋，成為高等學校分系分科的開端。經義齋主要學習儒家經術，使用的經學教材由朝廷在建學時與學田一并賜予，主要有《詩》、《書》、《易》、《春秋》、《左傳》、《榖梁傳》、《公羊傳》、《禮記》、《周禮》、孔穎達《五經正義》、徐彥《公羊傳疏》、楊士勛《榖梁傳疏》、賈公彥《周禮注疏》、《禮儀注疏》。治事齋主要學習民政、軍事、水利、天算（歷法與算術）等學科。用現(xiàn)代教學體系去理解，經義齋所學是必修課，而治事齋所學科目是根據個人特長開展的主修與選修。民政、軍事、水利、算術都是直接應用于實踐的科目。在中國古代，技藝性工作一直被認為是低人一等的。儒家經典《禮記·王制》中說：“凡執(zhí)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醫(yī)、卜及工……不與士齒。”在宋代，不但算術、水利等科目被人看不起，從事科技和藝術工作的官員（技術官）身份也很低微，而且重文輕武蔚然成風，武將地位遠不及文官。在這種歷史背景下，胡瑗能從社會實際出發(fā)，為最高統(tǒng)治者培養(yǎng)高素質管理人才，雖然范仲淹的慶歷新政草草收場，但是作為慶歷新政中教育改革的一部分，胡瑗的“湖州學法”卻被仁宗看重，慶歷四年（1044）建太學時，“有司請下湖學，取瑗之法以為太學法，至今為著令”，“湖州學法”在太學得以實踐。
各種歷史線索為我們描繪的胡瑗，是一個既嚴謹而又活潑的人。這些個性都體現(xiàn)在他的教學方法上。胡瑗在湖州時，慕名前來從學的州學學生，在籍的與旁聽的，常有數百人（彼時太學的人數尚不足二百人），胡瑗并不分別對待，他“視諸生如子弟，諸生亦愛敬如父兄”。
首先，胡瑗非常注重行為規(guī)范的培養(yǎng)，并且能言傳身教。“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子之禮”，即使盛夏時節(jié)，胡瑗依然規(guī)范穿著端坐課堂，決不懈怠。士子徐積初次見到胡瑗時，頭稍微有點歪。胡瑗嚴厲地說：“頭擺正！”徐積猛然覺得自己形容有失，連連自省，不但頭容要直，內心也要正直。在這樣的要求下，胡瑗的弟子“皆循循雅飭”，“衣冠容止，往往相類”。人們一看這些士子的容貌風度，便知道他們是胡瑗的學生。
其次，胡瑗執(zhí)教下的湖州州學，有著科學的培養(yǎng)體系。州學學習作息規(guī)定：上午講解經義，下午講解歷史，晚上講解子集。課后胡瑗還常常與學生互動，先讓學生講自己的學習體會，針對疑惑幫助他們判明是非，有時胡瑗先自己提出問題留給學生思考回答，再根據當時的時政給出自己的分析解答。除了書面學習任務，胡瑗還在湖州州學內設立了射圃和樂齋，讓學生練習射箭和音樂，指導他們鍛煉、休息、娛樂，從德智體美多方面對學生進行素質教育培養(yǎng)。每次考試結束，就與學生一起聚集在首善堂奏樂唱歌，唱和之聲一直傳到校外，到二更才結束，然后由各個齋室的學生自主安排娛樂活動。
第三，胡瑗鼓勵學生多實踐，開闊眼界，樹立積極的人生觀世界觀。他說為學之人如果只局限在一個地方則容易狹隘，應當走出去游歷四方，了解世間百態(tài)，南北風俗，山川氣象以充實自己，這樣才更有助于學習，學習才會進步。一個人埋頭死讀書往往是讀不好書的，只有不斷豐富自己的知識儲備，思維活動才能在更廣闊的領域里有所啟發(fā)，從而得出有創(chuàng)造性的見解。胡瑗曾率領湖州的學生游覽關中，登高遠眺，看到黃河洶涌，華山險峻，一望千里。從南方走出去的學生對北方的壯觀景色感慨不已。
我們可以想象，經義齋的學生在立教堂學習經義，書聲瑯瑯，射圃里有學生正在練習軍事技能，樂齋里傳出陣陣雅樂，藏書閣上還有人埋頭于古籍文獻，廚房里為師生準備的膳食已飄出香味，不時老師還會帶著學生遠游實踐。有這樣的老師和校園氛圍，哪個學子能不心向往之呢？所以在湖州州學學習的除了本籍學子，還有外地慕名而來的好學者來旁聽。因為按慶歷五年（1045）的規(guī)定，有官學的州縣只許本土學子聽習，在外游學的會被勒返戶口所在地。當胡瑗在湖州執(zhí)教時，見于文獻記載的本地學生有劉彝、朱臨、盧秉、莫君陳，還有旁聽生揚州人潘及甫、邵武人莫表深、仙游人陳高等。據《安定學案》統(tǒng)計，從學于胡瑗的學子遍布天下，但留有記錄的只有三十四人。這些人中，有一代理學大師程頤，有善于治水的劉彝，通經學的顧臨，長于管理的孫覺，善于治邊的滕元發(fā)，善于外交的安燾，精通醫(yī)學的陳高。尤其是莫君陳，嘉祐年間中進士科，放棄做官的前途，熙寧中，又中大法科頭名。宋代吳興莫氏的輝煌自莫君陳起，因其治家嚴謹，莫氏連續(xù)五代高中進士榜，實屬難得。
