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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器碑》及其刊定

作者：杜志勇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2024年1月5日

《禮器碑》在漢代碑刻當中十分特殊。此碑石面規(guī)整、形制有度，與他碑無異。如若走近細看，就會發(fā)現(xiàn)碑石四面全部刻滿文字，碑陽、碑陰、碑側(cè)內(nèi)容安插緊湊，簡直密不透風。這樣敬惜片石，在中國歷代石刻中都堪為“節(jié)儉刻石”的榜樣。

《禮器碑》本事

《禮器碑》無額無題首，稱謂甚夥，有《魯相韓勑造孔廟禮器碑》《韓明府修孔廟碑》《韓勑禮器碑》《韓勑碑》之說，此碑四面皆刻，隸書，高173厘米、寬78.5厘米、厚20厘米。碑陽十六行，滿行三十六字；碑陰上下分為三列，各十七行；左側(cè)上三列，各四行；右側(cè)四列，各四行。此碑原在山東曲阜孔廟東廡，后移入孔府西倉漢魏碑刻陳列館。

《禮器碑》碑文主要講述東漢桓帝永壽年間，魯相韓勑繼承魯國尊孔傳統(tǒng)，免除孔子母親顏氏、妻子并官氏在魯國后裔的徭役賦稅，修飾孔廟，增置禮器車輿。吏民百姓感念其功，捐資刻石。韓勑追述因孔子之母顏徵養(yǎng)育孔子之功，免除居住在魯親里的顏氏、安樂里的孔子妻子并官氏族人后裔的徭役賦稅，以彰顯對孔子的尊崇之心。韓勑尊孔推及其親的舉措，筆者并未見到之前的文獻記載，僅見孔子嫡系每代封一人為褒成侯的記錄（詳見《乙瑛碑》）。

“元嘉三年三月丙子朔廿七日壬寅……為孔子廟置百石卒史一人，掌領禮器?！保ā兑溢罚?53年，桓帝下令在魯國孔廟設立百石卒史，管理禮器。人員設置好了，接下來就該查漏補缺、整理孔廟內(nèi)務了。“君于是造立禮器，樂之音符，鐘磬瑟鼓，雷洗觴觚，爵鹿柤梪，籩柉禁壺，修飾宅廟，更作二輿，朝車威熹?！钡?56年，魯相韓勑完成了對孔廟建筑的修葺整刷、禮器的增補、車輿的添置。從制度（設褒成侯、百石卒史，免顏氏、并官氏后裔繇發(fā)）到具體禮器都已完備，全面構(gòu)建了尊孔的氛圍。另外，這當中值得注意的是上書請求設置百石卒史的是魯相乙瑛，等153年3月皇帝詔命下來，接旨的成了魯相平。156年刻的《禮器碑》里歌頌的魯相又變成了韓勑。魯相作為孔廟的直接領導，其貢獻孔廟皆刊石記錄。但三四年間出現(xiàn)了三位魯相，相繼為管理人民之官，此職人員流轉(zhuǎn)過于頻繁，說明魯國政局可能存在一些問題。

關于韓勑的記載，除《禮器碑》外，或還有一碑。洪適的《隸釋》言此碑立于威宗永壽三年（157），此碑陰與《禮器碑》碑陰列數(shù)不同，可以肯定是兩塊碑。并且，從洪適把碑陽、碑陰分別著錄于《隸釋》《隸續(xù)》來看，他看到的不是原石，而應該是先后得到的拓本。后來朱彝尊在《曝書亭金石文字跋尾》里也提到這塊碑，所言沒有超出洪適記錄，大概轉(zhuǎn)錄而已。

《禮器碑》的刊定

據(jù)筆者所見漢碑拓本，《禮器碑》將捐款者姓名及捐資數(shù)額等信息鐫于碑上，在存世漢碑中當屬首見，或許這是吏民“眾籌”刻碑的開端。并且此碑確立了碑陽刻正文，碑陰及碑側(cè)刊捐款人信息的通例（關于《禮器碑》碑陽亦刊捐款者信息的問題，下文解釋說明）。影響所至，如其后出現(xiàn)的《曹全碑》《張遷碑》比比皆是?！抖Y器碑》首創(chuàng)之功，不可磨滅?；蛟S正由于此舉，才引起了此后漢碑刊刻數(shù)量的激增?！抖Y器碑》刊捐款人的動因不外乎鼓勵大家資助，作為回報，名隨石存。這種新穎的留名方式得到了吏民的積極響應，也就不難理解《禮器碑》題名呈現(xiàn)出的滿滿當當、見縫插針的樣子了，這種爆發(fā)式題名也是絕無僅有的。

通觀《禮器碑》整拓，不管是碑陽，還是碑陰、碑側(cè)，給人的感覺就是密不通風。碑面絕少留白，顯得緊緊巴巴。矗立在孔廟、記載嚴肅之事的碑，怎么會刻成這個樣子？細觀《禮器碑》可發(fā)現(xiàn)一些緣由。《禮器碑》碑陽文字體勻稱，疏朗有致。末尾捐款人信息部分，與碑文不同，字大小有變化，因其在最末兩行半，對碑陽整體影響不大；碑陰上下分為三列，字體情況大體與碑陽相似；碑左側(cè)未見界格，但字體安排從容如碑陽、碑陰，上下三列，因未有界格規(guī)范，行與行之間出現(xiàn)參差錯落，字之大小稍有別；碑右側(cè)亦未見界格，上下分為四列，字體雖仍沉穩(wěn)，但明顯較碑陽、碑陰及左側(cè)為小?？赐赀@四部分，我們能明顯感覺到書丹者的書寫順序應是碑陽、碑陰、左側(cè)、右側(cè)。

