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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馬一浮先生是我國“現(xiàn)代儒學三圣之一”，如果說熊十力先生是哲學家，梁漱溟先生是思想家，那么馬一浮先生可以說是經(jīng)學家。我認為，馬一浮先生把“國學”定義為“六藝之學”的提法應為我們研究“國學”者所重視。



　　馬一浮先生是我國“現(xiàn)代儒學三圣之一”，如果說熊十力先生是哲學家，梁漱溟先生是思想家，那么馬一浮先生可以說是經(jīng)學家?！敖?jīng)學家”與“經(jīng)學史家”不同，“經(jīng)學史家”可以是學術(shù)大師，而“經(jīng)學家”不僅是“學術(shù)大師”，而且是“思想理論大師”，馬一浮先生的思想是建立在“六藝之學”基礎上的一套思想理論體系。馬先生在《泰和宜山會語·對畢業(yè)諸生演詞》中說：“國家生命所系，實系于文化，而文化根本則在思想。從見聞得來的是知識，由自己體究，能將各種知識融會貫通，成立一個體系，名為思想?！边@段話說明思想體系的建立對國家命脈多么重要。《馬一浮全集》的出版為我們提供了研究馬一浮學術(shù)思想體系可靠的權(quán)威性文本，可謂意義重大。


　　（一）


　　當前，中華民族正處在偉大的民族復興的過程之中，民族的復興必須有民族文化復興的支撐。因此，上個世紀末在我國出現(xiàn)了復興中華民族傳統(tǒng)文化的“國學熱”。然而“國學”作為一種學術(shù)文化應如何定義，則是眾說紛紜。有的學者認為，“國學”即中國傳統(tǒng)文化，這或失之太寬，蓋凡人創(chuàng)造的均可屬文化；有的學者認為，“國學”即儒學，這又似失之太窄，因中國一向以儒釋道三家并稱；或謂“國學”即儒、釋、道三家之思想文化之合稱，這或并未究其源頭。我想，各種對“國學”的定義也許都有其可取之處，可并存而不相悖，這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問題。不過我認為，馬一浮先生把“國學”定義為“六藝之學”的提法應為我們研究“國學”者所重視。


