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納德·杰普奈克什·維迪亞】不治之癥與轉型體驗
不治之癥與轉型體驗
作者：安納德·杰普奈克什·維迪亞 著 吳萬偉 譯
來源：譯者授權儒家網(wǎng)發(f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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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論述了人生在世的短暫以及作者被診斷患上不治之癥后所經(jīng)歷的轉型體驗。
在2023年2月出版的《自殺倫理學》中，我考察了父親的疾病，并從康德的義務論、密爾的功利主義和（Jain）宗教傳統(tǒng)的視角思考自殺倫理學問題。父親患有脊髓小腦共濟失調(diào)癥，這使得他遭遇運動障礙，幾乎不可能走路。此外，他還處于老年癡呆癥晚期，這使其難以記事，根本享受不到飲食的樂趣，基本生活功能喪失，完全沒有辦法自己照顧自己。雖然面臨各種困難，但他的求生意志十分強烈。他經(jīng)常向我指出，在他與小腦共濟失調(diào)癥和老年癡呆癥的斗爭中，他已經(jīng)戰(zhàn)勝了我母親死于癌癥給他的打擊，做了兩次癌癥手術，也熬過了新冠疫情。他說，促使他繼續(xù)活下來的是他從家人的相處中得到的快樂，渴望看到唯一的孫子成長為醫(yī)生。
在前一篇專欄文章中，我設想了自己若處于在父親的狀況，是否可能因為沒有能力按自己的欲望行動而選擇終結自己的生命。但是，我也清楚表明，我不敢肯定會采取什么方式了結殘生，因為我還沒有到父親這樣的狀況或其他類似狀況，我的設想僅僅是一種猜測，并沒有多大參考意義。
但是，情況發(fā)生了改變?，F(xiàn)在，我被診斷為胃癌晚期。統(tǒng)計學數(shù)據(jù)說，我再繼續(xù)活五年的幾率只有6%。而且胃癌已經(jīng)引發(fā)兩次中風。我生活在腸道-大腦悖論（gut-brain paradox）中。如果治療中風，可能引發(fā)胃出血。而如果治療胃癌，將大大增加中風的幾率。我的兩次中風已經(jīng)損害了左手的功能?，F(xiàn)在，我正在進行積極的腫瘤治療。醫(yī)生說，如果不治療癌癥，我可能再活兩個月，這中間不會有多少不適，但此后，痛苦就會越來越嚴重。
每當記者把麥克風舉到剛剛從還在燃燒的家中解救出來的人眼前，詢問“你能告訴我現(xiàn)在感覺如何嗎？”我總是感到非常惱火，覺得這種問題特別刺耳。哎呀，你覺得他們的感覺是什么樣的？這就是說，本文不是談論我被診斷出患上不治之癥的感覺。感覺很重要，有人可能說沒有什么比這更加重要了，不過，這不是本文的核心重點。
現(xiàn)在出現(xiàn)了難以回避的問題：對我來說，最重要的是什么？我該怎么辦？我不能用“隨后再說”為借口決定扔掉這些問題。時間并沒有站在我這一邊，當然，由此產(chǎn)生的部分問題與我希望在未來過的生活的質量有關。我們自然能夠區(qū)分三種事情，活著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擁有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潛能，擁有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手段和條件。
有人活著，也有能力做他們想做之事。如果他們想獨自出去散步，就出去散步了。有人活著，也有做他們想做之事的潛能，但沒有想做之事所需要的手段和條件。他們在身體上有能力滿世界旅游，但沒有足夠多的金錢。接著是有些人擁有經(jīng)濟手段做他們想做的幾乎任何事，但缺乏做大部分事的體力或心智。非常清楚的是，當人們患上不治之癥后在思考他們想過哪一種生活時，他們在選擇如何度過剩余的時間，最重要之事包括死亡之前還有多長時間、身體機能的潛能、和經(jīng)濟手段。但是，除此之外，還有道德問題。