回顧下胡瑗人生的前兩個轉折點，第一個是42歲時被范仲淹聘為蘇州州學教師，第二個轉折點是48歲時跟隨范仲淹在邊疆防御西夏。仁宗皇祐四年（1052），60歲的胡瑗迎來了他的人生第三個轉折點。經過范仲淹的反復推薦，胡瑗被任命為國子監(jiān)直講，專門掌管太學的教育。仁宗慶歷四年（1044）之前，宋朝最高教育機構國子監(jiān)，只接受七品以上官員的子孫在太學聽講，而八品及以下官員子孫與庶民則在四門學聽習。范仲淹實行慶歷新政，教育改革作為其中一部分，為了能讓更多的士子接受國家的高等教育，慶歷四年（1044）四月，朝廷決定將太學從國子監(jiān)剝離出來，升格為獨立的學校。
胡瑗自己曾是一介布衣，一位七次落榜的生員現(xiàn)在要去管理太學，并給學子上課，不經歷一些挫折顯然是不可能的。起初，對于初來乍到的胡瑗，太學生們并不信服。于是胡瑗請來了他的兩名已經入仕為官的學生盛僑和顧臨來幫他協(xié)同管理，并請孫覺來給學子們講說《孟子》，局面這才稍有好轉。一天，胡瑗坐堂給學生們講解《周易》，“音韻高朗，指意明白，眾方大服”。在胡瑗到太學之前，太學的招生多年都不能滿額，仁宗皇祐三年（1051）還一度將生員定額從二百減到一百。胡瑗到來之后，士人從四面八方趕來聽課，致使太學都無法容納，不得不占用旁邊的步軍官署用以擴大校舍。胡瑗授課時，聽講的除了太學生，還經常有大批的校外士子，最多時一次多達千余人，盛況空前。到仁宗嘉祐元年（1056），太學有在籍學生三四百人，比四年前胡瑗沒來時增加了兩三倍，可見胡瑗的教學法對士子具有強大的吸引力。
清《帝鑒圖說》彩繪本《天章詔見》。該圖講述宋仁宗在皇家圖書館天章閣召見大臣，咨詢時政闕失，請眾臣暢所欲言。（法國國家圖書館藏）
還是這一年，胡瑗又被任命為天章閣侍講，專為皇帝講授經史，但是歐陽修建議，胡瑗最好還是能繼續(xù)兼管太學，不然由于失去一位優(yōu)秀的教師，太學的學生可能會流失。為了能繼續(xù)保持太學良好的學習局面，仁宗答應了這個請求。
湖州道場山胡瑗墓
仁宗嘉祐三年（1058），胡瑗經仁宗皇帝欽準，領太常博士銜赴杭州長子胡志康任所療養(yǎng)離京。“東歸之日，太學之諸生與朝廷賢士大夫送之東門，執(zhí)弟子禮，路人皆嘆以為榮”。仁宗嘉祐四年（1059），胡瑗病逝，謚號“文昭”，葬于湖州何山。一代教育大家在中國教育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但是他的教育理念并未因他的離去而消散，相反，他的一眾詵詵子弟都在延續(xù)他的理念和經學思想。湖州州學雖幾易教授，但由胡瑗始形成的學風一以貫之。1072年，胡瑗弟子孫覺知湖州，上疏請建先師安定書院，神宗下詔有司建祠并春秋致祭同孔廟，按《宋元學案》神宗題贊先生像曰：“先生之道，得孔、孟之宗，先生之教，行蘇、湖之中。師任而尊，如泰山屹峙于諸峰，法嚴而信，如四時迭運于無窮。辟居太學，動四方欣慕，不遠千里而翕從，召入天章，輔先帝日侍，啟沃萬言而納忠。經易治事，以適士用。禮義定樂，以迪朕躬。敦尚本實，還隆古之淳風，倡明正道，開來學之顓蒙。載瞻載仰，誰不思公。誠斯文之模范，為后世之欽崇！”祠建于州學偏右，有祠堂三間，繪塑胡瑗像，前廳為明善堂，東西有經義、治事二齋。胡瑗“明體達用”的教育思想在湖州一直延續(xù)到今天，現(xiàn)在的湖州師范學院也以此作為校訓。
前文所述，因胡瑗的到來，湖州州學領風氣之先，這是其一。其二，就是張方平在《湖州新建州學記》中記載的“設附立小學于東南隅”，建州學的同時附立小學，這是最早見于歷史記載的官辦小學記錄。而官方規(guī)定州縣必須設立小學一直要到徽宗崇寧元年（1102）八月蔡京上言“州縣學并置小學，十歲以上皆聽入學”以后，湖州官辦小學的設立比官方整整早了63年。雖然蔡京在歷史上一直被賦予奸臣的定位，但是他和徽宗在北宋中后期制定的一系列教育政策，對宋代乃至今后中國教育的發(fā)展更多的還是具有積極作用。蔡京也不曾想到，徽宗崇寧元年（1102）他建議廢科舉取士，推三舍升補法，讓湖州歸安的一位賈姓小學子從此走上了一條近乎現(xiàn)代的高考登科之路，一舉成為國家高級公務員。這條路怎么走，有多難呢，他會碰到哪些人物，遇到什么問題，我們下篇再講。
責任編輯：近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