　　德國哲學家卡爾·雅斯貝爾斯（1883－1969）在《歷史的起源與目標》中說：“直至今日，人類一直靠軸心期所產(chǎn)生、思考和創(chuàng)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飛躍都回顧這一時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自那以后，情況就是這樣。軸心期潛力的蘇醒和對軸心期潛力的回憶，或曰復興，總是提供了精神力量。對這一開端的復歸是中國、印度和西方不斷發(fā)生的事情?！边@段話的意思是說，各種有悠久歷史文化傳統(tǒng)的民族，在它們的每次重大的歷史轉(zhuǎn)折點時，往往要回顧（回憶）自己文化的原點，以得到“精神力量”。這種情況，在歷史上并不少見，如歐洲自14、15世紀的文藝復興就是要回到古希臘；印度在爭取民族獨立時就提出要用繼承其婆羅門教的印度教為立國之本；在我國經(jīng)受了幾百年的印度佛教文化的沖擊之后，宋朝的學術(shù)界提出了“出入佛老，反諸六經(jīng)”。那么，在近兩百年中華文化受到西方文化的嚴重沖擊之后，我們是不是會有一“出入西學，返諸六經(jīng)”的文化復興的新時期呢？我認為，應該是肯定會有的。因此，馬一浮先生“國學者，六藝之學也”的提法應受到特別重視。馬先生說：“現(xiàn)在要講國學，第一須楷定國學名義?！e此一名，該攝諸學，唯六藝足以當之。六藝者，即是《詩》、《書》、《禮》、《樂》、《易》、《春秋》也。此是孔子之教，吾國二千余年來普遍承認一切學術(shù)之原皆出于此，其余都是六藝之支流。故六藝可以該攝諸學，諸學不能該攝六藝。今楷定國學者，即六藝之學，用此代表一切固有學術(shù)，廣大精微，無所不備?！保ā短┖鸵松綍Z·楷定國學名義》）這里我們注意到馬先生用“楷定”說“國學名義”，而不用“確定”說“國學名義”，頗有深義。他說：“學問，天下之公，言確定則似不可移易，不許他人更立異義，近于自專。今言楷定，則仁智各見，不妨各人自立范圍，疑則一任別參，不能強人以必信也?！鄙w學術(shù)文化最忌“定于一尊”，而以“百家爭鳴”為好。馬先生之學術(shù)成就，正因其有海納百川之胸懷，博通中西古今之造詣，而為世所重。馬先生提出“六藝”是“孔子之教”，蓋因孔子儒學是自覺地傳承著夏、商、周三代學術(shù)文化，而夏、商、周三代學術(shù)文化盡在六藝之中。在《泰和宜山會語·論六藝該攝一切學術(shù)》的“六藝統(tǒng)四部”一節(jié)中，馬先生把“經(jīng)部”分為“宗經(jīng)論”和“釋經(jīng)論”二部，此二部皆為儒家典籍及其所傳承“六藝”之發(fā)揮。這就是說，“六藝之學”乃孔子儒學之源頭，而其后儒學皆源于此，每代在傳承中而發(fā)揮之，并在其間又吸收其它文化以營養(yǎng)之。馬先生不贊同“諸子出于王官之說”，但他認為諸子中之重要的流派如儒、墨、名、法、道等實皆出于“六藝”。他認為：“不通六藝，不名為儒，此不待言?！贝酥^傳承“六藝”全體者為儒家，所以他在《因Chinese-Renaissance society印書議》（《馬一浮集》第二冊雜著其它的附錄）中說：“竊謂群籍皆統(tǒng)于六藝。……儒者以六藝為宗本。諸子亦原出于六藝，各得其一端。”在《復性書院簡章》中說：“書院以綜貫經(jīng)術(shù)、講明義理為教，一切學術(shù)該攝于六藝，凡諸子、史部、文學研究皆以諸經(jīng)統(tǒng)之?！边@是由于“六藝”為中國學術(shù)文化之源頭，其后任何學說均不可能與此源頭無關，故馬先生之論點無可疑議。不僅如此，外來學術(shù)文化傳入中國，其能在中國站住腳也是因為它和中國學術(shù)文化必可相通，所以在《馬一浮集》中多處講到儒佛相通。說：“儒佛等是間名，心性人所同具，古來達德，莫不始于知性，終于盡性?！保ā跺┥想s著·答吳希之》）又在《太極圖說贅言》中認為《禮記·禮運》之“太一”、《易》之“太極”，“猶佛氏所謂一真法界”。《釋人大業(yè)大時大義大》和《釋器大道大》兩節(jié)之附語均討論儒佛可相通。當然有處也言及儒佛有同也有異，如《童蒙箴》和《希言》皆比較儒佛之同異，但仍可看到馬先生思想之一貫，認為六藝之學在根本上可該攝佛理。蓋思想成體系則必有一貫之宗旨，必有所立高遠堅定之信念，故于馬先生《泰和會語·引端》可見其思想體系之宗旨、之信念，如謂治國學“不是零碎斷片的知識，是有體系的”，“應知道本一貫，故當見其全體”；“信吾國古先哲道理之博大精微”，信吾國先哲道理能“使全人類能相生相養(yǎng)而不致有爭奪相殺之事”。信念必高遠堅定，思想必成體系而一貫，此是馬先生告誡治國學之要點。