比如，在我患癌癥期間，我有一些時間、經(jīng)濟手段和身體機能來收養(yǎng)一個孩子。這是在疾病被診斷出來之前我一直就有的夙愿。但是，我應該詢問：明明知道幾年之后，兒子就將失去父親，我這樣做道德嗎？一方面，我似乎給了這個當下無家可歸的孤兒很多好處。另一方面，我可能給這個本來就遭受沒有穩(wěn)定家庭之苦的孩子帶來更多傷害。選擇如何度過余生與選擇如何度過自己的人生并沒有多大本質上的區(qū)別。道德問題無處不在。
陳秀珠（Rebecca Chan）很好地描述了勞瑞·保羅（Laurie Paul）的“轉型體驗”立場。有關保羅的轉型體驗觀點是，從認識論的和個人的角度來看，那是給人帶來根本性轉變的體驗。一個人的轉型體驗若從認識論角度看是他們獲得“體驗究竟什么樣”的知識，這種知識是他們?nèi)魺o這個體驗就根本無法獲得的。比如，第一次感受到愛---無論是浪漫的愛情還是對寵物的愛---這是真正知道愛是什么樣的唯一的方法。當人們感受到了愛，此人的個人生活就會發(fā)生轉變，如施動者特征、核心偏愛、人生目標、與世界打交道的方式等等都會有變化。雖然這些個人轉型或許是因為認識論體驗引起的，但也可能來自作為新體驗結果的認識論轉型。能夠帶來認識論和個人特征變化的戀愛體驗就是轉型體驗。
伊文·湯普森（Evan Thompson）認為，死亡是終極性轉型體驗。他這樣說并不是指處于死亡的狀態(tài)。他的意思應該是瀕臨死亡的整個過程，其最高潮是個人生命的終結。他認為，從認識論角度看死亡之所以具有轉型體驗特征是因為你根本不知道死亡究竟什么樣，除非你親身體驗了瀕臨死亡的過程，該體驗能夠讓你以全新的方式明白很多事。他也認為，從個人角度看死亡之所以也具有轉型體驗特征是因為它改變了你體驗自我的方式，這些是在變化發(fā)生之前你并沒有充分掌握的東西。他說，與其他任何轉型體驗都不同，死亡是終極性體驗，不僅在于其終極性、必然性、和涵蓋一切，而且在于它具有根本性意義。
我贊同保羅的觀點，我們用“轉型體驗”這個術語抓住了一種非常有趣的哲學現(xiàn)象的含義。我也贊同湯普森的觀點，死亡是一種獨特和有趣的轉型體驗。但是，我對死亡的轉型體驗途徑與這兩位存在細微差異，與保羅的差異體現(xiàn)在“轉型體驗”的定義上，與湯普森的差異體現(xiàn)在如何將死亡置于轉型體驗的特定位置。
與保羅和湯普森相反，在我的途徑中，我們需要將焦點集中在逐漸明白即將到來的體驗與體驗本身的差異。這兩者都有轉型改造的潛力。比如，當你即將成為孩子家長時，這個知識和事實本身都具有轉型改造的潛力，當你最終有了孩子，那也是轉型性的。逐漸認識到的未來體驗讓你準備好重新評價當家長意味著什么，同時并沒有讓你沉浸在養(yǎng)孩子的辛苦體驗中。逐漸認識到的未來體驗與失敗是一致的，這個方式在體驗中并不存在。你逐漸認識到---在非真實性的“知識”描述基礎上---你將成為父母，但是，此后比如你流產(chǎn)了。你逐漸明白你患上了不治之癥，只剩一年的壽命，但是，隨后你的死亡可能提前或者推后。
我的觀點是，得知患上不治之癥之所以是一種有趣的轉型體驗是因為得知身患不治之癥是一種完全徹底的轉型體驗。相反，得知懷孕常常意味著孩子隨后就要來到這個世界上，雖然并非總是如此。它也是可重復的體驗。你知道你要孩子，再生一個孩子，然后重復這個體驗。你知道身患癌癥，你知道自己要死了，但是，當你死了，就沒有辦法去再死一次了。在沒有來世的死亡描述中，死亡不是體驗，因為主體僅僅存在于死亡之前，最多只是部分體驗死亡過程，但他不可能在體驗死亡之后還繼續(xù)存在。人們必須與之共存的是身患不治之癥的知識而不是死亡。是生活在明明知道死亡即將來臨之中的這個認知成為知識改造人的結構框架。