說到這里，似乎沒什么問題了，但我們細觀四幅拓本，竟然發(fā)現(xiàn)了“闖入者”存在！所謂“闖入者”是指那些打破碑面正常行款設計的文字，這樣的文字在碑陽、碑陰及兩側(cè)皆有存在。碑陽最后兩行半所刊為捐款者信息，行款很亂，既不是碑陰的上下三列，也非碑側(cè)的三列或四列。并且，突破碑面上預設的界格，出現(xiàn)了兩格刻三字的情況。很明顯這是界格文字刊刻完畢，利用空白再行刊刻的結(jié)果。這也足以證明碑陽本來沒有刊刻捐款人信息的計劃，碑陽只刊正文，碑陰刊資助者信息?，F(xiàn)在呈現(xiàn)的結(jié)果只能說明碑陰及兩側(cè)不能容納這些信息，才使得它們跑到碑陽與正文并列。由此，我們大體可以還原《禮器碑》當時寫刻的情景：書丹者先寫碑陽正文和碑陰界格內(nèi)部分，書寫至此，灑脫自然，字體大小一致。然后是碑的左側(cè)，接下來是右側(cè)。這兩部分越寫越緊湊，只有一個解釋，就是像碑陽、碑陰那樣疏朗，寫不開了，只能擠一擠。即使寫手刻工盡力節(jié)約空間，但字體法度仍存。等把碑兩側(cè)也寫滿了，才發(fā)現(xiàn)還有捐款者名字沒有寫上，沒辦法，只能到碑陰尋找空間，就出現(xiàn)了我們看到的碑陰第一行“遼西陽樂張普?堅二百”、第十四行“故薛令河內(nèi)溫朱熊伯珎五百”、第十五行“故豫州從事蕃加進子高”等“闖入”的小字。等把碑陰塞滿了，仍舊還沒刻完，只能把碑陽正文剩余的兩行半空間用上了。至此，《禮器碑》刻完了，所呈現(xiàn)出來的寫刻順序不像上面推測那么簡單，全程應該是：碑陽→碑陰→左側(cè)→右側(cè)→碑陰（補入）→碑陽（補入）。這種事出現(xiàn)在打有界格碑石上，看上去過于“離譜”，若把鼓勵吏民捐款刻碑的背景考慮進來，就容易理解了。資助者的捐款行為是一個陸陸續(xù)續(xù)的過程，可能一直持續(xù)到刊碑結(jié)束也未可知。應該說《禮器碑》呈現(xiàn)出來的面貌，是事前計劃（因刊刻字數(shù)打界格）與因時變化（刻碑過程中不斷有資助者捐款）的完美結(jié)合。值得注意的是，我們常見的《禮器碑》影印本多為剪裱本，前后順序是碑陽、碑陰、右側(cè)、左側(cè)，與原碑刊刻的順序應該是不同的。

（師徒訪碑）

《禮器碑》比《乙瑛碑》在時間上晚了三年，雖然在記錄內(nèi)容上有連貫性，但在隸書書法上卻呈現(xiàn)出不同面貌，《禮器碑》要精進很多，成為名副其實的“漢隸第一”“隸書極則”。正如楊守敬所言：“漢隸如《開通褒斜道》《楊君石門頌》之類，以性情勝者也；《景君》《魯峻》《封龍山》之類，以形質(zhì)勝者也；兼之者惟推此碑。要而論之，寓奇險于平正，寓疏秀于嚴密，所以難也?！薄抖Y器碑》的書寫者隸書功力很深，再加上前面所說的寫刻背景，書寫者在界格內(nèi)、碑兩側(cè)、插空處的不同考慮就呈現(xiàn)出此碑風貌的多樣性。而這種多樣性，也有極大的可能暗示著《禮器碑》出自不同書家的手筆，或者最后“闖入”的捐助者名字，干脆就是刻工鐵筆所為。

《禮器碑》刻成之后，歷代著錄頗多。酈道元《水經(jīng)注》最早言及此碑，宋代以來金石書籍莫不著錄。但目前我們能確定的最早《禮器碑》拓本為明初拓本，實際上，觀摩臨習此碑，最好能以剪裱本為基礎，參以整紙拓本。剪裱本方便展觀，究察細部，整紙拓本表現(xiàn)整體氣象，傳達書寫者、刊刻者在不同情況下的書寫刊刻面貌。二者相參，方能深入理解此碑。

注：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藝術學項目“中國古代石刻刻工考錄”（19BF077）階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

杜志勇，1978年生，河北衡水人，河北師范大學文學院副教授。主要關注領域為先秦兩漢文學、古典目錄學、石刻文獻。

責任編輯：近復