　　馬先生認為國學（即六藝之學）為我國最古老之學術(shù)文化之源頭，每個有悠久歷史的民族都有其學術(shù)文化之源頭，如長江必有發(fā)源地，其在歷史的長河中逐漸擴大，如長江到四川則有嘉陵江匯入，流入湖北則有漢江之流入，流入上海則有黃浦江匯入，終歸入大海。所以馬先生說：“世界無盡，眾生無盡，圣人之愿力亦無有盡。人類未來之生命方長，歷史經(jīng)過之時間尚短，天地之道只是個‘至誠無息’，圣人之道只是個‘純亦不已’，往者過，來者續(xù)，本無一息之停。此理決不會中斷，人心決定是同然?！保ā短┖蜁Z·論西來學術(shù)亦統(tǒng)于六藝》）蓋人類社會自古以來就遇到如何生存與發(fā)展之問題，這些問題究其根本就在于人類在遇到時如何應對，而應對之方有多種，其最合理、最實在則在人心之選擇，此實在各民族學術(shù)文化源頭已涵蘊之，此“即吾人自所具有之義理”，“義理雖為人心所具有，不致思則不得，故學原于思”，蓋因一切道理，一切德性，皆在為一心所具有，當代代開發(fā)之。因此，我們應對學術(shù)文化之源頭（六藝之學）不斷適時思考，以推進學術(shù)文化之“日新”，此乃千古不易之真理。因此，馬先生所說的“六藝該攝一切學術(shù)”是就其根源，應適時開發(fā)，日日新，又日新。所以馬一浮先生說：“六藝之道是前進的，決不是倒退的，均勿誤為開倒車；是日新的，決不是腐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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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民族的學術(shù)文化往往會因其所處之環(huán)境不同而在經(jīng)驗層面上有所不同，故而形成其特殊表現(xiàn)形式。然同為人類，在其理性層面則總會有其深層之同，而其同者即是有著“普世價值”的意義。作為中國學術(shù)文化之源頭的“六藝之學”，其中必有“普世價值”意義之因素，正如作為西方學術(shù)文化之源的希臘學術(shù)文化中也有“普世價值”意義之因素。任何民族的學術(shù)文化都是在其特定的歷史環(huán)境下形成的，都是有著特殊意義的文化，而學術(shù)文化的“普世價值”往往是寓于其“特殊價值”之中。既然學術(shù)文化之“普世價值”往往寓于特殊價值之中，就此意義，正如馬先生所說：“六藝不唯統(tǒng)攝中土一切學術(shù)，亦可統(tǒng)攝現(xiàn)在西來一切學術(shù)?！鄙w因“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也。因此，我中華民族理所當然地在自身學術(shù)文化中尋求有益于人類社會生活的“普世價值”意義的因素，這并不妨礙其它民族可由自身文化中尋求其學術(shù)文化的“普世價值”意義的因素，古云：“道并行不相悖”也。故馬先生說：“道一而己，因有得失，故有同異，同者得之，異者失之。《易》曰：‘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睽而知其類，異而知其通，夫何隔礙之有？克實言之，全部人類之心靈，其所表現(xiàn)者不能離乎六藝也；全部人類之生活，其所演變者不能外乎六藝也。故曰：‘道外無事，事外無道’。”（《泰和會語·論西來學術(shù)亦統(tǒng)于六藝》）馬先生的這段話有以下三層意思：第一，就全人類社會看，雖分成多種不同的民族學術(shù)文化傳統(tǒng)，但所有不同傳統(tǒng)的文化在根本的道理上說是一致的。全人類社會應有的根本道理是什么？馬先生認為就是“本然之善”、“性德之真”。