在我的觀點中，不治之癥的時間維度處于核心位置。我們都是要死的，因此，在某種意義上，我們總是生活在這樣一個背景知識之中---死亡將以數(shù)不清的方式隨時到來。得知身患不治之癥的終極性并不能打破這些基本事實。人們可能在周一上午逐漸明白他們身患不治之癥，六個月之后即將死去，但是，在周一下午離開醫(yī)院的時候撞上了公交車。得知身患不治之癥對人的轉型改造并非因為打破了背景知識，而是在于將背景知識推向前臺，因為它呼喚人們?nèi)シ此甲约旱娜松こ?。得知身患不治之癥與轉型體驗的個人特征緊密相關。我們從第三人稱視角都知道，我們都要在某個時候死掉，我們只是不知道什么時候死而已。我們都合理地相信，那些比我們年長的人可能比我們先死。但是，這種第三人稱視角的知識不可能讓我們置于和自己的死亡親密接觸的關系中。不治之癥的終極性給予我們即刻的、親身經(jīng)歷即將到來的死亡事件的現(xiàn)象學體驗。如果涉及到臨終體驗，這種終極性知識就具有了深刻的轉型改造潛能。
我的朋友維克多·派恩達（Victor Pineda）經(jīng)營一個根據(jù)他的名字命名的基金會，與人合作起名“賦能的世界”。維克多患有四型遺傳性眼科疾病（collagenopathy type 4）。他是小時候就有這個毛病。我們一起上高中，是30多年的老交情和好朋友了。維克多是個鼓舞人心的人。雖然一直被困在輪椅之中，需要呼吸機幫助呼吸，但他擁有無限的能量和創(chuàng)造力。他的簡歷令人欽佩和敬仰。八年前，在對其職業(yè)生涯和人際關系進行一番反思之后，他開始拍攝一部電影，焦點集中在如下問題上：值得過的人生是什么樣？得知身患不治之癥也引發(fā)這個問題，因為人們暫時與剩余時間建立起一種親密的關系。2016年，我們在泰姬陵附近見面討論他的電影和他準備采取的方向。任何創(chuàng)造性工程都要經(jīng)歷很多次修改。看到維克多如何通過該工程來改變其對此問題的反思令人不勝震驚。他探索人生價值的電影的核心并沒有發(fā)生真正改變。從其深度的個人和哲學探索中誕生的東西是人們能對此問題的種種回答的深刻理解。作為任教25年的哲學教授，我能很容易地說，最偉大的哲學突破之一是看到這個問題存在著更多種類的答案，遠比人們最初想象的多得多。
正如我們能夠調(diào)查我們渴望在剩余的日子里過什么質量的生活那樣，我們也能夠詢問現(xiàn)有生活還值得我們承受痛苦到什么時候？在某種意義上，所有生活都是在受苦，因為人生無常，至少在佛教徒看來都是如此。我們能夠詢問：什么樣的痛苦是值得我們?nèi)コ惺艿模慨斘覀冊儐柺裁礃拥纳钪档眠^時，我們需要超越個人層面的思考。父親清楚思考過這個問題，什么痛苦值得承受的問題是由他在為誰活著的那個人來回答的，也就是他的家人和孫子。他的生活基本不能自理的痛苦是他必須承受的痛苦，因為他是在為家人活著。活著的價值不是來自活著本身而是來自他強烈認同的那個群體，來自他獲得人生意義的人群。對于很多人來說，存在問題的答案不是活著的內(nèi)容而是為誰而活。在與維克多的交談中，我逐漸看到了如何回答人生價值問題的這個維度的重要意義：什么樣的人生值得過？我贊同為誰而活是確定什么樣的人生值得過的核心。雖然家人給我巨大的支持，我深深地愛著他們，但是，在我看來，為誰而活的范圍更廣泛，包括了那些和我擁有共同目標、價值觀和歷史的人。
得知我身患不治之癥并沒有讓我早先有關自殺的思考變得更清晰，也沒有讓我更堅定地承諾于將自殺作為我生活之路的組成部分。對我來說很清楚的是，我更愿意在世時沒有那么多痛苦，擁有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同時能夠使用自己的心智。我們不清楚的是，我能夠忍受多少痛苦和缺乏生活自理能力的困境，抱著希望萬一有可能恢復自理能力，或者找到新生存方式。維克多常常指出，技術能夠帶來解放，能夠為被世界遺忘者賦能。在不久的將來，或許可以在大腦里植入一塊兒芯片，幫助那些因中風癱瘓而喪失部分身體機能的人?；蛟S，我的妻子能夢想成真，我們將在很多年之后一起死去，最好死在火星上。
得知我身患不治之癥而讓我看得更清楚的是，我沒有了時間來完成自己想進行的種種課題，這成為一種轉型體驗。比如我必須決定我想在現(xiàn)有時間內(nèi)完成什么樣的哲學任務。表達這個想法的方法之一是：我更喜歡讓哪種自我持續(xù)存在？那個想寫出《論認證》---將印度哲學和分析哲學認識論結合起來的專著的那個自我，還是想寫出《道德關切的范圍》的那個自我，專門探討非人類生命的道德權利和人工智能的道德權利結合起來的問題？