此“本然之善”、“性德之真”乃人性所具有，“六藝之道”就是要把此人性所具有的“本然之善”、“性德之真”開發(fā)出來，使“全人類能相生相養(yǎng)”的“天下大同”世界得以實現(xiàn)；第二，“道”（全人類社會的根本道理）對任何民族說都是“本然之善”、“性德之真”，所以是一致的，但各民族的學術(shù)文化中既有符合“道”的部分，也有不符合“道”的部分；符合“道”的可以說就掌握了全人類社會共同的根本道理，不符合“道”的則是背離了全人類社會共同的根本道理。如馬先生所說：“因其心智有明有昧，故見之行事有得有失。”因此，我們考察不同民族的學術(shù)文化總可以發(fā)現(xiàn)其有相同的，在看到表面上有所不同之處時應注意到其深層上的相通點；第三，為什么可以說“六藝”可統(tǒng)攝現(xiàn)在西來一切學術(shù)？馬先生認為從根本上說“六藝”乃“人類之心靈”的體現(xiàn)，他說：“學者須知六藝本是吾人性分內(nèi)所具的事，不是圣人旋安排出來。吾人性量本來廣大，性德本來具足，故六藝之道即是此性德中自然流出的，性外無道也?！保ā短┖蜁Z·論六藝統(tǒng)攝于一心》）其實一切道理本自在人心，只是待你觸事而開發(fā)。朱熹說：仁者，“在天則坱然生物之心，在人則溫然愛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貫四端者也?！保ā吨熳游募と收f》第十三卷）“天道”生生不息，以“仁”為心，“天”有使萬物良好地生長發(fā)育的功能，故“人道”也應效法“天”要愛護一切，這是因為“天人一體”，“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程氏遺書》）。蓋“人”得“天之精髓”而為“人”，故人生當在實現(xiàn)“天”之“坱然生物之心”，而有“溫然愛人利物之心”，天心人心實為一心。人生之意義就在體證“天道”，人生之價值就在成就“天命”。故馬先生說：“六藝之道即是此性德中自然流出的，性外無道也。從來說性德者，舉一全該則曰仁，開而為二則為仁知（智）、為仁義；開而為三則知（智）、仁、勇；開而為四則為仁、義、禮、知（智）；開而為五則加信而為五常；開而為六則并知（智）、仁、圣、義、中、和而為六德，就其真實無妄言之，則曰‘至誠’；就其理之至極言之，則曰‘至善’?！保ā短┖蜁Z·論六藝統(tǒng)攝于一心》）這一段話可以說是馬一浮先生對“六藝”根本思想之系統(tǒng)的闡述，亦即是他思想所追求真、善、美體系的集中說明，蓋一切學術(shù)文化不外是追求真、善、美的。我國學術(shù)源頭之“六藝”實是夏、商、周三代之結(jié)晶，是我國生民的生活經(jīng)驗之積累，經(jīng)過三代諸圣賢明君的提煉而形成理論體系，馬先生把此體系清楚明白地概括出令人易于理解的體系，實是一大功德。雖然我國的“六藝”之道從其基本精神上說可以統(tǒng)攝西來學術(shù)，但同樣有悠久歷史文化傳統(tǒng)民族的學說亦可有統(tǒng)攝其它民族學術(shù)文化的功能，如印度學術(shù)文化傳統(tǒng)、西方學術(shù)文化傳統(tǒng)、古波斯學術(shù)文化傳統(tǒng)等等，我們對他們的學術(shù)文化傳統(tǒng)也要同樣的尊重。為此，馬先生特別要我們注意：“今日欲弘六藝之道，并不是狹義的保存國粹，單獨地發(fā)揮自己民族精神而止?！保ā短┖蜁Z·論西來學術(shù)亦統(tǒng)于六藝》）處在今日全球化時代，學術(shù)文化發(fā)展的多元化趨勢已不可逆轉(zhuǎn)，因此在傳承我國故有學術(shù)文化的同時，必須尊重其它民族的學術(shù)文化，必須善于吸收其它民族文化之優(yōu)長，這樣我們才可以和其它各民族、各國家共同創(chuàng)造人類所理想的“天下大同”世界。


　?。ū疚氖菧唤橄壬鸀榧磳⒊霭娴摹恶R一浮全集》所撰序言，本報有刪節(jié)，題目為編者所撰）

                                  來源：中華讀書報2012年07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