第一個課題談及我的目標，通過引入印度認識論的一個概念讓印度哲學與分析哲學對話，這個概念位于非事實的辯護和事實知識之間。這個概念被置于西方認識論中沒有的認識論結構之內(nèi)，它能夠影響在當今全球化的、跨文化的、多學科背景下探索認識論的方式。我的課題靈感來自印度哲學新正理學派（the Navya-Nyāya school）的14世紀創(chuàng)始人甘吉沙（Ga?ge?a）。我相信正理派傳統(tǒng)著作能夠為當今認識論提供很多東西。我發(fā)現(xiàn)有關認證概念的有趣之處在于在知道和被認定為知道之間存在差異，知道是因為主體可通過認知來滿足某些客觀的心智-世界關系，被認定知道是因為主體在社會交流背景下滿足某些客觀的心智-世界關系，被認定為知者的議題是引起爭議的。在我看來，這個區(qū)分對于診斷應用認識論的很多問題都非常重要，對于重新思考認識論中的根本性區(qū)別也十分重要，正如維特根斯坦在其《論確定性》中做的那樣。
第二個課題談及我批判性地質疑感覺主義（sentientism）的欲望---對于道德立場和情感生活來說，現(xiàn)象意識和情感意識是否必要的問題。西方和東方的很多哲學家發(fā)現(xiàn)感覺主義是該問題的最根本回答：內(nèi)在的道德立場是什么？人們能夠在耆那教哲學（Jaina philosophy）和大衛(wèi)·查爾默斯（David Chalmers）的著作中發(fā)現(xiàn)這種觀點。雖然我贊同這是擺到桌面上的最有說服力的答案。我發(fā)現(xiàn)它常常被呈現(xiàn)出來，不做任何批判性反思。我對非人生命和新出現(xiàn)的人工智能模式的研究已經(jīng)激發(fā)了我探索下面這個問題的興趣，即被綁在滿足生存目標上而不是基本綁在現(xiàn)象意識上的計算智慧是不是道德立場的基礎?，F(xiàn)象意識和情感意識是有程度差異的屬性，談及為何某件事比另外一件事更重要，但是并不涉及為何某件事具有內(nèi)在道德立場。簡單地說，我感興趣的是這樣的主張，即某些東西能夠成為無意識的福利主體。
我不確定我在這些課題中的觀點將在深刻的哲學中終結，但是，我這些課題的動機從哲學上說是誠實的。雖然如此，現(xiàn)在或許到了焦點集中在個人課題和智慧追求之外的成就上的時候了。比如，和妻子一起去巴塔哥尼亞高原（Patagonia）或者沿著約翰繆爾步道（John Muir Trail）穿行（由荒野探險者約翰·謬爾得名，它從優(yōu)山美地峽谷（Yosemite Valley）中的半穹峰（Half Dome）山腳，延伸到海拔4400多米的惠特尼峰（Mount Whitney）山頂，通過安塞爾·亞當斯荒野，紅杉國家公園，國王峽谷國家公園，全長約356公里。由北至南而行，穿越整個步道約需3個星期。---譯注）？人們?nèi)绾卧谶@些事上做決定？
不治之癥的時間維度是非常明顯和重要的。人們還剩多少時間對于他們能完成什么具有重要意義。這里存在著的一種緊迫性既不會因為工作得更快而減弱，也不會因為工作得更頻繁而減弱。因為緊迫性關乎的是終極結果，根本沒有進一步修改和限制存在空間。
作者簡介：
安納德·杰普奈克什·維迪亞（Anand Jayprakash Vaidya），圣何塞州立大學（San Jose State University）哲學教授和比較哲學研究中心主任。研究興趣包括批判性思維、認識論、從跨文化視角和跨學科視角研究心靈哲學。
譯自：Terminal Illness and Transformative Experience by Anand Jayprakash Vaidya
Terminal Illness and Transformative Experience - The Philosophers' Magazine (philosophersmag.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